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急治理范文

时间:2023-08-23 17:03:03

社区应急治理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区安全;安全风险;安全治理;应急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6-0052-09

doi:10.19366/ki.1009-055X.2016.06.009

在《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中,笔者主张广义的“社区安全”概念。在该书中,笔者将“社区安全”定义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社区有关组织积极整合社区内外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犯罪行为和治安侵害,杜绝安全隐患,防止意外伤害,减少社区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避免社会断裂等,努力为社区成员创造安定和谐、安全有序、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1]8笔者指出当前我国社区普遍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犯罪行为、治安侵害、安全隐患、意外伤害、矛盾纠纷、社会断裂等,并对这些安全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防范社区安全风险的思路与措施。[1]9-15在《城市安全研究概述》一文中,笔者提出“城市安全是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人身健康和资源供给等方面保持的一种动态稳定与协调状态,以及对自然灾害和社会与经济异常或突发事件干扰的一种抵御能力,这种状态的保持和能力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及其政府对自由安全边界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判断。……城市安全是一种全方位的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其中公共安全又包括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内容。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大致包括自然因素、卫生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信息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国际恐怖主义等”。[2]24-25城市的安全问题无一例外都会体现到社区中来,影响社区安全的因素也随处可见,我国社区依然面临着上述的各种安全问题,这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国社区安全治理的格局,进一步加强社区安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设。

一、当前中国社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从广义的“社区安全”定义出发,我认为,当前我国社区总体上面临着以下安全风险:

(一)来自自然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地面塌陷、断层滑坡、泥石流、风灾、雷击、洪灾、涝灾、雪灾、旱灾和虫灾等。我国城乡社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来自自然领域的安全风险。其中,风灾、雷击、洪灾、涝灾、雪灾、旱灾等较为常见,南方多洪灾、涝灾,北方多雪灾,偶见洪灾;处于地震带的社区可能多发地震,处于山区的社区可能面临泥石流等风险,我国城乡社区也经常遇到地面塌陷、断层滑坡等风险。靠近活跃火山口附近的社区还可能面临火山爆发的风险。

(二)来自社会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等,如杀人、抢劫、偷盗、爆炸、投毒、火灾、矛盾纠纷、交通事故、空袭、、意外伤害等。尽管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大多数社区普遍面临着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矛盾纠纷、交通事故、火灾、意外伤害等的威胁,爆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处在经济社会文化多重转型期的中国社区,来自社会领域的安全风险明显增多。

(三)来自环境领域的安全风险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是否存在放射性污染、是否存在沙尘暴、是否存在雾霾等空气污染、是否存在酸雨、是否存在地下水污染和地表水污染、是否存在土壤污染等。因为这些安全风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四)来自经济领域的安全风险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经济领域的安全风险,这些安全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到社区中来。这些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就业的安全、生产的安全、金融的安全、投资的安全、交通运输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社会保障安全等。这些风险都无一例外地会影响到居民的工作、生活及生命的安全。

(五)来自技术领域的安全风险

随着各种新旧技术的不断应用,我们现在面临技术领域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多,如重要公共技术设施的维护、高新技术的负面危害,包括毒气泄漏、核泄漏、生物化学技术、光辐射、电波干扰、建筑物倒塌,其他安全隐患等。

(六)来自其他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如卫生领域(人体卫生安全、动物防疫安全、水生物防疫安全等)、生态领域(海洋生态安全、自然生态安全等)、信息领域(国家机密、计算机住处、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等)、文化领域(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文化侵略等)、政治领域(政治动乱、政治颠覆、政治斗争、国家分裂、情报破坏等)、国防领域(包括外敌入侵、危害、领土完整等)、国际领域(国家间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等)等方面的安全风险。

二、当前社区安全治理的基本格局

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机遇和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3]4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4]22-23无论是哪个地方的社区,都没有绝对的安全或绝对的不安全,一般都处在绝对安全和绝对不安全之间,都面临着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社区安全隐患问题的治理,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不断地提升社区的安全度。尽管社区面临着诸多的安全风险,但不是所有的安全风险都是现实的安全威胁,安全风险与安全威胁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安全风险转化为现实安全威胁是有诸多前提条件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5]15多年来,我国在探索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职能部门指导、基层街道社区统筹、社会单位和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安全治理格局。社区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安全领域“模糊地带”的有效管控,切实控制有利于安全风险转化安全威胁的前提条件,这有赖于我们对社区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和高效治理。那么,当前社区安全治理的格局究竟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一个话题。分析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社区各类安全风险发生概率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分析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从而发现当前社区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各类社区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如上所述,当前我国社区总体上面临着来自自然、社会、环境、经济、技术及其他领域的诸多安全风险。那么,这些安全风险的可能范围和发生概率如何?这是我们研究社区安全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下面,对各类安全风险的发生范围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表1列举了我国城乡社区可能遇到的62类安全风险,其中大多数安全风险在大多数社区都可能发生,只有少数安全风险发生的范围较小,还有一些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不同安全风险发生的地域范围和可能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我国城乡社区普遍面临着各类安全风险,需要我们认真地应对。

(二)当前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分析

城乡社区作为居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风险直接影响着居民群众的生活、生命和财产安全。由于社区安全存在着较多的“脆弱性”和“易变性”,而且存在较强的“外来性”,因此,社区安全风险的管控往往与社区外的其他主体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不仅社区安全是脆弱的,今天安全不等于明天也安全,这里安全不等于那里也安全,这个方面安全不等于那个方面也安全,更重要的是,很多社区安全风险来自于社区的外部,仅仅社区内部的治理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慎地反思当前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安全风险,谁是社区安全风险的管控主体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理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部门职责和个人的理解,笔者在此进行梳理,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了解到,社区面临的各类安全风险的管控主体达50多个,多发的各类安全风险管控主体也多达30多个。尽管其他社会单位、公民和社区都有协助管控安全风险的义务,但真正能够最有效管控社区安全风险的依然是国家各职能部门及军队等强力机关。这实际上就带来了一个现实中的尴尬问题,那就是“有权管的部门可能不知情,知情的基层社区可能管不了”,这也是我国当前社区安全状态普遍不佳的重要原因所在。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是社区安全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几点思考

努力为居民群众和社会单位创造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重要目标。面对社区的诸多安全风险,亟待进一步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需要标本兼治,既要治标,切实防范和处置好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治本,努力通过完善法律、政策、监管、技术等手段切实减少安全风险和安全隐患,努力让我们的社区处于更加安全的状态。具体说来:

(一)树立安全风险意识,打造安全社区文化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就较为重视安全问题,有着较高的安全意识。进入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风险源成倍增加,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多和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的安全风险在不断地转移、扩散和变化,可现实社会中很多单位和公民对身边的安全风险浑然不觉,身处险境之中而不自知自觉,常常置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甚至执意扩大并扩散安全风险,放任安全风险转化现实安全威胁,危害社会的正常运行,给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说到底,是安全意识匮乏、安全文化缺失的表现。因此,迫切需要全社会树立起强烈的安全风险意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时刻关注和识别各种安全风险,时刻防范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认真学习安全防范技术和知识,努力提升全社会的安全程度,建设打造更多的安全社区或平安社区,使建设安全社区(平安社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让安全社区文化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可能见到成效。

(二)将社区安全要求切实融入城乡建设规划

各地在开展城乡建设规划时,切实将社区安全风险因素纳入规划的统筹考虑之中,在城乡建设规划之初,就要全面摸清各个社区所在位置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曾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和事故、现存的安全隐患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按照最高的防御标准或安全标准,在规划建设过程中采取科学合理、积极主动的措施加以预防、整改和防范,配齐各种安全防范设施,切实从源头上提升社区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从而帮助更多的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和其他各种安全威胁时,具备应有的安全防范能力,减少人身和财产损失。在已经建成的城乡社区,也要积极排查现存的各种安全隐患和可能的安全风险,尽最大努力建设和完善社区的安全防范设施设备,提升各社区的安全防范能力。对安全隐患较大确实难以整改或整改成本过大的社区,当地党委政府要尽最大努力提供优惠政策动员帮助当地居民尽快搬迁到安全地区。

(三)完善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社区安全的强制性

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全国人大要切实履行立法职责,尽快组织力量对涉及社区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适时提升社区安全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社区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和强制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要根据上位法的要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研究制订更加切实可行的本地社区安全法规,进一步增强社区安全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大幅度提升违反社区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的成本,增强本地区安全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本地区社区安全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及时整改社区安全隐患

要按照“法律贵在实施执行”的要求,切实调整优化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进一步将安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到基层街道(乡镇),按照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原则,切实使基层安全监管和执法力量落实在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与具体的社区网格挂钩,通过培训等各种方式提升基层安全监管执法力量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通过持续的努力不断查找社区当下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各类安全风险,指导督促相关单位、公民和社区切实履行相关法律责任,消除安全隐患,主动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加强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及时公示相关的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和整改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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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水,王鸿春.首都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3.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谢尔顿・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孟毓焕,徐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8]颜烨.安全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9]段华明.城市灾害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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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秋玲,何丰,姜立杰,等.上海城市安全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12]石剑荣,陈亢利,等.城市环境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13]刘亚臣.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安全[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

Abstract:Thispaper,throughthereviewoftheconceptofcommunitysafetyandurbansecurity,analyzesthekeyrisksfacingtheChinesecommunity.Itshowsthatpossibilitiesandcontrolsubjectsinthecommunitysafetyriskmanagementpatternarediscussedtofindthefatallimitationexistingincurrentsocialsecuritygovernance.Italsopointsoutthepossibilitiesofcreatingasafetycommunityculture,improvingthecommunitysafetylawsandregulationstoenhancecommunitysafetyofmandatory,strengtheningsafetysupervisiontoeliminatethehiddentroubleofthesafecommunityperfectthesupervisionofcommunitysafetymanagementintheexpandingchannelsofsocialsupervision.Itfinallyputs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ofcommunityemergencymanagementpatterntoimprovethecommunitysafety.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1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盲区

1.1治理盲区:行政化倾向较严重

当前,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严重,基层政府习惯性包揽基层应急治理事务,较少考虑社区的实际情况与差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弱化。一方面,政府不断将卫生防控的重心向社区下沉,政社之间职权界限较模糊,社区居委会往往是被动等待基层政府的应急指示,错过有效处置的黄金时间,事后又急于展示防控成果,存在形式主义。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政府将防控最严峻的任务转嫁到人力最薄弱的基层社区,比如在缺少医疗防护物资的情况下,仍安排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逐户排查,基层社区工作量巨大。

1.2心理盲区:居民风险意识不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频现,社区相关宣传效果有限,社区居民风险意识不强,对社区的卫生隐患检查、健康信息填报等工作不理解、不配合。部分居民个人卫生防护意识较差,对疫情防控措施不以为然,抱有侥幸心理。

1.3物理盲区:卫生应急设施薄弱

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设施相对不足,部分防疫物资储备缺失,社区应急处置的运行负担相对严重。社区应急设施配置侧重于预防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类型的突发事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设施建设重视不足,个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仅能提供测量体温等简单的服务,无法满足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要求。另外,社区卫生应急物资的储备不足,种类相对单一,消杀器械、个人防护用品、急救药品等应急物资相对短缺。

1.4技术盲区:高新技术利用不足

社区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智能信息系统相对滞后,许多社区高新应急技术利用不足。社区应急信息管理系统的软件衔接较差,系统运行缓慢,信息采集主要依靠人海战术与手动操作,信息数据质量不高,安全性与方便性也得不到保障。另外,智能技术强化了管理者的依赖性,社区工作人员过度注重数据而缺乏工作主动性,容易造成决策失误。

1.5制度盲区:社区卫生应急制度执行力弱

随着我国减灾示范社区的发展,社区制定了较多的应急制度,但疫情防控期间仍暴露出社区应急预案执行力弱。社区层面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同质化、模板化突出,一些社区不考虑自身实际,照抄上级部门的行政性意见,机械地运用其他社区的应急预案,预案内容实用性与时效性较差,难以在应急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

2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特性

2.1重视主体协同性

传统社区应急管理单纯依靠政府,治理主体单一[5],恪守科层制的组织结构,逐级落实应急管理工作。韧性社区更加注重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交互与联动,强调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主张建构并完善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在不断加强预防的基础上实现“无急可应、有急能应”[6],防患于未然。同时,韧性社区更注重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推动形成政府、社区、居民三元联动预警机制,建立与专业公共卫生组织的协作预防机制,变被动单一的应急救灾为主动风险监测。

2.2重视风险抗逆性

韧性社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充分发挥韧性的抗冲击能力,克服自身应急管理方面的脆弱性,在短时间内整合资源,化被动为主动。同时,在不改变社区结构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社区活动、公共秩序、日常生活等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持续抗逆性。

2.3重视动态适灾性

传统社区的事后应急管理工作多为经验性处置,随着时间推移,防范意识会日渐淡薄。韧性社区重视动态适灾性,能从每一次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快速恢复社区原有的结构和功能,展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同时,不断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不断提升社区韧性。

3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构建原则

3.1坚持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结合

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应坚持内在与外在相结合的原则,既重视社区自身应急属性,挖掘内部优势,又要加强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的合作,为社区应急管理营造良好的协作环境。一方面,韧性社区不仅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对象,更是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急主体,社区自身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从社区空间布局、群众动员、持续学习等环节进行全面统筹,事前规划建设预留必要的冗余空间,事中迅速整合资源与动员居民抵御冲击,事后进行多角度的反思拓展,完善“事前预测预警、事中应急处置、事后反馈提升”的全周期预警机制[3]。另一方面,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涉及面较广,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构建共建共享、信息畅通的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对提供社区应急服务的社会组织给予财税适当减免等优惠政策[7],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区应急治理。同时,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主体的合作协调机制,推动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的合作,消除信息孤岛,整合信息资源,畅通反馈渠道,营造高效快捷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合作环境。

3.2坚持统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

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应坚持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遵循政府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整体安排,又要立足社区实际,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政府对社区卫生应急工作的统一指挥,贯彻落实政府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系列决策规定,自觉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及危机管理工作的主导地位。同时,树立全局观,加强社区与政府及其他社区的沟通协作,整合应急力量和资源,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资源要素共享、多方合作共赢的社区韧性共同体,形成应急管理合力[8]。另一方面受地理位置、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要根据不同环境进行个性化社区应急管理方案的构建,并给予一定的容错空间,保护和调动社区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社区自身应急管理效能。

3.3坚持紧迫性与渐进性相结合

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要坚持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原则,既要认识到应急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推进应急工作快速发展,又要认识到应急管理的长期性与渐进性,要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管理。一方面,社区要加强动态评估,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排查问题与不足,尽快补短板、堵漏洞,提升社区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根据社区的现实情况,在不断探索、试错的基础上,按计划、分阶段推进。

4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路径选择

4.1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提升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治理韧性

治理韧性是完善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职能。要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压实属地责任,激活社区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一是发挥社区党组织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建立以党支部委员和卫生应急人才为核心的社区应急领导队伍,实现交叉任职、联合办公,确保党对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绝对领导,发挥党建在示范社区创建中的作用,切实扭转应急管理工作的、形式主义等风气[9]。二是增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自治职能。社区居委会应制定应急工作事项准入清单,增强自治职能,防止行政依赖,重大应急事项由居委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提高应急处置效能。同时,转变社区应急检查考核机制,以具体的应急事项作为评价标准,引导社区管理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明确基层政府作为社区应急工作指导者的定位。正确处理应急治理中的上下级关系,打破现有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权责边界[10],避免职责重叠、相互推诿,杜绝向社区推卸责任、随意问责,赋予社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更大权限,真正落实属地责任。

4.2以人文关怀为主导,提高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是完善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内生动能。将人文关怀融入现代社区服务中,使社区治理内生于社会历史与现实,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11]。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居民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意识,加强人文关怀,提升居民应急处置能力。一是将人文关怀注入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中,要高度重视社区人文关怀,精准掌握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推进需求端和供给侧对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并通过抗疫故事宣讲、抗疫榜样表彰等活动,使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卫生防控与恢复工作中,形成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精神慰藉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二是发挥社区心理疏导服务队作用。成立社区志愿心理服务队,邀请心理专业人士举办专题讲座,向社区居民提供适时的心理辅导,缓解社区居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焦虑、烦闷等负面情绪。三是开展公共卫生应急教育宣讲活动。社区可定期印刷《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安全知识手册》等,向居民免费发放,并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知识的普及,打造良好的社区应急氛围;还可将卫生应急与社区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将应急意识融入到居民日常生活当中,提升居民的应急思维和应急素养。

4.3以应急配置为支撑,夯实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物理韧性

物理韧性是完善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基础条件。要加大对社区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制定统一的设施建设标准,制定较为完善的应急物资储备目录,提升社区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一是设立社区公共卫生应急专项基金账户。政府可以设立社区公共卫生应急专项基金,中央财政和基层政府每年增拨一定的事业经费到公共卫生应急专项账户,形成长久的滚动式可持续发展机制[12]。社区可以通过拓展筹资渠道、建立合作式健康保险制度等,共同为应急基础设施的完备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加强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建设。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制定平时、战时社区公共卫生设施标准,明确规定公共卫生设施的建筑面积、人员配备、容纳人数等,推动社区卫生应急设备更新、改造,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立即启动卫生应急防控。三是建立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动态储备目录。加强应急物资检测监督,平时合理规划、按需供给、动态管理,确保一定时间内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数量和效用[13],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分配和调度。同时,探索社区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进行专业化管理,将卫生应急物资放置于第三方机构的储备仓库,逐步构建多元、完整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4.4以科技赋能为导向,优化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技术韧性

技术韧性是完善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强大动力。将智能化信息系统运用到应急信息的采集与上报、分析与利用,并分步构建适合社区特点的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实现“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监控预警”的应急信息共享交互,及时将卫生危机扼杀在萌芽阶段,也能避免因信息不足而导致的复合性社区危机。三是建立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以服务居民健康为中心,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重点,强化社区居民公共卫生信息数据采集标准和规范,实现居民健康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推动社区居民健康与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数据整合,提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水平。

4.5以制度设计为保障,完善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韧性

制度韧性是完善韧性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要保障,要加快建立监督机制,探索完善应急志愿者制度及配套措施,落实社区应急预案制度。一是完善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监督制度。社区居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社区要确保公共卫生应急工作的公开透明,就要充分落实居民的监督权,利用群众意见箱、投诉电话等方式保证群众行使监督权。基层政府要定期加强巡视检查,听取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汇报,将工作成果纳入社区绩效考核。二是完善社区志愿者服务制度。构建和谐的社区互助环境,建立志愿者服务评估机构,为志愿者升学、就业等提供助力,使公众有意愿、有信心参与应急志愿服务工作。同时,为应急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5],提供基本人身安全保障,降低应急志愿服务风险。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应急管理预案。基层政府应指导社区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预案内容要符合社区的民情、社情,以信息披露、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等突出问题为重点[16],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确保社区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街区制; 城市社区; 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3.005

社区是基层政权和群众的链接点,上传民意,下行政令,其地位特殊而又重要。2014年,在福建调研时就曾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城市社区不但凝聚资源财富,也是城市居民安全、舒适、健康生活的重要寄托。城市社区的重要地位也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日益凸显。就公共安全角度而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是国家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事关社会稳定。2015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2015 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发展,安全第一”的城市发展理念。会议不但对今后城市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也确立了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标尺。[1] 为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勾画“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展“路线图”,2016年2月6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一出台就刷爆了微博、微信朋友圈,成为了社会舆论关注焦点。从2月21日20:15央视新闻联播微博发出《意见》新闻到22日上午10:00,有近15000条被转发。[2]1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后台数据显示,2月21日至24日,封闭小区拆墙网页新闻多达13849条。单就城市住宅小区是封闭还是开放、小区原围墙是留是拆的争论而言,民众和网友多聚焦于社区公共安全议题。可见,系统分析和研究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挑战并提出应对措施,既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任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中、西方街区制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一)街区制社区及其特点

街区制社区是与传统封闭小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封闭小区一般都有明确的边界,大多以围墙或栅栏为“红线”,建有门禁系统或设立安保岗位,对社区居民及其车辆开放而对外来行人和车辆出入有一定限制。封闭式社区最大特点是界限分明,小区内外各有不同。就其弊端而言,对外封闭且功能单一,它像画在城市里的一个个规则不一大小不同的“闭环圈圈”,造成空间断裂,阻碍交通,对城市规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构成“碎片化”威胁。相较于有形的空间封闭而言,居民交往的封闭更是杀伤城市活力。而街区制社区一般建在道路边,不设围墙而是由城市主干道围合、被中小街道分割、路网密度高的开放式社区。街区制旨在将社区与外界打通,促进小区与商业、服务业的结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就近配套,提升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增加城市公共路网密集度,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促进社区功能与城市功能的高度融合。街区制社区的最大特点是社区功能混合,资源能得到高效利用。

(二)西方街区制社区建设

街区制在西方早期社区建设中就已采用并且是土地私有制国家惯用形式。其中,美国是街区制发源地之一,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社区都以街区制为主。其中,成型于上世纪初的“纽约第五大道”堪称世界街区的典范。该街区位于曼哈顿群岛中心地带,建立以来历经数次改造,时下不但景点众多,艺术味道浓厚,而且名媛士绅聚集,商品货物齐全,车辆行人通行无阻,也是纽约市民庆祝活动的重要场所。英国不但建有成熟的街区还于上世纪中叶建立了街区保护制度。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伦敦牛津街是英国街区的代表。在这条不到两公里的街道上云集了300多家大型的国际商场,每年都吸引来自全球各地3000多万游客到此观光购物。牛津街交通便捷,到此游客不但尽情购买名牌商品、享受星级英式周到服务,也可以细细品味街区建筑特色。此外,德国柏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巴塞罗那、捷克布拉格等城市都在推广街区制。

在亚洲,韩国城市居民区基本上都是开放型的,低矮的常青树和条条马路等都会被当成社区分界线,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美况;日本城市规划建设法规明确任何小区不得建围墙,城市住宅小区也多是直接和大路相连。[3] 东京社区的马路上都装有红绿灯,车辆可在社区穿梭行驶,市民你来我往,交流交往自由方便;在新加坡,80%的城市居民都居住在一种叫做“政府组屋”的非封闭式社区中。由此可见,街区制不但承载了人类城市规划经验,也是世界城市社区建设的常态。

(三)中国街区制社区探索

在中国,街区制同样不是新生事物,传统居民居就有开放的习惯。北京传统的胡同、“条”,上海的弄堂具有住宅开放意味。[4] 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部分大城市曾效仿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建设了由城市主干道包围、具有配套文化生活设施的社区住宅,但这种住宅并未流行。在社会管理单位制和社区管理地区化等因素作用下,“单位圈大院”,集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封闭小区仍是城市社区规划和建设的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出让行为,商品房又极力迎合消费者讲求产权与身份象征,期待安静、安全和私密等需求,封闭式住宅小区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据不完全估计,1991-2000年,广东封闭小区覆盖了城乡80%以上的人口,上海则多达83%小区被封闭起来。[5]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大拆大建和违规建筑不断出现,“城市病”日益凸显,创新城市社区规划势在必行。很多城市开始探索街区制,较为成功的当属借鉴欧洲小城规划理念而建设的四川宜宾莱茵河畔小区。该小区占地500多亩,分七大“回”字形组团,是商业用房,组团内相对封闭,组团间主干道路和绿化景观对外开放,颇具活力。此外,广东佛山新城社区、上海古北一期住宅小区等都是中国街区制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针对街区制出台规定,加强引导。如,大连市2005年就提出:城市社区要拆除围墙实行组团封闭制,组团间以小街道分开,街道对外开放;广州市2005年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封闭住宅小区内道路;成都市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小街区规划”理念,推行“住宅小区内部道路公共化”。在借鉴国际城市治理理念、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反思我国城市规划教训的基础上,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意见》引发了社会担心和舆论关注。有调查显示,90.4%的民众担心居住安全会受到影响,在街区制社区配套措施需求选项中,85.33%的受访者选择保障公共安全选项。[2] 可见,街区制社区的公共安全保障问题是居民心中难以过去的一道坎。

二、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新考验

不可否认的是,封闭社区的“墙”和“门”圈出了民众心中的净土,赋予了社区居民相对安全的居住生活空间。尽管街区制顺应了城市发展趋势并似乎能为“城市病”开出一单药方,各地街区制探索也值得肯定。但街区制在给城市带来活力并方便交通的同时也赋予城市社区异质性、混杂性和开放性的复杂特点,社区公共安全将面临新考验,突出表现为三方面:

(一)城市社区治安将面临新考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矛盾危机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基层社区本来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结地,社会治安案件大多发生于此。而社区治安状况又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也因此备受关注。在街区制诸多谈论议题中,“治安谁来负责”最受热议。诚然,社区治安不能仅靠封闭解决,封闭也不能完全解决治安问题。但街区制的开放会打破曾经封闭而又相对平静安逸的社区环境是不争的事实,也势必增加新的不安全因素。例如,街区制背景下,城市社区落户或入住居民将发生变化,人口流动加剧,增加了社区人口异质性和复杂度;住宅小区由封闭到开放,若防范不力也会增加封闭尚未解决的偷盗、抢劫和诈骗等治安事件发生几率;街区制也会加速物业行业重新洗牌和物业管理方式与行为的变革,[6] 社区物业保安有可能撤离大门退守楼内,大门门禁和保安守卫功能让位于楼宇门禁,社区治安将更加精细化,意味着由“外紧内松”的“院墙安全防范”进入“外松内紧”的“楼宇安全管控”时代,警察和保安的社区治安职责将面临新的调整。面对日益增长的民众公共安全需求,城市社区治安任务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治理不善将会导致社区环境恶化,影响社会稳定。

(二)城市社区应急能力的新考验

社区是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沿阵地和第一现场,日益频发、多发的各种突发事件让民众遭受了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社区应急工作是整个社会应急管理工作的基础和 “最后一公里”。[7] 社区应急能力包括突发事件预防与准备能力、舆情监测与预警能力、应急救援与处置能力、事(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等内容。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制约,我国城市社区应急能力欠缺。相对于传统社区,街区制社区将更加开放,社区居民异质性增强,社区结构发生变化,水、电、暖、油、气管线等公共设施超负荷,疫情传播速度加快且难以控制,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概率增加等各种突发事件诱因需要重新评估和预判,考验城市社区安全预警及防控能力;社区人流、物流陡增,更多的街道将加速形成,对应急资源需求也会进一步加大,社区应急力量需要重新整合,考验城市社区应急资源供给与调配能力;车辆直通小区且流量会明显加大,考验道路桥梁、沿街建筑、地下网线与综合管廊等硬件设施安全质量,[8] 对城市应急硬件设施的承受力和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带来挑战。此外,城市社区治理格局和机制的变化,也考验社区的应急指挥能力。

(三)对居民公共安全意识的新考验

公共安全意识是指公众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意识或态度。自古以来,中国特色的安全防御手段塑造着传统居住观和安全观。就传统城市社区而言,有围墙林立,有保安守门,有门禁,对小区外的陌生人、车辆等进出多少有所限制。居住在相对封闭社区的城市居民有一种自然的安全感,对风险的认知度明显低,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突出表现为:不但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弱,而且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意识欠缺。而街区制拆掉了小区围墙,也少了一道有形屏障,势必增加居民内心的不安全感;同时,传统与非传统公共安全问题也会涌现在社区民众和政府面前。无可置否,如果没有对待风险和危机的正确态度和认知,就很难保证自身安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居民身心不安,门难开,墙难拆,街区制也将难以顺利实施。可见,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公共安全意识是街区制的又一重要挑战。

三、街区制社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应对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保障公共安全是街区制需要解决的现实任务。西方国家在推行街区制中十分注重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如美国充分发挥街区业主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英国、日本则通过立法维护街区安宁,韩国则通过完善街区配套管理措施加强安全管理等。 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街区制开放了社区,也必将推动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理念的重塑和方式的转型。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一)坚持群防群治原则,加强社区治安防范

社区治安需要公安、社区、物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间的协同,更离不开社区居民、管理者、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社区治安可以凝聚资源,实现社区治安多元化供给。

1. 要认真分析街区制对社区治安形势影响,围绕社会关注焦点,允许公众知晓社区治安状况并鼓励公众就社区治安政策制定和执行发表意见,挖掘公众智慧,加强公众监督,在共商共建中共享社区和谐稳定。

2. 应结合街区制特点构建公安干警、物业保安、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参与的社区治安联防队伍,重新界定和落实各方责任。其中,公安机关仍是城市社区治安的主导力量,要继续警力下沉,加强社区巡逻,严打社区犯罪,强化威慑力;街道社区是治安联防的基础力量,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活动,为社区治安提供有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社区物业公司要继续在社区居民监督下,履行好服务职责,提供更专业的安全保障;社区社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连通各方,积极参与社会治安活动。

3. 要研发配备符合街区制特点的专业技防设施,结合街区制社区治安需要,开发或升级社区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巡逻考核系统、流动人口管理系统等并促进系统的集成,建立全程全面的防控体系,做到人防、物防、技防的结合。

(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街区制社区将会改变社区应急环境,考验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水平。就街区制社区应急管理而言,一方面要结合街区制特点重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机构,探讨构建专兼结合的社区应急救援保障队伍并提升其应急能力;要结合街区制需要修订和完善社区应急预案,构建符合街区制特点的社区应急预案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三种能力”:一是组织有关力量开展街区制社区各种突发事件成因机理的研究,加强街区制社区新风险的评估和安全监管工作巡查,提高社区应急监测和预警能力;二是结合街区制需要为社区配备足够的应急基础设备,结合街区制规划建设好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做好应急物质储备,建立专兼结合的社区应急队伍,提高社区应急准备能力;三是要针对街区制容易出现的突发事件,有针对性地加强应急宣传与模拟演练,组织好家庭应急与防灾能力,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救与互救能力。

(三)加强公共安全教育,提高居民公共安全素质

公共安全教育是提高公共安全意识和对风险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必要途径。推广街区制必须重视提高居民公共安全意识。为此,一是要本着“风险永在、安全相对、事故可防、预防为先”的原则,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着力营造社区公共安全教育氛围,让居民充分认识到社区封闭不是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安全源于自身重视和自我提高,需要居民自身安全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心安全、意识有,就不怕墙被拆。二是政府和社区要以节日和社区知识普及活动为契机,依托社区活动室、图书室、文化广场、宣传栏等场所,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结合街区制特点精选教育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形式推进公共安全教育;三是社区应当组织专家进社区开展公共安全教育方面的讲座,家庭、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也要积极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教育,增强公众公共安全意识,共建守望相助的温馨大家庭。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将面临新的转型,街区制就是重要变革。《意见》出台意味着有关街区制及其治理的相关政策会陆续推出,但政策预期并不意味着结果优良,需要我们对新问题有理性的认知。街区制建设也绝非简单的“拆围墙,开大门”,更不是“一刀切,简单化”,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提高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打造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维护社区公共安全,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服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街区制顺利推行和运行质量,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林晓夕.听上去很美的“街区制”难点在哪儿[N].中国联合商报,2016-02-29(D01).

[2]吴晓琳.从封闭小区到街区制的政策转型:形势研判与改革进路[J].江汉论坛,2016,(5):40,41-42.

[3]应琛,余静.日本开放的住宅区[J].新民周刊,2016,(9):97-98.

[4]郭晓红.探析街区制涉及的法律问题[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4):236.

[5]缪朴.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建筑,2004,(5):46.

[6]苏诗钰.街区制的实施将加速物业管理行业重新洗牌[N].证券日报,2016-02-25(A02).

[7]朱恪钧.论基层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的政策规范与评价标准――成都市应急能力建设实践[C]//洪毅.应急体系规划与应急管理创新研讨会论文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85.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区应急管理;多元参与;智慧社区

中图分类号:G648.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2-0163-03

1引言

基层的应急能力,是全部应急管理的基础,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突发事件应对的效果。在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社区是应急管理至关重要的主体,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是一种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打造安全屏障的基础工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也强调要“加强以乡镇和社区为单位的公众应急能力建设,发挥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2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众多难题,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单位,是公共管理体系的末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一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一般要经历预警准备、应急处置和善后修复三个阶段。社区作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沿阵地,提升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对于突发事件的预警、减缓、处置和恢复具有重大的意义。

2.1提升应急准备的针对性

社区的突发事件除少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多数是人为制造的灾害,或者说多半是社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未能排除所导致的人为灾害。提升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可以使社区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周围环境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结合实际开展应急培训和演习等来增强社区整体的应急预防预警能力,社区应急准备工作做得好,便可以达到很强的实效性,取得较好的预防效果。

2.2做到第一应急响应

社区居民是突发事件的第一知情人,大量的应急救援实践表明,社区能否积极参与、有效配合,直接关系到应急管理的效率乃至成败。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和专业救援队伍的应急管理和救援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就能使社区居民意识到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与突发事件能否及时顺利处置息息相关。社区应该是应急管理的前沿阵地,社区居民理应成为应急管理和救援的第一响应人,成为自救互救的一支主力军,在某些关键环节甚至要主导本辖区的应急管理和救援工作,而不能仅仅作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或被救助对象,更不能在应急第一响应中缺位。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政府组织的救援队伍到达前,由于社区掌握更加准确的救援信息,社区可以进行先期处置,迅速汇集并传递信息,第一时间组织动员本辖区居民进行自救互救、社会疏导,控制事态的发展蔓延,使生命和财产损失减少到最小。

2.3使恢复计划事半功倍

突发事件发生后,灾后恢复属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重建恢复工作千头万绪,同时政府资金有限,如果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做,必然存在既做不了又做不好的问题,因此恢复工作不能由政府包揽包办[1]。参与恢复计划应属社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物资救援和心理疏导,可以更有效地缓解突发事件带来的压力与冲击,加快恢复和重建工作。提升社区灾后自我恢复能力,政府就可以改变大包大揽的救灾机制,社区自我恢复力强,社区在灾害恢复中的作用发挥得好,就能大大减轻政府的各种压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实践探索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门社区位于涪陵区江南主城滨江路,在涪陵城西,总面积0.3km2,社区办公用房位于黄金海岸小区,办公及活动场所1200m2,居住居民5608户,总人口16618人。辖15个行政小组,4条街道,4个居住小区。共有住宅楼39栋,商业网点198户。社区面积小、人口多、商业网点集中,从业人员多样、居住对象复杂是该社区的基本特点。社区坚持重点在预防,核心在基础设施健全,关键在平常的原则,在应急管理工作中尝试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融入到社区建设之中,以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促社区建设上档升级,取得了良好效果。秋月门社区围绕“应急从社区做起,让灾难远离居民”的工作思路,立足社区现有的组织机构,整合辖区Y源,积极探索创新,提高居民预防、避险、自救、互救、转移安置演练和实际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社区先后荣获“全国科普示范社区”、“全国地震安全示范社区”、“重庆市地震安全示范社区”、“涪陵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社区”、“涪陵区消防工作先进集体”、“涪陵区平安社区”、“重庆市普法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无邪示范社区”、“重庆市环境友好型社区”等20余项荣誉称号。

3.1确立社区应急管理主体地位

社区把应急管理工作作为社区班子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在保障有人负责、有钱做事、有章办事、有地干事的前提下,充实社区应急管理自,释放社区活力,从而提升社区应急管理的能力。社区成立了以社区主任为组长,社区相关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组成的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必要的工作经费用于应急管理工作。专门设立应急管理办公室,为开展各种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建成了应急物资储备室,为抢险救援提供了物质保障。明确工作程序与职责,并根据社区自身特点制定了“十个有”的工作标准,即有一个应急管理工作计划、有一套健全管理制度、有一个应急物资储备室、有一支应急志愿者队伍和宣传队伍、有一个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室、有一个完善的应急预案管理体系、有一个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有一支应急救援小分队、有一个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规划图、有一套完整的工作台帐。

3.2广泛开展应急知识宣传培训

社区建立了图书馆、网络书屋和科普体验室,让居民有学习应急方面的知识和体验科技的奥秘,开辟了固定的宣传专栏,落实了必要的宣传阵地。社区充分利用书写宣传标语、宣传栏、活动展板,QQ群、LED宣传屏、发放宣传资料、应急安全知识小册子、设宣传站等搞好宣传活动。特别在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2日)、唐山地震纪念日(7月28日)时段做好集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为提高社区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举办了专题培训课6期,以会代训12次。社区还多次邀请区消防支队和科委的同志来给居民讲消防和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系列讲座,对社区幼儿园进行防灾减灾科普知识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达到宣传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作用。

3.3构建多元参与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

社区整合辖区资源,积极探索创新,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区运作、公众参与”的应急管理工作新格局。成立了社区、社区警务室、医疗、物业、超市五联动机制。制定了社区、家庭应急救援预案、志愿者个人应急救援预案,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管理体系。实现预案的规范化管理,完善邻里救援的社区支持框架体系,建立健全15个网格管理、社区居委会联络卡。将姐妹超市设立为应急避难物资储备库,平时作为经营场所,遇有突发事件,可直接调用日常生活必备品。将社区康华门诊部设置为应急医疗救护点。制定了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实施方案,设立了滨江大道为应急避险场地,共有5000m2,能有效解决该社区居民应急避险。

3.4切实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坚持社区“应急救援人人有责、学好知识人人受益”理念,以“社区人”的安全需求为出发点,组织了由社区党员、居民、保安、医务人员组成的群众性应急救援120人的志愿者队伍,每年对志愿者队伍培训2次。社区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提高志愿者的应急救援能力,分别在黄金海岸、晶蓝江岸小区、三色幼儿园、社区办公场所组织应急演练4次。社区不断完善灾情上报系统,提升信息管理能力。成立了由社区工作人员、小区负责人、网格管理员组成的24h轮流值班的应急管理速报员队伍,发现安全隐患和可疑问题立即上报办事处和区政府应急办公室。社区还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以不断适应新时期应急管理工作的需要。

4进一步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当前社区应急管理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管理模式。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底,所拥有的人财物等资源极其有限,存在缺乏正确理念指导,社区应急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社区居民应急意识不强,自救互救能力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

4.1培育良好的社区应急文化

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把社区作为基层应急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社区应急管理,推进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首先需要强化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有计划地组织培训与演练,使社区居民掌握一定的危机应对技能,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应对灾害的水平。其次要引导和指导社区居民家庭认真做好家庭应急准备工作,编制家庭应急计划、定期进行家庭安全隐患排查。最后,社区除建立专业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外还要整合社区已有资源成立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方面的应急管理专家库。

4.2畅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应急管理渠道

治理视角下的主体多元理论认为社区应急管理应重新定位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主体的角色,要充分运用各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优势,构建一个协作互补的治理网络。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管好“路灯”和“红绿灯”,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在面对危机己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及时有效处理灾害和开展有效救助行动时,需要同一些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充分发挥各专业社会组织的作用,补充专业应急力量的不足。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应急计划或者签订互助协议等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力和责任,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加强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进而克服单一政府主导的社区应急管理模式存在的专业性不足、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达到增强社区的预警能力、缓解社区应急资源短缺、缩短灾后恢复期的目的。

4.3构建与智慧社区相融合的应急管理新模式

当前各地正在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在智慧社区建设中建构和完善智慧型应急管理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智慧型应急管理新模式就是基于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信息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社区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2]。将智慧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是国际趋势,实现了应急管理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的创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智慧社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顶层设计和各类已有信息资源的整合。着力建设社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智能化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和软硬件环境,通过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实现社区应急管理的一体化和互动化。最终实现人防和技防有机结合的社区智慧应急管理,克服以人工为基础的传统应急管理的弊端,为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处置恢复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

4.4完善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体系

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前提,是要对社区现有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现阶段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健全,还存在在能力考察指标中可量化的“硬”指标少,评价指标不具有操作性,动态评价较少等问题[3]。要探索建立一种将应急管理定量分析和模糊综合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通过组建专家团队,设计征询表,专家征询和信息反馈、确定指标集等步骤建立评价指标集,并计算指标权重,从而对事件发展趋势和应急工作效果等各方面进行评估和判断,再以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结果为基础制定相关的激励机制促进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参考文献:

[1]李菲菲,庞素琳.基于治理理论视角的我国社区应急管理建设模式分析[J].管理评论,2015(2).

[2]齐恩乐,文晓灵.智慧型街道(社区)应急管理模式创新:以北京市两个街道的创新实践为例[J].新视野,2015(5).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5篇

一、工作目标

到2021年1月末,各村(社区)健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做到有组织、有人员、有制度、有经费、有装备,基本形成统一领导、权责一致、上下联动、防救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网格化治理格局,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加强。

二、重点任务

(一)组建应急指挥部。整合各村(社区)原有各类应急指挥机构(包括安全生产、消防、森防、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组建以村(社区)书记为总指挥,村(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应急指挥部。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森防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组织、指导、协调等工作,统筹协调村(社区)内事故灾害应急工作,统一指挥村(社区)内应急队伍和力量,统一调配村(社区)内抢险救援救助物资和应急装备,第一时间做好事故灾害的初期处置和救援等工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责任制,各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为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领导村(社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组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编制应急救援预案,协调解决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大问题,组织指挥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等工作。

(二)应急管理工作。村(社区)应急管理工作在镇应急指挥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森防和防灾减灾等工作。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应急管理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安排部署,面向村(居)民普及各类灾害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负责村(社区)内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地震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排查辨识村(社区)内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和数据库,制定风险隐患管控治理措施,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及时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时报告重大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组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负责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使用、管理应急物资、救援装备;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报告灾害事故信息,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处置,第一时间组织自救互救和疏散群众;负责组织辖区内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报送、灾情核查、灾害损失评估和救助管理等工作;协助镇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三)明确村(社区)应急管理职责。村(社区)“两委”在镇应急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协助做好镇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机制,积极协助做好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救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基本知识、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的宣传普及工作;协助做好辖区内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地震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定期进行巡查检查,第一时间发现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对风险隐患进行监测预警和管控,第一时间报告重大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报告事故灾害信息,第一时间开展初期处置和救援,第一时间组织自救互救和疏散群众;协助做好辖区内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报送、灾情核查、灾害损失评估和救助管理等工作。

(四)建立应急管理网格。村(社区)“两委”在乡镇应急管理部门(机构)的指导下,整合现有网格资源和力量,全镇基层管理体系按一级网格为社区、村(居)委会。二级网格村(居)委会的村民小组为单位划为一个网格,社区以现有7个片区划分为7个网格。三级网格村民小组以5户联保、10户联防为单位划分网格,7个片区以楼栋长为单位划分网格。三级网格长以微信群等方式掌握应急管理信息,发生应急事故实行层层报告制度,与平安建设网格制相结合,协助乡镇做好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森防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每个应急管理网格要明确网格员,按照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内容,结合网格内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实际,建立网格员应急管理工作卡制度,一个网格员一张工作内容卡(注明主要职责,上下级网格联系人、联系方式)。主要工作内容是: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救灾救助、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基本知识、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定期排查网格内安全生产及水旱灾害、消防火灾、森林火灾、地震和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向村(社区)报告风险隐患信息,督促整治隐患并对风险进行经常性的巡查监控;组织网格内各单位和村(居)民进行应急逃生、自救互救演练,熟悉疏散逃生路线;第一时间报告网格内灾害事故信息,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逃生;承担网格内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报送、灾情核查、灾害损失评估和救助管理等工作。

(五)加强应急管理预案体系建设。各村(社区)及应急管理相关部门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变动情况,应急预案演练情况,以及内外环境等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完善预案。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群众参与度高、应急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资金的应急预案演练。要加强对演练情况的总结分析,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应急管理工作。

(六)有效提升应急队伍能力和水平。

1.加强人员配置。通过统筹使用村(社区)委会成员,把综合素质好、工作热情高、事业心责任心强的人员配备到应急管理工作岗位,保证应急管理工作队伍质量。

2.组建应急队伍。组建村(社区)综合性、松散型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可与《工作意见》中明确的村屯志愿消防队、社区微型消防站合并建设),队长由村(社区)主任兼任。村(社区)两级应急救援队伍要承担起辖区内灾害事故先期处置和救援、组织群众疏散等综合救援职能,并根据辖区内自然灾害和安全风险隐患情况,定期组织应急演练,不断提高现场处置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3.提升人员素质。科学制定培训计划,结合实际开展应急业务培训。应急管理指挥部负责组织村(社区)应急管理人员、应急救援队伍队员和应急管理网格员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施意见》所明确的相关内容。通过集中授课、网上培训、现场教学、参与应急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村(社区)应急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使每名应急管理人员做到《实施意见》明确的“五知十会”(知道应急管理的相关法规,会排查隐患、会登记造册;知道防灾减灾的基本要求,会辨识风险、会监测预警;知道灾害救助的政策规定,会统计灾情、会核查灾情;知道应急救援的基本常识,会初期处置、会组织疏散;知道信息处理的基本方式,会接报信息、会使用应急管理信息平台)。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1月18日—1月21日)。深入学习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成立领导小组,研究落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明确具体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及责任措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上来。

(二)健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阶段(1月22日—1月31日)。全镇基层管理体系按一级网格为社区、村(居)委会。二级网格村(居)委会的村民小组为单位划为一个网格,社区以现有7个片区划分为7个网格。三级网格村民小组以5户联保、10户联防为单位划分网格,7个片区以楼栋长为单位划分网格。三级网格长以微信群等方式掌握应急管理信息,发生应急事故实行层层报告制度。整合原有各类应急指挥机构,组建综合性的乡镇应急指挥部;组织乡镇普通民兵、医院、学校及所属单位、企业等人员,组建乡镇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组织村(居)民小组长、普通民兵、卫生所(室)、学校等人员,组建村(社区)综合性、松散型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三)验收阶段(2月1日-2月5日)。组织对村(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完成情况验收,并形成验收报告逐级报送。针对验收提出的问题,认真组织整改,切实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四、强化应急管理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加大网格化治理力度,把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救助等工作形成上下贯通、协调一致的新应急管理格局。

(二)形成工作合力。各村、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应急管理联动机制,实行风险隐患和问题从发现到完成整改闭环管理,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水平。

(三)保障工作经费。将应急管理工作经费和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满足应急管理工作基本需求,保障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应急管理工作经费和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资金主要用于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练、宣传教育培训、配套设施建设、考核奖励等;用于为应急管理指挥部门和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工作需要的装备设备,为应急管理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品;用于储备必要的抢险救灾物资。配套设施建设、装备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抢险救灾物资储备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符合有关规定,不得重复建设重复配备。根据财政情况,可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岗位津贴的通知》有关规定。

(四)明确工作标准。应急管理指挥部门要严格落实《实施意见》提出的“十个一”标准,尽快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即:一套应急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应急管理责任制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灾害风险辨识管控制度、事故灾害信息接报制度、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应急管理例会制度等)、一套应急工作机制(主要包括监测预警机制、研判会商机制、协调联动机制、调查评估机制、应急指挥机制等)、一套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台账、一套应急管理基本情况数据库、一套应急救援预案(主要包括辖区突发灾害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以及生产安全事故、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消防火灾、森林火灾、自然灾害救助等专项预案)、一张重大风险隐患分布平面图、一张应急管理网格管理表、一张应急管理责任清单和网格长(员)责任卡、一张应急疏散路线图、一部公开举报电话(0435-8712417)。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6篇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元,在减灾行动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1]15-601994年在日本横滨、2005年在日本兵库和2015年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分别突出强调了推行开展社区灾害管理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各项任务。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理念,突出强调以多元主体和协作网络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即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2]因此,在社区减灾中的参与主体即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间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对社区减灾的效果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区减灾在各国实践的开展以及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于社区减灾中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Louise K. Comfort(2006)[3]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社区减灾行动的研究中,得出社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应急过程中,急需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和共同应对;Simo,Bies(2007)[4]研究表明,跨越单一部门的应急协作在社区减灾中能够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弥补单一部门应对的缺陷,同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Naim,Kapucu,Demiroz(2011)[5]在比较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卡特里娜飓风两次事件中社区组织协作网络的差异后,提出了灾害发生之前组织间频繁的交互有利于强化应急响应的效果。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多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社区减灾在中国和美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的应急管理机制上都提出了实践模式。2007年3月民政部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自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地分八批累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7727个。在美国,1997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开始创建“减灾型社区(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以及2011年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实施的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期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减少政府的行政负担。[6]基于此,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模式上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的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的社区减灾经验,进一步强化我国社区减灾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二、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模式

自2008年起,由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发起,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截止到目前的7727个示范社区,时空格局的分布上经历了“先东部、后西部,东西共同迅速扩展”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高值区分布于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和沿长江经济带。并且示范社区个数分布与所在县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灾害高发区域的空间对应相关性不显著。[7]《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8]明确规定了示范社区的建设内容和评价指标,包括10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减灾宣传教育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制度、档案管理规范和社区减灾特色。其中关于示范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涉及到第1个指标组织与管理机制和第7个指标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见表1),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表1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价指标1和指标7描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标准1.组织

管理机制11领导机构社区综合减灾运行、评估与改进领导机构健全12执行机构分工明确的专门工作小组:风险评估、宣传教育、灾害预警、灾害巡查、转移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灾情上报等13工作制度领导工作制度、执行工作制度14减灾资金社区筹划

社区综合减灾项目7.社区减

灾动员与

参与71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主动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演练;对企业员工进行防灾减灾教育72学校社区内学校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利用学校资源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教育73医院社^内医院能积极承担医护工作,关注社区脆弱人群,提高社区救护能力74志愿者社区建立志愿者队伍,承担社区综合减灾建设的有关工作,如宣传、教育、义务培训,并配备了必要的装备75社会组织社区内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一,从评价标准的形式上看,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社区减灾工作。领导机构由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担任。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建设的需求,社区减灾动员和参与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均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二,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仍为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被整合和吸纳入基层政府的社区减灾网络中,共同参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被整合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各类社会资源如企业项目资金、社会捐赠等都被纳入行政资源,由基层政府统一支配。如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在社区减灾的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由街道的政府部门创建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委员会;委员会整合辖区内的其他主体和资源如部队、企业和学校,创建了包括部队、街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城司在内的“军、政、校、企”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动员居民成立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形成减灾的基层网络。因此,从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实践来看,政府是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发挥辅助作用。

三、美国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

(一)“减灾型社区”阶段

美国的减灾型社区建设是从1997开始,终于2001年。FEMA通过实施“影响工程”,致力于开展“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强调社区居民的参加、社区组织的建立和社区减灾制度的完善。[9]与美国以往的减灾模式相比,“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在治理层面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层面的灾前预防。FEMA在减灾示范性社区建设中,拨付基金资助了7个散布于全美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县(County),致力于建设“减灾型社区”。这笔资金的获得区别于联邦政府1988年《罗伯特・斯塔福灾害救济和紧急援助法案》(《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of 1988》),相应的资金拨付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相比较而言,“影响工程”项目更注重灾前的预防,因此资金的拨付在社区发生灾害之前。

第二,致力于培育多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政府资助2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并在建设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开展社区风险和脆弱性评估、确定减灾的优先权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方面对社区提出了要求。在减灾示范社区具体实施的几年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个社区的减灾资金中,高层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扶持之后,逐渐退出。例如,减灾型示范社区建设的3年中,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下降了772%和429%,县政府和都市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上升了4%和3%。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如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6629%增长到1999年的7029%,2000年的7386%。“影响工程”终止时,很多社区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发展了长效的伙伴关系。

(二)“全社区模式”阶段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核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共同思考应该怎样应对类似的重大灾害事件。[10]随后,美国总统政策8号令“国家应急准备”(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PPD-8:National Preparedness)(以下简称PPD-8)由奥巴马总统签发实施,取代了《总统国土安全政策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8,HSPD-8)》。基于此,2011年12月,时任FEMA行政长官的Craig Fugate针对美国应急管理的现状提出:政府仍然会是应急管理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以政府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各类巨型灾害带来的挑战。因此,急需提高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通过发起全国对话―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旨在集体学习与交流全美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加强民众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的恢复力。

FEMA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提出了3个原则(Principle)和六个战略主题(Strategic Theme)(见表2)。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FEMA所继续强调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间的社区减灾伙伴关系的建立。从治理层面上看,全社区模式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社区的人力资源如社区领导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利用。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对于社区具有全面的了解以及动员能力。例如,俄亥俄州(Ohio State)中部是美国第二大索马里族居民的聚集地,俄亥俄州中部区域规划委员会(Mid-Ohio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一直致力于获取索马里族居民的信息,如通信方式、传统、行为、习俗,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索马里族居民提出将索马里族居民社区领导者加入到该委员会,以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其领导者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急管理者和社区民众通过建立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表2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原则与战略主题P1理解并满足社区的真实需求P2加强社区的多元参与并对参与主体赋权P3强化社区在常态下的管理活动ST1理解社区的多样性ST2认识社区的能力和需求ST3培育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ST4建立并保持多元参与的伙伴关系ST5授权地方的行动ST6利用和加强社区现有的设施、网络和物资

第二,注重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FEMA意识到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对社区减灾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提出在社区减灾中该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就私营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层面来看,客户的需求永远是首要需求,因此灾害发生时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私营部门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一大批商业部门,如IBM、沃尔玛(Walmart)、梅西百货(Macy Department)、UPS、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动员商业部门众多的客户群体,并利用其广泛的运输和营销网络,按照市场的方式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探索适应多元主体伙伴关系建立的协调配合的应急机制。如应急协调准备联盟(Be Ready Alliance Coordinating for Emergency,BRACE)和应急准备支持联盟(Support Alliance for Emergency Readiness,SAFER),是两个在伊凡飓风(Hurricane Ivan)之后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伙伴关系网络组织,前者服务于Escambia County,后者服务于Santa Rosa County。这两个组织均致力于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协调社区、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立和私营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来降低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带来的环境影响。图1为BRACE与SAFER的工作流程图,两个机构通过对各类组织的协调建立应急伙伴关系,在弗罗里达州(Florida State)ESF-18(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18)的指导下,来协调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行动,提供及时和短期的援助以满足灾后的需求,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图1BRACE与SAFER工作流程图

四、中美社区减灾模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实践模式各有特色。开展实施的几年中,都起到了启发基层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差异,在社区减灾治理层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所参与社区减灾的方式、作用和互动关系也略有不同。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具体模式中,政府部门都充当了社区减灾的主体,但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社区中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表现出“指令型”的关系模式。即社区减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凭借行政权威,要求辖区内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减灾的网络中,如对私营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志愿者团体下达指令,表现出吸纳和整合的方式,被动地将社区减灾网络扩大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较多地承担社区减灾的资源供给,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充当社区减灾的辅助力量。从形式上看,这种模式形成了治理的网络,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鉴于政府的行政权威被动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长期来看不利于社区成员自救互救主体性的培育。

美国两个阶段的社区减灾模式中,在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模式上表现为减灾型社区阶段的“委托型”,到全社区模式阶段的“合作型”。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FEMA以委托合同的形式把减灾项目委托给社区。全社区模式中,FEMA通过对社区的主体赋权、建立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以及授权地方的行动上,在社区减灾中形成了多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的“委托型”逐步演化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横向上良性的合作关系。从以上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实践模式中政府部门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过多地承担了行政职能,缺少对其他部门的合理和有效的激励。

第二,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减灾中体现出政府主导模式,但这并不表明社区减灾中需要“政府包揽”,亲力亲为所有事项,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多方的力量,共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性需求。目前,中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私营部门即企业主要充当的是资源的捐赠者,在社区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大多数企业在社区减灾中成为政府部门监管、指导和动员的对象,少有企业以市场的方式,即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提供应急产品和服务。美国从减灾型社区到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逐步强调私营部门应该以市场行为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减灾过程中。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分担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风险和行政成本,成为全社区模式中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三,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组织已成为各国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区类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宏观策略,表现为理念介入策略。[11]在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的理念介入策略背景下,在风险管理阶段,在微观层面,通过风险文化培育即通过对个人安全意识与责任教育来改善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在宏观发展理念层面,注重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以社区人员为重点建设社区志愿者队伍。[12]相比之下,美国的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以非营利性运营的方式参与社区减灾活动。其中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和宗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启示

因此,我国在社区减灾中,如何真正发挥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第一,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我国社区减灾的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然而政府部门在人才、物资和资金等资源的供给上,始终是作用有限的。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满足社区减灾的基本需求,对于社区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如更高层次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以市场的方式供给。而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能够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化需求,如政府的职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必要的防灾减灾宣传,而更高层次的技能的培训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则会更加高效。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目前,我国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多以志愿服务为主,然而公共管理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失灵”现象在社区减灾中也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在社区减灾中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就应该转变社会组织的志愿参与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化参与,转变以往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而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供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在社区减灾所呈现出的多元参与趋势下,增加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势在必行。由于社区减灾中各类资源和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跨部门在社区减灾中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如信息无法共享、资源浪费等。因此,通过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中的减灾和应急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社区减灾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社区减灾中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的减灾模式,是近年来在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和跨部门合作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建设性地跨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实施减灾策略。在西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边界比^清晰,因此比较容易跨越边界共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跨部门关系相对比较复杂,路径依赖导致长期存在于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目前中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边界模糊,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明显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导致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急协作中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挤出效应”。综上,抑制“挤出效应”,应从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方面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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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游志斌,薛澜. 美国应急管理体系重构新趋向:全国准备与核心能力[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3):118-122.

[11] 陶鹏,薛澜.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管理合作伙伴P系的建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3):14-18.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市社区 应急管能力 安全保障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86-02

近年来,城市中各种应急事件屡见不鲜,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猝不及防,一方面是群体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城市应急事件存在复杂性、多样性特征,由于大量突l事件源于基层或社区组织,对于一系列的预警、防范,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理,以至于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效率、处理成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

(一)强化应急准备针对性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可促进社区对周围环境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开展科学有效分析,经由实施科学有针对性的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组织应急培训、演习等活动,以强化城市社区应急预警防范能力。

(二)确保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与突发事件可否及时有序处理存在密切联系。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政府组织的相关援救队伍到达事发地前,城市社区可先期开展应对工作,第一时间对各项信息开展采集、传递,及时组织事发地周边居民开展自救互救,实现对事态发展的有效控制,进而尽可能降低人身财产损失。

(三)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

突发事件引发后,灾后重建是应急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由于灾后恢复工作牵涉诸多方面内容,再加上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倘若所有事宜均要政府一手操办,无疑会延缓重建计划进程。积极参与重建计划是城市社区的职责所在,以城市社区为单位开展物资援助、心理疏导,可迅速将应对政策落实到个人,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极大限度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3]

二、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方案设计

全面城市社区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引入先进科技理念、成功发展经验逐步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为进一步促进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可以自以下相关策略着手:

(一)调整城市社区与政府的关系

众所周知,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中占据着核心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应急管理存在复杂性、时效性特征,使得政府还要扮演促进者、协调者的角色。如今我们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所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又顾及丧失对城市社区的控制力,使得对城市社区管理依旧保有一种矛盾心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能否有序进行,并不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大小,或是政府指令的权威性,政府应当更新思路,依托新型管理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力量的优化整合,这也是政府的最终责任和工作目的。

地方政府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和合作关系,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开展管理保护,为每一社会主体提供充足的参与空间。[4]面对不断发展转变的社会环境,政府务必要优化运行模式。鉴于此,我们应当明确认识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尤其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性。首先,政府应当开展好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导工作,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明发展方向,对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充分明确,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其次,政府应赋予基层社区以权力和责任,引导城市社区开展自主创新。最后,积极引导城市社区参与突发事件预案的讨论和应对措施制定,进而提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实用性。

(二)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近年来,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众多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中得到广泛推广,而在我国则依旧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国传统应急管理系统注重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系统原则的延续性。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特征发生了极大转变,由此很大限度上提升了应急管理的难度。

作为一种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前提的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应急管理中可实现对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民间组织的优化整合,促进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功能得以有效凸显。在组织结构方面,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偏平化、弹性化的组织结构可取代以往官僚制组织机构中僵化式和机械式的层级模式;在权力构成方面,除去政府部门之外,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企事业单位均具有管理的权力及义务;在决策机制方面,依托集权、民主相互结合的手段,在社区应急规划、法规建立、政策制定等阶段,主张民主参与第一、强制第二,从而强化决策规划的科学可靠性。在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过程中,应当秉承公共危机治理理念,提高对资源、信息各方共享的重视度,积极吸引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区居民,开展群防群治。

(三)城市社区参与城市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建设

(1)强化城市社区应急文化建设。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高低,受其是否具备良好的应急管理文化、素质很大程度影响。应当加强对城市社区居民的危机教育,推行不同形式的危机教育。其中,政府可借助电视、报纸、互联网平台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城市社区可定期组织应急知识宣传、座谈讨论活动。同时应当开展应急演习活动,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城市社区、街道办应积极组织该地区针对其易发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演习活动,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2)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强化对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应当强化在卫生、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应加大补贴,从而减轻城市社区的经济负担。另外,对于城市社区应急设施的建设,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引导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参与。

(四)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法制建设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

(1)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提供科学可靠的制度环境。现阶段,我国即便已出台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特定规范的突发事件防治法规及相关紧急预案,然而该项法律法规针对次生灾害的防治、灾害造成的连锁反应等相关工作未做针对性立法,同时各种应急预案在时效性、预见性等方面依旧存在极大的缺失。[5]基本法相关内容的制定、完善迫在眉睫。

(2)依托部T法的修订,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每一主体相互间的协同效应。借助法律的形式促进突发事件下权责调适机制的有序运转,对每一组织乃至个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明确,实现对他们的有效监督、约束。

(五)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单一主体力量极为有限,这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显得特别明显。因此,城市社区应当对自身蕴藏的资源开展优化整合,推进应急管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统一协调,强化队伍建设,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除去社区组织、上级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专业队伍以外,还应当强化社区居民、物业公司人员、辖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组成的非专业性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的协同管理、指挥,构建健全的培训教育制度,强化对应急管理队伍的基础知识、技能培训,开展实地演练,切实执行组织绩效评估,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应当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对人员进行妥善安排,保证优势功能的有效发挥。依据规范流程对志愿者进行招募、资格认证、培训考核等,提高城市社区志愿者队伍的综合素质。在应急管理期间,对志愿者队伍给予指导、帮助,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六)开展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评估

科学完备的应急管理评估,可对全面应急管理过程有效性开展检测、反馈,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经验总结、提供发展依据,改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应急管理全面环节开展的评估应当包括:突发事件引发前脆弱性及风险源评估与预警、突发事件引发时实时检测与快速评估、突发事件引发后损失与能力评估等内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是对城市社区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实时评估、事后评估,是从资源设置、应急设计等多个方面,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全面阶段开展能力评估。经由能力评估,可获取针对应急组织自身、应急行动及项目水平的评估结论,进而为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有力依据。城市社区可自主或者邀请第三方组织对自身应急管理能力开展评估。首先,要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主体、内容予以确定,然后,应用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建立科学完备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结合评估模型,开展好模型数据分析,从而获取能力评估结论。城市社区应当提高对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的重视,对应急管理每一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行科学的措施,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结语总而言之,城市社区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是社区居民生活、生产安全的重要前提,是城市社区安全、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公共事件频发且导致严重损失的一大原因是全社会安全意识不足,城市社区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缺失,城市社区安全基础差。因此,政府务必要不断钻研、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内涵,全面分析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特点与优势以及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结合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积极促进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推动城市社区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岳静.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理论建设,2013,13(6):96-98.

[2]高英.浅谈强化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的探索――以成都市天府新区应急示范社区建设为例[J].商,2015,7(19):67.

[3]陶鹏.聚焦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灾难面前,社会组织能做什么――让社会力量成为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增量[J].中国社会组织,2015,9(17):12.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8篇

一、在区、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中广泛推行“大部门制”

当前,可以在区、街道、乡镇等基层试行职能集中、机构合并,尝试将综治、维稳、应急、等四项职能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四位一体、统一面向社会的大部门。在此基础上摸索稳妥以后,还可以不断扩大推行“大部门制”的力度。通过这样的改革与改造,切实打造出一个非常强大、牢固的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进而使各种风险事项、潜在危机在爆发前就得到化解与治理,使预案和预演等需要直接组织群众的工作得以切实地抓起来,使基层处理危机的实际职能和能力切实得到集中和加强,从体制上把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落到实处。

从改革探索的角度而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搞试点。每个地级以上市确定一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确定一个乡镇或街道、一个社区或村、一家企业、一所学校为示范点,在试点内抓机构、抓预案、抓队伍、抓宣传、抓信息、抓排查、抓保障、抓培训、抓演练、抓联动,促使基层形成非常高效的应急机能,包括信息早报告、苗头早预防、隐患早排查、矛盾早化解、事件早处置等等。此外,还要通过基层的日常工作和应急管理实践,来验证和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应急机能的设定与配置、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政策制度等等,也就是要不断强化应急预案管理,强化基层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建设,强化应急管理法制建设。由此不断打造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切实筑牢应急管理的工作基础,全面增进应急管理的实际成效及其可持续性。

二、以社区为单位,在广大城乡建成健全发达的社区应急组织和社区安全网络

社区是一种由一定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的立体空间,各种公共风险、公共危机,特别是重特大突发事件的苗头皆首先呈现于此。抓实、抓好应急管理工作,一定要从抓社区安全管理入手,大力抓社区风险治理、危机治理和突发事件防治工作。抓社区安全管理,就是要在每一个社区都建立起健全、灵敏、牢固、长效的应急管理组织和公共安全保障机制,确保社区内任何风险与危机,都能在孕育或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引起高度注意、灵敏反映,使国家应急管理中枢即应急管理主干机构和主要领导,都能在第一时间得悉风险信息或危机信息,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及早应对,由此确保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具体有如下六个行动要点:

一是要在每个社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组织中明确赋予、集中确立应急管理机能,包括对来自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所有风险信息与危机信息作出及时的收集、整理和反映,对各种危机隐患、矛盾冲突或早期突发事件,作出诸如调解、抑制、化解等事先处理,配合国家应急管理机构和实施主力,对已经爆发的突发事件或严重危机实施紧急处治,等等。

二是要在每个社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组织中,设立具体承担相应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保障职能的机构与人员,作为最早直接接触风险信息和危机信息的一线力量,确保能够及时疏导、平息公众的不满情绪,及早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

三是要加强治安、交通、消防、城管、监察等方面的社区安防资源整合,建立高效的应急管理信息机制和预警机制,将信息采集、监测、监控、应急救援、治安防范联动指挥等功能加以整合,由此建成一个集中负责、快速反应的社区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四是要借助应急管理基础平台,尤其是电子手段,把各个社区联系起来,主要是把社区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组织中的应急管理机构与人员联系起来,由此形成紧密配合、广泛关联在一起,基本能够完全一体化的社区安全网络。

五是要使社区能够与政府各部门积极开展对接工作,使得社区安全长效机制和应急联动机制,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也由此为政府各部门在社区层面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牢固、高效的基层应急管理基础。

六是要突出强化及时、准确地把握和反映社会真实状况的“政府神经末梢功能”和社会预警功能,包括了解基层民众的期待和情绪以及公众态度与倾向,把握社会微观情况并预测社会形势变化,敏锐发觉与抓住动态性和政策性社会问题及由此而来的危机苗头,等等。

总之,要加强政府引导、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注意公共参与、确保长效和可持续性,不断推进和加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

三、要强化公众参与,提高广大公众对于突发事件的适应性和实际应对能力,共同创造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社区公共安全建设,一定要与具体的社区实际相结合、与群众的实际愿望与需求相结合,要把增进城乡社区公共安全作为整个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公共安全作为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系统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与合作基础,由此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和公众参与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社区公众的参与率和满意度,最终形成一个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基层应急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有利于应急管理的社区信息网络建设,包括建设社区安全网站、人口综合信息数据库、社会单位综合信息数据库、环境和市政设施数据库等等;还要建设风险检测与评估分析机制、信息通报与机制、公共提示与应急知情机制、应急预防能力增进与培训演练机制等等,切实提高社区民众的事故伤害防范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还要积极营造社区安全文化氛围,不断增强社区安全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切实提高社区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参与应急安全保障的实际成效。

应该说,加强社区公共安全建设,抓好社区应急管理成效有两个关键:一是要大力加强化解矛盾、协调利益、维护安全稳定的管理功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丰富安全社区创建的工作载体和实现途径。二是要更加注重为民服务体系的建设,共同促进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质就是要通过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公共服务,消除任何产生矛盾的土壤或因子。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性风险或危机诱发、激发和重发的问题,从基层、从源头解决风险治理、危机治理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建设和社区安全工作,就是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和自救能力,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促使全社会对此引起广泛的注意、重视和积极参与,在政府主导下全面建成统一、牢固、高效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和公共安全保障机制,全面提高基层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与应急处置力量体系一起,形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一线应急管理力量体系。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9篇

一、工作要求

(一)组建街道应急指挥部

整合街道原有各类应急指挥机构(包括安全生产、消防、森防、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组建以党政正职为总指挥,分管副职为副总指挥,相关工作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综合性街应急指挥部,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森防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组织、指导、协调等工作,下设办公室承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同时街道组建应急救援队伍。

(二)建立社区、村应急管理机构

社区、村应急部门要加强对工作的领导。要制定应急工作预案,上报街道备案,要成立组织机构,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以300居民为基本单元划分为一个网格,与平安建设网格制相结合,做好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三)提升人员素质

要加强对社区、村应急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应急救援队伍队员和应急管理网格员的业务培训,使每名应急管理人员做到《实施意见》明确的“五知十会”:知道应急管理的相关法规,会排查隐患、会登记造册;知道防灾减灾的基本要求,会辨识风险、会监测预警;知道灾害救助的政策规定,会统计灾情、会核查灾情;知道应急救援的基本常识,会初期处置、会组织疏散;知道信息处理的基本方式,会接报信息、会使用应急管理信息平台。不断提升社区、村应急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二、实施步骤

社区、村应急管理机构组建工作11月份启动,12月25日前全面完成。具体工作分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11月20日—11月26日)。深入学习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成立领导小组,研究落实《关于加强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明确具体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及责任措施,召开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改革动员部署会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上来。

(二)健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阶段(11月27日—12月10日)。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社区、村完成应急管理机构组建、职能划转和人员转隶工作。通过统筹使用行政、事业编制人员或公益岗、社公岗等办法,在现有专职安全监管人员的基础上,根据应急管理工作实际需要等实际情况,配足配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

(三)验收阶段(12月11日-12月20日)。由街道组织对社区、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完成情况验收,并形成验收报告逐级报送。

(四)整改提高阶段。(12月21日-12月25日)。各社区、村针对验收提出的问题,认真组织整改,切实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村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大应急”角度出发,做好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加大网格化治理力度,形成上下贯通、协调一致的新应急管理格局。

(二)明确工作标准。各社区、村要尽快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即:一套应急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应急管理责任制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灾害风险辨识管控制度、事故灾害信息接报制度、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应急管理例会制度等)、一套应急工作机制(主要包括监测预警机制、研判会商机制、协调联动机制、调查评估机制、应急指挥机制等)、一套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台账、一套应急管理基本情况数据库、一套应急救援预案(主要包括辖区突发灾害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以及生产安全事故、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消防火灾、森林草原火灾、自然灾害救助等专项预案)、一张重大风险隐患分布平面图、一张应急管理网格管理表、一张应急管理责任清单和网格长(员)责任卡、一张应急疏散路线图、一部公开举报电话。

社区应急治理范文第10篇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及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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