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3:50:25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知识经济是一种依靠智力，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它代表了经济的知识化、经济的信息化、经济的创新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涵义是当知识经济形态出现和发展的时候，它将会使整个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更加先进、更加智能，把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社区文化建设的涵义
社区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有一定的地理区域、一定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密切的社会交往。社区文化是指特定的社会区域中人们各方面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包括了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区成员的各种思想文化和娱乐观念等。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知识经济时代和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
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已经来临，并且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各方面影响着我们的工作生活，知识经济时代也对我们的社区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识经济时代对社区文化建设有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社区文化建设应该更有文化内涵和知识含量，要更能帮助人们汲取到新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个人素质，为更好地建设知识经济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社区文化建设中可以在社区内设置文化角，方便居民在闲暇时阅读和查阅，从中汲取到新的知识信息，为更好地建设知识经济时代而服务。而社区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持，在古代只有具有经济实力的富贵人家才有读书学习的机会，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获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只要你愿意学习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获得知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要获得知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书刊杂志、各种电视播放平台、网络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能让人们方便快捷的获得掌握知识的机会，学海无涯，因此社区人群必须要珍惜这个公平便捷的信息时代，做好继续接受教育、终生学习的准备。
四、知识经济时代和社区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观
知识经济时代和社区文化建设要想有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前景，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文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要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也离不开发展，而现代社会要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同理，知识经济时代和社区文化建设也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吃个胖子。社区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在社区里居住的居民仍然有着各方面的差异，在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社区居民在文化上的各种差别和需求，统筹兼顾地处理好社区里不同居民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人为本把促进知识经济时代更好的发展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在建设社区文化促进知识经济时代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原则。变则通，不便则殆，只有站在时代和世界的前沿与时代保持高度一致，才不会被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这是在21世纪这个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生存的必要条件。社区文化建设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知识经济时代保持高度的一致，建立多元化共同发展的文化体系，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提高社区民众的各方面素质，使社区文化建设向健康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才能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弘扬文化传统，传承民族文化。
五、结语
社区文化建设的和谐健康的发展能促进知识经济时代的良性进步，而知识经济时代获得信息的方式的多样化丰富了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和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只有社区文化建设和知识经济时代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长春税务学院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始终注重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与文化、心理素质的培养,取得了良好效果。税务系大四学生刘任重在去年寒假从长春出发,路经吉林、辽宁、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七省一市,进行了为期67天、行程4000公里的单骑“三农”考察之旅。该校学生张尚昀作为“当代孝子”感动全国。
长春税务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邓小平理论这一核心,从加强制度建设和教材建设入手,形成了核心层——骨干层——全员三级学习构架和理论学习与第一课堂结合、与军民共建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校园文化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三年来,有80%以上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1983名学生参加了党校积极分子学习班,有1364名学生光荣入党。学校先后有3个班集体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先进班集体”,1人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团干部,1人被、教育部、团中央等6部委授予社会实践全国先进个人,校团委还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称号。
针对大学生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特点,税院拓展寓教于乐的新方法,积极搭建素质教育平台,努力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学校每年以“大学生文化体育艺术节”和“科技文化节”为载体,以“爱党爱国、崇尚科学、传承文明、创新成才”为主题,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辩论赛、校园交响音乐会、创业计划大赛、经济论文大赛、经济调查报告大赛、操盘手大赛、“ERP”沙盘对抗大赛、海报设计大赛、手工艺作品大赛、数字媒体大赛以及税务系读书节、国经系英语节、法学系“模拟法庭”、“绿色同盟”环保节等一系列活动让数以万计的学生参与其中,并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更有大批佼佼者在各级校外比赛中频频获奖。
与此同时,学校每年以“受教育、作贡献、长才干”为宗旨,精心组织大学生参加送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捐赠了电脑、打印机、科技及文化书籍、学习用品及衣物等。学校还先后选拔14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与援建的大沙河希望小学特困学生开展了“一助一”结对活动,保证了特困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三年来,学校共组织了20余支重点小分队开展“三下乡”和“四进社区”社会实践活动。学生提出合理化建议1000余项,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热烈欢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有35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被当地评为百篇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奖。学校还利用每年暑假,组织优秀学生开展以“沿着共和国足迹”、“青春关注西部”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先后学习考察了革命老区西柏坡、井冈山、延安及黑河原“瑷珲条约”签约地。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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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演播空间
作者：admin2008-5-2619:13:17
开放的演播空间秦建伟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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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演播空间
秦建伟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摄像灯光美术设计音响编辑技术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整个片子的制作，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也是其中人非常重要的一环。
美术创作人员在得到一个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的任务时，酝酿最初的想法和形象化的概括，抓住对设计的独特理解，逐步形成它所塑造的演播空间外部形象的具体想法和意向.意在笔先,避免机械地按照节目规定的空间提供一般化地环境设计，才能提炼与节目有内在联系的造型因素，使空间成为一种潜在的语言,创造出仅靠人物语言动作无法充分表达的深遂意蕴。
在这里，我暂把演播室空间的设计分为六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假定的空间
假定性系美学概念之一，假定性是一切艺术创作所共具的属性，空间艺术中以抽象象征虚拟引喻，间接表现艺术的时空感。
演播室的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假定的空间场景，通过不确定空间的指定性，体现节目风格，例如：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是一档以讲述历史长河中种种发人深省的故事、轰动的事件、才子佳人的传奇，回顾历史,给人以启迪的栏目.,整个节目开始摄像机由上自下，由右向左缓缓移动，象征历史文化的罗马石柱屹立在运动着的蓝天白云下，每一个柱子的中间都有一个电视屏幕，不断播放着珍贵的历史资料，主持人从柱子间慢慢走进镜头讲述一幕幕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假定的空间定位在一个变化的历史长廊中，把一个古老的历史废墟景象搬到演播室，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环境中，让观众能更好地去了解过去的各种历史。
二情感空间
不同类型的节目体现出来的感情基调是不相同的，一般节目的开始往往通过一段音乐，几组画面，几行字幕，就可以让观众了解整个节目的风格，环境的设计同样也从背景到环境空间道具无不体现出某种特定的情感用语。亚洲卫视的[V]频道，几乎所有演播室的空间设计，都采用极度夸张的色彩，奇异的道具，再加上主持人新潮的发型及服装，体现出先锋音乐的存在空间，在这样的气氛中，肯定不会有严肃的故事发生。
三交互式的空间
谈话式的节目中,演播室的空间设计目的是让主持人与观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迅速沟通，调动情绪，让更多的观众融与节目中进行参与。“实话实说”栏目，演播室为圆型空间，观众嘉宾主持人三者在同一对等空间，摄像分布其中，主持人在观众嘉宾中来回穿插，打破了空间的两面或三面的传统组成结构.这种开放的空间构架,能更加轻易地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让主持人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从这一点来说，演播室空间的美术设计，已不是简单地独立出现的，它是通过空间这个媒介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搞装饰装修的设计人员，在搞电视演播室的空间设计时,为什么显得有时力不从心了。失败的设计只能体现在独立的空间变化，独立的背景空间，与节目本身相差甚远。
四空的空间(通用性演播空间)
一些演播室不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场所，关键是画面的整体和清晰，再配置简单的道具，这种布景也称为通用性演播，常用中景和近景，全景仅仅起到穿插作用。例如：凤凰卫视的“铿铿三人行”栏目，整个演播室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幕布，以此体现“人生大舞台”“幕后休息室”的意象，以再简单不过的背景突出节目调侃诨谐的风格，是典型的后现代舞台风格，把三个人物放在一个简单的中性背景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性格更加突出，这种空的空间设计可以使观众唤起某种形象感触，也就是所谓的形象联想，形象联想也就是设计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契机，是塑造形象的基准。
五装饰性空间
如果是中性节目，不需要表明人物的特定环境，只需要有一个优美的背景来提高画面的艺术欣赏性，比如：音乐舞蹈节目杂技表演节目就需要在通用性的空间背景基础上，给予特意的精心设计，这也称为装饰性布景。这种装饰性空间场景,要考虑演员上下场的变化，利用色彩空间的变化，传统或现代的图形变化使节目本身更加充实漂亮，甚至可以利用机械装置增加演播室的空间变化，让节目更有可看性。
六虚拟空间
电视的发展总是伴
随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现在人们开始尝试，把三维数字技术运用到演播室空间技术中，利用虚拟的三维空间技术，和真实的主持人结合在一起，能够创作出千变万化的空间效果，它可以随节目的变化而变化，增加各种非现实空间的场景。也可以说，只要你能想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通过虚拟空间，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可能性，节目本身不但会更加好看，而且有更多的空间展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美国太坦尼克数字制作公司的总裁范德雷克博士，在谈到数字技术的发展时说：未来的美术空间设计师，将完全利用计算机数字技术随心所欲的创造全新的视觉场景。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职语文课程如何积极构建与实施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课程模式，与当前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笔者在实际教学中从模块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课改尝试。
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在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偏差，造成就、问题突出。出现这样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职业教育的课程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目前中职语文教学未完全摆脱以文本讲授为主要内容的普通教育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学科知识基础，但其学习内容与职业实践的关系是间接的，有的甚至脱节。如何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办学指导思想，进行中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是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努力探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模块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对巾职语文课改进行思索和实践。
模块教学
1．模块教学的理论支撑
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美国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的观点，将整体优化理论体现在语文教学中，变静止的、分割的、单一的教学为动态的、整合的、开放的教学体系。
2．模块教学的分类
根据“以能力为本位，按照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来组织教学内容”这课程设计理念。把课程模块分为三大类：基础模块、专业模块、选修模块。这种集群式模块课程既满足学校多工种多层次培养目标的要求，又符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基础模块是各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它以语文课本为教学内容，是学生必修的一个模块。
专业模块是为适应不同专业培养目标对语文课程的需求而设置的内容，可以根据专业对语文课程的要求设计若干子模块。如“财经应用文”这一课程原本由专业课教师讲授，往往会忽略其语言运用能力，现在就可将该课程放到语文课程中的专业模块，由语文教师来教学。
选修模块是由若干门选修课组成，它是为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个性发展和继续学习的需要而设置的内容。它具有选修科目多、学生选择余地大、课程时间安排灵活、教学形式多样等特点。
这三个模块构建了灵活、开放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体现了“目标多元，指导分类，教学分层”的职业教育特点。
3．贯穿于模块教学中的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
语文模块教学还对“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提出要求，以加强语文课程与生活以及学生未来职业的联系，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和发展。这种实践活动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可借鉴，教师们感到困惑。对此，我们存实践中进行了大胆尝试。
(1)构建活动框架。
从“亲近自然、发展自我、关注生活、服务社区”四大板块构建设计活动内容，以一个个鲜明的主题构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实践活动框架。
(2)对学生进行指导。
活动前，让学生明白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活动中，指导学生如何选题，如何成立课题研究小组，怎样收集、整理、积累有关资料，如何写作，介绍常用的研究性学习的方法等，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最后，围绕一个主题，学生把自已的成果通过小报、网页或报告等形式呈现出来。
(3)抓评价，激励学生创新。
评价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一环，通过评价可激发学生对活动的学习兴趣，调适自己的行为，体验成功的快乐。
评语评价。评语评价主要是通过学生自评、家长评价、教师评价，根据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成果和表现状况，对其优点、学习态度和今后的发展情况用文字描述的方式来评定、激励。
分值评价。将语文学科试卷中的10％～20％分值内容纳入综合实践活动的考核。
能力培养
近年来，我们积极与用人单位建立横向联系，就毕业生语文能力需求，如何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等问题，广泛征求用人单位意见，从实践看，中职生语文能力培养应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而。
1．培养学生语文应用能力
如何使语文学科中的内容与专业结合得更紧密，是中职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和方向。我校学生毕业后大多走上财经岗位，或多或少要接触财经应用文体，而学生对应用文不熟悉，对专业性较强的财经应用文更是无从下手。针对上述特点，我们选择了说明书、广告、经济合同、经济论文、市场调查、计划与总结等学生工作中常用文种进行教学。
针对毕业生，我们在教会学生设计广告的同时，就如何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布置学生制作自我介绍的幻灯片，为即将进行的求职做准备，学生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制作出很多想象力丰富，很有创意的个性广告。
2．培养体现专业特色的听说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的能力
口语交际不是简单的聊天，也不是单一的普通话培训。口语交际训练应从以下几点人手。
首先，应强化课堂教学双向互动。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并不仅限于口语交际课巾，在只常课堂上，要克服“教帅满堂灌，学生当哑巴”，要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当主角的教学格局，让每个学生深切的感受到他(她)是课堂的主人翁。教师要有意识的设计和组织口语交际双向互动，主动培养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和语言的组织应用能力。
其次，创设课堂交际情境。生活是口语交际的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给口语交际教学提供了源头活水。教师要善于将学生从课堂引入生活，再从生活回归到课堂。教师要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画面，让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
再次，注重学生个体的语言表现。学生个体的语言表现也是口语交际能力素质的展现，如：讲故事，即兴演讲，情境复述，应聘口语等。针对毕业生面临着与用人单位见面的情况，我们利用语文课开设模拟应聘场面，从如何从容应对面试现场，如何机智有礼的回答等方面训练学生的而试口语，给学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我校的毕业生大多从事窗口行业，社会对他们的普通话要求相对较高。我们在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普通话培训课，集中两周时间进行普通话专项训练，并组织学生进行普通话考级。
3．培养专业常用字为主的汉字书写能力
根据近几年毕、生的反馈信息发现，财会学生写就一手规范漂亮的硬笔书法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为此，我们对中职生必须掌握的常用字进行了适当增删和调整，在一二年级开设了书法课，要求学生以练习楷书、行书为主，书写力求规范、美观，对_书写情况适时组织评比。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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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本文对迄今为止国际和国内传播学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通过有关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本文认为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自1996年开始受到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即(1)互联网使用研究，(2)互联网影响(效果)研究，(3)互联网采纳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对大量以互联网这种新传播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评。本文为学者们今后进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辑White (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 (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 & 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 & 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 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Rafaeli (Newhagen & 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 & Society)》，《 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 》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for Online 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 ConAbstracts 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 & Metzger，2001;Papacharissi & 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 & 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 & 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 & 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 & 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 & 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 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 Internet 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 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 & 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 & 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 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 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 & 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 & 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 & 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 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 and 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 & 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 & Yang;Tan，Corbett & 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 & 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 陈绚(2002)：《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亚洲国家面对的数字化鸿沟》。见：?? 杜文富、王小惠(2001)：《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国际网络技术学刊》，第2卷第1期，页47-52。? 方国定、应鸣雄(1998)：《电子资料交换采纳之考量因素：由产品面判断》。《科技学刊》，第7卷第1期，页41-52。? 黄霁(2001)：《为网络广告制定游戏规则》(下)。原载《中国经营报》。见：? 匡文波(2000)：《分析中国网络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刊管理》，第11期，页36-38。? 匡文波(2001)：《论网络传播法》。原载《国际新闻界》。见：?? 李希光(2000a)：《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上)。《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0。? 李希光(2000b)：《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中)。《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1。? 李希光(2000c)：《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下)。《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10-13。? 林惠玲、陈正仓(2000)：《自动化技术之采纳与扩散——台湾制造业之实证研究》。《经济论文丛刊》，第28卷第2期，页153-184。? 林震岩、许胜雄(1997)：《电子资料交换技术采纳之实证研究——以台湾三种产业为例》。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PartC)。第7卷第3期，页390—399。? 闵大洪(2001a)：《党与党报网站》。见：? 闵大洪(2001b)：《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使用》。见：?? 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当前传播研究的课题与挑战》。见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卢峰学会出版，页7-20。? 彭兰(2001)：《关于网上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见：?? 彭兰(2001)：《网络中的人际传播》。见：?? 彭兰(2002)：《逐渐成熟的网络新闻》。见：?? 吴俊毅(2000)：《科技接受模型之实证研究——从动机角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吴征(2001)：《告别荒漠——新媒体与精神生态的重建》。承载“中华传媒网”。见：?? 徐宝才(2001)：《试论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对策》。原载《新闻实践》。见：?? 姚福军(2002)：《对于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几点思考》。《记者的家》2002年3月22日。见：?? 张浩(2001)：《中国新闻网站的四种赢利模式》。原载《新闻记者》。见：?? 张洪瑞(2000)：《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研究——以WAP应用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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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对策；产业结构；老龄产业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24-06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本文以此为标准)，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解决得如何，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截止2004年底，重庆市现有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约414万，占全市人口的13％，这表明重庆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2036年左右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3.6%。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和家庭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受制；国家、社会和家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老年人需求的投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调适等等。
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老年人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他们对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人口老龄化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挑战，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社会赡养比上升，财政压力加大，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1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底部收缩所引致的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导致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即底部老龄化）；第二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顶部延伸所形成的人口老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促成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即顶部老龄化)。老年型社会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成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老年群体是蕴藏着技能、经验、智慧的人才宝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2 人口老龄化将带动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老龄产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又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在这部分人口庞大的数量规模背景下，其对社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已经并将形成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
老年群体特殊需求的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需求带动供给，可以形成可观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年市场是竞争性极弱的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文化背景、不问民族习俗、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年人对各种商品与社会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必将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消费市场。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老龄产业必将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1.3 人口老龄化具有影响消费市场的结构,深化产业分工、在“人口红利”时期可化弊为利
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影响了社会储蓄和消费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费以老年日用商品、健康医护、精神娱乐为主，储蓄意愿下降。实证结果表明,35～50岁年龄段的人储蓄意愿最高,之后便逐步下降。日本的高储蓄率曾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人口的老化,其储蓄率持续降低,1980年为17.3%,1990年为13.9%,2003年仅为 7.5%。同时,年轻一代的负债率上升，这两方面因素将导致日本的消费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催生了相关产业的产生。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加速经济发展。
乜堪雄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对策与产业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1.4 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使劳动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提高
人口抚养比即平均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年人数量。重庆目前的平均抚养比是1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全市内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口平均抚养费用要远远高于青少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从经济学角度讲，青少年抚养费用支出可以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则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多属于消费性的。老龄人口增多导致储蓄水平下降，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1.5 劳动力的老化，必将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尤其是在2025-2040年之间，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和人口高龄化的高峰时期，低龄人口比重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最后形成老化程度较高的老年型人口结构。届时劳动力将出现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开始从需求制约型向供给制约型发展。
1.6 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税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口的病残率上升，社会养老和医疗的压力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储备不足，支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急剧增加又严重削弱了本市企业的竞争能力。按照现行的社保制度规定，企业单位必须为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支付大量费用，养老金支付增加了企业负担。
1.7 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决定了其消费能力、消费偏好、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决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引起了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新了要求。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①，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我们需要改善老年人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慰籍、文化生活、临终关怀等，调整现有对老年人的供给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行、用、文等各种消费品。
1.8 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老年空巢家庭增多，家庭养老资源减少，使后代难以承负照顾老人的重任，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状况下，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日益突出。“4-2-1”型的家庭结构，使得一对夫妇要供养4位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据统计，200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是3.32人／户，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赡养老人能力的降低。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的增强，都使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不仅使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了，而且对社会代际互动产生重要影响。这要求加快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2 重庆市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状况
1997年重庆直辖后，60岁以上的老人33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0.25%，而GDP增长7.5%；2000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61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1.32%，而GDP增长8.5%；2002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6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1%，而GDP增长10.1%；2004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7%，而GDP增长12.2%；2005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414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3.1%，全市GDP完成2650亿元，年增长1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 550元，跨上1 000美元台阶。 预计2010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50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5%。
2.1 重庆老年人的收支状况
重庆市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政府统一发放的养老保障金、企业定期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子女支付的抚养费、个人其他收入等。目前重庆市城镇退休老人的平均年收入8 000元左右，人均月收入在600～700之间。城镇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老年人年收入在12 000元左右，而大部分企业退休老年人处于月收入在400～500元左右的低收入状态，其次是处于低保状态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农业劳动收入。收入决定了消费，这种低收入状态使得老年人的消费指向为解决温饱和物质享受，很难上升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老年人收入也将逐步提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仍持谨慎的消费观念。基本生活的消费只占其支出的一少部分，而且老年人身体状况多较差，据统计，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支出除满足温饱外多用于医疗方面。由于重庆市现有的家庭结构仍以较为稳定的“2-2-1”形式存在，且受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老年人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仍然用于支助子女后代，这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用于自身的消费。
虽然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用于个人消费的积累越来越丰厚，用于老龄事业的支出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与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还显的不够。根据重庆市老龄委于2004年对全市40个区县（自治县、市）城乡范围内贫困老人进行的摸底调查，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状况是：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每月退休金或其他收入300元以下的占11.2％，为11.24万人；农村贫困老年人数约为44.57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数的17.8%，合计占全市老年人总数的16％。我市贫困老年人城乡贫困老人性别差异较大，农村男性贫困老人占40％，女性占60％。城镇男性贫困老人占47％，女性占53％。这是因为，在农村女性劳动能力低，主要依靠男性劳动力来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的依赖性较强，一旦遇上丧偶，就会导致贫困，而且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由于年龄原因再婚的可能性低。在地区分布上，全市40个区县都有贫困老人。按地域片区统计，其地处三峡库区的渝东、渝东南片区农村贫困老人比例较高，达到农村贫困老人的60％。
2.2 重庆居民的消费状况
根据1985-2003年重庆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变化，我们把这段时期分为3个阶段：
(1)1985-1990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84，回归系数为1.001。
(2)1991-1997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7，回归系数为0.929。
(3)1998-2003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4，回归系数为0.797。由以上三阶段的数据，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呈下降趋，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弱化。
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重庆市居民的平均消费一直比较稳定，而消费倾向自1996-2003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98年之前，边际消费倾向剧烈波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96年的0.733突升至1997年的0.863，然后急剧跌落至1998年的0.754。
（2）1999-2003年间，虽然下降幅度有变化，但总下降的趋势比较稳定。
显然，从长期下降通道的图形看，其图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相关性很差，90年代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对重庆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的下降通道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决定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绝非景气波动短期因素。
（3）2003年，边际消费倾向曲线突然呈剧烈上升趋势，由2002的0.573 升至 0.744，这主要是因为近年由于通信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通信费用猛增，而且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到今年进一步达到高峰。
尽管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传统、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等，但影响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中，老龄化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老龄化使老人收入下降。随着老龄化加快，老年人口的增加，持久收入增长缓慢，短期收入变化大使得老年人的高收入幻觉消失，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者比重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者增加使储蓄倾向上升。多数老年消费者持久消费增长只能根据持久收入增长来决定，他们将短期收入多数储蓄起来以便生病养老备用，使得储蓄倾向增加，带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3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正确认识老龄化问题
首先要承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辨证的看待老龄化问题，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医学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是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老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弱多病，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多了，必定会加重处于劳动期人口的负担。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先富后老”，而重庆“未富就老”，使得重庆市的老龄化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必须高度重视它和认真地对待它。
3.2 构建符合地区实际的养老模式,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重庆的养老模式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
机构式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将老人集中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家庭式养老是由家庭承担老人的物质、娱乐、医疗保健和日常护理等工作。社区式养老则是社会化养老的基本模式，指老人不离开家庭，而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很多家庭的子女忙于工作，经常无暇顾及老人，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式养老之间的过渡形式，将是许多老年人和家庭首选的养老方式。社区养老网络主要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家政服务中心、社区卫生康复中心为依托，社区志愿工作者为补充，以社区内有老人的每户家庭为服务对象，建立一个畅通的网络服务体系。
3.3 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年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支撑体系（如图3所示）。三者之间既有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各种社会保险，以“防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根本的制度；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救灾、救济、扶贫等，以“济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基础的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为优抚安置对象，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特殊群体提供福利和服务，以扶老、助残、救孤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极具发展的事业。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老年人救助的投入，凡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建立针对老年人特殊困难的专项救助经费，并形成制度。建立和推行依靠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力量认助、认养、认捐特困老年人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特困老年人救助体系。建议市政府利用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福彩收入、政府财政、社会上的捐助及其他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设立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运作和管理，这样可以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源源不断。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助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并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入农村。
3.4 建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老年人综合活动场所
老年活动场所可分为室内和露天。室内场所主要是老年人用来聊天、下棋、打牌等；露天场所往往用来安排健身的，如跳舞、打太极、练香功等。通过老年人之间的沟通，疏解心理矛盾，通过室内和露天活动设施的分流，解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之间需求差异的矛盾。最常见的是老年人就近在其居住小区的广场或中庭做健身活动，但很多小区不具备这样的广场，而且具有条件的广场可供老年人使用的面积又较小。像其它城市的老年公园就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活动设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但这在重庆几乎很少。建议根据重庆城市发展规划，在各区住宅小区密集的中央地带建老年公园。
另外在县（市、区）要建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乡（镇）、街道要设立老年活动站，有条件的村委会、居委会要开设老年活动室，构筑重庆市全方位、多层次的老年活动场所。
3.5 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建立老龄事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要大力推进老年福利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和法制化进程，在坚持政府主导，加大对老年福利事业投入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政府要制定优惠扶持政策，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鼓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私营企业和国内外人士投资老龄事业，发展老年产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对设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发展多元投资主体，鼓励社会捐助，鼓励社区自办经济实体，多种形式创办老年服务机构。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启用闲置的社会设施进行再利用，招募社会志愿者扩充老龄事业的人力资源。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调整与产业选择
当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年人的需求就决定了一些产业的生存与壮大，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建议采取相应对策：
4.1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政府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扶持和发展老龄产业，坚持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和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并重。在税收、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老龄产业各种优惠，在政策上鼓励全社会、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设计人员为老年人开发、研制、生产老年用品和老年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推动老龄产业发展。老年人的消费偏好主要取决于老年用品能不能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即保健功能、便利功能和精神满足功能。可以根据目标人群需求类型的不同对老龄产业市场进行细分如下：
（1）养老助老需求市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负重的中青年在强烈地呼吁老年服务的社会化和商业化。建立老年公寓、“老少户”合住的新型住宅，“聚家养老”的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目前重庆除“三无”老人安置在敬老院、福利院，家庭照料困难的老人居住在老年公寓外，绝大多数是“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因此，开发更多方便、舒适，价格适宜的老年型住宅，应成为城市房地产业一个重要的市场取向。此外，中国人寿保险市场极为宽广，商业化养老前景看好，重庆也不例外。
（2）健康医护需求市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高龄老人患病卧床率日益增加，有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护理。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自我保健，是老年人最急需、最舍得花钱的市场，因为老年人对健康有比其它人群更为强烈的需求，这将促进健身器械、运动和抗衰老产品的发展。老年门诊、家庭病床和护理、健康咨询、老年医院、康复中心和临终关怀等类服务需求面广量大，极具发展前景。
（3）老年日用商品需求市场。老年人受自己年龄和心理特征的影响，在饮食、衣着、医疗保健和文化消费用品等方面都需要符合本年龄群体个性的老年型商品，甚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和中青年需求有别，这些是老年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精神娱乐需求市场。老年人希望的娱乐用品一般兼顾两个方面：既好玩，又利于身心健康。如对老年玩具的开发就极富市场前景；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开发也很有潜力。根据有关调查，大多数老人喜爱短线旅游、登山、游泳、气功、钓鱼、球类活动，还有的喜爱书画、跳舞、收藏、花鸟养殖等等，企业可据此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产品和服务。
（5）学习深造需求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突出。老年人就怕一个“空”字，无事可做，必然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老年教育产业化”是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面。如在老年大学里可以开设很多新兴的健身娱乐知识，提倡“活到老，学到老”。
（6）生活咨询需求市场。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老年人毕竟是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有些知识落伍于时代也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遇到的问题往往又格外地多，他们有疑难就需要有人帮助解决，其中有偿的咨询服务就是一种。
4.2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老龄服务业
重庆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有几十万的下岗职工，而且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也需要转移。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②。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是重庆市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注意解决的大问题。在普遍的老龄化到来之际，扩大就业，尽快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筹措正在劳动大军行列中的这批人的养老金，以保证他们在年老退出劳动行列后，有相应的生活保障，对缓解未来老龄化高峰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目前抚养系数较低的情况下，筹措养老金是增加积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将为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提供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4.3 优化传媒产业和教育产业结构，构造终身学习的市场体系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大批人员从事直接以老人为服务对象的工作。因此，中短期的服务培训工作就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和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培训是解决老龄从业专业人员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建立老年教育网络，发展老年电视大学、老年网上学校等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学习教育、文化娱乐需求，同时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5 结 论
面对社会人口的老龄化，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老年消费市场状况，规范、引导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发展，促进重庆经济协调发展；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计划地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年用品，增设老年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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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Measure and Industry Choosing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Background On the Rasis of Aging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NIE Kan-xiong1 HE Xiao-zhou2
(1.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2.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accelerating. The thesis expounds the seriousness of aging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to economy fr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way, which reveal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comp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base of people and health security, to expand the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o enrich the main pension funds and medicare funds, to accord with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o develop productivity level.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ging population, economic measure should ensure the living life in retirement and health, and increased the input into social security fund progressively, substantiat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medical benefits funds, set up and perfec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onformity with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ductivity, advance the social security socialization and strength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is paper advises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aged industry in a more cost-effective manner, in order to develop aging population with economy in harmony.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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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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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著，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著中就华北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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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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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史料》(《中国史料选编》)、《文件》(《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河北》(《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南》(《河南解放区的》)、《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选集》)、《毛文》(《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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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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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北方中，一个显著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
“翻身”与“生产”：北方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矛盾”曾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话语，或者舒尔曼(schurmann，1971[1968])所谓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作为历史话语的矛盾，其在时期的主要表述形态为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一直是历史的正统叙事基调(董志凯，1987；杜润生，1996)。
然而，近年来这一历史叙事所描绘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图景已经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质疑(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第2、3章)。例如，黄宗智先生在大量村、乡层次的经验证据(如张庄、十里店等)基础之上重新刻画了前中国乡村的社会阶级状况。这些证据显示，前许多村庄(特别是华北地区)中根本没有在村地主。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宏观阶级矛盾分析转化为村庄层面的阶级斗争行动这一过程中，革命表述与社会实在之间出现了错位。①秦晖先生则通过考察关中这一“特殊”地区——“关中无地主”而“关中有封建”——的而含蓄地挑战正统叙事(所谓“太湖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之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彻底颠覆革命叙事，而在于为反思中国革命注入了可贵的实证精神。②当然，除了在经验层面上质疑正统叙事以外，学者们还就北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探索新的分析路径(Esherick，1998；张佩国，2003)，或者实验新的叙事方式(李康，1999)。这些出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撼动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叙事支配地位，从而为我们将“矛盾”与“阶级”析离开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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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试图在经验基础上解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而且试图引入革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从运动直至的“中国革命”。
② 近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没有地主的村庄”的说法来概括前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分化状况，以图颠覆阶级(地主—农民)斗争之革命叙事(卢辉临．2003)。经验地看，这一矫枉过正的说法(如作者本人所言)当然值得商榷。仅以40年代初曾调查过的陕北杨家沟为例，前这个村庄在不到三百户家庭中就有大、小地主五十余户，是陕北出名的“地主窝” (，1994[1942]：124～135)。这个庞大的同姓地主继嗣群体集中聚居在杨家沟及邻村寺沟，并控制着远近40华里、覆盖周围3县的大片土地。杨家沟地主在当地通称“堂号”，虽雇佣掌柜，但地主们往往直接管理土地并开设字号经营土地窑房典买、粮食买卖及借贷等业务。曾经对该村的大地主马维新的字号经营、土地租佃及历年收支等经济情况进行过深入的典型调查(详参，1994[1942]：169～190，194～217，229～239，249～260)。显然，这是与江南“不在地主制”不同的乡村地主经济形态(其具体经营形式则是多样的)。从而，也提供了一幅不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1947年初杨家沟搞征购地主土地试点，当时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两万余亩。而在此之前，经过减租运动与地主自动献地，已有近一半土地转入农民手中(李，1987：598～99)。当然，即使在杨家沟这样的“典型”中“阶级”与“矛盾”、“斗争”的联系也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简单。事实上，杨家沟在当时曾被视作发动群众失败、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的例子(《康生言论》，127；马光华：《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而在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此外，正是由于当地不乏活生生的地主，村民们围绕“具体地主”(各堂号老爷、财主)的日常生活记忆构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抽象地主”的“抵抗”或“逃逸”，或者说历史地形成“黏合中求生存”的记忆“策略”或“战术”，从而在口述记忆中呈现出“分化的心灵”这一集体叙事心态(李放春，2000：31～34，106～08，112～15)。在类似的经验感受推动下，曾在杨家沟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罗红光先生则提出“生活关系中的地主”来质疑作为阶级分析要素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主” (详参罗红光，2000：第l章)。此外，历史学家周锡瑞(Eshcrick，1998)有关杨家沟的一篇研究论文则从革命过程的视角出发挑战阶级结构分析。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杨家沟的例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质疑革命叙事，而必须在分析层面开拓新的可能路径。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从分析上超越“阶级”与农村阶级斗争，而不只是在经验层面质疑或“证伪”它?我们如何在摆脱阶级矛盾框架之束缚的同时又不落人历史唯意志论的分析陷阱(如政治功利论)?换句话说，我们在扬弃的阶级斗争镜像时是否也要随之废弃矛盾分析的穿透力?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视野从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实证分析引向话语—历史分析。
大量的史料显示，农民翻身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一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从话语分歧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问题化”的程度还不及围绕“农民”形成的诸话语一历史因素。在北方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有过诸如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之类事件所引发的话语波折，但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基本上构成话语默契。①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而这些“问题”与本文要探究的“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②这构成本文分析与叙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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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中会提到，在《五四指示》执行过程中围绕“地主”也存在政治分歧，而许多干部也在斗争过程中被指斥有地富思想、“坐在地主怀里”。但是，在翻身话语中，地主作为一个不事农业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阶级而在消灭之列则是一种逻辑“共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式)经营地主”与“新式富农”这两个曾同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在北方中的不同话语一历史际遇而得到进一步认识。
② 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可以与“阶级”相关，却不必然还原为或推演到阶级矛盾。当然，实践中的话语一历史矛盾与斗争恰恰时常会通过阶级斗争语言而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地方。例如，在其关于的高度浓缩的社会学分析中，舒尔曼(Schurmann，1971 [1968]：427～431)曾把内战时期共产党走向激进(与革命恐怖)的原因归结为乡村内部矛盾而非革命意识形态，并颇富洞见地将矛盾分析聚焦到“农民”而非“地主脓民”。然而，他又套用阶级矛盾理论而把村庄内部矛盾理解为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则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则显得过于轻率(事实上，他的这段“阶级分析”也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撑)。
话语—历史矛盾分析不是要揭秘式地建立新的历史逻各斯，而是试图把握史料中展示的话语分歧与历史张力的一种策略。“翻身”、“生产”是史料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语汇，而围绕二者所形成的话语—历史关联也是研究者借助史料贴近北方的直观经验感受。此外，在一些亲历过的普通骥村村民的口述回忆中，翻身与生产或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两难也构成他／她们的历史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
不过，为便利于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革命话语之逻辑关系。前文已经指出，正统叙事围绕的一条话语主线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革命叙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农民翻身从而激励生产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话语逻辑。①在革命话语中，翻身与生产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革命要素——特别是翻身(生产关系的改变)成为发展生产的逻辑必要前提。②而在过程中，与阶级斗争话语相联系，翻身促进生产的话语逻辑也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生产在翻身运动过程中也一度成为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焦虑之一。因此，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关联的历史实践形态。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运动等同于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土地分配的翻身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如生产、民主等)，从而未能对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话语—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北方时则专注于这些话语—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身与生产之矛盾。③这样一种关系分析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直接回到历史话语本身的现象学式态度，以求直观地把握到过程中的话语一历史关系。④当然，话语—逻辑关系与话语—历史关系是不同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论所基：历史话语及正统叙事试图突出翻身与生产的逻辑整合，而我则强调二者的话语一历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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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国左派人士韩丁最近一篇激情洋溢地捍卫的文章(Hinton，1998)。
② 例如，一份1946年12月21日的《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见《太行财经》 [下]，1233)1947年的一份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总结中在谈及太行大生产运动经验时也认为：“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限于形式主义。”(见《太行财经》[上]，395)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不同于一些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政治功利论或者功能论分析。这里仅以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为例。战争是北方的重要历史情境，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例如，杜润生先生在回顾北方时曾指出：“(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订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1996：6)而在最近一篇讨论北方的重要论文中，张鸣先生甚至完全把华北理解为中共打内战、争天下的动员手段(张鸣，2003)。本文的分析则无意强调战争与的因果关系，以避免使分析陷入现实功利论与历史唯意志论的双重陷阱，而忽视了革命话语与资源现实对历史意志与行动的双重制约以及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当然不是说的唯一动机或目的是农民翻身，而与政党功利因素无关。事实上，在1946年5月初的延安土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毛年谱》，78)当年10月，毛指出，《五四指示》以来，凡深入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毛选》第四卷，1208)次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分析内战敌我形势时明确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搞了”(《毛文》第四卷，328)。但是，这并不是本文的分析所关注的。本文的主要关怀在于北方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重要影响。它既不是的深层因果分析，也不是革命政党的主观动机分析。
④ 例如，本文关于“发动贫雇”的讨论所关注的是实践中这一话语—历史因素与其他要素(如“团结中农”)的复杂联系，而不是论证如何成为革命政党的社会动员手段。
通过考察翻身—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本文意在勾勒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结构的谱系渊源，而无意加入关于是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持久争论。①换句话说，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翻身是否促进生产，而是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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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运动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上文中已经指出，二者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
本文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946～1948年间的北方时期，并非暗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此时突然凭空出现。事实上，早在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以及军事供给的矛盾已经初显端倪。②但是，当时的党政权力尚未真正开展渗透与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40年代上半期——逐渐形成的，这一点下文中还会谈到。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色彩并不浓厚，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主要针对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生产主体则没有构成冲击。③实际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农民多数向上发展，而许多处于上升的农民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从走向没落的地主手中购买到土地。④因此，直到北方时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才在贫雇翻身运动中全面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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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以来，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史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也不断受到怀疑与挑战(Perkins，1969：108； Chao，1970：36～44；Ash，1976；Brarnall，200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很有启示性。但是，对的经济后果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抹杀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套用福柯的历史研究思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这套革命元话语(与阶级斗争的元话语)如何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实践中具体部署、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历史意识与行动，以及——更为重要的——这些话语—历史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革命现代性后果。
② 例如，王明在1933年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曾警告：“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一定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央文件》第九册，652)另参博古对苏区经济的一些政论(《红色中华》第51，76期)。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查田运动(参《红色中华》，1932～34年各期)以及特别
是对“赤色恐怖”的鼓吹(《红色中华》，第193，208期)中管窥一二。
③ 例如，1941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阶级动向时曾描述了减租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当群众起来时，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又根本不缴租还债了，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旧账，反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指骂顽固地主，剥夺地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的雇农在选举中要求雇主投自己的票，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有的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反责备地主瞎眼并向之挑衅。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彭真，1991：4)当然，彭指出上述情形是“逾越环境与政策许可范围的斗争，是会走向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 (同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地主经济在减租与累进负担的双重打击下大幅下降(，1994[1942]：152，197，200．297～299，364；李锐，1998[1945]：318～320；另参Friedman， Pickowicz，and Selden，1991：84～86；Esherick，1998：353～357)。对中农阶层的生产构成直接影响的只是公粮负担(，1994[1942]：365，367)。当然，考虑到农民之间存在的租佃关系，情形相对就会更复杂一些。
④ 例如，在其1942年的晋西北调查日记中描述阶级变化时曾提到：“四大动员后，地主富农卖地，中农买地。……地主转化为富农的倾向，已开始。利用亲属关系，雇佣工人，借贷亦然。” (，1994[1942]：368)另外，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佃农刘旺就是一个上升农民买地、圈窑的例子。
那么，本文为什么集中讨论的早期阶段——北方，而不是1950年土地法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泛泛而论运动?①这是由于土地法颁布前后的两个阶段存在实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是在和平环境下相对有组织、有控制地开展的运动，而北方解放区则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也没有缜密的政策规划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主持北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曾经坦承：“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②相比而言，主持华东的饶漱石在两年后谈到时底气则已相当不同：“大体须经过下列步骤，即‘小心谨慎，创造典型’；‘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全部过程，都是大刀阔斧和精细深入两种方式的结合；‘带’、‘推’、‘跳’三种方法的结合。的每一步骤都是以典型乡的先行经验，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带领和推动后续地区有阵地的前进，前一步骤为后一步骤准备好条件。这种做法既稳且快，不致‘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其具体经验如下：……”③饶的总结中那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显示共产党已经在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实际经验。事实也表明，1950年以来江南等新区的较之内战时期的北方要和平、有序得多，特别是许多被认为过左的政治实践(如极端贫雇路线、“搬石头”整干部等)都已被制止。④然而，就历史探究而言，北方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经历却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后期全国中制止的那些政治实践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中不断卷土重来、时隐时现；而这些实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断以新的面目爆发并持续困扰党政权力与革命社会中的人们。这就促使我们在对北方复杂过程的细致梳理中来追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话语—历史源头。因此，本文分析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对北方具体历史过程之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并尽可能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与历史过程的梳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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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往有许多学者曾就运动(如Wong，1973；Lippit，1974)或者是新区(如Shue，1980)做过出色的经济、政治分析。
② 转引自《西柏坡》，109。
③ 饶漱石：《华东第二次典型试验会议的经验总结》(1950／11)，《史料》，698。
④ 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见《毛文》，第五卷，324)当然，我们对1950年后情况的判断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抹杀新区的暴力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促使中共新政权再次把运动与战争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并且基于国防考虑而加速了进程，从而激化了运动的烈度。
另外，本文的分析与叙事还试图观照到不同区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别及其对北方的话语—历史实践进程的复杂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生产”与“翻身”的矛盾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认为，“翻身”与“生产”这两种声音源出不同的政治生态空间。“生产”的主要话语空间在西北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北方其他“老区”，而“翻身”的激进潮流则是从华北、东北各地“新区”(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控制的区域)首先涌起并迅速扩散开来。①这样一种看似粗糙的“比较”眼光，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过程。虽然“翻身”成为运动的话语基调，但北方的曲折部分地却是不同政治生态下形成的不同话语之间“斗争”、僵持及至暂时妥协的结果。②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并不对应固定的空间实体，而“政治话语”也并不是指涉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政治派系纷争。③本文真正关注的乃是围绕“翻身”与“生产”这两大轴心所形成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
本文认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构型是北方的主要现代性后果之一。要深入理解运动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就不能只看到翻身与革命党政权力的话语与利害关系，而必须同时看到生产与革命政权的话语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权力与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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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不能把这里所谓政治生态差异简单混同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的差异。所谓“老区”、“新区”都是历史相对范畴：同一地方抗战甫胜时成为“新区”而到军事反攻阶段就成了“(新)老区”；而另一方面，“老区”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千差万别(如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骥村在前属于“警备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保留得相当完整)。而且，随着军事的进展，“老区”、“新区”的相对范围不断变化。此外，还需要看到，实际上一些史家(如董志凯，1987)所运用的“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类型划分是1948年初北方已进入尾声时才形成的(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1948／2/3]，《毛选》第四卷；：《老区半老区的与整党工作》[1948／2／22]，1980[上])，它本身是一个话语斗争与妥协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这一分类没有现实基础)。因此，本文的叙述并没有采用这一晚生的类型划分来充当一般性叙事范畴。
② 例如，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之后，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计划是征购地主超额土地，而前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一种“和平”的尝试(李，1987：597～99)。但后来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并于1947年3月攻陷延安后，这条道路遂告夭折。康生在1947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曾总结两种办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农民的清算斗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向地主征购土地。康提到，有人认为“清算适于华北，不适于陕甘宁”；康本人则坚持边区也应算账，外加土地公债，“农民自上而下，政府自下而上，两面夹攻，就把地主搞光了。”(康生：《关于问题的报告》 [47／2／8]，载《康生言论》，126～7)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毛文》第四卷，329)。当然，在晋绥遭严厉批评后，毛又出面维护了西北工作。以上这些零散的评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北方时期的地区政治生态差异。此外，以往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学者天*[上旧下儿]彗(1984)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基层干部之比较研究。天*[上旧下儿]先生认为，活跃于乡村基层的“晋冀鲁豫型干部”是推动毛式激进政治的车轮。刘一皋先生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篇短文(1995)中对此也有涉及。
③ 例如，1940年代晋绥边区逐渐与陕甘宁边区一体化，同属西北局，但过程却迥然不同。
“吴满有方向”与“革命的富农”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政权都会出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二者联系的形式、渠道以及紧密度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帝制时期皇权与根据地时期党政权力的重要差异：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企图领导生产。①简言之，现代权力不只是消极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是把生产作为建设乡村领导权的重要政治场域。②
1940年代上半期，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逐步建立起来。③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党政权力把大量精力集中到生产问题，并在生产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组织经验。④随着动员与领导生产成为党政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围绕发展生产的“新英雄主义”话语、制度，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边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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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样的一般性陈述只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理念型概括，从而必然是对权力之复杂历史演变的简约性认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权力与现代性的话语—历史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党政权力对生产持续的高度关注(乃至话语—历史化为现代权力经常性的合法性焦虑)与积极渗透(在这一权力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权力形式)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皇权与帝国官僚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但却不能想像帝国权力展开诸如制定农产生产计划这样的“生产领导”式权力实践。此外，顺便提及一下，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不同，中国乡村革命情境下的现代党政权力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过程。可以说，权力就在下面，而问题在于怎样展开实践。
② 例如，早在1940年，时任晋冀豫分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指导整党建党工作时就曾撰文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要参加生产。在这篇题为《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李雪峰写道：“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他呼吁道：“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额促达成议案的地方去深人群众。”(转引自李雪峰，1998：108～09)李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生产如何通过“群众”观念而与权力发生话语—历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生产这一重要的世俗领域中，革命政党才逐渐学会了如何自下而上地建设其乡村领导权。另外，这种在领导生产中形成的常规性权力实践与在征粮、扩兵等突击性工作中形成的“动员”方式的权力实践非常不同，如晋绥边区1943年的一篇《农业生产调查》中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就批评了“动员”式作风，并讥之为“跑腿主义”(《晋绥财经》，711)。但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是由于边区政权面临的生存困难而激发的现实抉择，部分则是由于现代性话语影响而致的政治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实际财政需要与革命话语实践相契合的历史效果。
④ 一些早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Schurmann，1971[1968]：416～25；Selden，1971：237～67。不过，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并非以“组织起来”为标志的生产互助运动，而是鼓励“新式富农”发展的吴满有运动。
⑤ 当然，这并非暗示这些话语的与制度的因素全然是现代的。例如，勤劳致富一直是传统社会经济伦理而非一种现代观念。然而，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实践如何与这种传统资源建立话语一历史关联。
在这些话语鼓动与制度激励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性措施就是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大量扶植劳动英雄与生产积极分子。这一新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大多为出身贫苦，但通过勤劳致富而上升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党员劳动英雄吴满有。①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1934年当地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②此后，吴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该社论一度引起读者质疑，即“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此后，“吴满有方向”一度成为各边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成为所谓“延安精神”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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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于吴满有的故事主要转引自李锐，1998：294～306。李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吴满有方向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② 据李锐记述，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富农”的提法并非偶然，而是具体体现了当时党政权力在边区乡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相关，而其早期倡导者首推党内主要理论家。1942年，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具体阐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与内容。①所谓中国乡村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的经济形式，是在革命政权的调控下“靠农业积累资本”的乡村发展道路。张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当然，讨论的并非当时晋陕乡村经济状况，而是他对乡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实际上，他就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乡村的生产力状况的调查显示，占各村户口总数45％的中农构成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然而，张观察到中农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在经济上则与富农一样，“少数上升，大多数缩小，一部分停滞”，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缩小的”。③令他特别不安的是，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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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1942／10／7)(见，1994：323～325)。的表述刻意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这显示了其理论雄心，也体现了当时党内高层的表述习惯。他在《出发归来记》中曾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1994：338～9)后来也曾采用“新资本主义”一词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他才提出“这个名词不妥”，而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毛年谱》，343～44)。
②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屑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2／4／12)。据张所述，当地在三十年代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地主已不存在，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工也几乎绝迹，村庄中80％以上为中农与贫农(，1994：32～34)。
③ ：《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42／7／9)(，1994：301)。关于政治情况，见《调查日记》(42／5／2)。张写道：“(贫农)对政治没兴趣。村干部均为中农。区干部中农。政权在中农手里(中农家庭的高小生)。地主在政治上吃不开。”(1994：367)
地主的生产力水平。①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乡村中代表较高生产力的富裕中农(占总户数10％)的经济动向：土地革命后，“租入土地，平均以富裕中农、中农为多，租出者以贫农、贫民为多”。因此，“租佃关系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此外，雇佣关系虽不发达，也以富裕中农雇工最多。在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张试图从理论上为农民致富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他们正在用一切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采用租田、典地、借牛、贴牛、养羊、放羊等方法，来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从雇用短工，发展到雇佣1/3、1／2、2/3的长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成为新式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贫农则会转化为‘新的农村无产阶级”。总之，“农村资本主义，将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②
1942年以来，党政权力对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政策性鼓励及以“吴满有方向”与“组织起来”为主旋律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以及其他边区产生过广泛的社会效应，特别是边区中农与新富农阶层的崛起。例如，1945年李锐在对北岳、太行等5个华北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统计趋势分析中指出：“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中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成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号召，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③当然，根据李锐统计，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是中农经济，新增富农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新富农经济的增长趋势却显示了新英雄主义与生产致富的话语一历史效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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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日记》(42／3／25)(1994：356)。
② 以上见，1999：45，61。
③ 李候森：《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5／5／22)(《史料》，225～6)。
④ 从李锐给出的几个零散例证来看，新富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如1941～1942年间北岳富农户数增加0．02％，滨海到1943年增加o．86％，涟东县1942～1944年间则增长2％，而太岳的阳城固隆村在1943～1944年之间富农从33户突增到77户(《史料》，226)。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生产形成的实践性话语在后来的运动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①这一点在北方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一份1946年3月完成的太行分区当年大生产计划写道：“我们要明确的开展吴满有方向的运动。吴满有的路线，便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方法，便是深耕细作。”②当年6月，党委调研室仍试图倡导吴满有方向：“富农经济今天是经过了停滞下降后的向上发展，是有其发展前途。但目前就全区来说，富农经济的土地条件是不够充足具备，再加上普遍的不愿当富农，不愿上升为富农的思想阻碍， 目前富农经济发展还不够畅达，需要我们去奖励提倡开展吴满有运动。”③
即使在出台《五四指示》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会议召集者、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竭力论证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④此外，据曾积极鼓吹吴满有方向的李锐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坚持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我在热河主持《冀热辽日报》时，1947年4月1日，我还写了一篇《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的社论。开篇即说：‘今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个问题还待很好解决，就是必须广泛宣传勤劳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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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等“老区”，生产话语对贫雇翻身话语的扩散构成了有
力的抵抗，并深刻影响了的话语—历史实践。
② (太行财经)，1203。
③ 《太行财经》，1207。
④ 以上见任弼时，1987：396，401。
⑤ 李锐，1998：30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翻身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产话语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一点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明显。1947年12月召开的陕北米脂县土地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白治民做总结报告时就富农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白治民明确了米脂对富农是“打击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新旧富农应有区别，米脂有些富农(为数不多)是在八路军接防以后经过减租，由中农上升起来的，这种人在态度上和旧富农不同，土地要平分，财务的留法可以稍微照顾一些。吴满有方向是对的。吴满有下南路一无所有，他是革命才发了财的，对党是拥护的，以后战争也证明了。不过有的地方把吴满有方向误解了，如未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进行减租的地方，也提吴满有方向，实际上是发展旧富农。新富农不仅在现在有，在分地后，一定会有一批中农上升为新富农。”①
不过，除了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持续影响之外，还应看到发展生产在北方时期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考虑。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得打，饭还是要吃，何况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也根本不可想像。②因此，在战争形势下，对党政权力来说，如果说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那么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这正是北方实践的话语一历史情境。
然而，实践中的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历史关系并非如其话语逻辑关系一般顺畅明了，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生产运动靠的是劳动英雄带领群众，而翻身运动则靠的是翻身英雄冲锋在前。然而，闹翻身与闹生产的“英雄主义”逻辑毕竟不同，而“积极”与“落后”也可以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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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脂县委：《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1947／12／22)(米脂县档案馆)。
② 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生产与负担问题在北方期间越发显得严峻。例如，晋绥首脑李井泉在194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团结中农问题时说，“假如中农不生产，我们的军队吃什么?”(《晋绥财经》，475)
“发动贫雇”与“翻身英雄”
翻身是北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①正如“”一样，“翻身”的具体内涵变动不居，而这个说法也并非到北方时期才出现。翻身曾一度是致富的同义词，其与生产的关系也就非常直观。但是，北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并逐渐成为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隐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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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丁(1980[1966])关于晋南潞城张庄的著作即以《翻身》命名。该书当年历经曲折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革命研究的经典书目。
② 前引太行报告中曾提到：“分配果实的时候，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果实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史料》，370)由此，可见中“翻身”的政治化与“斗争果实”的符号化。寺沟村(骥村邻村)中农王亮的故事也例证了这一点。王在骥村清算地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他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斗争果实时兴高采烈：“我分得喝烧酒杯子，这么粗啊这么高，给我分那四个。回(家)来啊我们老人(即他父亲)那阵说，‘你那是些甚?’我说‘这是喝清酒杯子’。‘你还要喝清酒了?!你连黄酒也喝不上，还要喝清酒!’我咱放得那柜子上，就放那圪头了。这可是好杯子，喝清酒杯子可是好杯子了!那(我)这回来呀睡下，第二天早晨我还起来不晓得做什么去了。(返)回来呀，我说‘那几个杯子哪里去了?’那(即他父亲)早就端那(即杯子)出去打(即摔碎)了! (笑) ‘要那做甚了?!那给你抹黑了嘛!’打它驴日的倒一把圪渣啦！”(2000年1月15日访谈，转引自《骥村人》，58)显然，在王亮的讲述中，“斗争果实”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经济上翻身，而是成为他参与“翻身”的历史见证。
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①这一点，党内著名农民专家邓子恢讲得至为清楚：“有无成绩，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②而在整个过程中，贫雇农始终被视为革命的主力、骨干，“发动贫雇”成为革命政党开展翻身运动的战略要旨。因此，在翻身运动中，贫农、雇农以及赤贫农所组成的庞大农民群体(而非笼统的“佃农”)成为乡村革命的真正主力军。③事实上，贫雇农翻身的利益要求与话语鼓噪直接推动了政策从最初《五四指示》的“耕者有其田”到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之方针的激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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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2／15]中，贫农、雇农被分别刻画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与处身乡村的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政治自我想像相呼应。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参《文件》，199～201)。在北方时期，革命政党甚至视贫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同上，176，200，201)。当然，革命政党的自我想像也是话语一历史地变动的。例如，贫雇闹革命危及到革命党政权力后，便出现“贫雇农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领导)的话语区别。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②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 (1947／7/3)，《史料》，379。邓子恢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五四指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富农路线错误”而来，因此他主张明确提出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邓曾是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决策者之一，还曾主持过华中，是党内高层中对有深刻见识的人物。例如，邓同时提出：“贫雇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中与满足贫雇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 (同上)然而，北方实践(特别是柯鲁克夫妇、韩丁所展示的“老区”、“半老区”的情形)表明，贫雇翻身必然会把斗争烈火烧向党政权力的另一重要社会基础——中农与新富农。在这个意义上，邓子恢的建议可谓是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的一个写照。
③ 北方中许多佃富农(后来被列为“新式富农”的一种)与佃中农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例如，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的劳动能手刘旺就是一例。不过，佃富问题(及相关
的青苗处理问题)在东北中最为突出。1948年2月7日，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翻身实践与贫雇化的“群众”话语相配合，在北方乡村中一度造成以贫雇赤为主体的“翻身英雄”们的天下。与劳动英雄、生产积极分子不同，这种新型革命积极分子往往不是(也不必是)庄稼能手，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①他们过去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社会中是边缘的。然而，这些处于乡村秩序底层乃至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的人们，历来是最具颠覆性的社会力量。②
早在北方的20年前，青年就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鼓吹贫农阶层的革命角色。这位当年国、共两党的农运专家为驳斥“痞子运动”论，大胆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的论断。他认为，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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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骥村清算地主时的农会主任刘荣就是跟工汉出身，家里没有土地；而另一位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发也不是“受苦人”出身，而是村里的“黑皮”(流氓)。当然，不能把这一判断绝对化。例如，一份关于陕北义合延家川的汇报材料中讲道，西北土地会议后当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中领导人物“一般为中农，个别为中农以上成分”。究其缘由，“时正催粮，中农想把地主浮财底财都搞出顶公粮，以减轻自己负担，上中农最积极。”(《陕甘宁财经》，119)不过，这份材料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贫雇农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② 许多学者曾探讨过这一阶层群体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社会秩序与结构变迁之影响，如参Perry，1980；Huang，1985；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20年后，当毛从军事中抽身出来指导时，其贫农闹革命的情结不减当年，而且更进一步在组织上落实其独特的先锋论：“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②这样，贫农团这一群众性组织在北方中一度成为临时的权力与执法机关。③在毛看来，的基本任务就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而贫农团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保障。从毛的先锋论可以看到“贫雇农”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位置，而“发动贫雇”也成为翻身运动中的轴心式话语一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贫雇闹翻身是个人意志的体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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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选》第一卷，21。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5)，《毛选》第四卷，1250。
③ 1947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五条已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乡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史料》，422)。
④ 贫雇闹翻身的思想不仅仅是革命话语的逻辑延伸，而且也是革命政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实际政治经验。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7月的总结中曾记述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历史上纠缠最久的一个问题。四二年以前，由于某种现象的迷惑曾经存在过先发动中农然后才能发动贫雇的思想。四二年减租运动中，实际体验到发动贫雇之重要。四三年豫北新区的群众运动及四四年查减运动中，就一再强调发动贫雇，可是又产生了忽视中农讨厌中农的偏向。……四五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明确说明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在农民内部的关系上，贫雇是主力，是骨干，同时必须团结中农。四六年十一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统一了这一思想。并且在一年来的中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见《史料》，394)。但是，北方的进程表明，统一了思想不等于问题就不再缠身。事实上，贫雇与中农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北方的严峻问题。究其缘由，在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相互制约与影响下的实践过程有其特殊的话语一历史逻辑。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革命要依靠贫雇，革命要满足贫雇。在翻身的话语一历史实践中，“贫雇”、“农民”、“群众”三者的语义界限是暧昧的，而在语用过程中常常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中，“走贫雇路线”的口号也曾一度公然出现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要刻意模糊“发动贫雇”与“贫雇路线”的重要政治差别。事实上，“走贫雇路线”在北方中一经实践后很快被明确定性为“左”倾错误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贫雇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其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何在?
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党在华北、华中广大新区反奸清算及随后的减租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鹿中原的战略形势。次年，在内部传达的《五四指示》主要体现的是革命政党在“要地主?要农民?”的严峻政治的最后抉择。①这个大决心就是“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谓“一条批准”。然而，在明确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的行动”的同时，该指示的主要篇幅是花在规定一系列照顾各色人等的有关措施，如“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云云。此即所谓“九条照顾”。②显然，此时革命政党审时度势，仍是两手准备。此外，这个已有相当政权经验与统战经验的革命政党也不会在新形势下贸然走得太远。因此，在指示中，“贫雇”尚没有得到突出。
这样一来，在《五四指示》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批准”派与“照顾”派的尖锐分歧。1947年8月，时任太行区地委书记的陶鲁笳在一次检讨工作的发言中历数指示传达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从强调九条照顾而来的”。例如， “有的地方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忙于纠正对中农的偏向，要贫雇给他们退果实，结果地主从旁利用，贫农在哭，中农更加不安”。当然，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话语分歧与斗争主要围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展开。陶提到一次会议上还为此一一“特别看到战争打起来了，如果把地主阶级消灭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吗?”——而有过激烈辩论。主持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则明确提出，在批准农民土地要求与照顾地主各色人等同时执行发生矛盾时，解决办法应是“强调一条批准，不强调九条照顾”。他在解释“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方针时还指出：“在执行时特别在运动初期，又必须适当注意不要因过分强调团结中农而限制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某些地方在运动尚未开始，而过分强调团结中农(中农病)，结果是把新的束缚加在群众的手足上，使运动软弱无力”。③不难看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贫雇话语渐占上风，而“照顾”则成了右倾乃至地富思想的表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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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五四指示》的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1996：398～405)的回忆；另参《薄一波同志传达中央〈五四指示〉》(46／5／27)，《华北财经》，862～65。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五四指示》并不见得是从减租运动到运动的革命性突变的标志(如Pepper，1999[1978]：245～49；刘一皋，1995)。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分析从政策与策略层面深化到运动发展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五四指示所标示的一些重要变化。
② 《史料》，248。
③ 《河南》，27。
④ 其中最为著名的牺牲品大概要算曾主持山东的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黎也曾是参与制定《五四指示》的高层领导之一。1947年下半年由他主持的山东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因“富农路线”等错误而受到华东局整肃(参《山东大事记》，315)。
可以说，《五四指示》以来的一个话语趋势就是“群众”一度“贫雇”化，以致《五四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也逐渐遭到质疑、批评乃至否定。①例如，曾参与制订指示的邓子恢后来就批评指示“束缚了广大贫雇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因此，他在谈及贯彻的群众路线时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他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②
在注意到话语实践的逻辑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随着运动的展开，“发动贫雇”与“满足贫雇”之间的现实矛盾很快表现出来。发动贫雇翻身的一个政治依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五四指示》也确曾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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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与贫雇话语逐渐强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话语现象(或话语策略)就是——借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分析逻辑——贫雇的“阳性”化。笔者发现，翻身实践中有关“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话语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阶级”的社会性别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把贫雇比喻为革命的“骨干”，另一方面则把中农形容为“软弱无力”。不难看到，乡村革命话语的修辞逻辑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逻辑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阳性与田产、田力有直接联系(这一联系或可透过“男”与“田”的文字关系而直观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边缘化了的贫雇农往往与“无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乡村秩序认可的阳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翻身”何尝不是一次社会性别的翻转?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② 《史料》，380。
提到一个所谓“农村中雇农、贫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的数据。①然而，这一总体判断中却居然没有提到中农!②事实上，特别是在许多“老区”，地主经济在减租减息与累进负担政策的双重打击下早已大幅下降，而中农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主体。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不触动新富农、富裕中农乃至一般中农的前提下而单靠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④在这样的情形下，《五四指示》所规定的“照顾”也就完全不现实了。
1947年9月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平”的分配原则随后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写入《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贫雇翻身被进一步推向高潮。⑤主持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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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料》，250。
② 1950年，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问题的报告》中则补上了“中农”的字眼(《刘少奇选集》[下]，32)。1952年结束后，廖鲁言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把贫雇农的比例明确为70％，中农则为20％(《史料》，841)。除社会阶级构成之外，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关的另一个数字迷思(有关的考证，参金一鸿，1951；Esherick，1981)。
③ 例如，在《解放日报》1945年的一篇社论中，李锐曾分析北方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根据他提供的太行等五个分区的土地变动统计资料，地主占有土地从战前的29．5％下降到13．5％，而中农占有土地却从29．5％飙升到42．5％。特别是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土地比重大过于人口比重”(《史料》，226)。
④ 例如，柯鲁克夫妇所记述的十里店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四指示》之时，十里店已经是一个中农化的村庄，因此不得不靠割“封建尾巴”(即有过地富家庭背景的中农)来开展“翻身”运动(Crook and Crook，1959：127～28)。即使在给“斗争对象”们“摘帽子”(“纠偏”)后，十里店在1948年初春复查中搞“填窟窿”时还是要许多中农抽出或献出土地给贫农(详参柯鲁克夫妇，1982[1979]：233～265)。
⑤ 参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工委的请示与西北中央的复示，《史料》，419～421。早在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时，就曾说过：“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毛年谱》，78)当年底，刘少奇给林伯渠的复信中也说：“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刘年谱》，59)但是，本文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实践并不简单地是极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般逻辑延伸，而是“发动贫雇”的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耕者有其田”运动不能实现“满足贫雇”，这里有政策性原因(以现耕为基础或物归原主的分配方法，结果是原佃户得地，出现所谓“大佃农”)，也有操作性原因(如干部得利，分多分好地，还有出租现象，被称为“新地主”)，当然还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土地总量有限)。一场“依靠贫雇”的运动结果却不能“满足贫雇”，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路线”这种说法就在话语—历史演变逻辑之中了。(参《刘年谱》，62～63；《河南》，312)而在这样的话语一历史困局下，鼓吹“农民中的均产思想是革命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参《康生言论》，130)。当然，战争形势也对土地政策的转折有很大影响。1947年7月，在中央小河会议上已经提出平分土地的原则(参《毛年谱》，208)。其时延安失陷不久，西北中央正被胡宗南部队穷追不舍。
工委常委彭真曾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详细论证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彭自陈，他从东北到冀东后才看到“不动富农，贫雇农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清楚地知道富农问题牵涉是否影响生产、是否影响中农乃至是消灭封建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问题；然而，在他看来根本问题仍是不动富农就解决不了雇贫农土地。因此，彭真明确表示分地要走贫雇农路线，而“五四指示要清算”。至于中农问题，他提出“要分开来看，不要笼统提中农”：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富裕中农势必要被推平，但彭真认为只是“小部动一下”而已；中中农会吓一跳，发生动摇；下中农则不受影响。因此，彭乐观地以为，平分土地“大部中农是拥护的，小部动摇的，只小部动一下，但动了之后又很快稳定了”。此外，他还主张对待中农“方针上是团结，为了团结必须进行斗争，对中农团结如无必要斗争是不可能”。①如此一来，《土地法大纲》不但明确了要“推平”富农与富裕中农，而且也成为“侵犯中农”的话语铺垫。②
因此，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与不能“满足贫雇”的现实困境下，“团结中农”很难兑现，而诸如“侵犯中农”此类的话语一历史问题也就浮现出来。③当然，在本文的分析视角下，此类问题的话语一历史位置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部署，而且在其与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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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李昌远，2002：324～331。
② 曾参加过晋冀鲁豫的齐武先生在反思《土地法大纲》时指出：“人们从条文上也找不到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专列条款。倒是可以明确无误地可以理解为：‘不动中农’的藩篱拆除了。”(齐武，1995：565)
③ 与“平分一切土地”一样，“侵犯中农的利益”并非北方中的话语发明。此类话语因素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并在历史实践中再次被激发、调动、部署。早期有关文献，如可参苏区中央在1931年12月24日的《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六大以来》[上]，192～94)。该决议批评有些苏区党部由于怕成为“富农路线”、“机会主义”而“机械的(地)去平分一切土地”，结果妨害中农利益。该决议说：“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同上，194)
本文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题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来揭示北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后果。值得重申的是，虽然北方实践之具体话语一历史过程涉及“翻身”与“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此消彼长，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把握实践中的“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型，而无意就二者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换句话说，本文的着眼点既非“暴露”中诸如贫雇路线之类的“左”祸，也非构建诸如“翻身”的“偏差”(“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被“生产”所“纠偏”之类的拨乱反正叙事，而是经验地展示在北方实践中“翻身”与“生产”如何形成话语一历史关联，而这一矛盾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进程。
本文初步提出并尝试运用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方法。这一思路不仅体现了超越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叙事的努力，而且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考察北方时对“阶级”分析的依赖。①在扬弃阶级与阶级矛盾之时，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策略仍沿循以“矛盾”为核心的关系式分析传统。②自马克思以来，矛盾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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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本文所示，“阶级”本身是北方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一历史因素，而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之复杂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② 话语—历史矛盾一方面凸显各话语、历史要素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旨在刻画各要素、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其把翻身与生产看成类似矛与盾的两个各别事物，不如把它们看成矛盾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统。不过，作为分析范畴的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有更为复杂的涵义及远为广泛的运用。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深入分析相呼应。①洛克伍德(Lockwood，1976[1964])在与冲突论学派的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整合／冲突”与“系统整合/矛盾”的理论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重要阐发。从系统功能论角度出发，洛氏把系统矛盾解释为系统整合层面的功能失调。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将“矛盾”引入话语分析，通过描述多重的话语矛盾来把握知识话语实践的不规则性(Foucault，1972：149～56)。以上例子都显示了矛盾分析传统中“矛盾”与“阶级”的可析离性。无论是“系统矛盾”还是“话语矛盾”都不指涉(阶级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进一步说，“矛盾”分析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超功利性与超意志性。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思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分析传统中受到过启发。例如，笔者曾借用“系统矛盾”这一表述来体现本文力图在分析上摆脱功利论与唯意志论的努力。③当然，就本文的研究性质而言，“话语—历史矛盾”远比作为一般性社会分析范畴的“系统矛盾”在本文的运用更具实质意义。
本文的分析试图把握北方实践(以及更为宽泛的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话语一历史二重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其高度的反身性或者话语构成性。换句话说，现代革命话语(如“阶级斗争”)历史地构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并深刻塑造了其历史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既是历史过程也是话语过程，而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考察也相应地是话语一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本文而言，话语一历史分析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张力与“斗争”及其结构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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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参吉登斯(Giddens，1979：132～37)扼要的有关综述。
② 当然，这一界定的功能主义论调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参Giddens，1979：138～39)。不过，吉登斯在构建其结构化理论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清算功能论，而未能平心静气地理解其师之概念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
③ 这当然不是说“矛盾”与行动的功利动机以及利益驱动的行动毫无关联。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二者在具体话语一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话语”在本文中只是一个出于实用考虑的权宜说法，用以克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不足之处。①尽管“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学理联系非常紧密、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刻画二者在一般性运用上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是其体系性、僵化性与封闭性，而“话语”则可以凸显局部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打上太多的政治烙印，而“话语”则使得我们可以对称地处理革命文化诸关系中的不同因素、方面(如“翻身”、“生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消极的表述、反映(而且往往被视为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而“话语”则是积极的实践、是嵌入历史的。话语(如阶级斗争)既不是历史终极动因，也不是历史的消极反映，而是活跃在历史过程(如运动)中的实践性因素。最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历史唯意志论，而“话语”则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其所处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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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话语”(discourse)一词因福柯开创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在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广泛传播开来。福柯本人曾明确强调他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真伪对错的话语”，显然他使用“话语”意在颠覆“科学”的真理地位。与此不同，本文的用意则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析弊病。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矛盾”等概念以体现与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这一“思想史”研究路径下提出的“话语实践”及“话语矛盾．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也许与《知识考古学》后福柯的研究路径更为接近一些。当然，福柯本人不但研究兴趣从来不是革命及革命现代性，而且在其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探讨中还刻意地回避了法国大革命。
本文所谓“实践性话语”不同于社会学家舒尔曼提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Schurmann，1971[1968])。舒氏关于“纯粹意识形态”与“实用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区分是就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讨论(1971：17—104)。通过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舒氏试图把握革命政党的思维方式，即这一现代组织如何结合一般理论教条与诸核心理念(如“矛盾”)而形成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原则性，而突出了其可变性、实用性。但是，与此不同，实践性话语所关注的不是思想的实用工具理性维度，而是言说的历史实践构成维度。换句话说，它指涉的与其说是历史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的意识本身，毋宁说是塑造或影响历史意识与行动的言说情境。此外，与实用性意识形态强调观念的体系化不同，实践性历史话语则凸显诸“局部”言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分歧、紧张乃至“斗争”。话语一历史矛盾就是我们把握这些分歧与“斗争”的分析工具。
话语—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诸实践性历史话语及其复杂关联。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不仅仅是话语矛盾，而总是话语、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多种维度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话语性历史实践，但历史实践总是话语性因素与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复杂过程。最后，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不是建构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而是一种力求对史料中话语一历史的细节保持经验敏感而又不深陷其中的历史考察方法。
以上冒昧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谨求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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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数字阅读；移动服务；图书馆
一、移动式服务的概念
图书馆移动式服务是图书馆为“移动阅读”或“数字阅读”开展的服务，也是为移动用户提供访问网上目录的入口，使之能得到快捷的阅读、检索、借还等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读者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进行阅读。根据2012年4月23日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可见，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读取等数字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具体来看，2011年有29.9%的18-70周岁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2010年的18.1%增加了11.8个百分点；有27.6%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2010年的23.0%增加了4.6个百分点；有5.4%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比2010年的3.9%增加了1.5个百分点；有2.4%的国民用光盘取读，比2010年的1.8%增加了0.6个百分点；有3.9%的国民使用PDA/MP4/MP5等进行数字化阅读，比2010年的2.6%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去年增幅均超过30%，而其中网络在线阅读的接触率增长幅度最大，增幅达65.2%。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只有适应数字化的挑战，采取主动应对，开展移动式服务才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需求。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日趋成熟的移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服务方式和图书馆业务开拓带来的新变化、新契机。
二、重庆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
重庆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逐步开展移动式服务，从远程登录系统到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微博客以及未来准备发展的3D图书馆，它的移动式服务理念是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简单便捷的设置成为一个拥有合理组织的功能性移动在线目录，这是重庆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延伸和创新，读者能充分享受图书馆带来的全新体验。
1.重图数字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数字图书馆采用超星读秀资源平台，一站式检索模式实现了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等各
种资源在同一平台的统一检索、获取，并整合了所有的数字资源，实现同意跨裤检索。重图数字图书馆是重庆图书馆用移动无限技术为远程登录访问服务，可以在家里阅读，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访问阅读。
（2）服务体验
重图数字图书馆2009年9月正式开通，到目前已成为读者常用的阅读平台，并获取知识资源的捷径。现有外购数据库26个，数据量庞大，仅本地镜像数据存储容量就达25TB；资源种类繁多，包括电子书、期刊全文、论文、在线数字报纸和杂志、在线工具书查询、政策法律法规查询、网络新闻资讯、音乐和视频、数字漫画、统计数据和年鉴、古籍全文资料检索等等。目前正在试用阶段的数据库14个，种类包括在线模拟考试、软件教学视频、人物百科、经济论文和社科类资料、音乐类视频资源等。
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图书馆每年都加大对数字资源的投资力度，重图数字图书馆也成为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分馆。目前为止，数字读书卡已发卡25114张，全年通过远程访问系统登录数字图书馆的读者达到了203124人次，总的数据下载量达到了1151GB，这些丰富的电子资源读者都可以免费体验。
2.重图手机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手机图书馆又称掌上重图，它是以手机为平台，利用目前先进的无线移动技术将重庆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如：书目OPAC检索、读者流通业务）移植到智能手机、ipad、itouch等移动设备上。重图手机图书馆实际是建立的一个新的移动网站，有别于传统的WAP式应用，而是根据现有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平台Android、IOS、Symbian 3个版本的客户端软件定制应用，这样的应用更适合手机操作阅读。通过3G、GPRS、WIFI等无线网络登录到重图手机图书馆，下载并安装重图手机图书馆客户软件，就能查阅借阅信息、预约续借图书、下载电子书刊等。在重庆图书馆馆外并无WIFI热点区域登录掌上重图需按通讯运营商规定产生3G、GPRS流量费用，在重庆图书馆馆内热点区免费使用掌上重图所有服务。
（2）服务体验
重图手机图书馆的页面简单易懂，内容分类一目了然，信息架构组织清晰明了，检索简短便捷，首屏基础服务包括8个模块，读者轻松一键便能体验到移动式服务。下面一起体验多项服务：
1）基础业务服务
2）查询服务
3）互动服务
4）阅读服务
3.重图微博
在百度百科中微博是指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开通的多种API使得大量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来即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一方面对读者而言，微博对用户的技术门槛要求很低，微博已在读者中普及；另一方面对图书馆而言，利用微博这一现有的公共平台开展移动式服务能节约成本。基于以上两点，微博是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的理想选择，能较好的向读者信息以及沟通交流。
（1）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
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的主要功能是向读者进行信息传播，比如重图的最新动态、活动消息、更新上架的图书和报刊等。另外，还开展互动服务，将读者在微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微博中互动的语言简洁、幽默、具有亲和力，这样的形式拉近了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距离。目前重图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达到6000多人。
（2）重庆图书馆各个专题活动开设微博
重庆图书馆除了官方微博以外，每个品牌活动都有自己的微博，目前有：杂志有约微博、重图讲座微博、重图太阳花微博、重图英语角微博、重图读者俱乐部微博、重图展览微博。每个品牌活动利用自己的微博进行宣传推广，介绍活动方案、及时上传最新活动信息，同步活动过程。
三、移动式服务的共同特点
第一，随意性：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满足了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下自由学习、检索、下载，将图书馆当做随身书房。第二，快速性：移动式服务提供了便捷的搜索引擎，能快速的查询所需信息。第三，无限性：移动式服务不局限于在图书馆馆内阅读，而是可以在办公室、在家里，或是在路上，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增加了图书馆服务的无限性，成为了市民的24小时图书馆。第四，互动性：移动式服务能提供个性化服务，开设与读者交流和分享的栏目，有利于读者的参与意识。
四、开展移动式服务的意义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是Ipad、Itouch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阅读习惯逐渐改变，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越来越有必要性。移动式服务能实现更为丰富的用户体验：它能实现移动访问图书馆馆藏的功能，并支持图书馆各类基础业务，包括检索图书馆馆藏以及完成诸如查看、请求或者更新之类的服务能力。另外，移动式服务中的视听功能符合残疾人士或其他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特殊人士的要求，这是公共图书馆必须拥有的重要功能。未来，移动式服务还将更加完善，集成的数据库会越来越丰富，服务方式也会不断优化，总之，以读者需求为目的，让他们在馆内馆外都能有好的服务体验。
作者简介：
许尧尧（1981—），女，大学本科，馆员，现供职于重庆图书馆，研究方向：图书馆读者服务。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刘文把百亩以上的大户判定为地主富农，是从他们出租土地面积较大这一角度立论的。但郑先生认为这是“文章作者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状况不太了解”，因为华北土地分块极其零碎，对于农事极其不利，所以各农户既租出、当出土地又租进、当进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这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郑文此语为读者构想了一幅极度自由的无磨擦的土地交易世界，可惜在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中，我们都不曾找到类似的所谓“换种”的记载。相反，在有关定县土地调查的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作者则特别强调，这种分散状态，“使土地合理化的管理与土壤的改良，都不容易实现”，“是目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杨懋春先生对其家乡山东青岛台头村土地交易现象的描写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证据。在那里，“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何况土地的这种极度分散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小农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杨指出，“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显然会抵消可能会出现的所谓“换种”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