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19:48:05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比重上来看，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占社会保险基金的90％以上，如1996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610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578亿元。据统计，199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50．06亿元，支出836．47亿元，当年结余113．59亿元，历年滚动结余429．8亿元。从基金的运用来看，银行存款251．6亿元，占58．54％；购买国家债券90。5亿元，占16．58％，动用59．4亿元，占13．83%。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1．76多亿元，支出1031．87多亿元，历年滚动结余578．56亿元。1997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1337．9亿元，支出1251．3亿元，当年结余86．6亿元，历年滚动结余675．25亿元。从对社会保障实行部分积累的基金模式改革以来，资金积累逐年增多，养老保险基金如今已成为一笔巨大的资金，它的投资运用状况不仅决定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进行下去，而且可以影响我国的基本建设及资本市场。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1991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BureauofSocialSecurity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ofSocial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到底选择何种利益分配方式，比例或固定收益的确定为多少取决于二者的博弈过程、供求状况以及人的类型。在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是惟一确定的，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产生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人，则最终的委托一合同的制定会有利于所有人，会形成接近五五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为40的合同。在人财务公开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比例分成是委托人与人分享剩余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社基局(人)是风险中性的，无论劳社部(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固定收益是有效的办法。在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也是接受了固定收益的办法，商业银行的固定收益表现为事先约定的贷款利息。通过固定收益的委托一后，基金所有人成功地转嫁了风险，人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此时人极其努力地工作是最优的。对于委托人，尽管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分割和部分转让从静态上看使其利益受损，但这较之委托人自理基金的经营业务，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从动态上看，由于人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其积极性提高了，运用其专业投资技术，可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使委托人获得高于自理时的收益。
当然，由于社基局在运用养者保险基金进行投资时，也需要对巨大风险进行控制和转嫁，保险市场，尤其是长期寿险市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社基局可以通过购买再保险或购买长期寿险保单的办法向商业保险市场转嫁风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基本管理结构如图3。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机构，赋予关键的机构如社基局以相应的权利，仍是基本前提。试想，如果作为人的社基局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干预力量，其目标函数中W对X的影响太大，以致于随机变量无法被界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满足英里斯(Mirrless)的基本前提，使得社基局的努力与收益x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滑，有效的约束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比重上来看，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占社会保险基金的90％以上，如1996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610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578亿元。据统计，199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50．06亿元，支出836．47亿元，当年结余113．59亿元，历年滚动结余429．8亿元。从基金的运用来看，银行存款251．6亿元，占58．54％；购买国家债券90。5亿元，占16．58％，动用59．4亿元，占13．83%。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1．76多亿元，支出1031．87多亿元，历年滚动结余578．56亿元。1997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1337．9亿元，支出1251．3亿元，当年结余86．6亿元，历年滚动结余675．25亿元。从对社会保障实行部分积累的基金模式改革以来，资金积累逐年增多，养老保险基金如今已成为一笔巨大的资金，它的投资运用状况不仅决定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进行下去，而且可以影响我国的基本建设及资本市场。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1991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BureauofSocialSecurity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ofSocial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到底选择何种利益分配方式，比例或固定收益的确定为多少取决于二者的博弈过程、供求状况以及人的类型。在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是惟一确定的，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产生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人，则最终的委托一合同的制定会有利于所有人，会形成接近五五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为40的合同。在人财务公开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比例分成是委托人与人分享剩余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社基局(人)是风险中性的，无论劳社部(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固定收益是有效的办法。在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也是接受了固定收益的办法，商业银行的固定收益表现为事先约定的贷款利息。通过固定收益的委托一后，基金所有人成功地转嫁了风险，人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此时人极其努力地工作是最优的。对于委托人，尽管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分割和部分转让从静态上看使其利益受损，但这较之委托人自理基金的经营业务，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从动态上看，由于人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其积极性提高了，运用其专业投资技术，可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使委托人获得高于自理时的收益。
当然，由于社基局在运用养者保险基金进行投资时，也需要对巨大风险进行控制和转嫁，保险市场，尤其是长期寿险市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社基局可以通过购买再保险或购买长期寿险保单的办法向商业保险市场转嫁风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基本管理结构如图3。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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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利率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对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尽管寿险行业重回增长通道，行业转型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但保险股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一直不温不火。投资者不禁产生疑问：保险股为何如此纠结？
由于受到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自从2011年开始，中国寿险行业经历了三年多的调整，终于在2014年重新回到了增长通道。2014年全年和2015年上半年，行业保费增速分别为18.1%和23%，此前2011-2013年行业保费增速的平均值仅为1%。除了保费增长外，主要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新业务价值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招商证券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在政策助力和保险产品吸引力大大增强的背景下，行业保费在2020年前维持在15%以上的复合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新业务价值稳中有升
2014年之前的三年，由于受到理财产品利率飙升和资本市场低迷的双重影响，尽管在保险公司自己看来，保险产品分红回报率已经不低，但相比其他金融产品而言，其回报率仍不高，相对吸引力不足，这导致2011年寿险保费增速首次同比下滑9%。在经过三年调整后，寿险保费增速重新恢复到15%以上的高速增长平台，对正处于行业转型大背景下的寿险行业而言，实属不易。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主流的寿险产品为储蓄型，保障比例不高，因此极易受到理财产品的冲击。2011年，市场上各类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一度超过6%，较保险产品不足4%的回报高出200多个基点，导致保险产品销售困难，退保增加。而进入2014年下半后，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使得理财产品收益率与万能险回报率之差的平均值下降至100个基点以内，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这使得保险产品相对于理财产品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也有利于寿险产品的销售。
根据过往的经验，理财产品与万能险结算率之差为考量保费能否较好增长的领先指标，当这一差值在100个基点之内时，寿险保费增速在20%以上。目前，这一差值又重新回到了100个基点以内，未来随着中国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这一差值还有继续缩小的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可预期未来几年寿险保费还会有良好的增长。
2010年之后，保险行业都在提倡回归保障本源，这体现在保险产品上的优势就是其不可替代性显现。在人身险费率改革完成、寿险公司产品策略调整以及居民保障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寿险保障型产品销售大幅增长，寿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强，这使得保险产品不可替代性较以往明显加强，也为保险行业整体新业务价值的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5年上半年，寿险行业新业务价值增速创2010年来新高，就是一个明证。
在保费增速重新回到15%以上的高增速，同时保障型产品占比逐渐增加的背景下， 2015年主要寿险公司的新业务价值增长均超过30%，为2010年以来的最优水平，寿险公司新业务边际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格局。预期未来几年，寿险公司将出现价值增长超过规模增长的良好局面。
经过3年多的调整，在个险渠道恢复增长和银保渠道对新业务价值拖累边际降低的前提下，各主要寿险公司新业务价值增速显著回升，并于2015年上半年创出2010年以来的新高，其中，中国人寿、中国太保的新业务价值增长均超过30%，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的新业务价值更是增长40%。
在保障型产品逐渐完成费改后，主流保障型产品一般都降价15%左右，这增强了保障型产品的吸引力。另外，由于2011年以来保险行业受到理财产品的冲击，使得从监管部门到保险公司深感回归保障的重要性，因此，多数保险公司加大了对保障型产品的销售力度，使得保障型产品保费收入占比逐渐提升，寿险公司产品的组合优化更为明显。
由于产品结构的改善，寿险公司新业务边际呈现稳中有升的格局。如新华、国寿、太保、平安按照标准保费测算的新业务边际分别由2010年的18.8%、25%、29.6%和31.3%上升至2014年的33.2%、34.7%、45.9%和33%。目前，这一向好趋势仍在延续。
个险银保渠道两重天
2011年以来，寿险产品销售困难导致营销员收入下降，营销员队伍增长困难。随着理财产品收益率与保险产品回报率之差逐渐缩小，行业个险渠道重新回到良好的增长格局，人收入也随着产能增长出现稳定增长的势头，这使得人数量开始出现久违的正增长。
回顾当初行业调整的2011年，由于保险产品销售难度加大，个险渠道人增长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局面。2013年上半年，国寿、新华和太保整体人数较年初均出现下滑，显示了人增长的行业性低迷。就行业整体来看，多数保险公司都不可避免碰到了增员困难的窘境，而过去“高举高打”销售模式又难以持续。
分公司来看，平安由于综合金融的优势使得人收入来源多样化，从而基本维持住人数的稳健增长。进入2014年，随着保费增速的日渐回升，人也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15年上半年，上市寿险公司人数较年初上涨超过20%。8月中旬，保监会取消了人资格考试的要求，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下，预计2016年和2017年保险行业人数将保持在年均5% -10%的增速。
总体来看，随着2014年行业环境的渐渐改善，主要寿险公司人产能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保险人素质在此轮调整中获得最大的提升。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上半年，新华人总数下滑约5%，但是其绩优人数从2.5万名增长至4.2万名，人产能从2011年上半年的4000元提升至2015年上半年的5200元，人素质的大幅提升为公司总体产能和保费收入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一直处在下行趋势中的银保渠道也开始触底回升。相比个险渠道，银保在上轮保险行业调整中受到的冲击更大。由于银行保险的保障程度更低，其与理财产品的可替代性强，导致银保渠道产品的销售大幅下滑，而且退保非常严重。在上轮冲击中，上市寿险公司多采取主动收缩其银保业务的策略，仅将银保渠道作为维持现金流和规模的一个渠道而已，这导致了该渠道新业务价值的急剧萎缩，新业务增长边际也大幅下滑。
如今，随着保险行业的整体复苏，银保渠道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未来起对新业务价值的贡献将逐步转正。不过，由于银行渠道资金成本上升，银保产品的边际大幅下滑。以国寿和新华为例，其按照首年保费计算的新业务边际分别下滑40%和60%左右。国寿银保业务边际基本触底，目前稳定在1.5%左右;新华保险银保渠道业务边际2015年上半年依然大幅下滑，但是从2016年开始极有可能企稳回升，主要是因为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持续下降，将大幅缓解银行渠道面临竞争的压力，因此，银保渠道的资金成本有望下降。
尽管如此，银保渠道对寿险业新业务价值的贡献量仍在大幅下降。经过三年的调整，主要寿险公司银保渠道对新业务价值贡献大幅下滑。新华保险2013年银保渠道对新业务价值的贡献为16.5%，到2015年上半年，这一数据下降至3.25%。
利率下行的远虑近忧
由于A股的剧烈波动，加之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基本放开和中国流动性宽松的货币环境，导致债券市场中长期收益率逐渐下行。对保险行业而言，保费端已无大虞，目前市场对保险公司的忧虑多在投资端。投资者一方面担心短期A股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担忧长期利率下行对保险公司利差和估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招商证券认为，由于杠杆风险的释放，短期内A股已经企稳回升，A股对寿险公司股价拖累的风险在三季报之后已经基本得到释放。从中长期来看，虽然中长期收益率在下行，但是中国寿险公司投资收益率仍将维持在4.5%以上。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寿险公司已经充分反映了中长期收益率下行的风险。由于中国保险业资金成本在3.5%左右，而且在利率下行周期中，保险公司都会在提高保证回报率问题上保持谨慎，因此，寿险业出现利差损危机的概率并不高。
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国寿险公司的资产配置能力已有较大提升，这从资产配置结构的优化上可见一斑。从20世纪90年代高息时的以存款为主，到21世纪初以存款、债券为主，逐渐过渡到目前的固定收益加权益类资产的配置。随着投资渠道的逐步放开，寿险公司的资产配置将越来越多元化，这有利于险资投资收益率的提升和风险分散。总体来看，过往10年，保险公司净投资收益率逐步提升，目前已触及10年新高。
回顾历史，2000年以来，寿险公司的资产配置显著优化，净投资收益率提升明显。以平安为例，2003年，平安的存款配置比例高达50%，债权配置比例达43.7%;到2015年上半年，其存款配置比例下降至15%左右，债券的配置比例基本保持不变。而平安权益类资产和另类固定收益类投资上升到 15%和18.5%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固定收益类投资配置的多样化（信托、理财债权计划等）显著提升了其净投资收益率，收益率中枢从2006年的4%左右上升至2014年底的5.2%。总体来看，上市保险公司的净投资收益率由2006年的4%左右上升至目前5%左右，投资收益率显著改善。
固定收益类资产多元化稳步提升净投资收益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总投资收益率的增长。虽然2015年以来，由于净投资收益率的大幅上行，加之A股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上涨，上市寿险公司年化总投资收益率在2015年上半年均超过7.5%。但是从2007-2015年这个期间来看，上市寿险公司的总投资收益率均值仍在5%左右。
由于监管部门强力清理场外配资，A股在经过近10个月暴涨之后于2015年6月底进入了深幅调整（最高幅度达到40%左右）。A股的大幅调整使得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水平和偿付能力均出现明显下降，进而影响其估值以及股价表现。9月底，A股场外高杠杆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场内杠杆也下降至流通市值的2.5%。短期来看，A股市场的企稳使得保险公司估值修复成为可能。
招商证券测算了A股波动对上市寿险公司的具体影响，按照半年报的数据，新华权益类资产（上市股票+基金）占比较高，约为15%左右，太保约在10%左右，平安和人寿权益类配置比例在11%-12%之间。虽然三季度债券价格有明显的上涨，但是由于债券价格波动性较小，对浮盈的贡献有限，实际上，A股市场的表现主导了保险公司三季度的投资表现。根据估算，A股10%的回调将使得寿险公司净资产下降 2.5% -3.1%，内含价值下降1.6%-2.0%，偿付能力下降7.4%-11.5%。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管理层将维持目前货币宽松格局不变，中国利率进入长期下行周期，未来仍存进一步降准降息的可能，这对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国债收益率上看，简均值（选取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由最高点的4.5%左右下滑至目前的3%左右，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长期来看，利率下行将为保险公司新增保费的拓展和到期资产的配置带来较大的难题，进而压低保险公司的内含价值。
由于保险公司的资产固定类配置存在重新定价的问题，因此，其净投资收益率下滑速度将远慢于利率下行的速度。按照平安和太保固定类资产期限结构的平均数据来看，目前约有44%以上的固定类投资久期为5年以上，约34%的固定类投资久期为1-5年，1年内到期的资产占比约为22%左右。如果我们假定 2016年到期资产和新增保费净投资收益率为4%，2017年之后为3.5%，寿险公司的净投资收益率将缓步下滑至2020的4%左右和2025年的3.6%左右。
综上分析，保险公司净投资收益率将缓步下行，五年内有可能性滑至3.8%左右，而纯寿险公司内含价值对投资收益率的敏感性更高。虽然由于精算方法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完全比较投资收益率下行对不同保险公司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依赖各公司给出的敏感性表大致了解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对投资收益率的敏感性水平。结果显示，在投资收益率假设下降50个基点的情况下，寿险公司的有效业务价值、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平均下降14%、18%和9%的;其中新华和国寿等纯寿险公司对投资收益率变化敏感性更高。
2005年至今，中国平安的净投资收益率和总投资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之差的均值分别为97个BP和180个BP，远低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隐形信用担保，导致保险公司无法获得合理的信用利差。未来随着刚性兑付局面被打破，保险公司将获得合理的信用利差水平，净投资收益率和总投资收益率相对于国债收益率的价差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从2005年至今，由于中国经济总体处于快速增长期，国债收益率均值水平在3.2%左右，2008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管理层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国债收益率平均值下降至1.9%左右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假定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均值下降至1.9%左右，如果保险公司净投资收益率能获得与日本相当的净投资收益率利差，那么中国保险公司净投资收益率有望维持在3.5%左右。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化定价，内部收益率率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114-06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产品的更高层级，既能够产生社会收益又能够产生个人收益，社会和个人对硕士研究生教育都有需求。社会出于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希望社会成员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其对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价格需求弹性很小，因此社会需求对硕士研究生教育价格――学费的影响并不敏感。另一方面，个人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则是出于接受更高层次教育以获取未来更高收益的目的。其对硕士研究生教育学费的支出，相当于放弃了当期的消费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期望这种投资行为能带来更高的个人收益。因此，只有在放弃当期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小于或等于未来收益给个人带来的效用情况下，个人才会进行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所以个人对硕士研究生学费的接受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其接受研究生教育后的收入水平。
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我国不同行业间和区域间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5月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工资省际间最高相差2.13倍，行业间最高相差5倍。这就意味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其工资性收入会因其进入地区或者从事行业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费长期受成本分担思想约束，使得我国高校不同学校、专业间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并不大，这就造成了我国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学费成本相差无几，而未来收益却差异较大的局面，结果形成了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各个专业之间冷热不均，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制约了硕士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本文将硕士研究生教育视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将影响该项投资未来收益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后，通过一个案例来测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并将之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进行对比，从而为高校根据本校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就业去向测算不同专业内部收益率，并据此为学费差异化定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简述
关于学费这个概念，通常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指受教育者向学校或教育机构交纳的培养费。《如教育大辞典》指出，学费是指受教育者向学校或教育举办者交纳的培养费[1]。另外一种观点以教育成本为基础，认为应该按照合理的比例划分，由学生及其家庭承担的部分支出。学费是“学生及其家庭按规定必须向学校交纳的基本学习费用。学费主要是用于补偿学校支付的高等教育成本中，按照合理的分摊比例，应由学生及其家庭承担的那部分支出”[2]。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家庭或者个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此理论始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首先阐述了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和补偿[3]。他认为，高等教育的获益者不仅是政府和社会，个人和家庭是最重要最直接的获益人。受教育者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而获得了高于他人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那部分收益，应该由家庭或其本人承担那部分成本。其实，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思想最初来自于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后来此方法应用于对教育的投资分析，而反映教育收益率水平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内部收益率[4]。教育内部收益率是对一个人因增加接受某级教育而得到的未来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其最初的目的是测度教育的收益能否补偿教育的成本，通过对教育的成本现值与收益现值进行计算和比较，用以判断是否对某级教育做出投资[5]。
关于研究生阶段收费的必要性，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比如，实行收费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而且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需要增加经费投入，收费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6-7]。在此共识基础上，国内学者就研究生学费的定价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迁指出，在确定收费标准时，必须划分出梯度和层次[8]。研究生教育的产品属性、学位类型、培养成本、教育质量、劳动力市场需求、工作补偿和地区经济差异等都是定价时需要考虑的因素[9]。而且有研究测算得出影响研究生收费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是生均成本、地区经济差异、办学水平、专业差异、未来需求和国家投入，BP神经网络方法测算出的权重系数分别为1.2、0.9、0.8、0.4、0.26、0.24[10]。此外，不同专业和学科类型的研究生项目进行差异化收费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大量的研究都认为，应考虑不同学校、学科和专业及毕业后的经济收益，按照市场公平、投入与产出相关的原则制定标准，不能够“一刀切”[11]。比如，针对不同学科专业、层次、地域要确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对史、哲及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或者基础性长线专业，应采取保护性资助措施，甚至可以对一些基础学科免收学费，以吸引优秀生源；而对专业学位或者应用性质的学科专业，如MBA、MPA、工程硕士等应遵循市场机制，其学费价格可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调节[12-13]。
总之，从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学费问题的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异化收费，只是在学费定价主体和定价机制上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指出，高等教育的定价主体应为政府，且政府应该采用获利原则对不同学校和专业实施差异性定价；另一部分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由市场定价，高等教育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就我国来看，高等教育市场并未形成，市场主体缺乏定价意识和能力，更无从谈及这一市场的社会福利最优化问题。所以，本文认为应该采取基于获利原则――特别是从内部收益率的视角来对硕士研究生学费进行定价。
而且，国内学者遵循获利原则对硕士研究生学费定价的文章，受数据可得性影响，绝大多数是关于定价原则和影响因素的讨论，并没有实际定价策略的定量分析；或者是采用平均意义上的数据进行探讨，其数据选择方式和计算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当前行业间和区域间工资差异大的特点，对高校进行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化定价的启发性不大。因此，本文利用岳昌君（2004）的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综合考虑区域、行业、性别、岗位等因素对硕士毕业生未来收入水平的影响，计算出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并将该内部收益率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给出具体的定价策略，以作为高校进行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化定价的依据[14]。
三、根据内部收益率法进行差异化定价
内部收益率法可以更为直接地反映项目投资成本变化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本文将硕士研究生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学费则是这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成本。采用内部收益率法，将建立起学费与硕士研究生教育收益率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为高校提供一个更加具有操作性的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化定价方法。
（一）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模型构建
根据后面的调查数据，我们这里假设2005年有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其22岁。如果其同年接受两年制硕士研究生教育，将于2007年24岁硕士研究生毕业。如果我们假设60岁为退休年龄，则根据内部收益率法，有如下公式：
上式左端为该名同学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后，在未来工作中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现值；右端第一项为硕士研究生学费的现值，即这项投资的会计成本，第二项为若该名同学没有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而是直接以本科毕业生身份工作所获的工资性收入现值，即为这项投资的机会成本。其中Yi代表该名同学以硕士研究生身份就业后历年的工资性收入，Xi代表该名同学以本科生身份就业后历年的工资性收入，r代表该名同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1）式中的9.88%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计算的我国居民自2008-2013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平均值，用以代表该名同学未来年均收入增长水平。
（二）硕士研究生预期收入现值与机会成本现值
本文采用岳昌君（2004）的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对2007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的1694个数据样本进行测算，用以计算受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职业性质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收益率差异，并据此推算出工资差异。这一方法对当前我国行业和区域工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高校根据本校不同专业毕业生因就业去向不同而造成的未来工资性收益差别，进行差异化学费定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设立两方程如下：
其中，INC为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SCH为受教育年限，EXP为工作年限，EXP2为工作年限的平方项，EDUi和bi分别代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基准变量为小学，SCH*DUMk表示教育变量SCH与虚拟变量DUMk的交互项；各类分类的基准分类为女性、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工人；ek表示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性别、地区、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职业性质间的差别。
根据方程（2）经计算得本科生教育程度回归系数是0.6765，硕士研究生教育程度回归系数是0.8816。根据公式RREi=[exp（bi）-1]/di，得出本科生年教育收益率为：9.69%，硕士研究生年教育收益率为：11.78%。其中，bi代表回归方程（2）的回归系数，di代表第i级教育程度与小学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之差。研究生di取12年，本科生di取10年。
下一步，按照前面的假设，对该名同学进行硕士研究生预期收入现值与机会成本的现值估计。假设该名同学毕业后进入京津沪广的事业单位从事办事员工作。根据方程（3）得出用于测算该名硕士研究生未来年收入的参数如表1所示；若该名同学以本科生身份进入京津沪广的事业单位从事办事员工作，根据方程（3）得出用于测算该名同学读研的机会成本参数如表2所示。
将该名同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年未来工资收入额、机会成本，以及2007年我国硕士研究生学费12000元，代入方程（1）中，得出该名同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为10%。如表3所示，根据样本数据可以估计得到，在我国西部地区、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一位女性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237元。而这里的学费数据是根据2007年全国60所211大学硕士研究生学费计算而得的平均数。
最后，结合2007年我国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来看，该名同学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后，其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内部收益率高于当年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1个百分点。假设这名同学的情况代表是某一专业的平均水平，则表明接受这一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所获得的收益率较高，而这必然引起考生出于对未来更高收益的要求报考这一专业，相应的高校也会因为该专业的报考人数较多，而开设该专业或者强化该专业固有优势，以便获得更多的学费收益。若高校仅是出于通过强化该专业固有优势以扩大招生规模，进行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话，这对于高校形成自身优势特色专业，为社会提供更优秀的专业人才是有好处的。但是高校若出于为了获取更多的学费收益目的，在自身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开设这一专业，不但会影响本校原有优势学科专业的建设，造成有限教育资源错配，还会使得这一专业人才培养良莠不齐，反而不利于这一专业的发展。
四、讨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当前我国研究生学费定价策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次从高等教育内部收益率的视角，揭示了我国研究生学费差异化定价策略。我们的研究发现，根据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测算不同高校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并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形成不同专业学费差异化定价是可行且必要的。同时，内部收益率法的使用使得学费定价主体能够更为方便地通过学费变化，调整不同专业的内部收益率，有助于缓解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冷热不均的现状，有助于形成我国高校更为科学合理的优势学科布局。
研究认为，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的专业，应参照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从增加教育成本角度适度提高学费水平，降低这一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从而减少报考该专业的人数，这样一来既可以增加拥有该优势专业高校的办学热情，更加专注于优势专业的人才培养；又可以使不具有该专业办学条件的高校，因为报考这一专业的人数下降，而降低其开设这一专业的热情，这有利于该专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通过前面分析和讨论，我们发现利用内部收益率法测算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并将之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比较，就能为高校提供一种较为简便的实行硕士研究生差异化学费定价的方法。进一步的，就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与社会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关系，为政府在硕士研究生学费定价主体和定价机制提出建议如下三点明确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的专业，政府应该将学费定价权部分交予高校，允许其根据人才市场薪酬水平以及自身专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定价。这样能够使高校办学拥有更多的教育经费支持，促使高校将教育资源配置到本校强势学科之上，有助于高校优秀学科的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创新人才，也有助于适度缓解我国当前因为硕士研究生学费差异较小，造成的专业选择冷热不均的情况。同时，政府还应该提高对这些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助贷水平，保证其不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而放弃学业。
第二，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低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的专业，政府应该对那些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专业进行补贴，降低这些专业发展所需资金对学费的依赖程度，从降低这些专业硕士研究生自己支付教育成本的角度，提高其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同时，政府还应该适度增加奖学金额度，增强这类专业学生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动力，从获得收益的角度提高教育内部收益率，尽量使得这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与社会平均内部收益率持平。
第三，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经常围绕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波动的专业，政府应该允许用人单位资金进入公办高等教育机构。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不稳定的原因在于这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行业或企业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而这将会造成高水平专业人力资本闲置或者企业用人成本偏高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这一专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允许用人企业资金适度进入公办高校这类专业之中，实现订单式人力资源培养，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对这类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部收益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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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实证研究；二是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开展实证研究，西方早于中国，较中国而言更为成熟和系统。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1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教育先行理论已被广泛运用情况下，国内外对于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甚少。吴开俊、黄莹于2003年通过对1993年和1997年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额及生均经费状况的分析，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1]。姜春林、潘雄锋于2005年通过对1991
-2002年数据，分析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总量的关系，并建构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的二项式模型[2]。笔者曾在硕士论文《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一文中，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建立200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关系模型、财政收入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模型，探讨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财政收入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影响[3]。
2 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
2.1 西方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的实证研究历程 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源起于西奥多・W・舒尔茨，他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Y=F(K，AL，H)（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未经过教育的简单劳动力，H表示人力资本），并创立了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余数分析法，也称投资增量分析法，通过此办法，根据美国1929-195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期间美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3％，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完成了西方首次对教育经济收益的宏观定量分析[4]。1964年，加里・S・贝克尔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率计算公式，贝克尔还用具体数学计算和实证研究说明了高等教育收益率，同时也比较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5]。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卡罗普洛斯于1973年出版《教育收益国际比较》一书，通过对33个国家教育投资社会效益的研究，得出几个明显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现也基本被认同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教育投资政策和决策，具体如下[6]：①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也高于通常的银行利率。研究分析表明，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一般都超过10%，超过银行利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收益率。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为19.9%，高出物质投资收益率4-5个百分点。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③研究比较分析还发现，初等教育的收益率一般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根据33个国家比较：初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9.4%，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23.7%；中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3.5%，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6.3%；高等教育平均社会率为11.3%，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6%。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视为内生增长变量[7]。
2.2 中国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历程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即定量分析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刁培萼在他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中将教育力――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社会教育的水平等视为国力要素之一，并用此衡量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不同阶段的教育收益；赵人伟、李实研究了1988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以教育年限作为投资单位，教育的平均收益率是3.8%，即每增加1年的教育可提高个人收入3.8%，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2.7%、3.4%、3.9%、4.5%。陈晓宇、闵维方研究了199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按赵人伟等人同样的计算方法，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3%，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3.59%、4.19%、6.76%、4.67%、6.58%[6]。靳希斌（1997）年通过对1952-1978 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测算发现，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9%[8]。赖德胜（1998）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1995年中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其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73%，即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可增加5.73%，与1988年相比，中国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有明显提高。叶茂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教育生产函数，用以计量资本和初等教育以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层次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陈用芳、邢志平基于Panel Data 模型分析，通过以1997-2005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受教育人口比重每增加1%，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5012%[10]。巩海霞在其博士论文《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神经网络仿真法，以1990-2007年江苏省的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投入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家庭教育投入与政府教育投入比例为1.10时，可获得最大的地方生产总值[1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范明、邱敦元、黎野、文浩、李萍、孙绍荣等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总体而言，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早于我国，其不仅创立了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的研究模型，对全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收益率、各级教育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率国际比较中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国际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发展迅速，二十一世纪前的研究主要为对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模型建立的关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对象的范围的逐步扩大的特点。
3 结语
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的研究，任务艰巨，我们应立足于：围绕经济发展要求，合理确定全国及地方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标准；根据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分析，建立教育经费投入考核指标体系。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金额、结构、来源等的确定提供依据。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结构比较。首先，全面测算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考核经济发展效益，开展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优势与不足；其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对各层次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及不同来源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分析提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适度比例、结构及具体配置的政策。二是建立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动态监测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对教育经费投入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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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巩海霞.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09.
基金项目：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青年项目“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要素投入关系研究”（09BJLL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保险投资 资金运用 投资风险
一、研究背景
2009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却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从2009年起，保费收入逐年上涨，2010年全年保费收入14527.9亿元，较2009年又增长30.4%。截止今年4月，第一季度保费收入已达4717.1亿元，较去年一季度上涨1.6%。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资金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2011年，我国继续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银行利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银行信贷也进一步收紧，银行信贷投放量有所不足。如此大额的保险资金是否能够合理合规，并且高效的运用成为一个问题。最近5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保险公司打入我国市场，我国保险公司在压力下迅速发展。保险的各个功能得到大力发展，比如保险对其余金融业的补充功能，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承担一定的社会风险管理等功能。2010年8月31日，新《保险法》的实施，国家对保险资金的运用范围进一步的有所加宽，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过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偏低，稳定性差
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在我国一直很低。自2001年以来，除2007年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空前红火，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达到历史新高以外，其他年份投资收益率都较低，平均收益率不足7%。而某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都高于7%。据有关学者研究，当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大于7%的时候，保险公司才能正常运作。但由于我国的特殊经济背景，特别是得益于近五年我国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机动车保险为保费收入贡献颇多，所以低收益率并没有影响保险业的发展。但随着今年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渐凸显，相信机动车保险占大部分保费收入的格局终会改变。我国保险业亟待提高投资收益率并且保持收益的稳定性。我国保险投资收益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保险投资收益情况
2.投资结构不合理
由于保险行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各行各业，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在AIG公司的前车之鉴下，我国政府更加强调保险公司的投资安全性，所以占投资比例大多数的是低收益率的银行存款。就在统计局最近的五月CPI指数显示，CPI指数高达5.5%，大多数银行存款利率已然成为“负利率”。显而易见，银行存款不应该作为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式。相反，债券投资在西方保险发展历史上历来是主要的投资方式之一。作为保险业的鼻祖，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英国保险公司劳合社2010年最新数据显示，债券投资占该公司总投资的52%，其中寿险业账户占55%，财产保险账户占49%。其次，虽然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接近21年，但相比上百年的西方证券市场来说，不足之处太多，不尽完善的证券市场使得政府不敢将巨额的保险资金放手证券市场。但不得不说的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监管过于严厉，以至于保险资金缺乏灵活性。高回报率的项目不让做，低回报率的项目又不得不做，保险资金几近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3.保险投资行为短期化，资产负债不匹配
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多种多样，各种业务的期限差别很大，短到一小时的航空保险，长到20年的人身保险。保险公司应该将各种保费区别对待，分别投资，而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投资于短期项目。致使资金来源和投资渠道不相匹配。比如，寿险的资金来源一般比较稳定，这部分资金本应该投资于长期储蓄，国债，房地产等项目，但也被投资于短期项目。
4.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在我国，长期以来当提及保险业时，大家不由想到保险公司的唯一工作就是推销保险。这反应了我国保险公司历来将主要精力放在承保业务上，而对投资业务十分轻视。这样一来，许多优秀的投资人在保险公司无用武之地，从而造成了保险公司的投资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具有较高专业性、技术性的投资管理人才。保险投资与证券投资，银行投资不同的是，保险投资涉及的领域更多更广。所以，这对保险投资人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险投资人对每个行业都要了如指掌才能在投资市场上发现机会，把握良机，获得收益。
三、建议
保险公司应逐步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水平。合理运用资产负债混合配置的管理策略。在资产负债管理中，要注重“资产主导”和“负债主导”相结合。在资金的运用中，除了保证资金安全性，更要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者有机的结合。另外，只有不断思索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才能与国外保险公司缩小差距。保险公司还应结合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不要盲目模仿国外保险公司的投资模式。比如，当下保障房工程的建设资金短缺已经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一大难题，巨额的保险资金完全可以用于保障房的建设。这样不仅扩宽了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而且更是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可谓利国利民。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局年鉴2010.
[2]孟辉.保险资金运用问题研究,全国优秀硕士毕业论文,2010.
作者简介：傅伟力（1989-），男，汉族，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结构性理财产品 特点 风险
一、前言
通常意义上对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义,是按照对理财基金的特殊的投资运作方式为标准的,它是一种根据需要定制的金融投资,既投资于债券、股票等基础资产,又要投资于以相应基础资产为标的的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通过复杂多样的投资模式,以保证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超过居民定期存款的到期收益率。总而言之,它是将固定收益证券特征与衍生交易特征融为一体的新型金融产品。
目前我国市场上最火热的理财产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固定收益类、浮动收益类、保本浮动收益类。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是最早出现也是相对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财产品,按投资标的和产品设计不同分为信用联结型、票据债券类、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四种类型。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在股市活跃时应市场呼声而出,可以投资于信托贷款、新股申购、货币市场、股票基金等等方向。构成保本浮动类理财产品最庞大的队伍就是结构性理财产品,它与上述两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通过投资于以基础及产为标的的衍生金融工具规避了相应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成为最复杂多变的理财产品。
二、结构性理财成品的诞生动因
(一)银行规避资本金管制的要求
商业银行在经营自有业务时需要按监管当局规定的风险权重计算资产对应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常常会出现因为资本金约束而无法满足客户信贷需求或经营高盈利项目的情况,结构性理财产品和其他理财型产品一样同属于银行的中间业务,能够使银行在不增加或减少自有资产负债的条件下,即不占用或极少占有资本金条件下,满足客户的特别投资理财需求并获得手续费等收益,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二)规模化运作降低成本,便于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
结构性理财产品将众多投资者闲散资金聚集到一起,聘请专家进行专业化投资,由于规模巨大对投资方向和产品就有选择性,能够以批发价格进行交易,获取规模化收益。同时,结构性理财产品能够进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的自有特点,使其区别于其他理财产品,能够同时满足投资者和银行在自有资信不足或自有经营项目方向受限制的情况下涉足金融衍生市场的要求。
(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无论是投资债券、股票等基础资产,还是投资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都会在买卖过程中承担相应的印花税和手续费,这是实际发生的成本。投资前所做的信息搜集、数据处理、形势分析都会造成相应的决策成本,这是隐性的成本。万一信息掌握不充分或决策失误,也会带来选择其他资产获得收益的机会成本。而这些成本,在结构性理财产品专业化运作、规模化运作的情况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
三、结构性理财产品特点分析
(一)原理上近似于购买一个零息票债券的同时持有一个看涨期权多头
以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例,它是这样一类理财产品,其收益率可能与某只股票或某股票组合或股票指数相挂钩,挂钩标的资产的市场表现决定该产品的到期收益率。一般情况下,标的资产的市值越高,产品可以获得的收益也越高,当然这也要受到产品收益率设计的影响,有的产品就是观测期内标的资产表现越平常波动越小,收益越高。而同时,其本金得到全部或部分保护。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理财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时购买一个零息票债券和持有一个看涨期权的多头近似。零息票债券保证投资成本和无风险收益,看涨期权保证在支付相应期权费(理财费)条件下获得未来的一个权利,该权利帮助投资者实现价格上涨时获取收益价格下跌时成本为0的投资模式。对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价亦是按照这一原理,产品价值等于零息票债券价值与看涨期权价值之和(v=b+s),产品收益率等于1+min(k,max〔(st/st-1)θ,λ〕,其中,k表示保本型产品的最高收益率,st/st-1表示股票
收益率,θ表示参与率,即挂钩股票价格上升时,投资者可从股票收益率上涨中获得的分享比例。(st/st-1)θ就表示投资者从股票收益率上涨中获得的实际收益率。λ表示保本型产品的最低收益率,即保本率。λ等于0意味着完全保本,λ小于0意味着部分保本。
(二)一般挂钩的标的资产都要求有某种金融衍生工具相对应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就是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金融投资,这种投资的特征就是投资挂钩的基础资产的同时投资以相应基础资产为标的衍生金融工具,依据复杂的计算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原理,对全部或部分本金套期保值,最终暴露的风险头寸仅局限于运用市场资金成本与产品设计的最低收益之间的利息差异。这就要求,在挂钩的基础资产选择上,需要以是否存在对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为标准。目前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无法为发售产品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该类避险工具,现有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的主要标的资产依然局限于国外金融市场上的基础资产。
(三)投资收益率结构制定以大数法则为标准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率计算都只保证投资者获得市场在正常状态下的收益,是以大数法则为依据的,当市场由于遭受利好或利空信息冲击价格大幅震荡时,银行不对其收益进行保证。还是以花旗1年期人民币结构性投资帐户挂钩新华富时a50中国指数基金为例,其投资收益率计算方法如下: (1)5% + (50%×挂钩基金期末绝对表现):于产品期间,只要挂钩基金绝对表现从未大于20%,到期就可获得此投资收益率。 (2)5%:于产品期间,若曾有一个交易日挂钩基金绝对表现高于20%,但从未大于40%,则到期就可获得5%的到期投资收益率。 (3)0%:于产品期间,只要有过一个交易日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大于40%,则到期投资收益率为0%。 * 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即挂钩基金表现的绝对值 = 绝对值 ((挂钩基金观测值/挂钩基金初始水平-1) x 100%) 。可见只有在产品期间,挂钩基金的绝对表现,无论上涨还是下跌都不超过40%的情况下,投资者才能获得对应的收益,该产品是适应对象为熟悉香港股票市场并且认为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在产品观测期内不会大于40%的投资者。
(四)封闭式操作,赎回条款向多样性发展
由于投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结构性理财产品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可赎回的,即使设有投资者赎回条款也会规定特定的时间,同时需要支付赎回费用。如如东亚银行推出的“股票篮子挂钩保本投资产品”,其中就规定投资者可在交收日后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的第三个营业日向银行申请提前赎回投资金额,但银行要扣除相关手续费用和损失。但是,由于结构性理财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差异性的要求迫在眉睫,一些银行开始尝试改革某些产品设计条款,如赎回条款,以获得自身优势。
四、投资结构性理财产品需谨防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目前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挂钩标的资产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股指、利率、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等,而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收益又是与这些标的资产的市场表现相挂钩的,当市场萎靡不振或遭遇危机时,标的资产的走势就相应步入盘整或下跌区间,此时很难保证相应的预期到期收益。即当市场向不利的方向变动时,投资者将面临由于标的资产价格波动导致到期收益很小或为零的市场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一般来说,由于结构性理财产品操作复杂,都会选择封闭式运作,对投资者设定赎回限制。虽然这能够保证在封闭期内理财基金全仓位运作,但是不存在结构性理财产品二级流通市场的限制,又会使投资者不能像投资固定收益类债券、股票、交易型基金等其他投资工具时主动地买卖套现,进行主动性管理。因此,当投资者面临资金缺乏时,会遭遇到无法赎回或卖出手中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
五、总结
我国第一款结构性理财产品是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7月发行的挂钩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价幅累积产品,之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外资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纷繁的产品创新和复杂多变的产品设计将中国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市场推向全面的茁壮成长期。然而,国内投资者在这方面的知识仍然有所欠缺,与市场的接轨程度尚不充分。文章尝试从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义、产生、特征以及涉及风险四个方面简单论述该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希望能为提高投资者对结构
性理财产品的认知程度贡献一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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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字：企业年金；替代率；随机模拟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71-06
一、引言
自200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以来，各地企业年金计划蓬勃发展。截至2007年底，已有7000余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受益职工超过110万人，覆盖24%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基金总规模近160亿元。(注：www.spcsc.省略/renda/node6797/node6801/userobjectlai1474001,html。)规模越来越大的企业年金究竟能给员工退休后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保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年金替代率是衡量企业年金给付水平的重要参数。研究替代率水平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退休者养老金收入占退休前工资收入或占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适当比例，以确保退休前收入和退休后收入的均衡。替代率水平的高低受到若干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因素，在设定模型参数时需要根据其数据自身的性质来区别对待：对相对稳定的参数，可以用确定性方法，即假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或者直接用单一数值表示，但对那些具有非线性、非平稳、非对称性的参数，在计算时则需要考虑用随机模拟方法。
但是，当前学术界在对替代率水平进行测算研究时，对于这些参数取值大多仅限于确定性方法，即把影响替代率水平的因素都设定为确定的常数（刘昌平，2005；刘子兰，2007；邱东
等，1999；卢仿先 等，2006），并且取值大小也大体相同：或者根据行业经验数据取固定值，如生存概率和最高生存年龄；或者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取特定值，如退休年龄、缴费率、管理费率；或者根据统计数据取平均值，如工资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只有个别基于随机数值的研究（陈秉正 等，2004；郑婉仪 等，2003），如郑婉仪等（2003）针对投资收益率的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特征，通过设定年收益率的对数正态分布参数来预测各期的收益率。虽然确定性方法在计算上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是有些关键参数的赋值，如影响年金替代率水平的关键变量――年金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其数据性质具有明显的随机波动特征，用确定性方法取单一数值就极具不合理性，因为企业年金投资的主要对象是股票和债券等风险资产，投资收益率具有较大的年度不平衡性，其条件方差是时间的函数，是瞬时改变的，与正态分布相比具有明显的厚尾结构（李锋，2007）。这种参数在替代率测算中不能假定为正态分布，更不能假定为单一数值。因此，现有文献对年金替代率水平的研究，还缺乏客观性。
综上，在对年金替代率水平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相关参数的数据性质，按照数据的不同类型，选择性应用确定性方法和随机模拟方法，才能合理地预测年金替代率的真实水平。
本文首先构建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现金流模型，对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将所有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性变量，如工资增长率，缴费率、管理费率等，对这类变量取固定值或平均值；另一类是随机性变量，如投资收益率。其次，对随机性变量进行模拟分析，引入SV-T（注：1986年,Taylor提出描述波动性的随机波动模型，而后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扩展模型，如SV N模型、SV-T模型、SV GED模型、SV MN模型和SV MT模型等。近年来，部分学者用SV族模型模拟具有较强波动性的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通过对比分析发现，SV族模型中SV T模型能够较为精确地模拟股票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而我国股市收益率存在的明显的尖峰厚尾特征，也应采用厚尾SV模型即SV T模型进行模拟。） 随机波动模型，利用MCMC模拟方法，借助WinBUGS软件，模拟得到SV T模型各参数后验分布的平均值、标准差、MC误差、置信区间等统计量，在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基础上，预测出标准化的投资收益率值，再利用不动点迭代原理计算出所需的非标准化收益率的预测值。再次，将各变量值代入模型，得到年金替代率的相关统计量。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二、企业年金替代率随机波动模型
（一）年金替代率现金流模型
考虑到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将以DC型为主（刘昌平，2005），本文仅讨论DC型企业年金的工资替代率问题。这种类型的年金计划先确定供款率，然后根据计划的缴费积累和投资收益状况确定替代率水平。
运用保险精算原理构建企业年金缴费的现金流模型如下：
假设企业和员工缴费及管理费现金流发生在年初；员工加入企业年金计划时的年龄为m岁，当年的工资收入为W，退休年龄为n岁；年均工资增长率为g；年金缴费期间基金投资组合的第i类资产比例分别为ωi,1≤i≤k，其中k是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资产总类数，基金积累期第t(m≤t＜n)年第i类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rit；账户总缴费率为σ；基金财产净值收取管理费率为f。
则员工退休时缴费积累的总额G为：
G=∑ki=1ωiσW∑n-1t=m(1+g)t-m(1-f)n-t∏n-1s=t(1+ris)
=W・H（1）
其中，H=∑ki=1ωiδ∑n-1t=m(1+g)t-m(1-f)Πn-1s=t(1+ris)
另假设年金给付期投资收益率为r，退休员工平均余命为θ年，企业年金为员工提供的年给付额为B，n岁的职工在t年仍生存的概率为tpn（n≤t≤θ）。
则在员工退休时，基金给付成本的现值：C=B∑θ-nt=0tpn(11+r)t（2）
基金平衡：G=C
则年金替代率SR为：SR=H（1+g）n-m∑θ-nt=0tpnυt
其中，υ为折现因子，υ＝11+r（3）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根据数据性质把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性参数，如缴费率、员工参加年金计划时的年龄、退休年龄、年金投资组合资产的配置、管理费率、工资增长率、年金给付期的贴现率、最高寿命及生存概率，以及各部分资产的投资收益率等。这一类影响因素受法律政策的影响，取值相对稳定，可以假定为单一数值。另一类是随机参数，如基金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率。这类参数具有随机波动的特征，需要引入SV－T模型进行随机模拟。
（二）替代率测算中的SV-T随机波动模型
SV-T模型的统计描述如下：
yt=exp(θt2)εt,εt~(i.i.d)t(0,1,ω～)
θt=μ+φ(θt-1-μ)+ηt,ηt~(i.i.d)N(0,τ-1),(t=1,2,…,n)
其中：yt表示第t日经过标准化的对数收益率；εt为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干扰，在SV-T模型中假设εt独立地服从自由度为ω～的t分布；θt表示对数波动；ηt为波动的扰动水平，独立且同分布，都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τ-1的正态分布；参数σ度量了波动扰动的标准误差；误差项εt和ηt是不相关的，并且都不可观测；为持续性参数，反映了当前波动对未来波动的影响，并且对于｜｜＜1，SV模型是协方差平稳的。
该模型相比以前人们习惯使用的GARCH模型，能更好地描述金融数据的随机波动特性，但该模型在应用时不能直接得到相关的似然函数以及无条件距的解析形式，而只能通过高维积分得到数值解，由于计算上的困难使该模型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不过目前这一困难已随着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模拟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而得到克服。
三、影响年金替代率的各因素分析和模拟
（一）确定性参数设置
1．年金投资组合资产配置比例
本文引用路透中国年金指数（注：路透集团于2006年3月31日的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项以企业年金的投资业绩为衡量对象的基准指数。）(Reuters China Pension Index，“RCPI”)中对基金资产的配置比例：股票20％，债券50％，现金30％。另外，把银行存款作为无风险资产，根据历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取平均值2.5%。
2．工资增长率
本文采用名义货币工资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4.7%，鉴于未来经济平稳发展取14%。
3．开始工作年龄
中国的法定工作年龄是18周岁，但在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工作的员工，大多是本科以上学历，而在中国，本科毕业一般是22岁，硕士毕业25岁，因此，本文假定员工开始工作年龄为22岁。
4．管理费率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提取的管理费总和不超过基金财产净值的1.6%。账户管理人的管理费按每户每月不超过5元人民币的限额收取。但在实际中，受托费经常只有0.02％，托管费在0.05％左右。按实务中真实费率大小，本文假定管理费率为1.2%。
5．缴费率
在中国，年金提取费用在工资总额4% 以内的部分可以作为劳动保险费列入成本，因此，按各企业实际缴费率大小，本文假定企业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均为4%。
6．年金给付期贴现率
已有文献在测算企业年金替代率时一般把这个参数设定为4%，另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历年消费物价指数平均约5%，为保证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金投资较为保守，因此取值4.5%。
7．平均退休年龄
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特殊工种职工可以提前5年退休。考虑到当前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实际情况，本文假定男性平均60 岁、女性平均55岁退休。
8．最高生存年龄及生存概率
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中国人口最高寿命为105岁，生存概率tpx=lx+nlx，其中，lx+n(0≤x≤105-x)由该表的养老金业务表（qx）导出。
以上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年金平衡模型确定性参数假设
参数mnθgσfrr1tω1ω2ω3变量值2255（F），60（M）
10514%8%1.20%4.50%2.50%0.30.50.2
（二）随机参数模拟
根据我国企业年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状况，基金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国债和股票。把股票和国债作为风险资产，利用SV-T模型对这两类资产的投资收益情况进行随机模拟。从西部证券大智慧软件上下载2003年3月6日到2008年3月6日的上证A股和上证国债的日收盘价（注：1993年之前，中国股市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当时股票市场中上市的股票数量少，上市公司规模也不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加之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淡薄，非理比较普遍，投机氛围浓厚，市场波动特征被严重扭曲；1996年12月16日实施涨跌停板制度，使前后的数据不能进行对比分析；而随后几年中国股市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股价巨烈波动，因此，不宜对这些不规范数据进行采样。本文选取2003年3月6日到2008年3月6日的上证A股日收盘价进行数据分析。）作为采样数据，用Pt(t=1,2,…,D)表示第t日的收盘价，其中，D为用于模拟的交易天数。
计算SV-T模型模拟需要标准化的对数收益率yt(t=1,2,…,D)，即：
Rt=1nPtPt-1， yt=Rt-RS
其中，R=1D∑Dt=1Rt,S=1D-1∑Dt=1(Rt-R)2分别为样本Pt(t=1,2,…,D)的均值和标准差。
目前常用的MCMC方法中，Gibbs方法和Metropolis Hastings方法应用最广。对于大部分的贝叶斯模型，后验联合分布π(U)往往具有复杂的形式，直接对其抽样会非常困难，但参量的后验边缘分布是容易通过贝叶斯公式求得的，这自然想到采用Gibbs抽样。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参量都能直接通过边缘分布抽样，对此又应利用Metropolis Hastings抽样方法。因此，可以综合两种抽样方法的优点，给出Metropolis Hastings抽样和Gibbs抽样相结合的MCMC方法（Scollnik，1996；Meyer,et al,2000）。
表2 股票和国债的参数模拟值
参量μωτθ0θD
股票0.0017750.99965.62762.41-1.3510.1139
国债-0.0030480.97592.26670.66-4.803-1.408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到SV-T模型参数，见表2。
四、企业年金替代率的模拟结果
根据SV-T模型参数估计值，模拟得到我国企业年金投资于股票和国债的收益率，但由模型得到的预测值是标准化的对数收益率，而测算时需要的是标准化之前的日收益率。本文利用下述不动点迭代法从标准化的对数收益率数据重构出非标准化的收益率数据，重构的方法是通过给定初值R(0)，S(0),利用下面关系式迭代得到：
R^t(i)=y^tS(i)+R(i) (t=1,2,…,D^)
Ri+1=1D^∑D^t=1R^t(i),S(i+1)=1D^-1∑D^t=1(R^t(i)-R(i+1))2
从上式我们知道，该迭代过程是收敛的，并且在实际计算中只需要几次或十几次迭代就能达到精度要求。在得到非标准化的日对数收益率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关系式R^Y=exp∑Tt=1R^t-1，计算出年收益率的预测值R^Y。其中T为每年交易天数。
结合企业年金替代率随机现金流模型中其它各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以及股票和国债的投资收益率模拟值，可求解得到企业年金替代率的相关统计量（表3）和直方图（图1 ），其中下标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
表3 替代率的相关统计量
参量均值方差5%分位数中值95%分位数
SRF0.10380.03960.05290.10210.1683
SRM0.14950.04840.07990.14590.2052
图1 替代率的样本直方图
五、结论和进一步的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随机现金流模型，把模型中影响替代率水平的各变量按数据性质分为确定性参数和随机参数，引入SV-T随机模型模拟年金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利用MCMC方法模拟出随机参数的数值，最后得到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的系列统计量。
通过模拟，得到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1)当前企业年金的替代率水平并不高，但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达到目标水平。当前制度下，女职工因工作时间短和生存寿命长，其替代率均值仅为10%左右；男职工由于退休时间晚及基金积累时间长，替代率均值要高一些，约为15%。这与当前社会所希冀的20%的目标替代率（刘子兰，2007）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当前制度和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下，从供给角度讲，企业年金制度所能实现的替代率水平远远低于其预设目标。不过，由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导致的收益率的不平衡性，替代率水平会有所变化：从模拟结果上看，女性员工的替代率方差为0.0396，男性员工的替代率方差为0.0484，这意味着，如果年金投资组合能够取得较高的收益率，男性员工的替代率水平也可以提高，甚至达到20%,但仍以95%的概率低于20.5%。
(2)提高年金替代率水平的关键是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因为在影响替代率水平的关键因素中，虽然提高缴费率可以显著提高年金工资替代率(刘昌平，2005)，但考虑到当前社会保险的总缴费率已较高，企业缴费高达32.5%，个人达到10.5%（基本养老：企业20%、个人8%；基本医疗：企业9%、个人2%；失业保险：企业1.5%、个人0.5%；工伤保险假定企业平均缴费2%），在不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降低个人消费水平的前提下，提高缴费率的空间非常有限。而其它关键变量，如工资增长率、退休年龄等受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很难控制和改变。因此，在无力改变这些确定性参数的前提下，提高年金替代率的主要途径就是提高年金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水平。
(3)改善年金资产的投资环境是提高投资收益水平的重要举措。因为企业年金在保障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水准方面比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更有效率（郑婉仪 等，2003），因此对企业年金的投资方向、投资比例等方面的监管应该比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相对宽松。为此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适当降低基金管理的各项费用，适当放宽年金管理主体的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年金基金的管理成本，为年金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制度和法律环境。此外，还要合理地配置和科学地管理年金资产，在注意控制基金管理风险的同时提高各类资产尤其是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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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placement Rate of China Enterprise Pension:
Based on Stochastic Simulation Model
XU Ying1 ZHANG Chun lei2
（1.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statistic of replacement rate is analyzed by building stochastic cash flow model of enterprise pension and introducing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to simulate the investment yiel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eplacement rate level can be realized in the system is much lower than its target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the key measure to raise replacement rate is to improve investment yield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annuity property, introduc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lower fu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基础设施 引导 民间资本
随着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愈发引起市场担忧。5月以来，国家铁道部、交通部、国资委等六部委密集出台多项意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交通运输和国企改制重组等重要领域的实施意见，作为对2005和2010年新、旧“民间资本36条”的延伸及细化。此举意在激活民间资本潜力以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希望民间资本能够在新一轮“促投资、稳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以缓解各级财政资本的投入压力。
其实早在2005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就已经成为中央的基本经济策略之一，但实施成效却不及预期，“国进民退”的呼声不断高涨。究其原因，除了实际操作中的“玻璃门”外，根本还在于所开放的投资领域大多属于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工程，回收期长、回报率低、专用性强，与民间资本的投资特性难以有效契合。以港口行业为例，从目前世界上主要港口基础设施的静态测算投资收益看，平均投资回收期限一般在30～50年，即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2%～3%左右1，对民间资本而言，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虽然本轮新政在政策操作层面上进一步放开，但并未引起市场的强烈共鸣，部分市场人士甚至将现实背景下的“引入民资”视为无利可图的“输血”行为，不愿充当“陪太子念书”的角色。因此，如何有效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开放，关键还在于开放的方式、方法应更加符合双方的利益导向，真正做到因势利导，具体而言：
1.应尊重市场机制下的利益导向
港口等基础设施受公共物品经济属性的影响，往往难以带来符合市场期望的投资回报，因此在我国以各级财政和国有资本投入为主，以履行政府职能、追求经济社会总体发展为首要目标，而非微观个体的利润最大化。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需要依靠市场手段，需要尊重市场机制下的利益导向，即逐利是吸引资本流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动力。因此，鼓励民间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要以给予投资者期望收益为前提。这就需要我们对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属性进行划分，将收益率较低的公益性项目和收益率较高的营利性项目区分开来。
以港口为例，不同的港口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率，可以分为公益性基础设施、经营性基础设施和经营性一般设施。公用航道、护岸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与码头泊位、港内路网等经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就完全不同。公益性基础设施因难以对过往船只强制收费，故投资收益率低甚至难有回报；而经营性基础设施因具有俱乐部物品的性质，具备进行各类收费的条件，故存在着稳定的经济收益和投资回报，比如国际集装箱码头项目的投资收益一般可超过10%。因此，对投资者而言，不同基础设施的投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港口项目的总体投资收益率较低，但其中的经营性项目对社会资本是具有长期吸引力的，包括上述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大型专用设备、仓库、车辆等经营性一般设施。因产权明晰、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回报相对较高，符合民间资本的投资特性，应当成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主要领域。
2.应选择合理的引导方式
根据我国《港口法》和《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允许各类企业以股权融资、企业债、银团贷款、融资租赁、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投资于港口建设领域。可见，引导民间资本的方式是多样的。但不同的方式因在投资规模、回报率、控制力方面的差异，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也是不同的，需要我们合理选择引导方式。
2.1债权模式
港口项目一般较为分散、投资数额巨大，特别是大型港口的投资建设，资金需求量往往超出一般投资者的承受范围。因此常采用企业债、银行贷款等债权模式引入社会资本。但该模式下的引资对象一般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其对资金的长期安全性和回报稳定性要求较高，收益率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该模式对一般的社会资本而言，因一次性资金投入大且收益率和经营参与度均不高，故吸引力不大。同时，该模式通常无法实现利用市场机制改进经济效率的目标。
2.2开放经营权模式
对码头、堆场、仓库、装卸、运输等经营性项目而言，因为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故适合通过特许经营权、设施租赁、服务外包、管理合同等方式将经营权出让给符合条件的市场经营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达到提升港口服务能力、改善运营效率的效果。该模式下，因投资者能够在合法合规且满足一定管理规范的前提下拥有完全的经营自，能够通过运用先进技术、设施设备和管理经验，提升运营效率，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故对民间资本具有比较强的吸引力。
但该模式下，因投资者对港口设施不具有所有权，仅拥有固定期限的经营权或使用权，无法享受到港区价值提升带来的资本增值，且企业的先进技术、核心知识存在较高的暴露风险，故对具有国际先进经验的龙头企业尚不具备足够吸引力。
2.3开放所有权模式
开放所有权，即以出让股份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相对于开放经营权而言，开放所有权是与民间资本更深层次的合作。之所以要开放所有权，是为了获取互补性资产，借助于所有权的配置来实现资产专用性下相互的资源承诺。其优势在于合作各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使中长期发展战略协调一致，进一步巩固、加强各自的优势，打造产业链竞争力。比如荷兰马士基入股青岛前湾港区，将其作为欧洲航线的干线港，使青岛港成为中国北方货物出口欧洲最快的港口，提升了青岛港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一些大型枢纽港往往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方式进行强强联合。
3.应瞄准合适的引导对象
引导民间资本，不能来者不拒，而是要将适合的资金引导向适合的地方。为此，在引入民间资本的过程中，不应将获取资金作为唯一的目标，更要关注民间资本引入后对港口经济效率的提升效果，瞄准合适的投资人。以港口为例，一般将港口按照其在航运体系中承担的不同功能角色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地方港，服务于一国内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内河航运为该地区提供同国内主要经济中心相连接的通道；二是区域港，服务于较发达的区域，为进出地方港的船舶提供货物的集散点；三是国家门户港，服务于主要的经济中心，是进出口的国际货运港；四是国际转运港，并不为特定的腹地服务，而是为国际班轮公司提供转运服务。
因上述四类港口对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影响不同，在投资规模、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国际转运港作为国际航运体系的重要枢纽，需要与国际大型航运公司或国际码头运营商合作，以提升双方的战略价值，而一般投资者无法带来资金以外的提升；国家门户港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庞大的货物量，需要与具备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码头运营商、装卸公司及航运公司合作，以不断提升港口的运营效率；区域性港口或地方性港口因腹地相对较小，面临同类港口竞争，为保证稳定的货运量，需要选择大型货主企业合作，或争取成为上一级港口的集货港。因此，不同类型的港口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挑选出相互适合的合作者，作为重点引入对象。
综上所述，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首先要重在“引”，即在基础设施整体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区分出公益性设施和经营性设施，向民间资本开放能够带来期望回报的经营性设施，以利引之；其次要讲究“导”，即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根据双方在优势互补、战略协同等方面的匹配程度，通过合理的方式方法，将适合的民间资本导向适合的领域。只有我们处理好了“引”和“导”的关系，才能使本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相关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取得效果。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1954).
[2]关慧.杨健.基础设施建设视角下的政府投融资研究[J].理论界,2009(5).
[3]吕洁.我国内河港口投融资暨民营化研究[D].上海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涂敏.我国港口民营化动因、目标及模式选择[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5]许小年.自由与市场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2月第一版.
注 释：
1.吕洁.我国内河港口投融资暨民营化研究[D].上海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作者简介：
投资收益率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林；资产评估；评估方法
中图分类号：S794.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经济林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效益见效快、受益时间长、经济效益高的商品林林种。经济林资源资产是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重要资产，也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最常碰到的评估对象且评估技术参数多。笔者就经济林资产评估的评估方法及关键影响因子作一下阐述，为经济林资源资产的科学评估提供参考。
一、经济林资产介绍
1.经济林概念
经济林是指以生产油料、干鲜果品、工业原料、药材及其它副特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1]，可分为果品林、食用原料林、林化工业原料林、药用林、 其它经济林。果品林是指以生产各种干鲜果品为主要目的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是安徽省经济林资产评估实务中碰到最多的经济林种类。
2.经济林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
经济林通常分成四个生长发育阶段，分别为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衰产期，其生长速率的变化也会因树种、品种、立地条件、不经营水平的同而不同。产前期是经济林的幼龄阶段，以营养生长为主。
各经济林的生长发育差异很大，不同经济林树种、相同树种但不同品种之间、相同品种但其经营措施之间差异也相当大，评估时先确定林龄，再对林木生长的状况、产品的产量进行分析，确定林木所在的生长发育阶段。
3.经济林资产
经济林资产是以经济林资源为内涵的财产，主要由林地资源资产、林木资源资产、林产品资源资产构成。经济林产品即经济林林木上生长着的经济林产品，长成采收之后，其林中经济林产品资源资产归零，尔后随着经济林产品的形成，其价值又逐渐增加，周而复始。经济林资产的主要经济价值就体现在经济林产品上，在盛产期经济林评估中常忽略林木资源资产的价值，不予估价。
二、经济林资产评估方法
经济林资产评估宜选用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剩余价值法、市场成交价比较法[2]。
重置成本法是按现时的工价及生产水平，重新营造一块与被评估经济林资产相类似的资产所需的成本费用，作为被评估资源资产的评估值，主要适用于产前期、初产期。初产期经济林用此法进行评估时还要将当年的收益作为经营成本扣除。经济林存在着经营寿命问题，盛产期经济林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时，存在着类似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应根据已收获的年限和盛产期的年限比值来测算折旧率。
收益现值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的经济林资产在未来经营期内各年的预期净收益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为现值，并累计求和得出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值，主要适用于初产期、盛产期。采用收益现值法时应明确该品种经济林的经济寿命，测算拟评估经济林在经济寿命周期内未来各年度的经济收入和成本支出。
剩余价值法是针对衰产期经济林资的评估方法。经济林到了衰产期，产量明显下降，继续经营将是高成本低收益，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乔木树种经济林，其剩余价值主要是林木资源资产的价值。
三、经济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关键因子
1.品种
相同经济林树种，品种不同，在相同经营水平和相同年龄阶段，好的品种其产量、价值价值要比是差的品种高很多。在资源核查中，可要求资产占有方提供林木良种证复印件、林产品、不同生长时期的经济林照片等资料，作为工作底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核实待评估经济林资产的品种。
2.产量预测
经济林的年产量随经营水平、气候条件、品种等均有较大差异，且产量调查、资料统计难度大，也没有各树种各品种的收获预测表可供参考。评估中常需查阅林业主管部门公布的相关经济林树种品种的产量，结合立地条件、经营管理水平、当地已栽植的相同品种经济林产量等来做出研判。大部分经济林树种，如油茶、李等处于盛产期时，产量有大小年变化特征，将产量折成年平均值作为计价依据。
3.经营成本
经济林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经营成本有所不同。产前期主要成本有劈山清杂、开带挖穴、施肥定植、苗木费、防病治虫、修枝定形、除草、管理费用分摊、林地地租等[3]。进入初产期后，经营成本减少，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主要成本有采摘费、抚育工资、有机肥、林地地租、防病治虫等。遇到葡萄、樱桃、蓝莓等树种还要考虑拉网防鸟的费用。
4.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率含经济利率和风险率两个部分。经济利率可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5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来确定， 风险率是指林业生产中由造林失败、火灾、病虫害、风灾、雪灾、早灾等自然灾害及人畜破坏产生的经营风险。在经济林评估中，投资收益率常设在8%～10%。重置成本法中，投资收益率越高，评估值越高；收益现值法中，投资收益率越高，评估值越低。
5.调整系数
在实际评估工作中，经济林林分调整系数是根据经济林林分的主要生长状况指标与预定平均效果的差异来确定的，现实林分树高、冠幅、株数与同龄参照林分树高、冠幅、株数的比值以及立地质量条件、地利等级、经营管理水平、林业行业政策等因素来综合确定。
在经济林资产评估过程中，实现对不同评估值影响因素的控制，形成全面的质量控制体系，能提高经济林资产评估的质量，真实的反映出经济林的资产收益[4]。实现经济林资产的科学评估，能促进森林资源资产的合理流动，正确体现经济林资产的价值量，保护经济林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于促进林地流转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S].2003.
[2]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S].LY/T 2407-2015. 2015：14-15.
[3]曹丽如.经济林资产评估技术的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8.
[4]彭剑峰.经济林资产评估的实践与质量控制的探析[J].绿色科技， 2014，1：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