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范文

理论基础范文第1篇

1．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结构，即审计理论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程序，是一个按一定逻辑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其逻辑起点应是构成这一有机整体的最基础的部分，是理论思维的初始点，起着统驭全局的作用。加拿大审计学家安德森于1977年提出的审计目标起点论认为：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要确定其研究的界限和目标，审计理论结构研究应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由其层层演绎出整个体系，其他审计要素都应围绕审计目标而展开。由此可知，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如果将审计理论体系比喻为一座建筑物，那么其基础部分就是审计理论基础。

2．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实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我们可得出，审计实践活动是审计理论的基础和来源，正是审计实践的不断丰富推动着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然而，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实践的简单堆砌，而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思维去引导实践，并发现和提炼实践中存在着的有规律的东西，只有完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理论才得以最终形成。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它体现了审计的本质，并不断地引导和推动审计实践活动的发展，促成审计理论的形成，从而为整个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支撑点。

3．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基础理论是指可以通用于任何独立审计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审计理论（如审计本质、审计职能等）。审计基础理论与审计应用理论是根据理性化程度对审计理论的一种划分，二者构成了完整的审计理论体系。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是理论体系的根基和起点，而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如果把审计理论基础比作是建筑物深埋于地下的部分，它支撑着整座建筑物，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梁、柱等构成的建筑物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审计理论基础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支撑着审计理论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根基与起点，是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

二、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

由定义出发，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如下：

1．交叉性。作为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审计理论基础本身就是诸多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在相关学科理论中，与审计存在本质相关性的部分构成审计理论基础，而该基础或其中一部分又同时构成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基础。可见，同一学科理论中可能包含着几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而某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多个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审计理论基础就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

2．抽象性。审计理论基础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它属于一种意识，是人们辨别审计实践，并从中提炼出某些规律性的一种思维凝结。同时，审计理论基础的抽象性特征并不能否定其客观存在性。

3．独立性。审汁理论基础虽然支撑着审计理论体系，但它并不像审计基础理论那样属于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是审计理论的根基和起点，但并不等同于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审计理论基础，但作为理论支撑，审计理论基础在整个审计理论体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其发展并不受制于审计理论的现状。

4．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审计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地发展。每一个新学科的诞生，都丰富了这个“关节点”的内容。审计理论基础的动态性特征，决定了审计理论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审计理论基础的发展为审计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并成为其发展的动力。

三、审计理论基础的具体内容

根据与审计理论的相关性程度，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对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进行界定。根据对审计初始性理论起点的考察与分析，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哲学基础。审计本质是决定审计区别于其他客观事物的根本同性，也正因为如此，罗伯特·莫茨和侯赛因·夏拉夫在其《审计理论结构》中，在考察哲学性探索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审计本质。而作为应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监督。因此，从审计职能抽象出来的审计本质蕴涵了深刻的监督思想。监督思想最深的根源来自于哲学中关于人性的认识。“性本恶”论认为由于人的内在动力不足以使其自觉地履行义务、遵守规则，因此主张通过法制等外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监督恰是一种有效的对人进行约束和管制的手段。西方的监控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才得到了今天的发展。此外，哲学作为反映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对各学科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也为审计理论提供了辨证的、唯物的思维方法。

2．管理学基础。在学科的划分上，会计学本身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审计学又是从会计学中分立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审计学也同于管理学科，管理学的某些思想和理论理应构成审计理论的基础。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出现，它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在现今的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应用。而管理审计学科的诞生及制度基础审计理论的提出，无不体现了管理学对审计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

3．法学基础。法学对审计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审计范围和审计责任等基础理论的构建上。正如迈克尔·查菲尔德所说：“审计的范围和审计人员的责任通过法庭对一系列划时代事件的判决而得到了明确。”此外，各国《公司法》、《证券法》等也对审计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作为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为建立协调审计主体、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三者关系的审计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经济学基础。作为，门古老的科学，经济学在经历了几次划时代的变革之后、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不仅使本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还为审计理论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学中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认识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委托人为了使人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需付出成本，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此外，监督也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另外，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都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为审计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5．会计学基础。审计学最初包含在会计学之中，后从会计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这种血缘关系，使审计与会计互相渗透，会计学理论必然成为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查账（即会计检查）这一传统审计概念沿用至今，它仍是中外审计概念中内容的主干部分。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的内容、范围、方法等在不断变化，审计的概念也在逐渐丰富，但时至今日审计仍是以会计资料为主要对象。而会计资料是在会计学理论指导下生成的，因此，审计理论框架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学理论的指导。

6．侦查逻辑学基础。审计理论经历了三次飞跃，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不论审计目标如何被丰富，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查错防弊这一目标，这也体现了现代审计对传统审计的继承。对错弊的审计是遵循发现疑点、收集证据、证实结论等类似于侦查逻辑学的程序来进行的。此外，无论形成何种审计结论，都需要审计证据的支持，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督、查询及分析性复核等手段取得审计证据，需要大量借鉴侦察学中的类似方法；在对获取的审计证据进行整理和选择时，需运用逻辑判断来分析，使选取的证据充分且适当。因此，审计理论基础中包含有侦查逻辑学理论。

理论基础范文第2篇

一、审计理论基础的概念界定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作为一种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审计实践活动就等同于审计理论基础呢？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审计基础理论之间又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尤其是对某一事物的概念的界定，通过与其相关事物的比较，在差异中寻找本质的区别，就更能体现该事物质的规定性。

1．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实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我们可得出，审计实践活动是审计理论的基础和来源，正是审计实践的不断丰富推动着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然而，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实践的简单堆砌，而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思维去引导实践，并发现和提炼实践中存在着的有规律的东西，只有完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理论才得以最终形成。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它体现了审计的本质，并不断地引导和推动审计实践活动的发展，促成审计理论的形成，从而为整个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支撑点。

2．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结构，即审计理论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程序，是一个按一定逻辑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其逻辑起点应是构成这一有机整体的最基础的部分，是理论思维的初始点，起着统驭全局的作用。加拿大审计学家安德森于1977年提出的审计目标起点论认为：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要确定其研究的界限和目标，审计理论结构研究应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由其层层演绎出整个体系，其他审计要素都应围绕审计目标而展开。由此可知，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如果将审计理论体系比喻为一座建筑物，那么其基础部分就是审计理论基础。

3．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基础理论是指可以通用于任何独立审计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审计理论（如审计本质、审计职能等）。审计基础理论与审计应用理论是根据理性化程度对审计理论的一种划分，二者构成了完整的审计理论体系。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是理论体系的根基和起点，而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如果把审计理论基础比作是建筑物深埋于地下的部分，它支撑着整座建筑物，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梁、柱等构成的建筑物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审计理论基础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支撑着审计理论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根基与起点，是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

二、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

由定义出发，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如下：

1．交叉性。作为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审计理论基础本身就是诸多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在相关学科理论中，与审计存在本质相关性的部分构成审计理论基础，而该基础或其中一部分又同时构成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基础。可见，同一学科理论中可能包含着几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而某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多个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审计理论基础就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

2．抽象性。审计理论基础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它属于一种意识，是人们辨别审计实践，并从中提炼出某些规律性的一种思维凝结。同时，审计理论基础的抽象性特征并不能否定其客观存在性。

3．独立性。审汁理论基础虽然支撑着审计理论体系，但它并不像审计基础理论那样属于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是审计理论的根基和起点，但并不等同于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审计理论基础，但作为理论支撑，审计理论基础在整个审计理论体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其发展并不受制于审计理论的现状。

4．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审计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地发展。每一个新学科的诞生，都丰富了这个“关节点”的内容。审计理论基础的动态性特征，决定了审计理论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审计理论基础的发展为审计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并成为其发展的动力。

三、审计理论基础的具体内容

根据与审计理论的相关性程度，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对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进行界定。根据对审计初始性理论起点的考察与分析，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哲学基础。审计本质是决定审计区别于其他客观事物的根本同性，也正因为如此，罗伯特·莫茨和侯赛因·夏拉夫在其《审计理论结构》中，在考察哲学性探索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审计本质。而作为应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监督。因此，从审计职能抽象出来的审计本质蕴涵了深刻的监督思想。监督思想最深的根源来自于哲学中关于人性的认识。“性本恶”论认为由于人的内在动力不足以使其自觉地履行义务、遵守规则，因此主张通过法制等外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监督恰是一种有效的对人进行约束和管制的手段。西方的监控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才得到了今天的发展。此外，哲学作为反映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对各学科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也为审计理论提供了辨证的、唯物的思维方法。

2．管理学基础。在学科的划分上，会计学本身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审计学又是从会计学中分立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审计学也同于管理学科，管理学的某些思想和理论理应构成审计理论的基础。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出现，它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在现今的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应用。而管理审计学科的诞生及制度基础审计理论的提出，无不体现了管理学对审计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

3．法学基础。法学对审计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审计范围和审计责任等基础理论的构建上。正如迈克尔·查菲尔德所说：“审计的范围和审计人员的责任通过法庭对一系列划时代事件的判决而得到了明确。”此外，各国《公司法》、《证券法》等也对审计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作为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为建立协调审计主体、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三者关系的审计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经济学基础。作为，门古老的科学，经济学在经历了几次划时代的变革之后、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不仅使本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还为审计理论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学中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认识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委托人为了使人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需付出成本，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此外，监督也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另外，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都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为审计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5．会计学基础。审计学最初包含在会计学之中，后从会计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这种血缘关系，使审计与会计互相渗透，会计学理论必然成为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查账（即会计检查）这一传统审计概念沿用至今，它仍是中外审计概念中内容的主干部分。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的内容、范围、方法等在不断变化，审计的概念也在逐渐丰富，但时至今日审计仍是以会计资料为主要对象。而会计资料是在会计学理论指导下生成的，因此，审计理论框架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学理论的指导。

理论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量化投资；alpha收益；动态模型

一、现资学发展背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股票、债券、期权、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以有价证券为标的物的现资学作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在以流动性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市场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一方面能够为投资者转移风险，一方面又能够凭借市场的波动获取客观的超额回报，如何专业化进行投资以及构造低风险高利润的资产组合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受到了包括企业政府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普遍重视。

从广义上讲，现资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其一是以格雷厄姆在其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提出的以价值评估为核心的价值投资，其代表的投资策略使用者是著名的投资大师巴菲特。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量化投资学，其基础理论是借助数学建模的理论基础，广泛使用概率测度，统计原理和计算机技术对投资标的物进行模型建立，设定投资策略并由程序来进行择时，估值和选股。其理论基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马克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模型理论。

二、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量化投资理论是严格基于经典投资理论的两个假设而建立的，这两个假设分别是市场有效假设和无套利机会原则。市场有效假设认为，在现代有效金融市场中，市场是不可能被打败的，也就是，不存在超额回报，回报与风险必然成正比。市场中天然蕴含着一个风险与收益交换的机制，其中投资者提出需求而市场提供供给，在一个有效地市场中，风险回报机制也意味着超额回报由承担超额风险而来。

与市场有效假设紧密相关的是无套利机会原则，也就是金融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并不存在。主流的金融理论主张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一旦市场能够被预测，那么它就不再有效，获取超额回报可以不再承担多余的风险。而投资者会蜂拥而至，最终抹平无风险套利机会，市场将重新恢复有效。

事实上量化投资在的基本核心在于其从理论上完成了关证券价值和交易流程的完整概念梳理，并且通过数理模型的方式用计算机程序模拟了出来。最关键的是，量化交易理论认为投资在市场中关于收益与风险的机制是动态的，它并没有排除掉资产回报是有可能超额并且可以预估的这种可能性。在以市场有效假设和无套利机会原则为基础的理论上，量化投资对市场风险和收益模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量化投资的发展现状

从量化投资的角度，为了更好地测度和衡量金融市场风险回报架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量化模型概念，也就是beta回报和alpha回报，其中beta回报用于测度市场风险敞口，而alpha回报用于测度超出市场回报的那部分收益。所有的证券和投资组合收益都可以被看做由市场部分的beta回报和非市场部分的alpha回报组成，市场部分的beta回报是源于投资者所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的基于市场基准风险的收益，与量化模型无关。而alpha回报则是那些超过平均市场回报的超出收益，这取决于量化投资的主动投资水平。

量化投资模型可以被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其中标准金融模型是静态的，在该模型中变量的分布不依赖于该变量的历史路径，而是依赖于一个随机分布。因此，从标准金融模型的角度上，alpha回报和beta回报都被视作是静态条件下的常量，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然而，我们也可以将市场视作一个动态模型，在动态模型中，变量的变化会受到历史数据的影响，而alpha回报和beta回报的概念在不同的动态模型中需要被重新定义。例如，在线性动态模型中，我们常常发现长期的均衡会伴随着短期的动态，也就是alpha回报和beta回报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此外，如果考虑应用非线性关系和更高阶的统计形态（例如偏态和峰态）或者非正态分布来对模型进行修正，我们会发现资产的风险收益回报并不是简单地使用alpha回报和beta回报的线性关系就能够准确描述的。

从金融市场有效性的角度，动态模型蕴含着更好地对预期收益的可预测性。但是，并不能说静态模型就不能够更好地去衡量和预期风险收益的大小，如果能够的到更准确的alpha值的话，静态模型往往能产生极大地利润同时还可以避免掉动态模型的高昂交易成本。而通常来说，在考虑无限的可投资机会时，捕捉市场机会需要在允许的架构内充分使用建模方法进行最优化来对风险收益做出权衡。将大量的资本委托给自动化模型和最优化算法来进行交易需要极大的信心，所以定量模型的稳健性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Alizadeh， Farid， and Donald Goldfarb. 2003. “Second-Order Con e Programming.”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vol. 95， no. 1：3-51.

[2]Axtell， Robert.2001.“Zipf Distribution of U.S. Firm Sizes.” Science， vol. 293，no. 5536 （September）：1818-20.

[3]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John Wiley and SonsLtd Publish， Chichester， 2001.

理论基础范文第4篇

Abstract:Supervisory negligence theory originated in Japan. Its purpose is to res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main supervisory perpetrator should take on in the major hazard categories of criminal, including the special fault of supervisory and management.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upervisory negligence, and then evaluates the three current theories of fault.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ew neo-theory of negligence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pervisory negligence criminal

关键词:监督过失注意义务

Key words:supervisory negligenceDuty of care

据有关学者考证,1973年日本法院对“森永奶粉案件”的判决是监督过失理论的缘起。具体案情是:日本著名乳制品企业森永公司从享有盛誉的某药材商处采购了一种能够提高奶粉溶解度的添加剂,但该乳品添加剂当中含有大量的砒素,该工厂在生产奶粉前,未对此添加剂进行检验便掺入到了奶粉当中,致使其所生产的奶粉中含有大量砒霜成分,导致日本西部一带食用该奶粉的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的病症。在追究责任阶段,该厂厂长和制造科科长被以业务过失致死罪。法院最终判定,该厂制造科科长对乳制品具体的生产加工具有决定权,为了防止不合格产品的产生,其应该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亦包括对肇事添加剂的化学检验。其由于业务上的疏忽,怠于履行注意义务,没有要求相关人员对购进的添加剂进行必要的化学检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而负有监督上的过失责任。森永奶粉案件判决后,监督过失理论便开始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关于监督过失的概念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应当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监督过失是指对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或者其他非犯罪行为负有监督义务的监督者应当预见到该结果的发生,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轻信可以避免,从而未采取措施,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广义的监督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管理过失是指对各种物的设备、机构、安全体制等的不完备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情形。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过失是责任论中的重要内容,是指没有故意情况而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般情况下是违反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这里的注意义务分为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如果行为主体由于没有履行结果的预见义务且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则肯定过失犯的责任,是旧过失论。但是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发达,许多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行为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比如交通、矿井、医疗等行为,在行为之初就能够预见到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停止在这些领域的行为,故而德日刑法理论又提出了新过失论,要求在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履行结果的避免义务,只要采取了适当的结果回避措施,即使发生了危害结果也不认定过失犯罪。依照旧过失论,只在责任阶段判断行为人的过失心理状态,容易产生结果责任的错误。由于新过失论中采取结果回避措施是行为论的范畴,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的理论,所以德日刑法理论在新过失论的指导下,将过失放到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段来判断。在前两个阶段以一般人的标准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在责任阶段以行为人本人的主观状况为标准,判断主观的注意义务。然而随着近代社会各种公害事故的不断增加,以行为人仅仅采取了结果回避措施为标准而否定过失犯罪的话,有放纵过失犯罪的可能,由此又产生了新新过失论,它要求只要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危惧感、不安感就够了。因此也称作不安感说、危惧感说。监督过失理论本质上是属于过失理论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在研究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时,有必要首先评价一下过失理论的三种理论基础。

一、三种过失理论评价

传统的刑法观点认为犯罪包括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违法性要素是客观外部要素,责任要素是主观内部要素,即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由于旧过失论认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负有结果的预见义务,是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所以认为过失是责任论的问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不对过失进行判断。因为违法性注重判断的是对法益的侵害,故意与过失都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故而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故意与过失是相同的,只有在责任阶段将两者区别开去。所以旧过失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具有一定的亲和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交通、矿井、医疗等领域,只要从事相应行为就能够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比如在交通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发动车辆开动的时刻就能够预见到可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单纯以旧过失论的结果预见义务来判断,就有可能陷入结果责任的错误,无限扩大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一部分学者修正了旧过失论的观点,与此同时,新过失论也应允而生了。修正的旧过失论仍然以结果预见义务为基础,将过失放在责任阶段来判断,认为:“过失的实行行为是具有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一定程度的实质的危险的行为,才是符合过失犯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所以,并不是只要事后判断得出行为人对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的结论,就成立过失犯。”1在关于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问题上,理论界也是有争议的,包括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与能力区别说等,具体内容与本文联系不大,不再赘述。

以交通领域为例,只要驾驶员开动车辆就有预见到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性,按照旧过失论的观点,驾驶员已经预见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仍然从事这一行为,有可能构成过失犯罪。这一现象在上文已经作出了结论,是不合理的,有碍社会的发展。所以,新过失论将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理解为结果的回避义务,即即使预见到有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如果采取了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履行了结果回避义务,就不成立过失犯罪。该理论背后是规范违反说与行为无价值论。然而新过失论并不否定责任阶段对过失的判断,而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段均对过失进行判断。这样就形成了客观过失与主观过失竞合的双重过失论。以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能够采取结果回避措施、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以此来对其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判断。在有责性阶段以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标准来判断其能否回避结果,行为人若能够回避结果则有责任,反之则没有责任。有学者总结为:“在违法中讨论客观的过失,在责任论中讨论主观的过失。”2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量的公害犯罪不断涌现,这其中不乏由于管理人员的监督不善所造成的情况。如果按照新过失论的话,很难追究这些监督管理人员的责任,于是又产生了新新过失论。这一理论只要求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可以认定过失犯罪,因此也称为“不安感说”、“危惧感说”。确立这一学说的典型案例是日本的“森永奶粉事件”。日本藤木教授针对此案例指出:“行为人对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有某种不安感时,这种不安感就是过失犯的结果预见可能性,行为人就要承担一定的避免结果发生义务。”藤木教授还说,“所谓在有可能预见的情况下其预见的对象,对发生的具体危害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必须的。行为人应该积极探知未知的危险,尽可能避免采取冒险行动。”3新新过失论与新过失论一样,仍以结果回避义务为中心。但是,鉴于公害犯罪危害结果的重大性,新新过失论对行为人的结果回避义务提出了更高的程度的要求,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不像新过失论那样要求行为人须对危害结果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虽然该说在日本也遭到了一些批评,认为新新过失论有扩大过失犯罪处罚范围的危险,并且危惧感、不安感这种行为人的内心状态也难以准确认定,但是,在重大公害领域,新新过失论在追究监督管理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是肯定这一说法的。“该说认为,认定注意义务前提的结果避免预见可能性,不一定是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对危险的发生只要有模糊的不安感、畏惧感就足够了。即使没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只要不消除畏惧感时,就能认定为过失。”4

二、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

监督过失理论一般只在重大的公害事故当中适用,如企业灾害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火灾事故、食品药品卫生事故等。当这些事故发生时,为了避免出现“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责任”这种不负责任情况的出现,我们运用监督过失理论来追究对直接行为者负有监督责任的监督者与管理者的刑事责任,这与刑事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是相同,旨在要求这些监督者与管理者谨慎履行监督义务,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然而根据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的观点,过失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要求其负有注意义务,并且有对具体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见能力。根据这样的法理,在监督过失的场合,因为监督管理者通常不是危害结果的直接造成者,仅是对造成危害结果的直接行为者负有相应的监督义务,很难认定监督管理者对具体结果的预见可能性。从监督者内心来考察,他们也是不希望发生危害结果的。所以,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与监督过失是不相容的。但是从事故发生的角度来考虑,正是由于监督者的失职而间接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不追究这些监督者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人们也是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的,不会由于监督过失扩大对过失犯的处罚范围而感到恐惧,日本的“森永奶粉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中国也不乏其例,比如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中对市公平交易局局长的追责,三鹿奶粉事件中对董事长的究责属此类。能够合理的说明这一现象的是新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

新新过失论只要求监督管理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不要求监督管理者对具体危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在具体事故中,直接行为者是危害结果的直接造成者,离事故最近,他们对事故的发生有某种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但监督者一般只是监督管理直接行为的行为,他们应该预见到的是被监督者的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不要求对具体危害结果的预见,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足够了。这与新新过失论是契合的。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廖正豪先生所说:“惟日本学者则自新过失犯理论更创为新的新过失犯理论(新新过失论),以扩大注意义务范围,此一学说,原为少数说,但于认定监督过失之成立时,如非采取危惧感说,则甚难有周妥之说明,是以肯定成立监督过失之判例,危惧感说遂成为多数说。此一现象,殊值吾人注意”。5当然,为了防止将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扩大化,以新新过失论为理论基础的监督过失也只限定在特定的事故领域,包括矿难事故、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等领域,不能无限扩大化,造成社会伤害。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35

【2】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35

【3】 转引自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9-30

【4】 韩玉胜、沈玉忠.监督过失论略[J].法学论坛,2007(1)

理论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CDIO 理论基础

CDIO模式是国外高等工科教育的一种创新模式。CDIO是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作为工程教育改革的创新工具,CDIO框架提供了面向学生的教育,即强调在构思-设计-实现-运行中现实世界的系统和产品过程中,来学习工程的理论和实践,其理论依据如下:

一、环境与系统理论

一般地说,环境即系统周围的这样一些对象的总和,它们的属性和变化将影响系统,同时系统的属性和变化亦将影响到它们,这种影响是通过输入和输出的作用实现的。豪尔(1962)在讨论现代设计的基本策略时指出:“我们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将被引进环境的系统,而是要揭示环境是如何制约它的。实质上,设计的成败由系统达到的适应性,即它与环境协调的程度来衡量。”按系统方式的要求,研究高职工程教育的种种问题,如高职空调工程技术技能的学习,均需从环境入手,采取由外(环境)而内(系统)的路线。CDIO 方法的第一准则就是把工程教育重新置入工程实践环境―――即产品、流程和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中去。查建中等人认为,构思-设计-实施- 操作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内容,而应当被视为获得这些内容的工具和环境。因此,CDIO作为工程教育的环境完全相符环境与系统理论。

二、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费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场上的营销生命,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CDIO则强调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行(Operate)现实世界的系统和产品过程中,来学习工程的理论和实践。构思-设计-实现-运行,这是一个完整的环节,也是工程活动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要求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工程人才都能精通这四个环节。在应用型人才系列中,应用型工程本科教育重在培养“能够把技术原理转化为工程设计、工艺流程、运行决策的人才”,而工程类高职高专教育则重在培养“能够运用治理技能或操作技能,把工程设计、规划、决策变换为物质形态或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对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的工程教育,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CDIO这一创新性的改革模式同样值得高职类工程教育借鉴。

三、知行合一理论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知”即认识认识,而且应注重“行”即实践,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知行合一理论应用于高等工程教育,便是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既要追求真理、善于学习,又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创造,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唐良奇,2009)。“知行合一”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在强调“知”(理论)的同时,也要强调“行”(实践)、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要着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谋划、方案制订,更要注重结合实际,强调实用,付诸实践,取得实效。CDIO理念在强调学生重视学习理论以强调构思与设计的同时,同时也强调学生的技术技能、实践能力与职业态度等,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四、价值链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个所谓“价值链”(Value Chain)概念,用以概括企业内部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过程。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配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集合体的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表达。” CDIO包含四个阶段事实上是与企业内部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过程“价值链”(Value Chain))是一致的。比如,价值链集合体中的“设计”涵盖了CDIO前两阶段即“构思”与“设计”,包括定义需求与技术,考虑战略与规章制度,开发概念、构架与商业案例以及描述将被实现的计划、草案和运算法则;价值链集合体中的“生产”过程对应于CDIO第三阶段中的“实现”,即把设计阶段的计划等转化成真正的产品,包括制造、编译、测试和验证;价值链集合体中关于“销售、配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则对应于CDIO的最后一个阶段“运行”,即使用实现的产品来达到想要的价值,包括维护、演进、服务等。

参考文献:

[1] Crawley , E. F. , Malmqvist, J . , ¨Ostlund , , S. , &Brodeur, D.R. , Rethink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 The CDIO Approach,Springer , New York , 2007

[2]Edward F. Crawley,查建中,Johan Malmqvist,Doris R.Brodeur.工程教育的环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4)

[3]唐良奇.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创新模式研究――以CDIO方式为例[D].硕士研究生论文,浙江大学,2009,(7)

[4]王沛民.工程教育基础[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5]查建中,何永灿.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理论基础范文第6篇

一、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发展阶段

（一）初始阶段（1980-1993）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市场分割、过度竞争、旅游资源重复性破坏性开发、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偏小、旅游品牌单薄、缺乏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差、旅游管理秩序混乱等。为此，各地区相继成立了一些旅游区域合作组织，如华东旅游协作区、环渤海湾旅游协作区、西北五省区旅游协作区、华南旅游协作区等。针对这一阶段的区域旅游协作实践，理论上的主要收获：一是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改革的思想。二是形成了创立区域联合发展机制的思路。对华东区域旅游联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华东区域旅游联合发展的机制改革建议。三是强调旅游业发展的关联性与全面性，提出了大旅游构想，指出了树立“大旅游”观念对于旅游业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益发展的重要性。

（二）发展阶段（1994-2002）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国内旅游需求空前高涨阶段。应对国内旅游热潮兴起，区域旅游合作有新的推进，出现了东北四城市区域旅游联合体、北部湾旅游协作组织、川滇藏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等合作共同体。这一阶段理论界重视区域旅游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理论突破：一是认为旅游区域协作要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的发展。利益是合作方形成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二是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政府主导、统一规划、交通先行、共同营销等区域旅游合作要注意的六大原则。三是王衍用在研究孟子故里开发时首先提出了旅游阴影区的理论，不同旅游地之间的资源价值、知名度、开发的先后次序不同，造成某一个或某一些旅游地处在另一个旅游地的阴影之下。还分析了旅游资源“减值效应”主要原因是项目的雷同。并针对阴影问题和减值效应，提出区域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营销的建议。

（三）提升阶段（2003年以来）

2003年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宣言》引领新一轮区域旅游合作，拉开了建设无障碍旅游区的帷幕。2004年可以称作是中国区域旅游合作年，江浙沪两省一市，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在力度、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突破。这一年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体遍及大江南北，东中西部，合作主体更加积极，合作层次更加深化，合作内容更加全面。主要研究进展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多学科角度对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进行了剖析，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存在很多错误的认识，也面临许多现实的困惑。二是对今后区域旅游合作的走向进行了展望。从实践角度看，未来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入，在空间形态上跨区域合作的特点鲜明；在产业结构上，跨行业合作日渐成型；在资源类型组合上，多样化合作特色突出；在经营体制上，融资渠道多元化、资本合作化道路逐步显化。三是对跨越行政区域旅游地的旅游竞争合作模式和机制进行了探讨。四是概括总结了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结构模式。此外，不少学者把区域旅游障碍与行政区划体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以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区域型旅游规划、跨政区旅游产品创新、打造无障碍旅游大市场等四项措施解决行政区之间的旅游合作问题。

二、区域旅游合作理论基础分析

区域旅游合作研究涉及多学科，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地理学、旅游学等，这些学科相关理论为区域旅游合作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

（一）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区域之间发生商品、资金、人口与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相互传递过程，这就是所谓空间相互作用。空间相互作用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区域之间通过互通有无，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增加了发展机会。二是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加剧了各方面的竞争态势，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导致新的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发生相互作用取决于四个基础条件：一是区域间存在差异性。区域之间在差异性的前提下，彼此之间存在各要素供求关系，通过供求关系寻求互补，发生相互之间的联系。互补性愈大，区域间发生经济联系的机会愈多。二是区域之间存在可达性。从通讯技术、交通的角度分析，可达性是区域之间各要素存在传输可能的先决条件。传输时间和空间距离越长，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成本就越大，可达性程度就越低；各要素的经济运输距离是不尽相同的，存在很大差别，经济运输距离越短，可达性越差，经济运输距离越长，可达性越好。可达性越好，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就越强。三是区域之间存在互信与友好程度。区域之间互信与友好程度越高，发生相互作用的机会越多。四是第三方干扰也是影响区域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只要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环境是和平的，不存在第三方干扰，区域间发生相互作用的机会就多。旅游业是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活动，区域之间能否发生相互作用，取决于差异性、可达性、互信与友好程度和第三方干扰。如果区域旅游合作不成功，旅游流受到阻碍，就可尝试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分析其中的原因。空间作用理论揭示成功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在机制。

（二）区域合作理论

由于各区域利益诉求存在差别，区域合作应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互补优势、相互协作，风险共担”等基本原则。区域合作存在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由于区域间行为主体通过经济利益上的关联，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以合作形式来满足各方需求，谋求发展的优势；二是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达到扩大优势和优势互补的目的，区域间开展合作来追求经济规模扩张与实力增长。通过合作，资源要素能够实现在区域之间无阻碍流动，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和协调能力。区域合作理论揭示了各区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通过互补优势、叠加优势和共享优势方式，把孤立的经济活动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1+1>2的效果。旅游流是区域之间最频繁、最重要的一种复合要素流，最需要通过合作以降低旅游流的空间成本，消除区域之间的旅游障碍。当然区域发展的主流依然是竞争，合作是竞争的高级艺术形态。“分”与“合”是相辅相成的，各区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也是合作的一种形式。

（三）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书中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是这样的，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的减少。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公共产品具有明显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部分旅游产品如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是全中国的共同遗产，具有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如果过度开发利用公共物品，就会导致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的产生。这些旅游公共产品的保护、开发、利用只能依靠政府完成，单靠旅游企业和市场是无法完成。还有一些旅游相关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卫生、购物环境、公共信息等，也需要政府出面提供。政府要努力推动旅游环境保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营销等事务发展，营造愉悦旅游体验环境，使辖区成为和谐、安全、诚信、友好的旅游目的地。

（四）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增长极理论，他提出了“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的著名论断。增长极理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增长极可通过自身发展或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联动来带动或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增长极是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发展思路和空间组织模式。旅游业具有带动性强、关联性强的优点。正因如此，很多地方政府常常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极加以重点发展和培育，对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甚至整体经济发展寄予厚望。有些地方旅游业的确担起经济发展大任，在一些旅游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兴起了一批新兴旅游城市和旅游城镇，带动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可以以新兴旅游城市、旅游城镇为核心，构筑区域旅游合作环、圈、带。增长极理论对于梳理区域之间旅游合作的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一个城市或城市集群组成核心区域，核心区域经济发达。边缘区域相对核心区域，经济较为落后，两者之间界限由核心与的关系来把握。核心与边缘之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不均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处于主导地位，边缘处于依赖地位。但核心区与边缘区地位不是一成不变，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边界会产生变化，两者之间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形成区域空间一体化。”核心-边缘理论诠释了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由发展不平衡变为相互关联平衡发展的深层原因，对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具有较好指导价值与解释意义。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总是客观存在的，资源条件好的形成核心区，其余形成边缘区。促进边缘区的发展应采取联动的策略，核心区和边缘区发生关联，促进两者关系的转型和变动，达到区域旅游共同发展的目标。两者之间应是资源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应以交通线路为纽带，通过区域旅游合作，最终达到两者均衡发展。

（六）博弈论

理论基础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无因管理；理论；基础

无因管理作为法定之债形成原因之一，在整个债法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强化对其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把握该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是加强无因管理制度构建和完善的途径之一。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所谓的无因管理就是指没有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者为他人提供便利的行为。根据该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内容即是在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的诉权体系，也就是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而本人负有偿还该项费用的债务。

一、无因管理制度的来源分析

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然后被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所认可和接受，其作为债形成的法定条件之一，在管理人和本人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平衡了日常事务中的两个相互冲突的准则，其一是个人的事物，他人不得随意的干涉；其二则是在共同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应该相互之间基于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正因为如此，从罗马法的规定后，各国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和角度的借鉴。

大陆法系国家都继承了该项制度，只是其规定上有所差异。按照原来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的划分，债主要分为契约、私犯以及准契约和准私犯四类。顾名思义，准契约就是与契约相似，但又不是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债。按照古罗马法的规定，该类债主要包括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海损等方面的规定。但是最初无因管理的范围非常之广泛，从法国法的规定可以窥出一般，它甚至融入了不当得利的内容，到德国民法典时期，才将无因管理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加以规定，以及后来的日本民法典，明确地将无因管理制度作为一项法定之债，确立了其在债法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二、无因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在民法体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因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有着众多的学说，笔者认为在诸多的学说之中，以下几种是构成该项制度的重要性促成因素，即可以最大限度又最为合理地解释该项制度构建的法律价值及其意义。

从其源头来考察，首先发展的是所谓的准契约理论，即同样作为债发生的原因之一，它与契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未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而基于一方的自愿行为或者是其它的法律事实，从而产生与缔结契约相同的法律效果。从后来学者的分析来看，这种准契约的范围是非常之广泛的，至少它将今天独立于其发展的不当得利制度包含在其中。毫无疑问，如果按照准契约的理论，我们将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混为一团，故而这种划分的方法已经为今天的学者和立法者所弃而不用。

其次是法定之债的理论。上文已经有所分析，无因管理能够引起债的发生，因此是一种法律事实。但是与一般的债发生的原因不同，该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当事人的约定，所以它不是法律行为，只能是事实行为。而这一点在各国的法律和学术理论的研究中都已经成为定论。无论从德国，瑞士还是日本等国家了来看，无因管理之债的效力都由法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该种说法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即法律虽然规定了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划分范围，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为何要规定该种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其缺陷之所在。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该理论仍然有探索的余地和必要。

再其次是利他主义理论，从目前的实际情形来看，该种理论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同意，所以其影响力也是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因为无因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来所以应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更为合适，民法上之所以规定了无因管理制度，是因为道德观促使了民法主体之间进行相互的帮助。通常我们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所以将一项道德上的义务划归为法律的范围内，似乎有所不妥，所以对该项制度理论基础反对者就是持这样的观点的，他们认为法律不应该将这种道德上的要求加以规定，否则就会混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得二者之间的范围更加的模糊不清。

最后是一种称之为不公平牺牲理论，被管理人作为利益的获得者应当偿还管理人付出的劳动，所以管理人因此而支出的所有劳动都可以要求本人加以偿还，而不问这种管理是否在实际上给被管理人带来了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该理论优点在于解释了为什么要返还管理人以必要的费用，但是缺点在于其所谓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被管理人给予利益的补偿。

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也无论其产生于何时，都对无因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而都应当认识到其积极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对理论渊源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概述，最终对该项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历史材料作为支撑。

参考文献：

[1]龙斯荣.《谈谈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载《法律适用》，1987第12期.

[2]丁雪峰.《无因管理损害赔偿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0期.

[3]张艳.《两大法系民事法律文化差异研究——以“无因管理”制度为视角》载《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赵佳瑞.《论侵权行为独立成编——兼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归属》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