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管理论文范文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以阿多诺的群众文化理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评曾经把影视文化当作是体现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权力,把影视观众当作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当作任由统治利益控制的社会主体。这样的大众文化批评一面把大众描绘成受害人，一面却宣判他们注定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影视文化真的只能是束缚社会主体解放和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吗?影视观众真的注定要在大众文化强大的影响下丧失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吗?那些与大众文化结缘的普通人真的与社会变革的需要和动力再也没有积极联系了吗?对这些问题,一些七十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后起的大众文化批评对先前悲观的文化批评从许多方面作了彻底的检讨和批判,其中包括对影视文化的创造性和启蒙性的肯定以及对影视观众能动作用的估价。这两方面的理论工作对我们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得我们能够从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中去设想和探索当前普遍性社会改革所需要的启蒙和思想动力。它更能够使我们把文化消费大众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价值意义的共同创造者,而不只是一群仰仗少数文化监护人开启智慧的心盲之众。新的大众文化批评在上述两方面的理论成就,最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很有影响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新德国电影文化批评(后者在美国电影研究中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注1〕在本文中我准备重点介绍前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特别是对阿多诺电影观众理论有批判意义的一些观点。在进入对这位批评家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与影视的文化形式有关的一些概念和阿多诺的电影理论作简单的说明和介绍。

一、“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

影视首先是一种“群众文化”,然后才是一种现代的“大众文化”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群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和“群众传播媒介”(massmedia)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媒介也称电子媒介,它包括电影、电视和广播。群众文化以电子交流手段为其媒介,是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特别是技术化的产物。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即使是现代的大众文化,也还包括了许多不以电子手段媒介的文化形式(服饰、饮食、时尚和现存的民间文化等)。我们之所以不宜将群众文化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大众文化,是因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不等于就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不象群众文化那样容易作技术的界定。我们虽然能识别大众文化的“现象”,但却很难从纷繁庞杂的大众文化现象中抽取出共同的理性特征来。大众文化的界定常常得依赖对它的对立面的界定,也就是说,在我们认定什么是大众文化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认定了什么不是大众文化。而且,在我们心目中的“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对立,某种高下之分或者某种相互排斥的关系。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三种不同的大众文化观念。

第一种观念是把大众文化当作工业文化的对立面。这种观念追怀传统的乡村型民间文化为大众文化的典范和核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大众文化同本土文化联系或等同起来。现代文化的工业化、都市化和国际化倾向便成为这种观念的大众文化的破坏和威胁力量。第二种观念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民间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延伸,是老百性文化在现代环境中的文化需要和认同,大众文化就是普通人的文化,无论它被褒义地描述为“通俗”,还是贬义地被描写为“低俗”,它的对立面都是与艺术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高级”或“高雅”文化。第三种观念把大众文化解释为“庶民”的文化,它强调这种文化对于控制和约束的忍耐性,但也看到它对控制和约束的抵抗。这种文化的下层性决定了统治性文化是它的对立面。这种观念的大众文化虽遭受统治文化的控制和利用,却不是没有能力对控制进行颠覆,对利用进行反利用。它的反抗的困难和曲折使得它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所不屑一顾也不能充分欣赏的特殊的创造性和自由性。

大众文化不只暗指它外部的对立面,还常常因其历史变化和各种成分的复杂性呈现出一些内部的矛盾关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现代的群众媒介文化和传统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人,一面谴责群众媒介文化生产平庸雷同的社会主体,造成当前文化“滑坡”的现象,一面却又赞美传统大众文化的民间本土性和对外来文化控制的对抗性。这样做,分明就是把群众媒介文化与传统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这种论调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常常可以听到。在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化分析中,这种论调就曾风行过一阵。〔注2〕当时一些拉美国家面临着本土民间文化和源自西方的现代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但是把这种矛盾简单地转化为传统大众文化和群众媒介文化的对立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就其规模、流通方式或传媒方式将这两种大众文化形式加以认辨,但却不能武断地割裂它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相互结合的关系。传统的大众民间文化因电子传媒而得以突破其区域影响,而群众媒介文化则不断地以传统大众民间文化为制作材料。传统民间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并不会因为运用电子媒介而就此消失。仅从电子媒介文化产品的制作技术和接受方式来断定它必然只能拥有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消极观众,更是脱离第三世界具体历史条件的附庸之说。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极具影响的悲观传媒文化理论把电影观众看成是群众媒介文化的思想奴隶,这是以欧洲特定的文化环境为背景的。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已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象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作为群众传媒的电影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完全是从群众媒介文化的角度群众去分析和评价电影和它对观众的社会影响的。他俩合著的《启蒙的辩证》于1947年出版,真正产生影响则是在十年以后。在这部著作里有一章,题为“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专门把电影当作“文化工业”的首例加以分析批判。这两位作者坚持,文化工业所产生的群众文化助长了工具理性,而进一步削弱了在欧洲业已势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理性。他们严厉地谴责群众文化,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他们认为,“文化如今在任何事物上都打上了相同的印记。电影、无线电广播和杂志构成了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从整体到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切群众文化都是一个摸样。”在群众文化中,不同的话语形式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因为“真正重要的差别……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消费者的类别、组合和标识”(123)。〔注3〕现代社会中的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之所以无可避免,是因为现代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威,能统筹整个文化系统各部分的运作。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各种执行的权威之间有一种协议,或者至少有一种共同的决心。他们不能允许产生任何与他们的规划,与他们对消费的观点和对他们自己的观点相违背的观点,即使产生了也必须禁除”(122)。阿多诺认为群众文化对国家权力没有对抗的能力,以为“那种对抗集中控制的需要,已经先被对个体意识的控制扼杀了”(121)。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四十年代后期对群众文化的悲观失望,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当时欧洲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对民众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因为,至少在西方,最成功的势力和政权(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借助群众运动而得以壮大的。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使得国家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真正将社会个体“群众化”,真正能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和模式将不同的个人塑造成标准化的社会主体复制品。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机器和组织形式相结合,第一次能高效率地以各种形式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符合它需要的社会主体。一切社会反抗的可能早在出现之前就已经被集权意识形态所预见和扼杀了。英国左派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8年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可怕的现代集权社会的图景。

1945年德国战败,纳粹政权所控制的文化机器被摧毁。德国经济崩溃,根本无力组织新型的文化生产,因而美国文化便占领了德国的市场。当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作为美式文化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的时候,它们立即与欧洲传统的古典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它们的缺乏“艺术风格”,便成为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批判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这两位批评家否认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存在风格的可能,并由此推及一切群众文化。他们认定,“文化工业的风格不再需要经过难对付的材料和验证,是反风格的风格”(129)。在他们看来,一切按配方程序制作的产品,都是没有风格的,无论这种产品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汽车、衣服,都只不过是某种单质整体的样品和复制品。他们把风格看作“伟大艺术家”的专有品质,因此把先锋文化产品奉为圭臬和圣典。在他们看来,唯有高雅的先锋艺术,才能够对抗侵蚀一切的意识工业。艺术必须增加难度,必须用技巧和复杂性包裹起来,这样才能保存由它所体现的人类仅有的自由。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那里,文化批评事实上成了一种艺术鉴赏家的专利。后期的阿多诺在群众文化问题上修正了先前的观点,他在1966年的重要论文《电影的透明性》一文中,已经不再全盘否定作为群众媒介的电影,但高雅和低俗的对立区分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他肯定电影的前提仍然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分野,电影之所以值得部分肯定,是因为它能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注4〕

阿多诺的电影观众理论结合了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的自然唯物论和弗洛依德的冲动说,发展出一套关于人主体的社会化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文化消费者对于文化商品的自然认同。《启蒙的辩证》一书中重点讨论了现代社会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和历史趋势,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文化工业的电影问题上。两位作者直接指责电影对现代化社会控制的帮凶作用。电影的实在视觉形象复制了现实,肯定了世界的现状存在,诱使并强迫观众与之认同。电影以其客观描绘的假象来僵化观众的心灵,泯灭他们的个性,并将他们按这假象的模式塑造成千人一面的复制品。两位批评家写道：“如今已贬值了的深层心理学所规定的内在生命,它整个儿都向我们显示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已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体气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一种发生在消费者和文化商品间的不可抗拒的仿摹关系,那怕消费者能看透文化商品也罢”(167)。在这两位批评家看来,群众文化的娱乐性使消费者失去个性,泯灭了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区别,也泯灭了个人主体和社会之间的区别。这就是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工业的非个性特征被观众吸收为他们自己的血肉。文化工业产品带来的只是人性的压抑而不是艺术的升华。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行为刺激反应模式,社会通过社会个体得到复制再生,这是一个完美无缺、毫无损耗的输出/输入关系。其中社会个体纯粹是被动的接受者。值得指出的是,阿多诺后来修正了这一全然被动的电影观众接受理论。1963年,在那篇答复对他批评的题为《关于文化工业的再思考》的论文中,阿多诺虽然仍坚持他和霍克海姆对商品拜物的基本分析,但他已不再坚持消费者必须与文化工业产品完全认同。他承认,商品还不能完全扼杀“本能自然”,人的本能自然具有一种前社会的潜能,它能抗衡社会化过程中强行同一的压力。

“本能自然”这个概念在阿多诺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审美经验的来源,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体批判和对抗现实的认识来源。阿多诺为此写道：“唯有人类无意识中的不信任,唯有留在人类精神中区别现实的能力,才能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由文化工业营造的世界景象。”〔注5〕尽管阿多诺的“本能自然”说使他为作为群众文化消费者的电影观众最后留下了一点主体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既脆弱又狭小。阿多诺把高雅艺术和审美经验看作是受压抑的本能对抗社会控制的唯一表述渠道。艺术是本能自然和社会在冲突时迸发出来的思想能量。它具有一种阻遏社会集权控制过程的作用,因此具有批判和对抗价值。尽管如此,阿多诺对现代社会中群众积极的思想对抗从不抱乐观态度。把“本能自然”理论发展成一种积极的社会对抗模式的,实际上是法兰克福的后起之秀马库斯(HerbertMarcuse)。

我在前面把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尤其是阿多诺)的群众文化批评和电影观众理论概括了四个方面:同质社会主体(电影观众)论、群众文化因无艺术风格而无思想价值论、电影观众与文化工业商品绝对认同论,以及社会批判以“本能自然”为基点论。这四个方面的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影响着西方的大众批评,而且也是我们国内现今一些大众批评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它们不仅对七十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现象和机制失去了适当的解释能力,更因其悲观消极的社会主体论,以理论的激进掩盖了政治的保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上述理论的四个方面都有所批判。概括而言,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民众都不是单质的实在群体,而是异质复合的关系组合;大众文化有其特殊的创造性和衡量标准;影视观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意义生产和流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这种参与便是民众社会批判的基本条件。

三、作为文本的影视:活性文本和能动观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是七十年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工业化社会中的文化。它的重要成员包括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思杜德.豪尔(StuardHall),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珍妮特.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和约翰.费斯克(JohnFiske)。他们的批判理论继承了以路易斯.阿尔图塞(LouisAlthusser)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对西方许多人文科学批判研究(影视研究、文学研究、女性批评、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批评等等)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个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从“大众”和“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开始的。

什么是“大众”或“民众”(people)呢?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什么是“群众”(mass)这个问题之中。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指出,“群众”是现代工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将民众非个性化、同一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群众化”(massify)的过程。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看来,现代社会中民众的本质就是他们的固定不变的群众性。这种单质的、固定不变的民众观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者的一致驳斥。他们认为“大众”、“民众”或“人民”这类概念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类概念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而作为价值和相对立场,“大众”应当首先理解为一种关系,而不是经验性实体或固定本质。而且,“民众”也并不是单质的整体,所谓的“民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杂多异质的关系组合。

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和《阅读大众文化》这两部姐妹著作中从两种主体特性来定义“民众”这个基本概念:民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collectiveoppositionalsubjectivity)和“流动主体”(normaticsubjectivity)。〔注6〕第一,民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分,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尽管一切现代官方权力都必须以代表民意来争取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就凭民众总是只能被代表,他们就已经总是被放到了给权力垫底和压迫(subaltern)的位置上。费斯克强调民众的下层性,与法兰克福文化批判把群众看成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并不矛盾。与阿多诺的理论绝然不同的是,费斯克的民众观强调民众并不注定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奴隶。费斯克强调,民众的下层性决定了民众必然会有反抗意识,尽管这种意识是时发性的和非稳定性的。因此,他同意思杜德.豪尔的说法:大众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民众和权力集团的对抗(费斯克4,8)。第二,民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民众间的各种关系极为杂多异质,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下。民众的下层性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但民众间复杂交织的亲疏利害关系,却使这种反抗并不以简单的“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对立关系出现。他解释道:“日常生存的问题都需要放在高度复杂和综合的社会结构中去协调,这就形成了(民众)流动的主体性。流动的主体围绕着这个大身份,因不断变化的需要而构成各种不同亲疏离合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在权力结构中形成的。它们不仅关乎与谁一致,而且关乎与谁对抗。我认为对抗的意义……要更关键一些。”(费斯克3,24)

费斯克对“文化”的定义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文化批判从推动社会变革着眼的取向。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费斯克指出:“意义和意义的产生(文化即这二者合而为之)是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和意义的产生只能用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来解释。基于这样的联系,社会结构是靠由文化产生的意义(以及其它一些力量)所支撑的。这些意义不仅有关社会经验,也有关人的自我。……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都有某种社会身分,使他们能理解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经验的意义和具有那种经验的主体(或自我)的意义,都是同一文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费斯克2,254)在特定的社会中意义的生产不是自由的,由于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对经验和自我的理解和构意总是受到限制。而且,统治意识形态又是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的。所以,意义的生产必然会触动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必然要么是压制性的,要么是对抗压制的。意义生产和流通是在权力结构中进行的,被这种结构认可并定为“高雅”的部分隶属权力结构的上层,而低俗的那部分则处于下层。正因为如此,费斯克强调“文化研究”这个说法中的“文化”侧重在政治,而不是美学或人文意义。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的这一特征尤为重要。费斯克明确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普遍的‘人类精神’。”文化乃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费斯克2,255)乃是“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方法,它涵盖了这种社会的人生经验的全部意义。”(费斯克2,254)

费斯克这个在英国文化批评中很有代表性的对“文化”的定义,对我们认识大众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往的文化观是以“艺术成品”为核心的。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成品被称为“经典作品”,它们的创作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画家、音乐家)便成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人类领袖、历史人物。对于这些经典作品来说,意义是内在于作品之中的,有待于人们怀着崇敬至诚的心情去汲取体会。经典作品和他们的创作者是文化的代表、权威和监护人。一切与他们的价值标准不相符合的都不仅是粗俗平庸的,而且也是一种威胁和异己力量。

英国文化批评的文化观与这种文化观不同。它废除了“艺术成品”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代之以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样,文化研究者就无须去比照经典作品的模式,把象影视、连环画、通俗文艺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界定为大众文化的“艺术成品”。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文化工业产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文化产品本来也不需要先转化为“艺术成品”才能担负起它们自己特殊的社会功能。这种转化本身就是一种贬值过程,用与之不相符合的模式来标明它,只能使它成为“赝品”。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文化工业产品不过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影视观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由民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才是大众文化。

和法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德赛都(M.deCerteau)一样,费斯克认为文化工业产品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赞许的艺术品质是无关紧要的。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商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民众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费斯克发挥了德赛都《日常生存实践》一书提出的观点,指出:“民众虽然不能生产自己的文化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大众只能利用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而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就是文化或其它工业的产品。大众文化的创造性不体现在商品本身的生产上,而是体现在大众对工业商品的创造性的运用。大众的艺术影视文化就是有啥用啥的艺术。对(现存)资源的创造性的有选择的运用,这就是日常生存的文化。”(费斯克3,27-8)〔注7〕

大众文化不只包括对文化或其它工业产品的运用,而且也可以包括对高级艺术成品,即所谓经典作品的运用。对大众文化来说,这两种材料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重要。这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重要不同之处,因为对高级文化的从事者或维护者来说,经典作品绝对要比文化工业产品优越。如果说大众文化的特征是把文化产品材料化,那么高雅文化的特征就是把文化产品经典化。经典化的形式多有不同,包括把对象艺术化、学术化、科学化。例如,它把通俗小说《红楼梦》变成“红学”,把一些本来是权宜之计的主张或意见变成“主义”。经典化既把对象神圣化,也使文化参与者与这对象保持一段距离,这是冷静思考的距离,也是尊敬的距离。但大众文化材料使用者和他们的材料之间不允许这道距离隔阂。没有距离也就没有敬意,因此,当经典成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时,往往显得遭到亵渎和贬损。(费斯克5,154-5)经典只不过是许多材料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特殊的高级性。领袖像章和小石子对收藏者来说都一样,语录和俚语在摇滚乐手那里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哈姆雷特》不过是王子复仇记。这些都使得高级文化人很容易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一种冒犯和亵渎。阿多诺不能忍受用爵士音乐演奏巴赫,小说批评家指责王溯用调侃破坏性地使用文学语言,都是例子。

大众文化不仅在处理对象的方式上不同于高级文化,而且在创造性特征和选择标准这两方面也根本有别于高级文化。因此,用高级文化的标准无法适当地描述和评价大众文化在这两方面的特点。大众文化所常用的文本和高级文化的文本是不尽相同的(当然不是没有联系的)。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详细说明了这两种文本的关系和不同。他称大众文化文本为“生产性文本”。这个概念是在巴尔特(RolandBarthes)对于“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倾向的区别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象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的讨论,是针对文学而说的,他认为,“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费斯克1,95-99)

费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指的则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其阅读并不一定很难,并不一定非要读者绞尽脑汁方能理解,并不显得……和日常生存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费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指的是象电影电视这样的文本,它既是大众观众能懂的,但却并不就是意义封闭的文本。相反,它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与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性文本”相比,“生产性文本”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并不要求作者行为,也不提供规则。它只是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也还是让观众读者看到它设定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尽管它同时又要淹没那些声音。它的杂多意义不是它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生产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费斯克3,104)

为什么说大众文本是“生产性文本”呢?这是因为这种文本是现代文化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观众读者不只是消费者,而且和制作人一样是这种文本的生产者。费斯克反对笼而统之地把现代社会中一切商品都放到金融经济体制中去理解。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与金融经济体制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前者流通的是金钱,而后者流通的是意义和快乐。费斯克用电视来说明文化经济体制的特点和电视观众在这个体制中的生产者作用。(费斯克3,26)费斯克列了这样一张示意表:

金融经济I金融经济II文化经济

生产者电视节目生产人节目观众

商品节目观众意义/快乐

消费者销售者广告商观众本人

我们需要把电视这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放到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个互为联系但并不相同的体制中去理解。在金融经济体制中,电视节目制作人投入资金制作出节目,那就是商品。商品被销售给消费者--出钱购买节目的电视台。于是又开始了第二轮金融体制内的生产/消费关系:节目本身就是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观众这个商品被卖给出钱作广告的客户。到此为止,流通的只是金钱。

文化商品的研究者一向很强调文化工业把观众转化为商品这一特征。例如,斯密思(D.Smythe)就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魔力从生产世界延伸到消费世界。专心看电视的人们,个个都是在努力为商品资本干活,与在车间商店里值班并没有什么两样。”〔注8〕费斯克不反对斯密思的说法,但他认为,仅在金融体制中看到观众,观众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为了真正了解观众与商品的关系,必须引入“文化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在文化经济体制中流通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意义和乐趣。原先是商品的电视节目在文化经济中便成了“文本”。文本是具有意义和乐趣潜力的话语结构,是大众文化资源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文化经济中,不再存在别的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者。意义和快乐是观众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因种种生存压迫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的处境):一是逃避,二是对抗。费斯克指出:“逃避和对抗是相互连系着的,二者互不可缺少:二者都包含着快乐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乐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比快乐重要。”(费斯克4,2)消遣和社会意义探索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矛盾,消遣不仅是逃避,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探索和新解释,本身就是对某种强加于民众的社会意义的对抗。

费斯克强调影视观众是大众文化意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这和阿多诺所说的群众消费者必定认同文化工业产品是针锋相对的。它充分肯定读者和观众的能动作用。为了说明观众不是商品文化可以随意拿捏的主体,费斯克提出,观众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观众;也就是说,观众首先是“社会性主体”,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textuallyproducedsubject),后者是不能代替前者的。(费斯克1,48-61)观众的社会存在和在交织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阶级、阶层、性别、职业、年龄等等),决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和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因此,费斯克特别强调“日常生存”经验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大众是在日常生存和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的碰撞中制造大众文化的。”(费斯克4,6)社会关系是通过话语来建构和确立的,“话语主体”是由语言和符号系统建构的主体,所以社会性主体与“话语主体”并不矛盾。社会性主体具有特定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个别具体性。“文本性主体”则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构时为观众造就和预留的主置。这些主置与观众的社会性主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具体的影视观众首先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性比由文本产生的主体性更直接影响人们的构意活动。费斯克同意威尔曼(P.Willeman)的说法:在“真正的”读者和由文本书写、塑造和印记的读者之间还有一道不可弥合的界沟。真正的读者是历史的主体,他生活在社会结构中,并不只是某一文本的主体。这两种主体不能混为一谈。(费斯克1,62)费斯克还同意思杜德.豪尔的看法:观众和文本的完全的认同或完全的不认同都是不常见的,最普通的情况是“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费斯克1,64)〔注9〕由于观众各有各的具体社会性特征,所以阿多诺所担心的一种文化产品会将千千万万观众塑造成同一种社会主体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日常生存不仅是观众对文本作“妥协阅读”的根本,而且还是他们对文本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以“艺术成品”为中心的高等文化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是审美的“品质”(“素质”、“质量”等等)。对大众文化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文化产品同使用者日常生存需要和经验的现刻联系和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受具体实在的社会和历史的限定的。高等文化的代言人总是把他们看重的某些审美品质当作普遍正确的品味标准,强调他们所独钟的经典作品具有超时空的“内在价值”。这种恒定的品质模式注定不可能适用于芸芸大众不断变化的生存世界。高等文化人看不起大众文化产品的朝生暮死和坛花一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应当明白,大众文化有它自己的选择相关性标准,如果文化产品不具有这种相关性,大众就在市场上拒绝它,让它寿终正寝。文艺作品是“高雅严肃”还是“通俗大众”,其界限并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不同接受方式(包括读者对它的距离和态度、讨论方式、评价角度、选择标准等等)的区别。许多象“创伤文学”、“寻根文学”、甚至“新写实小说”一类的作品能一下子有广大的读者及热烈的反应,本来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条件正是其与读者不断变化的日常生存经验的错综复杂的相关性。这样的作品一旦搬进了大学课堂,或者到了文学专门家手里,就在文学历史中占了一个凌驾于接受时空之上的位置。文学研究者对它们报以“超然客观”的凝视,将它们典籍化,博物馆化,努力在其中寻找某种“永恒的”、“真正的”艺术品质。这种研究有它自己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但它们并不是文化研究唯一可行的逻辑和规则,对大众文化研究尤其不适用。

四、影视的大众文化批评

费斯克指出,由于大众文化的“生产性文本”的特点,我们对它的分析需要作“双重聚焦”。对大众文化文本的分析,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它的意识形态内容。阿尔图塞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和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论述都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分析的取向,也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一层次上的分析可以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社会,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层次上作意识形态分析,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悲观境地。它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的制度,却不给人们在这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使人们因为需求改革而只能幻想一次彻地的革命。”(费斯克3,105)

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分析必须包括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它所提供的文本,如何利用它的材料资源创造大众文化。它要求我们分析文本,找出它们的矛盾性,它们那些不受控制的意义,它们如何引发‘生产性文本阅读’,问一问它们到底为什么具有大众的吸引力。”(费斯克3,105)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我们关注大众文本的特点和读者观众对它接受的特征,要求我们分析大众对大众文本有什么选择的标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一般的学院式文化批评往往忽略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院式批评家往往以文化监护人自居,不恰当地用“经典”的标准去比量和挑剔作为材料的大众文化产品。

其实,由于大众文本的“生产性”特征,它总是介于两种不同倾向的张力之中,它既承受封闭意义的压力(文本制作品意识形态性局限和设定意义),同时又提供意义开放的可能(不同的观众各取所需)。对于后一方面的大众文化分析来说,关键正在于如何确认和阐述那些使大众文本有可能成为开放的活性文本的策略和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众文本都是能激发多元阅读的“活性文本”(activatedtext)。(费斯克1,84)费斯克指出,大众文本所运用的文本策略和手段与高雅文艺作品所遵奉的艺术手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仅以后者的审美标准作为衡量前者的尺度,就不可能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这些策略和手段往往正是高雅文艺审美价值所鄙视和排斥的。例如,大众文化产品有“夸张”和“浅显”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把这些特征仅仅理解为高雅艺术所讲究的“含蓄”和“深刻”的负面特征。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产品的)夸张被攻击它的人指责为‘庸俗’、‘离奇’、‘浅薄’、“肤浅”、‘煽情’等等。这种自视甚高的批评往往看对了现象,却作错了评价。”(费斯克3,114)夸张和浅显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有它自己的积极功能。夸张是意义的过度和失控,它溢出某种压迫性规范的约束。这种意义的过度并不以直接对抗来向那些规范进行挑战,而是以过度的顺从这种规范为手段来逃逸它们。这正是大众文化对抗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夸大其辞地谈“爱情”或者谈“为人民服务”,不只是造成肉麻滑稽的效果,而更是包含着对由这类观念构成的现实生存世界的一种评价。

在大众文化中,还有其它类似于夸张的文本策略和手法,它们因时因地地变化着,其价值因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相关性而定。这些策略和手段包括“似是而非”(它能使意义多重化,不受现有社会秩序的约束)、“粗俗趣味”(“趣味”本来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和结果,“高雅趣味”只不过是自然化了的新礼数)、“戏仿”、“挖苦”、“戏谑”、“正话反说”等等。象“戏仿”、“调侃”、“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等,是我们现今在大众文化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手法。王溯的小说和电视剧,可以说是一个例子。一些高雅批评家称之为“侃”。在他们眼里,“侃”是一种粗俗浅薄的市民现象和痞子作风。其实,“侃”就是聊天,象奥斯汀和契可夫这样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不是也塑造了许多善侃的人物?不同的是,在象王溯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那里,“侃”应当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中去讨论。这种文本策略和手段的价值是有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包括读者的记忆、联想、对社会现象的好恶等等)决定的。这和高雅作品所强调的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审美品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作为文本手段的“侃”,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深深地打上了特定社会意义的印记。“侃”是一种特殊的聊天方式,它在朋友熟人中进行。读者如果没有对冠冕堂皇的假大空官话的厌恶,也就觉不出这种聊天的亲切。“侃”是一种幽默的忍受,也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侃”使严肃话语淡化,使沉重话语轻松。“侃”变成了一种现今许多人能够认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立场,因而成为对他们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文本手段。

费斯克指出,对大众文化产品相关性的研究是文化工作者的另一个课题。和审美品质不同的是,日常生存相关性并不绝对存在于文化产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观众的社会处境之中。对于文化产品而言,相关性“只是一种潜在可能,不是一种固定品质。”(费斯克3,130)相关性是受观众的处境制约的,不是超时空的。对同一观众来说,今天相关的,明天可以变得不相关;今天不相关的,明天也许可以变得相关。如果说,商品社会所提供的文化材料和观众读者的日常人生接触而产生大众文化,那么这种接触的可能性、方式、特征、趋向都是值得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文化批评不能把日常生存的相关性看成是纯粹偶然的发生,或将它理想化为自然的“民意”。大众把什么看成与他们的日常生存相关或不相关是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他们自己所处的两难工作境地。他们必须同时担负起前卫和后卫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不应当以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重要人生问题去强行左右民众去思考和关心什么。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众的一部分,有责任告诉其他的民众,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应当关心什么。在民众实际关心什么和需要关心什么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这种现象后面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例如,为什么非观念性、非政治性文艺,甚至言情、武侠文艺比有关人生、公德和革命理想的“严肃”作品更能见好于许多大众读者(不是所有的大众读者)?为什么前一类作品反倒以较大相关性使这些读者观众能生产和流通他们所需要的意义和快乐?难道中国大众读者观众从来就没有过政治热情和公德关怀?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读者品味低俗?还是因为某种意义的“理想”、“公德”、“真理”已经不再对他们有日常生存的意义?大众目前对文化产品是不是真正有充分的选择?如果他们真能有充分的选择,是否仍然会保持目前的选择和偏爱?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限制着大众对他们所需要的文化产品的选择?我们一面听人说现在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一面又听人说大众读者的低级趣味是劣质产品充斥的主要原因,大众究竟是现有的文化体制和政策的受害人,还是他们自己的加害人?看来,对于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来说,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提出和加以讨论。

注释：

〔注1〕关于新德国电影文化批评的代表人物AlexanderKluge和OskarNegt的观众理论,见本书《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一文。

〔注2〕见ArmandMattelartandS.Siegelaud,municationsandClassStruggle(NewYork,1979).

〔注3〕Horkheimer/Adorno,DialecticofEnlightenment(NewYork,1972),p.123.本文中其它引述该书处直接在括号中注明页数。

〔注4〕Adorno,"TransparenciesonFilm,"NewGermanCritique,nos.24-25(1981/82).

〔注5〕Adorno,"CultureIndustryRevisited,"NewGermanCritique,no.9(1975),p.18.

〔注6〕本文中引述了约翰.费斯克以下五种著作,按出版先后,分别是：1.TelevisionCulture(London,1987);2."BritishCulturalStudiesandTelevision,"inR.Allen(ed)ChannelsofDiscourse(ChapelHill,1987);3.UnderstandingthePopular(Boston,1989);4.ReadingthePopular(Boston,1989);5."CulturalStudiesandtheCultureofEverydayLife,"inL.Crossberg,etal.eds.CulturalStudies(NewYork,1992).本文中其它引述费斯克处直接在括号中以此顺序号和页数标明。

〔注7〕M.deCerteau,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Berkeley,1984).

〔注8〕D,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ofWesternMarxism,"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andSocialTheory,1(3),1977,pp.1-27.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1．1在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互动达标理论有助于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护士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使其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从而促进病人满意度的提高。

1．1．1在国外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Bragg等在精神科运用互动过程模式为新毕业护士建立支持小组，在小组会议中，护士通过与科室大夫的沟通、互动、交流设立共同的目标，从而缓解了新毕业护士的工作压力，提高其工作满意度。Mary以互动达标理论作为指导，运用感知和互动两个概念，与社区护士共同找出其存在的压力和问题，通过实施想象、放松、提升自信、时间管理等措施使社区护士减轻焦虑，提高应对机制，最终达到促进社区护士健康，提高其工作满意度的目的。

1．1．2在国内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魏红等对慢性肝病科护士的研究显示，护患在交流中共同制定护理目标、设计护理活动，护士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病人达到健康目标的同时，其自身的个人能力、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得以充分发挥，提升了成就感，实现了专业价值，提高其内在工作满意度。护士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愿呈负相关，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能够减少护士离职，稳定护士队伍，确保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

1．2在护理管理服务模式中的应用

2005年美国护士资格认证中心明确了专业护理模式制定的意义及标准，并指出互动达标理论是专业护理模式制定的指导理论。

1．2．1在国外护理管理服务模式中的应用

Khur－shid将互动达标理论应用在多学科合作中，从而构建新型的临床护理路径，为行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的病人服务。结果显示，临床护理路径能够改善医疗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提高病人和医护人员的满意度。Topps等运用互动达标理论中感知、时间概念研究条形码给药系统在儿科的应用效果，儿科护士普遍认为，尽管条形码给药系统在管理药品方面耗费时间而且不方便，但是能提高病人的安全。因此，对护理管理模式的评价，能够探索其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促进护理管理持续改进，保证护理质量。

1．2．2在国内护理管理服务模式中的应用

总医院以互动达标理论为理论依据，参照国外护理模式的发展，结合国内现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病人参与型护理模式并通过了实践验证。即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鼓励病人及家属参与护理决策和自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病人自理能力及促进其健康。由此证明，病人参与型护理模式不仅体现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也体现了国内护理模式在国外护理理论基础上的应用与发展。

1．3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护理质量是衡量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护理管理的核心。

1．3．1在国外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Messmer等将互动达标理论中的3个概念———个人系统的感知概念、人际间系统的沟通及互动概念应用于护士和住院医生的合作，研究者为护士和住院医生提供3个情境剧本护理儿科模拟病人，录像资料显示医护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真诚和自如，参与者也证实了增强互动协作能够提高护理质量，挽救模拟病人。

1．3．2在国内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陆彩萍等通过应用互动达标理论中个人系统和人际间系统的相关概念，增强护理管理者和护士之间的沟通、互动与交流，制定了压疮护理管理方案，即及时完成申报高危压疮的评估，每周全院压疮跟踪评估及每月护理质量反馈压疮评估结果，由此杜绝了院内压疮的发生，确保了压疮护理管理质量，提高了护士的工作责任心和自我成就感。李漫天等将King达标理论运用于手术室的专科建设，护士长和护士在互动的基础上，强调护士的积极参与，与护士长共同达标并监督达标过程，提高了护士的专科技能和护理质量，为病人及医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2局限及展望

互动达标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还未涉及护理经济管理和护理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国内的文献中，大多数为量性研究，研究的规模和深度不够，且缺乏对互动达标理论深入全面的质性研究，提示互动达标理论的实质内涵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尚未充分地展开。互动达标理论强调人际间的沟通，在护理管理中要重视护士的感知，护士要积极参与管理制度的制定及实施。这就需要护士及管理者除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外，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高情商。互动过程费时费力，临床护士的工作量较大，且缺乏研究基金的支持，影响理论的推广应用。在新医改形势下，无论是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医学模式的转变，还是优质护理服务的推行，都和互动达标理论中“以病人为中心”的焦点重合。护理学已成为一级学科，护士的学历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素质能力优良、结构分布合理的护士队伍，为互动达标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提供了条件。互动达标理论概念简单，适用性强。Mess－mer是研究互动达标理论的学者之一，由此也发展了自己的中域理论。她发现，互动达标理论中的感知、互动、沟通、交流4个概念在信息的反复传递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议护理管理者及护士将学习和应用互动达标理论的重点聚焦在这4个概念，为提高护理质量，探索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推动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医院管理年活动推出了一系列的质量评审考核标准,如何借助这一政策，把握好医院发展的契机，是摆在医院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护理管理者也不例外。在开展医院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各医疗机构要按照评审考试标准，建立建全各种相关制度，规范医院的管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对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针对存在的问题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要充分体现出医院管理年的“主题”和发展目标。

2医院管理年活动中，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2.1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缺乏：在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中，就护理工作而言，工作量不断增大，人员不足,重医轻护是各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医院规模的发展，在县级医院护理人员在不断地向医院的一些岗位分流，如电脑记账、病案管理、防保、新农村合作医疗账目核算管理等，造成临床一线护理人员严重缺编。

2.2护理工员整体素质偏低：随着现代医疗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医院规范扩大，使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紧缺，为了医院工作的正常运动，大量地聘用护校毕业的护士以缓解护理人员的不足。由于教育和卫生体制的改革，医院用人机制受限，护理人员储蓄长期不足，人员结构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护理人员结构没有形成梯队，加之护理学校招生“门坎”低而数量盲目增长，使护理教学和临床实践不相匹配。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护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的现实。

2.3护理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有限：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科护士长要受院长、护理部、科主任的多重领导，部分护士长对职责认知缺失，工作繁忙，杂事较多，与科主任的沟通受限，有时不能很好地履行护士长的职责，使自己的管理水平受限。

3医院管理年活动中护理管理的思考

3.1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督促各项制度的落实：护理质量控制与管理是护理管理工作永恒的主题。护理质量的改善与提高是医院评审、社会评价护理工作的主要指标。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不仅能提升护士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促使了医院对工作人员的规范管理，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运用和管理。

3.2及时的督导，协助解决护理工作中的问题和管理难题：护理部和护理质控组每月对全院的各项护理工作进行不定期的全面检查，针对质量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所在科室的护士长进行现场反馈。在每月的护士长例会上进行质量分析，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充分研讨和广泛征求意见，提出持续整改方案，不断修改完善各项管理措施。

3.3督促改善，促进护理队伍的健康成长：持续改进是护理管理的科学理念。在业务学习、操作训练的过程中，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形式多样的培训，把“三基三严”作为培训的重点，在工作中不断总结和强化持续改进的管理思路。把管理、督导、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重点，组织学习，加强管理。为了护理队伍健康发展，保持进取的活力，对聘用护士实行综合考核末位淘汰制管理，通过建立规范的考核管理制度，保证了护理队伍健康发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1健全的制度

①一级管理为各护理单元的护士长和监控护士，二级管理为护士长组成的消毒隔离质量监控小组，三级管理为护理部。其中一级管理负责检查和督促消毒隔离制度的落实情况，监督和关注与科室相关的医院感染问题。二级管理负责对各科进行检查，并严格按照消毒隔离的措施和规范进行评分，并及时纠正，对于存在严重医院感染隐患及问题要及时报告护理部，护理部负责对整改情况进行调查。三级管理负责随时抽查和监督消毒隔离措施的实际落实情况，每月对医院感染的重点问题进行护士长例会，共同分析和探讨，并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②落实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护士长的管理职能，每个科室要对消毒隔离措施有明确的分工，将医院感染的控制和监督情况落实到人，明确监控护士对每个护理操作和护士的职责，并严格控制和及时处理医疗废弃物，做到通过制度约束人。③加强重点部门的管理：护理部门要根据科室情况和医院感染的操作控制规范进行早日周到的安排，制定具体的消毒隔离措施，专项专管落实到人，将消毒灭菌关严格把控好，加强各环节的监管，确保灭菌物质的合格，同时做好护理人员的自我防护，将护理管理工作扩展到输液反应、病区感染性疾病的传播等方面，并及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控制，加强重点环节和重点部门的质量监控。

④严格手卫生制度：提高门诊护理人员手卫生的依从性，手部卫生是防控医院感染的重要保障，而且是最经济、简单、有效地防止病原体传播的措施，但日常工作中由于洗手设施不完善、门诊护理人员工作量大等原因导致洗手不及时或缺乏自觉性，往往是操作前洗手比例减少，而且戴手套连续操作后不及时洗手的情况，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手卫生的高效监督和随机抽检，以提高护理人员对手卫生的重视。

⑤预防为主：要针对全员所有工作人员和患者进行医院感染防控教育培训，在护理工作中，预防耐药菌株、感染性疾病等在院内传播的重要手段是采取相应的预防感染措施，是预防为止流行病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实施标准的预防是控制医院感染的必要手段。

1.2加强各类物品及药品的管理

①室内物品管理：为避免室内器械、空气、装备、物品等的污染，应严格按照医院感染要求管理室内物品，如对敷料、呼吸机管道、室内空气等进行消毒和定期通风管理。

②一次性物品管理：要对一次性手套、静脉留置针、鼻塞等一次性消耗品进行分类处理，使用后分别放入损伤性和感染性垃圾桶，使用一次性物品前要对物品保质期和合格情况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污染和怀疑污染等情况应停止使用。

③加强病房管理：实行严格的“一桌一布，一床一套”制度，定时对室内空气和病房进行清洁，保持室内湿式清扫，如果发现污染应及时进行消毒和更换枕套、床单等，并在患者出院后进行终末消毒。

④抽出的药液和无菌液体要标明使用时间，使用不得超过2h，对启封抽吸的溶酶超出4h要停止使用，对酒精和碘酒等物品要每周灭菌2～3次。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比较3年来感染的环境卫生监测结果合格率及患者感染率情况，显著性水平a=0.05。

2结果

2.1不同时间环境卫生监测结果合格率：2011年监测平均合格率为91.17%，2012年为94.16%，2013年为98.78%，经比较，3年来平均合格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2.2不同时间医院感染率比较：2011年医院感染率为14.25%，2012年为12.26%，2013年为0.51%，经比较，三个时间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小结

医院感染不仅会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经济压力增加、预后较差，同时对医院医疗质量和医院声誉造成影响，因此在医院中要加强对医院感染的管理，其中护理管理则是预防医院感染的有效途径。有研究认为医院感染主要是由于医护人员对医院感染的认识不足、医院感染链的存在、侵袭性造作、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住院时间及环境因素以及患者自身等多方面因素造成，而护理管理则是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部分，在医院感染中药抓好各科室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做好防控医院感染的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①加强门诊护理部的协同作用；②充分发挥门诊护士长的带头和管理作用；③加强医院感染知识的考核与培训；④完善各项管理措施，控制医院感染。总之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医院感染正在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与门诊护理管理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要在门诊护理管理中不断融入更多与医院感染相关的内容，从而让医护人员更加关注防控医院感染，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俗话说：“三分姿质，七分打扮。”写作文也是如此，只要经过“事事四五通”的装扮，何愁它不“精妙世无双”？装扮的手段很多，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使用辞格。

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曾这样来描绘月下的荷花：“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连用了拟人、比喻，“袅娜”写出了荷花柔软妩媚；“羞涩”写出荷花含苞待放的忸怩之态。这两词把荷花写活了，可谓形神兼备物性人情统一。“刚出浴的美人”，既写出了纤尘不染，使人想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从而想到荷花的质朴、清新、纯洁、淡雅和高贵。又使人想到水中月、雾中花，灯下观美人那种朦胧美的意境。总之，经过多次比喻、拟人，这荷花就仿佛对着读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巧妙运用各种修辞格式，会使你的作文语言文采焕然，瑰丽多姿。常用的效果明显的修辞格式有比喻、排比、引用、拟人、仿拟等。

一、可巧用比喻。

比喻，用在记叙、说明、描写中，能使事物生动、形象、具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用在议论文中，能使抽象道理变得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如2001年高考一安徽考生的作文《诚信归去来》中有这样一段话：“诚信是一轮金赤朗耀的圆月，惟有与高处的皎洁对视，才能沉淀出对待生命的真正态度；诚信是一枚凝重的砝码，放上它，生命摇摆不定，天平立即稳稳的倾向一端；诚信是高山之巅的水，能够洗尽浮华，洗尽躁动，洗尽虚诈，留下启悟心灵的妙谛。”

在作者的笔下，诚信成了月亮、砝码、水，文章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化冗长为简洁，这都是比喻的作用。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文字改为：“诚信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诚信可以使生命充实，诚信可以使生命回归本色\"，肯定是大煞风景。

又如一四川考生在作文《若为人生故，诚信不可抛》中写道“选择诚信。因为它比机敏来得憨实。诚信好比一个乡间小伙，他每日只知弓着黝黑宽阔的脊梁在人生的沃土上默默耕耘；机敏则更像一个电脑黑客，他总是那样才思敏捷，头脑灵活，却总是不露真相叫人紧张。在人生的剧本里，一位老实踏实的演员总要比一个奸诈精怪的角儿更受观众青睐。”

他运用比喻的手法说理，如谈话一般朴实亲切，形象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写成“选择诚信。因为诚信比机敏好，更受欢迎”，语言就比一杯白开水还要寡味。

二、可善用排比。

排比，可增强语言的气势。用来说理，可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更透彻；用来抒情，可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如2001年河北一考生在《千年的呼唤》中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它曾是千年前的儒学大师发自肺腑的呐喊；它曾在勾心斗争、尔虞我诈中变得不名一钱；它曾是无数饱学之士终生恪守的行为规范；它曾是阴险狡诈之辈赖以飞黄腾达的外衣。它太简单，简单得连牙牙学语的孩童都能叫出它的名字。它又太复杂，复杂得让有些人将它遗失得无怨无悔，无影无踪。它，就是诚信。”一系列的排比句，使文章内容集中，节奏鲜明，酣畅淋漓，有气吞山河之雄伟，水泻千里之壮观。

三、可妙引诗文。

如一2002年高考一考生在《选择的真谛》中这样写道：“选择的真谛是李白‘安能摧眉折腰示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睥睨群小；选择的真谛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伤时忧民；选择的真谛是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再如这样一段文字：“书是我的精神支柱，它重塑了我的灵魂。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懂得了谦虚的必要；当王勃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懂得了友情的可贵；当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懂得了做人的责任；当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懂得了做人应具备的反抗精神。”

巧妙地引用一些诗文，使文章平添了许多人文内涵。

四、可活化名句

北宋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认为“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并强调作诗如能做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就能达到“以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我们在写作中也可借用这种方式，把传颂于世的诗文、名言警句，通过巧妙变换，化为自己的语言，从而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由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化用而来。很显然，化用后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无论从意境上，还是气势上，都远胜于原句。真正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有一篇文章叫《感悟考试》，开头这样写道：“室外，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室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里明显地“化用”了歌曲《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和《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诗，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化用”，才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还有一篇文章，说一位同学好以语言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嘴相助”，化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形象、生动，令人忍俊不禁。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中指出：学生要“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神。”因此，落实新课程标准理念，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是新课程环境下口语交际教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一、增强主动交流的参与意识，突出交际主体《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口语交际同样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放手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交流。一要让所有学生确定交际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口语交际教学的立足点。在口语交际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人文关怀，以满足所有学生的交际需要，让学生学会充分展示自己，并从中获得自信和交际的乐趣。同时，还要将口语交际教学渗透于各学科以及学生课余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学生在动态的、生活化的、实用化的氛围中大胆进行口语交际，使学生形成积极、富有成效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处理事情的协调能力。二要让每个学生承担具体的交际任务。长期以来，口语交际教学往往是善于表达、乐于表达学生的殿堂，他们总是在侃侃而谈，老师也会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表达的机会，口语交际教学就变成了少数学生表现自我的舞台，而大多数学生则充当了“忠实观众”。针对这种现状，教师要把交际的任务交给每一个学生。以小组或同桌为单位，采用讨论、辩论赛、课本剧表演、小记者采访、实话实说、演讲会、画画解说、自我介绍、问答等多种交流形式，让所有学生都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积极参与到交际活动的过程中。二、再现现实生活的精彩画面，创设交际情境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就是口语交际的内容，口语交际就是生活的工具，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口语交际教学提供了源头活水。在口语交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画面，创设交际情境，让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一要把学生从课堂带入现实生活。如《第一场雪》的教学，教师可以把课堂教学放在大雪纷飞的校园中，让学生通过对雪的亲身体验，自由畅谈，从而感悟作者在表达上的特点，加深作者对雪的独特情感体验的理解。二要把学生从现实生活带入课堂。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外，享受着课余生活的快乐时光，他们的创造精神也往往会在这段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把课余生活带入课堂。“习作”《啊！我发现了……》的教学，教师课前可布置学生准备自己感兴趣的小实验（个体或小组合作的形式），并要求学生在课堂教学时边进行实验的演示，边解说实验的过程，并与大家共享偶得的快乐。这样，生活中一些有趣的小实验自然会带入到课堂教学中，从而丰富了课堂教学，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得以爱护，主动意识和创新精神得以激发，“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得以充分体现。三、强化双向互动的语言实践，锻炼交际能力一直以来，语文课堂教学只重视读写，而轻视听说。学生的口语训练往往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中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很少有双向互动的口语实践。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现状，教师必须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有意识地设计师生和组织生生互动的口语交际实践训练。一要有意识地设计双向互动的口语交际实践训练。如口语交际《当小记者》的设计，应当注意两点：一要做到师生互动。教师扮演记者，全体学生为被采访对象，记者进行现场示范采访。二要做到生生互动。学生既充当记者，又扮演被采访对象，在全班范围内开展生生交流活动。在教师有意识的师生、生生互动设计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会得到充分锻炼。二要有意识地组织双向互动的口语交际实践训练。如口语交际《要路还是要树》的教学要做到：首先，出示讨论要求：“要路还是要树？”，并让学生自由结合，针对要求小组自由讨论，小组内形成一致意见。其次，选派一名主持人，倾听各小组的主要意见（小组代表也可倾听其它小组的意见），教师协助主持人筹备全班交流会。第三，主持人主持全班交流会，各小组阐述交流意见（小组代表发言，其他成员可作补充），教师要适时对各小组的发言以充分肯定。在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双向互动的口语交际的实践中，学生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听、说的训练。这样，整节课学生都会在进行口语交际的实践。四、倡导积极肯定的评价方式，激励交际信心《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应重视考察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情感态度。”这就要求教师要从积极的角度去肯定学生，激励每个学生交际的信心，具体做到：一要欣赏成功的学生，让他们感受成功。对于表达能力和欲望强的学生，教师要及时对他们的发言表示祝贺，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当成功被同学们所欣赏时，他们会感到巨大的成就感，也会看到自身的价值。二要鼓励沮丧的学生，让他们保住尊严。在课堂交际训练中，难免有学生答非所问，势必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在无形中他们的身心会受到伤害。出现这种情况，教师要微笑着走到这个学生的面前，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的头，面向全班同学，给他以鼓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回答问题很积极，老师相信你下一次一定回答得很完美！”并暗示同学们为他鼓掌加油，这样，他不至于因一次回答失误而丧失交际的积极性。相反，他会激动不已，力争下次表现更积极，回答更完美。三要唤醒自卑的学生，使他们发现自己。班级中有一部分学生喜欢独处，沉默寡言，常常陷入顾影自怜、自我封闭的境地，对任何事情总是莫不关心，熟视无睹。针对这部分学生，教师要专门为他创造表达的机会，让他们感觉到老师并没有遗忘自己，而是时刻关注着自己。即使回答并不完美，哪怕答非所问，也要及时给予鼓励。并不失时机地专门为他讲述演讲大师的成长故事，他一定会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唤醒一个自卑的学生，信心倍增，转自卑为自信。四要爱护“出错”的学生，使他们多受启发。作业是口语交际的成果展示，也是学生通过语言文字与老师的交流方式。教师要通过批改作业让学生加强体验学习，并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学生释疑界解惑、改善接受学习环境、创造有利的条件。要让成果“出错”的学生看不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叉号”，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问号”、“再仔细想想”等提示语或启发性的文字，从而消除“出错”学生的心理畏惧，他们会认真解决，或许主动向同学或老师沟通出错的原因。总之，要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这三大能力，不要仅仅停留在课堂、学校，还应当延伸到学生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www.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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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四、复保险法律效果的分析

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如此笼统、简单地规定复保险的法律效力不尽合理，这一规定没有从投保人订立复合同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出发来确定复合同的法律效果，即没有区分善意复保险和恶意复保险两种不同情况以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恶意复保险是投保人基于不当得利之企图，多采用“化整为零”的投保方式以达到超额保险、超额受偿的目的．其行为危及保险之分散风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和功能，在立法上多数国家规定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属无效。我国修改《保险法》时可增加规定：投保人恶意订立复保险合同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合同无效。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为财务有效市场假说评价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的大量应用，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将实验方法引入财务研究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1行为财务理论产生的背景

现代财务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二是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它一直视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为一“黑箱”。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理论界发展了行为财务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行为财务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说”（EMH）的质疑中提出来的。EMH宣称，金融资产的价格能够全面反映市场上可获得的相关信息，投资者无法利用相关信息获取超额回报。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与EMH相矛盾的市场异象，比较典型的有：①规模效应。Banz发现，未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与股票所代表的公司规模有密切关系。小公司的股票较大公司的股票更易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公司规模是市场上众人皆知的信息，按照EMH，借此信息应无法获取超额回报。因此，这一发现极大地冲击着EMH；②期间效应。French、Gibbons和Hess的研究显示，股票在星期一的收益率通常为负值，而在星期五的收益率则明显高于一周内的其他交易日，于是可以得出在某些特定时间进行股票交易即可获取超额回报。这显然与EMH不符；③反向投资策略。经济学家发现，一只股票受关注的程度（用股票市值与其账面价值的比率来衡量，比率越高，表示越受关注）也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关注的股票往往只有较低的收益率，而较不受关注的股票往往能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投资者可以采取一种“反向投资”的策略来获取超额回报。一只股票受关注的程度是市场上的公共信息，显然EMH难以解释这一策略。

对EMH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其理论基础的冲击。EMH以投资者理性为基础，但大量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显示，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他们在决策时呈现出如下心理特征：①损失回避。相同大小的利得和损失，后者造成的影响大概是前者的2.5倍，所以投资者更注重损失带来的不利影响；②过度自信。投资者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表现出过分自信；③倾向于确认偏差。投资者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而忽视先验概率。由于存在这些心理特点，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往往会系统性地偏离传统财务理论所设定的最优决策模式，这种偏离通过影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最终反映到金融资产定价上。

2行为财务的主要内容

（1）决策特征。在提出行为财务学以前，关于财务方面的研究几乎从未涉及到个人的决策行为。行为财务认为行为财务主体的决策程序随问题本质及产生问题的环境而变化。行为财务的决策特征：①决策者的偏好是多元化的，寻求令人满意而非最优的决策。决策者的偏好是易变的，并且仅在决策过程中形成；②决策者倾向于根据经验或主观直觉而非客观标准及嗜好性信息来做出决策，他们的决策程序是个性化的、具体的，并带有情绪；③人们一般不是通过概率，而是通过启发法的经验决策法则来处理问题。

经验表明，上述决策特征有助于解释财务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特点及其行为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如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变动、带有噪声的股票价格、投资者追随领导者和从众的行为等。

（2）预期理论。现代经济学在风险决策问题上著名的理论模型即“期望效用模型”。由VonNeumann等人进行严格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其基本内涵是，决策者谋求的是加权估价后形成的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然而，该理论却在实验经济学的一系列选择实验中受到了挑战。最早的选择实验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llais设计。该选择实验产生了著名的“阿莱悖论”（亦称“同结果效应”），它对期望效用理论形成了挑战。与同结果效应类似的实验发现是“同比率效应”，即如果对一组中收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也会产生不一致的选择。与同结果效应一样，同比率效应也是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挑战。研究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许多决策与预期效应理论的预测发生了分歧。为给出解释，通过实验观察和模型设计，Kahneman和Tversly提出了预期理论。预期理论类似于期望效用理论，只不过个体在最大化效用的加权和中，权重不等于概率，效用由所谓的“价值函数”而不是效用函数得到。权重由真实概率函数得出，在真实概率中极小概率下的权重是0，在极大概率下的权重是1。即人们将极不可能的事件视为不能，而极可能的事件视为确定。在很小和很大概率之间，权重函数（真实概率函数的权重）的斜率小于1。

（3）股票价格的异常变动。行为财务学认为，现代财务模型对资本市场的异常现象不能予以明确的解释，比如反应不足或者过度反应。因此，行为财务学者们通过建立模型来解释市场中的无效率行为，比如有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的BSV模型解释了金融资产的价格如何偏离EMH，当投资者认为收益变化是一种暂时现象时，他就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即反应不足；当投资者认为近期股票价格的同方向变化反映公司收益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并对这一趋势外推，就会导致过度反应。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hmanyam的DHS模型解释了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回调，模型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分无信息和有信息两类，前者不存在判断偏差，后者表现出过度自信和自我偏爱两种判断偏差，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在股票价值判断中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自我偏爱导致对私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Hong和Stein的HS模型，解释了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HS模型把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消息观察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在对股票价格预测时，消息观察者完全不考虑当前或过去的价格，而是根据其获得的关于股票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交易，动量交易者则把他们的预测建立在一个对过去历史价格的简单函数上。

3行为财务的意义与运用

行为财务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突破了标准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合理解释市场异常现象。如对“反向投资”策略，行为财务理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人们预测时的心理偏差造成的。

尽管如此，行为财务理论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行为财务模型虽然能解释市场中的某些异常现象，但行为财务尚缺乏一种能够普遍解释各类市场异常现象的理论或模型；同时，面对研究方法和模型设计的改变，异常现象出现的幅度和强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迄今行为财务尚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现象的解释以及实证检验上，众多的模型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对特殊现象的解释，往往需要增加很多额外的假设进行推导。而且，心理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不易量化也增加了行为财务研究的难度，正如人的心理特征难以用某种简单标准进行划分一样，没有什么模型能同时解释投资者的信念、偏好和套利限制。

温兴琦博士认为，行为财务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范围。比如，针对普遍流行的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可以从行为财务的角度解释，公司经理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即上市公司经理并不是以公司真实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往往是倾向于公司经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公司经理的融资和投资行为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是导致偏好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这种问题，一方面，要加强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使其发挥对公司经理的监督作用，使公司经理真正做到以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为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在微观机制上进行设计，发展和完善对公司经理的激励机制，尽快推行经理股票期权等激励制度，使得公司经理的利益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捆绑在一起。

随着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不断演化，行为学和财务学研究层面上的发展与深化将不断完善行为财务学的理论体系。通过行为财务可以获得更符合市场真实情况，更具有确切内涵的财务理论。行为财务学最近才引入中国，一些中国学者基于行为财务学的观点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总体成果不显著，但可以预计行为财务学在中国会有非常良好的应用前景。因此，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围绕资本市场进行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4对行为财务理论的评价

（1）行为财务的产生为财务理论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视角，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利用行为财务的理论框架，可以加深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认识，并进一步发展相关内容。

（2）行为财务关注企业所面临的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条件等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即企业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博弈，使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研究更加真实。如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问题，传统理论归因于股权融资实际成本低于债权成本，而依照行为财务理论，至少部分公司是因为资本市场融资条件的限制而选择股权融资。

（3）根据行为财务理论，正确的投资策略必须考虑到投资者非完全理性，必须考虑到资本市场上经常存在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等异常现象。

参考文献

1卢向南，俞佳.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研究[J].经济论坛，2006（8）

2温兴琦.基于动态环境的企业战略重构[J].人大复印资料，2005（4）

理论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关于德育模式的含义

研究德育模式，应该先弄清“模式”一词的含义。“模式”一词源于拉丁文（modus）意思是与手有关的定型化的操作样式，它最初只是指对操作过程的经验性的概括，以后这一词上升到更抽象的意义，一般通用为“方式”。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20世纪后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又从“方式”中分离出来，意指某种方式中的具体的定型化的活动形式或活动结构。《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模式，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美国两位比较政治学者比尔和哈德格雷夫认为：“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人斯文·温德尔从传播学角度将模式看作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事项或实体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一个模式试图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以上所述“模式”定义的发展状况看，“模式”既有抽象性，简约性特征，但它又不等于具体的事实经验，它是一般原理与具体条件相结合，原理的共性与具体的个性相结合而形成的活动结构的活动形式。“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人们进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我们研究德育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

关于德育模式，在理查德·哈什等著、傅维利等译的《道德教育模式》中讲到：“德育模式是一种考虑教育机构中关心、判断和行动过程的方式。它包括关于人们如何发展道德的理论观点以及促进道德发展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在国内，由于德育的改革实验及国外德育模式理论的引进，德育模式问题也受到关注，其定义也得到一些探讨。有的把德育模式归入方法范畴；有的强调它与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现出特定的结构与活动序列；还有的认为，德育模式是德育理论以简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究竟如何把握这一概念。首先，德育模式不是德育方法，它与讲授、谈话等德育方法显然不属同一层次；其次，德育模式不是德育计划，计划是它的外在轮廓，仅此不足以揭示其内含的德育思想和意向；如前所述，德育模式也不是理论，至少不仅仅是理论，它还内涵着程序、结构、原则、策略等，远比纯理论丰富的多。所以，德育的方法、计划、理论、结构、程序等都是构成模式的某个要素或侧面，对其中任何一项来定义德育模式显然不太全面，在未能确切定义之前，笔者认为不妨这样描述：

德育模式是在一定的德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经长期德育实践而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及其配套的实施策略。这个定义包含着理论指导、活动的结构与程序、实施原则、操作要领等诸因素统一结合构成的德育活动形式。

二、关于德育模式的比较

学校德育应实施开放型德育，要开展比较研究，横向比，纵向比，才能较全面的研究和把握德育模式。

1、我国学校的德育模式。我国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受政治运动干扰，摇摆较大。曾出现过德育途径单一化、片面性的倾向。一时强调政治运动，就以运动替代德育；强调劳动重要，就以劳动压倒一切；强调业务，就以智代德。这些片面的作法，都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各种途径的作用，实现德育目标任务的。人的品德是多种多样的，品德结构又十分复杂，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单靠一种德育模式、途径是完不成的，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实施德育，才能产生最佳德育效果。这些年来，不少学校采用的主要德育模式有：各科教学德育模式，主要通过挖掘各科教学内容的内在思想性对学生进行德育；社会实践德育模式，强调德育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形成高尚的品德；组织活动德育模式，通过党团组织、学生会、社团组织开展的课内外、校内外活动进行德育；从环境角度讲，还有班级德育模式，强调班级德育的基础和主体；社会德育模式强调通过社会教育机构、社会舆论、社会交往施加德育影响；家庭德育模式，强调家庭是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的基础，是塑造人们灵魂的第一个环节。这些德育模式，都不同程度从某一方面发挥了德育作用。

2、西方学校的德育模式。

（1）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等，认为道德教育的关键是发展儿童认知判断的能力，他们把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道德教育只有遵循阶段发展的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2）社会学习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班杜拉、米切尔等人。认为品德发展是社会实际影响作用的结果，因而十分注重社会榜样、观察学习等在激发动机促进学生品德发展中的作用。

（3）人本主义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心理学家罗杰斯、马斯洛等，认为人生来具有自我实现的内在趋向，只有尊重人的发展，施以合理的教育，人就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健全有效能的人。

（4）价值澄清模式，代表人物为美国拉斯、哈明、西蒙等人，认为社会是变化发展着的，不能仅传授某种固定的价值观点，而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分析不同的道德价值，善于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作出明智的抉择。

（5）体谅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麦克菲尔等，认为在品德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发展、关心、体谅别人，只要儿童能形成从别人的观点和立场出来考察自己的道德行为，就能发展成有道德的社会公民。

（6）理论基础建构模式，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谢弗，谢弗对教师如何作出道德决定的关注超过考察学生是如何进行同样的决定，它的模式可以为那些愿意开始实施道德教育计划教师提供指导和鼓舞。

（7）价值分析模式，代表人物是罗尔德·库姆斯、米而顿·穆克斯、詹姆斯·查德威克等人，该模式在于帮助学生学习社会，学会以一种高度系统循序渐进的方法来作出道德决定，准确估计道德价值。他们提出价值分析更注重教学法。为了帮助学生处理解决价值问题，安排了分步程序。

（8）品德教育教程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威尔逊等，针对学生不具备一般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问题，强调发展正规教程的品德教育。

（9）社会行动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弗雷德·纽暑，他提出了为了公民的行动而改变课程的主要注意中心，模式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发现、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建议学生既要学习有关课程也要参加社会活动。

（10）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是由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行动三大要素构成的，只有个体同时具备这三种内在一致的要素，融为一体，他的行为才能是道德的。为此，德育要根据这三个要素设计完整的教育规划，研究防止各种不利影响，使道德知识教学与个体的道德行动相一致。

（11）四位一体的德育模式提出，必须从知、情、意、行道德的完整本质出发，强调德育工作的整体性，把学校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进行。即既注重道德知识教学，也重视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既注重知识的领会，情感的培养，更应注重具体的行为表现。

上面列举的是西方主要的德育模式。

三、关于德育模式的启示

（1）各种德育模式虽有差别，然而它们都是当代道德实践的产物，都是对当代学校道德实践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探讨，因而都有其存在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的价值。上述不同的德育范型，实际上都应当看成是不同道德理论家和实践者根据自己对道德的理解而派生的一种道德策略，一种理论分析和实施的系统。当代西方和我国学校道德理论界尚未形成一种主宰全局的范型，而是同时存在各种范型，正是这种道德理论范型的多样化，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广泛复杂和尚待深入探讨。无论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有责任了解这些范型，并研究出能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新的道德范型。

（2）既然我们承认每一种范型仅仅是对道德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某一形式或方法的研究，我们就不应当强求它们如何完美。一是道德的许多方面还未研究到，目前的模式都是初步的；二是这些模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道德中的问题和规律，是特定道德实践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三是全部的道德模式都是有用的，我们了解的道德流派越多，就会越清楚全面地把握当代道德的发展；四是这些模式形式多样，各有特色，很难说哪一种是最优秀的模式，因为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当代不同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的道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