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为?

①“后理论时代”在国内最先由王宁提出。2006年他在《文艺理论前沿》（第三辑）发表《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思潮的走向》一文中指出：伊格尔顿的新著《理论之后》的出版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倒是预示着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点尤其被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去世所证实。

摘要：“后理论时代”是人类在后现代盛行之后所进入的一个时代。在此时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恶化、过度消费、数字化生活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着双重使命：既要重建理论，也要重建生活。理论要重振雄风，必须既要反对理论主义，也要超越后现代主义。具体道路可以有三条：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理论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活伦理；复杂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08-06

2003年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颇有影响。2009年7月该书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宁新著《“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11月，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终结或开端：后理论时代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位于西子湖畔的华北饭店举行。此后，报纸杂志时有“后理论时代”的文章问世。这些都预示着一道新的学术风景正在中国慢慢形成。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1〕（P11）那些曾经轰动世界的正统文化理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它们“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前言），因而必将退出舞台。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作者满怀忧伤。人类曾经竭力追求并使之合法化的东西（如性、大众文化等等），如今却深深地禁锢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伊格尔顿似乎想力挽狂澜，恢复一些被正统文化理论忽视的文化理念的生命力，进而渴望重建新的文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此书有为社会主义运动辩护之嫌，但作者提出的问题和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一、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

目前国内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还缺乏足够的学理梳理。“后理论时代”这一概念还只是对西方出现“反理论”及“理论终结”思潮，甚至是若干重要文化理论家（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等）去世的一种回应。①要命名一个时代，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其理论背景与根源何在？对于“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在此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何在。

“后理论时代”的出现，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是现论本身，而不是伊格尔顿所谓正统文化理论不能应对当下现实政治。伊格尔顿并没有对现论本身的弊端深入分析，只是从现象上向我们展示在后现代社会正统文化理论的无助无力甚至无能。其实任何理论都不能永远适应时局，因此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在后现代社会，理论才如此成问题？

古典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概念的生活代替了现实的生活，甚至用概念来演绎宇宙万物的生存过程。这种理论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点。在其之后的现代社会，虽然很少有人再有此雄心，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论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片面夸大理论对现实的独立性，甚至有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理论之外的“历史”或“现实”；印戴斯与赫斯特就持这种观点。〔2〕（P28）或者放弃理论对现实的作用，纯粹为理论而理论，毫无终极人文关怀。这些理论主义的表现其实已经削弱了理论的生命，埋下了可能致使理论覆灭的种子。

到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可谓对理论主义的一次全面反叛，但却是以牺牲理论的使命为代价。后现代是后理论时代的门槛。正是在后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对理论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批判。众所周知，理论惯以概念将特殊化为普遍，将个体化为整体，将个性化为共性。比如“树”这一概念，含纳了世界上所有类别所有时空中的树。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这种过度的化繁为简进行颠覆，从而鼓吹差异，否弃本质的存在。此举虽然尊重了具体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他者），但是对各种殊相的病态张扬，也最终使我们坠入差异的泥沼不能自拔，找不到方向。德里达的“异延”论可作为典型。“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与法文词“差异”（difference）读音相同而字符不同。他想说明语音中心主义不可信，应当以文字字符为中心。他说：“异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差异的本源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3〕（P402~403）德里达对人类中心和基础的解构，如今看来仿佛是闹剧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中心和基础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次，理论总有一种建构冲动，即朝向一个体系，一切都必然指向体系的完备。于是为了一个整体，理论往往失去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的能力，委曲求全或者隔靴搔痒。利奥塔的后现论从分析自然科学的宏大叙事着手，其核心便是“向总体性宣战”。于是，“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4〕（P227）转而强调偶然、微观。与理论主义者深陷封面的必然王国不同，后理论主义者漂浮于琐碎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偶然王国之中。

此外，理论本身由于总是对生活的静态观照，并以一种逻辑严密的枯燥的概念来审视生活，因而总与生活隔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神会心胸。”〔5〕（P230）对极端的理论主义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理论是其生活的兴奋剂，而生活却是其理论的盲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放逐生活的作风极其反感，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这次放逐的对象变成了理论。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现实图景：鄙视理论，亲近生活，并努力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游戏化，甚至“娱乐致死”。但是过犹不及，理论作为人类思维的器官，“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1〕（P213）放逐了理论也意味着放逐了生活的深度和难度，使人漂流于轻而易举的之中，久而久之，滋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理论的双重性可谓理论的固有本性。后现代主义反叛理论的劣根，结果连理论的正当意义也给抛弃了。就像倒洗澡水，结果连孩子也给倒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后理论时代。在此意义上，后理论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理论主义时代”。

二、后理论时代的世界图景

“存在即合理”。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后理论时代可谓人类在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自救行为。伊格尔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在此意义上，《理论之后》便是一种理论上的救赎行为。〔1〕（P17）人类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控下失去生活方向与理论信心。与此同时，人类外在生活环境的极度恶化也在召唤着一个新时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20次超级大地震中，80年代以后的30年就占了9次。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劫持四架民用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起事件，现在回头来看，仿佛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时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球灾难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生命安全受到严峻的挑战。2008年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新书《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6〕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曾断言地球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2010年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他表示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而地球迟早会灭亡。〔7〕也许，他们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地球真的到了需要人类日日夜夜温柔呵护的时代。

地球环境的加速恶化与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我们曾经无数次引用这句话表明人的思想的伟大。但在大自然灾难如此频繁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又显得多么柔弱啊！“人定胜天”的观念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了。人类只有承认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其伟大的事业：把保护地球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全球联合起来，真正把低碳生活落到实处。伯曼曾经指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一种“发展欲望”所导致的社会行动模型，它“是以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支撑起来的”。〔8〕（P97）长期以来人类受制于这种“发展冲动”的操控，以破坏地球生态平衡以及牺牲人道精神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无异于杀鸡取卵。遗憾的是，这种发展（美其名曰“现代化进程”）目前仍然在全球轰轰烈烈地进行。当发达国家将自己的落后地区“现代化”之后，它们把经济的魔爪便伸向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此视角看，电影《阿凡达》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经济侵略的寓言，寄托了导演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反省和批判。

经济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当人类庆幸物产丰腴的消费时代的时候，却忽视对消费劣根性的清醒意识。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曾指出“在西方世界……消费是新的鸦片”〔9〕（P62），可是在“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10〕（P377）消费不仅刺激生产，从而加快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刺激人类的物欲享受。攀比成风，奢侈无度。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中称之为“丰饶中的无度”，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11〕（P75）如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似乎全世界都在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梭罗也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12〕（P307） 可现实却是人人都想多买房，人人都想拥有车，人人都在过度地占有。在现代都市，公众空间越来越被人为地缩小。与其相应，私人空间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富人们往往“狡兔三窟”，而穷人们只能蜗居度日。奥卡姆曾经说过：“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条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今看来是多么需要推行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啊！

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沉陷于时空被极度压缩的虚拟的网络生活，或者叫“数字化生活”。2011奥斯卡奖影片《社交网络》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今人类网络生活的面貌。电影充分展示了尼葛洛庞帝所分析的数字化生活的四大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3〕（P269）但是人们似乎总在欢呼着这种网络生活的进步与快乐，却忽视了其负面效应的危害。网络生活的丰富性轻便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便可万事大吉，这种一切都轻而易举“确定”的超现实生活，使得长期处于其中的人越来越厌倦困境重重的现实生活。早在1992年，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特征，其中超现实和超智能对人类的危害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经验“应是一个人与世界的突出遭遇”，可是超现实提供的经验却“是一定时间过程中感觉刺激的总和”。他进而批判“超现实环境无法提供唤起人们的耐心与勇气的人们工作与幸福。超现实环境非真实、不连续的魅力引发心神分散和行无定向，二者都处于抑郁愤恨和活动过度努力中极为危险的边缘。”〔14〕（P116）他对超智能的分析更可谓对人类网络生活的形象展示：

“信息线路就像遍及人类机体并使之活泼有生气的神经。传感器与监控器类似使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人的感官。数据库相当于人的记忆；信息处理器执行人的推理与理解的功能。一旦后现代基础设施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14〕（P124）

超现实之所以存在，超智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沉醉于先进超智能的时候，鲍尔格曼提醒世人：“超智能，若任其极度膨胀发展，将导致人类智力严重衰退。”超智能让世界和身体的对称性降低：“一方是尽管富有魅力但却浅薄的世界，一方是消息极为灵通但灵魂却脱离躯体的人”。因而超智能“将导致一种缺乏联系的、无实质的、茫然无定向的生活。”〔14〕（P126~131）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庆幸它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可能引发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后理论时代，上述超现实、超智能将会随着电脑的日新月异而加速发展着。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许多身体机能因而面临不适应外在环境进而蜕化变质的危险。更有甚者，网络充斥着大量的色情与游戏，感官刺激被无限地膨胀，甚至导致在现实中也效仿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而网络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严加防控。

综上所述，困境重重的人类，在后理论时代必须履行两大使命：批判与救赎，即在享受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同时，批判文明中的一切罪孽，并在各自的领域内播撒救赎的种子。环境恶化，消费无度，虚拟的网络生活是后理论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三个紧迫问题。尽管它们由来已久，但在后理论时代，它们更加突出和严峻，并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为此，保护地球、节制消费、绿色网络将是后理论时代一切理论和生活的三大试金石。

三、后理论时代的理论之道

如前所述，后理论时论所面临的处境是：既要反对现代社会以来日益严重的理论主义，又要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过度颠覆所造成的虚无主义。理论主义极端形式是要理论不要生活，后现代主义极端形式则是要生活不要理论。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协调好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创建一种与生活真正水融的理论。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条道路。

第一，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理论往往在揭示真理的同时也遮蔽真理，正如纪伯伦所言：“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15〕（P317）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抛弃理论。理论是人类自身生活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真理，或者说理论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活希望超越本身的一种企图”。〔16〕（P245）但是长期以来，理论都被视作一种知识形态而得到世人尊重，甚至有人说“除了知识论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17〕（P12）其实，还有一种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智慧。如果说知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客观而系统的认知，智慧则是一种主观而普遍的人生感悟。知识可以通过观察实验以及逻辑推理而得到，智慧则必须当事人投入生活切身体验方可获得。知识认识生活，智慧则引导生活。由此，加强理论的智慧性，即在理论中融贯智慧，可作为抵制理论主义的一大法宝。晚年托尔斯泰对此非常有感慨，他说：“生命的目的绝不只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唯有“智慧是人类生活唯一合适的向导”。〔18〕（P200,212）他认为教育只关注知识而忽视智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科学的门类不计其数，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对人生有益？’则是一门最基础的科学。倘若离开了这门科学，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与艺术将变得暗淡无光，甚至极具危险。”〔18〕（P19）托尔斯泰在此所说的危险的确应验了。当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后，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中的伦理问题。伯尔认为原子弹的罪行使得“物理学家们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领域――一个不再只是唯科学技术理论为上，而是同样看重道德观念的领域”。〔19〕（P13）

对于重理论轻生活的理论主义来说，加强理论的智慧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生活伦理。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必然对感悟它的人产生效果，使他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并感悟存在。也许正因为此，诗人艾略特才说：“没有智慧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20〕（P181）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把生活作为发源地，同时也是归宿。叔本华说：“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疑难是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中，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21〕（P65）可是当今时代，他所谓的“冒牌哲学家”却非常盛行，它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往往与生活世界很少关联。当今世界，人类少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真正关涉重大生活问题并不断探索生活之道的理论。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能担当起人类幸福生活的承诺，阿多诺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当理论艺术化之后，它理应具有这种艺术的功能。〔22〕（P237）让接受它的人内心温暖并感到生活的美好，有勇气面对一切生活的苦难。

第二，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最大的问题便是二元对立或模糊二元界限基础上的“颠覆主义”。将整体、宏观与局部、微观对立，将统一、中心与差异、多元对立，将理论与生活对立，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对立，等等，然后颠覆前者抬高后者。对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那里发芽长大的，不可能与旧事物一刀两断。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将颠覆作为策略反叛传统，进而发展为颠覆一切中心和边界的“颠覆主义”，最后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在此，鲍德里亚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拟像”（simulacrum）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的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种种边界和界限因而破裂和消失，结果导致艺术与生活、政治与娱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等界限逐渐模糊，人们生活在一种超级真实的世界里，符号已经取代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自己的冲动是要消除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政治左派与政治之间的差别”。〔1〕（P45~46）二是二元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种形式脚手架，而且也是的确存在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是与非，生与死的界限，世界该是多么令人恐怖！二元的存在是客观现实，问题是既不能将它们的界限彻底消除，也不能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从而不允许中间形态的存在。不同的视角，二元的意义就会不同。从物理角度，人的生死意味着身体是否具有呼吸和新陈代谢，二者之间绝不等同。而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生死之间却关系复杂，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当我们听到“死即生，生即死”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从物理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此外，承认二元之间有中间项的存在，也是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回应。

复杂思维最先由法国思想家莫兰提出，旨在充分考虑到生活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从而避免思维的单一、独断，甚至盲目。〔23〕（P9~11）“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总体。”〔24〕（P151）由此，复杂思维应该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辩证思维关涉到正反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使得我们不至于片面地考虑到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复杂思维则强调正反之间还存在某些变量，这就使得我们重视正反之间的转化过程，从而趋利避害，走向更加合理公正的存在状态。以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对他者、多元和差异的关注，启示就是对中间项的尊重，但却以牺牲二元为代价。鉴于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整体、宏观和必然性，也要局部、微观、偶然性，我们还要允许有各种多元的差异存在，以便让上述各方之间相互交流对话，从而走向一种合理性。我想，这就是哈贝马斯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第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在理论主义者那里，理论纯粹以概念堆砌和逻辑推理而成，形式单调，读之佶屈聱牙，甚至味同嚼蜡。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并不抛弃概念和逻辑，但却在抽象与推理的同时灌注一种诗意。将思与诗结合，加强理论的艺术性，这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早就提出的思路，可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尼采的建议是“我们要在科学的思考中加进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25〕（P88）海德格尔则从语言的角度阐述人类言说“大道”的两种互补方式：“思”与“诗”。1959年在《走向语言之途》中，他指出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希望能够“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Denken）就是诗（Dichten），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Sagen）而来相互归属……”〔26〕（P1148）在此处，我们不能按常规理解他所谓的思与诗，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启示：在诗与思合一之中显示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都是真理现身的场所。我们在此强调诗与思的合一，旨在希望凝聚智慧的思想能够穿上艺术的外衣，即要求理论不仅在思想上拥有智慧，而且在形式上要具有艺术的魅力。

后理论时代，理论要想重建自己的威望和名声，不仅要讲求生活伦理和复杂思维，更要一扫乏味与枯燥，追求一种诗意的光芒。这种诗化、艺术化的理论，我称之为“活的理论”，与那种“概念的木乃伊”所组成的“死的理论”相对。同属理论，但二者风貌截然不同：内容上前者强调思想和智慧，后者则重视知识体系的完备；形式上前者强调表达的鲜活灵动，如有必要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后者则往往过于讲究术语的准确精炼，不屑于以纹饰来冲淡其明白晓畅；功能上前者是“为生活而理论”，来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后者是“为理论而理论”，往往凌驾生活，要求生活听命于理论；建构时，前者要求作者投入生活寻求理论根基，充分以生活中的形象填充概念之间的组织结构，后者则往往是著作者深处书斋，从理论典籍中寻灵感，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进而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体系，也不管其与外界有无关涉；阅读时前者往往让读者神思飞扬，在与文本深度交流感悟中，内心充满温暖和激情，后者则令人头昏脑涨，甚至有时不知所云，困顿于概念的森林找不到方向。

综上所说，在后理论时代，人类将有一场理论的内战，一场“活的理论”对“死的理论”的“理论内战”。所有热爱理论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让理论回归生活，回归理论与生活水融的状态。理论必须成为而且也应该成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系。

〔参考文献〕

〔1〕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二十世纪美学〈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4〕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韩少功.夜行者梦语［A］.祝勇.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6〕英国专家.人类拯救地球只剩7年［EB/OL］.解放网:新闻晨报,2008-08-04.

〔7〕霍金.人类自私贪婪将让地球在200年内毁灭［R］.国际在线(北京),2010-08-09.

〔8〕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伯尔.伯尔文论［M］.黄凤祝,袁志英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0〕.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1〕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4〕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M］.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纪伯伦.纪伯伦散文诗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16〕贾塞特.生活与命运：奥德嘉•贾塞特讲演录［M］.陈升,胡继伟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17〕费希特.极乐生活［M］.于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8〕托尔斯泰.生活值得过吗――托尔斯泰智慧日历［M］.李旭大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19〕伯尔.当代人和真相［A］.黄凤祝等.伯尔文论［M］.袁志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0〕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2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2〕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3〕张公善.批判与救赎［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24〕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5〕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6〕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A］.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What Is Theory in the "Posttheory Era"?

ZHANG Gong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Posttheory era" is a period in the wake of the postmodern time. In this era, human beings are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brought about by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digitalized life so tha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 double mission, to reconstruct both theory and life. Theory, to be rebooted, is supposed to defy doctrinism and meanwhile to surpass post-modernism.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approaches, the adherence to life ethics while against doctrinism, the adherence to complex thinking ov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poetry, making its way for "live theory".

Keywords:post-theory era; doctrinism; post-modernism; life ethics; complex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1-06-27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20058）

作者简介:张公善（1971― ），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活诗学与现当代文艺、小说与生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