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合同管理范文
时间：2023-07-30 11:13:35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号：A
近年来，由于受其资源和能力限制，中小企业纷纷实施物流外包战略。尽管物流外包可以给其带来诸多利处，但也存在着风险。合同管理风险便是这些风险中的一种。因此，加强物流外包合同管理[1]，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中小企业物流外包的成功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管理环节
当中小企业决定将物流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时，就要加强物流外包合同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环节[2]：
1.合同的准备阶段。合同签订是关系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大事，特别是物流外包合同，通常它时间跨度比较长，服务范围比较广，中小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避免操之过急。在签订合同之前，第一要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员工（特别是原物流部门的员工）之间的交流沟通，明确物流外包原因。第二就对第三方物流服务商资格和资信情况进行详细调查，选择合适的服务商。第三在确定准备合作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后，企业应与之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
2.合同的订立阶段。在双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合同管理进入了实质阶段，即双方开始签订合同，包括合同的起草、谈判、修改和最终订立。在这期间，中小企业应就合同涉及的方方面面详细地与第三方物流服务进行谈判和协调，确保合同内容全面，措辞严密。
3.合同的履行阶段。把物流外包后，中小企业不是就可以做甩手掌柜了，恰恰相反，企业必须随时了解合同履行的情况，监督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服务，能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保证合同的顺利实施。
4.合同的归档阶段。合同履行完毕，要进行合同运行情况的全面评估，总结经验与教训，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不断完善中小企业的物流外包业务。
二、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涉及的内容多、时间长、要求复杂，所以要避免出现问题。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
1.合同不完善。中小企业与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签订合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任何一方如在签约前考虑不周或者准备不足，都有可能在未来执行合同中出现问题。另外就是合同的执行标准及衡量标准，是中小企业与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在签约时首先应当协商解决的问题。
2.措辞不明确。语意清晰明确、没有歧义是所有合同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歧义的语句会使签订合同的双方各自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从而引发争端。如果中小企业与第三方物流外包商对某此语句的理解出现了分歧，事先又没有签订附加条款进行补充说明，统一双方的思想和行动，就会引起纠纷。
3.条款不可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对于物流需求专业性较强的中小企业，签约前应向有关专家咨询，甚至请他们参与谈判，分析企业生产、管理的特殊性、特殊要求以及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能签订了不可行的条款。而对于经过努力仍无法做到的内容，千万不要轻易承诺。
4.监管不彻底。缺乏服务跟踪监制度是造成物流外包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物流业务移交给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后，中小企业无法对物流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直接控制，企业就面临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下降、对服务需求变化的灵活性降低等风险。
5.沟通不及时。中小企业将物流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后，与之就形成了一个合作关系，双方就提高物流效益，必须随时交流沟通物流运作信息，以便在发生合同外的情况时能及时协商解决，采取替代方案或补救措施，否则，中小企业的物流就会受阻甚至中断。
三、中小企业物流外包合同管理的具体措施
许多中小企业对合同管理重视不够，导致合同管理极不完善，要想取得物流外包的成功，必须树立正确的合同管理理念，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加强合同管理。
1.建立健全物流外包合同管理制度。随着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律化，物流外包合同管理应从完善制度着手，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成立专门的物流外包合同管理机构，指定专业人员对合同进行持续性全过程管理。从而使合同的签订、履行、评估和纠纷处理都处于可控状态。
2.完善全面准确的合同条款。一份详细、准确的物流外包合同是进行物流外包合同管理的基础，也是保证物流外包成功的必要条件。合同条款应在精确性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
3.建立信息交流沟通机制。物流外包合同从签订到履行直至结束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充分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有效的合同管理应建立信息平台，保证及时地进行交流，从而增强相互的理解，以保证合同的顺利实施。
4.建立监控和评估机制。在签订合同后，中小企业应建立合同履行的监控和评估机制，密切跟踪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注意收集合同执行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信息处理，将合同实施情况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和分析，找出偏差，以便及时解决。
5.加强合同管理人才的培养。物流外包合同内容复杂，专业性较强，其管理人员不仅应具备较高的合同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还应同时具备物流管理知识，并且要对企业的整体目标和物流需求有全面的理解。所以，中小企业要重视人才，选择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员参与合同管理，同时要加强培养和再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同的有效管理。
四、结语
物流外包合同是中小企业物流外包管理中的重要工具，也是防范物流外包风险的主要措施。加强物流外包合同管理，规范并完善物流合同，实时监控物流外包合同的实施，能有效控制物流外包项目的质量。中小企业应认清自身对物流的需求，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应不断自我完善，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双方以物流外包合同为基础，两者之间才有形成长期合作的可能。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谈迎莹，李锦飞. 工商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合作的基础-物流合同[J].江苏商论，2005，（12）：47-49.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2篇
1.运营管理方面的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在进行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合作双方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发生的冲突，比如市场冲突、信息对称性冲突、知识产权冲突、人力资源冲突以及合同管理冲突等等。从服务外包合同方面来看，该合同属于法律性文件，是确立双方合作关系的重要文件，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双方可能会对某些合同条款产生歧义，从而引发冲突。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能够决定企业服务外包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员工薪资、员工沟通、人才的留驻等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相关管理制度、商业机密以及知识产权等，这些商业信息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泄露出去，则往往会造成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冲突。
2.文化背景方面的冲突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而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从服务外包文化广义的概念出发所遇到的文化方面的冲突，比如语言冲突、战略冲突、理念冲突以及区域文化冲突等。不同的区域的国家，其地区有着独特的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文化特色，这些知识和文化隐性存在于企业职工的内心中，逐渐演变成各种观念，而对于其他的文化知识则比较排斥，导致企业之间价值观体系出现差异，从而引发冲突。同时，企业在制定某一战略过程中，同样也会由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有可能会由于承包商对企业的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在某些词句的理解方面，会有不同的解释，导致沟通方面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从而产生冲突。
3.法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指的是接包企业和发包企业之间由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而引起的冲突，主要内容包括监管冲突、立法冲突和制度冲突等等。企业双方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是否适用于双方的问题，并且往往会在放任与多管之间，反监管与监管之间展开激励的博弈。在这其中，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包企业是重点对象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失去控制，但是往往还是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冲突。通过整合之后，认可权威性、相互包容性以及相互适应性是法律制度冲突实现的目标。
二、新时期下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进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1.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首先必须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推动人力资源的融合。企业员工素质的提升需要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对员工进行不断培训教育，并且经营理念和语言方面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培训才能够达到相通相容的目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员工的培训与培养和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第一，在专业培养服务外包人员的相关机构和各大院校中，设置相关管理课程和跨文化交流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对服务外包主要发包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商业惯例以及文化传统进行系统的介绍。第二，与跨国发包企业发展相互合作关系，并鼓励接包企业积极派员工去往国外参加学习或考察实习，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跨文化沟通及交流能力，提高实际工作的效率。第三，促进服务外包合作双方的语言理解和语文化交流，找到不同文化的结合点，使员工对外包活动的认可度得到提升。最后，应该联合主要发包国家的教育机构共同开展教学工作，是学生能够在师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到不同国家存在的文化差异，使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得到不断提升。
2.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承包方和发包方两者都应该建立起专门的实施团队，并建立健全的有效管理模式，确保整个外包合同中的相关内容都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和执行管理。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整个过程的风险甄别警告机制和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定期会议制度和变更机制。其中定期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各子项目中的经理人会议、高级项目监理人会议以及双方高层会议。为确保外包合同的有效执行，这三个层次的会议都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双方的合作变得密切。三是建立三层次的管理模式，当完成业务转交工作之后，外包服务便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三层管理机制在确保发包方已经实施外包业务之后，控制权仍让牢牢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四是双方签订外包合同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业务移交，因此，应该在合同中对外包业务的相关内容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使外包业务的流程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对资产转移进行妥善处理。五是设计出必要的应急计划，企业应该针对各种紧急问题设计出必要的应急措施，并将其列入合同当中，以确保其可执行性。
3.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同时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首先应该对外包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衡量，准确把握其是否适应工作的绩效以及负责相关外包工作。并了解相关外包部门的工作创新情况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以便为企业今后开展员工培训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应该严格监督控制相关人员的服务外包工作情况，一旦发现存在某一方面的冲突，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并建立健全外包人员或相关外包部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对外包人员进行工作情况的考核时，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外包人员进行全方面的考核，为公平奖罚和明确责任提供重要依据。采用客观统一的考核标准，相对独立且全面的考核要素，统一考核方式和考核时间，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外，还应该与外包考核结果充分结合起来，给予外包人员是适当的激励。企业在建立竞争性的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的同时，应该将脱产培训、职务晋升以及福利分配等多种激励方式综合运用起来，并对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企业人员给予合理的倾斜，而对于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外包人员，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
4.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服务外包管理工作中，服务外包合同是控制外包服务商进而减少文化冲突的主要杠杆，是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该紧紧围绕外包合同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的事项包括终止外包合同、更新外包合同、签署外包合同、制定外包合同以及选择接包商等方面。双方完成服务外包合同的签订之后，企业相关信息技术的部门的工作便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将原来的工作转变为控制、评估以及监测外包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对接包商和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协调，确保服务外包工作的质量，不损害到双方企业的利益。同时，应该通过谈判与接包商签订尽可能完备的合同，能够将涉及到服务外包的相关实质性要素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比如双方预期、双方责任、双方义务以及双方权利等等。另外，还应该在合同内容中将服务外包的相关标准、服务等级、服务范围以及服务价格等各方面的内容一一进行明确规定。从目前情况来看，包括财务、人力资源以及IT在内的服务外包已经逐渐形成了外包服务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奖励和惩罚制度、报告机制和服务质量的衡量、对服务以及服务质量的描述、合作结束机制以及争议的解决等等，这一标准的使用取得很好地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服务外包文化的含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往往会发生难以整合的企业文化方面的冲突，从而最终导致服务外包合作以失败而告终，如文化激烈冲突、运营管理方面的冲突、文化背景方面的冲突以及法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冲突等。因此，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认为，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必须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以及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3篇
一、设计及分析物流效率影响因素调研问卷
在问卷设计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检索万方、中国期刊网、百度百科等相关文献，并走入绍兴一些学校、图书馆访谈，根据调研结果，作出问卷初稿；第二，将问卷进行尝试性调研，根据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减少问卷中易产生歧义的测量题项：第三，进行问卷的预调研。在正式问卷调研之前，选取了绍兴市学校。图书馆以及物流从业人员等人进行了问卷的预测试。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的测量量表不设置负向分数，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数依次从l递增到7，得分越低表示越倾向于不同意测量题目的描述，即表示这些问题存在于学校物流外包过程之中。
设计问卷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被试者基本信息的收集，包括被试者的工作单位、岗位名称、在岗位上的工作年限、以及所在行业四个问题，第二部分是问卷主体部分，主要由外包合同、信息沟通、外包控制、物流协作能力、物流效率五个分量。
外包合同变量统计：包括A1：外包合同的各项条款措辞明确、语义清晰是否毫不影响第二方对本学校及物流需求信息的准确把握；A2：外包合同条款完善、对不确定情况和合同执行标准是否考虑周全，非常有利于对第二方运作绩效的考核；A3：合同条款的精准严密，非常是否有利于进行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和分析；A4：对外包中物流运作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的规定；A5：学校合同管理制度健全，是否使合同的签订、履行、考核各个环节都处于可控状态；A6：学校合同管理人员是否非常专业，能够及时掌握合同的执行信息并进行相应处理。
信息沟通：包括B1：学校有相应的物流信息平台来进行物流信息的沟通；B2：为实现信息共享，学校和第二方的物流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对接；B3：学校会将近期内的物流需求告知第二方，以方便其进行物流作业的协调；B4：学校可以随时了解最近一段时间内第二方的物流业务情况，以调整自己的物流需求；B5：由双方对物流需求和物流服务能力的随时沟通，优化学校的物流外包运作。
外包控制变量统计：包括：C1保证外包物流服务的质量，学校对第二方物流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C2：为了及时获取物流运作信息，学校对第三方物流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C3：学校有相应的绩效考核体系来对第二方物流作业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C4：通过对外包合同执行情况的考核，学校督促第二方进行作业偏差的纠正和方案的调整。
物流协作能力变量统计：包括：D1学校配合合第二方的物流远作，会主动帮助第二方了解学校的物流需求情况；D2：第二方非常配合学校的物流需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足学校物流需求；D3：学校将部分客户信息（如需求量、名称等）与第二方共享，从而实现突况的高效补货和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D4：第二方与学校共享相关物流运作信息，以实现学校物流需求和第三方服务能力的协调；D5：学校和第二方已经实现了同步化物流运作，不存在物流需求和供应的不协调；D6：学校物流流样的优化、物流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D7：每次物流运作方案都是学校和第二方共同制定。
物流效率变量统计：包括：E1：与自营相比，采用第二方减少了总的运输成本、库存成本的支出；E2与自营相比，采取第二方保证了货物配送时间；E3：与自营相比，采用第二方货物的配送质鼙得剑保证；E4：与自营相比，采用第二方提高了对突况发货物配送的处理能力。
二、图书采购物流优化方案
利用SPSS分析软件，分析各因素对物流效率影响序列及程度，提高物流效率。具体包括：（1）提高图书采购物流外包合同设计的专业性，包括外包合同语义清晰度、外包合同条款严密性、外包合同内容全面性。（2）设置学校和第三方物流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实现已有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实现物流信息的双向沟通，提高沟通效率。（3）加强外包控制实行全过程的作业监督，进一步细化第三方物流公司绩效考核。（4）提高企业和第三方之间的物流协作能力应该努力实现双方的物流同步化和物流运作方案的共同制定，实现学校与物流公司共同制定方案，提高效率。
三、小结
利用SPSS分析软件，从外包合同、信息沟通、外包控制、物流协作能力、物流效率五个分量全面考察第三方物流效率，明确各因素对物流效率影响序列及程度。实际应用可为大中专院校教材采购、物流配送的成本控制、精确度及时间效率等提供技术保证。
基金项目：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 财务人员 合同管理 法律风险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企业的对外行为是企业最重要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企业的对外行为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就是企业的合同行为，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约定、协议或合同体现的，合同既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取得经济效益的纽带，同时也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合同、尊重合同，通过对合同的管理有效的管理企业的对外行为；财务人员全面介入合同管理全过程，从而有效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一、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管理的重要意义
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同行为从发生到发展、最后到完结的全过程的管理，是包括立项、计划生成、审批与签订、履行、变更、终止、利益救济等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合同管理的全过程都存在法律风险，财务人员通过招投标、合同谈判、会签等方式，参与企业合同制定、执行以及管理的绝大部分环节。因此，财务人员在合同订立前就要参与，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以获得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并通过对企业合同管理的审核、监督、控制，有效防范各种法律风险。
二、订立过程的合同管理及风险防范
（一）审核合同对方的资格能力
企业在订立合同前必须对合同对方的资格能力进行考评，应当根据合同所约定的交易内容选择有相应的资格能力的主体作为合同对方，以保证选择适合的合同对方。在判定法人的资格能力时，应当查验对方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需要注意的问题：
1、合同约定的业务是否在合同对方的经营范围之内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对于订立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并不仅仅因此而判定合同无效，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应当查验对方的经营范围，慎签超越对方经营范围的合同。
2、分支机构对外签约问题
在企业订立合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对方当事人为法人分支机构的情况，由于法人分支机构并不具备完备的合同签署权限，因此与其签约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为了确保交易安全，防范潜在风险，对于对方主体为法人分支机构的，可以分如下两种类型审查其签约资格的合法性及有效性：（1）法人的分支机构若依法设立并已领取营业执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属于“其他组织”的范畴，可以作为法律上的合同主体，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最好要求该分支机构提供相应法人对其签署合同的授权文件。（2）对于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且未经法人授权，则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得与此类分支机构签订合同。
3、法人内设职能部门对外签约问题
法人内设的职能部门，未经登记设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得与其签订合同。
（二）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合同对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采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因此，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合同对方是一种主要方式。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必须招标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对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的，即使双方签订了合同，合同也因为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会被认定为无效。因此，对于法律规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合同对方。
在编制招标文件时，财务人员应对招标文件中涉及的财务资料、担保、价款支付条件和方式、违约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仔细审核，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在招标过程中，财务人员应对投标人的经营资信、业绩和近年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审查其是否具备承担与从事该项目相适应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并确保对方违约时企业能够得到相应赔偿，保障企业权益不被损害。
（三）审查合同条款是否完整
合同的条款就是合同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条款一般应当包括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八项内容。其中前三项是任何合同不可缺少的必备条款，如缺少其中一项会导致合同不能成立；而后五项是合同的重要条款，如缺少其中一项或数项，合同仍然成立，但因约定不明可能会导致双方产生争议或纠纷，因此合同条款应当完整，必要条款和重要条款都应当明确约定。
1.关于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是企业内部常用的习惯称谓，即《合同法》分则规定的买卖合同。因数量众多、金额较大，采购合同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最常用的合同种类之一。
采购合同除应当具备《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条款外，根据买卖合同的特点，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采购合同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是否明确约定：
（1）合同标的条款是否清楚明确。对标的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等应当明确约定，有确切的数量及计量单位。
（2）价格条款是否具体明确。价格条款是采购合同的核心条款，必须要重点注意，包括：金额是否具体明确，是否与中标价格或谈判价格以及附件清单一致，价格是否含税，税费负担是否合法，发票的种类及开具时间等。此外，采购合同中经常涉及产品运输、包装、维修等问题，应明确约定相关费用由哪方承担、是否已包含在合同总价款中等内容。
（3）付款条件、付款方式及期限是否明确约定明确。采购合同应明确约定付款条件、方式和期限。常见问题为：付款以验收合格为前提，但未约定验收条款；分期付款以初验、终验为前提，仅约定验收条款，未分别约定初验和终验条款。对于付款方式，应明确约定采用现金、电汇、支票等方式的哪一种，同时应明确是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是否留有一定比例的质保金，质保金的付款时间，如有履约保证金，应明确履约保证金的计算方式，履约保证金的返还时间等。
（4）交货方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是否约定明确。交货方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应具体明确，如暂不能确定交货地点，也可约定为买方指定地点；如为分次交货，应对每次交货的时间及地点进行明确约定。
（5）验收标准、验收程序、验收条件是否约定明确。企业采购的设备、材料等往往需要在安装、集成、调试甚至试运行后方可确定产品、设备及其集成后系统的整体可用性、符合性，因此在此类合同中应有到货检验、初验、试运行后的终验条款，且往往与付款相挂钩，以便以付款条件制约卖方履行合同义务。
（6）违约条款是否约定明确。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应进行明确约定。
（7）质量标准是否明确约定。由于现行的质量标准和验收标准为多重的，如果未在合同中规定一个双方认同的标准，可能导致所供应的产品或项目成果不符合企业要求，容易产生纠纷。根据《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双方就质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还不能确定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因此，如果未在合同中明确质量标准，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利后果：①可能导致最后按法律规定履行的质量标准不一定符合企业的要求；②会增加履行合同的成本；③关于质量问题的违约责任无法在合同中反映出来，企业无法通过追究违约责任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只要涉及质量标准和验收标准的，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来确定质量标准，都要在合同中尽可能具体、详细地约定。
2.关于建设工程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合同通常使用国家建设部、国家工商局颁布的示范文本。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工程合同中最复杂的，而且也是企业比较常见的，因此本文仅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探讨。
（1）审核合同主体、承包条件是否与招标文件、中标结果一致。由于建设工程合同通常采用招标方式选择合同对方主体，因此应当注意核对承包人名称、承保条件是否与招标文件、中标结果一致。
（2）关于合同价款计价方式的约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可以采用以下计价方式之一：固定价、可调价、成本加酬金。通常来说，计价方式采用固定价或可调价的较为常见。审核计价方式的约定内容需注意是否清楚明确地约定了计价方式及价格调整的风险范围和调整方法，以及上下文约定的计价方式是否一致等。
（3）关于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约定。实践中常发生由于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上访、围堵工地等事件。农民工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对企业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可以在合同中对承包人不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上访、围堵工地给企业造成影响及损失的违约责任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以约束对方合法用工并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4）监理工程师的权限问题。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的案件中常见的争议问题是对于工程量和工程款的认定问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委托的监理工程师的权限约定不明，一旦工程前期资料不完备或操作不规范，就会给工程量的认定带来困难，进而影响对工程价款的认定。因此，为避免该类纠纷的发生，应在合同中明确、具体地约定监理工程师的权限，列明其姓名、职务、职权。并且，监理工程师行使某些职权前需要征得发包人批准的，也应在合同中具体列明。
（5）违约责任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中对发包方、承包方的主要违约行为进行了约定，但违约方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或者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需要在专用条款中进行具体明确的约定。但实践中常见施工合同专用条款中对发包方、承包方违约责任不作具体明确的约定或约定为“按通用条款执行”，而通用条款的约定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审核该部分内容时应注意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否具体明确。
3.关于业务外包合同
实践中，由于发包人过多地参与对外包员工的管理，例如外包员工的招聘、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的具体安排等，导致业务外包极易被异化为劳务派遣，进而业务外包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为避免出现上述情形，在业务外包合同文本中以及实际履行过程中，发包人不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以下行为：（1）外包员工的招聘，外包员工与承包人签订、终止和解除劳动合同；（2）外包员工工资的确定和考核；（3）社会保险的办理；（4）生产经营工作的具体组织。包括工作计划的制定、实施，员工的排班、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作的具体安排、调度等。作为业务外包的发包人，应仅在以下方面进行管理：（1）制订质量标准，并按照标准对工作成果进行验收；（2）根据对外包业务的验收结果，进行奖惩，核定应支付给承包人的费用；（3）以业务外包合同为依据，负责对外包业务进行监督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管理工作。
三、履行过程的合同管理及风险防范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财务人员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审核验收依据、交货时间或完工时间，审查票据的合法性、合规性，并注意开票单位全称是否与合同签订单位全称相吻合，付款前必须做到手续完整合规、票据合法，避免产生法律纠纷。
（一）以合同条款为依据，审验支付的凭据
合同执行中对合同约定标的质量、规格、数量、交货时间、地点等要求必须严格执行，执行的情况由企业相关部门组织包括财务人员的在内的验收小组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记录资料，如果出现与合同不符的情况，必须在验收材料中说明情况，同时应对照相关违约条款，明确处理意见及扣款金额；工程项目支付进度款还必须有监理单位或人员对质量和进度的有效确认；申请支付时财务人员必须对照合同条款，再次审验验收资料中执行情况与合同条款的要求，必须满足合同付款要求，确保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合规合法 审验支付的票据
通过支付凭据的审验，满足了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财务人员再对支付的票据进行审验，根据合同内容及税法的要求，首先识别开具票据类型是否合规合法，增值税发票比率是否按合同要求的比率开具；其次识别票据填写的信息、数量、价格、金额是否正确及完整；最后按税法要求识别票据专用章是否合规，不得涂改等情况。
财务人员必须改变传统的支付习惯，只审验票据的合规合法，而忽视合同管理的要求，财务付款必须以审验合同执行的有效凭据已满足合同支付条件为前提，同时审验票据合规合法后方可支付，这样才能确保合同履行中的有效控制，防止企业经营风险。
结束语
合同管理是一个过程，是合同行为从发生到发展、最后到完结的全过程的管理，同时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人员全程参与合同管理必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5篇
交易成本理论基于有限理性和投机行为的假定(威廉姆森，2004)76，其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实质是合同风险，而合同风险是影响公共服务外包成败的直接原因，即合同风险过高将导致公共服务外包失败。可见，交易成本理论围绕合同风险这一中心概念而展开，关于交易类型、服务属性的分析实质上是判别合同风险的高低。同时，交易成本理论假定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符合行为主义假设，即根据决策的后果选择恰当的行为。交易成本理论用以区分交易类型、服务属性的因素同质性很高，如资产专用性、测量难度、交易频率等，其内在一致性为共同反映合同风险高低。Warner和Hefetz(2012)在分析地方政府服务外包的动因时发现，服务属性、市场特征、财政压力、合同管理与监管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合同管理难度与服务属性(资产专用性)相关性非常高，合同管理难度高的服务同时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公民利益相关度与合同管理难度、资产专用性也密切相关，与公民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的合同管理难度、资产专用性也比较高。由于较高的同质性，资产专用性、测量难度等交易成本因素不是真正的外生变量，它们与合同风险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推演，合同风险是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直接动因，如果不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交易成本因素就很难有效解释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需要寻找更为合适的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以分析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制度与执行
(一)理论模型
直接影响合同风险的外生变量是公共服务外包的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是否存在规范有效的合同管理、监管等相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高低，制度缺失将导致服务外包因风险过高而失败。相应地，制度的执行因素也会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合同风险。在公共服务供给系统中，系统结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元系统，并不产生公共服务价值;公共服务价值的产生通过服务系统的运行实现(包国宪、王学军，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因素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为直接。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模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政府仍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拥有一定的强制干预的权力。权力特征构成了公共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基础，监管制度规定了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方式，同时也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制度基础。公共服务外包还具有鲜明的市场特征，即以协商、谈判、合作、共识等市场机制为基础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罗豪才、宋功德，2006;姜明安，2010)。合同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这就需要结合公共服务特征的专门性合同制度。分别从公共服务外包的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出发，制度因素可界定为监管制度和合同制度。监管制度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对私营机构进行监管的制度。合同制度是指与政府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相关的制度，如合同订立、执行、终止的规则等。制度执行的因素主要是指政府能力，包括监管能力、专业能力等。政府能力对于服务外包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就影响程度而言，政府能力甚至比政府组织形式更重要(KortandKlijn，2011)。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服务外包动因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关键问题是监管制度、合同制度、政府能力三个变量是否影响服务外包的决策。三个变量都是通过一个“黑匣子”而影响服务外包决策，“黑匣子”揭示的正是合同风险这一内在因素。实证研究只关注是否影响服务外包决策，但并不关注如何产生影响的路径问题。“黑匣子”的意义在于辅助分析几个因素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
根据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假设1:监管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改变政府的责任，服务生产由私营机构负责，但监管和担保责任仍然由政府承担。政府的监管责任能否实现，对公共服务外包的成败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时，政府须着重考虑服务外包之后的责任实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性，私营机构的私利动机使其比任务导向的组织(政府、非营利组织)更具有机会行为的倾向，尤其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难以监管其行为与结果时(Wise，1990;BrownandPotoski，2003b)。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以保证公共服务外包的公益性。委托理论深入分析委托人(政府)与人(私营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美的监管制度，能够激励私营机构披露其隐藏信息，使其做出委托人所希望的行为，从而降低合同失败的风险(萨拉尼耶，2008)。反过来说，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失败，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监管制度缺陷及监管失效(WarnerandHefetz，2003;WarnerandBel，2008)。关于“逆服务外包”的研究发现，政府供给通常作为监管的替代或作为监管失败的回应(BallardandWarner，2000)，这意味着，监管制度完备则政府更倾向于服务外包，反之则更倾向于政府供给。假设2:合同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需要经过合同来实现，利用合同制度，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成为“精明的买主”、专业的购买机构、严密的监管者(DeHoog，1984;Dohahue，1989;凯特尔，2009)。合同制度的完备性无疑对合同风险具有重要影响。服务外包的合同制度包括服务承包商的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协商谈判机制等。遴选机制的功能在于选择合格的服务承包商，这既关系到服务外包的成本节约，也关系到服务外包后的风险。极端情况下，劣迹斑斑的服务外包商必然给服务外包合同带来极大的风险。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的签约流程，各国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制，如严格规定招投标的公开性、特定情形下强制采用竞争性招投标、严格约束非竞争性缔约等(杨欣，2007)。签约流程越严密，私营机构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当内外部条件或环境发生变化时，需要对合同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合同具有良好的适应性。针对双方的协商谈判过程，必须设定严格的规则，以避免谈判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滥用优势地位等问题，从而保证合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假设3:政府能力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政府能力体现了合同管理中政府控制风险的能力，政府能力越强，合同风险越低;即使合同失败，强大的政府能力也能够保证服务供给的实现。政府的专业管理能力越强，越倾向于进行公共服务外包。政府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内部组织协调能力等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FeiockandKim，2000;MoonanddeLeon，2001)。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强，意味着政府具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合同失败后的“兜底”或“网罗”责任(杨欣，2007)。政府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还可能作为其他因素的中介变量而产生影响(刘波等，2010)。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还可能是负向的，因为政府能力越强，意味着政府生产服务的成本越低，政府生产的责任越能得到保证。来自选民集团、工会等方面的政治压力，会迫使政府选择政府部门生产服务，而不是服务外包(Ferris，1986)。存在外部环境的影响时，政府能力越强，政府部门供给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专业能力对“逆服务外包”或混合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政府的专业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外包或稳定的政府供给(HefetzandWarner，2004;WarnerandHefetz，2008)。这一结论在服务外包成熟化的发达国家成立，但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却未必成立，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外包的适用上存在差异(Yang，etal，2013)。政治压力能够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同样，也可能阻碍政府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Siegel，1999;HirschandOsborne，2000)。在中国，由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动，公共服务外包的主要动因来自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制力(陈菲，2006)。“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政治压力，也会迫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务外包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贾旭东，2011)。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为了调查地方政府对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认知及其实践，本文设计了“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治理机制研究”调研问卷。问卷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2013年3—6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能力建设中心的各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班中发放、回收问卷。由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有关问题的判断需要专业知识，为了保证调研的科学性，调研对象严格限定为政府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548份，回收问卷474份，问卷回收率为86．5%;剔除填写不完全、非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填写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5%。由于问卷调查采用了便利抽样法而非严格的概率抽样法，有必要说明样本的代表性与局限性。从地域分布来看，调查对象来自山东、贵州、江苏、广东、北京、四川、河南、内蒙古等8个省份，南北、东中西部省份均有覆盖。从单位级别来看，调查对象所在单位覆盖中央(3．7%)、省(10．5%)、市(48．8%)、县(33．8%)、乡(3．2%)，大致能够代表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认知。以参加培训的公务员作为调查样本，可能会存在抽样偏差:首先，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可能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等新事物的态度比较开放;其次，培训课程可能会影响受培训者的认知与态度;最后，调查对象的认知可能受地域特征的影响。但是，考虑到调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调研公务员认知的难度，调查问卷采集的数据仍具有自身的价值。
(二)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需要对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政府精算能力、政策法规等10项指标做出评价，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10项指标中，均值最低的是受益人保护制度，说明受益人保护制度很不完备。这与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一致。受益人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导致滥用居民健康信息等违规行为。均值最高的是政府监管能力，其次是政府服务能力，这说明相对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其他影响因素，政府能力相对较强，但绝对值仍偏低(未达到3)。10项指标的均值都没有达到3，说明中国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制度和实践整体情况仍有待于改进。测量指标总体(N=408)均值标准差外包(N=242)均值标准差未外包(N=166)均值标准差t检验政府服务能力2．811．1552．911．0372．661．2972．215＊＊政府监管能力2．841．0353．000．9832．621．0713．653＊＊＊政府精算能力2．560．9392．640．8932．450．9942．022＊＊政策法规2．090．9882．331．0531．750．7686．068＊＊＊监管体系1．990．8632．160．8711．730．7885．047＊＊＊政府职责2．160．8612．360．8971．870．7155．874＊＊＊受益人保护制度1．940．8152．090．8301．710．7394．748＊＊＊承包商遴选机制2．250．9872．341．0072．110．9432．310＊＊签约流程2．270．8952．330．8782．170．9141．778*协商谈判机制2．210．8882．280．9082．100．8502．002＊＊注:*p＜0．1，＊＊p＜0．05，＊＊＊p＜0．01。下同。在调研对象中，242人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于商业保险机构，占总调研对象的59．31%。从表2可以发现，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中，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的评分普遍高于不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为了客观地分析外包的样本与不外包的样本在10项指标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外包的样本10项指标与未外包的样本存在显著差异，t值全部为正值，说明外包的样本指标得分显著高于未外包的样本。均值差异最大的是政策法规体系，其次是政府职责，再次是监管体系，这说明已经外包的样本在政策法规、政府职责和监管体系方面，明显比未外包的样本更加完备。由此可以推论，这10项指标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
(三)主成分因子分析
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中，有些指标的相关性非常高。比如政府服务能力与政府监管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680。为了减少变量数据，提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同质性程度。检验结果KMO值为0．78，大于研究设定的标准0．6，表明变量间的同质性比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过程采用V旋转，以使初始变量尽可能在一个主成分因子上载荷较高。旋转后的前3个因子特征值累积占总方差的67．797%，说明这3个因子对初始变量的解释力比较好。第1个因子在政策法规、监管体系、政府职责与受益人保护制度四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监管制度因子;第2个因子在承包商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和协商谈判机制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合同制度因子;第3个因子在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和政府精算能力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政府能力因子。采用Cronbach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每一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都在0．7以上，满足研究要求的信度值，说明各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
(四)Logistics回归
使用3个主成分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变量为地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在调研问卷中的问题为:“您所处的地方政府是否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委托于商业保险?”调研对象的回答为二分变量，分别被定义为1(是)和0(否)。对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分析，通常使用Logistics回归实现。回归模型如下:其中，S指监管制度因子，C指合同制度因子，G指政府能力因子。使用SPSS20进行Logistics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模型的H－L拟合优度χ2值为5．798，p值为0．670，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接受。监管制度和政府能力两项对政府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具有显著影响(p值小于0．01)，其系数均为正数，说明监管制度越完备，政府越倾向于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给商业机构;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外包。(五)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监管制度完备，意味着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较低，服务外包的政府问责易于得到保证。假设1得到验证。政府能力与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只有在政府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才能保证对商业机构的控制和问责。即使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政府仍然会保持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保证在公共服务外包失败时，政府仍然能够保证服务供给;强化自身的监管和专业能力，对于保证公共服务外包良好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WarnerandHefetz，2008)。中国最早开始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广东省湛江市，由于政府能力存在缺陷，导致服务外包之后出现损害参保人利益的现象(杨燕绥、李海明，2013)。这从反面佐证了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合同制度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p值为0．482)，这说明合同制度的完备性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影响不大。这可从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来解释。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管理，存在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HefetzandWarner，2012)。在中国，由于服务外包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行政管理者，其职能尚未实现向合同管理的转变，因而合同制度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更关注服务外包的成本、监管、政治风险等问题，对合同的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因此，合同制度是否完备，没有影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剖析与阐释，本文提出以制度因素和执行因素两方面的外生变量来解释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动因，依此构建理论模型，并使用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监管制度和政府能力显著影响政府是否进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决策，而且二者均为正向影响。监管制度完备，意味着合同风险降低，服务外包失败的可能性降低，因此，监管制度越完备越有可能利用服务外包。政府能力强并没有导致政府生产的可能性更高，而是提高了服务外包的可能性。从结果来看，政府对医疗保险服务外包采用较为审慎的态度，只有监管制度完备、政府能力强时，政府才倾向于采用医疗保险服务外包。这种审慎的态度，有利于避免服务外包过程中的高风险，避免服务外包失败。但同时反映了政府在服务外包中的主导性地位，强调服务外包中权力的控制与运用。合同制度没有影响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决策。究其根源，在于中国尚未建立针对公共服务外包的合同制度，在实践中合同的法律依据不清晰。合同制度参考和适用《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但这两部法律均不是公共服务外包的专门法律。地方政府在服务外包中的做法不一，有的根据《招标投标法》设定外包程序，有的则经双方协商谈判后根据《合同法》订立合同，不一而足。地方政府对服务外包合同制度的认识不统一，服务外包的市场特征没能充分体现。彰显背后的政府理念仍然是重视监管与控制，而忽视服务与治理。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政府发展医疗保险服务外包还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强化政府能力，避免服务外包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工具。具体而言，需要重视如下几个方面:(1)明确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责任，尤其是监管责任，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能力。(2)不断提高政府能力，即使采用医疗保险服务外包，也需要政府保持自身的服务供给能力，避免政府被商业机构“绑架”。(3)转变政府理念，重视合同制度。合同是实现服务外包的基本工具，从“管理型”转向“治理型”，要求政府擅长使用合同等市场工具。(4)重视服务外包的日常管理。决定服务外包成败的核心因素是合同风险，因此，政府必须重视执行过程中的合同管理，降低合同风险。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银行软件 软件开发
1 软件开发与管理的问题及分析
1.1 需求质量不高
软件项目是需求驱动的，需求是软件项目的基础。需求是软件项目中最难把握的问题，也是关系软件项目成败的关键问题。据调查数据分析，很多失败的软件项目都是由于需求问题导致的。需求质量不高的问题，通常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需求的有效性差。有些需求目标过高，范围过广，较难实现；二是需求的层次低。部分需求仅限于业务操作人员的操作经历，不了解同行业成熟和先进的实践与理念；三是需求的清晰度低。部分需求模糊和不明确，极易造成业务和技术人员理解不一致，导致返工；四是需求稳定性差。需求变更，必然造成后续开发工作的变更，这也是项目进度不可控、质量无法保证的原因。
1.2 缺乏高素质的开发人员
由于企业体制等原因，部分商业银行不能从社会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学院教育与实际软件研发能力要求之间脱节严重，造成软件开发人员缺乏必要的技术积累，整体素质偏低。同时，部分商业银行也没有形成培养高水平软件研发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土壤与环境。
1.3 软件开发过程不规范
由于缺乏组织层面的软件过程定义和管理，项目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状态，无论是项目管理，还是技术实践，均取决于项目负责人等个人的意愿和喜好。由于缺乏组织层面的经验传承、过程管理和质量保证，很多项目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组某一个或几个关键成员。
1.4 软件开发过程不确定
软件项目开发虽然制定了“软件项目开发计划”，但限于业务需求不稳定、技术人员能力等因素，软件开发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其项目管理和开发过程都是不确定的。
1.5 项目进度和成本不可控
业务需求以不可控的方式进入软件过程，继之无约束的设计、开发，最后生产出质量不可预知的产品，其进度和最终成本又往往是超出计划要求的。
1.6 软件质量无法保证
由于整个开发测试过程的不规范，软件质量基本取决于技术人员的个人水平。由于未能准确地理解用户需求，系统开发完成后却发现与用户的要求不符；有的项目似乎完成得很快，但缺乏充分和有效的测试，往往在上线后要付出几倍的代价对系统进行维护和优化。
2 软件开发与管理的对策
2.1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软件开发是智慧密集型工作，高质量的人才对于软件开发来说至关重要。商业银行要提高软件开发能力，就必须建立并拓宽软件人才供应链，重视和加强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商业银行一般每年定期从高等院校招聘部分优秀毕业生以充实人才，但商业银行必须正视目前学院教育与实际软件开发能力要求之间脱节的事实。对于应届毕业生的培养，必须从提高他们实际动手能力着手，逐步提高软件开发能力。同时，为提高专业人才的层次，商业银行还要积极争取政策和创造机会，适时从社会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复合型人才是指既精通技术又熟悉业务的人才。开发人员只有“懂”业务，才能准确和完整理解业务目标和业务需求，帮助业务部门梳理、分析、甚至优化业务流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业务技术人员的双向交流、集中培训、定向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2 加强需求开发和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信息化需求的变化之快，对IT部门提出了巨大挑战。对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既是商业银行IT部门的核心能力体现，也是其服务价值的体现。
需求的质量关系到软件开发的成败。然而，在需求职责分工这一问题上，部分商业银行至今仍未梳理清楚。IT部门认为业务部门应该对需求的完整性、系统性、正确性负责任，业务部门则坚持认为“没有哪个裁缝会要求客户先提供一份需求规格说明书再做衣服”的道理。以至软件开发进度或质量出现问题时，业务与IT部门都不愿对结果负责，相互抱怨，甚至相互推诿。
实际上，不仅是商业银行，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业务部门都没有完整定义自己业务需求的能力。为适应现实，商业银行需要将需求开发和管理能力后移，成立独立的部门或由IT部门承担这部分职能。毕竟，需求对软件开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2.3 建立并完善组织过程改进能力
管理的作用是隐性的，不都是立竿见影的。在实施CMMI时，管理层在开始时往往会对过程改善期望值太高，希望短时间内效果显著，事实上这很不现实。但过程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改进，经验不断积累，软件产品的生产率必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可控，研发成本进一步降低，CMMI的价值也就真正体现出来。
实施CMMI要坚持用数据说话，也就是坚持过程和产品的数据度量。生产效率的高低、产品质量的好坏、项目进度的拖延、需求的质量和风险控制水平，定性的说明常常苍白无力，不能令人信服，只有有了客观的数据，量化的比较才最有说服力，这也是CMMI进级的基础和保障。
2.4 加强软件外包管理
首先，商业银行要正确识别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将非关键的软件外包出去，一方面可以集中有限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整合一切可利用的内外优势，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其次，要加强对外包服务商的管理。谨慎选择外包服务商可以降低部分风险。对风险的管理除了要求银行与IT厂商间有很好的合作机制，彼此信任以外，商业银行必须保证对整个外包项目具有决策和控制权，确立“以银行为主”的方针。同时，应对IT厂商进行整体评价，不仅看其现有产品，而且要通过对厂商的整体实力、资信等级的评估，确认厂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要有适当的评价和监测手段，商业利益分配也应尽可能合理。在项目招标中，尽量选择实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公司。
最后，要加强合同管理。外包合同是外包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文档之一，是对外包服务商进行有效控制，降低外包风险的主要手段。外包合同管理主要涉及选择外包服务商、制定外包合同、签署外包合同、更新或终止外包合同等事项。商业银行与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通过监控和合规管理，保护自身利益。
作者单位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共服务外包；成本简析；控制策略
中图分类号：[F28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4-0339-01
一、公共服务外包的成本简析
公共服务外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入中国以来，给我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公共服务外包提高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品质，推动了由私人部门参与的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的建设与发展。
在获得以上成就的同时，成本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通过研究我国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的进程和相关资料，笔者认为我国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成本主要有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三大类。政治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外包的合法性风险、政府的信誉成本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衰退；经济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外包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原政府雇员的安置问题和公众的心理适应成本等。
二、公共服务外包成本的控制策略
（一）公共服务外包政治成本的控制。
1.健全相关法律机制，确保外包活动取得成效。
一是要构建关于公共服务外包的完善法律体系，为公共服务外包提供合法性上的支撑。一部关于公共服务外包的专项法律对于外包活动的开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加快关于公共服务外包立法的进程，将私营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等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来的活动合法化。二是要保证公共服务外包的成效。因为只有成功的结果才能获得群众对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可行性的信任，才能得到公众对外包活动的肯定和支持。公共部门要务必确保外包活动取得令公众满意的结果，减少公众对外包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
2.多管齐下，提高政府信誉。
首先，要严格依法进行外包活动，严惩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照顾私人关系、接受贿赂、等寻租行为，为外包活动争取良好的声誉。其次，政府部门要严格遵守外包合同，及时履行作为发包方的义务。包括兑现对承包商的承诺、及时足额向承包方支付酬金等，提高公共部门的履约信誉。最后，政府要严格筛选承包商，制定细致、严谨的承包合同，减少外包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纠纷及其他不确定因素；设立绩效保证书，在对绩效做出承诺的同时设立一定数目的保证金,如果达不到承诺的绩效,保证金则予以没收[1]。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减少公共服务外包给政府信誉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政府的执政权威。
3.传承执政经验，增强执政能力。
政府将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而是要负责监管承包方的行为，倾听来自公众的反馈意见，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要加强关于公共服务提供经验的学习与传承，充实外包合同管理的知识，增强合同管理的技能。当合同的执行因为合同缺陷、突发事件等因素而遇到困难时，政府可以通过寻找新的承包商或在紧急状态下承担起公共服务直接提供的责任，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连续性，防止因公共服务提供的真空而引发社会问题。如此，政府的执政能力将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衰退的成本。
（二）公共服务外包经济成本的控制。
1.确定合同外包的应用限度，降低外包机会成本。
要减少公共服务外包的机会成本就要确定公共服务外包的适用限度，即确定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外包将降低成本，哪些项目外包后将导致成本的增加。凯文•莱弗里提出了采用合同外包提供服务的三个基本条件：(1)服务是硬性的,即服务的要求和标准能够被清晰地表述；(2)监督成本不是很高；(3)存在一个提供服务的竞争市场[2]。典型的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例子比如图书馆、残疾儿童照顾、公共娱乐设施的建设等，要避免在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活动中将此类服务交由私人部门提供，否则将会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导致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增加。
2.数措并举，降低外包的交易成本。
首先，要优化公共服务外包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优化流程间的组合，确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外包的步骤，避免不必要的环节带来的成本负荷。其次，提高成本意识，增强谈判能力。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只有在节约成本的意识指导下，才能遴选出最具性价比的承包单位；只有增强与承包商谈判的能力，才能在较低的成本付出的前提下达成合理的合同价格。最后，组建高素质的合同管理队伍，减少合同监管的成本。一群精干的合同管理人才，能够在完成合同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减少人员的数量，节省工作人员的开支。
（三）公共服务外包社会成本的控制
1.发挥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作用，避免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向承包方发放补助。补助作为政府给与生产者的补贴，可以是资金、税收上的优惠等。补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的消费者的价格，他们可以向市场上那些接受补贴的生产者购买如无补助他们将无力购买的物品[3]。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针对特定物品，对特定的消费群体发放凭单。在凭单制下，消费者独自进行选择，有很强的动力去理智消费并讨价还价。如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上，可以向学生群体发放凭单，然后学生经过入学资格考试后持券择校,来保证他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其次，志愿团体在提供公共服务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的低效和无能的局限性迫使社会不得不寻求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制度外的组织，第三部门的出现和发展恰恰弥补了政府的不足[4]。
2.合理安置失业人员，保障其重新就业。
首先，国家要在一定时间内为失业人员购买保险，发放失业补贴并提供一笔终止雇佣的补偿金，避免其因失业而生活陷入困境。其次，政府在选择承包商时，要优先选择同意吸纳现有政府雇员为公司工作人员的企业，通过此举可以将失业人员的数量降到最低。最后，政府要对失业的前政府雇员按照专业、能力、教育水平等实施再培训，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咨询服务，可使被裁减人员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在公共部门部门有新的职位空缺时，原政府雇员有被优先录用的权利。这样可以避免外包导致的失业人员因生活缺乏保障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3.制定合理推行计划，避免引起公众焦虑情绪。
公众在公共服务外包的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心理适应问题，政府应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引导。首先，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外包前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公众认识到现行公共服务体制的缺陷及公共服务外包将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理解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行性，从而在思想上打消公众的顾虑。其次，在推行的过程中，可选择试点部门和项目，这样既可以减少公共服务外包执行的阻力，又能防止因个别外包案例的失败而导致的整体推广工作受阻。最后，制定科学合理的外包计划并予以贯彻执行，用改革取得的成果向公众证明公共服务外包的可行性。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对公共服务外包的心理适应成本。
参考文献：
[1]明燕飞、盛琼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及其控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
[2]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p95, 2006年版.
[3]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82，2002年版.
[4]马晓杰,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科协论坛，2010 年第3 期（下）.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 CMM；商业银行；软件外包
[中图分类号] F830.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66-04
[作者简介] 徐知海，南昌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软件应用开发和网络管理；(江西 南昌 330031)
万希文，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电子银行业务。(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银行业和刚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要赢得竞争和必要的发展空间，必须要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而电子银行业务对信息技术及网络安全都有着极高要求，自行购买和搭建先进的IT系统，需要银行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及人力，并承担高额的后续维护费用，因此，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收益的商业规则下，银行往往选择将电子银行业务中的软件开发、信息处理、硬件维护等部分或全部外包给更为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去做。因此，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便成为金融业提高竞争力的武器和法宝。IT外包将是金融行业的趋势，在新的市场划分之下，银行需要明确什么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和不影响银行竞争力的东西要尽可能外包出去，这将会变成一种趋势。专业机构预测显示，到2011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达到147.51亿人民币，2007-201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9.6%。而核心银行系统仍将是整个应用解决方案市场中最大的细分市场，2011年将占总体市场的16.3%，规模超过24亿人民币，中国银行业IT外包服务快速增长的市场契机将会出现。
二、银行软件外包实际存在的问题
目前，银行业软件项目外包模式由于缺乏专门部门进行管理，在管理上缺乏规范性，没有一套标准的外包管理流程，各个项目都是各自为政，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在项目招标、合同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实施、测试以及交付维护等活动中缺乏一套稳定、成熟的工作流程，对外包项目的管理缺少有效监控和管理，因此在外包项目的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导致外包项目在投产后项目实际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在外包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1.对需求了解得不够充分。无论是银行还是软件公司，在项目的初期，经常存在需求分析不够彻底、对项目的理解不够全面、对开发过程中的困难估计不足等问题，从而引起对工作量的低估。而银行方则急于把产品开发出来或过高地估计了软件公司的开发能力，这些都会导致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地补充人员或造成项目的延期。
2.人员配备的问题，通常银行的技术人员相对不足。由于负责项目开发的是软件公司，银行方往往会尽量节省人力，控制本方技术人员的参与。如在某银行与C公司合作的中间业务项目中，软件公司共有7个人，而银行方的开发人员只有3个，除了忙于应付软件公司的业务支持及本身需求的完善外，根本无暇顾及软件公司平台工具的开发，更不要说真正深入地向他们学习。因此，如果条件允许，银行方应该多安排人员参与，才可能在开发过程中更多地跟踪软件公司的开发工作，方便未来的二次开发及维护，即使条件有限，至少也要达到软件公司人员的70%。
3.公司开发人员的流动。就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软件公司本身人员的流动性就比较大，而且为了培养人员通常会在项目组中安排一些新人，这些新人业务比较生疏，不稳定性也较大；另一方面，软件公司可能同时做多个项目，因此，其人员往往也会经常发生变动，而每次变动都会对项目造成一定影响。笔者从某银行与某软件公司的一次合作中发现，公司参与项目的开发人员共有12个之多，其实正常情况下只有7个人保持常驻，由此可见公司的人员流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与此相反，银行方则除了因人员不足而增加人员外，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因此，在人员流动上银行方面只有事先做出估计，并在合同上注明，才能在日后的合作中争取主动。
4.银行技术人员在技术上准备不够充分。长期以来银行技术人员习惯于独立开发，使用传统的开发工具，因此，不可能很快地适应最新的开发方式与开发工具。这就要求银行应该定时地对开发人员进行知识更新，银行技术人员也要不停地积极自我更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要求。
5.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很多软件公司为了能够拿到项目、介入银行领域，会开出很多优惠条件或千方百计地降低价格，却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这往往会给未来项目的实施带来许多困难。因此，良好的服务、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术、保质保量按时地完成任务，应该成为银行选择软件公司优先考虑的因素。
6.不停的需求变动。由于银行本身的业务在不断地发展，如果开发周期太长则不断地会有新的业务需求增加，或者是原来业务需求上的缺陷，造成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地变更需求。这对于由银行自己的开发人员完成的项目来说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对于外包项目来说，就存在与软件公司如何进行沟通，如何协商解决的问题。银行方面最好是在商务谈判时进行必要的约定，以免造成开发中的不愉快或被动。
7.管理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软件公司在开发方面是比较自由的，一般是给定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即可。而在银行方面则有比较严格的作息要求，这就会造成工作时间的不同步，严重的话会影响项目的进度。因此，银行方面最好是在合同中要求把软件公司的管理纳入银行项目的统一管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项目的进度。
8.忽视业务人员的作用。由于银行的技术人员一般都对业务比较熟悉，他们对业务人员的业务支持要求不是很高，只是作为一个必要补充。在实际开发中，如果安排熟悉业务的骨干业务成员参与整个开发过程，直接参与同软件公司的讨论，则会补充银行本身的技术人员的不足，并可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9.项目后期对保密及系统安全的限制的松懈。安全是银行取信于客户的关键，除了资产安全，信息安全日益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软件研发外包后，外部人员参与了银行技术平台的搭建，可能会导致银行应用系统安全性的降低。银行在与软件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保密。
10.技术文档不齐或不规范。由于银行在商务谈判时一般无法界定所有文档的明细，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使用权的软件的开发工具代码和业务代码，在开发的前期都难以确定，以至于在产品交付时部分代码无法有效地交付，不利于未来的二次开发和维护。因此，产品选择时银行应尽量寻找成熟的产品或有良好信誉的软件公司。
11.目前，国内IT外包市场尚不成熟。Gartner信息技术服务首席分析师Rolf Jester在亚太IT服务高级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IT服务市场仍不够成熟，大约50%的1T服务合同是以不能让用户满意的方式提交的。国内IT外包市场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缺乏对产品、价格、服务方式以及服务水平的行业规范；尚未建设起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当IT外包中出现服务不到位，服务质量、数据安全无法保证等问题时，在追究外包商的责任方面缺乏合理的依据。这些都将影响银行软件研发外包的进程。
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合作项目的进度，如公司的技术核心集中在一两个骨干身上，许多事情都必须通过这些人来处理，这也会成为项目开发进度的瓶颈；业务需求不完善或不明确，技术人员不得不在开发过程中花大量的精力来完善业务需求；商务谈判时间太长，拖延软件公司技术人员对项目的介入；软件公司技术人员对业务的介入太晚，影响公司优势的发挥；银行方新手太多，业务不熟，对合作项目中的困难估计不足等等，均会影响项目进度，银行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进行处理。
三、CMM与软件外包之间的关系
CMM，即能力成熟度模型，指一个软件开发组织或某开发项目有效地定义、执行、管理、测量和控制其各种软件过程的综合能力高低的一种度量尺度。这种综合能力通过测量该组织各种软件过程能力来进行度量，是一种软件过程控制和评估框架，它列出了每个级别需要完成的目标以及判定条件，但并没有叙述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软件开发过程框架工具的目标就是为开发团队建立一个清晰的、可重复执行的流程，以帮助团队成员按时完成项目各阶段的工作。CMM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软件工程学院所确立的针对软件开发、系统工程、软件采购等软件工程方面的一套专门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国外各军用、大型民用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中被广泛应用。
模型的成熟度理论主要涉及对软件过程的定义管理和如何度量、管理、改进这些过程，以及对软件组织和各类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包含对软件过程中使用的开发工具和技术的管理。CMM将软件开发机构的能力按其软件开发过程完善程度分为五个成熟度级别来表示，从一级到五级水平逐渐提高。该模型描述了每个等级软件开发过程的基本特点，并明确说明二级以上各个级别不同的关键过程域，仅当一个级别的相应关键实践都得到适当的实施，才算达到了该级水平。将每个成熟度级别分为多个关键过程域，将每个关键过程域分为五个共同特征。共同特征包括关键实践，当这些关键实践得到实现时，就完成了该关键过程域的目标。其中第2级可重复级建立了基本的项目管理过程来跟踪费用、进度和软件项目特性。制定了必要的软件项目监督过程纪律，能重复早先软件合同管理应用项目取得的成功。CMM2中的“软件子合同管理”KPA涉及了软件外包管理问题，它规定了企业应如何管理软件开发业务和软件开发子合同。但是，软件外包管理实际上涵盖了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过程，任何一个软件外包过程都会涉及到需求管理、软件计划、质量管理、项目追踪、配置管理等内容，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CMM的软件子合同管理，而应该将其视为能将其他软件开发过程从公司内部部分或全部延伸到公司外部的管理规范与管理技术。通过软件子合同管理过程的实施，软件开发机构能够有效地管理与控制他们的业务分包过程。
外包(Outsourcing)是一个舶来词，亦可译为“资源外包”或“业务外包”。外包思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严格地说，外包是一种管理策略，它是指企业专注核心业务能力而把部分业务，特别是把与信息技术的相关业务承包给外部专业的、高效的信息技术服务商。软件外包的推动力一方面来自企业减少信息技术风险取得经济效益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业务流程，进行组织创新，创造更多利润的要求。从CMM的“软件子合同管理”KPA开始实施软件外包管理是比较好的办法。CMM模型定义了软件子合同管理要达到的目标、实施时必须履行的承诺和需要具备的能力，定义了进行软件子合同管理应该进行的活动。
CMM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对软件项目外包进行管理可以使银行将更多的精力专著于项目过程中的关键过程域，通过对关键过程域的分析，找出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差距，然后对项目过程进行改进，将项目过程标准化、程序化，更有利于组织重复过去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通过CMM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对银行业软件外包项目的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后，可以使银行尽快摆脱目前落后的管理模式，更加注重软件外包项目的流程管理，通过制定适合于银行的软件外包项目规范，有效提升银行业对软件项目外包的管理水平，更好的与软件外包公司进行合作，提高软件外包项目的产品质量。
四、构建基于CMM的银行软件外包管理方式
银行要想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获得外包收益，必须强化自身外包管理能力，提高自己的项目管理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制订一个包括风险管理的管理计划。外包就好像自行开发一样，同样需要制订一个管理计划。在计划中应该包括：供应商选择、合同洽谈、开发需求、控制需求变化、跟踪供应商进度、监督质量、已审核交付的产品是否满足需求等。可以与所选择的供应商一起制订这些管理计划。
2.要加强研发人员职业生涯计划与人才培养。对研发人员进行项目管理、外包管理、系统架构、信息计划、信息安全等方面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使研发人员适应岗位角色的转变，从软件设计人员转变为项目经理、系统架构师、系统分析师、关系经理等，同时，引进项目完全外包所急需的法律人才。将软件系统外包开发，银行往往会认为负责项目开发的是软件公司，于是尽量节省人力，降低成本，控制本方技术、业务人员的参与。而事实上，作为建设单位，银行不能对开发工程放任自流，不闻不问，而要积极参与到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对软件工程进行过程化管理，才能保证软件的质量。如果条件允许，银行应该多安排人员参与，才可能在开发过程中更多地跟踪软件公司的开发工作，方便未来的二次开发及维护。同时，软件外包开发后，银行本身的技术人员逐步由开发转向开发与项目管理并重。银行技术人员不但要学习最新的开发方式与开发工具，同时要掌握一定的项目管理知识。而长期以来，银行技术人员习惯于独立开发和使用传统的开发工具，这就要求银行必须定时对开发人员进行知识更新。银行技术人员也应不停地更新知识，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要求。
3.根据项目复杂程度与内部能力，将研发项目通过外包、主题专家、顾问、自主研发等方式展开。成立专门的技术研究团队，从事新技术与银行业务有效结合的研究工作，加强与咨询公司的合作。
4.选择合适的外包商，加强对外包商的管理与沟通。谨慎选择外包服务商可以降低部分风险，但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企业文化也会增加整个外包过程的风险。对这些风险的管理除了要求银行与IT厂商间有很好的合作机制、彼此信任以外，银行必须保证对整个外包项目具有决策和控制权，确立“以银行为主”的方针。同时，应对IT厂商进行整体评价，不仅看其现有产品，而且要通过对厂商的整体实力、资信等级的评估，确认厂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要有适当的评价和监测手段，商业利益分配也应尽可能合理。在项目招标中，尽量选择实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公司。在项目外包的过程中要主动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即使觉得与供应商没什么可以沟通时也要定期地与他们沟通。一些IT项目采用“走动的方式”进行管理，当采用外包时，就应该考虑采用打电话或交换电子邮件的方式来管理。
5.软件的需求必须规范明确，防止频繁变动。软件需求是软件产品开发的依据，也是整个开发过程各项活动的基础。在实际开发中，往往由于软件需求的不明确和频繁的变更，给项目开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最后导致项目的失败。在明确软件需求之前，银行必须先对项目的需求、资源、工期、质量等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有总体的把握。需求规定了系统的范围和规模，资源决定了项目的投入，工期定义了项目的交付日期，质量定义了完成系统的好坏。这四个要素之间是有平衡制约关系的，作为银行的项目管理人员，必须统筹考虑，抓住重点。其次，系统的业务需求大都来源于业务人员，其对需求的描述往往含糊不清，加之业务部门和相关人员对需求分析的认识非常肤浅，需求既不规范又不具体，而外包开发商往往对银行的具体业务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在项目初期，银行项目管理人员需要主动协调业务部门、外包商及各方面的关系，通过需求分析等形式为外包商建立信息交流、沟通的渠道，保证对话渠道的畅通，促使外包商深入了解银行的业务需求。理想的办法是由银行方面熟悉业务的技术骨干会同公司方面经验丰富的项目骨干共同完成对需求的分析，并有适当的业务人员参与，这样就能对整个工作量做出相对比较准确的估计，即使多花点时间也是值得的，需求分析越彻底越好。此外，还要完成软件需求分析书，它是软件项目各方对项目的共同认识，是软件开发的基础，应该做到完整性、正确性、可行性、必要性和无二义性。
6.银行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强化项目进度的监督控制。项目进度控制的主要方法是依据项目计划书中的开发进度表，检查工作成果和进展进度，确保项目里程碑的达到。因此，里程碑的设置要尽量符合实际，并且不轻易改变里程碑的时间。但在实际项目开发中，经常会出现项目的实施方案与计划相偏离的情况，破坏了原来的工作计划，导致时间进度和工作质量都很难把握。这时候一定要和软件开发商及时沟通，了解变更的原因，同时督促软件开发商调整计划，加大时间和人力的投人，修正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重新制定计划，赶上工作进度，并及时向各级领导汇报沟通。项目的范围变更和业务需求的变更是影响项目进度的主要因素，因此要严格控制变更。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业务需求不断增加和变更的情况，需要建立需求变更处理过程。遇到需求变更情况，要及时召集业务人员、开发商和有关人员，对项目的需求变更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和可能的成本费用进行评估。在项目的后期和项目完成时间不可更改时，要冻结需求，并取得业务部门的理解，以保证项目按已确定的需求和确定的时间完成，而需要新增的功能则可以留待后一个版本。
7.加强合同管理。外包合同是外包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文档之一，是对外包服务商进行有效控制、降低外包风险的主要手段。外包合同管理主要涉及选择外包服务商、制定外包合同、签署外包合同、更新或终止外包合同等事项。银行与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通过监控和合规管理，保护自身利益。
8.做好外包软件的系统安全管理和文档编写工作。在所有的外包合同中都应该包括保密条款。风险管理的思想应体现在所有的应用系统中。在签订外包合同时，条款中也应明确与安全相关的责任与义务，明确规定保密条款、系统可用性指标，并要求外包服务商制定灾备、应急处理等一系列方案。银行的软件系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与软件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保密。例如，只提供与所开发的业务有关的文档；尽量避免使用真实的客户数据；对机器用户、网络路由进行严格控制；当用软件公司的机器进行登录后，要及时地退出等等。对于这些安全措施，合作双方往往在项目开始的时候都很容易遵守，但是，随着项目的进行或进展到项目的测试阶段，由于相互之间的熟悉及要处理的问题增多，对这方面的要求会有所松懈，银行要特别引起注意。在项目开发的最后阶段，银行的项目管理人员还需要督促开发商提供详细的、必需的文档资料，并组织对有关报告和文档资料进行评审，以确定产品的质量是否达到了要求。软件投入使用后，还需要对用户的反馈意见进行有效地跟踪管理和及时地回复，并及时改进。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利用信息技术采购更大的竞争优势，外包模式是我国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开发的必然趋势。软件外包是一种新兴的系统建设方法，其强大的生命力不言而喻，商业银行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应用者必须积极使用它。软件外包项目成功与否，外包管理能力至关重要，与软件企业相比，银行业在软件项目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目前，有些国内的软件企业已经通过CMM三级的认证，个别企业已经通过等级认证，这些企业在软件开发方面已经具有较高的项目管理水平。银行虽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软件开发只是起辅助作用，但是，作为成熟的企业应该在项目管理水平上建立一套标准的流程，因此，通过CMM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提高银行业的软件管理水平，对银行外包软件项目的管理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不断向更高层次的能力成熟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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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9篇
当前房地产行业受政策影响已陷入萧条期,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大部分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持续下滑,成本不断提升同时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决策因素、管理因素等等。其中对于合约管理的好坏也影响着房地产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萧条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对合约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房地产项目的合约管理对房地产项目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 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的目标及意义:
1.1 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的目标:
房地产项目开发目标一般是通过项目开发建设及营销从而取得预期回报及超额利润。而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就是紧紧围绕完成项目开发目标而进行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房地产项目通过设定预期利润从而制定开发计划、销售计划、投融资计划等决策后制定合约规划,并以此为目标制定合约签署计划。合约签署后对合约的履约情况、风险情况、实际变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分为签约前计划管理、签约后过程管理的全过程管理。
1.2 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的意义:
合约管理对于房地产项目开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为项目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同时为降低企业风险、树立企业形象、降低企业开发成本、监控项目开发状态等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意义体现在企业本身及管理者两方面:
1.3对于企业:
1.3.1 最显而易见的作用是监控企业的经营风险;
1.3.2 企业合同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作用是提升企业形象:重合同、守信用是企业最重要的形象;
1.3.3 企业合同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创造经济效益;合同管理通过控制随意的决策,通过对合对方的准确分析判断,通过科学的谈判对策,通过对合同条款的的合理设计,通过对旅行过程中集体问题的妥善处理,通过合法合理的纠纷解决程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
1.4对于管理人员:
1.4.1了解项目运行全过程的合同组成;
1.4.2 了解企业项目运营的费用组成;
1.4.3 掌握项目全过程运行状态、进度;
1.4.4 了解企业管理模式、业务组成等。
2 房地产合约的分类:
2.1 根据项目开发过程分为:
2.1.1 项目前期合同:获取土地类合同、融资借款类合同、勘察测绘合同、设计合同等
2.1.2 项目开发期间合同:建安工程类合同、工程监理合同、造价业务委托管理合同等
2.1.3 项目开发后期合同:销售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等
2.2 根据项目外包策略分为:
2.2.1 自主管理类合同:
2.2.2 业务外包类合同:
3 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的思路
合约管理思路:
此房地产项目合约管理思路可以概括为:
3.1 制定项目合约规划的依据:
3.1.1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以及投资决策文件,确定项目最高拿地价格,并以此参与项目土地竞标,竞标成功后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3.1.2 方案设计完成后编制项目投资估算文件。根据投资估算文件,确定最少自有资金数额,已经融资方案,确定融资借款类合同的签订安排;
3.1.3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编制项目开发进度计划、销售计划、成本控制方案。根据项目开发进度计划,倒排计划,确定最迟合约签订时间完成项目合约规划架构的编制(如下图所示);
3.1.4 根据项目项目成本方案,确定项目开发个阶段合约的预计合同金额;
3.1.5 根据项目营销、招商方案,确定营销、招商等活动确定合约预计签订时间及金额;
3.1.6 根据项目风险防范方案,确定需要注意防范风险部分的相关合同的预计签订时间及金额。
由以上项目信息完成项目整体合约规划:
3.2 根据项目合约规划的安排推进合约的签订:
3.2.1 合作伙伴的选择:根据合约规划的安排,在预期的时间内先对拟签合同的合作伙伴进行筛选。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建成完工,合作伙伴资料库就得以建立,这样每次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就相对轻松,而且通过项目合约的监控反馈,还能给合作伙伴进行评分,为下一次选择更合适的合作伙伴提供历史参考数据。
3.2.2 明确各个拟签署合同的细节及相关签约要点,如: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约 要点
一、工程总包施工合同签订的条件二、签订分包合同的条件三、明晰无效施工合同及其法律后果 四、审查工程承包合同文本 五、明确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及义务六、明晰无效施工合同及其法律后果 七、约定索赔的内容和有关条款
建设工程的初步设计已被批准只能分包部分工程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人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合同整体性的审查:合法性分析、完备性分析、公正性分析、准确性分析明确发包人权利与义务防范工程承包合同风险索赔范围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合同条款的审查:
外包合同管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 外包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公共服务外包在国外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主要涉及监狱管理、街道清洁、垃圾处理、公路维护、路灯维护、计算机系统维护、治安巡逻等方面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广州、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政府部门纷纷采用合同外包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国内学界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决定将某项服务外包 ；也有学者认为，为了行政任务的有效实现，只要存在一定的竞争市场，并且在能够保持基本的社会公平、易于测算与评估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不仅对于准公共物品和服务行政可以实行外包，而且对于纯公共物品和秩序行政中非关键性的事务服务也可以实行外包 。
从实践中看，我国各地政府部门的外包项目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管理、城市管理两个领域。譬如，公用事业管理中电力、煤气、热力的生产与供给，垃圾清理、公共汽车运营等，这些原本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现在一般都委托给某些专业公司。在城市管理上，文化体育场所、公园等类似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日常维护，也由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者公司来具体运作。这些公共服务外包举措在提高地方政府工作效率的同时，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
一、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缺陷
（一）规范性缺陷。
目前，我国法律层面上，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政府采购法》和《合同法》，这两部法律中都没有针对公共服务外包的单行法律条款，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定。地方性法规上，某些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宁波市09年颁布的《宁波市政府服务外包暂行办法》，但是全国大部分地方虽然普遍存在有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现象，规范性文件却并不多见，且已有的文件约束力十分有限，难以对合同双方产生有效的规制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的制度体系很不完善，在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上也相当的匮乏。规范性文件、专业监督管理人员的缺失，不仅为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政府部门对承包组织的绩效评估无章可循，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
（二）平等性缺陷。
政府与承包公共服务的组织之间通过合同，构建了一种委托――关系，但是，两种组织性质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合同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也各不相同。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受公共利益驱使，其宗旨是为公众提供最公平、最充分的公共服务。承包公共服务的组织，尤其是私营企业或公司，从竞标到合同期满的行为，更多的是受私人利益驱动，其目标往往是私人利润的最大化。
一方面，受私利或者组织利益驱使，承包公共服务的组织往往会更加注重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将商业活动中的利润导向性带入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加之外包合同往往都有一定的期限性，承包组织作为人，对公众利益不负有长期责任，追逐短期（合同期及可能的合同延续时间）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往往对公共服务缺乏长远规划，忽视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将产生的长期社会效益以及附加社会正效益，短视行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我国现实的发展状况来看，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很难保证承包组织不会为了节约成本、增加利润而将嫌贫爱富思想渗透到公共服务当中，以致出现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区别待遇”的情况，这不仅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为严重的是，它将损害公共服务的平等精神，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三）市场性缺陷。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选择合适的承包组织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对于参与竞标的承包组织而言，合理的服务外包门槛设置、全面的信息、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准确定位市场需求、提高竞标成功率。成熟的市场机制、充足的承包组织是公共服务外包的重要基础。然而，实践中，我国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比天津、深圳等东部地区，公共服务外包的应用领域更为广泛。
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市场发展不成熟，与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相比，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在这样较为脆弱的市场环境下，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在配套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招标时盲目设置高标准的承包门槛，追求规模大、发展成熟的承包企业或者组织，导致大批小公司、小企业被排除在竞标范围之外。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不利于节约成本，而且容易使市场长期为一小部分承包组织所把持，形成垄断，降低承包组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激励。然而，唐纳德・凯特尔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促进竞争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小的辖区，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垄断一旦形成，将对市场造成极大损害，且要重新恢复自由竞争困难重重。
（四）操作性缺陷。
从外包合同的性质上讲，政府与承包商或其他社会组织签订的外包合同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具备经济性质；同时，又由于其直接关系到服务对象――公众的切身利益，是政府部门的一种政治行为，也具有政治性质。合同是承包商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合同条款的设计环节，承包商或其他社会组织往往出于经济利益或其他组织私利的考虑，规避一些重要问题，甚至在自身利益最大化、追逐不正当利益的驱动下，故意模糊合同条款，致使外包期间公众享受到的服务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二、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相较我国的初级发展阶段，欧美国家公共服务外包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譬如，在机构设置上，瑞典最有影响的机构是国家公共采购委员会，它承担着监督公共采购法实施情况的责任。它们出版了解释法律的指导文件，就实施情况写出报告，以及通过电话提供咨询。在瑞典，有很多法律案件与投标人投诉非法的投标程序有关。美国立法机构已经规定了政府保险计划下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不能外包给私营部门。美国的一些州试图将审查待遇资格的习能外包出去，立法机构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绝不允许外包的 。
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制定上，一是要充实《政府采购法》和《合同法》中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密切相关的条款或者章节，使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有章可循；二是各地方政府要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逐步研究制定本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适用范围、外包方式、程序等具体的规章制度，促进各领域公共服务外包规范化运作。
（二）推动合同设计科学化。
合同不仅对合同双方都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合同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合同一方违约的责任追究，也需要合同书作为关键追责证据。因此，严谨、科学的合同设计对于外包项目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业化、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公共服务外包项目的合同设计，既需要合同管理人员具备一定的政策知识、谈判协商能力和项目评估能力，也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技术能力，但是，政府部门往往由于缺乏这样的专业合同管理人员，而在合同设计与审查中处于相对劣势。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者该技术领域的专家，按照专业科学方法参与合同设计与审查，确保合同设计的科学、合理。
（三）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
市场性缺陷的弥补，不仅要求政府部门设置合理的承包门槛，还要不断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高市场成熟度。从各市场主体的性质上讲，与盈利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更加适合承包公共服务，其公益性宗旨往往能成为积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激励。美国一半以上的公共服务都是由非营利组织负责提供的。但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少，涉及领域狭窄，而且其组织、管理和活动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差距明显。要想培育公共服务市场，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简化非政府组织审批程序，取消行业垄断性准入制约。政府要制定相关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政策，引导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同时，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健全沟通机制，充分听取和吸收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主动邀请非政府组织参与部分公共事务，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承载器”作用 。
（四）强化政府监管。
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外包“移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 ，有效的政府监管是承包公共服务的组织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不能抱着“甩包袱”的态度对待外包给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而是应该加强责任意识，对承包公共服务的组织实行阶段性任务控制，并在履约一定时期内，对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等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绩效评估，评估的过程中，不仅要参考承包组织的项目服务报告，还要重视公众满意度调查与研究，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标准。此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聘请专业机构通过问卷调查、服务对象访谈等专业技术手段，分析合同期的公共服务水平。对于承包组织的违约行为，要通过法律途径，尽力追回其不正当收入，追究其民事责任，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改革）
注释：
杨桦、刘权：《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价值、风险及其法律规制》，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参见杨欣：《论政府职能合同外包中的公法约束》，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5期.
参见杨桦、刘权：《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价值、风险及其法律规制》，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杨丹：《美国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外包――访美国社会保障署前署长朱安・巴纳哈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日第C04版.
鲍芳修：《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成本控制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载《领导科学》2012年第5期.
[美]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周敦仁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参考文献：
[1]詹国彬：《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逻辑与风险控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
[2]John D.Donahue，The Privatization Decision：Public Ends，Private Means（New York： Basic Books，1989），pp.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