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服务市场范文
时间：2023-06-15 10:59:28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1篇
也由于印度移动通信市场的重要性，加上其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消费潜力，在一片经济景气低迷之下已成为各国企业力图振作的最大助力市场之一，当然手机业者也不会放过。究竟印度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发展现况如何？其潜力是否真如预期般的极具吸引力？以下将就印度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发展现况及未来亮点做剖析。
跃升全球第二大移动用户市场
在受低廉的手机价格和每分钟通话费最低一美分的低廉资费推动下，印度移动用户市场自2007下半年以来快速的起飞，根据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统计资料，至今年10月底印度已拥有3.25亿手机用户，其中10月份新增手机用户数量为1042万，高于上个月的1007万；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2年底印度电话用户数量将达到7亿，其中6.5亿为手机用户，其余5000万为固话用户。
目前印度手机市场仍以GSM为主，根据Cellular Operators' Association of India (COAI)的报告指出，今年10月印度GSM网络新增订户人数770万人，创下新纪录，截至10月底，印度整体GSM网络人数总计为2.414亿人。然而这个数字并未包括CDMA 营运商Reliance Communications的GSM订户人数，虽然Reliance的GSM网络订户人数也不断增长。
今年10月，印度最大的移动营运商Bharti Airtel新增272万名客户，而Vodafone Essar新增210万名客户。印度手机使用人数增长率惊人，已成为各大移动通信营运商的兵家必争之地。
另外根据来自Mobile World的数字，截至9月底Reliance的GSM网络订户人数约为920万人。此将使得印度整体GSM网络订户超过2.5亿人。Mobile World也预估印度的CDMA使用人数约7700万人，整个国家的移动使用人口将达3.18亿人。
就印度移动用户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目前各界都抱持正面的态度。诺基亚（印度）公司就预测，到2010年印度手机用户将达到5亿，其中有6000万的手机使用者将拥有具备移动视频功能的手机终端，超过1亿用户将定制移动音乐服务，超过一半约2.5亿的用户将使用可上网的手机产品。
诺基亚（印度）公司还指出，未来印度手机用户市场将分为三个核心部分：高阶产品用户约50万，而中间客户约占1.5亿，其他将是基本用户，他们所使用的手机产品仅具备了最基本的通话功能，但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低廉。
另外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也预估到2012年印度手机用户数量将翻番至6.5亿户。
而iSuppli则指出，虽然全球经济疲软，但在3G和WiMAX网络及移动号码可携服务MNP的带动下，预估印度移动电话市场需求在2009年仍将继续提升，2009年印度移动电话需求将增长达1.36亿支，较2008年的1.1亿支增长23.9%。
iSuppli指出印度移动电话市场不断扩展部分是因为通话费用下降、便宜手机、通信覆盖范围增加以及电信营运商推出多种附加价值服务。2009年，随着3G和WiMAX网络的推出以及MNP的布署应用预期将推动印度无线领域的增长。
iSuppli也预估2008年底印度移动订户预计将增长达3.199亿人，较2007年的2.336亿人，增长36.9%，预估2007年至2012年印度整体无线订户人数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5.1%，预估至2012年底将达7.15亿人。
移动用户市场发展的亮点
根据分析，印度移动使用者市场能在近年来快速的增长，对于未来预期也将有很好的表现，以下为未来印度移动用户市场发展的几个亮点。
(1)低价手机策略提升手机普及率
近年来国际手机大厂陆续进军印度市场，并加重其在印度市场的销售力道，除带动了印度手机市场的销售外，也让印度移动用户快速的增加。
根据印度本地市场调研机构ORG报告，印度手机市场以Nokia及Sony Ericsson表现最优异，其中Nokia以59.9%市占率垄断这一市场，Sony Ericsson则以8.1%排名第二，而三星电子则以7%排名第三，Motorola则是5.9%。
IDC India报告也指出，在2007年4月到2008年5月份期间，印度手机销售量达8500万支，相较于前一年度增长约29%，在第一季印度手机销售量超过2200万支，平均每小时销售的手机已经达到1万支。IDC报告指出，印度手机市场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不断增长的移动服务市场以及不同客户群的进入障碍低，因为市场高度竞争导致手机平均价格下滑。另外，印度消费者对能够同时满足商业通信功能及个人化的丰富功能手机之需求也日益增长中。
一直以来印度手机市场以低价CDMA手机为主，不过自2008年中以来中高阶手机的比重已快速增加，厂商们也加速在当地推出高阶手机产品。Nokia 就将印度手机市场分为三个核心部分，最顶端部分的客户约为5000万人，以价值为导向的中阶客户约为1.5亿人，其余为使用有限功能的低阶手机市场。而Motorola则认为，印度不仅在城市地区需要高阶手机，在农村地区也需要许多功能的手机，其计划在印度推出8款新型手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市场入门级手机的需求已开始下滑，并逐步朝高阶手机前进。Gartner就预估到2010年印度市场的入门级手机需求将下降，而增强功能的手机需求将一直增长。2010年，印度市场的入门级手机需求量将从2007年的2810万部减少到2630万部，而增强功能的手机需求量将从2008年的1220万部增长到2370万部，智能手机的需求量将从660万部增长到1320万部。
Gartner指出，几年以前仍是以价格便宜的手机为重点的印度手机市场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虽然入门级手机给印度的农村通信带来了革命的变化，但是，消费者正在愿意花更多的钱享受一些额外的功能，印度农村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喜欢随时随地的移动连接。而随着高级移动技术的成本下降，多媒体性能将成为主流。
(2)手机广告及移动银行成为印度市场两大亮点
随着手机应用在印度日益普及，移动服务也为印度广告商创造一个新机会。根据统计，过去5年来印度广告市场每年平均增长超过20%，目前市场规模已达50亿美元，其中手机广告比例虽仍偏低，但在印度却因为其特性而有所发挥空间。
在印度市场，由于手机渗透率相较于电视或网络等其他媒介要高出许多，因为很多家庭根本没有电视，也没订报纸，手机却相当普及，因此给予手机广告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另外在印度，有超过60%的印度人生活在大城市以外地区，传统广告方式很难覆盖到这些人，但手机广告却可以覆盖到这些消费者上。
更重要的是，印度通信资费非常低，透过接受手机广告补贴手机资费，是移动用户的不错选择，因此随着印度手机的日益普及，为手机广告的推广营造了有利的条件。
除了手机广告外，印度在手机移动银行业务的使用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eMarketer数据显示，印度手机使用者对移动银行服务的认知和使用情况非常好，其中有高达80%的受访用户知道可以透过手机查询银行账户，更有67%的受访用户会使用手机来举报欺诈易及冻结银行卡，而过去3个月内使用过这项服务的使用者占50%，这些调查资料都确实说明了印度手机移动银行的用户环境非常良好。
为此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也在2008年6月草拟了一份计划书，建议印度国内各银行推动手机银行业务，现阶段以确保交易为最低要求，最终目标则希望可以进行跨行交易，让印度用户可透过手机轻松完成在线交易。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规画，预计1,500卢比以内的小额交易可使用手机SMS简讯完成，因此即使是最简单基本的手机款式也可享有此项服务。
(3)印度手机电视普及率高5%
根据Springboard Research研究报告，预估2008年印度手机电视服务市场规模将达3.6亿美元。而在移动电视服务推出的第一年，印度将有120万名用户使用移动电视服务，移动电视的普及率将达到印度全部手机使用者的5%～6%。
报告中指出，若移动电视服务覆盖面广和价格适中，84%的手机用户将对使用移动电视服务感兴趣，接近60%的用户喜欢用手机观看他们在家里电视中看到的相同内容。至于使用者较有兴趣的内容包括新闻、体育、音乐视频和游戏。
(4)印度3G服务市场快速布局中
印度近期也加速3G网络的建设及布局，印度国营电信营运商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td (MTNL)就宣布于9月底在该国新德里推出试验性的3G网络，预计今年底前推出商业化3G服务。
MTNL预计9月底在新德里推出的第一个试验性3G移动服务，目前已经完成实验阶段测试；MTNL并将在首都的Connaught Place地区推出测试服务。MTNL位于孟买的第二个网络预计在明年初推出。
另外印度电信部DOT也宣布，计划从明年1月16日起开始拍卖3G频谱，本国和外国厂商都可以参与竞拍。其中得标的外商必须与印度厂商组建合资企业，才能展开业务，而外商在3G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最高为74%；如果外商的持股比例超过49%，合资企业尚需得到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批准。
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假使任何新进入者无法与现有的电信营运商合作，除了竞标3G频谱所需要的费用外，营运商仍需额外支付1,650亿卢比(约合3.75亿美元)。印度电信部还固定3G牌照底价，其中都会及A类的牌照底价在160亿卢比（约合3 760万美元）；B类牌照底价为80亿卢比（约合1 880万美元）；C类牌照底价为30亿卢比（约合700万美元）；泛印度地区的牌照底价为2020年亿卢比（约合4.75亿美元）。目前印度已公布60 MHz的3G频谱。另外国营电信业者BSNL与MTNL可不参与竞标立即获颁3G牌照，但须支付等同于每个服务区域最高出价的费用。
另外印度政府还计划3G频谱拍卖结束两天后开始拍卖BWA频谱，而外商也可以参与BWA频谱拍卖，但必须与印度厂商组建企业才能开展业务，而且持股比例不能超过74%。印度将拍卖全国多个服务区域的2.1GHz频谱用于3G服务，2.3GHz和2.5GHz频谱用于BWA服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频谱将预留给两家印度政府控制的电信运营商―Bharat Sanchar Nigam和MNTL，但它们必须按最高竞拍价支付频谱使用费。
主要电信运营商主要动向
(1)Bharti Airtel
Bharti Airtel是印度第一大移动电信营运商，在2008年上半年(2008/3～2008/9)之财务表现上，其第二季营收达902亿卢比，比一年前增长42%。EBITDA 369.9亿卢比，比一年前增长37%，第二季度的净收入204.6亿卢比，比一年前增长27%。
目前Bharti Airtel拥有7990万用户，相比去年同期增长57%，继续领先印度市场，在整个印度市场目前的占有率为24.6%。去年同期是23.4%。
(2)Reliance Communications
印度第二大移动电信业者Reliance Communication计划在2008年度创立全国性GSM网络，服务范围覆盖23000个城镇和60万个村庄，服务97%的印度人口，预计在未来6个月在另外8000个城镇和20万个村庄推出移动网络，使其成为该国惟一同时提供GSM和CDMA服务的移动营运商。
目前Reliance的GSM服务在印度340个城镇中提供，而CDMA服务则在19个州提供，并覆盖65%的范围。截至2007年底，Reliance的订户约4580万人，其中3880万人使用CDMA服务，700万人使用GSM网络。
(3)BSNL
随着印度3G牌照将正式竞标发放，印度国有电信公司Bharat Sanchar Nigam Ltd （BSNL）也加速其布局脚步，并计划在Ericsson公司正式交付网络工具包之后，包括2300万条GSM线路，然后采取一些措施，于6个月内推出服务。根据最新的规画，BSNL计划于2009年1月在该国东北部地区及Chennai推出3G网络。
目前BSNL公司的GSM网络遍布整个印度国内市场。截至2007年底，BSNL公司的用户数量还不到3,300万户，市场占有率为14.3%，今年上半年BSNL的GSM订户人数约为3736万人，CDMA使用人数约为176,000人。BSNL目标是希望在2010年前至少增加1亿名GSM移动订户。
(4)MTNL
MTNL是另一家由印度电信局指定获得3G牌照的国有电信公司。其规划9月底在印度新德里推出试验性的3G网络，预计今年底前推出商业化3G服务。
MTNL预计9月底在新德里推出的第一个试验性3G移动服务，目前已经完成实验阶段测试；MTNL并将在首都的Connaught Place地区推出测试服务。MTNL位于孟买的第二个网络预计在明年初推出。
结论
印度移动服务市场近年来快速的增长，在今年4月后已顺利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用户市场，仅次于中国大陆，其每月新增用户之增长率更是位居全球之冠，也由于其超过10亿的人口数，更是为手机用户市场提供庞大的发展潜力。以目前印度手机用户数约3.25亿户来看，预估至2010年将突破5亿户，至2012年更将达到6.5亿户，增长紧追中国大陆之后，成为众家业者必争之地。
另一方面，印度手机增值服务也在快速增长当中，并成为带动印度移动用户市场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印度已经有许多营运商开发出基于移动通信的各种多媒体内容，并且有英文和印度本地语言等多个版本，而包括Google、Yahoo和微软等也与印度当地的电信营运商Bharti Airtel、Reliance Communications、Vodafone合作，提供诸如音乐信息、出租车服务、股票信息、新闻及医疗等信息服务。Gartner Group更预计至2012年印度移动服务市场将保持18%的增长速度，预估到2012年将达到370亿美元的规模。
Juniper Research也预估随着3G服务在印度的开台，将带动音乐及游戏下载在印度市场的兴起，预估至2012年印度手机市场的移动音乐下载量将从2007年的200万首以下，增加至近4.8亿；游戏下载人数也将从2007年的不到1,000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000万人。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2篇
在欧美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已相当疲软的今天，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却是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根据中国“十五”移动通信发展规划，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和最具增长潜力的移动通信服务市场。预计到2005年末，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将达到2.6～2.9亿户左右，平均增长速度为26％左右。
目前，虽然中国有几大电信运营商，但获得许可经营移动通信服务业务的只有两家运营商，即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是根据国家关于电信体制改革的部署于2000年5月7日挂牌成立的。论文百事通1987年，中国移动（分营前为中国电信）正式开办移动电话业务。目前，中国移动在全国18个省（区、市）设有全资子公司，全资拥有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对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实行控股，后者在国内13个省（市、区）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1994年中国移动开始经营GSM数字移动通信网。目前，除基本话费外，还主要经营数据、语音信箱、IP电话、信息点播、手机银行、移动秘书、短消息、全球通WAP等多种增值业务；并拥有全球通、神州行、移动梦网等著名服务品牌，“139、138、137、136、135”已经家喻户晓。中国移动的GSM网已经在63个国家的116个移动通信网开通了国际漫游业务。截至2001年8月，其用户数已超过1亿户。“九五”期间，中国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83％。
移动通信服务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独特地位，始终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树立第二竞争对手，形成有效竞争格局，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非对称管制政策，扶持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第二大运营商。特别是中国联通成立后一直在资费政策制定及降价空间的自由度选择方面享有其他运营商所没有的自，其市场占有率迅速从1999年的12％，提高到2002年8月的29％。
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市场格局是双寡头（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垄断。尽管这一格局形成的时间较短，但竞争逐渐激烈。近年来，随着全国移动用户的迅猛增长，两家运营商的市场用户数均呈上升态势，但两家运营商的ARPU值（每月每户平均话费）却全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盈利空间已出现缩小迹象。加入WTO后，外商的进入将导致这场竞争更加白炽化，各路竞争者必将面对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局面。
从技术层面来看，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并呈现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的趋势。综观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从初期的模拟电话转向目前的GSM网络数字电话，移动通信已经从模拟通信方式转换为第二代移动通信方式。随着中国移动GPRS技术及中国联通CDMA技术的投入商用，移动通信方式正在步入2.5G技术时代。未来移动通信方式还将向作为移动电子商务基础的3G技术迈进。3G网的特点是频谱利用率高，系统容量大。它不仅能够满足未来移动因特网业务发展的需求，有效地支持IP型非对称业务的发展，还能有效解决移动业务高速增长与频率资源紧张的矛盾。中国信息产业部已于2002年9月上旬专门为未来3G网预留了专用频率资源。3G技术的研究与商业化是未来移动通信运营商占据市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二、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培植功能。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就是为了打破垄断地位，优化国有资源的战略性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消除因垄断的存在而产生的经营惰性及服务质量的淡化。目前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属于双寡头垄断市场。探讨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竞争结构，可以寻找行业中获得利润的最终潜力。
从事国家及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认为，行业中的5种竞争力（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供应商的侃价能力、消费者的侃价能力、替代品或替代服务的威胁）决定了行业的潜在盈利性。我们不妨运用波特的行业竞争结构模型，探讨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竞争结构。
1.买方（消费者）的侃价能力
随着移动通信终端价格和移动通信资费的不断下降，移动通信已经开始由奢侈品转为生活必需品。一般来说，买方对移动通信的需求心理表现为：获得高质量、低价格的移动通信服务；可使用多种现代化的用户功能；获得语音、计算机数据、文字、图形、图像等多媒体通信服务；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方式和功能；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功能；良好的安全保密功能等。因此，网络质量、网络服务、资费水平越来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关键因素。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趋于理性，且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2.现有的竞争对手
目前，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1999年，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8％和12％。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截止2001年12月31日，中国联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27％的水平，且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中国联通的市场占有率仍未达到40％的水平，因此，政府的非对称监管政策将进一步延续。2001年中国联通大力投资建设CDMA，CDMA业务也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移动现有的高端手机用户（实际ARPU值大的用户）市场。即使考虑近两年国内新电信等新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可能加入，中国联通在未来的1～2年内仍将是中国移动最大的收入和利润占有者。
3.供方（设备制造商）的侃价能力
由于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移动通信运营商将改变原有的采购方式，由预投入转为按需采购方式。这主要是由于行业的利润逐步平均化、消费者的需求多元化造成的运营成本上升、市场空间拓展难度加大、设备制造商的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更新换代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移动通信运营商与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目前，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对移动通信设备的主要需求为GSM网络类，但随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上马了GPRS及CDMA项目，移动通信设备的技术需求将升级换代。由于中国移动通信系统及手机高端产品的自主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弱，难以掌握核心技术，进入市场的速度较慢，因此，目前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受制于国外的局面尚未发生根本的改善。另外，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属于高新技术。设备供应商若需快速收回初始投资，获取高额利润，以弥补承担高度风险的可能损益，在设备的定价上将会大大高于其成本。
4.潜在进入者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高额利润，特别是高额垄断利润。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通信与未来网络化互动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显化。因此，中国国内的几大电信运营商均希望并在极力争取获得移动通信服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虽然目前只有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两家移动通信运营商，但随着过去制约许可证发放因素的有效解决，如频率资源的限制，国内的移动通信市场不可能长期存在二元垄断格局。就目前的市场格局而言，中国电信将有望成为最有成长潜力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因为中国电信的1000万小灵通用户能够即刻成为移动用户。此外，具有较强实力的潜在进入者除中国网通外，还包括中国吉通、中国铁通、中国卫星通信集团等。尽管加入WTO使我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入世5年后，外资方可进入），但未来5年内，主要的潜在竞争者仍将是国内运营商。从长远来看，外资进入国内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并参与市场竞争，形成竞争多元化模式是必然趋势。
5.替代业务的竞争
与移动通信服务业务相互替代的主要业务是固定通信服务。固定通信主要包括固定电话、集群和卫星通信等。目前，虽然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逐渐融合（主要指固定技术与移动技术的融合），但固定电话仍是目前对移动通信服务业务影响最大的替代业务之一。集群专用网是指一个行业、部门或单位内部，为满足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组织管理等需要所建设的移动通信服务网络。随着企业的改制及与母体的脱钩，这些企业仍与母体存在客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属于一种内部垄断资源，无形中壮大了这些转制后专用集群网企业的发展，从而对现有运营商带来竞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条件的逐步放宽，卫星通信正在慢慢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靠近。在有近2/3的国土无法铺设光纤网络的中国，卫星通信目前对移动的竞争不能构成多大威胁。但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其未来将以自身的优势成为移动通信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另外，目前出现的新型业务种类——无线市话，其主要采用的是PHS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不成熟性，发展前景较为暗淡。
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竞争结构模型可见图1。
附图
图1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竞争结构模型
三、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双寡头垄断竞争行为分析
1.价格竞争的博弈分析
目前，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属于双寡头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是一种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存在着串通和激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具有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企业会充当市场价格的领导者。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企业是价格的寻求者，它要通过研究市场变化，从对手的反映中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因此，寡头垄断市场下的企业间价格的相互依存度较高。
运用博弈论方法可以对中国移动通信双寡头垄断服务市场运营商之间存在的价格相互关联性和依存性进行研究。一般博弈论分析理性的决策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些个体不能完全地预见到他们所作出的决策结果。策略和行为的博弈可以是合作行为，也可以是不合作行为。合作行为的具体表现是形成价格合谋，而非合作型博弈行为表现为各自的独立行动。目前，鉴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行为表现，其价格竞争属于非合作型博弈，突出表现为双方不断升级的价格战。
根据《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在资费政策的制定方面，主要以指令性价格为主，以指导性价格为辅。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的资费政策在2002年上半年以前规定见表1。
表1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2002年上半年以前的资费政策
附图
纵观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电话资费的历次降价过程可以看出（见表2），近8年来，价格已经下降了近10倍（世界银行，2001）。
表2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电话资费的历次降价过程单位：元
附图
注：部分地区在价格竞争的过程中，采取其他手段，导致实际上变相取消月租费。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为何频频突破资费而使用单纯的降价手段呢？
（1）过去，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主要业务都是GSM移动电话服务业务。无论是在通信服务业务本身、附加服务的提供，还是营销手段的采用、价格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均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只是中国联通目前拥有非对称政策扶持的优势，其在资费的制定及价格的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双方均力争通过降价手段这种最原始的单一的营销措施来达到拓展市场的目的。同时，在双方不久前实施的GPRS系统及CDMA系统的客户争夺上，也是重点针对中高端用户市场，双方均是欲夺取对方的市场份额，而并未采用差异化市场战略来挖掘潜在细分市场。
（2）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降价策略或许对于两个运营商来说并非是最优化选择，也并非完全是一个“零和博弈”，但降价所引起的用户规模的急剧增长，有利于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2000年，中国联通由于低价策略，使市场占有率上升了10％，业务增长率上升了58％。而截至2002年8月，中国联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29％。因此，目前处于劣势的中国联通并不急于增加利润来获取短期收益，而是力图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扩大来获取规模经济，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中国联通拟在3年内投资700亿元建成CDMA系统进行中高端用户的市场拓展。同时，占据市场后，通过顾客的忠诚度培育及顾客使用消费习惯的形成，为其后续及未来推出新的移动通信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3）市场上消费者的偏好及消费行为特点，决定了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策略选择。目前，消费者选择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主要考虑因素随着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及需求迫切度的不同而有巨大差异。随着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网络的完善，以及消费者消费的逐渐成熟，其在选择移动通信运营商时更加理性化。当通话质量并无多大差异时，消费者选择运营商主要考虑价格和服务质量因素。尤其是随着两家运营商服务质量差异的逐渐缩小，价格的高低便成为消费者选择运营商的首要考虑因素。
（4）由于目前的两家移动通信运营商未存在合作行为，根据双寡头垄断理论，双方在非合作型情况下，任何一方意识到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的结果是自己蒙受巨大损失，对方不降价而自己降价的结果便会获得最大利润时双方便均选择了降价策略。而这样的结果并未使两家公司实现“双赢”效果。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根据约定，中国于2002年逐步开放了增值服务的地域限制，2003～2005年，将逐步放开光缆、固网服务，提高外资在基础电讯中的持股比重至49％。因此，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只能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为了进一步增强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应变能力，尤其是让移动通信运营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成长，2002年9月，中国信息产业部又正式宣布允许电信运营商对部分业务自主定价，授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在SIM卡费、过户费、用户要求改号费、面向境外来访用户租卡业务费、省内长途移动载体上的公用移动电话业务收费、省际长途移动载体上的公用移动电话业务收费、移动电话国际及港澳台自动漫游业务通话费、移动电话用户可选择服务项目等业务收费的自主定价权（NTTDoCoMo公司，2002）。这表明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两家运营商，在价格方面的竞争还将继续演绎下去。但并不意味着价格竞争能使双方达成“双赢”效果。
2.技术竞争趋势分析
移动通信服务业务未来竞争的另一方面是技术竞争。模拟TACS技术在80年代得到了国内用户的认可，随后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GSM数字网统揽了市场。目前，移动通信技术又进入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推出的2.5G的GPRS通信技术和2G的CDMA通信技术，已于2001年底到2002年初投入正式商用。同时，两家运营商都在积极地研究3G通信技术并力争尽快投入商用。为此，如何抓住机遇，在未来的移动运营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技术网络的完善度及相关服务质量的提高，便成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此次技术竞争中，两家运营商各有优劣，这可以从双方的技术演变模式中辩别分晓。
（1）中国联通采取的技术演变模式是：GSM网络—CDMA系统—3G技术的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由于CDMA网络的投资额巨大，工程复杂，虽然其在技术性能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但与投入少量资金的GPRS系统比较来看，从消费者的使用角度而言，其技术优势及优势显现的梯度差异并不明显。加之由于初期的巨额投资的回收压力，其原先拥有的价格优势必将随之丧失，对于中国联通初期的市场容量占有预期来说，的确不能过于乐观。
（2）中国移动采取的技术演变模式是：GSM网络—GPRS系统—3G技术的变迁路径。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中国移动的GPRS系统的技术性能劣于CDMA，毕竟CDMA系统是一项成熟的标准，其开发和运作风险较低。但GPRS具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是投资额极小，且可以向下兼容GSM网络，因此，对于消费者的使用及转换网络的便利性大大加强。而CDMA的用户必须更换原有的GSM号码，从消费者的消费惯性来说，的确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有可能造成一部分客户的自然流失。
在技术选择上，新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很可能是从3G开始，因为中国电信为了向3G过渡，正在升级小灵通系统。随着中国电信的1000万小灵通用户立刻变为移动用户，它对中国联通的威胁要比中国移动大得多。中国电信小灵通占用3G频率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它对中低端用户的吸引力将很快凸现。随着3G的开通，携先进技术和丰富的应用，中国电信或许会对中国移动造成严重的威胁。
随着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竞争格局在近期内由二元垄断竞争格局向多元制衡的方向发展，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将会逐步减少垄断高额利润，逐步转向利润平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其市场份额的改变程度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国家的有关政策。无论对于新加入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还是原来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都应以合作制胜的态度，共同培育、发展并完善中国的移动通信服务市场，为迎接第三代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到来奠定基础。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将利润增长点转移到非价格的成功关键因素上，更多地通过非价格的竞争行为来增强其竞争实力。
四、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1.由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得到的启示
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目前，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共有6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即香港电信、数码通、新世界、万众、和记和星期天。据《DBResearchestimates》资料，从上个世纪末90年代以来，整个香港的移动通信用户增长率快速上升，2001年移动通信用户数达600万左右，其中签约用户数与预付费用户数逐年增加，但是签约用户的增长速率趋缓，预付费用户增长迅速。分别考虑各家运营商的市场用户占有率，到2001年，和记的市场用户占有率是最高的（约30％），香港电信2001年只有20％左右。
然而，较高的市场用户占有率并不意味着较高的收入水平。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移动通信用户普及率在1997～1998年之间达到32％以后，ARPU却从逐年上升变为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每户每月600港元左右下降至2001年每户每月300港元左右。但香港电信的市场用户占有率虽然2001年只有20％左右，但由于99年4月开始带号入网，香港电信的ARPU值远远高于其他几家运营商，2001年达到每户每月440元港币；其以收入计算的市场占有率，香港电信到2001年为33％左右，在6家运营商中遥遥领先。
为什么香港电信尽管用户市场占有率不高，但ARPU值却能保持最高，并且一直是盈利的？究其原因，香港电信的企业用户（组织顾客）比例远高于其他几家运营商。1998年香港电信的企业用户比例为29％，2001年仍保持20％；而和记的企业用户比例1998年为10％，2001年也只有12％。
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发展给了我们如下启示：第一，市场开放，必然激化价格战；第二，追逐一般用户市场占有率，未必对运营商的盈利有贡献；第三，合理的市场定位（较高的企业用户比例），将主导运营商的财务表现。这充分表明，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成功关键因素不是单纯的市场占有率，而是优化的用户市场结构。
2.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消费者分析
有钱的人构成市场，付得起话费的人才能成为移动通信市场的用户。以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情况看，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可能用户是年均收入为人民币2～5万元的消费者。据世界银行资料统计，2000年在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移动网络覆盖的13个省内，年收入25000～50000元人民币的人数为5000～7500万人，估计到2010年，将增长3倍，即达到2亿（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年报；WIORDBANK，2001）。显然，收入越高的家庭在通讯方面的花费比例越高；由于收入基数越来越大，花费金额也更高。因此，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是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重要用户。根据国际及国内经验，人均GDP值越高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越高。中高端移动用户（实际ARPU值大的用户）大部分分布在这些城市。人均GDP增长速度越快，则潜在的中高端用户将越多。中高端用户是移动运营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未来能够成功发展这些用户，提高中高端用户的比例，ARPU值必将上升。
以广东省移动通信服务市场为例，按照人均GDP排行，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汕头、湛江占全广东省的前10名。2000年10大城市的总人口虽只占广东省总人口的58.0％，但10大城市的GDP却占到广东省GDP的84.5％。若中国城市的移动通信用户基本上锁定为家庭年收入25000～50000元及以上的收入阶层，据2000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抽样调查资料，2000年广东省城镇居民70％以上家庭其收入在2万以上，都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主要用户；据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2001年预期增加消费意向抽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未来有54.1％的消费者愿意增加收入，且用于通讯方面的支出将可能增长7％（《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
中国的移动通信用户普及率逐年增加，在2001～2002之间已达到32％；但新增用户在逐年减少；预付费用户却逐年上升。借鉴香港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经验，当移动通信用户普及率达到32％时，ARPU值会下降。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只有通过把握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成功关键因素，在扩展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同时，大力优化用户市场结构，成功地拓展组织顾客（企业）用户市场，才能在ARPU值即将下降的形势下实现新的增长。
3.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潜在竞争优势
要成功地拓展组织顾客（企业）用户市场，优化用户市场结构，就要寻找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潜在竞争优势。目前，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组织顾客（企业）用户市场占有率都不高，组织顾客（企业）用户市场收入百分比与国际移动通信运营商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中国人口众多，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拥有广大的大众用户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又为迅速扩大组织顾客（企业）用户市场占有率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们的市场策略选择可打两张牌。一张牌是选择专门细分市场，从小部分的组织顾客（企业）用户身上得到较高的回报；为此需要针对专门细分市场，提供增值服务和多样化服务、深化紧密大客户或组织顾客（企业）用户联系。另一张牌是选择大众用户市场，保持并扩大市场占有率，在成本控制的基础上得到相当的回报。为此需要扩大市场、进占市场、实行增值服务和成本控制，采取有竞争力的价格和网络覆盖。当然，要在ARPU值即将下降的形势下实现新的增长，移动通信运营商更应该打出的是第一张牌，即针对专门细分市场，从小部分的组织顾客（企业）用户身上得到较高的回报，通过为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和多样化服务，实行提升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消费效用以获取ARPU利润值增长的战略调整。
五、中国移动通信服务行业未来战略调整思考
据《DBResearchestimates》资料对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所作的ARPU值预测，到2003～2004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ARPU值将降至每月每户9～10美元（约70～80人民币元），而到2010年将回升到每月每户10～11美元（约80～90人民币元）。这一预测趋势说明，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ARPU值将先下降再略有上升。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没有必要在价格上死缠硬打，价格战只有导致两败俱伤，应保持良性竞争循环。因此两家运营商应该保持友好对话，共存共荣。这是明智的选择。
经济学家描述了4种基本的市场（竞争）形态：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和完全垄断。作为企业的战略定位，有三种典型选择。一是针对完全垄断的竞争格局，实行系统锁定的战略定位，如Microsoft（微软）；二是针对垄断竞争的竞争格局，实行为用户制定量身定夺解决方案的战略定位，如NCIWorldCom（世界通信有限公司）；三是针对完全竞争的竞争格局，实行为用户提供完美产品的战略定位，如SouthwestAirlines（西南航空）。政府一般都制约完全垄断的发展。垄断竞争形式是一种典型的挑战。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面临的正是垄断竞争形式的挑战。因此应在垄断竞争中选择实行为用户制定量身定夺解决方案的战略定位，依靠营销组合的变化来使相似的移动通信服务差异化。《YankeeGroup》对中国移动通信数据业务收入的预测是，中国移动通信数据业务收入由2001～2005年将增长34倍，其中短信/电子邮件、信息服务等数据业务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移动银行、移动商务、游戏及娱乐、移动定位等数据业务的收入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细分未来的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可以发现，中国移动通信服务业务未来价值链上应用业务环节的盈利机遇有巨大潜力。因此，移动通信运营商战略调整的重点是丰富应用业务。
目前，移动通信市场新增用户的增速已经放缓，移动通信的“圈地”与“淘金”时代很快会成为历史。未来的竞争焦点是什么？是服务！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们未来应为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制定专门细分市场的量身定夺解决方案。如，可以为公安系统推出汽车定位防盗服务；为保险业推出手机查阅保险条款服务；为外企推出网上查阅商情信息及报价等服务；为政府部门推出手机电子报关操作服务；为电力部门推出手机自动交付电费服务；为银行业推出移动银行服务；为航空业推出手机遥控订票服务；为地产业推出手机显示网上地产信息等服务。中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在移动通信应用领域找出路，使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更依赖于现有的运营网。这可以通过提供一点即得的菜单式贴身服务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推出各行业的收费”行业应用卡”来实现。特别地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将各大行业利益与自身利益捆绑，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联盟关系。目前国际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收入百分比已达35％～55％；而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收入百分比却很低。以广东省为例，广州、深圳、汕头的移动通信组织顾客（企业）用户收入百分比只有10％，佛山是8％，东莞仅1％，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在开拓企业用户市场、为各行业度身定造行业应用方面，还有着很大的作为空间。此举不但可以拓展移动通信市场运营商的发展思路，也必将引起互联网上针对行业的内容服务提供商的兴趣，从而带动产业的发展。
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目前已实行了3G计划。据日本NTTDoCoMo目前的3G计划，2001.5.30～9.30五个月时间内。在东京23个行政区、横滨和川崎的部分地区等业务地区，针对FOMA的高速数据和可视性能的优势，NTTDo-CoMo为4500个公司用户提供了新的3G解决方案。在市场支持或销售支持已有的专线连接的站点发展管理及远距接入的印刷设计检验业务的基础上，正在规划利用可视电话的远距离临时保险估计业务、利用可视邮件的对零售商的介绍业务、多接入的股票价钱交付业务；并计划推出利用可视邮件的资产图片报告业务和利用可视电话的搬家付款业务。这些先进的专门针对组织顾客（企业）用户的3G解决方案，也为我国的运营商在未来3G时代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新晨
没有竞争的市场是缺乏活力的，而无序竞争的市场则是幼稚的。中国未来的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但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必须严格遵循市场法则。各家运营商应要科学制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发展规划，把握成功关键因素；要在有效、有序竞争的基础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展开战略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节约成本、有效避免重复建设，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能力。建议政府给予移动通信服务行业更进一步的规则指导，保证该行业的有序竞争。2003年监管部门实施每省“4张牌照、3家竞争者”的方案，可谓是用心良苦。因为一方面要防止国有资产浪费，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市场的充分竞争。但是如果不能实际解决各地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则充分竞争的目的将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上市年报。
（2）中国联通有限公司2002年统计资料。
（3）《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年）。
（4）《WIORDBANK统计资料》（2001年）。
（5）《DBResearchestimates》，2002年资料。
（6）《IDC；Jupiter；Forester；AnalystReports：Bainanaly-sis；Marketer》，2002年资料。
（7）《YankeeGroup》，2002年资料。
（8）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002年资料。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移动网络运营商；双边市场；移动增值服务；组内外部性；组间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4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137-04
Pricing Strategies of the Mobile Network Operator in Two-sided Markets
JIANG Li-li，MEI Shu-e，ZHONG Wei-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intra-group externalities and the price of mobile value-added services on the pricing strategies of the monopoly MNO （mobile network operator） by developing a two-sided market model with positive intra-group externalities between consumers，as well as on the profit of the MNO.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tra-group externality is sufficient large， the MNO prefers to charge a higher access fee from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creases the subscription fee of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fit of the MNO is higher； when the price of value-added services is higher and the inter-group externality is lower enough， the MNO is willing to set a higher access with fee respect to subscription fee， and the profit of the MNO is lower.
Key words：mobile network operators；two-sided markets；mobile value-added services；intra-group externalities；inter-group externalities
1 引言
不同于单边市场，移动增值服务产业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其中运营商作为平台企业，为移动网络用户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交互提供网络接口服务。也就是说，消费者想要使用移动增值服务必须接入移动网络，同时增值服务提供商也必须通过移动网络才能将增值服务提供给消费者，运营商促成双边用户的交易或交互。除了提供网络接口服务外，运营商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移动通信服务，因此运营商如何通过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来平衡其在移动通信市场和移动增值服务市场中的收益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基于双边市场的理论建立了垄断运营商的双边市场模型，主要分析了消费者之间存在组内外部性情形下，组内外部性以及增值服务的价格对运营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及其利润的影响。
双边的用户之间存在着组间外部性是双边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处组间外部性[1～3]是指双边市场中平台两边不同的用户群体之间存在的外部性，一组用户群体从平台中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另一用户群体加入平台的数量，因此大部分关于双边市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组间外部性效应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4～8]。然而，单边的用户之间往往还存在着组内外部性，这里组内外部性[1～3]指双边市场中平台同组用户的规模对该组用户加入平台效用的影响。由运营商连接的移动通信市场和移动增值服务市场中则同时存在着两种外部性。移动通信市场中，加入同一移动网络的消费者越多，则移动网络用户能够享受到的网内语音通信资费折扣的几率越大，因此移动网络用户之间存在着正的组内外部性。与此同时，移动增值服务市场中，增值服务种类越多，则移动网络用户使用增值服务的意愿更强烈，也就是增值服务市场中存在组间外部性。由此可见，同时连接着移动通信市场和增值服务市场的运营商的定价策略受到组内和组间外部性的共同影响。但是同时考虑组内外部性与组间外部性共同作用下对平台企业定价策略影响的文献较少[1，2，9]。
本文主要基于文献[1，2，9]的模型，对运营商在双边市场下的定价策略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只有单边组间外部性的情形下，组内外部性和增值服务的价格如何影响运营商在移动通信市场和增值服务市场中的定价。Li等以在线市场平台为研究对象，侧重分析了外部竞争（平台之间的竞争）和内部竞争（零售商之间关于消费者的竞争）对在线市场平台定价策略的影响，发现平台试图增加消费者之间的组间外部性反而会减少平台收益，与此相对，平台应当通过提高与竞争平台之间的差异性来增加收益[1]。Belleflamme等研究了组间与组内外部性对新平台的进入策略的影响，企业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策略一个新的平台，从已有的非盈利平台中吸引消费者并获得利润。研究表明，当组内外部性比组间外部性较强时，企业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定价策略新的平台[2]。程贵孙将组内外部性引入厂商之间的竞争，并考虑组内与组间外部性共同作用下对竞争平台的竞争策略影响，结果表明，组内网络外部性强度对双边定价策略的影响取决于双边用户接入平台后的市场结构[9]。Li等， Belleflamme等，及程贵孙的研究更多是分析两种外部性对平台企业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的影响，而没有考虑零售市场中的产品价格对平台企业定价策略的影响。在本文中，进一步考察了移动增值服务价格对运营商定价策略的影响。由于增值服务提供商通过平台企业提供给消费者的移动增值服务价格影响着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使用意愿，进而影响运营商在增值服务市场中的收益，因此增值服务的价格也间接影响着运营商在双边市场的定价，而上述研究中并没有考虑此问题。本文的博弈过程也与文献[1，2，9]有所不同，本文考虑一个三阶段博弈过程，运营商首先制定消费者的入网费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其次消费者和增值服务提供商同时选择是否进入市场，再次已进入市场的消费者考虑是否使用移动增值服务，这里第三阶段的博弈过程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1，2，9]等的文献中，由于两阶段的博弈过程的限制，平台企业对接入平台的零售商以收取固定的注册费为主，仅以双边用户的加入数量表示平台企业的需求；而本文中第三阶段的博弈过程给出了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运营商作为平台企业提供的网络接口服务的实际需求。
2 基本模型
考虑市场中只有一个垄断运营商，连接着两组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一组是移动网络用户，一组是增值服务提供商，增值服务提供商必须通过运营商的移动网络才能将各种增值服务提供给消费者，而消费者也必须接入到移动网络才能使用增值服务。消费者的入网费为pb，增值服务提供商需向运营商支付接入费s才可以使用无线网络将增值服务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使用增值服务的费用为ps，这里视为外生变量。运营商通过制定最优的入网费pb和接入费s，在双边市场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移动商务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者加入移动网络，主要是为了享受移动网络带来的语音通信的便利性，消费者使用移动通信服务将获得内在使用价值v。此外，运营商为了更多地吸引用户使用移动网络，对网内的语音通信折扣较大，即当使用移动网络的消费者越多时，消费者享受网内通信折扣的几率也更大，这种网内通信折扣为消费者带来了正的组内外部性。同时，3G网络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是移动增值服务市场的快速增长。消费者对移动网络的使用将不仅仅满足于语音通信，更期望各种不同种类增值服务能为其生活带来全新的体验，例如移动游戏、移动支付等。因此，为运营商的移动网络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提供商越多，那么可供移动网络用户选择的增值服务种类越多，移动网络用户使用增值服务的意愿则更加强烈。也就是说，接入到运营商的移动网络平台中的增值服务提供商越多，为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高。
考虑消费者使用移动网络的异质性，假定消费者对移动通信服务的使用具有不同的偏好，而对增值服务的使用偏好是相同的。用x表示消费者对使用移动通信服务的偏好，假设消费者的口味偏好x在[0，1]上服从均匀分布。假设消费者不使用移动网络（同时也无法使用移动增值服务）的效用为0。因此，消费者加入移动网络的效用为：
Ub=v+βqeb-pb-tx（1）
其中，β为组内外部性强度，表明移动网络用户量越多，则移动网络为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大；qeb表示消费者对使用移动网络的用户数量的预期；t表示用户使用移动网络所耗的运输成本（可以认为是学习成本以及对移动终端的投资成本），x越小，表明消费者对移动通信服务的使用意愿越高。消费者只有加入移动网络后才能使用移动增值服务，因此消费者加入移动网络并使用增值服务的效用为：
Ubs=v+βqeb-pb-tx+αnes-ps（2）
其中，α为正的网络外部性强度，表明移动增值服务的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使用意愿越高，nes为消费者预期的移动增值服务的数量；ps为增值服务的价格，视为外生变量。
假设增值服务提供商提供不同种类的增值服务，并且增值服务的价格ps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数量等同于增值服务的种类。由于移动终端硬件条件（例如，手机屏显、手机内存等）的限制，移动网络用户至多使用一种增值服务。考虑增值服务提供商的异质性，增值服务提供商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边际收益为：
Us=ps-s-τy（3）
其中τy为处于y位置的增值服务提供商开发和提供移动增值服务产生的边际成本；y在[0，1]区间上服从均匀分布。开发和提供移动增值服务通常需要较大的前期固定成本投入，简单起见，这些成本设为0。
作为平台企业的运营商，在为消费者提供移动通信服务的同时，也为移动增值服务的提供平台网络服务。因此，运营商从双边市场中获得收益，总利润函数为：
π=qbpb+qss（4）
其中，qb为移动通信服务的需求；qs为移动增值服务的需求。为简化分析，假设运营商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均为0。
考虑如下的博弈顺序：第一阶段，运营商分别制定消费者的入网费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第二阶段，消费者与增值服务提供商同时到达平台，消费者选择是否使用通信服务，同时增值服务提供商选择是否加入平台开发和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第三阶段，已选择入网的消费者考虑是否使用移动增值服务。
为确保均衡解的存在，假定（1）τ0。此外，假设消费者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即t较大以确保均衡解的合理性。
3 均衡分析
假设双边市场是不完全覆盖的。考虑到理性的最终用户在均衡时有qb=qeb，ns=nes，因此均衡分析中，将对此不做区分。采用逆向归纳法，第三阶段中，根据消费者加入移动网络并使用增值服务的效用函数，求得加入移动网络并使用增值服务的边际消费者x，即增值服务的需求有：
qs=x=（v+βqb-pb+αns-ps）t（5）
第二阶段中，根据消费者加入移动网络的效用函数，得到边际消费者，即移动通信服务的需求为：
qb==（v-pb）（t-β）（6）
根据增值服务提供商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效用函数，得到接入移动网络平台的边际增值服务提供商，即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数量为：
ns==（ps-s）τ（7）
第一阶段，运营商通过制定最优的入网费pb和接入费s获得最优收益，也就是求解如下的最优化问题：
π=maxpb，s{qbpb+qss}（8）
将一阶条件联立求解，可以得到运营商的最优定价策略。
命题1：考虑消费者之间存在组内外部性时，运营商对双边用户的最优定价策略为：
p*b=α（t-β）（2v-ps）-τ[tv-（t-β）ps]4α（t-β）-τt
s*=2（α-τ）（t-β）ps+τtv4α（t-β）-τt
由命题1可以发现，平台向消费者收取的入网费与其向增值服务提供商收取的接入费s及消费者使用移动网络的内在价值有关，p*b=v-s*2，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模型下，尽管开发和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数量对消费者使用移动增值服务的意愿有正的组间外部性影响，垄断的运营商还是倾向于将收取的一部分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补贴给消费者，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用移动网络从而获得较高的移动网络用户群体。将p*b，s*代入式（1）-式（4），可求得均衡时的需求和利润函数分别为
q*b=（α-τ）ps+2αv4α（t-β）-τt
q*s=α[2（α-τ）（t-β）ps+τtv]τt[4α（t-β）-τt]
n*s=ps[t（2α+τ）-2β（α+τ）]-τtvτ[4α（t-β）-τt]
π*=（α-τ）ps[（t-β）（α-τ）ps+τtv]+τtαv2τt[4α（t-β）-τt]
结论1：考虑消费者之间存在组内外部性时，随着组内外部性的增加，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越高，消费者的入网费越低；增值服务的种类越少，但是对增值服务的需求则越高，移动通信服务的需求也越高，运营商总收益越高。
结论1表明，当消费者之间的影响增大时，即随着组内外部性的不断增强，消费者的入网费不断降低（dp*bdβ0），虽然此时移动增值服务的种类有所减少（dn*sdβ0，dq*sdβ>0），运营商的总收益也在不断增加（dπ*dβ>0）。也就是说，随着消费者之间的组内外部性的增加，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增强，运营商通过制定更低的入网费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用移动网络，从而大量增加移动网络用户基数；而较高的移动网络用户基数则进一步增强了运营商网络平台的吸引力，表明运营商在增值服务市场中将具有更大的权威，运营商能够制定更高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虽然运营商制定的高额接入费会减少增值服务提供商数量，但是入网费用的大幅下降，使得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使用意愿依然很高，因此增值服务的需求仍然会有所增加。当消费者之间的组内外部性更强时，尽管运营商对移动通信市场中的补贴力度更大，但是由于较高的增值服务需求以及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使得运营商在增值服务市场中可以攫取更多的利润以补偿其在移动通信市场中的损失，因此，运营商的总收益随组内外部性的增强而增加。
结论2：考虑消费者之间存在组内外部性时，随着移动增值服务价格的增加，（1）当α
从结论2中可以看出，当增值服务数量对消费者使用增值服务的效用影响强度不同时，随着增值服务价格的变动，运营商会选择不同的定价策略。当组间外部性强度较低（α
当组间外部性强度足够大时（τ0），并且移动通信服务和增值服务的需求也一直在增加（dq*bdps>0，dq*sdps>0），运营商的总收益也在不断增加（dπ*dps>0）。表明增值服务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消费者享受增值服务带来的各种生活的便利，增值服务的种类对消费者使用效用的影响也足够大。此时，相对于移动通信市场，移动增值服务市场对运营商更为重要。由于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使用必须要先接入到移动通信网络，因此，随着移动增值服务价格的增加，运营商更倾向于收取较低的入网费，大幅增加移动网络用户基数，而通过收取更高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从增值服务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对移动网络用户而言，由于入网费用的降低以及组间外部性的影响，移动网络用户对增值服务的需求反而随着增值服务价格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对增值服务提供商 而言，虽然接入费用有所增加，但在增值服务价格的增加足以抵消接入费的增加，因此开发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数量也随着接入费的增加而增加。较高的增值服务需求和接入费使得运营商在移动增值服务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足以补偿其在移动通信市场中损失的收益，因此运营商的总收益在增加。
综合分析结论2，可以看出，作为移动网络平台的运营商控制着消费者和增值服务提供商进行交互的网络接口，在移动增值服务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增值服务的价格较高，并且增值服务的种类对消费者产生的组间外部性影响也较低，因此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使用意愿也较低。相对增值服务市场而言，移动通信市场对运营商更重要。此时运营商有动机压制增值服务的价格，并且倾向于制定更高的入网费，而制定较低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以激励更多的增值服务提供商开发和提供移动增值服务，进而增强移动网络用户使用增值服务的意愿以增加需求，从而促进增值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当增值服务市场发展至较为成熟阶段，消费者使用移动网络更多是享受各种增值服务带来的便利性，此时增值服务数量对移动网络用户的使用意愿影响强度足够大时，运营商有动机开放移动增值服务的价格，倾向于向消费者收取较低的入网费，而向增值服务提供商收取较高的接入费，以期能够从增长的移动增值服务市场中攫取更多的利润。
4 结论
通过分析发现：（1）当消费者之间的组内外部性越强时，运营商倾向于收取较低的入网费和较高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并且运营商的利润随组内外部性的增强而增加。（2）随着移动增值服务价格的增加，当组间外部性较低时，消费者的入网费越高，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则越低，运营商总收益越低；而当组间外部性较高时，消费者的入网费越低，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则越高，运营商总收益越高。
以上结论说明，作为移动网络平台的运营商通过平衡在移动通信市场和增值服务市场中的收益来最大化自身收益。考虑消费者之间存在组内外部性时，当组间外部性较弱时，运营商倾向于制定较高的入网费和较低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此时运营商的主要利润来源于移动通信市场，并且有动机压制增值服务的价格，以促使增值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当组内外部性和组间外部性强度足够大时，运营商倾向于制定较低的入网费和较高的增值服务提供商接入费，将移动增值服务中获取的收益补贴用户，以获得较高的用户基数，期望能够从增值服务市场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参考文献：
[1]Armstrong M.Two-Sided Markets：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EB/OL].http：//www.encore.nl/documents/Final_paper_MarkArmstrong.pdf，2004.
[2]Li S L，Liu Y P，Bandyopadhyay work Effects in Online two-Sided Market Platform：A Research note[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0，49：245-249.
[3]Belleflamme P，Toulemonde E.Negative Intra-group Externalities in two-Sided Markets[EB/OL].http：///doi/10.1111/j.1468-2354.2008.00529.x/full，2011.
[4]Caillaud B ，Jullien B.Chicken and Egg：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34（2）：309-328.
[5]Rochet J C，Tirole J.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1（4）：990-1029.
[6]Rochet J C，Tirole J.Two-Sided Markets：A Progress Report[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645-667.
[7]Armstrong 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668-691.
[8]Armstrong M，Wright J.Two-Sided Markets，Competitive Bottlenecks and Exclusive Contracts[J].Economic Theory，2007，32（2）：353-380.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4篇
近年来，百度竞价排名、3Q大战、淘宝商城中小企业围攻大商家等事件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的规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适用《反垄断法》的呼声也不绝于耳。然而，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的反垄断规制将因该产业之“竞争性垄断”【1】的特点而面临诸多难题，其中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便是核心难题之一。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时遇到的挑战 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依据是替代性分析，包括需求替代分析与供给替代分析。在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不够清晰或不易确定时，一般按照“假定垄断者测试”（也称“SSNIP检验”）的分析思路来界定相关市场。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下文简称《相关市场指南》）第7条将“假定垄断测试”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方式之一；同时又明确规定，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界定相关市场，都要始终把握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作为对相关市场界定中出现明显偏差时进行校正的依据。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进行SSNIP检验时，将遇到如下挑战： 第一，相关数据更难收集。该产业市场范围更广，加大了收集数据的难度；产业发展仍不成熟，方法、技术、模式等的不确定性导致所需数据种类的不确定。 第二，即使收集到相关数据，计算的可行性下降。该产业创新率高、变化快、个性化服务的特点，导致计算相关数据时，需要大量不同的数据组合。这些大量的数据组合使得计算基本丧失可行性。 第三，SSNIP的基本假设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降低。SSNIP的基本假设是“完全垄断者会施加一个SSNIP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边际成本越低，价格上升的收益越小。而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边际成本相对于固定成本趋于零，该“基本假设”发生的可能性下降。若严格进行SSNIP检验，低边际成本会导致相关市场界定的过宽【2】 第四，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个性化服务将更为便利、也更为广泛，可能存在广泛的价格歧视，很难确定哪一价格更接近于《相关市场指南》第11条所规定的“充分竞争的当前市场价格”，故基准价格与竞争价格的差异增大。 第五，价格行为所体现出的市场竞争，与现实竞争的差距加大。网络效应、品牌效应以及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使得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免费比利润重要。消费者偏好、产品特性相对于价格行为，将更为重要。 尽管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的特点对SSNIP检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仅是可能的，其程度也是不一的。这些影响可通过《相关市场指南》第7条第（3）款“要始终把握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作为对相关市场界定中出现明显偏差时进行校正的依据”的规定予以校正。因此，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中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只需在反垄断法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予以具体化即可。 二、电子商务领域内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之电子商务领域中，目前美国将B2B电子商务分为两大类：一是电子商务内交易产品之市场（Marketfor goodsbought&soldonB2Bs），二是电子商务本身之市场（MarketforMarketplaces）。前者涉及通过B2B提品及服务的竞争，后者指B2B服务本身的竞争【3】。但欧盟案中，当事人曾主张，B2B网站本身并未创建一个新的产品市场，其仅是在未改变现有市场的前提下（即航空产品或服务是一个整体市场），提高了不同企业间交流的效率。由于在本案中无论相关产品市场如何界定，市场支配地位都不存在，故欧盟委员会并未对此“产品市场界定”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决定【4】。 对于B2C电子商务，目前已界定出三类不同产品市场：网络广告、网络内容服务、通过网络销售特定商品。但这些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标准仅限于对已有案例的总结，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应建立在详细的个案分析基础上【5】。其中，网络广告和网络内容服务是互联网特有的产品或服务，两者是不同的产品市场。因为两者的收入模式不同，前者收入来自广告企业，后者收入来自内容服务接受者。但由于软件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即便是在同一产品市场内，也可能会因具体模式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收入模式；因此产品和需求特性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在2008年韩国eBay-Gmarket合并案中，eBay曾根据双边市场理论，主张在通过网络销售特定商品的市场中包括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与借助网络进行销售的销售者，这两个方面应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但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则认定通过网络销售商品的这两个方面应分别属于不同的相关产品市场【6】。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态度与目前澳大利亚【7】、英国【6】139、挪威【6】115反垄断规制实践的态度一致，将双边市场的两边分别认定为不同的相关产品市场。 对于“通过网络销售特定商品”，又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网络销售有形商品（如网上书店）。此时需考察商品特性以及是否在线服务与非在线服务之间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该价格歧视用于界定相关市场，并不是指某种限制竞争行为）。有案例显示，书和音乐产品的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很可能属于同一产品市场。1二是通过网络提供无形商品，但此无形商品在传统市场中存在替代品（如MP3下载）。此时除以上因素外，还需考察消费者需求（如技术设备要求、运输成本等）。在2009年美国GoogleVoice事件中2，有学者主张，鉴于AppStore网站上销售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只能在AppleiPhone上运行，在其他任何智能手机上都无法运行，故相关产品市场不应界定为安装于所有智能手机上的所有应用程序，而应界定为能通过AppStore网站下载并安装于AppleiPhone上的所有应用程序【8】。 三、搜索引擎服务领域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p#分页标题#e# 我国2009年人人信息服务中心（全民医药网）诉百度滥用支配地位案（下简称“2009年百度案”）3中，法院认为由于搜索引擎服务所具有的快速查找、定位并在短时间内使网络用户获取海量信息的服务特点，是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所无法取代的，即作为互联网信息查询服务的搜索引擎服务与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等其他互联网服务并不存在构成一个相关市场所必需的紧密的需求替代关系。因此，“搜索引擎服务”本身可构成独立的相关产品市场。 我国学界有观点以双边市场理论提出，该案法院从网络用户的角度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这一认定忽略了搜索引擎的双边市场特性，将相关市场界定过窄。双边市场所具有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等特性使得双边市场企业面临较单边市场企业更加复杂的竞争状况。传统反垄断法中适用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如假定垄断者测试也需改进才能在双边市场中适用。否则，相关市场的界定就是不准确的【9】。的确，双边市场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等经济学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市场竞争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垄断法相关制度就一定要全部随之改变【10】。目前，反垄断执法机构要么倾向于在双边市场相关的反垄断分析中降低界定相关市场的重要性（如英国）；要么仍依靠经验知识（如德国）或个案判决（如澳大利亚、芬兰）；甚至明确表示，双边市场理论并非反垄断分析的核心（如日本）【6】140-145,98,82,91,101。因此，与双边市场理论相比，判例或经验对于搜索引擎服务领域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或许更具实践意义。 在美国2006年诉Google案【11】中，宣称Google搜索引擎于2005年3月19日前后对其网站实施了封锁（Blockage），不再在搜索结果中显示其网站，结果导致其网站访问量减少70%，利润相应下降80%；Google的行为构成《谢尔曼法》第2条中的垄断和企图垄断。法院并未支持原告请求，认为若要证明构成企图垄断，应首先界定相关市场。但原告对于搜索引擎市场（SearchEngineMarket）、搜索引擎广告市场（SearchAdMarket）以及网站排名市场（WebsiteRankingMarket）的界定是不清晰的。2006年CarleE.Person诉Google案【12】中，CarleE.Person宣称Google采纳竞价排名广告商业模式（Adwords）的行为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因为其将支配地位扩张至其他市场，并且提高小企业竞争成本，不利于小企业成长，有利于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共谋。法院认为原告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过于模糊、宽泛，故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原告认为被告处于独立的“目标关键词互联网广告”（Keyword-targetedInternetAdvertising）市场，但法院没有找到从互联网广告中区分出搜索引擎广告市场（SearchAdMarket）的理由。 与以上两个判例中美国法院的谦抑态度不同，多数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倾向于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构成独立的相关产品市场。如美国2008年Yahoo与Google广告协议案中，美国司法部认定“互联网搜索聚合（Internetsearchsyndication）”与“互联网搜索广告（Internetsearchadvertising）”分属不同的独立相关产品市场。 四、即时通讯软件与服务领域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是一种注册用户之间接近于实时交流的文本工具（text-based）【11】。 即时通讯服务通常是免费的，服务商往往以此作为吸引用户使用其即时通讯软件的手段。与其他某些通讯服务相比，即时通讯服务具有诸如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信息载体的多样性与用户在线感知性（presenceawareness）等特有功能。传统的电子邮件服务等虽然对即时通讯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它们是否应被纳入到同一相关产品市场内仍需细化考量。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即时通讯服务与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是否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与视频电话、音频电话是否应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等。美国“2010年21世纪通信与视频可接入性法案（Twenty-FirstCenturyCommunicationsandVideoAccessibilityActof2010）”将“交互性数字化语音服务（interconnectedVoIPservice）”、“非交互性数字化语音服务（non-interconnectedVoIPservice）”、“电子信息服务（electronicmessagingservice）”和“视频会议服务（videoconferencingservice）”界定为“高级通信服务（advancedcommunicationsservices）”。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电子信息服务”解释为：包括多数传统的、双向交互服务，如文本通讯（textmessaging）、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和电子邮件（electronicmail），而不包括博客帖子（blogposts）、网络信息（onlinepublishing）或社交网站上的信息（messagespostedonsocialnetworkingwebsites）；尤其应排除社交网站上的信息，但不应排除社交网站上提供的双向交互服务。【12】 因此，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即时通讯与博客、社交网络相区分，但博客网站与社交网站上所提供的双向交互服务应与即时通讯等具有相似功能。欧盟2011年微软收购Skype合并案7中，欧盟委员会认定微软全资并购skype与共同体内部市场相容，符合欧盟条约的规定，不予禁止。这是欧盟第一次处理“互联网通信服务市场（InternetCommunicationsServices）”中的企业合并问题。关于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委员会认为，应区分“消费者互联网通信服务市场（Consumercommunicationsservices）”与“企业互联网通信软件服务市场（Enterprisecommunicationssoftwareservices）”。理由有三：第一，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有时会花高价购买通信服务，而消费者则不愿为互联网通信服务付费。根据skype的内部资料，只有6%的Skype用户是付费客户，并且有高于75%的用户将因收费而停止使用Skype提供的免费服务。第二，与消费者通信服务相比，企业通信服务更为精细化，也更加可靠。企业并不像消费者那样具有相同的服务要求，也无法像消费者那样容忍较低的服务质量。企业通信服务更为牢固、安全、可靠、辅助更强、管理和技术支持水平更高。第三，目前仅有少数的服务商（如微软、Google）同时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服务；其他服务商，包括skype，则主要以消费者为其主要目标市场，尽管有时小型企业也使用他们的服务。#p#分页标题#e# 在消费者互联网通信服务市场中，委员会认为，尽管实践中消费者需要融合诸如即时通讯、语音电话、视频电话等不同功能，融合诸如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不同运行平台，融合各种不同操作系统的使用体验；但由于目前欧盟消费者并未全部使用所有功能、跨所有平台或操作系统的服务，故还应从需求替代的角度，分别根据不同产品功能、不同运行平台、不同操作系统来考量是否应对该市场予以再细分，而不能直接将不同服务功能、不同运行平台或不同操作系统的互联网通信服务视为同一相关产品市场。 首先，从不同产品功能的角度看，消费者互联网通信服务市场可大致分为即时通讯、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三部分。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多数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不能将即时通讯视为一个独立的相关产品市场；即时通讯、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通常并不被认为、也未被当成独立的服务予以使用，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诸如社交网络等其他服务的辅助；消费者可以很轻松地在三者之间来回转换，并且大多数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了所有这三种服务。但委员会仍坚持分别对即时通讯、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予以考察。 其次，从不同运行平台的角度看，消费者通信服务可运行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电视等不同平台之上。委员会认为，尽管有些互联网通信服务是跨平台运行的、是多平台的；但从需求替代的角度看，消费者互联网通信服务在不同平台上的特点和质量是不同的，多数欧盟消费者并未装备全部的平台，目前只有最多三分之一的欧盟消费者可能用智能手机来取代个人电脑。委员会选择了个人电脑这一较窄的相关市场考察本案合并的竞争效果。 第三，从不同操作系统的角度看，互联网通信服务涉及Windows、Linux、Apple'sMac、Android、BlackBerryOS和Xbox等不同操作系统。委员会认为，毕竟有一部分互联网通信服务并非在所有操作系统上都是可运行的，并选择Windows这一较窄的相关市场考察了合并的竞争效果。 但是，鉴于即使在最窄的相关产品市场中，合并也不具有反竞争效果；本案事实上并不涉及相关产品市场之最窄范围的问题，委员会也并未对是否应根据不同功能、不同运行平台、不同操作系统再予以细分做出决定。 五、结语 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边际成本递减、发展不确定等特点以及该产业特有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反垄断法所立基的市场特性并不相同，这使得互联网信息服务产业的反垄断规制将遭遇诸多挑战。就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而言，虽然SSNIP检验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受到影响，但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框架并无影响，只需参考“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属性”予以校正即可。 已有经验的态度是消费者需求、产品或服务自身的特性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个案处理仍需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逐案分析。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5篇
近年来，移动短信息业务因其方便快捷、形式新颖，得到了广大用产的青睐，也为部分信息服务商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在短信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少数信息服务商在经营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加上移动通信企业短信业务管理暂时还不够完善，“短信陷阱”问题也时有发生。所谓陷阱，无外乎有两个特征，一是入口比较隐蔽，不好辨别，二是一旦掉进去就不容易爬出来，表现在短信服务上就是用户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便申请了某项短信服务，在退订的时候却不容易退掉。目前，移动短信业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用户投诉的热点，特别是对资费不透明、未订制短信息却被收费、退订难和投诉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等问题，用户反映尤为强烈。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监管部门，为维护广大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短信息服务业务的健康、有序、持续发展，针对“短信陷阱”和其他服务问题，研究出台这个《通知》，对短信服务市场进行规范和引导，这基本上就是《通知》出台的背景。
按照信息产业部要求，今后电视、广播等媒体举办的节目需要用产通过手机短信参与的，在告知用户使用方式的同时，必须明示相应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包月服务必须经用户确认。自6月1日起，移动通信企业在向用户提供电话业务收费单据时，若存在为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代收的信息费，应同时向用户提供其名称、代码和代收金额，并注明“代收费”字样。短信如何退订是用产最关心的话题，信息产业部要求各移动运营商要在5月15日前推出退订短信的四项措施：一、用产发送“0000”到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的服务代码，可查询到由该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短信息服务订制情况及相应资费标准，并可以根据返回菜单进行选择退订；二、发送“00000”到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的服务代码，可一次性退订由该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短信息服务业务；三、各移动通信企业客服中心在进行用户鉴权的前提下，应能够提供代查询、代退订短信服务；四、鼓励移动通信企业采取措施，方便用产通过编辑短信发送到指定接入号码，实现对该移动通信企业代收费的所有短信息服务业务的退订。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鲁阳说：“《通知》结合当前市场热点问题，在市场准入、业务宣传、订制申请、服务提供、方便退订、收费透明化、处理投诉、违规处罚等多个环节，进行具体要求，规范短信服务市场。”《通知》中提到，“各移动通信企业应与已取得相应经营许可的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合作提供移动短信服务，不得为未取得相应经营许可的信息服务业务提供者提供相关接入服务”。当移动短信息服务市场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时，确实有少部分信息服务商未取得许可便自行挂靠在已获得许可的信息服务商下面从事经营活动，也有一些是由移动运营商审核后与其合作经营的，这样的信息服务商在经营过程中有的不能严格自律，致使破坏经营秩序的事件屡有发生，同时由子没有独立的经营资质，给用产维权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今天，移动短信服务市场在注重发展的同时，更应该予以严格规范，以保证移动短信市场有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基础运营商不允许为任何未经许可的信息服务商提供接入，否则负连带责任，这项措施要求运营商从短信服务价值链的源头上进行把关，把短信服务的部分不安分因素预先排除在市场的大门之外。
目前，移动短信服务的方式常见的主要有三类：即时短信类、包月类和订阅类。“即时类”是指用产发送一条请求后，信息服务商回送一条服务信息，以条为计费单位进行计费；“包月短信”是指用户发送的一条请求，订制一项信息服务，比如天气预报等，信息服务商此后长期发送该项服务信息，直至用户取消，并以月为最小单位计费：“订阅类”短信与包月类类似，所不同的只是按照信息的发送条数进行计费。与“即时类短信”相比，“包月类”和“订阅类”的主要特征在于，一经订制成功就不再需要用户干预而持续享受服务，同时也需要用产相应持续付费，这两类短信服务一旦因违规经营等问题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给用户造成的损失将相对更大，也成为目前用产投诉的热点。另一方面，订制确认固然可以提高反映用户申请服务这种意愿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但也无形中增加了用户享受服务的直接成本和时间等间接成本。众所周知，安全性和方便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在权衡两者关系后，《通知》要求对包月类和订阅类短信服务进行确认。《通知》发出后，将具体确认过程规定为，信息服务商在收到用户服务申请后，要向用产发送确认信息，且请求确认信息中必须包括收费标准，在收到用户的确认反馈后，信息服务商才能向用产提供服务并相应计费。若用户未进行确认反馈，视为用户撤销服务要求。
资费透明有利于吸引部分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又因为资费模糊而犹豫不决的用产，有利于短信服务市场的壮大。有些用产对短信服务的定价有所顾虑，因担心经济承受能力或性价比太差而不敢尝试。目前包月类短信服务定价最高不超过30元／月，即时类最高不超过2元／条，在用户心理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并不是少数用产所担心的巨大的“黑洞”。因此，资费透明的规定，作用不仅在于规范市场行为，还在于吸引部分对短信服务持观望态度的用户。订制确认可以让真正有需求的用户更放心使用短信服务，在订制却体现了对用户的重视和尊重。有人认为订制确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止新用户的尝试，但用产的尝试应该是在其主观意愿明确的前提下进行的，订制确认过程并不会妨碍真正有需求的新用户进入。
在《通知》中的“首问负责”指基础电信企业与信息服务商之间实行“首问负责”，这个原则指定了移动运营企业和信息服务商被用产问及都要对用户咨询和投诉负责，用产只要找到其中一方就应该能解决问题。无论用户向谁投诉，接到投诉的一方目口作为“牵头方”来进行协调处理，若在公开承诺的处理时限内不能对用产咨询和投诉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么“牵头方”就将作为“责任方”承担不及时处理用户投诉责任。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6篇
“入世”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挑战，应当突破加强行政管制的传统思路，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电信服务业 世贸组织 结构性缺陷 政府管制
作者宋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99级经济法研究生；王全兴，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为此，我们应当探寻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行为与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的差距，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研究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的对策，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立法完善提供建议，并为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提供借鉴。
一、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在固网电信市场，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自有的网络并竞争经营国际国内长途和市话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卫星转发器出租市场，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东方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鑫诺卫星通信公司三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无线讯呼网络市场，跨省联网无线讯呼公司23家，双向讯呼经营公司6家；在数据和互联网传输市场，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依托各自的基础网络资源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桢中继电信业务市场，吉通公司和中元金融数据公司开展竞争性经营。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业已形成的数网竞争体制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在中国目前任何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政府颁发经营许可证数量的多寡与市场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1994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就已经放发了经营固线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第二块牌照，但是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实际仅仅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现实的竞争力量，而且也只占有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5%。如果增发经营许可证就等于形成竞争性市场，中国也不用在1999-2000年间再次大动干戈，分拆原中国电信了。因此，在各类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上开展数家竞争，虽然相对于禁止竞争的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仅仅提供了实现全面市场竞争体制的可能性。
电信服务业改革的艰难起步还与中国“入世”的历史抉择不期而遇，呈现交叉互动之势。“入世”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与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一致，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开放”成为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旋律。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同于以往历次经济国际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市场化和放松管制，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开放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这一层面理解，“入世”与电信服务业改革将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入世”将为改革带来新的机遇与动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中国更好地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活动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入世”将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的巨大挑战也是不容置疑的。
1997年2月达成的《基础电信服务协议》，是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范围内第一次由各参加方对基础电信服务业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内容涉及电信服务业务的各个领域。各参加方根据本国法律政策和电信发展状况，承诺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电信服务市场和给予国民待遇并可列明相应的准入条件、要求和限制。
GATS电信服务贸易规则框架由四部分构成①：（1）《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协议，规定了各成员在所有服务贸易部门（包括电信服务）中应承担的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的义务；（2）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GATS电信附件，规定了各成员在电信服务贸易方面应承担的基础义务；（3）55个成员1997年达成的基础电信服务协议，即《GATS第四议定书》，规定了这些成员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开放中的具体承诺，以及政府应遵守的电信服务管理原则；（4）58个成员达成的关于增值电信业务现状约束的具体承诺，已列入GATS国家具体承诺表。
中国“入世”后，上述规则应成为政府、行业协会在电信服务贸易管理方面的准则。根据这些规则，中国应承担以下义务②：（1）必须履行GATS电信附件规定的基本义务，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入和使用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不得在安装服务、设施配备、收费等方面违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2）必须履行与主要WT0成员达成的关于电信业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具体承诺，遵守《GATS第四议定书》中规定的电信业管理的指导原则。主要包括：防止交叉补贴、不正当地获得和使用其他电信经营者信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透明的非歧视的条件保证外国电信经营者进入本国公共电信网，与其他电信经营者互联；实现透明的非歧视的普遍服务；公开许可证的授予标准和拒绝理由；管理当局独立，保证与任何电信经营者分离；按照透明的非歧视的原则合理分配电信号码、无线电频率、频段等稀缺资源；公开国际会计结算费率。作为履行上述义务的要求，中国原有的电信垄断经营者利用占有公共电信网的优势阻止其他经营者进入或与之互联的做法将难以维持。（3）必须在电信领域承担《服务贸易总 协定》规定的一般义务，主要是最惠国待遇(MFN)和透明度要求。根据MFN 要求，中国应立即无条件地将其在基础电信国家承诺表中作出的具体承诺，非歧视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应给予每一成员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不低于具体承诺表所规定标准的待遇。并且在未作出具体承诺的电信领域，中国也必须给予另一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给予其他国家(包括WTO成员和非成员)类似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中国还必须符合GATS及电信附件规定的透明度要求，公布影响外国电信服务提供者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和使用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的法规、标准和行政措施。
而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与世贸组织开放市场的上述要求很难吻合，其症结在于转型期形成的电信服务业市场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
1、在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上虽然存在原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竞争者，但远未形成“双寡头垄断竞争(Duopoly)”的格局。“双寡头垄断竞争”，指的是同一个电信市场上存在两个各自拥有独立基础网络的营运商并相互竞争的模式。一般而言，第二家营运商占市场份额20%以上，才能称之为“双寡头”。③像1994-1998年间中国电信占全国市场份额99%以上、“联通”占1%不到的格局④，还称不上“双寡头垄断竞争”。尽管电信业经过1999-2000年又一波改革、特别是分拆原中国电信和扶持“联通”之后，电信市场上两个(或两个以上)营运商之间实力天壤之别的局面有所改变，但要达到发达国家和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已经超越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2、目前中国电信服务业主要是替代性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同质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异质产品（服务）之间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互相替代，而且有些异质产品（服务）之间还互相依赖，如讯呼和IP对固定和移动通信的依赖，因而其竞争程度低于同质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正因为这样，各国电信改革的首选政策目标是在一切技术上可能的领域形成同质产品（服务）的竞争，仅在技术上一时难以开展同质竞争的领域(如市话市场)，才以异质替代竞争作为向同质竞争发展的过渡。但是，目前中国电信市场上同质竞争的范围还远远小于技术上可能的空间。最突出的是固定通信，虽然政策已经允许“联通”建设、经营固定通信业务，但是如上所述，“联通”由于非技术因素造成的地位和实力微弱，目前在固定通信业务上还不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
3、电信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向大都市倾斜。目前移动通信的市场消费能力集中在大都市，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主要还是靠传统固定通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电信市场上的表现，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以移动通信市场为中心的数网竞争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价格下降、服务质量提高等效益，主要或首先由大都市的居民和企业分享。1999-2000年电信业又一波改革之后，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固定通信市场仍基本没有同质产品（服务）竞争对手，异质替代竞争也很薄弱。于是，国内各地区之间电信服务水平的差距，将会因电信市场数网竞争体制分布失衡而加大。
4、目前中国电信服务业改革的范围局限于原邮电部门管辖的“公网市场”，而没有包括全部电信资源。计划经济时代“重复建设”所遗留的部门通信专网资源十分可观，已提供了开展数网竞争的物质条件。但各部门通信专网仍处在互不联通、分割管理的状态，使数网竞争缺乏体制条件。此外，广电宽带网络和部门专网资源也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固定通信市场上较快形成同质产品（服务）竞争的有利条件，但是，至今为止电信业体制改革并没有对全部电信网络资源作通盘考虑，造成了通信资源的闲置浪费。
5、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框架是不同国家改革模式的拼凑。1994年成立“联通”，是以英国1981年电信改革为范本，即由政府组建第二家综合电信营运商，率先形成“双寡头垄断竞争”，然后逐步向市场增发各类电信牌照，从而转向全面竞争体制。①1999-2000年分拆原中国电信，则是参考美国1982年分拆贝尔系统的经验。美国当时是运用《反托拉斯法》将电信运营商分拆为长话公司和市话公司，禁止混业经营。②但是，在按分业经营原则拆分原中国电信的同时，仍允许“联通”混业经营，为其将来取得垄断优势创造了条件。这表明我国现行电信体制框架缺乏内在一致性，并给未来电信市场管制带来复杂的影响。
6、目前中国各电信服务企业在市场开放程度、公司化重组力度、国际合作与竞争实力、人力资本结构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等微观方面差距甚大。以率先在境外上市的中国移动通信(香港)为例，其公司化重组力度尽管在国内电信企业中首屈一指，但由于采用所谓“剥离优质资产上市”的“红筹模式”，展示给投资人的“上市公司”与真正拥有控制权的母公司之间的体制差别仍很大。而整体上，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仍以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模式为主导，且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电信服务市场中官商一体、行政垄断、设租寻租的陈规陋习尤为严重。上述格局即使在中国“入世”后也不能很快改观。因为按照中国与美国及欧盟达成的协议，外国电信运营商将沿着“北京上海广州——其他14个省会都市——全国”的梯度逐步进入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且在2005年和2006年前分别不能进入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14个大都市以外的中国移动通信和固定电话市场③。因此，目前被电信服务市场红火景气掩盖着的微观结构的脆弱与失衡，必将成为中国电信服务业未来发展的严重制约。
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体制的上述结构性缺陷，还与电信服务业务增长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目前中国电信和互联网用户的绝对数已居世界前列，至2000年6月30日止，全国固话用户1.28亿户，移动用户6000万户，互联网用户1690万户，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固话网、第三大移动网和第三大互联网。④但是，中国实际完成的年度通信流量与电信网络现有规模还不成比例。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00年公布的资料，1998年中国每部电话平均每月拨打国际长途1.63分钟，不到当年世界平均水平(8.39分钟)的1/5。⑤1999年中国国内长途通话累计达194亿次和585亿分钟，以同年全国电话用户数计算，每位电话用户每月平均使用国内长途10.5次和31.8分钟。⑥加上国际长途，估计1999年全国平均每位电话用户每月长途通话时间不超过35分钟，据此推断，中国电信服务业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因为在注入巨额投资之后，较低的通信流量必将导致较高的单位通信成本。其结果，电信服务消费的实际费用不会因为舆论或行政的压力而真正大幅度下降；而居高难下的通信费用反过来又将抑制通信业务流量的进一步增长。中国连续多年电信网络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电信业务流量的增长，“红火”的外延式高速增长遮盖着“热装冷用”商务模式的脆弱基础，一旦网络规模的增长速度减缓，庞大电信投资的财务脆弱性就会水落石出。至于中国人均拥有电信线路以及人均通信流量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9年中国电话主线普及率为每百人8.64线，比1998年世界平均水平(每百人14.26线)低40%；其中，乡村地区固线的主线普及率只达到每百人3.93线，全国尚有21%的行政村没有最基本的电信设施。①以上引1998年全国国际通话流量和1999年全国国内长途通信流量计，中国人均每月分别完成国际长途通信0.12分钟，国内长途通信4.1分钟。笔者认为，人均电信能力和电信消费水平才是衡量一国电信业发展程度的中心指标，因为这一指标不但真 正代表了电信市场本身的“厚度”，而且反映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和深度。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中国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规模方面的世界大国或强国，但从人均电信能力和电信消费水平的角度看，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因此，在继续扩大中国电信网络总规模的同时，迅速增加电信业务流量并逐步提高人均电信消费水平，应该成为电信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此外，在电信服务业管制立法方面，中国从80年代开始改革电信服务业管制体制，为规范电信服务市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电信服务业管制的法规、规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边境通信管理暂行规定》、《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电信服务标准（试行）》、《电信服务标准·通信质量指标（试行）》、《电信设备进网审批管理办法》、《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对公用通信网上在用电话自动计费器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各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的界定》、《进口局用通信设备进网实施质量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申办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主要程序》、《通信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涉及电信业务放开、电信市场管制、国际联网管理、网络及信息安全等许多领域。这些立法在促进市场竞争、规制管制者行为、保护用户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电信服务业的初步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一阶段立法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1）体系不完整。以电信管制法体系的完备程度来衡量，中国电信服务业管制立法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完善的立法体系和明确的立法目标，带有明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上文所述“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框架是不同国家改革模式的拼凑”，即是适证。（2）效力等级低。目前电信服务业立法的主要形式是效力等级较低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极少行政法规，迄今还没有一部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电信管制基本法——《电信法》。（3）部门立法。现行法规、规章都是由原邮电部或信息产业部系统制定，且立法程序封闭，与其制定内部工作规程相差无几。由于部门立法受部门利益所左右，同时缺乏公开听证程序给管制相对人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很难保证所制定法规、规章的公正性和中立性。
在上述立法文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于2000年9月25日以国务院第291号令公布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有关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虽然信息产业部官员盛赞《条例》的正式颁布是中国电信业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②且《条例》在改革管制制度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但仔细审读不难发现，在规制管制者等关键问题上《条例》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价格听证的程序尚不清晰，特许经营权和稀缺电信资源使用权的拍卖程序也未提及，关于管制机构及其官员行政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罚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等。如果考虑到信息产业部及其下属的地方各电信管理机构的领导和行政人员大都来源于原邮电部和中国电信，而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嫡系部队”的“老板”们又来源于原邮电部和信息产业部的现实，这些行政程序上的不足，就有可能导致其他被称为“电信专网”的基础电信设施运营商③以及各类电信增值业务④的提供商们，在获得经营许可和网间互联权利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同时垄断性电信服务价格和网络元素租用费的确定还可能继续维持目前的“暗箱操作”机制。
面对“入世”的挑战，立足于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我们不能奢求带有明显结构性缺陷的电信市场体制会自动升级为全面、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为克服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现存的结构性缺陷和管制立法的滞后状况，必须在管制体制改革上做出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战略选择。
二、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改革的战略选择
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强化管制，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⑤与此相反，笔者认为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现实条件下，参考其他国家电信管制改革的经验，中国电信服务业应逐步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和程度，相应减少政府管制，采取放松管制和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改革战略。
一般认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政府管制的依据。但是，关于管制必要性的种种理论，忽略了政府的管制权力也是一种垄断力量的事实。对经济垄断施加行政垄断，未必能够扩大竞争度。如果政府管制不能够自觉地时刻代表“社会利益”，那么，谁来管制“管制者”，如何减少管制过程中的“设租和寻租”行为？如果不幸形成斯蒂格勒所说的管制者成为被管制垄断商的“俘虏”①，消费者和潜在竞争者如何寻求救济？如果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已经瓦解了“自然垄断”的基础，而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仍然维持过时的管制体系，使管制本身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时，又该如何？更值得注意的是，管制行为非常有可能“上瘾”，以致“对一项不当管制的解决办法通常就是增加更多的管制”②，如果管制者陷于“日益完备的管制体系”不能自拔，市场如何解除不当和过度管制的重负？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复述“市场失灵”理论并热衷于照搬“完备的管制体系”，必须正视政府失灵、政府非理和寻租现象的大量存在，全面注意70年代率先在学术文献中讨论、而后席卷全球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和“无管制(Non-regulation)”的理论和实践。③
该理论的代表之一是八十年代早期在经济学界出现的“可竞争性理论”，它为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美国著名新福利经济学家鲍莫尔在1981年12月29日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说中，首次阐述了可竞争性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④后又与帕恩查（Panzar）、韦利格（Willig）合著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从而使该理论系统化。⑤这一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对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影响深远。可竞争性理论认为，产业市场中不必存在大量的企业，只要具有潜在的竞争压力，即存在一个没有进出壁垒的市场结构，就能带来良好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其代表人物认为，市场集中度只是一个次要的市场结构指标，关键要看构成进出壁垒的沉淀成本的状况。在进出无壁垒的市场条件下，潜在的进入压力能够产生如同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的效果。即使市场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潜在进入压力也会迫使这些企业公平竞争，而不可能滥用垄断地位。可竞争性理论还指出，进出无市场壁垒可以同规模经济并存。这样就为政府管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克服由于规模经济原因形成的自然垄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可以根据可竞争性理论的要求制定相应的管制政策或规章，尽可能地保持潜在的竞争压力，以此来约束在位企业的行为。力求达到能够在保持规模经济的同时，又较好地克服垄断弊端。⑥
笔者认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对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如果现实世界符合该理论的假设条件，则完全可以依靠潜在竞争的力量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极大化，换言之，政府管制将变得多余。但在现实世界中，电信服务业内原有企业完全有可能在新企业形成经营规模之前做出降价等反应，企业退出市场时也必然会产生沉淀成本等。尽管可竞争性市场理论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不一致，使得政府管制仍然必要，但是既要实现电信企业的规模经济又要消除电信服务业垄断经营的弊端，既要克服市场失灵的缺陷又要减少政府失灵的危害，可竞争性理论还是为各国政府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重要思路。
纵观世界各国电信服务业管制改革的实践，政府管制的重点已从直接规制企业行为——如价格管制等，转变为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服务市场中抢占先机。如美国《1996 年电信法》实施以来，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取消了电信服务业和有线电视业之间，以及长途电话和地方市话之间业务相互禁入的限制，以保持电信服务业的潜在可进入性，形成潜在竞争压力。对于国际电信运营商对美国电信服务市场的渗透，也不再持排斥态度，以此对本国运营商形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风起云涌的电信服务业兼并收购浪潮，FCC并不过多加以阻挠。本来按照美国反垄断的相关法律，Worldcom收购MCI、SBC和Ameritech的合并等一系列数额巨大的兼并计划，对美国电信服务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早就达到FCC应该加以干预的程度。但在保持潜在竞争的条件下，大企业的行为既然会受到约束，不会对美国的社会总福利造成损害，那么允许美国电信服务企业整合得更加强大，使其更利于在国际电信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又何乐而不为呢？至于FCC为实现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目标，从1984年强令拆解AT＆T到1996年后批准接二连三的合并等，这些前后看似矛盾的管制行为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也就显而易见了。①
除了应当借鉴世界电信服务业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立足于中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现实，状态依赖和路径相关的方法论提示我们，中国也尤其应当警惕“管制崇拜”的陷阱。原来高度政企合一、国家几乎控制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传统”，在至今为止的改革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中止，政府的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仍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加之转型期民主和法治基础薄弱，“完备的管制体系”很容易成为滥用行政权力的栖身之所，市场竞争非但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抑制。
这种问题在中国电信服务业已有体现。政企分离后的各电信公司凭借其已有的法定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未因政府强化管制而加以收敛。究其原因，并不是管制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管制适当与不当的问题。就电信服务业的现状而言，对电信服务业价格、质量和市场准入等管制的必要性应当不容质疑，但是需要管制与需要什么样的管制才能实现管制的初衷，不能混为一谈。在电信服务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有效竞争不足的条件下，只强调管制的范围和力度，将难以奏效。因为在有限和失衡的竞争体制下，不当管制不但不能有效解决市场上原有的利益矛盾，反而很可能形成新旧既得利益胶着的局面，导致政府管制在诸多问题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平竞争。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体现为比赛规则的公平，它不要求起点相同，更不保证比赛结果的一致。从操作层面，要求管制者对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负责，管制者自身的独立性和对所有竞争者一视同仁，是保证公平的必要前提。中国电信服务业的管制者刚刚从“裁判”“球员”一体的系统中分离出来，与被管制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目前电信运营商还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政府身兼所有者和管制者的双重角色，而电信服务业的资产重组基本依照行政命令“划拨”。在此基础上，规则的公平性极易受到其他利益诉求的干扰。在主要靠管制者“看得见的手”分配机会和资源的现实约束下，电信运营商对自身市场竞争实力的投资，远没有对管制者寻租的回报来得高。因此，“个别谈判”造成的市场规则方面的不平衡会自我复制，演变成越来越模糊、复杂的不平衡竞争体系。
2、电信费率。欧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中，经过管制当局根据成本定价原则决定的电信服务费率，仍然包含了过高的垄断利润。②例如，在美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时期，移动通信的直接成本每分钟约为8美分，加上扩容成本为10-12美分，而核定的收费却为40-50美分；直到市场上进入4-5家竞争者时，由原双寡头与管制者共同控制超额利润的局面才开始改变，因为总有竞争者为争夺市场份额而降价。③中国目前的电信市场尚未达到“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消费者和舆论界指望政府加强管制就可以降低电信资费，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与其指望加强价格管制来大幅度降低电信资费，不如以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解决服务提供商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力不足问题。
3、互联互通。有学者认为只要管制部门坚持“互联互通、公平接入”原则，目前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框架就可以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基础，既不需要确立“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也不需要继续增加多个竞争者，更不需要完全开放电信市场。④但是，所谓互联互通、公平接入，本身就必须以“数网并存、数网竞争”的竞争体制为前提。没有一个大体对称的数网竞争框架，试图依赖行政管制实现“不平衡竞争”条件下的互联互通和公平接入，就会将问题转化为如何科学确定入网价格的水平。具有较大市场权力(market power)⑤的垄断运营商可以提出使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入网价格，来限制竞争者利用自己拥有的电信网络。这种价格一样可以是“合理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形成网络服务能力的“全部投资”①成本的分摊。
4、服务质量。电信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决定了最终使用者获得的通信服务质量，不但是所有基础性和中间环节服务产品的质量合成，而且要识别每个服务环节对最终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常困难。例如要识别令顾客不满意的电话语音质量究竟是由电信公司的哪一处“零部件”造成的，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Alchian,1995)②。因此，如果采用禁止行业纵向整合的管制政策，而中间服务的市场竞争又不充分，则电信服务业的服务质量管制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1982年肢解AT&T并实行禁止行业纵向整合的管制政策，负面效果之一就是电信服务质量因为各专业电话供应商的投机行为而令管制者头痛，因为厂商都难以识别的“零部件”质量，FCC作为政府管制部门就更无能为力。③因此，美国在新技术可以趋利避害之后，于1996年改革原有管制模式，通过交叉进入，鼓励全方位服务(Full-service)和纵向整合竞争。中国目前的电信服务市场，只有“联通”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但它在许多领域的服务能力尚待提高，而其他运营商分业禁入。就控制电信服务质量而言，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将面临比独家全方位垄断、双寡头垄断竞争和有效竞争模式都更为严重的挑战。
5、投资者预期。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巨大投资，因此，保持电信服务市场对国内外投资人的吸引力，是实现电信服务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除了电信服务业本身的市场潜力，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对于投资人保持良好的预期也极为重要。经验表明，在电信服务市场基本竞争框架建立之前，部分选择性地向国内外投资人开放投资机会，往往使政府先前作出的承诺难以兑现，从而引起预期紊乱，对吸引投资产生负面效果。例如，中国电信(香港)在境外上市时，国内移动通信市场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而“对市场的垄断地位”正是许多红筹项目的热卖点。但随着政府扶持“联通”和鼓励竞争的政策调整，中国电信(香港)境外投资人的所谓“搁浅成本(Stranded cost)”就大幅上升。④因此，只有政府首先明确电信服务市场竞争框架建立的过程、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使投资人清楚地预期市场前景，才能实现合理的风险自担。此外，为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政府管制部门应该承担“不断修订承诺”的责任，赔偿投资人搁浅成本上升的相应损失。如新加坡和香港政府为开展国际电信服务竞争，向提前交出独家国际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权的运营商支付了巨额赔偿金。⑤
6、管制者激励。在中国现行行政管制模式主导的电信服务市场中，虽然企业和消费者分别追求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目标不变，但立法者和管制者却毋须追求选票的最大化。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其所属的企业几乎是一致的,即效用和租金的最大化；即便政企不情愿地分离，但由于父爱情结的惯性，仍有可能出现“政企同盟”，由此导致管制过程难以付诸广泛的公共谈判，最终导致分散的消费者利益集团和弱小的企业利益集团长期成为管制博弈的输家。中国电信服务业无论在独家垄断时期，还是在引入竞争机制之后所表现出的产业绩效，都为管制者的激励错位提供了生动的佐证。由于原邮电部和信息产业部明显偏袒中国电信及其分拆后的“嫡系部队”，使得有限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直缺乏正式规则，导致新进入者得不到可信的承诺，并屡遭歧视和搓揉；而广大消费者和用户也被迫长期承受过高费用和低劣服务。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则极力阻碍公平竞争之市场博弈规则的建立，以至于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竞争框架的建构 举步维艰。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表明，真正要辩论的内容不是市场管制的存废，而是应在什么基础实施有效的管制，怎样保证沿着逐步增加市场竞争的方向来调整管制模式。笔者认为，在解除了独家垄断之后，应该通过实施放松管制和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改革战略，使中国电信服务市场尽快形成最基本的、可操作的数网竞争框架，然后逐步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和深度。在市场竞争的基本结构确立之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管制，不但不足以校正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反而容易导致管制被歪曲、管制负担过重、甚至管制本身成为进一步建立电信服务市场竞争框架的障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立足现有数网竞争格局，放松行政管制，从单一依靠政府专业部门管制，逐步转向减少政府专业部门监管，增加行业自我管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套管制。特别是英国电信管理局（OFTEL）作为电信服务业的专业管制部门，制定计划逐年减少本部门财政预算，将年度预算从1998(1999年的1279万英镑，减为1999(2000年的1263万英镑，2000(2001年的1201万英镑和2001(2002年的1197万英镑。①权威行业管制机构不但向社会公开预算，而且承诺逐年递减本部门管制预算，表明立基于合理的市场竞争体制，政府可以逐步减少管制的范围和程度；相反，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条件下，政府即使想从市场后撤也无法脱身。OFTEL的做法值得目前众口一词强调“加强监管”的中国电信管制部门反思和借鉴。
三、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改革的法律对策
面对“入世”的挑战，立足于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不应当延续以强化行政管制为主的改革思路，而应当以构建数网竞争框架为目标，走放松和改善管制的改革道路。其具体对策有如下三方面：
（一）重构管制体制
政府管制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此，重构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的首要任务是调整管制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以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产业一直施行典型的政企合一管制体制，作为管制者的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重构管制体制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与企业无行政隶属或产权关系的中立性国家管制机构，即政府应当从电信服务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维护者，破除管制机构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使管制机构能够依法超然地行使正当的市场管制职能。
国务院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将原邮电部与原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原邮电部与原中国电信政企不分的弊端。在改革过程中，过去的政府管理部门逐步从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过渡到市场的管制者，具有行业管理职能和市场准入管制职能，其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行政管制者同时又是行业的主管部门，甚至是原有企业的老板。由于中国缺乏监管管制者的条件，管制者的产生与公开投票机制互相分开，管制者不用追求选票的最大化，它追求的目标几乎和企业一样，即部门利益最大化。因此，它在制定规则时很容易偏向原来管辖的企业。管制者与企业之间这种在“父子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天然利益同盟，对正在建立过程中的政府管制及其效果的消极影响是致命的。既是行政部门又兼行业主管的管制者，不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而且这种政企同盟一旦形成，便完全有可能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藐视消费者和新进入企业集团，置他们的合法权益于不顾。由于中国目前的政治法律制度还无法打破这种政企同盟，管制者在滥用其行政职权的同时，使得受管制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的低下。因此，改革电信服务业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离的任务至此还远未完成。鉴于在信息产业部内部实行政企分离的方法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行，也会十分困难；即使形式上分离了，实质上仍可能藕断丝连的现实困境②，有的学者主张由国务院责令国家计委、经贸委、体改办等机构牵头，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的电信业管理机构，接管信息产业部的行业管理职能③；也有学者建议在原信息产业部政务司、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等具有电信管制职能机构的基础上，组建新的电信管制机构，冠之以“国家电信管制局”或其他类似的名称，原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的电信管理局也相应改造为“国家电信管制局”的派出机构，形成一个垂直领导的管制体系，对全国电信服务业施行公平、有效地管制④。
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面对“入世”的挑战，要兑现“管理当局独立，保证与任何电信经营者分离”的“入世”承诺，在“政资不分”的背景下幻想以整体性替换的行政机构改革方案克服长期困扰电信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政企不分”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由于新的管制机构仍旧无法摆脱对自身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追求，从根本上将难以实现对不同所有制的电信企业一视同仁，客观、公正地规制电信服务市场竞争的改革初衷。因此，笔者建议，应当按照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者职能相分离的原则，首先建立电信服务业专职国家投资机构，由其接管原由信息产业部支配的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其直接代表国家进行投资和享有出资所有者权益。该机构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同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工商企业，而是以国有资产投资为专门职能的特殊企业法人，其接受国有资产所有者（政府）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向电信企业投资，其投入企业的资产构成企业的国家股，①相应的投资收益也将作为国有资产的增值额直接上缴国家财政。作为投资者，该机构对其投入企业的国有资产享有投资者所有权（股东权），它在受资企业中的地位与其在受资企业中所持资本份额相对应，即分别处于惟一股东（又称全资股东）、控股股东或者非控股股东（又称参股股东）的地位。②其次，“政资分离”后的信息产业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改组现有机构。改组后的国家电信管制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吸收一定数量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参与，力求保持人员组成上的超脱性与中立性。该管制机构的主要职能应包括：根据电信服务业的特点，以《电信法》为准则，制定具体的管制法规；审核电信经营者的资格，根据电信服务业不同领域的需求规模，分别发放相应数量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根据信息传输和网络安全的要求，参照国际通用标准，制定电信服务业相关技术标准；调解和仲裁电信服务企业之间的纠纷；监督和制裁电信企业的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为便于实施管制，该管制机构可下设政策法规制定、通信网络管制、经营许可证管制、消费者事务管制、企业公平交易管制、通信技术管制、价格管制、法律咨询、行政事务、国际事务等部门。③此外，中国电信以外的“联通”、“铁通”、“电通”等电信企业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应当按照上述重构模式将基于经营性国有资产而享有的行政管理权能，转变为专职国家投资机构的投资者权益，从整体上建构电信服务业相关政府部门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社会经济管理 者职能相分离的总格局，进而在政府管制层面为电信服务业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有效竞争提供体制保障。
在理顺政企关系的同时，为适应电信服务市场竞争自由化的要求，还应当对立基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框架的传统电信行政管制体制进行变革，探寻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新型管制模式。根据“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元框架④，笔者认为，可以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次来构建新型的管制机构体系：
1、政府管理层。它由中央和地方电信服务管理机构所组成，既不能拥有企业和接受企业挂靠，也不应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中央电信服务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放电信营业许可证；制定行业规章和技术标准；制订电信服务事业发展规划；分配和管理稀缺通信资源；指导和协调网路互联和网路营运；裁决电信纠纷；指导地方电信服务管理；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电信合作等。地方电信服务管理机构按照中央电信服务管理机构的授权，负责某些二类、三类业务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并负有监督、调处纠纷和查处违法行为等职责。这种分层模式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美国除了成立中央一级电信管制机构FCC外，在各州还成立了州公益事业委员会（PUC），共同管制美国的电信服务业。根据分工，FCC负责管制州际和国际电信服务业务，而PUC处理州内电信服务业务。实践中，在州际和州内问题难以准确界定时，如稀缺资源的管制，遵循“联邦优先”原则，并已使之合法化。美国《1996年电信法》在这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取消了州内PUC限制市场进入的权力，授权FCC管理普遍服务等。⑤此外，加拿大电信管制机构（CRTC）的组织体系与美国也差不多，但不同层次的职能划分不尽相同。⑥
2、民间管理层。主要是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协助政府管理电信服务市场的民间组织。国外这类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委员会、联合会、联盟、论坛等）已有不少，如澳大利亚电信用户申诉委员会（TIO），它成立于1993年，不以营利为目的，起初的服务是处理居民和小企业对电信公司的申诉，由于能独立、公正、迅速地解决电信服务纠纷，得到用户和社会的认可，1997年后所有的电信运营者和服务提供者都成为了它的成员，1998－1999年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司被。⑦由此可见，这样的中介机构在协助政府实施行业管理方面，既保护了用户利益，又促进了电信服务质量的提高，使用户与电信公司更为融洽。因此，建议我国也设立这种组织，赋予其为监督电信运营商、维护电信服务业公平竞争、保护电信用户而对成员自律、维护和组织并与相关利益者交涉的职责。
（二）制定管制基本法
中国从80年代开始改革电信管制体制，至今还没有颁布规制电信管制的基本法——《电信法》。目前电信业立法的主要形式是效力等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如部门规章。由于部门立法受部门利益所左右，很难保证所制定法规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同时，现行立法还带有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使电信管制体制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上文所述“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框架是不同国家改革模式的拼凑”，即是适证。
现在各方对于《电信法》的出台均寄予厚望，但是必须看到，在电信改革的范围和目标、电信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电信市场准入的门槛和方式等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草率通过一个部门立法色彩浓厚的《电信法》，不但不利于消除现有电信市场的结构性缺陷，而且可能使既得利益硬化、未来支付更昂贵的调整成本。譬如中国《航空法》通过了许多年，航空市场还是乱像丛生、管制进退失据，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所谓规范发展的局面。①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电信法》的性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管制内容、体系结构以及制定程序等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与安排。
1、电信法的性质。电信法，从广义上说，指国家制定的规范电信行业及电信市场的各种法律规则的总和，其中包括制度性规则和技术性规则两大类。狭义的电信法指的是前一类，其任务是确立电信行业及电信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行为规范。而后者的任务则是就电信行业及电信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特殊问题，依据制度性规则，提供具体的、技术性的行为规范。②在立法体例上，可以将两类规则合为一体，也可以将二者分开。从中国的国情看，应以分开为宜。具体说，就是由全国人大制定旨在确立电信服务业及其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行为规范的电信法，并授权国务院以及法律规定的国家电信管理机构制定具体的技术性规范。
2、电信法的立法宗旨。在中国，电信法的制定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电信体制改革和电信服务业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公众和各行业对电信服务和信息资源的需求。制定电信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集团、企业或者个人的既得利益；电信法所体现的应当是包括行政管理机关在内的全社会一体遵行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个别行政管理机关的部门意志。因此，该立法宗旨应当突出分配管理通信资源的效率性、维护市场竞争和用户权益的公平性、保障网络服务与信息传输的安全性。
3、电信法的基本原则。（1）有效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是电信市场的基本秩序要求。为此，电信法应当同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将要制定的《反垄断法》相衔接，针对各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保有市场份额，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排挤或歧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2）管理有序原则。维护管理秩序的目的在于合理地规范电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公平地维护其合法权益，并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电信服务业发展规划。实现管理秩序的必要条件，一是完善的管理规章，二是管理机关的廉洁和效率，三是被管理者知法守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电信管理机关的职责、权限和电信经营者在遵守管理秩序方面的义务。（3）网路共享原则。为实现电信网路的有效利用和避免重复建设，网路的使用应贯彻有偿共享的原则，即获得市场准入者当然地获得有偿使用所有公共电信网路的许可。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规定网路运营者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满足其他电信运营者入网、互联要求的法定义务，是建立公平、高效的电信市场的关键。（4）保护消费者原则。电信经营者有义务向用户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服务；否则，用户有权投诉和请求损害赔偿。电信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和行业规章确定的服务标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行为，管理部门有权查处。电信经营者必须随时向用户公开其服务收费的标准和办法，并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违反该义务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应当向消费者支付经济赔偿；对于情节严重的故意行为，可处以惩罚性损害赔偿和行政罚款。
4、电信法的体系结构。参考国外相关立法体例③，建议中国《电信法》采用如下体系结构进行编排：
第一章 总则。含电信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等。
第二章 国家电信管理部门。含国家和地方电信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责、权限、组成、机构、议决程序。
第三章 电信业务运营。含各类电信业务经营范围，基本电信业务的质量标准与资费标准, 增值性电信业务的申请、审批，经营许可证，业务运营中服务提供方与用户的服务合同关系。
第四章 无线电管制。含无线电管制的目的、原则以及管制的具体方式。
第五章 电信设备。含广播与有线电视、电信基础设施、电信终端设备的技术体制、标准和通信行业的相关标准及业务规定。
第六章 网络互联。含网络接入的申请、登记、审核，接入单位、法人、个人用户应具备的条件，入网审批，接入单位的入网责任，IP地址的申请、分配与管理，域名注册的申请、变更、注销及争议裁定。
第七章 电信设施安全与数据保护。含电信设施的刑法保护和行政法保护；政府部门，电信运营者的责任，公民的义务；地上、地下、水下、海底通信设施， 无线通信电波传输等的保护；其他工程与电信设施的关系。
第八章 普遍服务义务。含普遍服务的目标，电信管理部门普遍服务的职责，公众电信运营者的普遍服务义务。
第九章 用户权利保护。含用户自由使用电信服务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权利，电信资费的标准及监督，电信服务质量的监督，政府保护用户权利的职责。
第十章 电信纠纷处理。含解决纠纷的机构、程序、效力，以及当事人的诉权。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含违反《电信法》及电信行政法规等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附则。规定本法的生效时间。
此外，为了淡化部门立法色彩，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由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法学、技术、经济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起草，然后广泛听取电信用户、经营者等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通过论证会、辩论会等形式吸取合理化建议，最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
（三）优化管制规则
1、普遍服务管制。普遍服务是指“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①为弥补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电信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向大都市倾斜”的结构性缺陷，在管制中必须贯彻“普遍服务”的理念。借鉴国外电信服务管制的经验，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许可证中的附加条款。作为许可证发放的条件，电信运营者必须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普遍服务；（2）附加额外的网间接续费。新运营者在与原有运营者之间互联互通时，必须支付额外费用，这些费用的部分或全部用来向农村地区提供普遍服务；（3）普遍服务基金。该基金由电信运营者缴纳、由电信管制部门管理，专用于支持普遍服务。允许电信运营者在交纳普遍服务基金与直接提供普遍服务之间进行选择。（4）普遍服务的委托和指定。当原有运营者不能或不愿向农村或未受服务的区域提供普遍服务时，这种服务应委托给其它运营者，或由电信管制机构指定其它运营者来实施，接受委托或指定的运营者可从普遍服务基金得到补偿。
2、电信资源管制。电信资源一般指号码、无线电频率、Internet域名、卫星轨道及各种管线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其管制应遵循公正性、效率性及公益性原则。管制者应当客观、透明和无歧视地分配和管理电信资源，保证不同电信网和电信业务使用者的平等和简单接入，不偏袒任何一方。目前中国电信资源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经营电信业务、且与其他公司竞争的原中国电信手中，难以保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并且原中国电信按部门或系统来分配电信资源的做法，也有悖于效率原则，因为许多潜在的更能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企业被排除在外。如果不能公正、有效地分配资源，社会公益的实现更无从谈起。这也是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不对称寡头竞争”、“替代性产品（服务）竞争”等结构性缺陷的症结所在。
电信资源管制的优化，关键是要体现电信资源的公共性，公正分配电信资源。为此美国设立了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FCC，由其负责电信资源的分配。②在中国应当改变电信资源由具有行政垄断性的中国电信分配的局面，设立不具有企业性质和特殊部门利益的公共机构，来行使电信资源分配权。不仅如此，还应当改变电信资源无偿使用的状况，在优先满足军队、政府机构、广播电视业务需求的同时，像土地等公共资源一样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电信运营商有偿出让，其制度设计中应体现资源性质的差异和保证有效的舆论监督。
3、互联互通管制。电信网路互联互通对维护网路的整体性，充分实现网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决定作用。为克服目前“公网”与“专网”分立、大量网路资源闲置浪费的市场缺陷，必须对网路互联互通实行统一管制，为确立数网竞争的格局提供法律保障。互联互通管制的具体形式应当由《电信法》规定，所有网路运营者都有义务与其它运营者进行互联，且在各个技术可行点实现互联。为此，在互联互通管制中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统一互联标准。中央电信管理机构制定的网路进入和两网互联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要求入网方应当保证自己的网路、设备和装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体制和质量标准，并且不影响被要求方的网路、设施正常运行。否则，被要求方有权拒绝。（2）按成本定价。即互联费的确定要以成本为基础。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成本标准，有的依据全分配成本，有的依据边际成本，有的依据长期平均增量成本。为培育数网竞争的体制框架，建议近期内政府以成本为基础制订联网价格时，选择边际成本作为主要依据，对新入网企业则不应当要求其承担通信网络的固定投资费用。①（3）无差别对待。即对不同运营者提供互联服务，在收费、技术条件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应一视同仁。当运营者既向互联者又向自己的最终用户提供服务时，其向互联者提供服务的各种条件不得高于自己的最终用户。（4）扶持市场新进入者。要求原有运营者向新进入者提供设备共享、平等接入和非绑定计价网费等条件。
4、价格管制。电信服务市场的价格可分为：用户消费最终电信服务的价格和普通运营者与主导运营者联网的价格。价格管制应当以防止出现垄断定价，保障运营者公平地运用价格杠杆开展有效竞争为宗旨。为实现此宗旨，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制：（1）价格水平的管制。坚持以成本为基础兼顾运营者合理收益的定价原则。（2）价格体系或结构②的管制。应当顺应国际电信服务市场出现的市话与长话费率的差距逐步缩小；初装费日益降低，通话费略有提高；非高峰期相对高峰期的价格折扣逐步加大的趋势③，调整中国的价格体系和结构。（3）价格日常变动的管制。主要是制定价格调整的规范，批准新的价格标准，对异常情况④的处理。（4）调解、仲裁价格纠纷，特别是网络互联费纠纷。
5、市场准入管制。
在现阶段，各国对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管制的主要手段是实施许可证制度。该制度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许可证数量的选择，许可证发放的具体程序，许可证的转让、变更、撤销以及许可证发放后的行政监管等。有关外资进入的管理也涵盖其中。为了实现中国电信服务市场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必须对上述内容加强管制：（1）许可证数量的选择。首先，由于电信服务业不同领域的技术特性和经济规模适宜不同的竞争程度，应分别制定进入条件。公共网经营领域的进入条件应十分严格，但除了涉及企业国籍的条件外，进入条件不应涉及与经营成本、效率和质量无关的方面；网络基本服务领域的进入也应适当控制，其中至少应包括技术能力、资金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条件；电信增值服务业务的进入条件则可以相对放宽。其次，在电信服务业开放竞争的初期，对基本业务的许可证数量都应该加以控制。但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深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许可证的数量控制应逐渐放松，并且从发展趋势分析，许可证的发放数量最终将不再由政府决定，而由市场和竞争来选择。（2）许可证发放的程序。应根据电信服务业不同业务领域的产业组织目标和进入条件，采取不同形式。在公共网领域，宜采用定向招标方式；在基本业务领域，宜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在增值业务领域，宜采用一般工商注册、电信管制机构备案的方式。⑤具体发放程序至少应包括申请、资格审查和授予等内容，如在审查时需要检查申请者是否能够保证国家和公共安全，是否具有经济、技术能力，是否符合《电信法》和相关法规等。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应在《电信法》的制定中加以充分体现，并公之于众，接受监督。（3）对外资进入的管制。对外资进入的管制与电信市场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电信服务业引进外资最重要的前提还是国内市场数网竞争格局的形成。因为离开了竞争性市场框架，无论民族企业还是外资公司，都可能危害电信用户。为此，对外资进入的管制必须与加快形成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结构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如前文所述，按照中国与美国及欧盟达成的协议，外国电信运营商将沿着“北京上海广州——其他14个省会都市——全国”的梯度逐步进入中国电信服务市场，可能加剧电信服务市场固有的不平衡竞争。同时外资进入中国电信服务业的方式选择，也会对民族电信企业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在坚持开放的原则下，调整外资进入的优先顺序及方式，具体包括：第一，优先开放外资对内地有线电视网络和部门专网改造的投资，前提是完成政企分开、公司化重组；第二，优先开放对“联通”和“网通”的外资参股；第三，在倾斜扶持“联 通”、“网通”的前提下，开放外资参股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分业和综合经营；第四，在新兴电信服务市场和租线业务市场，优先开放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第五，在所有电信增值业务市场，提前开放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6、终端设备管制。一般而言，终端设备的管制是指依据电信法、产品质量法、用户权益保护法及电信终端设备管理机构制定的法规，对终端设备的管理机构、检测机构、检测程序、检测标准等进行授权或管理。为保证国内电信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不能听任企业自行选择设备的技术类型和标准，必须对终端设备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管制：（1）审批管理机构的授权。目前世界上对电信终端设备的审批管理机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国家认证机构进行最终决定，如美国FCC对无线发射机的审批等；二是由国家认证机构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合格鉴定，如日本就是通过第三方机构--日本终端设备认证协会（JATE）对终端设备进行审批的；三是由制造商自我批准，即允许制造商自己批准所生产的设备是否符合技术规定，国家认证机构可以（或不必）要求认可的（或主管的）实验室对设备进行测试。如欧盟对于电磁兼容性（EMC）的鉴定就属于这种方式。笔者建议我国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仍旧采用第一种形式。（2）终端设备的入网审批。对终端设备实行严格的入网审批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未通过指定机构检测的设备不得入网，但同时对于通过指定机构检测合格的设备，电信运营商不得拒绝其入网，且经检测机构检验合格的设备无需再经过运营商的二次发证。（3）对检测机构的管理。应由入网审批管理部门对检测机构设施监督管理，管理形式主要应包括资格认定和授权。入网审批管理部门按照法定标准，在鉴定检测机构实验室检验能力合格的基础上，给予检测机构相应的资格认定和授权。检验机构资格的授予应根据不同业务领域的技术开发周期，规定相应的有效期，期满后由检验机构提出申请，经入网审批管理部门依法重新鉴定合格后重新予以授权。（4）终端设备技术标准的制订。终端设备技术标准包括电信网络中信息的发送、传输、接收标准以及网路之间设备接口的技术标准等，十分复杂。因此，对终端设备技术标准管制的细节可以不在《电信法》中规定，但应规定一个制定技术标准的程序。鉴于美国、日本、欧盟的标准制定体系都向全社会开放的经验①，建议我国制定技术标准时，首先也应广泛听取电信制造商、服务商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等各方的意见，再由官方权威机构制定，最后经主管部门批准、颁发，并保证其强制性执行。
① 赵维田 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9页。
② 赵维田 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9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三网合一——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④ 陈小洪：《中国电信业：政策、产业组织的变化及若干建立》，《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三网合一——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64页。
② 云涛：《从美国电信解体过程看我国电信发展》，《中国经营报》2000年1月25日。
③ 余永定 郑秉文 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中国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三网合一——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⑤ 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指标》，2000年5月。
⑥ 1999年全国邮政电信发展情况，《中国计算机报》，2000年5月16日。
① 1999年全国邮政电信发展情况，《中国计算机报》，2000年5月16日。
② 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刘彩：《专家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光明日报》2000年10月18日。
③ 如：广电网、铁路网、电力网、“网通”以及“联通”等。
④ 增值业务主要是指无线寻呼，计算机通讯，数据通讯，图像通讯等业务。这一业务领域的经济规模较低，应实行充分竞争。
⑤ 蔡祥：《电信管制的困惑及其思考》，《通信世界》2000年第6期。
① 斯蒂格勒 著：《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② Alchian. A.A. 1995. "Vertical Intergr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Teleone Industry",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16, Number 4: 323.
③ Armstrong, Mark, Simon Cowan and John Vickers. 1998. Regulatory Reform: Economic Analysis and British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Beesley M.E. 1997. 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Routledge.
Ryan, J. Daniel. 1997. "The Evolving Tele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in Japan", in Ryan, J. Daniel. ed. 1997. Privatiz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Praeger Press.
④ Baumol，W . J .，1982，“Contestable Markets：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PP .1-15 . 转引自：王俊豪主笔：《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⑤ Baumol，W . J .，J .Panzar and R . D . Willig，1982，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fo Industry Sttuctur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转引自：王俊豪 主笔：《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7篇
关键字： 世贸组织 电信制造业 电信服务业 冲击 对策
三、“入世”对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冲击
1997年2月达成的《基础电信服务协议》，是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范围内第一次由各参加方对基础电信服务业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内容涉及电信服务业务的各个领域。各参加方根据本国法律政策和电信发展状况，承诺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电信服务市场和给予国民待遇并可列明相应的准入条件、要求和限制。
GATS电信服务贸易规则框架由四部分构成[12]：（1）《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协议，规定了各成员在所有服务贸易部门（包括电信服务）中应承担的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的义务；（2）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GATS电信附件，规定了各成员在电信服务贸易方面应承担的基础义务；（3）55个成员1997年达成的基础电信服务协议，即《GATS第四议定书》，规定了这些成员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开放中的具体承诺，以及政府应遵守的电信服务管理原则；（4）58个成员达成的关于增值电信业务现状约束的具体承诺，已列入GATS国家具体承诺表。
中国“入世”后，上述规则应成为政府、行业协会在电信服务贸易管理方面的准则。根据这些规则，中国应承担以下义务[13]：（1）必须履行GATS电信附件规定的基本义务，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入和使用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不得在安装服务、设施配备、收费等方面违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2）必须履行与主要WT0成员达成的关于电信业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具体承诺，遵守《GATS第四议定书》中规定的电信业管理的指导原则。主要包括：防止交叉补贴、不正当地获得和使用其他电信经营者信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透明的非歧视的条件保证外国电信经营者进入本国公共电信网，与其他电信经营者互联；实现透明的非歧视的普遍服务；公开许可证的授予标准和拒绝理由；管理当局独立，保证与任何电信经营者分离；按照透明的非歧视的原则合理分配电信号码、无线电频率、频段等稀缺资源；公开国际会计结算费率。作为履行上述义务的要求，中国原有的电信垄断经营者利用占有公共电信网的优势阻止其他经营者进入或与之互联的做法将难以维持。（3）必须在电信领域承担《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一般义务，主要是最惠国待遇（MFN）和透明度要求。根据MFN要求，中国应立即无条件地将其在基础电信国家承诺表中作出的具体承诺，非歧视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应给予每一成员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不低于具体承诺表所规定标准的待遇。并且在未作出具体承诺的电信领域，中国也必须给予另一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给予其他国家（包括WTO成员和非成员）类似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中国还必须符合GATS及电信附件规定的透明度要求，公布影响外国电信服务提供者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和使用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的法规、标准和行政措施。
而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与世贸组织开放市场的上述要求很难吻合，其症结在于转型期形成的电信服务业市场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缺陷。申言之，自80年代以来，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但是结构性缺陷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主要表现为：
1、在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上虽然存在原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竞争者，但远未形成“双寡头垄断竞争（Duopoly）”的格局。“双寡头垄断竞争”，指的是同一个电信市场上存在两个各自拥有独立基础网络的营运商并相互竞争的模式。一般而言，第二家营运商占市场份额20%以上，才能称之为“双寡头”。[14]像1994-1998年间中国电信占全国市场份额99%以上、“联通”占1%不到的格局[15]，还称不上“双寡头垄断竞争”。尽管电信业经过1999-2000年又一波改革、特别是分拆原中国电信和扶持“联通”之后，电信市场上两个（或两个以上）营运商之间实力天壤之别的局面有所改变，但要达到发达国家和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已经超越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2、目前中国电信服务业主要是替代性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同质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异质产品（服务）之间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互相替代，而且有些异质产品（服务）之间还互相依赖，如讯呼和IP对固定和移动通信的依赖，因而其竞争程度低于同质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正因为这样，各国电信改革的首选政策目标是在一切技术上可能的领域形成同质产品（服务）的竞争，仅在技术上一时难以开展同质竞争的领域（如市话市场），才以异质替代竞争作为向同质竞争发展的过渡。但是，目前中国电信市场上同质竞争的范围还远远小于技术上可能的空间。最突出的是固定通信，虽然政策已经允许“联通”建设、经营固定通信业务，但是如上所述，“联通”由于非技术因素造成的地位和实力微弱，目前在固定通信业务上还不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
3、电信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向大都市倾斜。目前移动通信的市场消费能力集中在大都市，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主要还是靠传统固定通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电信市场上的表现，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以移动通信市场为中心的数网竞争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价格下降、服务质量提高等效益，主要或首先由大都市的居民和企业分享。1999-2000年电信业又一波改革之后，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固定通信市场仍基本没有同质产品（服务）竞争对手，异质替代竞争也很薄弱。于是，国内各地区之间电信服务水平的差距，将会因电信市场数网竞争体制分布失衡而加大。
4、目前中国电信服务业改革的范围局限于原邮电部门管辖的“公网市场”，而没有包括全部电信资源。计划经济时代“重复建设”所遗留的部门通信专网资源十分可观，已提供了开展数网竞争的物质条件。但各部门通信专网仍处在互不联通、分割管理的状态，使数网竞争缺乏体制条件。此外， 广电宽带网络和部门专网资源也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固定通信市场上较快形成同质产品（服务）竞争的有利条件，但是，至今为止电信业体制改革并没有对全部电信网络资源作通盘考虑，造成了通信资源的闲置浪费。
5、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框架是不同国家改革模式的拼凑。1994年成立“联通”，是以英国1981年电信改革为范本，即由政府组建第二家综合电信营运商，率先形成“双寡头垄断竞争”，然后逐步向市场增发各类电信牌照，从而转向全面竞争体制。[16]1999-2000年分拆原中国电信，则是参考美国1982年分拆贝尔系统的经验。美国当时是运用《反托拉斯法》将电信运营商分拆为长话公司和市话公司，禁止混业经营。[17]但是，在按分业经营原则拆分原中国电信的同时，仍允许“联通”混业经营，为其将来取得垄断优势创造了条件。这表明我国现行电信体制框架缺乏内在一致性，并给未来电信市场管制带来复杂的影响。
面对“入世”的挑战，为克服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现存的结构性缺陷，必须在管制体制改革上做出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战略选择。
四、改革中国电信服务业管制的法律对策
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电信服务业“入世”的当务之急是强化管制，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18]与此相反，笔者认为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现实条件下，参考其他国家电信管制改革的经验，中国电信服务业应逐步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和程度，相应减少政府管制，采取放松管制和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改革战略。
一般认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政府管制的依据。但是，关于管制必要性的种种理论，忽略了政府的管制权力也是一种垄断力量的事实。对经济垄断施加行政垄断，未必能够扩大竞争度。如果政府管制不能够自觉地时刻代表“社会利益”，那么，谁来管制“管制者”，如何减少管制过程中的“设租和寻租”行为？如果不幸形成斯蒂格勒所说的管制者成为被管制垄断商的“俘虏”[19]，消费者和潜在竞争者如何寻求救济？如果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已经瓦解了“自然垄断”的基础，而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仍然维持过时的管制体系，使管制本身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时，又该如何？更值得注意的是，管制行为非常有可能“上瘾”，以致“对一项不当管制的解决办法通常就是增加更多的管制”[20]，如果管制者陷于“日益完备的管制体系”不能自拔，市场如何解除不当和过度管制的重负？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复述“市场失灵”理论并热衷于照搬“完备的管制体系”，必须全面注意70年代率先在学术文献中讨论、而后席卷全球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和“无管制（Non-regulation）”的理论和实践。[21]
中国更应当警惕“管制崇拜”的陷阱。原来高度政企合一、国家几乎控制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传统”，在至今为止的改革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中止，政府的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仍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加之转型期民主和法治基础薄弱，“完备的管制体系”很容易成为滥用行政权力的栖身之所，市场竞争非但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抑制。
这种问题在中国电信服务业已有体现。政企分离后的各电信公司凭借其已有的法定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未因政府强化管制而加以收敛。究其原因，并不是管制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管制适当与不当的问题。就电信服务业的现状而言，对电信服务业价格、质量和市场准入等管制的必要性应当不容质疑，但是需要管制与需要什么样的管制才能实现管制的初衷，不能混为一谈。在电信服务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有效竞争不足的条件下，只强调管制的范围和力度，将难以奏效。因为在有限和失衡的竞争体制下，不当管制不但不能有效解决市场上原有的利益矛盾，反而很可能形成新旧既得利益胶着的局面，导致政府管制在诸多问题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以电信费率问题为例，欧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中，经过管制当局根据成本定价原则决定的电信服务费率，仍然包含了过高的垄断利润。[22]例如，在美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时期，移动通信的直接成本每分钟约为8美分，加上扩容成本为10-12美分，而核定的收费却为40-50美分；直到市场上进入4-5家竞争者时，由原双寡头与管制者共同控制超额利润的局面才开始改变，因为总有竞争者为争夺市场份额而降价。[23]中国目前的电信市场尚未达到“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消费者和舆论界指望政府加强管制就可以降低电信资费，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与其指望加强价格管制来大幅度降低电信资费，不如以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解决服务提供商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力不足问题。
由此可见，面对“入世”的挑战，不应当延续以强化行政管制为主的改革思路，而应当以构建数网竞争框架为目标，走放松和改善管制的改革道路。其具体对策有如下三方面：
（一）构建新型的管制机构体系
电信服务市场竞争的自由化，对立基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框架的传统电信行政管制体制提出了挑战，需要寻求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新型管制模式。根据“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元框架[24]，笔者认为，可以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次来构建新型的管制机构体系：
1、政府管理层。它由中央和地方电信服务管理机构所组成，既不能拥有企业和接受企业挂靠，也不应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中央电信服务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放电信营业许可证；制定行业规章和技术标准；制订电信服务事业发展规划；分配和管理稀缺通信资源；指导和协调网路互联和网路营运；裁决电信纠纷；指导地方电信服务管理；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电信合作等。地方电信服务管理机构按照中央电信服务管理机构的授权，负责某些二类、三类业务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并负有监督、调处纠纷和查处违法行为等职责。
2、民间管理层。主要是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协助政府管理电信服务市场的民间组织。国外这类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委员会、联合会、联盟、论坛等）已有不少，如澳大利亚电信用户申诉委员会（TIO），它成立于1993年，不以营利为目的，起初的服务是处理居民和小企业对电信公司的申诉，由于能独立、公正、迅速地解决电信服务纠纷，得到用户和社会的认可，1997年后所有的电信运营者和服务提供者都成为了它的成员，1998－1999年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司被。[25]由此可见，这样的中介机构在帮助政府实施行业管理方面，既保护了用户利益，又促进了电信服务质量的提高，使用户与电信公司更为融洽。因此，建议我国也设立这种组织，赋予其为监督电信运营商、维护电信服务业公平竞争、保护电信用户而对成员自律、维护和组织并与相关利益者交涉的职责。
（二）实现管制规则的法典化
中国从80年代开始改革电信管制体制，至今还没有颁布规制电信管制的基本法-《电信法》。目前电信业立法的主要形式是效力等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如部门规章。由于部门立法受部门利益所左右，很难保证所制定法规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同时，现行立法还带有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使电信管制体制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上文所述“中国电信服务业现有体制框架是不同国家改革模式的拼凑”，即是适证。
现在各方对于《电信法》的出台均寄予厚望，但是必须看到，在电信改革的范围和目标、电信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电信市场准入的门槛和方式等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草率通过一个部门立法色彩浓厚 的《电信法》，不但不利于消除现有电信市场的结构性缺陷，而且可能使既得利益硬化、未来支付更昂贵的调整成本。譬如中国《航空法》通过了许多年，航空市场还是乱象丛生、管制进退失据，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所谓规范发展的局面。[26]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电信法》的性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管制内容及体系结构等内容。在其立法宗旨中应当突出维护电信市场公平竞争和电信管制秩序，保障电信经营者和用户合法权益的内容。其立法原则应当肯定公平竞争、适度管制、网路共享等内容。
为了淡化部门立法色彩，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由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法学、技术、经济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起草，然后广泛听取电信用户、经营者等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通过论证会、辩论会等形式吸取合理化建议，最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
（三）优化管制的内容
1、普遍服务的管制。普遍服务是指“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27]为弥补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电信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向大都市倾斜”的结构性缺陷，在管制中必须贯彻“普遍服务”的理念。借鉴国外电信服务管制的经验，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许可证中的附加条款。作为许可证发放的条件，电信运营者必须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普遍服务；（2）附加额外的网间接续费。新运营者在与原有运营者之间互联互通时，必须支付额外费用，这些费用的部分或全部用来向农村地区提供普遍服务；（3）普遍服务基金。该基金由电信运营者缴纳、由电信管制部门管理，专用于支持普遍服务。允许电信运营者在交纳普遍服务基金与直接提供普遍服务之间进行选择。（4）普遍服务的委托和指定。当原有运营者不能或不愿向农村或未受服务的区域提供普遍服务时，这种服务应委托给其它运营者，或由电信管制机构指定其它运营者来实施，接受委托或指定的运营者可从普遍服务基金得到补偿。
2、电信资源的管制。电信资源一般指号码、无线电频率、Internet域名、卫星轨道及各种管线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其管制应遵循公正性、效率性及公益性原则。管制者应当客观、透明和无歧视地分配和管理电信资源，保证不同电信网和电信业务使用者的平等和简单接入，不偏袒任何一方。目前中国电信资源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经营电信业务、且与其他公司竞争的原中国电信手中，难以保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并且原中国电信按部门或系统来分配电信资源的做法，也有悖于效率原则，因为许多潜在的更能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企业被排除在外。如果不能公正、有效地分配资源，社会公益的实现更无从谈起。这也是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不对称寡头竞争”、“替代性产品（服务）竞争”等结构性缺陷的症结所在。
电信资源管制的优化，关键是要体现电信资源的公共性，公正分配电信资源。为此美国设立了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由其负责电信资源的分配。[28]在中国应当改变电信资源由具有行政垄断性的中国电信分配的局面，设立不具有企业性质和特殊部门利益的公共机构，来行使电信资源分配权。不仅如此，还应当改变电信资源无偿使用的状况，在优先满足军队、政府机构、广播电视业务需求的同时，像土地等公共资源一样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电信运营商有偿出让，其制度设计中应体现资源性质的差异和保证有效的舆论监督。
3、互联互通的管制。电信网路互联互通对维护网路的整体性，充分实现网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决定作用。为克服目前“公网”与“专网”分立、大量网路资源闲置浪费的市场缺陷，必须对网路互联互通实行统一管制，为确立数网竞争的格局提供法律保障。互联互通管制的具体形式应当由《电信法》规定，所有网路运营者都有义务与其它运营者进行互联，且在各个技术可行点实现互联。为此，在互联互通管制中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统一互联标准。中央电信管理机构制定的网路进入和两网互联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要求入网方应当保证自己的网路、设备和装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体制和质量标准，并且不影响被要求方的网路、设施正常运行。否则，被要求方有权拒绝。（2）按成本定价。即互联费的确定要以成本为基础。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成本标准，有的依据全分配成本，有的依据边际成本，有的依据长期平均增量成本。为培育数网竞争的体制框架，建议近期内政府以成本为基础制订联网价格时，选择边际成本作为主要依据，对新入网企业则不应当要求其承担通信网络的固定投资费用。[29]（3）无差别对待。即对不同运营者提供互联服务，在收费、技术条件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应一视同仁。当运营者既向互联者又向自己的最终用户提供服务时，其向互联者提供服务的各种条件不得高于自己的最终用户。（4）扶持市场新进入者。要求原有运营者向新进入者提供设备共享、平等接入和非绑定计价网费等条件。
4、价格管制。电信服务市场的价格可分为：用户消费最终电信服务的价格和普通运营者与主导运营者联网的价格。价格管制应当以防止出现垄断定价，保障运营者公平地运用价格杠杆开展有效竞争为宗旨。为实现此宗旨，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制：（1）价格水平的管制。坚持以成本为基础兼顾运营者合理收益的定价原则。（2）价格体系或结构[30]的管制。应当顺应国际电信服务市场出现的市话与长话费率的差距逐步缩小；初装费日益降低，通话费略有提高；非高峰期相对高峰期的价格折扣逐步加大的趋势[31]，调整中国的价格体系和结构。（3）价格日常变动的管制。主要是制定价格调整的规范，批准新的价格标准，对异常情况[32]的处理。（4）调解、仲裁价格纠纷，特别是网络互联费纠纷。
注释：
[11] 马治国 孙可舟：《计算机软件的专门立法保护研究》，《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12] 参见赵维田 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9页。
[13] 参见赵维田 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9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三网合一-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15] 陈小洪：《中国电信业：政策、产业组织的变化及若干建立》，《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编：《三网合一-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64页。
[17] 云涛：《从美国电信解体过程看我国电信发展》，《中国经营报》2000年1月25日。
[18] 蔡祥：《电信管制的困惑及其思考》，《通信世界》2000年第6期。
[19] 斯蒂格勒 著：《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20] Alchian. A.A. 1995. “Vertical Intergr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Teleone Industry”，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16，Number 4： 323.
[21] Armstrong， Mark， Simon Cowan and John Vickers. 1998. Regulatory Reform： Economic Analysis and British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Beesley M.E. 1997. 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Routledge.
Ryan， J. Daniel. 1997. “The Evolving Tele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in Japan”， in Ryan， J. Daniel. ed. 1997. Privatiz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Praeger Press.
[22] Crandall W.Robert and Leonard Waverman. 1995. Talk is Cheap：
The Promise of Regulatory Reform in North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eesley M.E. 1997. 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Routledge.
Armstrong， Mark， Simon Cowan and John Vickers. 1998. Regulatory Reform： Economic Analysis and British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23] Crandall W.Robert and Leonard Waverman. 1995. Talk is Cheap：
The Promise of Regulatory Reform in North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4] 王全兴 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漆多俊 主编《经济法论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5] 华阶平：《澳大利亚电信运营公司竞争策略》，《网络与通信》2000年第2期。
[26] 周其仁：《再论数网竞争》，《IT经理世界》2000年第3期。
[27] 80年代末，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在其“普遍服务和电信资费的改革”报告中对普遍服务的定义。参见：Cane，Alan 1996c：“Global telecoms deal comes closer”，Financial Time，22 October 1996，p.5.
[28] 阚凯力：《对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人民邮电》2000年9月19日。
[29] 王俊豪 著：《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页。
[30] 价格体系包括本地和长途的费率结构，初装费、月租费与通话费的分布结构，高峰期与非高峰期的费率结构等。参见：S.C.利特尔 蔡尔德著：《电信经济学原理》，人民邮电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31] 何霞：《WTO与中国电信资费管制的变化》，《通信世界》2000年第3期。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俄罗斯；电信产业；数据传输业
中图分类号：F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2-0016-04
广义的电信产业指利用现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提供电信服务和互联网服务的行业，俄罗斯官方统计中也常常涵盖邮政业。
截至2007年，俄罗斯提供通信服务的企业有9万多家，通信服务市场规模突破1万亿卢布。国际电联ITU认为俄罗斯将是世界电信市场增长最快的区域，巴西和中国分列第二、三位。
一、俄罗斯电信产业现状
(一)移动通信市场
俄罗斯是近几年移动通信行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投资成本低于固定电话网，加上移动通信市场竞争激烈，在服务项目种类、服务质量和价格上的优势都在不断增长。
因此，移动通信业迅速成为俄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部门。2006年，俄移动电话的实际拥有量超过7000万部，普及率为49％。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在俄其他地区的发展，莫斯科的用户占俄移动通信用户总量的比例由之前的68％降到53％(2006年)，俄中、南部地区占21％，成为俄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俄邮电信息部官员认为当前俄移动通信市场发展的潜力很大，俄政府对运营商的投资战略和市场战略不予以限制。自2000年起，俄罗斯移动运营商开始海外市场拓展，比邻的独联体国家成为首选目标对象国。MTC公司目前已经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运营，并在2006年宣布将收购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家的移动运营商。VimpelCom目前进入的独联体国家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但同时，这种单纯依靠扩大基础用户数量来维持的做法，很快将导致市场饱和，迟滞整个通信市场前进的步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俄罗斯移动通信企业如果不放弃单纯靠扩大用户数量来赢利的初级竞争手段。不寻求更多元化和深层次的高水平服务的话，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必将止步不前。
(二)市话市场
俄国内拥有92家传统电话系统运营商，2700家新的运营商。新运营商主要以现代化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努力吸引有支付能力的客户。许多运营商公司的规模一般较小，只有三个公司电话的数量超过100万部：莫斯科城市电话网公司、彼得堡电话网公司和莫斯科州的电子通信公司，它们的电话拥有量占全俄电话拥有量的22％。根据俄联邦《关于自然垄断法》，在电信领域对传统运营商的收费和投资由政府机构俄联邦反垄断政策和支持企业经营部协调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种财政补贴，市话服务收费的标准实际上低于提供服务所需费用。
(三)国内和国际长话市场
俄罗斯电信股份公司(Russian Telecoms)控制了俄长途电话70％的服务市场，其他运营商无论经营何种业务都必须使用该公司的设施。俄邮电信息部的官员认为，在竞争的条件下，现在俄罗斯电信公司在这一服务领域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渐减少。由于市内电话系统有各种补贴，而国内和国际长途电话系统没有这种补贴，长话收费标准较高。
(四)卫星通信市场
困扰俄罗斯卫星通信市场的是现在运行的国产卫星数量在减少，不仅不能覆盖本土，更谈不上满足国际通信服务的需要。至2007底，俄罗斯建立了2万～2.5万个小型卫星接收站，但和美国仅一个厂家就有数十万个接收站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仅如此，近一半的接收站安装在学校(约5 500座)和用于公共服务机构(约5 000座)，其中，服务于政府机构的占50％～60％，大型企业集团占15％～20％，中小型企业10％～15％，面向个人服务的仅1％～3％。计划2008年初覆盖全俄的18颗卫星中，仅有13颗可正常运行。
另外，俄罗斯有意建立自己的全球系统并已生产出第一批全球卫星定位系统(F30HACC)接收器。但是要想与独领的美国GPS系统争夺市场，俄企业还需克服许多困难。主要问题是：缺少全覆盖的轨道卫星组、精密度高的电子地图和导航信息接收器；缺乏国家资金扶持，企业无法形成规模生产，俄产导航系统的价格居高不下，很难为普通消费群体接受。目前在零售市场，消费者能够购买的依然是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市场GPS系统的销售年增长率为300％，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25％～30％。这一数据表明了市场需求的旺盛，同时也意味着迟到的俄罗斯企业正在失去这一市场。
(五)宽带市场
俄罗斯的宽带市场刚刚起步，但成长迅速。2006～2007年市场增长60％，达16亿美元，占互联网接人市场收入的72％。宽带用户比例达到全部网络用户的70％。主要宽带服务商的用户总数超过1214万。1/2的宽带用户集中于莫斯科。四大公司――KoMcrap――blpexx，Kop6rma TeneKoM，KOMKOp－TB和1LleHTen的市场占有率达50％。起步较晚的莫斯科以外地区成为宽带用户新的增长源。远东、西北、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的半数以上教育机构已接入宽带。
宽带接入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家庭宽带的普及。2008年上半年，家庭宽带用户数量832万，比2007年增长了78％。尽管增长比较迅速，但总的说，俄罗斯宽带普及率还很低，其原因之一是价格偏高。
此外，无线宽带市场前景广阔。2007年底，以遍布全俄的邮政网点为基础的互联网公共接入点已达3万个，其中具有世界先进标准的无线公共入网点1万余个。据俄罗斯《普遍服务计划》和《数字邮箱计划》，到2008年7月，互联网公共接人点的网络接入速度将提高到256千比特/秒，基本满足用户需要。资费的降低和网速的提高无疑对潜在用户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刺激市场需求。
(六)数字内容市场
当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达到一定程度，随着客户的数量趋于稳定和基本费率利润空间的下降，服务商将很难只依靠基本通信费用(包括网络使用费用)获得利润。未来数据传输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与数字内容产业相融合，而不是仅仅扮演数据传输渠道的角色。目前，俄罗斯数字内容市场刚刚起步。
广告仍是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2008年。俄罗斯互联网广告收入为60亿卢布。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网络服务提供商将更多地致力于通过lP电话、IP电视和在线游戏等网络数据传输服务以获取高利润。2006年俄罗斯数字内容市场收入约4.8亿美元。按照服务渠道，85％来自移动通信网络，15％来自互联网。就内容分类，72％来自娱乐服务，18％来自交际联络服务，10％来自信息服务。在互联网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移
动通信网络成为消费者获得数字内容服务的主要渠道(约占总量的85％)。
二、俄罗斯电信产业走势
(一)规模扩大、增长放缓
进入本世纪以来，移动通信后起直追，带动俄罗斯电信市场飞速增长。据俄罗斯信息技术及通信部数据，近年俄罗斯通信市场一直以30％以上的增速迅速发展着。截至2007年，俄罗斯提供通信服务的企业有9万多家，通信服务收入规模突破1万亿卢布。其中电信服务市场连续几年保持15％以上的增速，收入达9630亿卢布，成为新一轮资本角逐的经济热土。随着移动基础市场的饱和，整个通信市场增长放慢。
(二)非垄断化进程缓慢
在俄电信行业的传统电信业务中垄断犹存。电信行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造始于1992年，形成了一百多家股份制公司。由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产生的传统运营商垄断了俄国内和国际的长途电话业务及市内有线电话业务。其中，CВязЬинВесТ，MTC，BЦΥМпкоМ和MeraфoH四大巨头一直占据俄电信市场的半壁江山。2007年，上述公司收入总和占俄电信市场总收入的81.5％。
通信投资公司是俄目前规模最大的国资控股集团公司。该集团控股的俄罗斯电信公司拥有除莫斯科市话外的所有固话网，同时在一些州拥有GSM和CDMA牌照，控制了3000多万门固定电话资源、俄绝大部分的传统电信基础设施和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由此垄断了全国的国际国内长途电话业务。然而，这种垄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通信投资公司承担了向俄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内务部、紧急情况部、联邦国防委员会、司法部等部门提供相关电话服务，相关法案规定这些“特殊用户”在私有化后，即使在欠费的情况下也应享受畅通无阻的服务。
为打破垄断，俄罗斯放宽行业准入标准，但由于多种原因，实际实施情况并不理想。鉴于此，与传统的运营网络同时存在的4500家新的运营商中，多数从事新技术方面的服务，如移动通信、国际互联网、电子数据传输和卫星技术等。在俄电信服务市场中，目前这些新的运营商的业务占整个市场份额的51％。
(三)市场对外开放度下降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私有化浪潮中，电信行业有大量西方外资进入，获得了俄基础电信企业的部分股权，但国家仍是最大股东。俄邮电信息部的官员称，外国公司只要遵守俄的相关法律，俄的电信服务市场是完全对外开放的。但实际上，外资进入的门槛依然很高。截至目前，只有加拿大北方电信集团、法国阿尔卡特、德国西门子、日本NEC、中国华为集团等公司获得了这一地位。近年来，由于担心外资的增加将会威胁到民族企业的生存和国家信息安全。俄有关方面已开始考虑对将要进入电信市场的外资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俄电信市场的开放度在下降。根据规定，外国人进入该领域不可注册独立的外资公司，只可建立合资公司，且俄方必须占有51％以上的股份。2008年2月，国家杜马通过《对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营部门利用外资的制度》的法律，规定当这些行业和部门外资的股份比例达到25％时，必须报请联邦政府特许。换言之，俄希望对本国的主要电信企业保持绝对的控股权。鉴于目前俄政府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市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显然有违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原则，因此该项法律尚未获得总统批准。但从近年来俄对外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倾向可以预见，俄未来电信市场的开放度可能远低于它所对外宣称和承诺的水平。
(四)行业标准有待统一和规范
俄移动公司数量众多，其中很多为地区性公司，因此无法形成全国统一的电信网络和收费标准，也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规范。各公司网络之间的互通尚存在着人为和技术，加上基础设施不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除以价格战争夺用户之外，一些移动公司开始采取提高接入其他通信公司网络通话费用的竞争手段，某些基础电信公司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利用其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以限制与自己存在竞争关系的移动公司的竞争力。因此，统一、协调、健全的市场体系还有待通过竞争和标准化逐步形成。
(五)志在成为欧亚数字枢纽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俄有意成为沟通亚欧的桥梁，一些通信商纷纷开始兴建和扩建骨干通信网络，为进军国外市场作准备。
2007年前9个月，俄罗斯有6000公里国际有线传输线路投人使用，这一数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8.5％。仅2007年一年，俄罗斯新建和扩建的骨干网络项目就有至少14个。其中，代表性的项目是俄罗斯TransTeleCom(简称TTC)和日本NTTCom公司合作的“欧亚高速路”项目(EurasiaHighway)。“欧亚高速公路”项目旨在实现欧亚的电信网络互连，为跨大陆企业和电信运营商提供亚太地区与欧洲之间最便捷的无缝电信路线，从根本上提高欧亚数据传输的可靠性。TTC是俄罗斯固定通信运营商的前三甲之一，这家以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为主要股东的企业，力图利用俄罗斯的地理优势，将通信网络沿俄罗斯的铁路网而建，在俄罗斯全境设有950多个资源配置点。在欧亚大陆之间提供一个天然的通信通路，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2.8万公里)的预留陆上骨干网和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数字通信线路，从而改变之前欧亚间的数据传输主要依靠穿越印度洋海底和横跨美国的电缆系统来实现的面貌。2007年3～9月，TTC分别在香港、东京和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亚太区代办处。亚太区通信枢纽的开通为“欧亚高速路”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支持。显示了俄罗斯全面进军国际通信市场、成为欧亚通信枢纽的雄心。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9篇
传统电信设备商进入服务市场并不新鲜，就像运营商在发展基础语音业务上遭遇瓶颈一样，纯粹卖设备的行业空间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低，苦于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设备商们把目光聚焦在了服务市场。起步较早的企业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爱立信在电信专业服务领域方面居于业内公认的领先地位。2005年，爱立信在服务业务上获得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全部收入的16.4%,增长率超过20%。200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爱立信在这一季度实现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CEO思文凯将此归功于电信专业服务业务的推动。的确，爱立信一季度的电信专业服务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8%，势头非常强劲。
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同样开始把服务作为生财之道。2005年，中兴通讯电信服务收入为22.7亿元人民币，占其收入的10%左右。而在2004年，这个数字还只有14.2亿元人民币和6%。
就像当年IBM的转型一样，市场竞争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促使电信设备商正在开始尝试转型，服务已经成为这些厂商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运营商的需求
电信设备商的转型也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运营商。产业环境的变化使得运营商对电信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而必须“提前替运营商考虑问题”的电信设备商们敏锐地察觉到了电信服务市场的巨大机会。
爱立信大中华区副总裁李学修认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运营商都在努力谋求尽可能地减少投资成本，降低运营风险，把更多的投资和精力放在市场推动和树立品牌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为运营商提供新的服务内容。”
中兴通讯副总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大跃对此也深有同感：“中兴在电信服务业务上的战略是完全跟随运营商的战略制定的。以前很多服务是由运营商自己来做的，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运营商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很多运营商开始将有关网络服务的业务外包，设备商在服务市场的机会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网络，对于很多运营商来说，保持可靠的日常网络运营并确保最终用户的服务质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运营商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最终用户研究和树立品牌上，于是购买运营服务成为运营商新的业务增长趋势。荷兰运营商Telfort就已经尝到了购买电信专业服务的“甜头”，公司首席执行官Tonaande Stegge 说：“荷兰共有5家运营商，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在我们决定全力以赴树立品牌，进行营销和销售活动时，我们意识到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我大概有30%～40%的时间都花在了网络性能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上。而在选择了将这部分业务交给电信设备商运营管理之后，与网络相关的问题就只占用我2%～3%的时间了。”目前，全球的很多运营商，特别是那些新兴运营商都在尝试将更多有关网络建设甚至运营的服务外包给传统电信设备商，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爱立信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采用了爱立信提供的电信专业服务之后，运营商的成本平均下降了20%左右。
虽然中国专业电信服务市场还没有完全启动，但有迹象表明，中国运营商对网络服务的需求已呈上升趋势。中国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大规模固定和移动网络，目前的网络设备已有不少过了保修期，仍然需要进行维修和技术支持工作，而且这个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另外，3G启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2G与3G将会长期共存，网络维护的成本急剧增加。例如，中国移动对现在已建成的全球最大规模的2G网络设备的运营维护需求就非常巨大。中国移动先后在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启动了维保服务的集中统谈，以降低在这方面的投资成本。
最近几年，全球通信行业的增长持续放缓，在巨大的经营压力下，电信设备制造商不断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运营商对服务需求的增加为他们开启了另外一个广阔的市场。现在运营商需要的服务种类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往对服务概念的认知。
庞大的“新”服务市场
电信服务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过去的电信服务大多是在运营商购买设备的时候，设备商打包附送的，对于厂商来说几乎无法产生多少实际的收入。但是现在，电信服务的概念已今非昔比，设备商能够提供的服务已经延伸到包括网络规划、建设、运营维护等和网络有关的每个环节。如果说电信服务是一座金矿的话，那么在“新”服务市场的挖掘将成为未来这一市场的竞争焦点。
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当然也看到了“新”服务的市场机会。去年中兴在加纳也开始为当地运营商提供托管的管理服务，包括网络覆盖和容量服务。杨大跃说，中兴今年的目标是将来自海外的电信管理服务收入提高至少一倍。
服务的利润也并不总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丰厚，关键还看服务的层次。以前的基础服务基本都是作为增值部分赠送的。而电信管理服务合同的期限一般达5～7年，并且利润明显高于卖产品和基础服务。如果电信设备商想把服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那么必须在“新”服务上有所收获。
与全球的电信服务趋势相比，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特别是高端的管理服务，并没有真正启动，因此目前在中国开展电信服务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特色
诺盛咨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在中国，电信有偿服务在运营商的网络投资中所占比例仍然很低，普遍在10%～15%。其中还有不少部分在实际操作中会由设备供应商免费赠送，所以实际比例更低。根据国际惯例，有偿电信服务会在运营商的网络投资比例中达到20%～30%，所以这个市场目前在中国还是处于被低估的局面。
中国电信市场有些特殊，与全球其他市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运营商在中国并不是充分竞争的，这也导致了在很多市场发展进程和方向上无法与全球保持一致。不过随着运营商的转型和3G业务的启动，中国运营商对电信专业服务的需求将会剧增。对于设备商来说，在中国，电信服务同样存在机会，只不过具体做法要更加“中国化”。
思科在中国将服务部门单独出来就是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的策略。过去，思科的大多数中国客户的服务是由合作伙伴来完成的。但是像电信运营商这样的高端用户，还是期望能从思科本身直接获取服务。思科的这种做法正是因为看到了运营商在服务方面的需求逐渐加大，希望能够从服务方面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利润。
爱立信与欧美运营商在服务方面的合作模式目前还无法在中国落地，虽然爱立信在中国仍然在做一些基础的服务工作，但他们认为中国市场的潜力很大。李学修说：“虽然中国专业电信服务市场的发展水平与全球有差距，但正因为如此，机会也更多。”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随着3G的到来，特别是原来没有移动通信网络运营经验的固网运营商很有可能拿到3G牌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需要专业的设备提供商帮助他们建设3G网络并进行运营，运营稳定后再移交给他们。我们的机会也就出现了。”今年3月，爱立信与湖北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武汉市投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电信专业服务公司。一旦市场启动，他们将获得很有竞争力的市场地位。
对于设备制造企业向服务业务的倾斜，大多数厂商不愿意称之为转型，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卖产品仍然是他们的主业。杨大跃说：“目前对于设备供应商来说，通过服务增加收入只是一个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更好地进行产品销售。”
通信服务市场范文第10篇
7月7日，网易业绩预警，称短信业务的业绩将不抵预期。由于市场预期短信业务将占网易2004年全年收入的25%，短信收入前景不佳令该股在两天内下挫16%，公司股价自今年6月份起已经下跌三分之一。类似的，短信业务在新浪收入中所占比重近半，新浪也受短信业务预期的影响，连续下挫，从6月份起累计跌幅已经达37%。
市场主要的忧虑在于：中国无线增值服务市场、特别是短信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2G领域的领头羊是否能成为2.5G市场的领导者目前尚不明朗。其实，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分析师很早之前已经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市场应该明白，同短信市场相比，未来2.5G无线增值服务市场的增长机会、市场份额的获取，以及竞争优势会有很大的不同，短信服务的领先公司在2.5G市场中推出新产品，不一定就能获得领先优势。”
短信市场日趋饱和
统计显示，由于无线增值服务市场增长较快，但进入门槛较低，2003年中国新增大大小小无线增值服务商1000余家。然而各公司主打产品基本以交友社区、图铃业务和娱乐资讯业务为主，产品设计指向最大用户群，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因此，目前中国短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服务商竞争的焦点较多表现为维护同电信运营商的关系和更新推广方式上。
在相对已经饱和的2G无线增值服务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拥有品牌优势的大型SP（服务供应商）――其中最主要的是互联网门户网站、以及腾讯、掌上灵通等公司。据电信咨询公司BDA的预测，这些大型SP已经瓜分了70%的2G无线增值服务市场。而小型的SP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存活，很大程度取决于它们同当地电信运营商的关系以及能够提供更加专门的产品――例如当地的信息服务等。
2.5G无线增值市场前景可观
在竞争加剧的同时，由于2003年国家出台了大量关于整顿短信市场的法规，信息产业部对短信内容的监管力度加大，使得短信业务增长放缓。 Tom Online的业绩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该公司短信付费订购净增长下降，2003年第二季度为300万，第四季度下降到100万，订户平均下载数量第一季度为15条，第四季度下降到8条。
不过，新一代无线增值产品却显示出光明的前景。据IDC 统计，中国2003年彩信服务的市场规模为2.2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84%，未来将高速发展。
电信运营商和手机生产商的努力，对推动2.5G无线增值服务市场的发展功不可没。为了阻止每单位用户收入（ARPU）的下滑，各移动通信运营商都倾注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推动附加值更高的2.5G服务；而为了推进产品的更新换代，手机制造商也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广告宣传，介绍拥有彩信、WAP和JAVA功能的新型手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5G服务很好的宣传。
不过，从短信向高档的应用过渡，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价格因素。2G的无限增值服务（例如彩信和WAP）的价位较高，而中国手机用户对价格十分敏感。
新市场先到先得
一些小型的SP正在积极推进2.5G服务，希望在大型SP未坐稳市场的时候划分出自己的领地。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空中网。该公司2002年成立，一直致力于开发2.5G服务，目前已经是中国移动“移动梦网”平台上最大的2.5G服务供应商，2004年第一季度收入较上季度增长了86%，达到715万美元，几乎等于2003年全年的收入。
大型的SP竭力保持自己在2G市场的份额同时，已经开始升级服务――它们一方面加紧内容的内部开发，一方面寻找传统媒体作为合作伙伴，推出新产品，它们希望借助自己在2G服务领域的用户基础，推广2.5G产品。例如，搜狐已经同迪斯尼结成伙伴关系，推出彩信产品；网易也已经开始采购MTV内容，将音乐内容增加到短信服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