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历史 上国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产生的，后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国债发行导致 财政 不可持续以致危及国家安全之事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非但不能与国债脱钩，反而更加倚重于国债。但与历史上的显性倚重不同，这种倚重是隐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指向未来的。

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我们熟知的，国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威胁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债作为央行公开 市场 业务的主要操纵工具更是 经济学 的常识。但国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却被当代人忽视。历史上因政府滥用国债发行权利，导致的经济动荡甚至国家危机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国债与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国债的由来

历史上，欧洲基于特殊的 地理 条件，在 政治 上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任何试图统一的企图都会很快地被统治者的更换、内部起义或者外部入侵打破。战争给本来并不富庶的欧洲各国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空前的。面对这种压力，欧洲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培养税源。 工商 业能比 农业 带来更多、更稳定的 税收 ，因此各国政府都在战争的压力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鼓励培养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他们反过来反对政府以战争为借口的任意加赋。于是资产阶级限制封建王权的机构－－“议会”产生了。这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给自己找到财源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税收以外的另一种筹资方式－－“借债”。

政府向民间借债自古有之，古罗马和

三、 国债 促进一国 经济 增长

众所周知，经济运行呈周期性特征，无论真实经济周期，还是货币性经济周期，政府支出带来的有效需求都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国债是政府增支的必要手段。很多国家的经济史证明，不借用政府赤字 财政 政策 ，经济无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同样，滚动发行的国债能为经济持续地注入资本，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源动力。

经济理论界对国债的看法经历了古典 经济学 “基本否定”到现代经济学“趋利避害”的过程，说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尽管国债有挤出效应、危及财政可持续性等副效应，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国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中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框架证明了经济中可能出现长期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为国债的经济意义发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国债利率与 投资 回报率的比较。国债利率作为 成本 ，必须低于投资回报率，国债投资才是有效益的。前者取决于政府的信誉和资本 市场 的发达程度，后者大致等同于 社会 总体投资回报率。综上二者，如果国债的利率低于民间投资回报率，则可通过发债刺激经济，而且二者差别越大。越应该运用发债政策。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2篇

伴随着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图书馆如何能够利用有限的投入获取巨大的效益，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图书馆绩效评估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图书馆开始将经济学中的投资回报率(ReturnonInvestment-ROI)应用于自身的绩效评估中。ROI原指企业从一项投资性商业活动的投资中得到的经济回报。在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ROI测算模型和方法，如美国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消费者剩余法、时间成本法等评估图书馆服务的价值［1］。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其价值不仅具有图书馆的共有属性，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性。高校图书馆能否将公共图书馆的工具、模型、方法直接进行移植，抑或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读者群体的特性开发适合的研究方法与工具，是目前高校图书馆领域孜孜不倦在探索的课题。

2国外高校图书馆研究现状

相对于成果颇丰且日臻成熟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基于投资回报的价值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

2．1围绕多主题的定性评估研究

1972年，MountEllis等撰写《高校图书馆系统使用价值与成本的测算方法》，是较早将成本效益概念引入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估中的文章［2］。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日趋广泛，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图书馆的价值。M．B．Line在《用户对图书馆的质量和价值的感知》一书中，用成本效益和成本收益理论的概念诠释图书馆价值［3］。TefkoSaracevic建立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使用导向价值理论框架，从哲学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价值［4］。•以实际案例分析图书馆某一资源或服务的成本效益。GaryW．White等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电子资源的评估，以来源于ABI/Inform数据库的原文传递量为依据进行了案例分析［5］。KarindeJager以图书借阅量为依据，从高校图书馆对学生的影响角度论述了图书馆的效益［6］。•依据定性评估体系研究图书馆的效益。CharlesOppenheim等依据英国的定性评估体系，从图书馆投入与机构等级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图书馆的效益［7］。•对未来图书馆绩效评估的发展方向提出设想。JohnLehner提出两个发展方向［8］:①可以借鉴公共图书馆已经构建的一系列ROI测算模型、方法;②扩展研究范围，将图书馆支出与学校的相关成果结合起来，如学生成绩、教师对于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教师留职率等。

2．2多角度的定量评估研究

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图书馆的投资回报开展了定量评估。Mezick从图书馆支出与在校学生率的关系角度测算了图书馆的投资回报率［9］。其中，图书馆方面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在校学生率数据来源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ShimWonsik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图书流通借阅量的角度对ARL成员中的95所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的投入产出率进行了计算［10］。在数据的获取方面，采用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1996、1997两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随着经济学中的ROI测算模型被公共图书馆广泛应用，高校图书馆也在不断探索以货币形式体现自身的价值，其中颇具影响的项目为Lib-Value。该项目［11］从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为期3年，项目全称为“高校图书馆的价值、成就及投资回报”，由联邦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局(IMLS)资助，项目组成员包括3所高校与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研究人员及图书馆员。项目的预期成果为适合于评估高校图书馆价值与ROI的测算模型、网络工具及方法以及在3所高校的实证研究结果。该项目的研究建立在早期的两项研究基础之上:•UIUC图书馆ROI项目第一阶段。2006年，爱思唯尔公司与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UIUC)图书馆组成项目组，该项目的目标是为UIUC图书馆构建可以量化的测量模型。该项目采用的模型源自Outsell公司的RogerStrouse撰写的论文，利用该模型测算得出:2006年，每向UIUC图书馆投入1美元经费，获得4．38美元的收益。•UIUC图书馆ROI项目第二阶段。2009年12月，为了进一步验证UIUC图书馆项目的方法对于高校图书馆是否有广泛的适用性，项目组将这一方法扩展到8个不同国家的8个图书馆。研究发现，体现在资助经费上的投资回报率因机构使命的不同而不同，同时它还依赖于外部资助情况，其比率从1∶1到1∶15不等。与Lib-Value项目同期开展的还有由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资助的“学术阅读与图书馆资源的价值调查”项目［12］。该项目从2011年1月开始，为期一年。该项目由英国的6所高校参加，通过向6所高校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该项目分为4个阶段进行，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将对此次调查的结果与Lib-Value项目的部分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3国内高校图书馆研究现状

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领域。

3．1围绕多主题的定性评估研究

较早发表的论文为1985年门笑文的“价值工程及其在大学图书馆的应用”［13］，作者在该文中提出了大学图书馆价值工程计算通式。此后的发文量很少，基本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投资回报应用于高校图书馆进行探索性的思考，如李世兰用投入产出比的观点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14］。21世纪以来，国内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电子资源的投资回报评估。有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对电子资源进行了投资回报分析，如钟丽华讨论了采购全文电子数据库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有关基准、成本的计算方法、收益的组成项目及比重、评分方法、执行分析工作的机制及人员［15］。李正兰等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数字馆藏成本的组成形式，提出可以采用引文分析法、读者调查法等对无形效益进行衡量［16］。有学者采用了对比分析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如任红娟认为可以采用传统印刷资源与电子资源的成本效益定性对比分析和电子资源的利用统计分析共同进行电子资源的经济核算［17］。有学者从理论上构建了ROI模型，如金洁琴等构建了电子资源ROI测算通式，并对其中的参数值进行了分析［18］。•构建图书馆投入———产出绩效评估体系。向林芳提出根据一定的构建原则，电子资源的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共同构成电子资源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9］。•探讨联盟采购资源的投入产出。随着地区性与国家性联盟采购的日益发展与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联盟采购的投资回报，如史永强等探讨了TALIS集团采购的电子资源的投入产出［20］。

3．2相对匮乏的定量评估研究

国内的定量评估研究相对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基于DEA模型的图书馆效益评估研究”。作者金婷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收集全国10个理工类高校图书馆在2008年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熵值法相结合组合赋权法对指标体系赋权，并计算出综合指标数据，再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各图书馆在2008年的效益情况———投入冗余量与产出不足量［21］。

4国内外研究对比分析

4．1国内外在研究方式上存在着差距

国外的许多研究是由专业机构发起的，联合了多所高校共同参与，而且还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并以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形式获取充分的第一手数据，从而深入开展实证研究。同时，各项目之间互相比较、彼此借鉴，具有一定的持续性。针对项目的研究成果还会进一步展开验证。国内的研究，更多地是出于学者自身的研究行为，团队研究力度明显不足，而且大部分属于理论层次的定性分析。不过，近几年来国内也相继有学者开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此外，国外的某些用于研究的数据往往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威统计机构或专业学协会组织获取，而国内则鲜有此方面的标准数据。

4．2国外对于图书馆回报的界定范围更为宽泛

在对图书馆投入的界定上，国内外都是比较明确的，基本包括:订购成本、硬件投入成本及软件投入成本等。在对回报的界定上，国内图书馆将图书馆的直接经济收入、图书馆利用率、用户规模、用户满意度、学校的科研成果及获得的项目经费等纳入回报范畴。相对于国内，国外的回报界定则更为宽泛，扩展到与大学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如学生的入学数、在校率、毕业率、学生成就以及学校的声誉和威望等。

4．3国内外的研究视角高度不同

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是站在图书馆的视角进行价值评估的。国外则把图书馆价值评估上升到与学校的使命紧密联系起来，而且用学校使命引领图书馆的评估，通过评估证明图书馆自身对于学校发展的贡献。

4．4国内外的定量研究都存在局限性

国内外都有学者采用DEA方法测算了图书馆的投资回报率。采用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把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转化为效率比率的分子和分母，而不需要转换成相同的单位。但该测算方法并未包含用户满意度这一指标。此外，国外项目组还从大学对图书馆投入所产生的资助经费回报的角度，构建了ROI测算公式，公式中部分参数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通过计算以货币的形式得出具体的投资回报率。但该测算公式的回报参数仅涉及到获资助项目这一指标，对于评估图书馆的价值显然是不全面的。

4．5国内外定性评估研究居多，国内起步较晚

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了定性评估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国外研究的起步明显早于国内，其开展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研究内容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国内早期的成果较少，直至21世纪以来才显现出较集中的研究趋势，且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时展，更多地聚焦于电子资源的价值评估。

5针对高校图书馆评估投资回报率的几点思考

5．1加强实证研究，开展团队合作

在实证研究方面，公共图书馆领先于高校图书馆，国外高校图书馆领先于国内高校图书馆。但目前公共图书馆通常采用的ROI评估方法难以直接移植到高校图书馆，高校图书馆还需要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测算方法。国内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开展的实证研究方式，联合多所学校、多领域专家形成研究团队，共同协作开展实证调研，使研究成果更具有普适性及可操作性。

5．2以货币形式衡量高校图书馆价值任重道远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积极探索以定量化的方式衡量图书馆的投资回报率，特别是国外学者尝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定量评估。已构建的模型或工具还不足以全方位地揭示图书馆的价值，尤其是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给用户带来的隐性效益，如对学生学习理解能力的增进、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乃至对所有用户信息素养的提升，这些目前都还无法以财务术语定量评估。将图书馆这一学术服务机构以市场经济中的成本利润加以衡量仍是一个有待攻克的难题，需要图书馆界、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

5．3投资回报率的评估应与学校整体使命联系起来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然垄断；价格管制；社会福利

一.自然垄断以及弊端分析

自然垄断指存在着这么一种行业，它的规模经济只能在极大的产量范围和相应的巨大的资本设备的生产水平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反应在产品成本上就是该行业生产具有成本劣加性。成本劣加性在这里的含义为如果一个企业生产该产业内的所有产品的成本低于由若干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那么该产业的成本就是劣加的。即C（q1）

自然垄断作为垄断的一种重要形式，同竞争相比都是没有效率的也势必会为社会带来各种不良影响。首先，垄断时企业为达到其追求超额利润的目的会将价格定于远远高于边际成本的位置，并且此时的垄断产量少于完全竞争时的产量。这时，消费者剩余被掠夺殆尽，虽然被掠夺的这一部分中会有一些成为企业的超额利润但是还会有相当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福利纯损。这种情况的形成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其次，由于一个行业内只有一家厂商并没有其他厂商同它进行竞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这家厂商会满足于现在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现状而不会对现有生产技术进行革新。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再次，一家厂商要保持垄断除了依靠自然垄断所特有的成本劣加性和规模经济可能还会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这就产生了寻租的可能性。只要在寻租的成本低于垄断时获得超额利润的情况下，厂商常常会通过各种手段向政府进行寻租以维持其垄断地位。寻租不仅会使市场上的的无效率状态得到延续还会使本国政府的权威性及公正性受到质疑，甚至影响到本国的政权稳定。最后，现在自然垄断的行业涉及很多必需品的生产例如自来水行业，如果任由垄断厂商定价势必会引起一部分人无力购买此种商品，一方面会使这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会拉低整个国民平均健康状况。长此以往，还是需要政府出资对这一部分人进行医疗补助。另一方面，处于生存的需要，这一部分无力在正轨市场上购买此产品的人就会转而到地下交易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这样一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冲击，十分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自然垄断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如果任由自然垄断发展，社会和国家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英美两国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时间已久，因此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抑制自然垄断的各种弊端，他们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二.英美政府价格管制的主要形式

（一）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法

美国是公认的资本主义超级强国，因此其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相较于其他国家可能明显，美国政府为了抑制其国内某些行业内日益严重的自然垄断问题而不断对其进行价格管制。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法。

资本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为：R（p・q）=C+S（RB）。其中，R为企业收入函数，它决定于产品价格（p）和数量（q）；C为成本费用（如工资、税收和折旧等）；S为政府规定的投资回报率；RB为投资回报率基数（Rate Base），即企业的资本投资总额。管制价格P等于企业总收入（R）除以总产量（Q），即：P=R/Q。由此模型可发现，在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法下，S的确定无疑是这一方法能否有效遏制自然垄断的关键。S定的过高相应的会使价格过高。此时，此方法不再有效。但是如果S太低则会使投入资本的企业无法获得其应得的利润，厂商会减少投资甚至完全从这个行业离开，造成供给的缺乏。在此方法的具体操作中，S的确定通常是一方面被管制企业向管制者提供详细的财务资料，另一方面，政府也会通过广泛的市场调查收集资料。在这两种资料的共同作用下，政府试图为厂商规定一个接近于“竞争的”或“公正的”资本回报率，它相当于等量的资本在相似技术和相似的风险条件下能得到的平均市场报酬。

在一般条件下，资本回报率价格管制法确实可以通过限制利润来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管制，使社会的效率得到提高。但是这种管制方法将管制重点仅仅放在企业的企业利润上，也可能产生资本回报率价格管制的AJ效应。阿弗契和约翰逊在其著名论文《在管制约束下的企业行为》中指出，由于在资本回报率管制模型中管制价格P和投资回报基数RB成正比，即随着RB的不断增加P也不会随其增加。因此，企业会产生一种尽可能扩大资本基数的刺激，以在规定的投资回报率下，能获得较多的绝对利润。假设企业生产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在AJ效应的作用下，企业会在生产中用大量的资本来交换劳动从而使其价格尽量提高。但是根据成本论，企业生产最有效率的点是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的切点。因此，AJ效应的后果就是使生产的实际情况与成本论中最有效率点偏离从而造成了生产的严重无效率。

（二）最高限价价格管制方法

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其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断寻求着一个最有效率的自然垄断价格管制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英国学者认为：竞争是反对垄断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手段，而控制价格本身不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因为不断降低价格会抑制竞争者进入市场，因而，价格管制的目标应该是把价格和利润保持在一个既不失公平，又对企业有提高效率刺激的水平上。这种思路催生了一个新的价格管制方法，即：最高限价价格管制方法。

最高限价价格管制方法的模型为：Pt+1=Pt（1+RPI-X）。其中，Pt+1为下期管制价格，Pt为本期价格，RPI表示零售价格指数也就是通货膨胀率，X为由管制者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效率增长的百分比。RPI-X可能是一个正数，也可能是一个负数，且它的值是一个比例。当它大于0时，下期价格大于本期价格。反之，当它小于0是，下期价格就小于本期价格。

同资本回报率价格管制法相比，这种方法有一些不同点。首先，这种方法不针对垄断厂商利润进行管制而对其价格上限进行管制，这就会激发出厂商企业通过优化劳动组合、技术创新等手段降低成本，从而取得更多利润的热情。这种效应的产生不仅会使单个企业受惠还会使整个社会的效率得到提高。其次，在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需要再详细评估企业的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等数据，只需要把着眼点放在被管制企业的生产效率之上。同时，由于生产效率受制于生产技术的变化，而生产技术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进步。因此，这种方法并不要求过于频繁的数据调查、分析研究，可以将3-5年设为一个价格调整周期。这样一来，管制价格变化所需的工作量将大大减少，政府可以将重点放到其他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地方去。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ppp模式在我国城市轨道等基础设施行业仍属新生事物，这种新模式对政府管制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针对政府管制中最关键的地铁票价政策进行了深入，指出现行票价管制实践中存在的，提出票价管制中政策目标、管制方式和管制模型的选择，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并提出了ppp模式下票价政策的建议方案。 关键词：地铁ppp模式票价政策实证分析 在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背景下，北京轨道（以下简称“地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到2008年，力争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56公里，总里程达到251公里，地铁在城市客运出行量中的比例达到10%以上。此外，还将建设昌平、良乡、顺义三条城郊铁路，使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超过300公里，总投资规模超过638亿元。巨额资金需求对传统的地铁投融资管理体制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为拓展地铁项目融资渠道，提高建设和运营效率，减轻市政府财政负担，按照北京市政府在市政公用行业引入多元化投资、推进市场化运作的政策精神，北京地铁参照国际惯例，率先了采用公私合作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北京地铁新线的方案。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国际上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新兴的一种特许经营模式，在英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由于ppp模式在我国地铁等基础设施领域尚属新生事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地铁项目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的优化与选择，成为地铁项目实现ppp模式运作的前提条件；而地铁定价问题由于是直接决定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成为投资者对政府管制最关心的问题。笔者作为地铁市场化改革和ppp运作实践的一线工作者，从学和公共管的角度，分析票价问题在ppp运作中的作用，尝试确定我国地铁票价管制模式取向，为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地铁票价政策做出努力。 1地铁票价管制现状分析 地铁属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与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且在运营上具有垄断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地铁票价进行管制。根据《价格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地铁票价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并实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目前我国地铁定价和听证程序如下： 1)由地铁运营商根据需要制定票价机制和票价水平，并向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交定价书面申请报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价格主管部门对申请报告进行初步审查、核实，并对合乎听证条件的组织进行票价听证。 3)市政府进行定价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听证结果，协调申请单位根据需要调整价格，必要时可以重新组织听证。 4)价格主管部门公布地铁票价，并对票价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和跟踪调查。北京从1971年一线地铁开始试运营以来，票价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上海从1993年4月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至今，票价体系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地铁票价管制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政府定价缺乏预期和弹性，信息传导机制不畅。地铁票价的制定是调节公众、政府和地铁公司三方利益的重要因素，地铁票价的水平则是地铁客流量的主要因素。就目前票价相关政策和国内各城市地铁历次调价的情况看，政府定价缺乏预期，无法对政府定价的原则、目标以及调价的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期，更无法根据市场承受能力及时制定或调整票价，也就无法体现地铁票价对调节地铁客流量的作用。地铁运营商应是最了解地铁市场状况的一方，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定价的权利，发挥地铁票价的弹性作用。 2)政府调价滞后于市场情况，造成对公众和企业的不利影响。过长的调价周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渐进。由于几次调价均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状况，调价周期过长，单次调价的幅度过高，超过了公众对地铁票价调整的心理预期，也就直接造成了票价上涨幅度过大带来的客流量大幅度下降，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票款收入，降低了地铁运营效率，增加了企业和政府财政的负担。 3)现行票价政策下财政补贴风险很大。由于地铁项目投资额巨大，投资风险很大，仅靠地铁项目本身无法实现盈利，因此需要依赖于政府财政的支持才能满足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要求。而票价水平又直接影响地铁运营商财务状况，在现行政府定价的政策下，地铁运营商无法合理的预期未来项目收益，而运营期内对票价的不可控性也大大降低了运营商对地铁市场进而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引入社会投资者的同时其必然会保守的预测项目前景而最大限度要求财政补贴的支持，加大了政府财政补贴的风险。4)现行票价政策无法适应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大环境的需要。市政府于2003年12月12日批转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本市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03]30号)，明确提出以地铁四号线的建设和运营面向社会投资者招标为试点，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地铁项目市场化运作中，社会投资者必然对定价政策的公开、公平、效率等原则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会要求一定程度上的定价自以增强其对项目前景的合理预期。 2地铁票价管制目标的确定 地铁行业的管制票价水平不仅与地铁运营企业的利润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会直接影响新企业进入地铁行业的预期利益。因此，票价管制政策是地铁建设和运营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管制政策的核心。政府要制定的票价管制政策，必须明确票价管制的基本目标。 地铁票价管制的政策目标体现着政府对票价管制的偏好，它是政府制定管制票价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依据。从整体、长期的角度看，促进社会分配效率、激励地铁运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维护运营企业发展潜力、充分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应是价格管制的四大政策目标。 1)地铁通常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由于这些企业拥有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它们就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就有可能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扭曲分配效率。这就要求政府对地铁票价实行管制，以促进社会分配效率。2)政府通过一定的票价管制政策与措施，建立一种鼓励竞争的激励机制，以刺激地铁运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因此，价格管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管制手段，其管制功能不仅仅是通过制定最高管制价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实现分配效率，而且要刺激运营企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努力实现最大运营效率。 3)地铁行业具有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具有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为适应这种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要求地铁行业的经营企业不断追加投资，以提高交通服务供给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在制定票价管制政策时，考虑到使企业具有一定的自我积累、不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 4)地铁的公共交通属性，决定了其票价水平的制订必须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制定地铁票价时必须考虑居民的出行习惯和交通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通过对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和消费结构的统计分析，可以推算出所在城市居民交通支出的承受能力，从而为制定合理的票价提供上限值。 3地铁票价定价方式的选择 ppp运作模式下地铁票价制定的政策目标确定以后，还需要考虑的就是定价的方式和程序。从国内外公用设施行业的市场化实践过程中看，定价方式大致可分为事前竞价和事后介入两种。 所谓事前竞价是指在公用事业特许权招标的过程中，以地铁票价或者特许经营权作为评标标的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的方式。如果以地铁票价为评标标的，则出价最低者中标；如果以特许经营权为标的，则出价最高者中标。后一种做法，现在一般是被否定的。因为如果政府只是对特许权公开招标而不对票价进行管制，那么企业中标后就会按地铁垄断价格进行定价。事前竞价的优点就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但这种定价方式的缺点则是： （1）对服务质量的判断很复杂时不适用。在服务质量不易判断的情况下，最低价出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 （2）容易产生缔约后机会主义，即先低价进入后再谈判。企业有可能在竞标时以低价进入，一旦进入后企业就有了在位者的优势，企业投了很多钱，可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同时，相关政府官员即使发现错了，也不愿承认。 威廉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有一个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关于有线电视的竞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的价格是很低的，又没有按期完成，后来又变相抬价，政府都容忍了。所谓事后介入是指当消费者对地铁票价产生抱怨时，政府管制部门介入。德国公用设施行业的定价一般采取这种方式，政府在事前对公用事业不做价格管制，如果消费者对价格报怨，政府将介入。这样的安排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垄断企业并不见得一定要把价格定得很高。 因为定得过高会吓走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在价格可调性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价格提高一点，就会吓跑一大批消费者。尤其地铁行业不是绝对垄断的，它与其他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如公共汽车、出租车等，是互相竞争的，因此会受到竞争的制约，所以定价过高对地铁运营企业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损失。由于有政府的事后介入，地铁运营企业面临巨大的无形压力，而且政府的介入可能对其它企业有示范效力。政府事后介入的做法有一个好处，确实无需政府管制的行业就无需政府再事先介入，节约了大量政府行政费用。但是它也有局性限。一是局限于小的公用事业，相对而言不适用于相对较大的公用事业。如果公用事业影响范围比较大，政府事前不介入，一旦出现问题，将比较严重。二是政府事后介入的做法，要求供需双方的力量相对比较均衡。在德国，有很多消费者协会，他们在与垄断企业谈判时比较有实力，约束了垄断企业。考虑到地铁行业牵涉面广，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以及我国公共交通领域的消费者协会社会影响力弱小等方面。笔者认为我国地铁票价的制定还是采取事前竞价的方式比较妥当。 4地铁票价管制模型的选择 目前，国际上存在

两种典型的票价管制模型，即美国的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和英国的最高限价管制模型[1]。美国的票价管制模型是通过对投资回报率的直接控制而间接管制票价。其依据是，地铁行业需要足够的投资，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但这种模型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固定的投资回报率定价，几乎不存在政府管制对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2）由于投资回报率的基数是企业所用的资本，这就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而取得更多的利润，所以这种票价管制模型会产生a—j效应[2]，企业过度投资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效率； （3）政府和运营商不仅要就投资回报率的水平问题做反复的讨价还价，而且管制者还要为正确计量投资回报率的基数大伤脑筋。 英国试图通过直接管制票价以避免美国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的上述不足。英国基于通货膨胀的cpi[3]±x[4]，票价管制模型的基本优点是：在一定时期内固定票价的上涨幅度，使企业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同时，票价管制限制了企业的利润率，促使企业对生产要素实行优化组合，但不至于出现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过度资本密集化的现象。此外，从以下几个方面看，英国的票价管制模型也相当简便。 （1）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并不需要详细评估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技术革新、销售额等变化情况。（2）3～5年作为一个票价调整周期。这种中期的调整周期具有合理性：如果调整周期太长，票价就会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反之，若调整周期太短，就显得票价管制太滥，使地铁运营企业缺乏对政府管制的可信性。 （3）管制者希望地铁运营商形成一个合理的票价结构，使服务的价格能较好地反映成本。管制者确实也有权力要求运营商通过不断调整，使票价结构合理化。但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只控制最高综合票价水平，并不是特定的票价结构。 （4）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并不直接控制运营企业的利润。地铁运营商在给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技术创新等手段降低成本，取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从上，美国的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与英国的最高限价管制模型具有根本性的差别，表现为：从利润水平管制到票价水平管制的转换，将会产生风险与利益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转移，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消费者是提高成本引起的风险与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的承受者；而在最高限价管制下，这种风险与利益都由企业来承担和享受[2]。这也就是说，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消费者只能通过运营商降低成本才能获得利益，但运营商却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因为企业只有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水平或扩大投资基数才能取得更多的利润；而在价格水平管制下，由于企业受到最高限价的制约，它们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因此，相比较而言，英国的票价管制模型会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更大的激励。考虑到我国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要素市场价格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目前地铁行业刚开始进行ppp运作，为了吸引投资者，地铁运营初期应该采用投资回报率模型定出起始票价，即在充分考虑运营商经营成本的基础上，保证社会投资者一定的投资回报率。 5北京地铁票价政策的建议方案及实证分析 1）ppp运作模式下建议的票价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我们认为当前比较适合国情的地铁票价政策方案，主要是：政府规定起始价格和随后年份的票价调整系数，即定出未来政府对地铁票价的限价水平，在该限价水平以下由运营商自己定价。 具体内容如下：（1）起始票价：以运营成本为基础，按照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型确定起始票价，并并充分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竞争线路的现有价格水平，以及其他城市地铁票价水平等因素。 （2）调价周期：考虑到我国属于家，发展速度较快，以及政府定价过程的权威性和行政成本，并结合我国地铁票价的情况，我们建议每3年调整一次。 （3）票价增长系数的确定有两种选择（但其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只以第一种方法举例）：一是直接借鉴英国的调价公式即年票价增长幅度不得高于当年的：cpi+x%[5]。之所以在cpi之外加一个补充调整系数，是考虑到地铁运营成本中人员工资的比例高达50%[6]左右这样的事实，而工资的刚性及高于cpi的增长率（见下图），要求票价增长在cpi之外应该额外考虑工资的实质增长。另外，还有运营商由于提高服务水平而额外实质增加的成本，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见的且不能被cpi涵盖的成本增加因素。二是考虑地铁运营中工资和电费的权重比较大，而且这两项费用的变动与cpi又不同步，特别是我国电价也是由政府管制的，所以在票价调整系数时，单独把这两项拿出来，其他费用仍按cpi来调：票价年调整系数＝电价变化幅度×电费在票价收入中的权重＋社会工资价格指数×工资福利费用在票价收入中权重＋消费物价指数（cpi）×（1－电费在票价收入中的权重－工

资福利费用在票价收入中权重）。确定上述权重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如下：由市政府物价主管部门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对地铁四号线的运营成本进行审计和考核，并确定各部分成本的权重。物价主管部门根据审核结果，并充分考虑票价政策的总体取向要求，合理确定各权重取值。 论文网在线：www.lunwenwang.co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地铁ppp模式票价政策实证分析

在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背景下，北京轨道（以下简称“地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到2008年，力争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56公里，总里程达到251公里，地铁在城市客运出行量中的比例达到10%以上。此外，还将建设昌平、良乡、顺义三条城郊铁路，使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超过300公里，总投资规模超过638亿元。巨额资金需求对传统的地铁投融资管理体制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为拓展地铁项目融资渠道，提高建设和运营效率，减轻市政府财政负担，按照北京市政府在市政公用行业引入多元化投资、推进市场化运作的政策精神，北京地铁参照国际惯例，率先了采用公私合作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北京地铁新线的方案。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国际上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新兴的一种特许经营模式，在英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由于ppp模式在我国地铁等基础设施领域尚属新生事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地铁项目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的优化与选择，成为地铁项目实现ppp模式运作的前提条件；而地铁定价问题由于是直接决定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成为投资者对政府管制最关心的问题。笔者作为地铁市场化改革和ppp运作实践的一线工作者，从学和公共管的角度，分析票价问题在ppp运作中的作用，尝试确定我国地铁票价管制模式取向，为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地铁票价政策做出努力。

1地铁票价管制现状分析

地铁属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与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且在运营上具有垄断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地铁票价进行管制。根据《价格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地铁票价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并实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目前我国地铁定价和听证程序如下：

1)由地铁运营商根据需要制定票价机制和票价水平，并向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交定价书面申请报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价格主管部门对申请报告进行初步审查、核实，并对合乎听证条件的组织进行票价听证。

3)市政府进行定价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听证结果，协调申请单位根据需要调整价格，必要时可以重新组织听证。

4)价格主管部门公布地铁票价，并对票价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和跟踪调查。北京从1971年一线地铁开始试运营以来，票价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上海从1993年4月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至今，票价体系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地铁票价管制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政府定价缺乏预期和弹性，信息传导机制不畅。地铁票价的制定是调节公众、政府和地铁公司三方利益的重要因素，地铁票价的水平则是地铁客流量的主要因素。就目前票价相关政策和国内各城市地铁历次调价的情况看，政府定价缺乏预期，无法对政府定价的原则、目标以及调价的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期，更无法根据市场承受能力及时制定或调整票价，也就无法体现地铁票价对调节地铁客流量的作用。地铁运营商应是最了解地铁市场状况的一方，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定价的权利，发挥地铁票价的弹性作用。

2)政府调价滞后于市场情况，造成对公众和企业的不利影响。过长的调价周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渐进。由于几次调价均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状况，调价周期过长，单次调价的幅度过高，超过了公众对地铁票价调整的心理预期，也就直接造成了票价上涨幅度过大带来的客流量大幅度下降，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票款收入，降低了地铁运营效率，增加了企业和政府财政的负担。

3)现行票价政策下财政补贴风险很大。由于地铁项目投资额巨大，投资风险很大，仅靠地铁项目本身无法实现盈利，因此需要依赖于政府财政的支持才能满足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要求。而票价水平又直接影响地铁运营商财务状况，在现行政府定价的政策下，地铁运营商无法合理的预期未来项目收益，而运营期内对票价的不可控性也大大降低了运营商对地铁市场进而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引入社会投资者的同时其必然会保守的预测项目前景而最大限度要求财政补贴的支持，加大了政府财政补贴的风险。4)现行票价政策无法适应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大环境的需要。市政府于2003年12月12日批转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本市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0

3]30号)，明确提出以地铁四号线的建设和运营面向社会投资者招标为试点，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地铁项目市场化运作中，社会投资者必然对定价政策的公开、公平、效率等原则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要求一定程度上的定价自以增强其对项目前景的合理预期。

2地铁票价管制目标的确定

地铁行业的管制票价水平不仅与地铁运营企业的利润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会直接影响新企业进入地铁行业的预期利益。因此，票价管制政策是地铁建设和运营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管制政策的核心。政府要制定的票价管制政策，必须明确票价管制的基本目标。

地铁票价管制的政策目标体现着政府对票价管制的偏好，它是政府制定管制票价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依据。从整体、长期的角度看，促进社会分配效率、激励地铁运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维护运营企业发展潜力、充分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应是价格管制的四大政策目标。

1)地铁通常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由于这些企业拥有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它们就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就有可能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扭曲分配效率。这就要求政府对地铁票价实行管制，以促进社会分配效率。2)政府通过一定的票价管制政策与措施，建立一种鼓励竞争的激励机制，以刺激地铁运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因此，价格管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管制手段，其管制功能不仅仅是通过制定最高管制价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实现分配效率，而且要刺激运营企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努力实现最大运营效率。

3)地铁行业具有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具有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为适应这种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要求地铁行业的经营企业不断追加投资，以提高交通服务供给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在制定票价管制政策时，考虑到使企业具有一定的自我积累、不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

4)地铁的公共交通属性，决定了其票价水平的制订必须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制定地铁票价时必须考虑居民的出行习惯和交通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通过对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和消费结构的统计分析，可以推算出所在城市居民交通支出的承受能力，从而为制定合理的票价提供上限值。

3地铁票价定价方式的选择

ppp运作模式下地铁票价制定的政策目标确定以后，还需要考虑的就是定价的方式和程序。从国内外公用设施行业的市场化实践过程中看，定价方式大致可分为事前竞价和事后介入两种。

所谓事前竞价是指在公用事业特许权招标的过程中，以地铁票价或者特许经营权作为评标标的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的方式。如果以地铁票价为评标标的，则出价最低者中标；如果以特许经营权为标的，则出价最高者中标。后一种做法，现在一般是被否定的。因为如果政府只是对特许权公开招标而不对票价进行管制，那么企业中标后就会按地铁垄断价格进行定价。事前竞价的优点就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但这种定价方式的缺点则是：

（1）对服务质量的判断很复杂时不适用。在服务质量不易判断的情况下，最低价出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

（2）容易产生缔约后机会主义，即先低价进入后再谈判。企业有可能在竞标时以低价进入，一旦进入后企业就有了在位者的优势，企业投了很多钱，可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同时，相关政府官员即使发现错了，也不愿承认。

威廉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有一个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关于有线电视的竞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的价格是很低的，又没有按期完成，后来又变相抬价，政府都容忍了。所谓事后介入是指当消费者对地铁票价产生抱怨时，政府管制部门介入。德国公用设施行业的定价一般采取这种方式，政府在事前对公用事业不做价格管制，如果消费者对价格报怨，政府将介入。这样的安排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垄断企业并不见得一定要把价格定得很高。

因为定得过高会吓走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在价格可调性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价格提高一点，就会吓跑一大批消费者。尤其地铁行业不是绝对垄断的，它与其他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如公共汽车、出租车等，是互相竞争的，因此会受到竞争的制约，所以定价过高对地铁运营企业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损失。由于有政府的事后介入，地铁运营企业面临巨大的无形压力，而且政府的介入可能对其它企业有示范效力。政府事后介入的做法有一个好处，确实无需政府管制的行业就无需政府再事先介入，节约了大量政府行政费用。但是它也有局性限。一是局限于小的公用事业，相对而言不适用于相对较大的公用事业。如果公用事业影响范围

比较大，政府事前不介入，一旦出现问题，将比较严重。二是政府事后介入的做法，要求供需双方的力量相对比较均衡。在德国，有很多消费者协会，他们在与垄断企业谈判时比较有实力，约束了垄断企业。考虑到地铁行业牵涉面广，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以及我国公共交通领域的消费者协会社会影响力弱小等方面。笔者认为我国地铁票价的制定还是采取事前竞价的方式比较妥当。

4地铁票价管制模型的选择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典型的票价管制模型，即美国的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和英国的最高限价管制模型[1]。美国的票价管制模型是通过对投资回报率的直接控制而间接管制票价。其依据是，地铁行业需要足够的投资，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但这种模型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固定的投资回报率定价，几乎不存在政府管制对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2）由于投资回报率的基数是企业所用的资本，这就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而取得更多的利润，所以这种票价管制模型会产生a—j效应[2]，企业过度投资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效率；

（3）政府和运营商不仅要就投资回报率的水平问题做反复的讨价还价，而且管制者还要为正确计量投资回报率的基数大伤脑筋。

英国试图通过直接管制票价以避免美国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的上述不足。英国基于通货膨胀的cpi[3]±x[4]，票价管制模型的基本优点是：在一定时期内固定票价的上涨幅度，使企业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同时，票价管制限制了企业的利润率，促使企业对生产要素实行优化组合，但不至于出现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过度资本密集化的现象。此外，从以下几个方面看，英国的票价管制模型也相当简便。

（1）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并不需要详细评估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技术革新、销售额等变化情况。（2）3～5年作为一个票价调整周期。这种中期的调整周期具有合理性：如果调整周期太长，票价就会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反之，若调整周期太短，就显得票价管制太滥，使地铁运营企业缺乏对政府管制的可信性。

（3）管制者希望地铁运营商形成一个合理的票价结构，使服务的价格能较好地反映成本。管制者确实也有权力要求运营商通过不断调整，使票价结构合理化。但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只控制最高综合票价水平，并不是特定的票价结构。

（4）这种票价管制模型并不直接控制运营企业的利润。地铁运营商在给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技术创新等手段降低成本，取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从上，美国的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模型与英国的最高限价管制模型具有根本性的差别，表现为：从利润水平管制到票价水平管制的转换，将会产生风险与利益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转移，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消费者是提高成本引起的风险与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的承受者；而在最高限价管制下，这种风险与利益都由企业来承担和享受[2]。这也就是说，在投资回报率票价管制下，消费者只能通过运营商降低成本才能获得利益，但运营商却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因为企业只有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水平或扩大投资基数才能取得更多的利润；而在价格水平管制下，由于企业受到最高限价的制约，它们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因此，相比较而言，英国的票价管制模型会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更大的激励。考虑到我国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要素市场价格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目前地铁行业刚开始进行ppp运作，为了吸引投资者，地铁运营初期应该采用投资回报率模型定出起始票价，即在充分考虑运营商经营成本的基础上，保证社会投资者一定的投资回报率。

5北京地铁票价政策的建议方案及实证分析

1）ppp运作模式下建议的票价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我们认为当前比较适合国情的地铁票价政策方案，主要是：政府规定起始价格和随后年份的票价调整系数，即定出未来政府对地铁票价的限价水平，在该限价水平以下由运营商自己定价。

具体内容如下：（1）起始票价：以运营成本为基础，按照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型确定起始票价，并并充分考虑居民收入承受能力，竞争线路的现有价格水平，以及其他城市地铁票价水平等因素。

（2）调价周期：考虑到我国属于家，发展速度较快，以及政府定价过程的权威性和行政成本，并结合我国地铁票价的情况，我们建议每3年调整一次。

（3）票价增长系数的确定有两种选择（但其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只以第一种方法举例）：一是直接借鉴英国的调价公式即年票价增长幅度不得高于当年的：cpi+x%[5]。之所以在cpi之外加一个补充调整系数，是考虑到地铁运营成本中人员工资的比例高达50%[6]左右这样的事实，而工

资的刚性及高于cpi的增长率（见下图），要求票价增长在cpi之外应该额外考虑工资的实质增长。另外，还有运营商由于提高服务水平而额外实质增加的成本，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见的且不能被cpi涵盖的成本增加因素。二是考虑地铁运营中工资和电费的权重比较大，而且这两项费用的变动与cpi又不同步，特别是我国电价也是由政府管制的，所以在票价调整系数时，单独把这两项拿出来，其他费用仍按cpi来调：票价年调整系数＝电价变化幅度×电费在票价收入中的权重＋社会工资价格指数×工资福利费用在票价收入中权重＋消费物价指数（cpi）×（1－电费在票价收入中的权重－工资福利费用在票价收入中权重）。确定上述权重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如下：由市政府物价主管部门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对地铁四号线的运营成本进行审计和考核，并确定各部分成本的权重。物价主管部门根据审核结果，并充分考虑票价政策的总体取向要求，合理确定各权重取值。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6篇

在“惟一的不变是变化”的今天,企业无时不刻地面临着变化和竞争。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只有通过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和日益更新的知识才可能实现创新。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从而提升企业业绩和实现战略规划,已成为新经济企业达成的共识。美国《财富》杂志指出: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公司。一个企业只有成为学习型组织,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员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

员工培训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途径,学习型组织是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本文在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员工培训体系SWOT分析基础上,提出培训体系优化方案。

1培训理念体系优化

员工培训理念的实质是对培训工作意义的认识并进而引导企业领导者、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和员工等培训主体、客体参与员工培训的方法和过程。员工培训不仅是企业的一项福利,还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行为,是对企业战略资源的投资,它需要通过提升能力改善业绩来回报。同时培训也是一种激励手段,通过培训规范员工的行为准则,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归属。[1]

(1)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培训是一种智力投资,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从投资与收益的角度来看,培训投入对企业而言收益可高达100%。据美国教育机构统计,企业每投入1美元用于培训,便可有3美元的产出。在欧美发达国家,员工培训被认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可增值投资。[2]

(2)从企业绩效来看,培训是企业实施的有计划、连续的系统学习行为或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使员工的知识、技能、态度乃至行为的定向改进,确保员工按预期的标准或水平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实现高水平的业绩,达到员工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2培训课程和内容体系优化

在明确了培训的目的后,就要确定培训课程和内容。尽管具体的培训内容有很多,但一般来说,培训内容包括三个层次,即知识培训、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因此培训课程体系包括:观念培训课程体系、知识培训课程体系和技能培训课程体系。同时培训课程设计的原则为:符合现代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系统原则、最优化原则。培训课程设计的要素包括:教师、学习者、培训教材、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策略、课程评价、时间以及空间等。企业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层次的培训内容,应根据培训需求分析来选择。[3]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等人提出的冰山素质模型,一个人的素质由水面以上可见、外显的知识、技能和水面以下深藏、内隐的社会角色、自我概念、人格特质、动机和需要等内容构成。胜任力这座冰山由“知识、技能”等水面以上应知、应会部分和水面以下的“价值观、自我形象、个性、内驱力”等情感智力部分构成。因此对培训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既要巩固水面以上的、可见的和外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更应该注意发掘水面以下的潜能,因为它们对企业的发展意义更大。

3培训模式体系优化

企业为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外包化、合作化和信息化,将原本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培训职能部分或全部交由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即虚拟培训。作为一种新型培训模式,虚拟培训组织与传统培训部门不论在培训理念上还是在具体构建上都有很大不同,如表2所示。

虚拟现实技术在培训中的广泛应用为实现个人学习与团体学习的结合及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提供了技术支持。虚拟培训组织坚持员工对学习负主要责任,在工作中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承认学员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了人在学习中的自主性。虚拟现实技术在企业培训中的应用,为学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学员在其中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地学习,由被动学习者转化为学习的主人,实现了企业培训的“因材施教”。

4培训评估体系优化

培训效果的反馈与评估阶段是对培训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可以采用菲利普斯五级评估模型,即反应、学习、行为、结果、投资回报率五个方面的评估,重点放在行为和投资回报率的评估上。

行为层面采用360度调查的绩效考核方式考查,评估人员由学员、同事、下属和上司担任。培训结束时制定一份有量化改进的实践计划,列明现状和改进目标,并制定跟踪评估调查问卷,在培训结束的3-4个月内,对学员进行跟踪调查。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课程效果,另一方面也使高层领导和直接主管看到培训效果,从而支持培训。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7篇

7月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半年报告，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称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

就在7月，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刊出一篇封面重点论文，题为《中国式增长》，论文的撰写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轻的教授宋铮和他的两位外国同事――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etten和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Fabrizio Zjlibotti。

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副两位院长的推荐，本刊对宋铮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

新沪商：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虽然这次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西方国家利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施压，已经成了惯用招数。你们的研究是从什么方向得出与这相反的结论的?

宋铮：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机构据此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

新沪商：这一看似显然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

宋铮：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GDP占比下降了至少5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

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政府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巨额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新沪商：那么你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究竟从何而来?

宋铮：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买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

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1992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GDP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新沪商：你的理论是什么?

宋铮：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假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

这两个假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

新沪商：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请详细分析。

宋铮：我们在论文里论证了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j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4％上升到2007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

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升了近1.3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1992之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

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有效”需求大幅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1992年的17％上升到了2007年的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1994年以来持续累计的存贷差。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

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新沪商：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

宋铮：是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学术研究需要质疑精神

新沪商：有理有据驳斥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论，以及橡究中国贸易顺差真相的研究，并不少见，你们的论文被《美国经济研究》采用，必有独到之处。复旦经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在向我们推荐的邮件中说，你们用西方接受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深刻阐述了中国贸易失衡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的道理、能谈谈这项研究的过程吗?

宋铮：这项研究的起因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10多年前。那时我在复旦读研究生，导师袁志刚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当采用现收现付还是完全基金制度?中国政府和学界的专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完全基金制。

袁先生站在反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两种制度的优缺点，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应当采用现收现付，利用代际转移提高中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他特别强调，实行完全基金制的前提是养老基金可以投资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养老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内发育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势必造成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

我完全赞同袁老师的分析，因而也就对另一方的声音感到困惑。

我发现，支持完全基金制的专家学者大都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1998年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Review)上的一篇短文，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依据。Feldstein的论点很简单，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非常高(15％以上)，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代际转移不如直接投资，完全基金制因而优于现收现付制。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养老基金如何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实现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收益率，而这正是袁志刚反对完全基金制的关键。

新沪商：疑问是研究的起点。

宋铮：带着很多类似的疑问，2002年我从复旦转入伦敦大学学院(UCL)。研究生项目主管安排刚加入UCL的Fabrizio Zilibotti做我的指导老师。由于家庭等原因，Fabrizio很快离开伦敦。之后，我跟随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Fabrizio的好友和合作者、对养老保险研究颇有造诣的KjetilStoresletten。

有一次我把自己对中国养老保险问题的想法说给他听，并告诉他Feldstein的分析。他听完哈哈大笑，说Feldstein一定会这样讲，因为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完全基金制的“”。开完玩笑，Kjetil对我的想法认真起来。

可贵的是，他像一个中国人般地思考，感觉这是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事关数亿中国城镇居民的福祉。就这样，Fabrizio、Kjetil和我开始了一项漫长、至今尚未完成的课题，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新沪商：关键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宋铮：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大多基于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现实有一定差异，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对比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努力构建一个可以刻画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项基础工作于2008年初完成。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个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包括高投资率下保持稳定的资本回报率、高投资回报率下的巨额贸易顺差、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此外，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一年级的经济学博士生都可以看懂。当时Fabrizio说，“Wehave a diamond in our hands!”于是，我们三人决定把养老保险暂时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写一篇解释过去近2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文章，这就是《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

新沪商：袁志刚教授对您这项研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严正地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而且这样的答案是与关联储的经济学家等一起经过科学的论证得出的，其力量自然胜过那些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大人物所写的耸人听闻的“奇文”。是这样吧?

宋铮：2008年底，我们把文章送给《美国经济评论》，到2010年4月被正式录用，总共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少顶尖学校(主要是我两位合作者)和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听众的兴趣，其中不少人之前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新沪商：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大概也为这项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宋铮：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当代经济学主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少。有趣的是，这类声音更多来自于学界以外。

我们文章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贸易顺差是结构性问题，与汇率操纵没有必然联系。这与时下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冲突，有时也给我两位合作者带来一些小困扰，比如有一些言论批评他们的研究品格，甚至质疑他们已被中国政府洗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严峻使命

新沪商：袁志刚告诉我们，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是今天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从您个人的感受出发，复旦为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

宋铮：我在复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术自由。我的同龄人在其他学校为终生教职而竭尽全力，而我却可以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发挥自己的极限。

除了《中国式增长》之外，我在复旦的四年没有发表过论文。在有些学校，或许第三年我就已经被解聘了。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一辈的学者，比如华民、张军、石磊、李维森和殷醒民等。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热情一直在感染年轻人，催促我们加倍努力。因为他们的存在，让经济学院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学术机构。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8篇

在“惟一的不变是变化”的今天,企业无时不刻地面临着变化和竞争。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只有通过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和日益更新的知识才可能实现创新。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从而提升企业业绩和实现战略规划,已成为新经济企业达成的共识。美国《财富》杂志指出: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公司。一个企业只有成为学习型组织,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员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

员工培训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途径,学习型组织是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本文在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员工培训体系SWOT分析基础上,提出培训体系优化方案。

1培训理念体系优化

员工培训理念的实质是对培训工作意义的认识并进而引导企业领导者、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和员工等培训主体、客体参与员工培训的方法和过程。员工培训不仅是企业的一项福利,还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行为,是对企业战略资源的投资,它需要通过提升能力改善业绩来回报。同时培训也是一种激励手段,通过培训规范员工的行为准则,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归属。[1]

(1)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培训是一种智力投资,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从投资与收益的角度来看,培训投入对企业而言收益可高达100%。据美国教育机构统计,企业每投入1美元用于培训,便可有3美元的产出。在欧美发达国家,员工培训被认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可增值投资。[2]

(2)从企业绩效来看,培训是企业实施的有计划、连续的系统学习行为或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使员工的知识、技能、态度乃至行为的定向改进,确保员工按预期的标准或水平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实现高水平的业绩,达到员工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2培训课程和内容体系优化

在明确了培训的目的后,就要确定培训课程和内容。尽管具体的培训内容有很多,但一般来说,培训内容包括三个层次,即知识培训、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因此培训课程体系包括:观念培训课程体系、知识培训课程体系和技能培训课程体系。同时培训课程设计的原则为:符合现代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系统原则、最优化原则。培训课程设计的要素包括:教师、学习者、培训教材、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策略、课程评价、时间以及空间等。企业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层次的培训内容,应根据培训需求分析来选择。[3]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等人提出的冰山素质模型,一个人的素质由水面以上可见、外显的知识、技能和水面以下深藏、内隐的社会角色、自我概念、人格特质、动机和需要等内容构成。胜任力这座冰山由“知识、技能”等水面以上应知、应会部分和水面以下的“价值观、自我形象、个性、内驱力”等情感智力部分构成。因此对培训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既要巩固水面以上的、可见的和外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更应该注意发掘水面以下的潜能,因为它们对企业的发展意义更大。

3培训模式体系优化

企业为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外包化、合作化和信息化,将原本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培训职能部分或全部交由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即虚拟培训。作为一种新型培训模式,虚拟培训组织与传统培训部门不论在培训理念上还是在具体构建上都有很大不同,如表2所示。

虚拟现实技术在培训中的广泛应用为实现个人学习与团体学习的结合及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提供了技术支持。虚拟培训组织坚持员工对学习负主要责任,在工作中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承认学员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了人在学习中的自主性。虚拟现实技术在企业培训中的应用,为学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学员在其中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地学习,由被动学习者转化为学习的主人,实现了企业培训的“因材施教”。

4培训评估体系优化

培训效果的反馈与评估阶段是对培训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可以采用菲利普斯五级评估模型,即反应、学习、行为、结果、投资回报率五个方面的评估,重点放在行为和投资回报率的评估上。

行为层面采用360度调查的绩效考核方式考查,评估人员由学员、同事、下属和上司担任。培训结束时制定一份有量化改进的实践计划,列明现状和改进目标,并制定跟踪评估调查问卷,在培训结束的3-4个月内,对学员进行跟踪调查。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课程效果,另一方面也使高层领导和直接主管看到培训效果,从而支持培训。

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EVA 测算模型 风险控制

一、引言

随着思腾思特公司对EVA价值管理体系的推广，引发了全球各行业对该管理体系的研究，EVA的理念体系和应用体系日趋完善，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管理者的青睐，可口可乐、索尼、西门子等国外著名企业均全面采用了EVA管理方法，国内许多企业的财务报表上也均出现了以EVA为基础的价值评估，可见EVA是未来全球衡量企业价值的决定指标之一。

EVA价值管理体系是围绕各企业的EVA值，展开一系列关于企业的价值、管理等各方面的讨论，故EVA值的计算是研究EVA价值管理体系的基础，也是EVA价值管理体系的核心。同时，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行业，尤其是银行业，更加重视对风险的控制，但目前国内对于EVA计算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EVA计算所做的项目调整上，对于如何将企业对风险的控制体现在EVA的计算中，研究甚少。本文根据思腾思特公司提出的EVA计算的基础公式和各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主要上市银行为例，将其风险融入EVA的计算，以便全面反映我国各银行的真实价值和银行业的综合盈利能力。

二、传统EVA测算模型

与传统会计评价体系相比，EVA价值管理体系的创新点在于：EVA从资本机会成本的角度重新度量了企业的盈利成本，了企业管理者“权益资本免费”的思想，以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加权资本成本，做为股东要求的最低投资回报率，从而帮助经营决策者更好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根据思腾思特公司的定义，传统EVA测算模型具体如下其中V表示企业价值，NOPAT表示税后净营业利润，C表示资本成本，包括债务资本和股权成本，WACC表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由传统EVA测算模型，只有当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大于资本成本时，即EVA值大于零时，股东价值才会增加，企业在创造财富。

思腾思特公司认为，财务报表中的传统会计指标存在计算重复、评价指标不一致、不能正确反映企业价值等方面的缺陷，故传统EVA测算模型所依赖的NOPAT和C，必需在财务报表中相应数据的基础上做会计调整，由思腾思特公司和各专家学者公认的调整项主要包括研发费用和市场开拓费用、商誉摊销、递延税金、各项会计准备等，主要调整内容和调整方法可参见曹萍（2010）、王娟（2007）等相关研究。

结合银行财务报表和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得出关于银行的EVA测算模型中各项因素的计算公式如下：

NOPAT=税后利润 +[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商誉摊销 +拨备覆盖率本年变化数+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本年变化数+递延税项调整+职工教育费用调整+利息收入调整-汇兑收益）]*（1-税率）

C=平均债务资本+平均股权资本+研发费用调整+累计商誉摊销+平均递延税金负债-平均递延税金资本+坏账准备金+其它减值准备-在建工程；

EVA测算模型中，WACC不仅反映企业的融资成本，从另一方面讲，它也代表了股东要求的最低回报率，只有当投资回报率大于WACC时，该项投资才具有价值，否则股东会选择放弃投资，WACC不仅仅是计算EVA所需的数据，也是企业分析投资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指标，故股东要求的最低回报率（WACC）是传统EVA测算模型的核心，其计算公式如下

WACC=债务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占总资本比例*（1-税率）+股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

目前，国内广泛采用CAPM模型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率，但国外许多学者认为CAPM模型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度量股东要求的最低权益回报率，有必要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如用因素模型（APT）、EVA因素模型法等稍复杂的方法来估算较为复杂的股权资本成本。

三、风险调整的EVA测算模型

在传统EVA测算模型中，EVA值和股东要求最低回报率（WACC）只受企业当期经营情况的影响，几乎没有考虑外界风险、企业长期负债和投资风险的变化，不符合市场的真实情况，不利用企业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也导致由此计算出的EVA值不能正确反映企业价值。基于传统测算模型在风险方面存在的缺陷，本文考虑用企业市场价值的波动情况来反映企业风险，结合风险效用函数，将风险因素纳入EVA测算模型。

假设企业报告期为[t,t+1]，表示企业第t期的企业市场价值，表示基于风险调整后的第t期企业市值，由EVA传统测算模型

其中，分别为企业报告期研究行业股市的总收益率的均值和波动率。

可见，对银行EVA值的产生影响的因素不仅包括银行的股市收益情况、无风险利率、股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有关，还与银行的规模有关，基于风险调整的EVA模型包括了传统EVA模型的所有因素，同时还综合了银行的规模，使得计算结果更准确和研究价值。但由于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完备性不如国外，造成可利用的数据较少，使得企业市值及股市收益率服从一定分布的假设较难成立，其均值和波动率的估计不够准确，会给模型计算带来较大误差。但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市场完备性会得到极大完善，而且在专家学者的共同研究下，基于风险方面的理论也会得到补充，模型也会得到修补和完善，从而使得风险调整模型的计算结果越来越准确，其应用也会越来越广。

四、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目前，关于基于风险调整的EVA测算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为加深对模型的理解，下面以2009年和2010年我国主要上市银行的相关财务数据和股市数据，进行实例分析。在计算过程中，有以下假设和说明：

1.由于是以计算一年期EVA值作为实例分析，来说明风险EVA模型的计算方法，用5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来估计无风险利率，根据我国最新的利率调整，借鉴学者估计的我国金融行业 系数为1.089，风险溢价为4%；

2.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上市时间均较晚，数据量有限，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其市值变化和股市收益率所服从分布的均值和波动率，故本文暂不考虑数据的精准度，以日收益率为单位，估算它们的均值和波动率；

3.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Bloomberg数据库和各银行官方网站。

根据以上假设和我国上市银行的实际数据，分别利用传统EVA测算模型和基于风险调整的EVA测算模型，主要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调整项的计算公式为，即为传统EVA值与无风险EVA值的差，根据调整项的计算意义，可将其称为风险调整项，表示为银行为其风险所付出的代价，一般情况下，银行等其它公司机构的风险调整项为正值，因为风险代表着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越大，股东要求的回报就越高，银行等机构的企业价值会由此减少。但由表1可看出，银行为其面临的风险所付出的代价不一样，甚至可能由于银行的规模大、信誉好等有利的综合因素，银行经营、管理等方面从事的风险活动还会增加银行的价值，这说明银行要非常重视风险业务的经营和风险控制，因为有效的风险经营体系会增加银行的企业价值。

上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上市银行的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但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控股银行相比，上市股份制银行的普遍EVA值较低，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的EVA值为负，说明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价值创造、市值管理方面还有必要想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学习，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发挥比较优势，以提高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

五、EVA对我国上市银行经营管理的启示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了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的三步走，上市银行在股权分置完成后的全流通市场环境下，股东更加注重银行经营带来的价值提升，我国对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等经营活动制度了较严格的资本约束条件，这要求商业银行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尤其要考虑资本成本和资本投资效率，EVA指标对商业银行度量经营绩效和改进市值管理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EVA值的大小，代表着银行或者其它公司机构在价值创造的能力，所以增加EVA是经营管理者的主要目标之一，由EVA测算模型，对于增加我国上市银行EVA值、提高其市值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要求投资回报率超过资本成本。这一方面要求提高投资回报率，如上市银行可以处置并收回那些不能赚取资本成本，没有改善希望的投资，这些回收的资本可以归还于股东或者投资于其他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项目，提高现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一方面要求降低资本成本，上市银行根据其自身情况确定合理的融资渠道，如在投资回报率超过资本成本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可提高债务-股权比率，这样可以降低资本成本率，同时不降低银行的灵活性或者不产生其他不良影响，通过选择适当的筹资方式，可以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资本成本，进而为后续的价值创造和市值最大化创造良好基础。

2.重点发展能带来未来价值增长的业务。在基于EVA的市值管理目标下，上市银行要在提高资产质量增加利差收入的同时，减少低效资金占用，开发价值创造型业务，开发新的价值增长点。以此为目标，上市银行应该调整业务结构，积极开发新型批发和零售业务，提升中间业务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和高净值私人客户等，集中开拓低资本占用、高资本使用效率、高资本回报率的“三类”业务，在解决当前结构失衡问题的同时，构建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

3.有效管理银行风险业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风险监管被纳入了最受重视的监管手段，全球金融监管机构都在研究更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和风险监管的标准等，银行机构必须要重视风险的管理，通过基于风险调整的EVA测算模型，有效的控制风险，不仅能减少银行收益的不确定性，减少潜在的损失，甚至还能增加银行的价值创造，推进银行整体市场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4.建立完整的EVA价值管理体系。EVA价值管理体系在我国上市银行中的运用远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所以上市银行应该积极运用EVA价值管理体系，建立基于EVA的价值评估、绩效管理、激励制度、理念体系的“4M”体系，倡导和形成关注EVA和市值管理的企业文化，优化经济资本分配的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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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率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旅游小企业；质性编码；创业机会识别；阳朔西街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8—0018—09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标志。旅游小企业的创业动机多样化，既存在营利和扩张动机，又存在生活方式动机，后者被视为旅游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重要特征。

从现有研究看，关于旅游小企业的理论研究不足，创业研究集中于旅游小企业的企业主、经营特征及对目的地的影响等，对于创业过程的研究非常缺乏。在创业研究领域，创业机会作为创业过程的切入点逐渐受到了关注。谢恩和文卡塔拉曼（Shane&Venkataraman）提出，创业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具有某种个体特征的创业者如何在一定的创业环境中发现、评价和开发机会。但由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及理论应用研究比较薄弱，且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旅游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小和生活方式动机等特征区别于其他行业企业，本文尝试对现有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度进行进一步研究验证。

1 研究进展

1.1旅游小企业

根据欧盟的定义，旅游小企业是指雇工人数在50人以下的旅游企业。国外旅游小企业的研究范围较为全面，包括概念、经营特征、企业主、影响等。国内研究起步晚、数量少，邱继勤的博士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旅游小企业的概念，并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西街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现状。然而，由于数据来源单一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旅游小企业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以描述性研究为主，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不足。

旅游小企业的诞生、发展等受企业主的影响较大。根据创业动机，学者划分了两类创业者：一类是追求利润和规模增长者，他们关注的是经营实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类是生活方式型创业者。威廉姆斯和肖（Williams&Shaw）的研究中第一次发现旅游小企业存在非经济目标，如喜欢目的地、半退休等，即生活方式目标。莫里森等认为，英国的大部分旅游小企业的创业动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满足个人或家庭对某种自在生活的向往。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倾向于扩张。生活方式动机广泛存在于国内外旅游小企业中，成为旅游小企业区别于其他行业企业的重要特征。

旅游创业行为具有创新性、不确定性和对机会识别的敏锐力。蒙芳指出，创业机会是稀缺的，尽管人们的创业意愿都很强烈，但是由于受到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影响，人们获得的创业机会是不平等的。生活方式型的旅游小企业更善于捕捉市场机会，更容易给目的地带来创新产品，促进目的地持续发展。但是，关于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目前尚没有专门的研究。

1.2创业机会识别研究

创业研究的核心逐步从创业者个人转向创业过程，从单一对象转到关注各对象、视角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谢恩和文卡塔拉曼（Shane&Venkataraman）以创业机会为线索，将创业过程划分为机会识别、机会评价和机会开发三个过程，并将创业机会定义为创业研究的核心。创业机会研究由此兴起。

关于创业机会识别的定义尚存在争议，争议在于机会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创造的。本文支持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主观价值、不完全知识、不对称判断和不同的创业警觉性，认为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创业机会，只有那些具有创业警觉性的人才知道要干什么。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的起点，是机会的发现和确认过程，是机会的潜在预期价值及创业者的自身能力得以反复权衡的过程。林嵩等将创业机会识别划分成机会搜寻、识别和评价三个阶段。毕海福（Bhave）根据创业决策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先后顺序，建立了外部刺激型机会识别和内部刺激型机会识别两种创业机会识别模型。亚奇维利（Ardichvili）提出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包括感知、识别和创造三个阶段，而创业机会评价贯穿机会识别始终。然而，这些模型的基础大多是传统企业，对旅游小企业的适用性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1.3综合评述

国内外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定义、机会来源、影响因素、过程划分等方面。创业机会识别理论并不完善，实证研究缺乏。部分学者基于传统行业企业提出了相关的创业机会识别模型，但旅游小企业因其小规模及生活方式动机等区别于其他行业企业，现有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验证。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关于创业机会识别的实证研究往往采取问卷或者访谈的方式获取资料，通过定量或者定性分析，提取创业过程发生的事件或活动发生的频率、时间，将这些事件划分到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构建理论模型。本文将以阳朔西街为案例地，采用深度访谈和质性编码的方法，试图还原旅游小企业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及特征。

2 案例地和研究方法

2.1案例地选择

阳朔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属桂林市管辖。西街位于阳朔县城中心区，全长517米，宽8米，呈弯曲的S形。近年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加，西街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本文探讨的西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街，实际上包括了西街、县前街、桂花路、滨江路等相邻街区的一部分。

西街是我国较早的旅游目的地，现已逐渐进入发展成熟期，游客数量及旅游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西街的旅游小企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30年历史，目前已形成旅游小企业密集的状态，企业类型众多，包括住宿、餐饮、旅行社和旅游服务部、旅游纪念品店、攀岩、旅游交通租赁等，是国内旅游小企业聚集区的典范。

2.2资料收集

虽然有学者指出回顾式调查容易产生记忆退化和后视偏差，但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无法采用跟踪调查，只能通过事后对企业主进行访谈来获取质性数据。

研究者于2011年3月29日到4月4日，在阳朔西街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调查，对36家旅游小企业主进行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为15分钟到1个半小时不等，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包括：企业主个人概况（年龄、来源地、个人经历等）、企业概况（创业时间、投资主体、投资情况、服务及经营概况）、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具体描述创业过程）等。访谈对象经营范围涉及家庭旅馆、餐馆、酒吧、旅游纪念品店、英语培训机构、自行车租赁、攀岩机构、画像、土特产店等，样本被编号为01～36。陈向明指出，质性研究资料收集的客观性决定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目前已经建立的结论进行检验，形成三角互证。因此，在访谈期间，笔者与企业主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晚上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并在闲暇时主动到其店里聊天，观察他们与顾客、其他企业主的交流，试图融入他们的社交圈子，为访谈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并使得补充调研更为便利。西街及附近的店铺更替速度非常快，受访旅游小企业中有2/3的小企业的创业时间为1～3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回顾式访谈所引起的记忆退化和后视偏差缺陷。

2.3资料整理与分析——质性编码

为了理解旅游小企业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及特征，本文采用质性编码的方法，把文本资料“打散”成不同的意义单位，并将其转换成一个个标签或符码，然后对它们进行重新分类，提取总结旅游小企业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的行为或者事件，剔除与研究无关的内容。编码的技术路线如下：

（1）将录音资料转化成文字资料；

（2）开放性编码：仔细反复阅读资料，标志出有一定意义的词、短语、句子或者段落，提取反复出现的概念，并将相同或相近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提炼出初步范畴；

（3）主轴编码：对初步范畴进行进一步归并。

通过仔细整理阅读受访者描述其创业过程的文字性资料，剔除与创业机会识别无关的内容之后，得到59个频繁出现的概念，并通过范畴化（部分概念经过两次范畴化）和最后的范畴归并，归纳出6个范畴归类。

3 旅游小企业的分类

创业动机作为机会识别的触动因素，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参考梁微等的分类方法，根据创业动机和目标两个维度，将访谈的旅游小企业分成三类：生活方式型、维持生计型和商业型（如图1）。图1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分为9个象限，第二、第三象限属于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第五、第六象限属于维持生计型旅游小企业，第七、第八象限属于商业型旅游小企业。

生活方式型创业者一般是外地人，过来阳朔旅游或学习，喜欢上阳朔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留下来，顺便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花销。这一类型创业者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企业经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经验特长，来实现自我价值与梦想，享受目前的生活状态，经营企业只是为了追求一种生活态度。

维持生计型企业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以中老年妇女及退休人士居多，他们店面通常比较小或者直接以小摊位出现。另一类以年轻夫妇居多，他们不想到外地打工，一方面不想跟亲人分隔两地，另一方面觉得打工需要看老板脸色，自己当老板比较轻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类型的旅游小企业规模一般不大，只要能维持生活即可，他们认为维持目前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商业型旅游小企业创业者的创业目的就是赚钱，他们关注最多的是经营实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根据投资主体可进一步细分成家族商业型和私人商业型。前者产品由家族提供，有明确的计划、方向，有些甚至会定期召开会议，分析近期经营状况及顾客需求变化，并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后者的创业主体是个体或者合伙，创业就是为了盈利，希望能越做越大。

4 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及特征

旅游小企业创业者由于事件的刺激诱发出创业动机，经过机会感知、识别、创造以及机会评价，最终决定是否创业。机会感知源于对整体环境和行业特陛与环境的把握，感知市场需求或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并基于市场结构和个人创业能力的匹配进行机会识别；通过创造竞争优势及团队分工将需求与资源匹配形成商业概念；机会评价贯穿始终，关注重点是投资回报率。图2是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模型，这与一般的企业家创业过程基本相同，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4.1创业机会识别

4.1.1机会感知

旅游小企业的机会感知始于创业者对整体环境的把握，包括自然、人文、生活及市场环境等。对于维持生计型及商业型旅游小企业而言，阳朔的旅游市场环境是最重要的。创业者看中的就是阳朔的人流量、知名度，看中阳朔持续稳定增长的游客数量及市场前景。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考虑更多的则是阳朔的自然、人文和生活环境，创业者喜欢阳朔的生活，觉得这里“山水很美（编号26）”、“生活比较休闲（编号08）”、“人很朴实、不排外（编号02）”。其次，私人创业者需要结合各行业特性和环境，对比投资成本和自身资金情况，结合创业动机、先前的知识和经验以及社会网络等以确定创业项目和产品。

生活方式型创业者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追求一种较高的生活质量，经营小企业只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他们追求个性化与自由，因此一般会选择家庭旅馆、餐饮、攀岩、画像等个性化行业。家庭旅馆虽然投资成本相对高，但是允许创业者将自己的经验、特长及个性作为附加，而且时间比较充裕，他们可以把家庭旅馆交给亲戚朋友或者员工打理，自己做想做的事，因而吸引了众多生活方式型创业者。对于攀岩、画像等个性化行业而言，创业者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希望认识更多这方面的爱好者，共同交流学习。这类创业者一般是个性张扬的年轻人或者艺术创作者，创业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只要能维持生活即可。

我之前是搞设计的嘛，做家庭旅馆又比较轻松，自己又可以搞一下设计，平时这里都交给我父母打理，我都到处跑的

——编号17，酒窝

维持生计型旅游小企业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成本相对低，以旅游纪念品商店为主。由于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资金相对不充足的创业者最青睐这种创业方式。西街上很多旅游小企业都是从摆摊卖纪念品起家，逐渐转行或者扩张、或者专门化。一些有专门手工艺的创业者也会选择这种创业方式，因为手工制作成本低，降低了风险。随着旅游的发展，部分这种类型的旅游小企业会逐渐向商业型旅游小企业转化。

商业型创业者存在于各种类型的行业中，家庭旅馆、餐饮、旅游纪念品商店、旅游交通租赁等均有所涉及，以后三种为主。他们最主要考虑的是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从事家庭旅馆的商业型创业者以当地人为主，主要是考虑到有亲戚朋友从事相关行业，可以照搬或者借鉴他们的经验。餐饮业和旅游纪念品的投资成本低、收益高。基本上所有饭馆的受访者都提到，餐饮业永远不会饱和，因为游客的需求各不相同。旅游交通租赁类在阳朔主要是自行车租赁。创业初期投入并不大，但是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网络，他们一般都有固定的客源，与固定的旅行社联系。

我姐在这边做旅行社，她平时会给我们介绍一些固定的老外团队，还能给游客介绍线路，拿景点优惠价，打包服务。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老乡在这边做旅馆、餐馆等，他们有顾客也会介绍给我。当时就是看阳朔旅游发展前景不错，再加上有关系才过来的。

——编号15，自行车租赁

最后，43%受访的私人创业者表示还会简单分析当前的市场结构，对比市场供需情况，以寻找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挖掘新的细分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这一阶段的市场分析只是创业者的感知。生活方式型创业者及希望以此为起点的商业型企业主尤其重视这一点。前者个性突出，不愿意跟别人提供一样的产品，希望在产品中加入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爱好。后者创业是为了积累资金，因此这次机会非常重要。他们一般会从定位、目标客户群、产品等方面寻找差异化突破点。对于其他类型的创业者，他们只是市场的跟随者。75%的维持生计型受访者创业之初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这种不好卖就卖那种，没有固定的产品。也有部分创业者已有亲戚朋友在这边开店，已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和经营经验，只需要照搬过来即可。

Every place，all restaurant is not enough，peoplelike to eat different food.Like Muslin people.theydon’t eat fork，n0 restaurant here can allow it.

——编号31，印度素菜馆

我是阳朔本地人，对这里情况非常了解，这里的餐厅都是针对游客的，到了淡季根本维持不下去。我不一样，我针对的是阳朔本地人，就是酒吧的DJ，他们下了班就到我这边来喝酒、吃宵夜，我淡季70%的收入是靠本地市场支撑起来的。

——编号05，大吃懒

4.1.2机会识别

相对于广义的创业机会识别，这里是狭义的机会识别，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市场环境和具体的行业分析来判断该机会是否属于有价值的商业机会；二是考察对于特定的创业者而言，这一机会是否有价值。

首先，创业者需要进一步考察当前的市场结构。一般会先到阳朔逛逛，时间为半个月至3个月，考察内容包括创业者要进入的行业市场的经营者状况、产品、进入和退出环境、顾客数量、需求、购物行为特征等，对比供给市场的饱和度和需求结构特征，来判断创业的可行性。

我当时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西街上逛，除了考察这里的游客数量、购买力、找店面外，还考察了城管的管理力度、街道的干净程度和游客管理水平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游客的购买行为。

——编号09，俄罗斯商品城

其次，旅游小企业创业者会进行个性化识别，主要考虑创业者及其团队的能力及拥有的资源，包括特长或经验、经营能力、交际能力等。

对于生活方式型创业者，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特长或者能力的应用，比如设计、攀岩技术等，他们创业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例如西唐攀岩的老板提到他创业“纯粹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技术，想给爱好攀岩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所以主要是组织比赛的（编号30）”。维持生计型创业者觉得旅游业的进入门槛低，不需要特殊能力，“别人能做我也可以，别人不会亏我也不会（编号01）”。家族商业型旅游小企业由于有一定的经验及经营能力，认为只需结合阳朔的市场结构特征进行一定的调整即可。对于私人商业型创业者，为了赚钱，他们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特长、经营能力和交际能力，其中交际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与旅游业的服务性和关联性有关，旅游业需要跟游客、旅行社、酒店、景点、当地居民等打交道，因此交际能力非常重要。

4.1.3机会创造

经过机会识别，创业者认为机会是有价值的，他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怎么把机会转换成商业概念。首先需要重点考虑怎样创造竞争优势，比如产品特色、装修风格、产品/服务质量、销售手段、地理位置等。生活方式型创业者主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先前知识经验，主人从产品特色和装修风格方面人手。例如酒窝老板提到，“因为我喜欢喝葡萄酒，所以就想开一间以葡萄酒为主题的旅馆，我设计了一个酒窖，大堂和房间都摆满了各种酒杯、茶壶，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要用的（编号17）”。维持生计型创业者主要从销售手段人手；私人商业型旅游小企业各方面都有所考虑，对产品/服务质量和地理位置尤其重视，但这些并不是绝对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怎么创造自己的优势，我们重点考虑了地理位置，选择这里是因为这是双门面嘛，经过的人比较多。

——编号14，胡记餐馆

此外，旅游小企业还需要考虑团队因素，考虑是否需要合伙人，需要哪些合伙人，团队如何进行分工等。由于初始资金的限制，或者为了规避风险，部分旅游小企业选择合伙创业。创业者需要分析企业日常经营需要的人员，分析团队成员各自的能力，并进行合理分工。例如西街英语培训的三个合伙人最初就是“一个做推广，一个负责教书、找市场、找老外，一个做后勤（编号29）”。

4.2创业机会评价

创业机会评价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可行性，指的是创业者开发机会的资源和能力；二是盈利性，即投资回报率；三是风险性，即创业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方法及退路。

西街旅游小企业创业者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会评价。首先，资金是所有创业者都必须考虑的，初期投资需要多少，包括哪些方面，是否拥有充足的资金，能否筹集到资金，资金能维持多久等；其次是投资回报率的问题。这也是所有创业者都必须考虑的。一般创业者会根据个人及亲戚朋友的经验大概估算一下投资回报率，例如子馨客栈的老板娘提到，“最初是根据我姐的经验，只要客源达到多少，每个房间收多少钱，投入成本多少，就大概估算了一下，觉得肯定不会亏就开始弄了（编号34）”。家族企业则比较正式而详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追求的是一种生活质量。他们的投资回报并不仅仅是金钱或者物质，更多的是分析以这样的投资来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是否值得。最后是风险评价。资金、管理、人员、市场反应、外界环境等的突然变化都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期的风险，所以创业者需要明确怎么规避风险，想好退路。然而，由于旅游小企业规模小，投资少，75%的受访者表示并没有考虑过风险问题，他们认为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剩下的25%的受访者也只是通过小规模经营、合伙经营的方式规避风险，有些认为做不好就回去干老本行，反正损失也不大。

事实上，创业机会评价贯穿于整个广义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机会识别和机会评价是共同存在的。在机会识别的初始阶段，创业者可以非正式地调查市场需求，判断这些需求是否得以满足，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哪些资源；在机会识别的后期，这种评价主要集中于考察这些资源的特定组合是否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商业价值，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性如何。

4.3旅游小企业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过程的特征

（1）环境因素是旅游小企业创业机会识别的动力源泉。旅游小企业机会识别始于环境感知，生活方式型创业者看中的是区域的自然、人文、生活环境，商业导向企业主更关注旅游市场环境。其次，行业特性及环境也是机会感知过程的重点考虑因素。不同创业动机的创业者会根据创业行业特性及环境，结合自身资源和社会网络选择创业项目。

（2）先前知识经验及社会网络影响突出。69.4%的受访者有过相关创业经验、旅游行业工作或者创业行业工作经验，先前的知识及经验使其更加了解顾客的需求和市场情况，更容易挖掘未被满足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旅游创业者提供了经验借鉴、顾客或者成为潜在顾客等，是其捕捉市场需求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桥梁。

（3）创业动机不同，旅游小企业的机会识别过程存在差异。生活方式型创业者看中的是阳朔的自然、人文和生活环境，一般会选择住宿、攀岩等允许他们把个人经验、特长、个性等作为附加的行业。他们会对行业内的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不仅仅是物质回报。维持生计型旅游小企业主看中的是阳朔的旅游市场潜力。由于资金的限制，一般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纪念品行业，属于“市场追随者”，并不会进行机会识别和创造，只会简单估算一下投资回报率，通过小规模经营规避风险。商业型创业者看中的也是阳朔的旅游市场潜力，一般会花一段时间到阳朔进行市场考察，细致分析行业市场结构，注重投资回报率评价。

（4）旅游小企业的机会识别过程更多是一种非正式的思想分析。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一般是非正式的，更多是基于自己或亲戚朋友先前的知识经验展开的一种思想分析。因此，创业准备时间相对短，83.3%受访的创业者从萌生创业想法到真正创业的准备时间不超过3个月。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并不是一个线性统一的过程，并不是所有旅游小企业都必须经历完整的机会感知、识别、创造的过程。部分创业者，尤其是作为市场追随者的维持生计型创业者，创业时考虑的仅仅是旅游市场环境及投资回报的问题，只存在简单的机会感知和评价过程，机会识别和机会创造相对缺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阳朔西街36家旅游小企业创业者的访谈，通过质性编码还原其创业机会识别过程。结果发现，旅游创业者在外部事件的刺激下，诱发创业动机，经过机会感知、识别、创造以及机会评价的过程，最终决定是否创业。环境因素是创业机会识别的动力源泉，先前知识经验及社会网络的影响突出，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是一种非正式的思想分析，且机会识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

创业动机不同，旅游小企业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过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生活方式型创业者看中的是阳朔的自然、人文和生活环境，注重个人兴趣爱好与先前知识经验的应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不仅仅是物质回报。维持生计型旅游小企业主属于市场追随者，只会简单估算一下投资回报率，机会识别和创造相对缺乏。商业型创业者重点关注阳朔的市场结构与环境，会考虑自己的特长、经验及能力，一般会花一段时间到阳朔进行市场考察，细致分析行业市场结构，注重投资回报率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