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控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3:33:28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性；必要性；司法控制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
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人类理性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一个理性作用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种变化过程，它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化，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化，其具体表现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的剧增。而理性化在客观上要求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应得到有序的安排，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管理能力，其扩增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需要。然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扩张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问题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界定
英国著名的法官霍尔斯伯勋爵在一个案件中提出：“自由裁量是指任何事情应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它应该是法定的和固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模糊的、幻想的，它必须在所限制的范围内行使。”①王名扬指出：“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对于作出何种决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各种可能采取和行动方针中进行选择，根据行政机关的判断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某种行动。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②德国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行政机关处理同一事实要件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构成裁量。法律没有为同一事实要件只设定一种法律后果，而是授权行政机关自行确定法律后果，例如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或者赋予其特定的处理幅度。”③
在我国，自由裁量权的概念最早见于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该书提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裁量的行政措施。”④
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论断，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大同小异。相同点是：（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前提是法律对于符合法律要件的事实，并非仅规定一种法律效果，而是规定多数法律效果或某种行为范围，使行政机关自己决定；（2）行政自由裁量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决定是否作出某个行政行为；二是在各种不同的法定措施中，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哪一个。（3）行政自由裁量权并非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其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同点是对自由裁量权存在范围的表述方面。有人认为，自由裁量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领域；有人认为自由裁量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还在抽象行政行为中存在。
其实，从理论意义上讲，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行政权的特殊形态，不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也存在于抽象行政行为领域。
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归结起来可分为下述方面：第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弥补实在法律的不足。法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永远是滞后的。对于新出现的各种情况，行政机关必须拥有自由裁量权来处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第二，由于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因此，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于具体事实的过程中，必然牵涉到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以及根据客观事实选择相应法律条款，在此适用过程中必然需要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第三，法律关于行为的种类和幅度规定存在诸多可供选择的规定时，行政机关在具体适用时也需要自由裁量权，才能作出合理、公正的决定。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必要性
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是否享有司法审查权，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权和审判权是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各自享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职权，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享有不受司法干预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权并非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也有司法审查的必要。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控制问题，韦德曾提出，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也不存在不受司法复审的行政自由裁量权。⑤虽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包括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但706节又规定法院有权撤销行政机构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⑥德国行政法学者毛雷尔也指出，裁量并没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任意，不受法律约束的裁量是不存在的，行政法院有权监督裁量是否遵守了法律。⑦为了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各国纷纷探索建立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机制，其中司法控制被视为最有效的模式。就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也肯定了对行政自由裁量司法控制的必要性。⑧
对行政自由裁量司法控制的模式
一，大陆法系模式。在法国，行政法院通过越权之诉监督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法国行政法院有权撤销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私人利益、或目的虽符合公共利益，但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特别目的，以及程序滥用而作出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⑨在德国，行政法院对行政裁量行为的监督与其它行政行为相比有所松动，但对于裁量瑕疵的行为，行政法院仍然享有监督权。根据德国学理和司法实践的总结，裁量瑕疵有以下表现形式：（1）裁量逾越，即行政机关没有选择裁量规范的法律后果；（2）裁量怠慢，即行政机关不行使法定的裁量权；（3）裁量滥用，即行政机关根本没有规定裁量规范的目的。另外，行政机关使自由裁量权，还必须遵守德国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比例原则，否则也构成裁量瑕疵。
二，英美法系模式。英国的普通法院依据“合理”标准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进行司法控制。在英国，“合理标准是通过对法律所作的正确解释所指明的标准。这种标准分清了哪些是法定机关有权做的，哪些是无权做的。划清了正确行政或滥用权力的界限。如果有一个决定没有合理权力依据，那么该决定就常被称之为不合法。这就是现在所普遍称的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的实质。”⑩英国很多著名法官对于不合理的标准形式都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报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成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他（迪普洛克大法官语）。”在美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一直是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支持法院有权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者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节为理由。由于这一不同的规定，造成了持久不息的争论。在美国实务界，法院总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来决定是否对某一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根据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般认为第701节第二项规定的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司法审查，主要基于法院的自我克制，这里的排除只是部分的排除。美国的普通法院在审查自由裁量问题时一般是考虑下述因素：（1）问题是否适宜由法院审查；（2）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司法的监督；（3）法院审查对行政机关完成任务的影响。
三，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评析。对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标准，我国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合理性原则为标准，一种观点认为以合法性原则为标准。合理原则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选择，不会发生违法的问题，只存在当与不当的问题，由此必须依合理性原则为标准审查该类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为把所有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视为行政不当行为，从而主张对该类行为以合理性原则为审查标准是不恰当的。实质上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个行政不当的行为了，而转化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如果确实是一个一般的行政不当行为。在我国，法院是无权审查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在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合法性审查。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任何不违法、仅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享有司法审查权。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没有必要为法院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人为地再树立一个合理性审查原则，以合法性审查为标准完全可以解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问题。
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具体操作
从审查原则来看，笔者认为在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应坚持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之所以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就是因为该行为失去了自由裁量行为本身的性质而转让化成为违法行为。这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正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和第706节的规定一样，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法院又有权取消专横、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或其他的不符合法律的行为。
由此可见，法院对自由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界限就在于该行为是否违法。也就是说，只有对于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才有监督的权力，对于不当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则不具有监督的权力。当然这里所提的自由裁量的违法，不但包括对具体法律规定的违反，也包括对法的原则和法的精神，公平、正义观念的违反。具体来说，法院对于自由裁量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可以采取下述标准来进行：
一，超越自由裁量权。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超越了法定的幅度和范围，是一种明显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对于该类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人民法院有监督的权力。例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某一违反该条例的行为法定处罚种类是200元以下罚款或拘留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安机关对该违法行为科以了250元的罚款，这种处罚就是一个明显的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该处罚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撤销。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所谓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没有依据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和精神来执行法律，而是依个人意志武断、专横地作出行政行为。实际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标准是专门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设置的。《行政诉讼法》之所以把显失公正单列出来，就是因为行政处罚在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
①⑤⑩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68-70页、77页、79页。
②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614页。
③⑦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129页、610页。
④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⑥参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701节、706节之规定。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理论 资本制度 影响
引言
在公司制度的变迁中，公司的资本制度演进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方面，从世界各国公司资本制度变迁的实践来看，应用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或是折衷资本制的国家，不仅具有所属法系的差异，同时在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管制制度乃至整个市场制度方面也都具有明显的不同。尽管目前公司资本制度问题的研究在内涵和外延上呈现出极其多样化的现状，但诸多方面的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是要解决如何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解决好保障资本利益和市场交易安全与适应公司经营需要、发挥财产效益优势的矛盾的问题，三种不同的资本制度，则是在这一矛盾关系下不同的价值偏好的选择。资本制度实际上是在肯定了资本要素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收益和风险对称特征所给出的一个使之达到均衡状态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首先取决于资本要素的收益和风险对称特征，因此，公司资本制度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实现资本要素收益和风险的最大对称。现代财务理论是目前为止解决资本收益和风险对称问题最有贡献的理论体系之一，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资本要素，收益和风险度量、公司财务受托责任和公司价值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或成就不仅业已形成了完整的概念表述而且已经被相当多的实证结果验证了它的可接受性，作为一个影响公司资本制度变迁的极重要的因素，它为我们解释资本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极其有意义的理论基础。
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法律性质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选择和创新，都是围绕制度安排的价值目标――安全与效率而展开的。其中安全是指交易安全，是公司法首要的价值功能。公司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充满着投资风险、交易风险乃至种种不实和欺诈的风险经济，因此如何使社会投资风险、交易风险降至最低，摒除欺诈，为交易主体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就成为作为公司法基本内核的公司资本制度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因此，公司资本制度关于公司创立、运营、终结时的种种严厉的规定便自在情理之中。而效率本是经济学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逐步繁荣，经济学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技巧介入法律研究领域，效率理念成为法学基本理念之一。公司法作为商法中受社会和经济秩序变更影响最大的分支之一，其价值目标的构建无疑首当其冲。作为现代公司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司资本制度，自然也应该在降低筹资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应有的制度功能。总之安全与效率在公司资本制度的构建上缺一不可，但事实上两者一直处于价值冲突和动态平衡之中。各国所采用的不同的制度模式体现了各国立法者在对公司制度进行选择时的价值取向。
不仅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在公司资本制度的制定上越来越倾向于现代化和自由化，注重公司法效率的价值功能，而且原本严格贯彻“资本三原则”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不断地放宽资本制度的规定，向“效率”靠拢。
资本制度的财务学解析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根据当时财务管理活动主要内容的变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筹资管理研究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日常资金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30年代-50年代），投资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现代财务管理发展和完善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现代财务管理理论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这里，我们无意叙述各个发展阶段的概况，而以现代财务理论的发展对资本制度变迁的影响作为讨论的重点。
（一）期权定价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
财务理论认为想降低风险，方法是在投资前较准确的预测风险之所在，投资后对其加以有效的管理控制。因此投资前预测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预测风险取决于有效的对风险投资加以评估。1973年5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Fischer Black教授及Myron Scholes教授合著的一篇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期权定价与公司债务》的文章中提出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理论。该理论可以构造出一种以战略净现值最大化为投资目标的风险投资决策模型。应用该模型合理地评估风险投资机会的价值，有效地解释风险资本家投资时机选择和投资期限决策行为，可作为风险资本家进行风险投资决策的操作依据。在随后的发展中，金融经济学家针对Black-Scholes模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提出了对它改进的各种各样的期权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的推广研究和应用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风险管理理论是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资本收益和风险对称的问题。在财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马柯维茨的均值-方差理论、Downside-Risk方法与哈洛资产配置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这些理论都对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人们对资本收益与风险关系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的转变，公司财务管理中风险投资的预测和管理得到了空前发展，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更加理性。决策的科学性与经营的合理性有利于降低企业的风险，保护企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司资本制度中“安全”理念的实现。此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投资风险不断加大，资本制度中“安全”与“效率”的矛盾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状况下，从资本制度的规定上看，此长彼消的情形时常出现，债权人不再满足于资本制度中机械的关于出资限额、出资类型等损害公司经营效率的法律规定，而更加关注于企业的长远利益，希望获得稳定的收益及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长远利益的保障更应该依赖于公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驾驭风险、提高收益的能力，而不是自始就考虑通过繁琐的诉讼或担保程序就公司的资本获得清偿。
（二）企业价值理论
企业价值理论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耶鲁大学教授艾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y）的资本价值论，他于1930年提出资本预算的净现值法则，使人们知道公司价值是他们期望得到的红利的净现值。Fishery创造和发展的净现值法（DCF）是公认的资本预算决策的最优方法。1958年，Miller和Modigliani第一次系统地把不确定性（这里指未来收益流量的不确定性）引入到企业价值理论体系之中，精辟论述了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Miller和Modigliani（1961）在其《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价值》一文中阐述了利用四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推导出相同的基本估价模型，这四种方法分别是现金流量折现法、收益流法、投资机会法和股利流量法。虽然四种方法的使用要求一定的假设条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使企业价值的评估真正开始为人们所掌握、利用，为以后企业价值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企业价值理论不仅从数学方法上解决了人们评估企业经营绩效所面对的困难，而且在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中体现出极为重要的两点：一是企业价值是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二是现金流量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即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才是创造企业价值的唯一途径。
公司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与公司运行效率息息相关。法律赋予公司独立法人身份，并给予股东有限责任的权利，目的就是为了公司能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优势，高效率运作，如若不能，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损害了股东、债权人等的利益，而公司资本制度的存在目的就是在于使公司这一财富增值手段得到有效发挥和利用，所以公司资本制度的出发点也应该是促进经济效率这一价值取向的实现。财务理论中的企业价值理论一方面为公司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保证企业经营安全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又从理论源头上再次表明在公司资本制度中“效率”才是“安全”的真正保障，公司资本制度规定中不顾“效率”只注重“安全”的做法只会使企业价值受到损害，债权人的保护得不偿失。
（三）现代公司控制论
20世纪80年代是企业兼并与收购的十年，在财务理论中，现代公司控制论也在此期间产生和发展起来。1980年，布拉德利（Bradley）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现代公司控制的文章，研究目标公司被宣布收购后的股价变动情况。布拉德利最大贡献在于它对所研究的结果做出了合理解释。依据其理论模型，投标公司管理当局发动的收购要约，主要目的是为获得目标公司资产控制权和管理权（因为目标公司的管理目前没有达到最优化）。一旦收购成功，收购公司将会对目标公司实施更有效的经营战略，经过有效的经营管理来获取利润。该理论含意深刻，一方面它对自由并购的资本市场的经济优势进行了论述；另一方面它对并购市场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至少在发达资本市场上）。随后，得益于布拉德利文章的启发，有关公司控制的研究与并购市场一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有Jarrel、Brickley和Netter（1988年）有关普通股表决权的经济功能、公司董事会的合适角色，集中型与分散型股权结构评价的论文，以及Jarry和Poulsen（1987年）、Ryngaert（1988年）等学者研究的并购防御和“毒丸计划”。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期里，在并购市场和公司控制理论发展的共同影响下，财务研究者已经能够设计出较为科学和准确的模型，来描述发达资本市场下公司控制和治理的实施情况。
财务理论中现代公司控制论的出现推动了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公司组织中利益相关者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的要求使公司治理成为公司制的核心，以公司法为代表的整个一套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其功能之一就是维护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公司治理的完善成为公司法制定的重点。现代公司控制论的发展为人们观察、研究资本市场条件公司的控制和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制定有效的公司资本制度提供了依据。而且在现代公司控制论的启发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的是一个以法律法规、资本市场、股东及中介服务共同作用的保障力量（李量，2003），单纯靠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是不切实际的，必然损害公司发展和前进的动力――自由竞争，最终被市场淘汰。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组织的日益完善，各种中介服务的开展，公司中股东权利制衡机制的逐步建立，公司法别是资本制度必然给公司以更多的自治空间，还公司以本来的面貌。
可以看出，现代财务理论的发展是影响公司资本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以上方面的论述仅仅是该分析思路的一个切入点。
结论与启示
本文突出了在公司法资本制度变革过程中现代财务理论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财务理论是促使资本制度演进的唯一重要因素，事实上，制度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关于制度源起、发展、变革原因的统一结论，我们只是认为，财务理论在解析资本要素变迁、资本收益和风险对称等问题上与资本制度所强调的“安全”与“效率”的价值目标有不少吻合之处，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资本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是我们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相信，随着各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之间交流、融合的加强，资本制度的财务学分析必将带给会计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李心合.企业财务理论研究：回望、反思与前瞻.财务与会计，2009(10)
2.伍中信，陈共荣.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财会通讯（综合版），2006(2)
3.朱慈蕴.公司资本理念与债权人利益保护.政法论坛，2005(3)
4.王化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
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2002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 “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
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
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 [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
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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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原文参见《政法论坛》，2000年第6 期第21-33页。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4 期第2-14页。
[2] （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
[3]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 309页。
[4]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页。
[5]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 314页。
[6] 参见：《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 月第1版。第 23-24页。
[7]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页。
[8]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页。
[9] 参见：法律图书馆网，/lw/
[10] 参见：《法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发展》，季涛。《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庄金锋、崔惠平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52 页。
[11] 参见：《法治泛论》，卓泽渊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15-316页。
[12] 参见：《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葛洪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131-136页。
[13] 引自：《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 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82-86页。
[14] 引自：《法治泛论》，卓泽渊 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4页。
[15]]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页。
[16] 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第1版。第 7页。
[17] 参见：《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552页。
[18] 引自：《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65页。
[19] 参见：《系统方法与国际法》，张若思 著，《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第497-498页。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侦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具备自己的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查学界忽视甚至回避对基本原理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在侦查学中，只有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破案的理论才值得研究，而那些不能直接应用于破案的、，或者虽与破案关系密切但暂时发挥不了作用的基本原理就不值得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得我国侦查学界在侦查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方面相当薄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侦查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对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对基本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专著方面，武汉教授的《刑事侦察原理》、何家弘教授的《同一认定—犯罪侦察方法的奥秘》、王传道教授《侦查学原理》等著作的相继问世，表明了我国侦查学界对侦查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论文方面，何家弘教授的《司法证明同一论》、刘品新副教授的《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等论文为我们研究侦查学基本原理指明了新的方向。综观侦查学界对基本原理的研究，可以概括出以下五种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物质交换原理、逻辑推理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三论”原理。
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认为，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是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那么作为独立学科的侦查学也自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些学者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物质论、认识论、联系发展理论、因果关系论）深化到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侦查学自身的特定的基本原理。
（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它具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第二，物质是客观的；第三，物质是可以被认识的。犯罪行为是受犯罪意图支配的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或物进行侵害或侵犯的行为。由于构成犯罪行为的时、空、人、事、物五大基本要素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犯罪行为也具有客观实在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原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犯罪行为是可以被认识的。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久侦未破的案件，随着侦查的深入和推进，始终都存在着破获的可能性。犯罪行为是终究能被认识的。于凤玲同志主编的《刑事侦察学教程》一书认为，物质论是认识犯罪的基础理论，其理由有三：第一，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反映。第二，犯罪行为是可以被认识的，刑事案件是可以破获的。第三，犯罪行为形态是侦查破案特定的物质基础。孟宪文教授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刑事侦查活动的认识基础。构成刑事犯罪行为的要件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犯罪行为结果是通过物质的运动变化展现在侦查人员面前的；侦查活动性必须以犯罪行为的“客观实在性”为依据。马忠红教授在《侦查学基础理论》一书中认为，犯罪行为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是决定犯罪行为可知性的根本依据；也是侦查原理的根基和出发点，是侦查的可知性原理，为侦查破案提供了可能性。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活动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说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王传道教授在《侦查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侦查破案的过程就是认识过程，认识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其理由有四：第一、犯罪是物质的运动形式。第二、犯罪具有特殊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三、犯罪具有普遍联系性。第四、犯罪事实的可知性。王教授认为，侦查认识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共同的党性、阶级性、实践性特征外，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即侦查认识主体的法定性，侦查认识客体的复杂性，侦查认识对象的模糊性，侦查认识的动态性。孟宪文教授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指导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理论，其理由有二：第一、刑事侦查活动是侦查认识论的对象；第二、侦查人员的认识活动必须符合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发展理论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又是运动发展的。犯罪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与周围的事物普遍联系的。犯罪各种要素之间也是普遍联系的。一起犯罪案件是各要素相互联系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犯罪的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联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和发展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侦查人员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和发展的理论来对待侦查。孟宪文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是刑事侦查活动的思维向导。犯罪活动各要素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种联系可以作为侦查破案推理判断的基础。同时，刑事犯罪诸因素联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侦查思维活动应是多方位的。
（四）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论
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论认为，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顺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本质联系。世界万事万物均处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之中。没有原因的结果和没有结果的原因都是不存在的。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必然是其他社会现象的结果。一起具体案件的发生，是由其具体的原因所引起的。具体犯罪行为过程上出现的各种现象，又由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形成。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是由结果追溯原因，探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解开因果锁链的过程。因而，因果关系原理是案件侦查中的一个重要原理。王福相主编的《侦查学总论》一书认为，因果关系论是侦查学的基本原理。因果关系原理是认识案情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推进侦查活动的动力，是提高侦查自觉性的必要条件，同时，因果关系还是防范控制犯罪的重要理论依据。诚然，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揭示刑事侦查活动的客观规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但是，我们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来代替刑事侦查活动自身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一般可以指导特殊，但不能代替特殊。
二、物质交换原理
20世纪初，法国侦查学家、法庭科学家埃德蒙•洛卡德（1877—1966年）提出了著名的物质交换原理（也称洛卡德交换原理）。该原理认为，两种物质客体在外力的作用下相互接触、摩擦、撞击，会引起这两种物质客体接触面上的物质成分相互交流和变化。这种交流和变化的现象就是物质交换。物质交换原理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物质相互交换原理；二是交换后的物质能量守恒的原理。犯罪行为是受犯罪意图支配的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或物进行侵害或侵犯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其实是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发生的强烈碰击，既然两种物质的接触能发生物质交换关系，那么，犯罪主体与被侵犯客体这两种物质实体之间的‘剧烈撞击’同样也会引起物质互换关系”。①马忠红教授在《侦查学基础理论》一书中认为，尽管犯罪行为是过去式状态，但根据物质性原理和犯罪留痕原理（由物质交换原理引申而出），犯罪必然会留下痕迹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为侦查人员认识犯罪行为搭建了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最直接的媒介。所以，物质交换原理是侦查的媒介性原理。“总的来看，物质转移（交换）原理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因果制约规律，体现了能量转换和物质不灭的定律。这一原理对侦查学的理论与实践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不仅是研究微量物证，细致取证的基础，也是研究现场勘查的依据，更是研究侦查对策的基石。”②物质交换原理作为侦查学的基本原理，现已被我国侦查学界绝大部分学者们所认同。刘品新副教授在他的两篇论文中对物质交换原理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在《论侦查学的基本原理》一文中，他认为无论是痕迹性物质交换，还是实物性物质交换，究其实质都是物质性信息交换。交换的内容则是双方的信息，而且是可为人们所认识的信息—物质性信息。故此，物质交换原理亦可以称为信息交换原理。③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出了侦查学中的信息交换原理，但并没有对该原理作进一步的阐述。在其后不久发表的《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一文在对侦查过程中的物质交换原理和侦查的信息论分析两大课题研究的历史局限性予以深刻检讨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他指出，“从信息论的角度上讲，犯罪过程是一个信息转移或交换的过程。作案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必然会同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之间发生信息转移甚至互换。”④该原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第二，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构成；第三，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相关模型；第四、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独特规律。刘品新副教授提出的“信息转移原理”是一个以传统物质交换原理为基础的理论，是对传统物质交换原理的升华。它强调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不可避免，是信息论用于分析犯罪过程的一个结论。不过，信息转移原理只是利用信息论深入揭示了犯罪过程中的一种信息现象———信息转移现象，而对犯罪过程中的其它信息现象没有涉及。刘副教授同时还指出，利用信息论对信息反馈现象、信息互动现象等加以挖掘，也许还能提炼出所谓的信息反馈原理、信息互动原理等。这也为我们研究侦查学的基本原理指明了新的方向。#p#分页标题#e#
三、逻辑推理原理
逻辑推理原理本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领域均会使用到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之所以会成为侦查学加以特别研究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因为侦查活动是一个高层次的思维过程，对于逻辑推理理论的应用有其自身的一些鲜明的特点。孟宪文教授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和马忠红教授著的《侦查学基础理论》一书均认为，侦查学中的逻辑推理原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关于推断的逻辑理论；关于逻辑证明的理论；关于侦查思维的逻辑规律；关于侦查假设的理论。在侦查的初期，侦查人员往往只占有少量信息或模糊不清的材料，而最终要完成侦查的任务，揭露证实犯罪和捕获犯罪嫌疑人，推断必不可少。侦查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无论是对于案件性质的确定，还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提出侦查假设，都必须有严密的逻辑证明，这样才能保证侦查决策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侦查思维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综合运用，但以逻辑思维为主，基本上属于逻辑思维范畴。侦查思维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即溯因律、排疑律和理由律。侦查假设是指根据案件已有的事实材料，借助于逻辑推理、逻辑证明和逻辑规律，对案件部分或全部内容给予假定说明。侦查假设具有客观性、推测性、逻辑性、动态性的特点。在当代侦查中，由于智能型案件的增多，侦查假设的作用日益突出。周应德教授指出，“侦查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不断推理的过程。侦查推理的全部意义和作用，正在于利用已知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去寻找和探索未知的事实和证据。”①总之，逻辑理论上述四个方面的功能，在侦查破案中几乎无处不在，发挥着指导、中介、开拓等重要作用，所以，逻辑理论是侦查学的一项方法性原理。
四、同一认定原理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在所有侦查学基本原理中，没有一种理论象同一认定原理那样引人关注。特别是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同一认定理论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在对同一认定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同一认定的历史来由，理论依据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前一个问题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同一认定是在断狱破案与认定罪犯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一认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各门鉴定学科（如法医学、人体测量学、指纹学、笔迹学、毒物学以及司法弹道学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这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均为同一认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关于同一认定理论依据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均将客体的特定性、相对稳定性和反映性作为同一认定的理论依据。然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特别是对同一认定的定义，它在侦查活动甚至是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上至今尚无统一的认识。
（一）同一认定的定义
80年代初期，学者们最初在物证鉴定学中加以阐述,纵观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同一认定是指以解决是否同一问题为目的而进行科学检验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称。第二，同一认定是指专门研究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确定受审查的嫌疑客体（人或物）同犯罪事件有关的正在寻找的那个客体是否同为一人或同为一物的科学理论。第三，同一认定乃是以查明被比较客体是否同一为目的检验过程。②何家弘教授对同一认定理论进行了拓展，提出在整个侦查领域中的同一认定理论。他认为，“同一认定是一种专门的认识活动，即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了解客体特征的人，通过比较前后出现客体的特征而对这些客体是否同一问题所作出的判断。”③王大中教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进一步指出，“同一认定是指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经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和了解侦查客体特征的人通过比较其同步或先后出现的客体的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认定对这些客体是否与自身同一作出的判断。”④在对同一认定进行定义的过程中，有的学者把同一认定解释为一个过程；有的学者则将其看作一种方法；还有的学者把它当作一种理论。另外，学者们对同一认定中“同一”的解释也很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同一认定中的“同一”是指反映形象与反映形象之间的同一；有的认为“同一”是客体自身与客体反映形象的同一；有的认为“同一”是物体的各部分之间特征的同一，即物与物的同一。不过，更多学者认为，“同一”是客体自身与自身的同一。
（二）同一认定理论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定位
关于同一认定原理的定位问题，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鉴定同一认定论”（小同一认定论）、“侦查同一认定论”（中同一认定论）以及“司法证明同一论”（大同一认定论）三种。第一，鉴定同一认定论。传统的观点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只适用于刑事物证检验领域。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将其限定在物证检验的某个范围之内，认为同一认定的结果就是对需要认定的客体或对象以鉴定书的形式作出是与否的鉴定结论。第二，侦查同一认定论。它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侦查全过程的同一认定论。何家弘教授在《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一书中认为，同一认定是一种判断型的认识活动，科学检验只不过是认识客体特征的一种手段。侦查活动是以所要寻找的犯罪人为被寻找客体，以各个嫌疑人作为受审查客体，通过一系列局部的同一认定，最终判断嫌疑人与犯罪人是否同一。据此整个侦查过程就是一个大的同一认定过程，由若干个小的，局部的，具体人、物、事的同一认定所构成的链条。第二种是侦查同一论中的限定与发展的同一认定论。该理论认为，在犯罪侦查中，凡是以查明被比较的两个事物是否同一为目的，并以特征与特征的比较作为基本手段的认识与鉴别活动，均属同一认定。但是，在犯罪侦查中,并非所有的侦查活动均具有同一认定的性质，甚至不具有比较性质的证明活动也大量存在。因此，同一认定理论是侦查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但不是整个侦查学的基础理论。①第三，司法证明同一论。何家弘教授在提出侦查同一论之后，又将同一认定理论拓展到了整个诉讼领域，提出“司法证明同一论”。他认为，“司法证明的根本任务是识别案件特征，认定案件事实。而案件的事实特征都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证据才能反映到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人事同一认定’就是通过审查这些证据，看其是否正确、准确地反映了案件特征，然后再对这些特征的价值进行评断，看其能否达成‘人事同一’。”②#p#分页标题#e#
五“、三论”原理
近些年来，侦查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们引进世界最新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关于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新观点、新看法。例如，武汉著的《刑事侦察原理》、李锡海著的《侦察方法学》、王传道著的《侦查学原理》和郭晓彬主编的《刑事侦查学》等书籍中，都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剖析刑事犯罪活动和刑事侦查工作。侦查信息论认为，犯罪行为必取一定的形态，不同的犯罪形态反映不同的犯罪行为信息；犯罪信息不仅储存于犯罪行为形态之中，还储存于犯罪痕迹、犯罪行为结构及犯罪行为的联系等诸方面。侦查系统论认为，犯罪和侦查均为系统工程。任何犯罪行为都是由犯罪意向、犯罪时间、犯罪空间、与犯罪有关的人和物、犯罪原因、犯罪结果等物质要素构成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侦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反馈———再现”的系统过程，即任何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都包括信息的发现、信息的收集和储存、信息的处理、信息的输出、信息的反馈和犯罪的“再现”这一过程。侦查控制论认为，侦查是一个可以由侦查主体加以控制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犯罪信息的接受，还是犯罪的输出都是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受侦查人员主观意志的控制和制约。③侦查信息论是形成侦查判断、推理、假设和决策的前提，也是推进侦查、调整侦查策略的基础。侦查系统论是有效认识、把握犯罪行为和侦查过程的工具。侦查控制论则是通过对侦查控制系统的研究，为侦查控制提供新的原理和方法，从而为提高侦查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效果而服务。
关于“三论”究竟是侦查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科学的方法这一问题上，侦查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三论”与同一认定原理一样，也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三论”只是一种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不能与基础理论并驾齐驱。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20世纪中期出现的发展较快，影响极大的一门新兴科学。它与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自组织系统理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论、突变论）构成一个大的学科群，统称为系统科学。学者们通常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称为“旧三论”，而把自组织系统理论中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称为“新三论”。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以“新三论”代替“旧三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的观点。
六、其他观点
（一）“结合说”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同一认定理论，还是“三论”原理，都很难独自概括侦查学的全部基础理论。所以，主张将同一认定理论和侦查系统论结合起来并立为侦查学的两条基础理论。
（二）“方法体系说”这种观点认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就是指侦查学的方法论体系。侦查学的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开放的体系。其中，第一层次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它解决人们进行侦查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认识方法等问题；第二层次的方法论是以“三论”为代表的一般方法论，它解决人们进行侦查活动的一般认识方法问题；第三层次的方法论是以同一认定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侦查学专门方法论，它解决人们进行侦查活动的特殊规律和专门方法等问题。
（三）“刑事侦查活动规律说”这种观点认为，揭示和认识侦查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侦查知识系统化的基础，是发展侦查理论的基础，也是为侦查实践提出正确建议的基础。所以，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围绕着如何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来揭示侦查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弄清规律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进行。程小白教授在《刑事侦察学通论》一书中将刑事侦查对策优化原理（该原理主要研究侦查人员在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如何找到最合理的侦查行动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以达到最佳的侦查效果。）作为侦查学的基本原理。王庆明教授在《刑事侦查学总论》一书中提出，证据理论也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会计理论 会计研究方法 研究轨迹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5）18-0016-04
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建国以来，我国的会计研究大致经历了引进和学习前苏联模式、“”的研究停滞和扭曲、复苏和改革开放的起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这四个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的长足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因此研究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应从这一时期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的杜胜利、赵西卜、李梅（1996）对《会计研究》进行百期回顾（1980年至1996年已发行百期）并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进行透视，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2年为我国会计理论的起步阶段，1983年至1986年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目标确定与战略规划阶段，1987年至1991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理论的发育与成长阶段，1992年至今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繁荣发展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第四个阶段（1992年以后）做进一步详细划分，把1992至1993年称为第四个阶段，1994年至1996年称为第五个阶段，1997年至2001年称为第六个阶段，2002年至2006年称为第七个阶段，2007年至2012年称为第八个阶段，2013年以后称为第九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2），以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和《会计研究》创刊为标志，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冲破思想禁锢与束缚开始起步。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会计学术期刊是财政部主办的《新会计》月刊，创刊于1951年1月，创刊目的是为了介绍苏联的会计经验、传达政府会计法规、对疑难会计问题做解答。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1月，财政部率先创办了《财务与会计》杂志，紧接着1980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会计学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以会计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期刊《会计研究》，历经三十余年，迄今在中国会计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权威地位。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有：会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经济核算制，会计学科体系，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管理活动论，中美比较会计研究，西方审计介绍，翻译国际会计准则，会计立法，会计监督，会计史，经济责任制与会计问题，会计名词规范化讨论。这一时期的突破性进展是冲破“管理工具论”理论束缚，提出“会计管理论”新思维。这一理论成果迅速为广大会计工作者接受，并用以指导会计工作。会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政府的有关文件中明确予以体现，这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突破。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以“管理活动论”为代表的多种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其理论的产生。我国会计学界第一次形成了以“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为代表的会计学术流派，并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开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中外会计比较研究。
第二阶段（1983―1986），以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正式确立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标志，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了目标确定与战略规划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有：会计改革，会计法，管理会计，质量会计，责任会计，注册会计师，银行会计，会计理论建设，会计教育，会计研究方法，物价变动会计，司法会计，成本控制，中外合资会计。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提出会计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促使传统的记账算账报账型会计向现代的管理控制经营型会计的历史性转变。另外，以1985年《会计法》颁布与实施为标志，开始了会计组织与管理和会计法规制度体系的理论研究。
第三阶段（1987―1991），以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正式“中国会计学会科研规划”（“七五”科研规划）确定50个重点研究课题，成立七个专题研究组为标志，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发育与成长阶段。这一时期主要的论题有：深化会计改革，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破产会计，会计史研究，会计准则，资产计价与评估，会计监督，物价变动会计，财务改革与财务管理，国际会计，税务会计，三式记账法，人力资源会计，承包制与利润分配，教育成本，会计核算制度改革，货币时间价值，会计电算化，总会计师及微观会计组织与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这一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以经济责任制（承包制、利税分流）为基础，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以企业实践经验总结为依据的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另外，“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工作任务说明书”的制定，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有组织地、系统研究会计准则问题。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揭开了我国会计国际化研究的序幕，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四阶段（1992―1993），以1992年中国会计学会“八五”科研规划纲要的和财政部在深圳举办的“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为标志，进入了以规范会计核算标准即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为主轴的繁荣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深层次背景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的论题主要有：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关系的研究，企业财务制度，企业成本控制理念与制度，注册会计师责任与职能，会计课程设置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以1993年在全部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为标志，会计理论与实务步入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轨道，这是我国会计理论向国际化、应用化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第五阶段（1994―1996），以我国于1993年11月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主要论题有：具体会计准则，非营利组织会计，集团公司会计，合并会计报表，资本结构问题，国有资本保全，产权资本理论，制造成本，资金短缺问题，会计信息研究等。这一时期，大部分研究是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展开的。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年会，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几乎全来自国内外的会计学术界，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实务界，讨论的议题也主要限于会计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为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计划的颁布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六阶段（1997―2001），以1996年底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的为标志，针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引发的会计法规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业绩评价体制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主要论题有：中国与西方国家会计差异的比较分析，中国会计特色问题研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问题，完善和实施《会计法》的理论研究，加强会计监督问题研究，会计人员道德与自律机制，有关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与对策，注册会计师制度，国有企业资本运营，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与财务诊断问题，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研究，衍生金融工具相关问题等。在执行“九五”计划的关键时刻，朱F基总理提出了要大力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自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颁发企业会计制度，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剖析与会计有关的各种问题，开始关注会计新领域理论与实务的探索，为新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会计支持。
第七阶段（2002―2006），以美国出现的安然、环球破产事件以及我国的琼民源、蓝田股份丑闻事件为标志，针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内部控制、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会计职业道德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主要论题有：财务报告准则，投、融资决策，企业内部控制，会计信息披露与信息质量，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独立审计，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报表收益与现金流，企业合并会计、企业价值评估，风险导向审计，价值链会计，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等。这一时期，针对美国出现的诸如“安然”事件、美国环球电讯、美国环球航空等会计舞弊，以及我国出现的 “蓝田股份”“银广夏”等会计丑闻，在会计伦理、会计监督、会计信息分析利用、企业内部控制、政府监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涌现。另外，发生在这一期间的“蛇吞象”即联想集团收购IBM，使得会计界大量学者开始研究企业合并会计、企业价值评估等有关话题。
第八阶段（2007―2012），以财政部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三十八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为标志，表明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我国的会计改革已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较高的水平。主要论题有：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信息透明度、会计稳健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智力资本、人力资源会计，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及完善问题，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利益分配、财务困境、风险预警、全面风险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与资本市场效率，政府会计改革，高管薪酬、股权激励，绿色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的应用与评价，高校教育成本预算、核算管理，会计人才需求与会计教育改革，国家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若干问题等。这一时期，对新准则实施后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评价和改进。围绕增值税转型，所得税、房产税改革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围绕大股东行为、高管薪酬问题，在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资本市场效率方面也有了大量研究成果。针对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对我国的波及影响，大量有关风险预警、风险管理、财务困境化解的成果不断涌现。2010年4月26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有关内部控制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另外，有关绿色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开始星火燎原，这也是对传统会计的补充和挑战。2012年财政部修订了新版《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有关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的研究由此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九阶段（2013年至今），以2012年底财政部《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为标志，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全面提升事业单位财务、预算和绩效管理水平，夯实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基础、服务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迄今为止涉及的主要论题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环境、质量，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公允价值研究，内部审计，企业集团、资本市场，所得税会计，职工薪酬与会计稳健性，股权控制、股利政策等。
2002年至2013年这十多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有以下特征：（1）研究领域大多分布在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方面;（2）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前，有关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白热化，但在新准则出台以后，研究热点转向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与应用方面;（3）有关会计舞弊研究、国际会计的研究逐渐淡化;（4）会计教育研究、会计信息化研究经历了黯淡期以后，又被逐步提上日程;（5）注册会计师制度及审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环境会计、内部控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二、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简要梳理
许家林（2006）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可描述如下：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前，会计理论研究内容尚未涉及此类问题
在此之前，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会计技术方法的运用，而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则大多纳入学者个人的学术修养范畴，还没有作为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到议事日程。
（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会计研究方法关注度不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开始活跃，表现为对会计基本理论中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目标等问题的研究，但会计研究方法也随之引起会计学界的注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杨时展教授运用控制论研究会计的本质，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孙宝厚博士运用系统论研究会计的本质，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会计系统论》。裘宗舜教授运用信息论研究会计的本质，出版了《会计信息论》一书。1988年裘宗舜、王平在《会计改革若干问题――一张有意义的社会问卷调查表》第一次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说1988年以前，我国会计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直到1996年会计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文章还是很少。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会计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
周忠惠（1984）提出要对会计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方法论有归纳与演绎、政策规范、调查分析、广泛联系、比较研究等五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应逐渐引入一些新的方法论，如行为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方法论、传统方法论与新方法论如何结合，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方法论等三个问题。
（四）20世纪90年代初期，会计研究方法引起会计学界的普遍关注
徐兴恩（1991）指出，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由哲学方法、经验方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比较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移植方法和开拓方法等十个部分构成。《会计研究》在1991年第6期发表了徐兴恩的“论会计研究的方法”一文，以后又有文章陆续发表，1997年还专门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这些论文除了介绍会计研究方法外，对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取舍也进行了分析。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倡导召开会计研究方法的专题研讨会
1996年8月，天津财经大学的于玉林教授发起并召开了“全国首届会计方法学研讨会”。会上主要探讨了会计研究方法及其体系的建设问题。
（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96年沈艺峰的《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开始了我国会计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会计研究领域，还主要得益于1995年开始每年举办的中国会计教授会与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的努力。在部分海外华人会计学者的强烈呼吁与积极推动下，强调研究会计理论时问题要小、方法要细和证据要实等理念，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学博士论文率先向实证研究过渡。此外，《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也开始刊登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本市场的文章。
仍然以《会计研究》近十年来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为样本，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对文章进行分类，来观测研究者们所采用的会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希望能够以小见大，折射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动向。如下表所示。
由该表可以看出，2002年至2013年，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动向有以下特征：（1）整体来看，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普及，甚至超越了规范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方法;（2）在实证研究方法中，实证分析、假设检验方法的运用较多，观察描述、调查问卷、案例研究等方法的使用相对较少;（3）近三年来在会计研究领域开始采用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这是我国会计研究方法方面的显著变化。实地研究中要综合运用多种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需要花费研究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实验研究的实施需要精心的安排和巧妙的设计，除了具备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足够大的实验参与群体，以及适宜的实验室环境等。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实验研究文章凤毛麟角，其应用前景十分广泛，需要研究者去大胆尝试。
三、总结及评价
我国会计理论的长足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总体上是一个由摸索至清晰、由感性至理性、由偏误至正确、由拿来主义至自我创新的过程。
（一）由封闭研究到趋同创新
改革开放之前，会计理论研究的议题都紧跟政治形势，并不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也不关注国外的学科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封闭性。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从原来闭门造车转向引进、吸收与创新。国外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国会计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开阔了思路。
（二）由基础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直至20世纪 90年代，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会计定义、会计学科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等。90年代以后，逐步转向了实用主义，所研究的问题都是经济发展中会计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财务舞弊、筹资投资管理、财务风险防范、企业内部控制等，甚至有些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寻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但从发展轨迹上来讲，这是我国会计理论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表明理论研究来源于现实的需要，再高深的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具有生命力并散光发热。
（三）由传统规范研究方法到多方法并用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归纳、演绎为主体的传统规范研究方法，9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为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等各种研究方法的并用。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了大力发展，档案研究、调查问卷、案例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近十年来发展的如火如荼，令人惊喜的是，近两年来在会计研究领域开始采用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这可谓是我国会计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之一。
（四）由单一学科研究到多学科综合研究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日趋和国际接轨，出现了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新气象。会计理论研究的学科宽度不断增加，和制度经济学、计算机技术、信息系统、哲学、数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不断融合，产生了会计信息化、人力资源会计、司法会计、绿色会计、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碳会计等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使会计理论研究变得丰富多彩，而且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产生了不少新的、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成果。
（五）由事后研究到事前研究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杨时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和会计教育家。他的一生学贯中西、著述颇丰，是我国会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鸿文佳作对当代许多重大会计、审计问题进行了事实求是的精辟分析，对我国的会计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和理论，如差异分析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受托责任理论和会计控制系统论等，为国际会计界所公认，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对我国会计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10月10日，是杨时展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仰慕杨时展教授道德文章的后学，为了解一代宗师在会计领域的学术贡献，特据有限渠道搜集的部分资料，对其学术履历、主要学术思想以及学术年表进行了初步整理，以表缅怀之情。
一、杨时展学术履历
杨时展(1913～1997)，男，191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1936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1948年冬，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革命委员会；1957年被错划成“”；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杨时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教育家，历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他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成员。
杨时展教授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史、审计史等领域造诣精深，贡献卓著。20世纪50年代，杨时展教授提出了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会计学术界的轰动；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后，杨时展教授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学改革方案，将解放以来的“老三门”体系，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按照“洋为中用”的精神，大胆采用英语教材进行研究生教学；提出了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会计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杨时展主要学术思想
(一)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列会计、审计以及经济效益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以受托责任学说为依托进行的，要理解其学术思想，首先应该理解其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将受托责任定义为：“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的负责人与人民的关系都是一种受托关系，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都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人民的托付，从而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
杨时展教授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否以人民公仆，而不是“民之主者”的身份忠于人民。是受托责任关系正常运转的首要问题。因此民主，重要的不在于一些所谓的“人民的素质”，关键在于人民公仆的素质。
杨时展教授指出，受托责任的内容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只要是依法支出，没有“落入个人腰包”，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完成了受托责任；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或纳税人就不但要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要求经济地用之于民；随着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在以前的要求上，规定政府开支必须达到人民预定的目标，充分体现人民或纳税人的意志；今后，随着民主制度的更进一步发展，人民不但将关心政府支出的合法性、经济性、效果性，而且将更加关心其社会福利性。受托责任内容的发展，使会计学由财务会计，发展到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社会会计组成的新体系；使审计学由合规性审计，发展到效果审计乃至社会审计。
杨时展教授还认为，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认定和重认定。受托责任意识的强弱与会计和审计工作的优劣有着紧密的联系，受托责任意识强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得好；受托责任意识差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不好。因此，杨时展教授强调一定要让会计和审计人员树立起高度的受托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
(二)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提出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该观点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会计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当时有许多会计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杨时展教授则从探讨现代会计的控制作用开始，对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差异展开分析，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一是控制思想的引入阶段(1980～1982)。20世纪50年代，一门以预算、成本核算、控制、决策为主的管理会计学形成并发展起来。杨时展教授在对管理会计学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主线研究后认为，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会计对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自始至终的有力控制，从而使现代会计正在向着重内部控制、着重计划未来的方向发展。他认为控制对于会计来说就是
“让经济活动严格按照计划目标进行并和计划协调”⑤。他把这种控制的思想加入到现代会计学的研究范围中，并对现代会计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诠释：“现代会计学研究怎样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科学地组织记录、计算、分析并最后加以控制的规律和方法”⑥。
二是会计控制论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83～1990)。在这一时期，杨时展教授多次发表文章，对会计如何控制经济效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控制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说明了会计的控制作用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中。他明确提出了控制论的概念，即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使其向着预定目标发展的活动。并将控制论与会计学结合，提出“现代会计科学是一种研究怎样科学地、有效地组织经济数据，使它成为用来控制经济活动的经济信息的科学”⑦。他同时指出“由单纯地反映信息，演变为主观能动地利用信息”是现代会计的特色之一。
三是会计控制论思想的成熟阶段(1991～1992)。杨时展教授首先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控制系统本身也是信息系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存在着差异：“第一，信息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不定性的认识问题，帮助主体真实地认识客体的问题，而控制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确定性的掌握问题、实现问题。第二，信息系统要解决的仅是失真问题，控制系统要解决的，除失真的问题外，还要解决使这个客观真实符合客观主体意愿的问题”。通过对上述差异的分析，他明确指出会计本身不属于信息系统，而是“一种以货币量度、按规定方法和目标，来计量和调控一个实体的经济工作的经过和结果的控制系统”。
随后，杨时展教授对会计的根本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受托责任的认定，是会计原本的，从来的目的，决策，仅仅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受托责任和会计，一开始就有必然的联系，而利用会计信息来决策，则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和效果成为受托责任的主要内容以后，才和会计联系起来的”。他把这种观点和控制论相结合，指出会计是一个控制信息以便更好地完成受托责任，并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加以认定的控制系统。
最后，杨时展教授将认定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作为会计的目的，把控制系统作为会计的本质，结合货币计量、标准化、会计的决策作用等要素，提出了自己的会计控制系统论观点，即“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三)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考核企业的标准由过去以产量、产值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效益为主。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重要标准。杨时展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企业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形成了其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存在着诸多问题：(1)企业没有意识到销售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重生产轻销售，从而造成一些行业的商品流通不畅；(2)企业仍然采用外延的增长方式，将提高经济效益与提高产值等同，从而造成大量固定资产利用率低下；(3)企业不重视信息的作用，经营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4)企业人员的权、责、利划分不清，严重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5)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造成我国管理人才资源匮乏。
杨时展教授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在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认识上和策略上出现了偏差。因此，他结合我国当时经济环境和各行业的特点，于1984年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十大转变：(1)改变经济工作的重点由重产到重销；(2)改变工业经营中的资海战术作风为集约经营作风；(3)改商业经营的“合”为“分”，使货畅其流；(4)改工业经营的“分”为“合”，使生产规模增大，资产利用率提高，成本降低；(5)改把销售的重点从城市转向村镇，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6)改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发挥我国劳动力十分充实这一根本优势，增产劳动密集型产品；(7)改变能源政策，增加每单位能源的产值；(8)改微观经济中严重的盲目性经营为信息性经营；(9)改变权、责、利不清的经营作风，制定并断然实施《经济责任法》；(10)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发财经管理人才，把经济管理工作做上去。
1985年杨时展教授将投资报酬率的相关理论引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并对如何提高城市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将会计中的投资报酬率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认为“投资报酬率代表一个企业的直接的、综合的经济效益”，指出“抓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就是要抓这个资金利润率或投资报酬率”。然后，他在对投资报酬率公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就是要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并进一步指出销售对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起着关键作用。最后，他结合管理会计中成本性态方面的相关理论，提出“增加产销量，尽量提高固定设备的使用率，就成为减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诀窍，并且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黄金诀窍’之一。
1991年杨时展教授在强调销售对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同时，将受托责任学说、目标控制思想加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他认为企业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好，反之企业的经济效益则差。要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的受托责任人要进行以下工作：(1)通过计划、预算等，将受托责任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目标，进行有效的目标管理；(2)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加以控制，保证各项目标的实现；(3)将目标的完成情况，根据公认会计标准，编成会计报告；(4)将会计报告送交审计机关或指定审计机构，进行公正客观的重认定；(5)在重认定的基础上，委托人根据受托目标的完成情况，解除受托人的责任，继续任用；或撤回对他的委托，更换他人。
杨时展教授还从提高投资报酬率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企业投资失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增加投资不一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指出要在充分发挥企业资产效能的基础上，考虑国家政策、利润增长率是否高于投资增长率等因素后审慎地进行投资；他强调企业管理者要树立起节约投资，发挥资产潜能的意识。为此，他提出了“增销节资”的观点，即增加销售，节约投资。
1996年杨时展教授以国家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决定为契机，针对我国当时部分企业无法适应“转变”而导致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情况，对企业如何实现“转变”，提高效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指出，企业能否获得利润是企业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并将以前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五个规律：(1)利润只能通过销售来实现的规律；(2)利润的增减和销售量的增减不同步的
规律；(3)产品的单位成本与产销量的增减方向相反的规律；(4)利润与固定资产的使用强度趋向一致的规律；(5)利润的增加率，应力求高于投资的增长率的规律。其次，他认为企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一个从不追求投资报酬率到追求投资报酬率的转变。他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要从提高利润和节约投资两方面抓起，强调对投资要审慎进行，主张在挖掘原有设备潜能的基础上，考虑提高投资报酬率、配套资金等因素后选择成本最低的投资方案。这就形成了杨时展教授的以提高投资报酬率为核心，以增加销量、提高利润、节约投资为主要手段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四)中国会计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会计现代化问题的提出(1980～1985)。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国家的会计科学研究后发现，预测、计划、控制已成为会计科学和会计工作的核心，会计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而我国当时由于小生产意识的残存，对会计科学、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作用普遍认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并造成了会计师资源、管理人才资源匮乏的局面。因此，杨时展教授提出：“为了提高我们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应该把怎样发展我们的会计科学，怎样使我们的经理人员也能熟练地运用现代会计科学管理好企业的问题，认真提到日程上来”。
二是中国会计现代化起点的研究(1986～1987)。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的财务会计学研究后认为，财务会计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四个部分，即簿记、估价、企业的成长消亡过程和各种经营方法。而我国当时的会计学基本上只是研究如何编制会计报表，仅相当于财务会计学的簿记部分。估价问题研究的缺失，使当时我国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因此，杨时展教授明确提出，会计学面临着一个十分迫切、十分严重的现代化问题，并指出会计学的现代化，首先要从估价问题研究开始，使我国的财务会计成为一门真正的会计学。
三是中国会计现代化根本目的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1988～1997)。党的十三大召开后，我国会计界面临着两个迫切的问题，即怎样使会计学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怎样使会计理论和实践摆脱“左”的干扰，积极吸收一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文明成果，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杨时展教授对上述两个问题研究后认为，会计学本身不存在阶级性问题，我国会计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使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之需。他指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虽然各国各有其特色，但从总体上看，最终会在相互交流中表现出其一致性和同态性。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建立应该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以我国具体实际为前提，向国际靠拢。
基于当时我国会计的基本情况，杨时展教授将我国会计现代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账证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账和批准了的单据完全相符。第二，账实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经过会计确认，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对会计报表上反映的情况负全部责任，会计报表上的每个数字都真实可信。第三，账计相符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会计人员通过会计信息和多方面的信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树立起和宏观目标相配合的微观目标，然后，又通过信息，保证目标的实现，使年终的实际发生数和年初的计划数相一致，即账面发生数和计划发生数相符。
为保证上述三个阶段的实现，杨时展教授提出了会计工作的六项注意：(1)按照配合原则，全面贯彻应计基础；(2)按照重置成本理论，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3)将预测工作引入会计，以保证财务及业务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实现性；(4)加强会计的控制作用，保证财务和业务计划的贯彻；(5)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长、短期决策中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建立在正确的会计信息的基础之上；(6)将会计上的目标一致原则，不但应用于每个会计实体的内部，并应用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上，使每一个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使每一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服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效益o
(五)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研究1982年杨时展教授提出，近代审计是民主的产物。审计制度的发展，必然会推动民主的发展。无论国体或政体如何，国家审计，从其本质方面来讲，都是巩固阶级的有力手段。
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人民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国家及其各种公职人员来管理，从而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授任人是人民，责任人是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授任人以宪法、法律、规章、制度、预算等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进行明文规定，使其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责任人要以最大的诚意来遵行授任人的意志，管理好授任人的资产，否则责任人不但要负不尽责、不爱国等道义上的责任，还往往要负撤职、赔偿、判刑等行政乃至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审计。他把现代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受托责任归纳为：“(1)负责以最大善意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国家的任务，并遵照法律手续，进行因执行任务而发生的财政和财务资源上的一切收支，登记账目，按期据实报告，绝对不允许一切的行为。(2)负责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管理上项资源。(3)负责使前项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地达到预定目的”。
杨时展教授指出，责任人为了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并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是希望人民对他们进行全面审定的。人民从对责任人负责出发，也从考核这个责任人决定是否能继续给予信任出发，应该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认定。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经验都是：“由国家专门设置一个独立于责任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独立于授任人的机关，来负责验证，经过验证，认为责任人在各方面都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解除其责任；认为在哪一方面或哪一问题上没有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按照其违反意志的情况，确定其应负的责任，在现代国家，这一机关还要对责任人提出意见，帮助责任人以后能更好地完成责任”。这一独立机关，就是国家审计机关；这一验证过程，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过程；验证国家及其工作人员的财务及财政行为是否以最大的善意来体现人民的意志，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任务。
对于国家审计的概念，杨时展教授于1983年，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专门设置的权威性机构，经人民授权，代表人民利益，独立于一级政府之外，客观、公正、不受任何干涉地对一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及经济行为，进行审核和稽核，取得确切证据，来判断这些行为在是否合规合法上，是否在经济有效上，是否达到了人民预定的目标上，都符合人民的意志，从而解除或确定一级政府或一个单位的责任，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使其今后更符合人民意志的工作”。
1992年杨时展教授在对国外的国家审计进行研究后发现，各国的通例是将审计机关设立在民意机关之下，由民意机关代表人民来审计。杨时展教授认为这种国家审计模式最合理，最能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威信。他把这种观点融入到我国当时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中，认为应该把国家审计机关从政府的权利下独立出来，排除的干扰，使审计的重认定更加可信，从而让国家审计朝着取信于民、听审于民的方向发展。
(六)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原理研究加世纪50年代，中国会计学术向苏联一边倒，在差异分析中，苏联学者均主张替代有序论，杨时展教授根据党的“双百方针”精神，于1954年、1957年先后著文，提出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我国会计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他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和论证方法，20世纪60年代后，被美国知名学者C.T.Horngren，M.Chatfield的《成本会计学》，R.M.Garrion，L.R.Amey等的《管理会计学》，H.Bierman等的《管理成本会计学》，乃至J.Bullach的《会计师手册》等所吸收，成为定论。
杨时展教授的上述观点引起了苏联和我国会计学术界关于连锁替代法替代顺序问题的讨论。苏联当时的学者如斯姆连等和我国当时一些学者都认为，虽然任何替代顺序都是符合数学规律的，但是只有一种替代顺序从经济意义上看是正确的。
1957年，杨时展教授针对替代有序论，在1954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无序的观点。他强调(a1-a0)(b1-b0)是a因素和b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而在差异分析中只能将它看成是由a因素或b因素的变动引起的，因此，要使连锁替代法在经济意义上完全正确，本身就是矛盾的。于是，他提出：客观上并不存在从各种经济意义或每个因素上看都是正确的替代顺序；在各种替代顺序中只有一个替代顺序是正确、可靠且有经济根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对于(a1-a0)(b1-b0)这一项的处理问题，当时的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1)将它完全认为是a因素或b因素的影响；(2)从数理上求出一个一致的解答；(3)将(a1-a0)(b0-b0)进行分摊；(4)将(a1-a0))(b1-b0)作为独立的一项，既不作为a因素的影响，也不作为b因素的影响。
杨时展教授对上述观点研究后认为，第一种观点无论从数理上讲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讲都是不正确的；第二种观点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使连锁替代法发生了质变，即。因素和因素之间不再连锁了。
三、杨时展学术年表
杨时展教授的主要生平简编：
1913年，11月26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
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
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
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
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
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
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
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
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游行。
1948年，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
1953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1956年，加人中国革命委员会。
1957年，错划成“”。
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教授。
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
1983年，3月任政协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84年，6月任民革武汉市第六届主任委员；任中国审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7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1988年，任政协武汉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任民革武汉市第七届名誉主任委员。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任民革武汉市第八届名誉主任委员；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四届理事会顾问。
1995年，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顾问。
1996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
1997年，任民革武汉市第九届名誉主任委员；10月10日，与世长辞。
杨时展教授的主要著述简编：
1935年，在《会计季刊》上《原材料处理论》。
1952年，在《工业会计》上《成本会计的任务》。
1954年，在《工业会计》上《诱导指标及其在差异分析中的应用》。
1957年，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论连锁替代》。
1980年，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关于竞争的几个问题》、《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在《会计研究》上《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变》。
1982年，在《当代审计》上《国家审计的本质》；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连载其《管理会计通俗讲话》至1984年。
1983年，在《江西会计》上《现代会计向传统的挑战》；在《武汉财会》上《审计学通俗讲话一第一讲(第一节)》、《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二节)》。
1984年，在《陕西会计通讯》上《效益十策》。
1985年，在《财会探索》上《微观效益基本》；在《财会通讯》上《为加强会计监督欢呼》、《审计公设刍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应当注意的问题》。
1986年，在《湖北审计》上《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宏观控制的关键――目标》；在《财会通讯》上《审计的发生和发展》、《贯彻会计法应有行政、司法和教育三项措施》；在《广西财务与会计》上《会计人员面临的历史任务》；在《会计之友》上《“七五”计划期中面临的会计问题》。
198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我这几年》；
在《财会月刊》上《会计学的改革》。
1988年，在《财会通讯》上《论会计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学习十三大报告的体会》。
1989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
1990年，在《财会通讯》上《我国制度基础审计的第一部专著――评》。
1991年，在《广西会计》上《综合经济效益会计“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在《财会通讯》上《现代会计的特质》；在《财会月刊》上《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会计现代化》。
1992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信息系统说一评――会计的属概念问题》、《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一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论我国会计工作者的思想解放问题――兼论会计的“阶级性”》、《现代会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评》；在《财会月刊》上《遵循经营规律提高经济效益――有关利润的几个规律》。
1993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在《会计之友》上《总序》、《序――会计发展的五次浪潮》；在《财会月刊》上《我国会计改革的一座丰碑――庆祝公布》。
1994年，在《财会通讯》上《让会计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纪念帕乔利发表500周年》。
1995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在《对外经贸财会》上《管理会计对会计学术的贡献――1994年12月在中国海峡两岸管理会计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6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上)》。
199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下)》；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其专著《杨时展论文集》(沈如琛选编)。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7篇
一、工作阅历(略)
二、职位认识与本人的专业能力、组织能力
本人认为作为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职位要求和本人已具备的专业与组织能力表述如下：
1、要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要熟悉广播电视行业和有线电视产业化和数字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了解与之相关的各项配套改革政策现状及趋势。基于此，才能准确地理解上级文件精神，把握好有线电视数字化和产业化的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尺度，处理好企业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本人在广播电视系统已工作1xxxx年头，尤其是在安广网络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和作为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工作组成员的五年来，更是直接亲历了我省有线电视改革的一幕幕。所以，对中央、国家广电总局、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广电局的各项方针政策十分熟悉，办理了众多转型期具体事务，撰写了一系列网络整合宣讲材料和工作报告。尤其是在公司各位领导的主持下，在处理公司从事业到企业的转型期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新问题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2、要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熟悉公文、来函、回复、发文等一整套办公文书工作程式和文档印章保管及保密制度。本人从事科研和文字工作2xxxx年头，撰写各类办公性文稿上百万字。担任过中外合资和国有企业办公室主任历时6年，杂志主编3年，有过办理省政府、省国资委、省广电局、省工商局、省新闻出版局等各类公文及报告的实践经验。养成了扎实细致严谨的工作习惯，熟悉办公文件的处理步骤及文秘工作程序。
3、应具有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和统筹组织实施能力，要有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纵向与横向的组织协调能力，要具有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尤其要具有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和老黄牛的工作精神。本人在公司增资扩股可行性项目和章程起草报批、股东大会的筹备组织和协调及工商登记注册过程中，为了抢抓时间，确保评估资产时效，团结总经办其他员工一道，连续奋战几昼夜，终于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另外，在与工商、物价局、法院、国资委、出版局、科委、信息产业厅及各地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对外协调方面；在数字电视物价政策和全省数字电视正式开播与公司四周年庆典的策划宣传及现场组织协调工作等均取得了预期效果，圆满地完成了公司领导交办的任务。本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4、要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时间观念。不论是对上还是对下的服务都要做好，总经理办公室是一个承上启下、内外流转的事务与信息流的中转分流枢纽，也是一个按照事务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的分检分发部门，所以树立及时准确高效的时间控制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分公司对总公司的期望。而本人担任过宾馆总经理的服务实践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知识与公司优越的自动化网络办公条件相结合，加上过去电脑办公的十多年实践，自
觉可以胜任并实现这一目标。
5、要能准确理解领导意图，把握好各项事务处理的尺度；严格遵照公司领导指示，及时准确适时适度地安排好交办的各项具体事务。这些年的工作实践已经表明：本人基本上都能完成了总经理和分管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
6、总经理办公室工作千头万绪，具有繁杂、琐碎、面宽的特点，要做好公司在房屋、车辆、办公设备等固定资产管理以及各类办公用品、宣传品、礼品等物品的物资管理和后勤保障、安全保卫、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等工作，须实行分类管理，熟悉各类物资和后勤事务的管理特点。本人在中外合资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和总经理助理时期就实行过分类管理，责任到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人在设计院曾负责过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的专题设计与实施。
7、要做好公司领导日程安排和事务性接待工作，在确保工作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要强化成本意识，应有一套严格控制各项办公经费的办法和手段，力争把办公费用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但也不能因小失大。本人有过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外事接待工作实践；在过去的工作中，曾对各项费用采取目标与总量控制管理，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8、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本人有过在企业处理复杂和棘手事务的实践，负责企业法律事务也有1xxxx年头，自学了全国司法考试的各个科目，参加了全国《公司法》修订高级研讨班并获证书。至于危机应对能力可通过本人对怀宁光缆维护打人案和查封×××账户案的处理事例得到映证。
9、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及保密意识，来不得办点虚假。本人对领导交办的工作历来不挑肥拣瘦，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加以完成，尽心尽力；对超出职责范围的事，都及时汇报请示。对所提交的文本和下发文件的审核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机要保密文件能严守机密。
10、应具有调查研究的能力和较强的文献情报收集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及时提供领导所需的各类资讯和情况分析报告，做好公司领导的参谋和助手。本人20年的学术经历早已熟练掌握这一技能，并发表过实证分析论文。加上运用计算机办公自动化技术应能及时准确做好。
11、由于该岗位涉及工作内容繁多，十分重要，故要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要向书本和专家学习，向领导学习，向周围的同事学习，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学识，不断锤炼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协调办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从容地处理日常工作及危机问题的处理能力，运用系统论、图论、优化论和控制论知识，以达到应对自如的境界，这是构建高效办公运转机构所必须的根基。本人在研究生学习中就有管理控制论课程，还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和勤奋好学的习惯，相信在领导的帮助下，一定能胜任此项工作。
三、工作思路设想与举措
办公室是公司的综合管理机构，它是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联系四面八方的枢纽，是推动各项工作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中心。面对繁杂琐碎的大量事务性工作，自我强化工作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冷静办理各项事务，力求周全、准确、适度。如能竞聘担任办公室主任之职，承诺在任期内完成以下各主要事项：
1、拟在公司规定的期限内在双向选择中完成部门的组建。完善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制订有效的岗位流程，合理分工，明确内外上下前后工作的对口部门，建立合理高效低成本的办公流程和时效管理制度，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和建立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保证部门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
2、通过提前准备、事前安排和现场检查，确保公司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公司重大会议和活动的安排要事先进行总体策划设计，各司其职，明确相互之间的衔接，再细化分解落实到人。
3、建立公司办公所涉及的文秘、档案、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及各类文档数据库，以便于公司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及时查阅；建立文件文档传输电子化，以提高办公时效，降低办公成本。
4、进一步细化在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文件批转、会议安排、迎来送往及用车管理等方面的实施办法，以避免疏漏和差错。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5、为调动全员积极性，建立合理化奖励机制；为强化为一线服务意识，开展服务竞赛，让部门员工主动钻研岗位技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一专多能的办公室战斗团队；
6、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突发事件，拟建立数据库备份和岗位接替方案。
7、强化办公室礼仪文化学习和培训工作，做企业文化的垂范和贯彻监督机构；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8篇
当代关于人的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可能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地带，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文科知识和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首的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地带。人文社会科学自近代以来就有倾听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好学“习惯”，有时，倾听和学习甚至会带来整个认识纲领意义上的深刻革命，引发是否应当“第二次起航”的大讨论。近代牛顿力学成功后，在人文学中唤起了一波波建立“人的力学”或“人的几何学”的激情；19世纪以来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发展也曾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引发新的方法论借鉴热潮。然而应当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次最新的“自然主义大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次科学的领头雁是神经科学（其主要伙伴是人工智能学）。人文学在过去遇到自然主义冲击时往往躲向“心灵”，而这次脑科学家正是直指心灵的本质，借助突破性的、日新月异的各种神经—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期，新的科学知识革命对人的自我理解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是少许表层扰动，而是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文科学者在热切学习和接受新的方法论，如心智学中的主流派（丘奇兰德、克里克等）；而且，善于学习者甚至在逐步形成崭新的“学科”（不仅拥有自觉的典范解题方法与文献积累，而且拥有专业杂志、专业学会、年会等等外在形式），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管理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雷拉等人倡导的“神经现象学”，它代表了积极结合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佛教内观方法）和新自然主义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纲领。
由神经科学发展领头的自然科学新进展对人文学科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全面铺开上述的“神经××学”，还是会激起像维科、斯诺、狄尔泰、柏林等人曾强调的科学与人文学的激烈冲突？这是所有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人类自身。所谓“文化强国”或“文化大国”，不可能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漠然无视。更何况这不仅涉及理论家的论辩，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应用前景。通过日益完善的“读心术”、脑区实时扫描、精神疾病遗传基础等新技术，神经科学的发展难道不会很快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论境遇（human condition）吗？
对此“大问题”，国外学界关心较早，不仅有专门探讨的论文，而且有面向大众的“启蒙”。其中一个典例是荷兰皇家脑科学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狄克?斯瓦伯（D.F.Swaab）所写的《我即我脑》一书。该书立足于神经科学实验的最新发展，系统全面地对意识的本质、自由意志、宗教的本质、司法的有效性、生命的价值等提出了大量挑战性看法。斯瓦伯教授在西方和中国的演讲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热烈争论，甚至进入2012年全荷兰高中毕业考试（“高考”）的考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相关学者认为，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深入推动跨学科研究进程的讨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期文章直面所谓心智学乃至人学的“难问题”——心智的本质、人的本质、心身关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机械论与目的论等。斯瓦伯教授及其脑科学的同行们在主题文章中的观点旗帜鲜明： 心智是脑神经系统的产物，其性质与荷尔蒙是大脑的产物没有两样，所以是客观的。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概念没有任何独立地位；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参见包爱民、罗建红、［荷兰］狄克?斯瓦伯《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17页。。他的观点在人文学者的回应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哲学学者李恒威认为，“我即我脑”的命题涉及心—身关系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不澄清与之相关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就难以完全理解描述“人之现象”的种种概念，如物质、心智、意识、自由、价值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认为人类描述意识的两个范畴是视角变换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应性的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参见李恒威《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28页。。历史学者孙仲、张文喜则认为：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并不能证明心智被大脑完全决定；在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有意义的描述中，“脑主体”（cerebral subject）没有意义，必须以人为本位；自由是人类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参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936页。。
可以看到，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观点，但我们欢迎争议，欢迎交锋，因为真理在讨论中才会日益显明。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9篇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着《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1、关于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设、法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学落后于现实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满足于线性的“分析-综合”式研究方法,忽视对法和法律现象作系统的、整体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必须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2、关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进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领域的问题。代表们提出,为了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需要引进电子计算机等科技装备,建立法制信息库、资料检索中心等,需要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方法;3、关于法制系统科学和法学流派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制系统科学作为法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已经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不能纳入传统法学的分类体系。有些代表明确指出,自1979年以来,法学界已经崛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即“系统法学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1985年是我国“系统法学”诞生之年,“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是系统法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学者中间,形成了一种“言必称系统,动辄谈信息”的热潮,讨论法学系统方法和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人们热切期望法学与系统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产生,从而给尚处于潜科学状态的研究方向分别命名为“法制系统科学”、“法治系统工程学”、“数量法学”等。曾经一度,系统法学的风行成了法学界瞩目的焦点。在技术层次上,从事系统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确曾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作过力所能及的努力。
应当说,这场主要由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系统法学运动,为传统法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传统法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方面独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自从系统科学引入法学后,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至少,法学界认为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特别它们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体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对法学研究来说,是有启发的,有助于法学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然而,“系统热”象其他法学热潮一样,在一段时间的“喧嚣”之后逐步趋向沉寂,并受到所谓的法学“假系统”、“伪系统”的指责。这就迫使我们反思:在法学研究中到底能不能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在何种层次和水平上使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怎样寻找两者合流的技术性关节点?
现在来看,当时的法学系统热或者系统法学热的兴起与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当时我国的法学理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学流派还没有更多地进入中国,中国法学界有所介绍的西方法学思想和理论也常常被视为“腐朽的”、“反动的”或“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与政治距离比较远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意义的系统法学观点自然会形成一种热点和焦点。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的核心任务是恢复法学学科建设和打破思维,任何法学理论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应当说,系统法学的兴起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思想和对苏联法学传统进行批判,是对我国法学理论以及法学方法更新与创新的一种深沉的呼唤。那时的系统法学是一颗种子,还缺乏茁壮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
研究系统法学,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学者熊继宁是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在他的为纪念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谈论会召开15周年而写的2000年发表的《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1]他阐述了对系统法学的一些认识,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杂的系统法学理论框架。
熊继宁认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引进所形成的学术思潮,被誉为“系统法学派”。系统法学是一个方法学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将会出现以下特点:从单因素、单方向的思维过渡到系统、综合、整体的思维;从静态的分析过渡到动态研究;从单纯进行质的描述,过渡到辅之量的说明;从过去现在,过渡到过去现在未来;从传统哲学结论的简单演绎,过渡到在系统哲学原理的指导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力求规范研究、行为研究和价值研究三者的统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决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照。在此,熊继宁肯定系统法学是可以进行价值研究的,这与下文将提到的有的学者对系统 法学能否进行价值研究的怀疑有所不同。熊继宁认为:对系统法学的目标描述可从学科结构和实践效果两个层次进行。从学科结构目标来看,由于系统科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的引进有三个层次,即系统学、系统技术学和系统工程,相应地,系统法学内部结构也有三个层次,既法系统学、法系统技术学和法制/法治系统工程。从实践效果目标来看,系统工程运用于法制建设,可以实现六大目标:法制信息库、计算机法律咨询中心、法律专家系统、系统识别、立法系统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统的体系。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学(系统工程的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务:法学研究与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建立社会行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统工程的专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上述学科结构的三个层次和实践效果的六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了系统法学的目标系统。
总体而然,熊继宁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探讨,没有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不能成为一种严格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中充分体现了一个执着的学者对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热切期望。他说:
20年过去了。当一批“初生牛犊”,已历经风雨、饱尝艰辛,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系统法学是否还是那样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军也是我国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在其《系统法学大纲》中说道:我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
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2002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 “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 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的观点相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导论》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现代法学方法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既有独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价值基础问题,法治与人性、法治与权利、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系统科学方法所无法说明的。[5]
在2002年出版的田成有所着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田成有认为,目前西方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法学方法有功能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冲突论、进化论、行为主义。系统论作为一种法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内在结构、机制及其与外部系统(环境)的关系,对法律的社会效果进行宏观的、动态的观察和描述。由于系统论的方法借助于系统、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望排除法学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语言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使纷纭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得到清晰、全面、准确的概括和分析”。系统论方法在西方法学研究中虽然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但是主要限于实证操作方面,尚难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6]
比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和见解确是更为深刻的,更有学术价值的。对于现实的还没有确立和完善起来的系统法学而言,这本着作中的有关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的探讨和见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够适当地解决和回答这本着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系统法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立和完善起来。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系统法学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那么,《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对系统法学的研究和探讨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认为:法学吸收新科技成果,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任何法学家主观好恶的表现,而是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的大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学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及现状,不能详尽地估计到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质,不能处理好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象,引进系统科学的努力将成为不能实现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统科学的整体特征一样,系统科学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讲也具有“横断联系”的特征。它在体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
态,而是为各种科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似乎间接地表达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如果系统科学方法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鸿沟,并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就可能实现一种企图,就是说可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相当程度地取代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法学理论。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还认为,法学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主动改造。在法学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错用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就会降低了系统科学方法引进法学领域的水平和层次,就会不自觉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对系统科学引进的关注和支持,就会使系统法学走上“玄学”的道路。所以,要根据法学的特点对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找到切实可行的基点或接口。这种基点和接口有这样几个方向:在法哲学研究方向,系统科学的一般原则、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运用系统思想来探讨法的质的规定性问题,则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完善法哲学这种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在实证法学(法的专门理论)方向,运用系统科学及其它自然科学成果,以几个简单的概念、原则出发,推演出各个层次的法律概念、定义、原则,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就能够形成法学范畴、概念的逻辑体系。可以认为,具有这种逻辑体系的实证法学理论,在理论的清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为建立法学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铺平道路。在法社会学方向,法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进系统科学及其它有关的自然科学,建立相应的法律系统工程,如综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从而完成法社会学理论从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的转变。[8]
宁杰在其《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一文认为: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 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20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9]
可以看出,宁杰的上述观点,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的一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我国法学界新近对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季涛在分析了我国“”后的法学方法更新与法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法学方法和法学理论,“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疑将被锁进别人的路径,失去“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赶超机会。在现时代,无论谁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法学方法,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在哲学层次上还是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否涉及价值观念,它都能为人类所共享。当然,重视这个大趋势,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另一个小趋势,即在发挥我国民族性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强调法学法学方法论的创新。尤其在哲学层面上,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其中许多思想精华是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统论、混沌理论、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便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启发,这也说明中国的思维习惯也许存有一定特殊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生哲学中讲究的“圆通”,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理应正视自己民族思维的优势,在法学方法论上力求创新。可惜,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学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江山作了一点这样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导论》可以说对中西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要使中国法学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给整个世界法学带来启迪,就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与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从而使中国法学的传统、重构、解构、建构工作整合起来,最终完善中国的法学理论。[10]我不认为西方的“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与中国的古代哲学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没有事实证明前者受到过后者的启发。这些学科作为法学方法在我国法学中的运用,显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也不能视为对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虽然季涛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但是,季涛明确提出了可以考虑运用“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这些显然属于系统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法学方法创新,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在这里,季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间接地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这个角度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所说的可以运用系统科学进行法哲学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
三、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运用
1985年以来,虽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 [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
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的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机制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该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这两个例证体现了一种比较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
我国法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法学思考和研究的情况有许许多多,以上仅是有限的几个例证。但是,直接宣称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是基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还是很少见的。以下是这方面的两个例证。
程竹汝从政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的结构,这个结构自然存在着自身内部的诸种关系,以及与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15]“本文在对所研究问题的宏观把握上,一是将政治发展看做是由各个履行着特定功能的变量(要素)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是将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与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完全处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之中;三是将司法定义为由价值、制度、机构、角色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本文中“司法结构”一词就是在上述系统论的意义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国刑法学学者何秉松为了克服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缺陷,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观来研究犯罪构成概念,我们可以推断这应当与那时的“系统热”和系统法学的兴起有关。1993年,何秉松将重新构筑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称为“犯罪构成系统论”。[17]他认为:“既然事物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犯罪构成这一事物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事实上,犯罪构成就是由主体-中介-个体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就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并且用系统的观点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犯罪构成系统论的全部理论观点,都是这种观察和研究的结果。犯罪构成系统论与我国传统的法罪构成理论以及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上的。”[18]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国际法。有志于开创这片新天地的是两位不算年轻但非常活跃的国际法学者——法国的基斯教授和美国的谢尔顿教授。这两位教授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7世纪的传统国际法理论已显得相当落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国际法理论界对这些挑战作出了一定反应,但这些反应只是零打碎敲,其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令人满意。为找寻解决诸多问题的办法,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国际现实的新的国际法理论框架;而将系统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国际法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个方法着眼于具有能动性的相互关系,而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则体现为相互依赖性,即所谓“全球化”。[19]
系统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同样受到我国的经济学的高度重视。将系统科学引入经济学研究,同样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种系统经济学理论或学说。我国有学者已经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国经济学学者刘永佶将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以及其后的发展称为“现代系统论”。刘永佶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我国法学界应当从中借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于现代系统论的性质,刘永佶认为:首先,现代系统论属于一般方法论范畴,它不具体研究任何专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而是以如何探讨现象间的一般关系为目的;第二,现代系统论具有横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统结构的规定性、类型、机理和运动规律贯穿在自然界和社会各领域的系统之中,其概念、理论、方法,都是从各个领域和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出来的;第三,现代系统论具有综合性,它综合了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各门学科整合、融汇、沟通起来;第四,现代系统论具有功能行为性质,它不仅要研究“是什么”,还探讨“做什么”,而且以后者为主,探求在人的参与下如何变革对象系统的结构,形成有利于人发挥其系统功能的条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为科学”的性质。刘永佶认为,现代系统论表明:原来人们认为互不相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的,首先在于各自对象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统性上。虽然各种系统的结构有所差异,但都需要对之进行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刘永佶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的阐释启发我们,正是由于系统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特点,它对法学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
司法控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 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 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 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 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1 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
3 同前注，第87页。
4 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8 参见常远：《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6期》）、杨建广：《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和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9 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11 同注2，第25页。
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页。
14 [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5 同注2，第9页。
16 同前注。
17 杨桂华：《论社会系统的自在控制和自为控制》，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8 [英]马克斯·H·布瓦索著：《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王寅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19 [美]欧文·拉兹洛著：《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钱兆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00页。
20 关于罗马法由于多元的法律渊源体制而保持了 法律稳定的问题，详见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95页。
21 [奥]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即贝塔朗菲，引者注）著：《一般系统论》，秋同、袁嘉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