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效益论文范文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1篇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对于它具体的定义各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综合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生态学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把自然生态系统定为研究对象，强调森林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维持能力；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则侧重于，如何维护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强调政策和制度的安排。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益林补偿政策可以从3个方面来论述：（1）对于公益林生态补偿分为狭义和广义的认知，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大体上属于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狭义理解，也就说对生态功能进行的补偿。（2）该政策属于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干预行为，而其他群体则位于较为弱势的平台。（3）该政策更加重视经济学的补偿，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森林资源的有效配置。

2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及理论依据

2.1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的迫切性、生态建设特殊性和环境资源外部性共同决定了公益林补偿的重要性。公益林的外部经济性使受益人难以确定，并且建设公益林的回报率较低，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够，所以，建设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1）从公益林的外部经济性和公共商品性来说，生产实践对于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需求迫切。（2）从环境保护的急切性来说，公益林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求。（3）从公益林建设的特殊性来说，公益林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实践公益林体系的必要保证。（4）建立公益林补偿政策成为贫困生态区进入良性循环的一个必要条件。

2.2公益林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森林外部问题的前提就是解决森林的效益问题，但是因为森林的外部性问题具有扩散外延的特性，其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难以进行具体的确认。故生态效益的精确性和公认度都不高，很难为森林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理论上的支持。由于森林生态效益具有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性、无形性等特性，又因为收益常常会隐藏自身的需求，所以森林的经营主体和受益者们很难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易。故通常来说，科斯途径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潜力，缺乏实际操作性。

3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相关研究

3.1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内容

（1）补偿主体。

国内学者就公益林补偿金的给予主体有3种：（a）国家是公益林补偿主体，国家财政提供大部分的补偿资金。（b）生态效能的受益者是公益林补偿的主体。（c）公益林补偿的主体并非是单一的某一方，而是多元化的，包括社会、市场和国家等。目前来说，国家仍是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的主体，资金基本上来自于财政补贴。

（2）补偿的对象。

宋晓华等研究学者利用是否有经济来源区分够公益林的经营者，对于已经利用的森林资源例如革命圣地、名胜古迹和风景林等获得经济收入的经营者，则可以选择少补偿或者不补偿。

（3）补偿标准。

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补偿核心就是补偿标准，它对公益林建设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补偿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不好，过高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不能让社会效能和公益林生态效能达到最优组合；过低降低对公益林经营者的吸引力，不利于公益林的发展。

（4）补偿范围。

可以进行补偿的范围：由于禁止砍伐已经是主伐林的公益林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以进行补偿的范围：非重点公益林可砍伐的部分；禁伐对其没有影响的公益林。

（5）补偿方式。

对公益林经营者的补偿可以通过生态租赁和购买的形式。但我国还处于发展中状态，购买会耗费大量资金，我国财政有限，因此不可能大范围的进行购买补偿。生态租赁是指政府每年通过向公益林经营者支付一定租金的方式来租赁公益林，然后又进一步对公益林经营者进行管理和培养。

3.2公益林补偿政策的分析———以景谷县为例

景谷县是一个自治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2004年起开始了公益林的补偿工作。据调查显示，景谷县有149866.67hm2生态公益林，其中65666.67hm2公益林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2013年景谷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到位913.9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56.82万元，省级资金357.14万元。在后续的检查工作发现，景谷县的公益林补偿仍存在一些问题，乡镇档案的管理工作不够完善，补偿资金兑现缓慢。总体来说，景谷县的生态林补偿政策实施较好，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公益林管理等方面都较为完善。在今后的政策实施中，要更加注重调动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有力保障。

4结语

笔者针对我国目前的公益林补偿政策进行总结，并指出现有成果存在的一些不足。在补偿机制的发展和研究中，应该更注重政策的实际操作方面。公益林补偿政策在我国已经开展了8年，对于农户的反馈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扎根农村，切实了解农户对于补偿政策的想法。进一步深入研究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实施的各方面情况。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2篇

1.1供求原则

生态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着供求关系，所以要建立交易市场。

1.2污染破坏者和受益者分担补偿原则

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在理论上主要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者或破坏者。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补偿，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又可以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鼓励保护生态环境行为。

1.3价值转移原则

生态产品的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价值转移的含义：经济资本和生态产品经济价值之间的转移；直接利用价值和间接利用价值之间的转移；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转移（曾广权等，2006）。

1.4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共同发展原则

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是环境正义的要求，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都有发展权。生态补偿就是要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因生态保护而丧失的发展机会，并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基本生存权需要。受益地区不能用生态保护来限制生态保护地区的发展。

1.5国家集中收入补偿为主和社会分散补偿为辅原则

生态补偿应以国家生态补偿为主，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费，将生态补偿资金收入集中在国家。国家将聚集起来的生态补偿资金集中用于补偿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重点生态保护地区，并通过生态恢复计划，统筹安排生态补偿资金，防止生态补偿资金的滥用。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全民性事业，生态补偿除了以国家生态补偿为主外，还应当以社会补偿作为补充（张炳淳，2008）。

1.6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

在确定补偿主体时，本着谁收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受偿地区一般为贫困地区，如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补偿停止后将重新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1.7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确定补偿期限时，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经营者的成本和利润根据补偿期限进行平均测算，持续补偿。

2补偿主体和受体

生态补偿是一种为了减少生态破坏，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生态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协调机制。根据价值转移原则，拿走价值的是补偿者(受益方)，被拿走价值的是补偿对象(受损方)。根据公平原则，富裕方是补偿者，贫困方是补偿对象(曾广权等，2006)。补偿主体就是指补偿者，受体就是补偿对象。补偿对象是通过林权制度改革后，手里持有林权证书的林农（蒋发进等，2008）。

3补偿标准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81号）和《云南省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2}101号）的补偿标准为10元/667m2。生态效益补偿金用在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管护上，而不是对其抚育更新、造林成本的补偿。国家对私营林没有补偿标准，补偿标准可定为公益林补偿标准的80%。根据林分质量划分补偿等级。

4补偿期限和补偿资金管理

补偿期限根据国家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5a为1个补偿期，补偿期后，由评价机构对私营林主的森林资源进行评估，达到国家标准再进行生态补偿。建立森林生态补偿基金，由财政部门进行专项资金管理。

5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在税收征收上主要有资源税、排污税、其他税费。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激励机制，也是改善林农生活质量的一种途径。探索多元化的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来源是必要的，因此讨论几种来源方式。

5.1税收或生态补偿费附加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要的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的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的地位”。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凭借政府政治权利，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关系。森林生态效益受益者是每一个人，众多的受益者可以不付任何费用得到其价值。建议政府开征生态补偿税，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善。以教育费附加为模式，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附加。征收范围、标准与教育费附加一致。

5.2转移支付的类型

5.2.1水电站企业

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温的功能。只有在保护好森林资源的前提下，才会有丰富的水资源，向电站企业收取生态补偿费是合理的。同时，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议水库水电站按每度电加收0.05元。

5.2.2森林公园和水路航运企业

向风景林区、森林公园门票收入的2%和航运企业的水运货船每吨每公里加收0.01元作为生态补偿费，用来保护森林资源。

5.3发行林业生态

政府通过发行林业生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运用发行筹集资金是完全必要并可行的。

5.4接受社会捐助

可以通过公益性部门筹集该项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接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NGO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款或援助。目前，已经有一些国际组织对我国保护森林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如GEF﹑WWF﹑FFI﹑世界宣明会等。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例如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在云南省自然保护区中实施的中荷合作项目。

5.5生态融资

生态融资可分为3大类型：自然资本融资﹑人造资本融资﹑人力资本的融资。生态融资方式丰富，常见的有集资﹑贷款﹑股票﹑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资等。在森林生态产品补偿资金筹集中，BOT是一种新的筹资模式，具有2个鲜明特点。从政府角度而言，政府无需对公司的投资和融资提供担保。投资和融资的重要基础是公司未来拥有的基础设施运营收益，政府以特许合同方式赋予项目公司这种收益权利。从公司角度而言，项目融资不受其资本规模的限制。融资的主要依据是公司对未来收入流量所拥有的合同权利。公司可以避免因投资有限而不能参与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王聪，2003)。利用BOT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财政预算外的资金来源渠道，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将BOT融资方式应用于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加速资金筹措，尽快改善生态效益的维护(桂拉旦和张伟强，2007)。

6补偿方式

林业作为基础性产业部门，通过林权制度改革私营林发展比较迅速，研究私营林的生态效益补偿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财政补贴在林业中主要有3种形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要体现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以及野生动物肇事。林业补助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林业发展，对营林主体给以各种经济性补助﹙补贴﹑信贷等﹚。林业补助的目的是促进林业发展。林木补偿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为社会提供生态安全公共服务，限制或剥夺营林主体对林木拥有的林权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措施﹙姚顺波，郑少锋，2005﹚，免费提供苗木等。把私营林生态补偿分为3类，资金补偿﹑服务型补偿和政策补偿。

6.1资金补偿

在生态补偿中，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的方式有：现金补偿、减免税收、补贴、抵押贷款等。

6.1.1限成熟林采伐补贴

私营林的生态产品按理归属私营林主。政府在保护生态功能为由的前提下进行采伐指标限制，是对私营林主商品林林权的侵犯，造成私营林主的经济收益损失，给予一定补贴，称为限成熟林采伐补贴。

6.1.2生态产品购买

对私营林主提供的生态产品，在生产无形生态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偿。这种购买只能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无形生态产品的交易。在政府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林农的意愿，召开生态产品购买听证会由双方人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制定出一个标准。

6.1.3林业保险

林业保险一直是世界各国保险学和林业经济学界所关注的话题。由于风险的承受者是在各国都属经济承受力相对较弱的林农，再加上林业生产周期长，面临着森林火灾、病虫害等灾害的威胁，林业保险是帮助林农降低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

6.2服务型补偿

补偿者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送受补偿地区的人员进入林业院校进修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经营管理水平等。

6.3政策型补偿

在生态补偿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受补偿地区制定一系列新政策。在体制不健全、经济薄弱的情形下给一定优惠或倾斜政策也是一种补偿。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林业补助，林木补偿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理论界非常关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政府有关部门也在施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但与理论界的预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反思一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概念的不确定性，导致其理论上的混乱，造成实践中的无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成了各级政府、林业部门及林业企业争取政府财政资金的“正当”理由，仔细推敲一下，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林业补助与林木补偿制度，替代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推动林业快速发展。

1.森林生态效益研究的误区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目前尚无统一概念，但理论界的逻辑是：由于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并且森林所有者没有从森林生态效益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要求受益者给森林所有者补偿；获益者是广大民众，民众利益的代表是政府，政府就成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即理论上所说的正外部性，不能成为补偿的充分理由。外部性是指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用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现象。不可否认，森林具有正外部性，即生态效益，且森林所有者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问题是凡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都应该获得补偿吗？否。有一个“阿凡提”的民间故事：有一次，阿凡提在街上行走，发现有个卖羊肉串的摊贩与一个顾客发生争吵，阿凡提前去探问究竟：摊贩说顾客闻到了他烤肉的香味，理应付钱；顾客说闻到肉香味是无意地、难以避免的，他没要求摊贩给他提供这种服务，两人相持不下，阿凡提则从顾客手中拿了几串钱放在手里，合手摇了摇钱让摊贩听到了钱的响声，对摊贩说：现在你听到了钱响，也应该向这钱的主人（顾客）付费，摊贩哑然。这则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并不一定要获得补偿。有人从庇古税（是针对负外部性）理论推断出，既然具有负外部性的经营者需补偿受害者损失，那么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受益者则需补偿经营者。实际上这一推理是不合逻辑的。大家知道，法理上的补偿、赔偿是以当事人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为前提的。具有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会给周围的民众造成损害而继续这种行为，给民众（环境）造成损害，民众是无辜的，损害是企业强加，为了公平、正义，甚至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制度上要求生产经营者给民众以赔偿；但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经营者所造成的损失（他本人认为应获而未获的报酬），获益者并不存在故意侵害行为，他的获益是无意的，他对生产者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法理上并不要求他予以补偿。大家试想一下，假设我们创建一种制度，要求获益者，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具有补偿，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局面：穿漂亮服装的女士要求见过她的路人补偿；种花草的主人，要求邻居补偿；饭店的主人要求过客补偿，这个社会岂不乱了套！

其次，森林生态效益（即生态产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还是西方经济学，均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森林生态效益是森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不能成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人来讲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基本相同，使用价值研究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价值则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两者不能混淆。用森林使用价值替代法测算森林生态价值缺乏理论依据，人为地夸大了森林的生态价值。人们不仅要问，作为森林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你认可你们测算出的价值吗？我们不可否认森林生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即森林生态功能或效益）非常重要，这是森林的自然属性所具有的，即只要是森林，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就在发挥作用，而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则不然，他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逐渐增加。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属较高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的安全需求（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高于生理需求），这里的需求是指具有购买力的现实需求。刀耕火种年代，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森林成为农业生产的障碍而被焚烧；新中国建国初期，森林成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资源而被大肆采伐，森林生态效益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人们产生了较高层次需求——森林生态产品，特别是1998年那次水灾，更加剧了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需要，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不断提升。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怎么体现？理论上讲它取决于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目前理论研究往往高估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替代法，另一方面是因为用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理想需求代替现实需求，认为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巨大，正如周生贤局长所讲，就生态来讲，我国的森林一棵都不能砍。但现实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体现在人们愿意拿多少钱出来购买，即人们购买森林生态产品的能力，就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来讲，这个能力还相当有限，森林生态产品现实需求还较低，所以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不会太高。

由此可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由于存在明显的漏洞，造成理论混乱，就实践来看，尽管尚处于试点阶段，但收效甚微，我们有必要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制度来弥补森林生态效益研究的不足。

2.构建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体系

2.1林业补助

林业补助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林业发展，对营林主体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性补助措施（包括补贴、信贷、减免税收减免地租等）。林业补助的目的是“助”，是促进林业发展；手段是“补”，是对营林主体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弥补。国家为了鼓励营林业的发展，必须利用经济杠杆，保证营林生产要素都能获得正常利润，否则这些资源就会配置到报酬高的非林行业，林业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林业补助是政府干预林业经济的行政行为，政府为什么要干预林业生产行为呢？因为林业具有外部性，并且由于林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地域广等特点，致使市场失灵，需政府采取补助措施，矫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配置营林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得以发挥，提高林木供给水平。

营林生产具有正外部性，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点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营林生产，促使营林生产要素（人、财、物）涌向林业生产，这样“山青水秀”的生态局面方能出现。采用“鼓励”一词而非“补偿”，一方面是因为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不是获得补偿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是想强调政府对营林的补助是种奖励，是对政府所期待行为的一种激励。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要给予营林业以补偿，是因为营林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所以对营林业的补偿应等于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之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牵强。首先，在有些情况营林主体有自身克服外部性的机制，如可以通过扩大企业规模，组织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实体将外部成本或收益内部化，再者，科斯认为：只要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这表明，财产所有权一旦确定，政府就没有在外部性问题上进行干预的必要。其实，营林生产主体并不关心营林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他追求的是营林生产的回报率，正如卖烤肉的摊贩只考虑卖肉的盈利，而不在意肉香味的散发，种植花草的主人只在意享受种植花草的乐趣，不在意路人及邻居的观赏。所以鼓励营林生产时，不必过多的去研究营林生产的外部性，而应重点研究采取什么措施能使营林生产者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略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效果会更好）。其次，营林主体私人生产成本较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各级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蒋海在比较广东农业投入产出率时，得出林业投入产出率低的结论。

但为什么会出现林业的投入产出率远低于同期农业投入产出率这一现象呢？不是因为林业的正外部性，而是林业的税费负担太重。大家知道农业的平均税率不超过10%，而林业税费率普遍高于30%，不少省份超过40%，部分地区竟高达75%以上，如江西崇义县林业税费率占到总收入的75.6%。正是由于巨大的税费负担，林农的投资回报率低，致使林农不愿投资林业。据茅于轼、唐杰的测算，如果林业税费比例能降低到15%，则营林的内部收益能提高到15.5%，造林就有一定吸引力；如果税费比率能像印尼、巴西、新西兰等国那样降低到5%，内部收益率就能提高到19.8%。这充分证明林业并非人们想象的弱质行业，林业发展的阻碍不在于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没有得到补偿，而在于不合理的税费抑制了营林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国外林业发展的经验和国内林业发展实践，特别是林业生产特点，我们认为鼓励我国营林发展的林业补助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林业税费，致使其税费负担不超过农业平均税费水平；二是对营林生产进行适当的补贴，主要用于营林道路建设及增加公共设施，三是对营林生产实行较长期的低息贷款，以缓解营林生产周期长，资金占用量较大的困境，四是实行减免地租的土地政策，扩大营林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2.2林木补偿

林木补偿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向社会提供生态安全公共服务，限制、剥夺营林主体林木所有权行使所造成损失的一种经济补偿措施。营林主体造林的主要目的并非自用，而是通过林木交易获得利润，林木所有者处置林木，进行林木交易是林木所有权的直接体现。然而政府认为如果任由林木所有者自由地处置林木，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影响环境质量，所以为了公共利益，我国政府对林木所有权的处置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如严格的采伐许可证制度，禁伐制度，这无疑限制了私人财产权的行使。法律上虽然承认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加以限制，甚至剥夺，私人有服从的理由与义务，但对私人利益因国家社会而蒙受的损失、牺牲，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应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当代补偿学说有如下几种：（1）既得权说。认为私人林木所有权系合法取得，自然应予以绝对保障，保障公民生存权、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是因为公益之必须，使私人财产蒙受损失，亦应予以补偿，否则难以体现公正，维护、保障公民的既得权利。（2）特别牺牲说。德国学者奥托梅叶认为：使特定、无义务且无应课以该负担之特殊事由的人，造成其财产或人身损害，这就意味着为了国家或公益遭受了牺牲，那么这种牺牲不应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公众平均负担，办法是政府从公众税收中给作出牺牲者一定补偿。（3）公平负担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政府行为的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故当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因国家行为而承担的义务不同于他人时，政府应调整和平衡这种义务不均衡现象。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自由行使造成了财产损失，给林木所有者作出的这种牺牲，政府理应按照公平原则，对林木所有者予以补偿。

我国目前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限制了林木所有权（如果长期不颁发采伐许可证则等同于禁伐制度）的行使，给林木所有者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石光银的尴尬及类似石光银的成千上万营林主体目前的困境都是这一制度的牺牲者，严重阻碍了营林事业的发展。相反，国外大多采用林木补偿制度：日本森林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于被划为保安林的森林所有者要适当予以补偿，以保证其效益不至于因此而降低。德国黑森州森林法规定：如林主的森林被宣布为防护林，或者在土地保养和自然保护区内，颁布了其他有别于公众的经营规定或限制性措施，因而对林主经营其林地产生不利，林主有权要求补偿。瑞典森林法规定：如果某块林地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那么该地所有者的经济损失将由国家予以充分补偿。由此可见国外林木补偿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林木补偿只有在政府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行使之后进行；二是政府对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剥夺是出于生态目的，为了公共利益；三是林木补偿数额以林木所有者因政府限制林木所有权行使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限。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的区别

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其区别见下表：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区别

判断一种制度设计好坏的依据是制度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益”意味着资源分配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解决权利冲突的外在性问题，既可以用市场手段，也可以用政府手段，制度应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有利于效率或效益优化的选择。比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三种制度设计的优劣，我们不难发现：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更能体现现代行政法的宽容、信任、激励、合作的人文精神，更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发挥，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坚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姚顺波.产权残缺的非公有制林业［J］.农业经济问题，2003，7:29-33.

［2］姚顺波.非公有制森林征用与补偿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04，2:85-87.

［3］茅于轼、唐杰.商品林业发展中的产权和税费问题［J］.管理世界，2002，7:75-87.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4篇

1.1辽宁省自然条件概况辽宁省（38°43''''～43°26''''N，118°53''''～125°46''''E）地处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境内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辽河中下游平原区，南部邻黄渤二海，海岸线总长度2920km。研究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东部地区雨量充沛，西部地区干旱少雨。全省位于长白、华北与蒙古植物区系交织地带，森林植物种类丰富[13]。

1.2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资源概况辽宁省自2001年实施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工程区由试点阶段的3市4县（彰武县、北票县、凌源县、建昌县）发展到15市74县，工程覆盖1115个乡县11517个自然村，涉及659592户农民。辽宁省林业厅将全省划分为3个模式类型22个模式组153个模式，同时采用聚类分析法确定了43个优选模式。针对辽西北、辽东山地及半岛丘陵区、辽中平原区三大地貌区分别选定了相应的造林模式和管护方法，以保证工程的建设成效。截止2013年末，辽宁省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113.57万hm2，其中退耕地还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1.7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占到62.66%，封山育林占15.61%；生态林占全部退耕还林工程林种类型面积的72.11%，经济林占22.81%，灌木林占5.08%[1]。

2研究方法

2.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及测算评估指标体系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各项生态效益监测方法参照包括《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办退字[2013]16号）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测算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6个类别11个评估指标，分别为涵养水源（调节水量和净化水质）、保育土壤（固土和保肥）、固碳释氧（固碳和释氧）、积累营养物质（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和滞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保育）。

2.2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分布式测算方法将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按照县区划分为74个一级测算单元，每个一级测算单元按照不同退耕还林工程植被恢复类型分为退耕地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3个二级测算单元，再按照退耕还林林种类型将每个二级测算单元分为生态林、经济林和灌木林。最后结合不同立地条件的对比观测，最终确定666个相对均质化的生态效益评估单元。基于生态系统尺度的定位实测数据，运用遥感反演，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进行由点到面的数据尺度转换，将点上实测数据转换至面上测算数据，得到各生态效益评估单元的测算数据，以上均质化的单元数据累加的结果即为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的测算结果。

2.3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的3个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专项监测站和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CFERN）所属4个森林生态站、30多个辅助观测点以及300多块样地的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指标体系连续观测与清查数据。还包含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中心开展的退耕地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3种植被恢复类型中各退耕还林树种面积、树龄等资源清查，以及权威机构公布的社会公共资源数据[1]。

3结果与分析

3.1辽宁省地市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辽宁省各地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物质量评估结果显示，退耕还林面积较大的朝阳市、大连市、葫芦岛市、沈阳市，生态效益各分项物质量均较高。辽宁省全省退耕还林工程每年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为491.94亿元；朝阳市、大连市、葫芦岛市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位于全省前3位；辽中平原地区，如辽阳市、营口市、盘锦市生态效益各项价值量均较小。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评估结果表明，涵养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生态效益价值量占总价值量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6.84%和26.30%；而林木积累营养物质仅占总价值量的2.96%（图1）。

3.2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各分项物质量均为生态林最大，经济林次之，灌木林最小。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亦均为生态林最大，经济林次之，灌木林最小（表4）。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每年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为372.9亿元，占生态效益总价值量的75.8%；经济林为98.1亿元，占19.94%；灌木林为20.94亿元，占4.26%（表4）。生态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30.27%，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19.07%（表4）。经济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52.73%；经济林生物多样性较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占全省总价值量的13.79%（表4）。灌木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43.84%。

4结论与讨论

辽宁东部山区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天然绿色屏障及主要水源地，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辽宁中部城市群发展的现在和未来。辽东地区，如大连市、丹东市、本溪市，铁岭市、辽阳市东部山区，林木生长旺盛，林业生产潜力大。由于降水多而集中，水土流失局部较为严重，退耕还林应采取以人工造林为主、封育为辅的措施，因地制宜地营造以多种混交模式为主的水源涵养林，适度发展用材林和具有“新、奇、特”的经济林。辽西地区，如朝阳市、阜新市、葫芦岛市、锦州市西北部山区，同样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和土壤保育区。长期以来，辽西地区由于过度放牧和过度开垦，土地沙化、草场退化问题突出，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在该地区大力实施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发挥退耕还林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环境等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该地区应以防沙治沙、防治水土流失为主要目标，采取乔灌草相结合、林带林网片林相结合的手段，营造完善的防风固沙林体系。该地区退耕还林工程任重而道远。辽中地区，如沈阳市、鞍山市、营口市、辽阳市等，属于退耕还林风沙区，沙质潜在荒漠化土地达194万h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3.3%，已经发生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113.8万hm2，占总土地面积的7.6%；沙质耕地51.68万hm2。科尔沁沙地南侵对辽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辽中地区地势变化较大，植被稀少、气候干旱，土壤贫瘠，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年降水量一般在350~600mm，年蒸发量1500~1800mm。该地区是辽宁省主要贫困地区和风沙危害的重灾区，也是辽宁沙尘暴的主要来源之一，导致退耕还林工程某些生态效益低于辽西地区，因此该地区应在退耕地还林的同时，大力实施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在沙地、山坡地积极营造生态林，在平原、河谷平地营造经济林和用材林，以提高退耕农户的收入。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首先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其次着重分析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助政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补偿政策提出了制度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1引言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hm2，森林面积15894.09万hm2，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m3，森林蓄积量112.67亿m3，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hm2，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m3的1/8，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2.1基础研究薄弱生态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界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2.2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2.3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4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目前，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如水利部门收取水资源费、环保部门收取排污费、国土资源部门收取资源费，部门间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得不到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单位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2.5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的生态建设项目和补偿广泛存在着地方和部门渔利行为，高额的管理成本已经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6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约束力不强，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矛盾，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如在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的过程中，承包人多年投资造林，好不容易等到成材，但法律不允许种树人随意采伐、挖掘具有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的植被，受益艰难，挫伤了当事人投资种树的积极性。这类事例成了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生态建设的典型案例。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3.1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对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将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引导省级政府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东部沿海省份向对口支援的西部省份予以各种形式的实物转移支付(如技术、设备、资产转移等)和价值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开征生态环境费(税)设立“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

3.2强化生态补偿的税收调节机制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增收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开发要逐步提高税率；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发挥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寓禁于征”的调节作用。

3.3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今后可以继续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同时可以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到环保产业，争取在股票市场中形成绿色板块。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强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引进海外资金，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3.4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展生态保护立法研究，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在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强产权改革制度的研究，调动民间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将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

3.5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的收费制度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收缴力度，加强对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收费的实践，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应该专款专用，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破坏保证金(或抵押金制度)，实施费改税的政策改革，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4资金筹措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可考虑以下筹集途径：

4.1国家财政拨款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显示，财政是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的物质基础。生态公益林的受益者是全社会，应由财政支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用。因此，财政投入应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可通过财政专项补助、事业拨款及免税的形式，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资金扶持。

4.2征收生态安全保险金建议增设生态安全保险金，对每一从事砍伐、经营木材产业的组织和个人在获准砍伐资格时，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金，以维护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并且在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出现危机时，可以用此项费用保护管理森林资源。

4.3向受益人收取森林资源生态补偿费征收项目可包括：工业用水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木材加工、贩运、征用、占用林地，狩猎，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森林旅游，风景区的商业活动等。可考虑从电厂电费、生活和工业用水、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态补偿费。

4.4生态法人公开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生态法人可以向社会筹集资金，其来源渠道可以是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款或援助。

4.5林业部门补偿林业部门从育林基金或造林更新费中提取部分公益林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林的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科学研究等。

4.6发行生态由中央政府授权并下达发行额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发行生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

5设想

5.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5.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5.3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对象和范围重点防护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区，应当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和范围。

5.4明确森林生态补偿金征收的标准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森林自身生态功能的大小、森林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地居民与森林之间的经济密切度、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认同程度、国家与地方的财政状况、森林保护等级。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划分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剥夺了受限制地区的原有的或可能的经济利益,需要相应地给予合理的补偿,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总体均衡。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在补偿问题上必须科学测评生态效益影响的方式及范围,合理衡量双方利益得失,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均衡配置资源,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划;生态补偿;公共物品理论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强人口转移的力度,将这些区域内的人口逐步转移到更适宜生活和生产的地区,减少禁止开发区域的人为破坏。这样就涉及到对原有利益的侵犯,这也成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难题,对划定区域人口的补偿量化研究问题突出,补多少才能使当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实施,对已有权利利益有何影响,对潜在利益如何影响,对受益者怎样合理收费等问题十分严峻。本文构想了一个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纽带的联系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费用分担补偿模式。

一、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带性的特点。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附带的好处,具有“不得不赠予”的特征;负外部性是指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外加的负担,具有“不得不转嫁”的特征。经济主体从事经济行为时所产生的利益,有“可计量利益”与“非计量利益”之分。“可计量利益”是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非计量利益”是某经济行为主体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所产生的无法界定和计量的对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根据“可计量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计量利益”则为外部性。对于理性的经营者来说,在没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计量利益”转变为“可计量利益”的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或提供有效补偿的前提下,将根据“可计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不会自动地将提供最优的像生态服务这种“非计量利益”作为经营目标。[2]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将“非计量利益”转化为“可计量利益”来补充外部性现象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竞争性是区别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这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约机制、以及民间自愿机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失灵问题,只能由相应的政府机制来替代弥补,而且也只有政府参与才能增进公共福利潜力。

(三)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就是做出某一决策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所放弃的利益。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选择,当某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时,使用该资源于另一种用途,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用途。这样,使用该种资源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其他用途可能得到最大收益与已选择用途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要想使行为主体放弃现在用途必须使在另一用途上得到的收益要不小于现在用途的收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求一切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要在市场实现等价交换,生产和经营才能维持和发展,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均以赢利为目的。拿生态公益林为例,生态公益林的生态产品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态产品的载体。一旦其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动,将林木采伐,其生态效益也就不存在了,森林生态产品也就随之消失。因此要想保证生态产品的供应必须补偿其机会成本即林木采伐的收益。

(四)公平理论及福利经济学

福利的“希克斯-卡尔多”补偿原则:如果资源配置的结果使福利受益者补偿福利受损者后,受益者的福利水平仍可以提高,那么这一配置就是最优配置。在希克斯(Hibbs)和卡尔多(Kaldor)设想的基础上,后来发展为补偿原则论,又称新帕累托标准。新帕累托学派探讨了由于经济变化而处境改善的人(即受益者)能否补偿那些处境恶化的人(即受损者)。如果一个特定的改变使受益者的福利增进很大,以至于在完全地补偿了受损者的福利损失后还有剩余,那么基于新帕累托标准,这一改变就是一个潜在的社会福利改进。[3]利特尔又提出福利的变化应提高收入的分配效率,这样需要建立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根据不同个人的地位,给不同个人福利变化以相应的权重。[4]

公平理论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J.S.Adams)等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做出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公平,比较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所用的比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一个人投入和收益的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的投入和收益的比值相等时,才是公平的;纵向比较是指把自己目前投入与目前所获得报偿的比值,同自己过去投入与过去所获得报偿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才是公平的。[3]在进行生态补偿时,不仅需要促进社会福利的改进,而且需要适当考虑社会的公平性问题,促进地区间的均衡与协调。

二、生态补偿客体分析

外部性具有外延的可扩散性,内涵的可计量性。外延的可扩散性是指经生态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具有分解和放大作用。分解是指自然的吸收与化解作用;放大是指负外部性剂量超出自然净化能力后所产生的加速现象或正外部性在对其他经济主体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传递与累积作用。内涵的可计量性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可以准确计量其限制负外部性所付出的成本和费用或提供正外部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生态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及其产生的外部利益作用方式来看,生态服务外部性同样具有外延的可扩散性与内涵的可计量性。生态服务外部利益本身具有多样性,且相互交叉重叠,并通过传递和累积作用,使其所产生的外部利益难以进行准确计量。相反,提供生态服务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则可进行较为准确可靠的计算。以此为基础结合劳动价值理论对生态补偿客体的应有利益进行分析,得出补偿量的构成。

生态补偿的客体就是以提供生态效益为服务内容的提供者。补偿则是相对于损失而言的,受限制地区的生态建设对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有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论文联盟-第一,提供生态服务有投入成本,由于部分生态服务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或非竞争性的,这部分成本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在市场上体现不出其自身价值,因为收不回投入成本,而造成生态服务的无偿使用和经营者经济利益的损失。

从生态服务经营者资金流转图1可以看出,生态服务经营者的投入成本,一部分是通过生态产品在市场上交换而收回,另一部分则是以生态服务的区域性消费者和作为全民代表的中央政府支付补偿费的形式回收的。由政治经济学理论可知,企业要维持简单再生产需要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返回到经营者手中的资金数额要包括生态服务经营者的个别劳动中的c、v和m三大部分,也就是说既要包括用于生态建设的生产资料价值c和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v,又要包括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m。[5]这些部分的补偿必须给予完全补偿,否则就只能使这些有益于全社会的生态建设事业趋向萎缩,进而导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的日益恶化。

第二,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如退耕还林还草等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重建措施的实施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如粮食减产,收入减少等,受益地区应当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生态建设地区的生态服务经营者至少应得到这两部分补偿,即生态建设费用补偿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补偿。

三、补偿主体分析

生态效益补偿的主体就是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对于得到生态服务的受益方来讲由于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的影响,并不热衷于从市场中购买生态服务,而是多采取搭便车的方式无偿使用生态服务。这样就要求建立相应补偿机制来向享受这部分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征收生态补偿费用,然而怎样合理的征收补偿费用呢?由于生态补偿涉及面广,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生态补偿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如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提供补偿资金、加强对生态补偿政策的监督管理等。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生态补偿还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进生态补偿制度。[6]以物品是否为公共物品作为划分标准,判别和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再结合受益程度对受益者征收相应的补偿费用。

公共产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共同性是区别私益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7]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如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等。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而需要国家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如水资源的利用等。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或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

四、生态服务功能划分

人类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研究。1977年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务”(nature’sservices)概念及其价值评估问题[8],只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价值难以准确计量以及缺乏相应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体系而进展缓慢。1997年Daily及Constanzaetal.的工作,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推向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Constanzaetal.综合了国际上已经出版的用各种不同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结果,将全球生物圈分为16个生态系统类型,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种类型,在世界上最先开展了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生态效益的价值理论及评估方法等开始引入国内。然而这种价值衡量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近似于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很不合理。本文用生态价值测算结果作为生态服务受益大小的衡量,这样可以减少对生态价值衡量方法不同产生的争论和疑义,使生态价值作为生态建设费用补偿的工具。

由生态服务功能分类表(表1)中可以看出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不同的,按公共物品属性划分的各类别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也有很大差距,由小到大依次为涵养水源(占总价值1.66%)营养固定(占总价值1.98%)固定CO2(占总价值4.73%)有机物利用(占总价值9.60%)释放氧(占总价值17.36%)净化大气(占总价值30.44%)土壤侵蚀(占总价值34.78%)。其中私人物品总价值1.894×1012元/a,占总价值11.58%;准公共物品10.851×1012元/a,占总价值66.32%;纯公共物品总价值3.613×1012元/a,占总价值22.09%。因此,由准公共物品属性而受益的局部地区负担的生态服务功能占主要部分,其次是纯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由中央政府作为受益群体的代表来支付补偿。

私人物品价值的实现是要依靠市场的,如果产品不能够进入市场则产品价值是不能够实现,因此如果生态建设者负担相应比例的建设成本,却不能够使产品在市场中得以实现,那么必然造成建设成本弥补不足问题。所以这里将建设成本全部由准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受益者分担,私人物品作为发展权利让渡给生态建设者(尤其是市场开发水平底的地区)。因此由表1可知,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服务价值为14.464×1012元/a,其中准公共物品价值占75.02%,即由受益地方分担的比例。纯公共物品价值占24.98%,即由国家分担的比例。

五、补偿模式设想

目前,世界各国生态效益补偿所采用模式主要有公共支付体系,企业或区域之间的自主协议,市场交易体系三种。国内学者张涛(2003)认为,生态价值的研究多数以衡量出生态服务价值的具体数值为目标,试图以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生态服务供给者。然而生态服务价值的衡量结果往往与GDP相当,以此来补偿显然不够合理。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物品属性为划分标准,以各个类型的服务价值为基础,按照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占总价值的比例,分担生态建设所产生的各种费用。

1.对于补偿量的核算需要深入细致研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成本、机会成本,还应当考虑经济发展差异、社会发展差异,合理分配所增加的社会福利,共享发展成果。但至少不应低于所能取得的机会成本,如果核算结果偏小,则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受补偿者满意度低,甚至抵触政策实施。[9]

2.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对补偿主体的征收方式及对补偿客体的补偿方式进行设计,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是关键。

3.对于生态功能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合理划分。需要根据不同生态功能的具体影响范围进行具体量化研究,从而合理确定受益对象及受益数量,真正实现受益者支付的原则。

4.对公平性标准需要进行符合社会发展的标准。这里的补偿模式中生态建设目标选择的是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追求更高生态享受的目标可以适当加大生态面积,降低生态产量系数。

5.模式中系数的确定需要更为专业,更为详实的研究,总的来讲这里仅讨论一种大致的思想,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要更多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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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克国.生态环境补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J].环境科学动态,2000(2):8-11.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7篇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目前尚无统一概念，但理论界的逻辑是：由于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并且森林所有者没有从森林生态效益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要求受益者给森林所有者补偿；获益者是广大民众，民众利益的代表是政府，政府就成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即理论上所说的正外部性，不能成为补偿的充分理由。外部性是指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用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现象。不可否认，森林具有正外部性，即生态效益，且森林所有者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问题是凡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都应该获得补偿吗？否。有一个“阿凡提”的民间故事：有一次，阿凡提在街上行走，发现有个卖羊肉串的摊贩与一个顾客发生争吵，阿凡提前去探问究竟：摊贩说顾客闻到了他烤肉的香味，理应付钱；顾客说闻到肉香味是无意地、难以避免的，他没要求摊贩给他提供这种服务，两人相持不下，阿凡提则从顾客手中拿了几串钱放在手里，合手摇了摇钱让摊贩听到了钱的响声，对摊贩说：现在你听到了钱响，也应该向这钱的主人（顾客）付费，摊贩哑然。这则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并不一定要获得补偿。有人从庇古税（是针对负外部性）理论推断出，既然具有负外部性的经营者需补偿受害者损失，那么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受益者则需补偿经营者。实际上这一推理是不合逻辑的。大家知道，法理上的补偿、赔偿是以当事人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为前提的。具有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会给周围的民众造成损害而继续这种行为，给民众（环境）造成损害，民众是无辜的，损害是企业强加，为了公平、正义，甚至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制度上要求生产经营者给民众以赔偿；但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经营者所造成的损失（他本人认为应获而未获的报酬），获益者并不存在故意侵害行为，他的获益是无意的，他对生产者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法理上并不要求他予以补偿。大家试想一下，假设我们创建一种制度，要求获益者，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具有补偿，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局面：穿漂亮服装的女士要求见过她的路人补偿；种花草的主人，要求邻居补偿；饭店的主人要求过客补偿，这个社会岂不乱了套！

其次，森林生态效益（即生态产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还是西方经济学，均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森林生态效益是森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不能成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人来讲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基本相同，使用价值研究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价值则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两者不能混淆。用森林使用价值替代法测算森林生态价值缺乏理论依据，人为地夸大了森林的生态价值。人们不仅要问，作为森林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你认可你们测算出的价值吗？我们不可否认森林生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即森林生态功能或效益）非常重要，这是森林的自然属性所具有的，即只要是森林，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就在发挥作用，而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则不然，他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逐渐增加。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属较高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的安全需求（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高于生理需求），这里的需求是指具有购买力的现实需求。刀耕火种年代，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森林成为农业生产的障碍而被焚烧；新中国建国初期，森林成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资源而被大肆采伐，森林生态效益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人们产生了较高层次需求——森林生态产品，特别是1998年那次水灾，更加剧了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需要，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不断提升。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怎么体现？理论上讲它取决于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目前理论研究往往高估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替代法，另一方面是因为用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理想需求代替现实需求，认为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巨大，正如周生贤局长所讲，就生态来讲，我国的森林一棵都不能砍。但现实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体现在人们愿意拿多少钱出来购买，即人们购买森林生态产品的能力，就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来讲，这个能力还相当有限，森林生态产品现实需求还较低，所以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不会太高。

由此可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由于存在明显的漏洞，造成理论混乱，就实践来看，尽管尚处于试点阶段，但收效甚微，我们有必要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制度来弥补森林生态效益研究的不足。

2.构建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体系

2.1林业补助

林业补助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林业发展，对营林主体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性补助措施（包括补贴、信贷、减免税收减免地租等）。林业补助的目的是“助”，是促进林业发展；手段是“补”，是对营林主体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弥补。国家为了鼓励营林业的发展，必须利用经济杠杆，保证营林生产要素都能获得正常利润，否则这些资源就会配置到报酬高的非林行业，林业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林业补助是政府干预林业经济的行政行为，政府为什么要干预林业生产行为呢？因为林业具有外部性，并且由于林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地域广等特点，致使市场失灵，需政府采取补助措施，矫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配置营林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得以发挥，提高林木供给水平。

营林生产具有正外部性，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点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营林生产，促使营林生产要素（人、财、物）涌向林业生产，这样“山青水秀”的生态局面方能出现。采用“鼓励”一词而非“补偿”，一方面是因为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不是获得补偿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是想强调政府对营林的补助是种奖励，是对政府所期待行为的一种激励。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要给予营林业以补偿，是因为营林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所以对营林业的补偿应等于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之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牵强。首先，在有些情况营林主体有自身克服外部性的机制，如可以通过扩大企业规模，组织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实体将外部成本或收益内部化，再者，科斯认为：只要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这表明，财产所有权一旦确定，政府就没有在外部性问题上进行干预的必要。其实，营林生产主体并不关心营林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他追求的是营林生产的回报率，正如卖烤肉的摊贩只考虑卖肉的盈利，而不在意肉香味的散发，种植花草的主人只在意享受种植花草的乐趣，不在意路人及邻居的观赏。所以鼓励营林生产时，不必过多的去研究营林生产的外部性，而应重点研究采取什么措施能使营林生产者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略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效果会更好）。其次，营林主体私人生产成本较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各级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蒋海在比较广东农业投入产出率时，得出林业投入产出率低的结论。

但为什么会出现林业的投入产出率远低于同期农业投入产出率这一现象呢？不是因为林业的正外部性，而是林业的税费负担太重。大家知道农业的平均税率不超过10%，而林业税费率普遍高于30%，不少省份超过40%，部分地区竟高达75%以上，如江西崇义县林业税费率占到总收入的75.6%。正是由于巨大的税费负担，林农的投资回报率低，致使林农不愿投资林业。据茅于轼、唐杰的测算，如果林业税费比例能降低到15%，则营林的内部收益能提高到15.5%，造林就有一定吸引力；如果税费比率能像印尼、巴西、新西兰等国那样降低到5%，内部收益率就能提高到19.8%。这充分证明林业并非人们想象的弱质行业，林业发展的阻碍不在于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没有得到补偿，而在于不合理的税费抑制了营林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国外林业发展的经验和国内林业发展实践，特别是林业生产特点，我们认为鼓励我国营林发展的林业补助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林业税费，致使其税费负担不超过农业平均税费水平；二是对营林生产进行适当的补贴，主要用于营林道路建设及增加公共设施，三是对营林生产实行较长期的低息贷款，以缓解营林生产周期长，资金占用量较大的困境，四是实行减免地租的土地政策，扩大营林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2.2林木补偿

林木补偿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向社会提供生态安全公共服务，限制、剥夺营林主体林木所有权行使所造成损失的一种经济补偿措施。营林主体造林的主要目的并非自用，而是通过林木交易获得利润，林木所有者处置林木，进行林木交易是林木所有权的直接体现。然而政府认为如果任由林木所有者自由地处置林木，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影响环境质量，所以为了公共利益，我国政府对林木所有权的处置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如严格的采伐许可证制度，禁伐制度，这无疑限制了私人财产权的行使。法律上虽然承认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加以限制，甚至剥夺，私人有服从的理由与义务，但对私人利益因国家社会而蒙受的损失、牺牲，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应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当代补偿学说有如下几种：（1）既得权说。认为私人林木所有权系合法取得，自然应予以绝对保障，保障公民生存权、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是因为公益之必须，使私人财产蒙受损失，亦应予以补偿，否则难以体现公正，维护、保障公民的既得权利。（2）特别牺牲说。德国学者奥托梅叶认为：使特定、无义务且无应课以该负担之特殊事由的人，造成其财产或人身损害，这就意味着为了国家或公益遭受了牺牲，那么这种牺牲不应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公众平均负担，办法是政府从公众税收中给作出牺牲者一定补偿。（3）公平负担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政府行为的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故当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因国家行为而承担的义务不同于他人时，政府应调整和平衡这种义务不均衡现象。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自由行使造成了财产损失，给林木所有者作出的这种牺牲，政府理应按照公平原则，对林木所有者予以补偿。

我国目前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限制了林木所有权（如果长期不颁发采伐许可证则等同于禁伐制度）的行使，给林木所有者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石光银的尴尬及类似石光银的成千上万营林主体目前的困境都是这一制度的牺牲者，严重阻碍了营林事业的发展。相反，国外大多采用林木补偿制度：日本森林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于被划为保安林的森林所有者要适当予以补偿，以保证其效益不至于因此而降低。德国黑森州森林法规定：如林主的森林被宣布为防护林，或者在土地保养和自然保护区内，颁布了其他有别于公众的经营规定或限制性措施，因而对林主经营其林地产生不利，林主有权要求补偿。瑞典森林法规定：如果某块林地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那么该地所有者的经济损失将由国家予以充分补偿。由此可见国外林木补偿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林木补偿只有在政府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行使之后进行；二是政府对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剥夺是出于生态目的，为了公共利益；三是林木补偿数额以林木所有者因政府限制林木所有权行使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限。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的区别

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其区别见下表：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区别

判断一种制度设计好坏的依据是制度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益”意味着资源分配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解决权利冲突的外在性问题，既可以用市场手段，也可以用政府手段，制度应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有利于效率或效益优化的选择。比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三种制度设计的优劣，我们不难发现：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更能体现现代行政法的宽容、信任、激励、合作的人文精神，更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发挥，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坚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姚顺波.产权残缺的非公有制林业［J］.农业经济问题，2003，7:29-33.

［2］姚顺波.非公有制森林征用与补偿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04，2:85-87.

［3］茅于轼、唐杰.商品林业发展中的产权和税费问题［J］.管理世界，2002，7:75-87.

［4］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内容提要：本文证伪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的两个理论假设：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需获得补偿，森林生态效益（使用价值）即森林生态价值。说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林业补助是政府为鼓励营林生产而对营林活动进行补助的制度设计，其理论基础是利益导向学，即生产要素向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流动。林木补偿是政府为了生态安全限制林木所有权行使对林木所有者造成经济损失的一种弥补措施，其理论依据是法理上的既得权说、特别牺牲说及公平负担说。构建林业补助与林木补偿制度替代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适应林业生产发展的制度创新。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8篇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一)立法的缺失

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缺失:1.基本概念不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没有得到统一明确的界定，其目的、价值以及制度顶层设计难以进一步落实。2.权利义务不一致。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适应的，权利不应大于义务，义务也不可大于权利。当前，森林生态受益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支出，甚至没有支出，而森林生态保护者的生态责任却极其严格，管护责任也没有与管护效益相挂钩。3.权利救济乏力。“无救济，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公益林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该权利不被侵犯，权利被侵犯了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去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4.重视程度不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就将生态补偿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内容，2010年，又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除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生命力不是在于是否对生态保护者的个人利益牺牲进行了补偿，而在于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补偿。2012年，除了中央财政，已有27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偿一共达到了184亿元。这个数字虽然比最初投入翻了几番，但是平均到18.7亿亩的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金额平均只有7元钱。这个标准不仅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也与林地的经济效益严重脱节。例如补偿标准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安徽省，集体所有的公益林，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年每亩15元。而出租林地的年租金是每亩25元左右，商品林种毛竹的年收益约每亩500元，分别是公益林补偿的2.5倍和50倍。按照2012年安徽省的惠农政策，种粮农民每年每亩耕地可获得的直接经济补贴不下于77元。畸低的补偿标准，体现了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公平正义的缺失。长此以往，公益林管护质量必将下降，这又会产生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意义南辕北辙的效果。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不同利益、不同权利的平衡，有时候不得不有所取舍。从目前的情形看，在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经营者意志被忽略，无法把握利益平衡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公益林承包到户，在名份上是优化了产权，激励了公益林管护，可是公益林的经营严格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对于生态效益的转化，经营户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一刀切，违背了利益协调的现实性。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在我国，除了简单划分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公益林，不管林种，不论区域，甚至不跟踪生态效益产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再有，维护经济生态平衡没有多样举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独臂难撑。森林生态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堵”和“禁”，合理的经济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生态，还会有利于森林环境保护，激励林农保护森林。《部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是承认并允许对公益林进行相适应的经营开发的，然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理政策始终是“管严管死”，公益林经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三、对策建议

(一)维护正义，加快相关立法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最高成就。但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不是如何确证这一点，而是如何达成这一制度美德。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正义，关键就是要厘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首先，实现立法的完整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临的现实经常是“无法可依”、“有法不明”。实现其立法的体系化，就是要深化该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内涵，围绕制度价值，细分权利义务，完善权利救济。其次，增强具体规定的可操作性。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规范，使之更加合理，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森林法》规定违法进行采种、采脂活动的，要依法赔偿或被处以罚款。但是我国《森林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才是合法采种、采脂，也没有统一的关于采种、采脂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再有，落实现有权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阻碍权利的实现，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保护生态，不代表停止经济发展。公益林是可以适当经营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为经营户创造适当经营的条件，而不是一味“管严管死”。

(二)尊重市场，完善激励举措

我国林权结构比较复杂，林地属性只区分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林木权属包括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使用权又逐步与所有权分离，个人对公有属性的林地又享有了带有明显私有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在产权私有化的情形下，保障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无价格产品供应，需要的是政府有效的参与和调控，根本方法就是对私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通过利益的引导、收益的差异化进行激励。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充满差异的。首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要尊重市场规律。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能够具有市场价值，个人才会有动力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公益林经营户有权参与生态补偿市场，促进生态产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其次，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当前，完善补偿责任的重点，就是要使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收益支出相匹配，同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主体，让生态提供者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请求目标。再有，管护责任要实现软着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分林种、生态价值、碳汇量的增长情况等，实现补偿差异化，促进管护主动性，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和目的。

(三)加强实践，探索补偿新形式

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的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补偿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当前，国内外都纷纷开展了很多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很有借鉴意义。这些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购买，比如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4%的德国公益林，完全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我国在贵州省也开展了试点，由政府收购个人投资营造的重点公益林。二是公共事业补贴，如福建省综合参考生态公益林数量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按每年每吨用水量承担生态补偿金。三是生态补偿一体化，根据近期一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287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中，有61个是与流域生态服务直接相关。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落实补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实践;二是生态补偿应当逐步实现一体化，让各类生态资源能够共享生态收益;三是补偿实践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各地发展实际水平。

(四)结合国情，协调现实利益

权利是具体的，法律的实践受制于社会的现实条件。在这个资源“适度匮乏”的社会，人的社会性和有限理性，决定了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决定了利益妥协是必须选择的。何为合理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各国国情不同，取舍也不同。一方面，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高，生产力不够发达，“林业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发展缺少生态规划，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保护环境是一种利益，发展经济也是一种利益。不同群体对生存、发展与环境的需求都有权利得到满足。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他指出，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时，首先应当满足迫切需要，这样才能显示出激励作用。所以，生存、发展与环境利益没有位阶，政府应根据现实情况，协调利益，分层次地满足不同需求，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9篇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全市工程区累计安置富余职工1713人，职工就业呈现多元化，2012年人均年工资收入达到34580元，比1997年翻了7倍。同时，林区职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由工程实施初期的养老“一险”发展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棚户区改造和危旧房改造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林区职工的住房、饮水、取暖、交通等生活条件。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工程区森林生态效益日益凸显，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增加、动物种群和植物面积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

二、两大工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工程设计中的问题

（1）静态投资标准不能适应动态工程需要。国家批准的天保工程一期投资标准11年不变，这种静态投资标准没有考虑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和森林面积扩大等因素。国家虽然提高了工程二期的标准，但投资额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一是森林管护费用严重不足。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森林管护任务逐年加重，在人员增加、工资上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提高标准后的管护经费仍显得捉襟见肘。二是职工“五险”补助缴费标准偏低。随着职工工资标准的逐年提高，社会保障缴费基数也水涨船高，导致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不能满足实际的缴费增长额度。三是公益林建设的补助标准与实际需要存在巨大差距。由于公益林建设任务重、立地条件差、劳动成本高、技术要求严，导致开支的项目多、资金需求量大。但现实情况是，公益林建设规模逐年扩大，而补助标准一成不变，投入和需求存在巨大差距。（2）工程管理能力建设经费没有落实。天保工程建设每年在申报计划、规划设计、调查研究、工程检查、项目验收等方面都需要必要的经费，但在工程补助中未做专项安排。

2.工程实施中的问题

（1）职工参保面临政策性难题。一是由于体制性原因，部分职工拖欠的养老保险费用难以解决，因此无法纳入养老统筹；二是一些地方的事业单位不参加养老统筹，致使事业性质的国有林场、苗圃职工也无法参加统筹；三是个别地方统筹参保标准过低，职工担心退休金会大幅下降而不愿参保。（2）公益林的任务落实与目标管理不同步。每年的公益林建设计划下达较晚，当年完成栽植任务难度较大。同时，计划落实与建设质量相互脱节，客观上存在重任务指标、轻工程质量的问题。（3）地方财政的公益林补偿难以落实。按照天保工程的实施要求，地方财政应参照国家公益林建设的补偿标准，按每亩10元补偿地方公益林建设，但由于巴彦淖尔市财政困难，地方补偿资金始终难以安排，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4）一次性安置的国有林场职工面临生活难题。巴彦淖尔市在天保工程一期共安置职工576人，其中，国有217人、混岗358人。因为在退休前参保，要一次性缴纳所欠保费，所以这部分人员安置后，多数承担不起入保和续保费用。（5）工程区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一是现有林区交通建设滞后，公路、桥涵破损严重；二是国有林区的供电设施线路老化，居民饮用水管网输水不畅；三是有的场圃公共建筑和职工住房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四是部分场圃的农田水利配套建设严重落后，达不到“五配套”的要求；五是缺乏必要的森林管护、交通、通讯工具和设备；六是科研经费不足。（6）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不能适应差异化的要求。公益林建设中，由于区域特点、管护成本、经营主体等不同，在补偿要求上也存在差异，但中央财政单一的补偿标准，在具体操作层面显失公平。（7）国有林业场圃的体制机制不顺。巴彦淖尔市有的地方国有林业场圃属于事业单位，有的属于企业，有的是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情况下，林业场圃的经费来源和职工待遇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8）后续产业发展遇到资金瓶颈。天保工程的实施，停止了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这给后续产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国有林业场圃大多负债经营，融资渠道狭窄，特别是重点林业工程项目经营机制单一，林农没有国家投资的支配权，银行又不愿向林农提供以森林资源为抵押的担保贷款，导致林区只能在“栽”和“管”上做文章，不能借助大市场发展新产业。

三、推进两大工程健康发展的对策

1.适度增加“两个投入”，调整“一个标准”

一是要适度增加新增森林面积的管护投入。全市新增造林和管护面积每年以100万亩的面积递增，因此，管护的人力、物力也在相应增加。按每人管护5700亩、每亩每年5元的管护标准计算，每年需增加管护投入500万元。二是要适当增加天保工程管理能力建设投入。增加建设市、县级天保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投入，并保证相应的人员培训、设备购置和日常管理费用。三是要调整林业职工“五险”补助标准。随着工资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职工个人缴费基数逐年提升，建议提高国有林区职工的“五险”补助标准，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2.深化国有林业场圃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将国有林业场圃定位为生态型事业单位，所需事业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应覆盖国有林业场圃，并在林区实现全覆盖，把天保工程一期一次性安置的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纳入其中。

3.完善森林抚育和管护政策

建议国家对中幼林给予抚育补助，在确保中幼林健康生长、逐步体现三个效益的同时，为林区职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拓宽渠道。同时，为保证天保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应在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监测站点，开展效益评估和生态监测工作。

4.加快发展天保工程区后续产业

国家应在金融、税收等政策上向林区倾斜，帮助林区发展以林为主的优势主导产业，提高天保工程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和创新发展能力。同时，地方应把工程区的资源保护和利用、产业规划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框架之中。

5.提高中央财政补偿标准

要综合考量森林质量、地位极差、管护难易程度等因素，对部级公益林因地制宜实行分类补偿。重要江河源头、部级自然保护区、重点水库和湿地的部级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100元；江河两岸、边境地区的部级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35元。与此同时，要参照部级公益林的补偿标准，使地方公益林享受同等待遇。

6.积极发挥市场作用

一是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由生态受益区域的企业和个人反哺公益林资源保护者的政策体系；二是做到上下游同步发力，打造可持续的公益林建设格局；三是创新生态效益补偿思路，以入股、捐资等不同方式，拓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渠道；四是有选择地树立公益林采伐更新试点，不断总结经验，在提高公益林林分质量的同时，增加经营者的收入，并促进后续产业的健康发展。

生态效益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生态补偿法》

一、引言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水早灾害严重。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森林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公顷，森林面积15894.09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112.6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立方米的1/8。我国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现状

森林除了具有经济效益外，还具有以下生态效益：美化环境、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防、科研、教育等，这些目前是不能通过有形市场交换的，也不能给生产经营者带来收益，森林的这种外在经济性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使森林的建设和保护丧失了经济动力，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了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将森林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以不同的经营思想进行运作。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既是森林分类经营的核心，也是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向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变的关键。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实质上是对生态产品给予定价的问题，目的在于把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

虽然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还处在研究、审定、个别实施的初步阶段，国家尚未出台正式的《森林生态补偿法》，但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有所体现。

三、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条件分折

1、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逐步提高，使建立补偿制度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较快。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50亿元。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7~8%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我国加入WTO以后，为经济发展打开了国际市场，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当前我国的旅游业不断升温，特别是生态旅游得到人们的青睐就是例证。另外，居民的环境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承担生态环境建设费用。

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日趋成熟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发展，这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问题给予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2001年11月开始，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西、新疆11个省(区)的685个县(单位)和24个部级自然保护区展开，涉及0.133亿hm2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而且已经有个别省区试行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如广东省，以政府令的形式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生态效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1998），福建三明市政府于1998年批准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浙江省的同类制度也在商议过程中。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也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奠定了基础。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我国，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政策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出现高峰，21世纪初期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研究的重点包括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评价和计量模型、生态效益的交互作用及叠加效应、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和法律特征、补偿对象、补偿原则、资金来源、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办法以及基金管理方法等方面。这些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意义非常重大，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设想

根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践，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应当根据“收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3、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对象和范围。重点防护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区，应当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和范围。

4、明确森林生态补偿金征收的标准。确定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是一项复杂的自然社会系统工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既要顾及森林自然生态要素，又要重视林区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森林自身生态功能的大小、森林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地居民与森林之间的经济密切度、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认同程度、国家与地方的财政状况、森林保护等级。

5、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检查监督制度。森林生态补偿金应当专款专用，用于森林环境的建设、保护与管理。因而，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必须有配套的检查监督制度，主要内容应包括：森林生态效益的核定、补偿资金筹集和补偿的实施等方面的检查与监督，以保证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作。

五、结束语

同志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认识到森林资源的环境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森林是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宝贵资源。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才能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建设，实现《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目标，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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