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范文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庐山文化遗产主要分为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表达、民间科技、社会习俗、认识记录几个方面。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中又包括：遗址遗迹、建筑物、纪念性景观、地方土特产品、文献与遗物几方面，具体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下：庐山遗址遗迹中包括古人类生活遗址（如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遗址）、军事遗址、古战场（如庐山植物园内的日军轰炸弹坑）等。建筑物有宗教庙堂（如东林寺、罗汉寺、白龙坛、广佛寺、天王庙、太乙宫等一百多个）、佛塔（如舍利塔、天池塔、普超塔等十几个）、碑林（如白鹿洞碑刻等六处）、历史建筑小品（如琵琶亭、静观亭等几十处）、传统建筑（如匡庐诗社等）、桥梁（华封桥等十多处）、近现代建筑（如波黎公馆等十多处）等。纪念性景观包括洞穴（如莲花洞等十多处）、泉（如墨仙泉等十多处）、水井（如金井、修井炼丹井）、岩石（如刘仙石等）、潭池（如出木池等十多处）等。地方土特产品包括菜品饮食（如石鱼、云雾茶、石鸡、石耳）、手工艺品（如星子金星砚）等。文献与遗物包括古旧图书资料（《庐山志》等）、宗教典籍（《华严经》等）、书画（五百罗汉图、唐伯虎《庐山图》等）。

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

2.1庐山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2.1.1法律不健全。虽然200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说明了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法律高度。另外关于江西省下达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没有制定详细的符合当地现状和地方特点的措施，《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内也没有具体指出文化遗产的损坏惩罚及处理办法。

2.1.2管理体制混乱。从古至今，庐山在直属管辖范围方面一直比较混乱，近代以来，前前后后调整多达20次。“一山多治”的尴尬局面，把庐山从一个整体变得支离破碎，导致资源浪费，并且损害了人们对庐山的地理认知。

2.1.3人口压力问题。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和游客，给庐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且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薄弱，使得资源上的损耗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视。庐山周边区域的城市化发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边人口数量带来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人们生活用地比如农田菜地的开垦，工业上工厂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给庐山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

2.1.4旅游业的影响。旅游虽然在很多方面能为城市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但是旅游业对于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游客对于文物的直接破坏表现在：攀爬拍照、乱写乱涂鸦乱刻字、乱扔垃圾、折损植物等等方面；间接破坏表现在：汽车尾气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响。如2005年9月受台风影响，庐山出现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处景点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坏。对于自然界来说一些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风化现象、微生物的生长、温度的变化、风雨、湿度等等，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药。

2.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针对上面谈到的关于遗产保护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对策：

2.2.1普查文化遗产。关于庐山世界文化遗产普查，是由主管部门组织对庐山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一次全面的大调查运动。这样不仅能系统地认知，更可能深入发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遗产，甚至还能更加详细地获悉每个资源每件遗产的说明，统筹规划，查漏补缺。庐山遗产种类繁多，这样能使我们对它有一个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颁布了许多法令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立法体系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方面问题。首先国家层面上，我国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对落后，至今连一套完整的“国家文化遗产登录法”都没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层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针对庐山区，江西省也可颁布类似“江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对庐山风景区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保护。

2.2.3平衡各主体利益。文化遗产保护中利益相关群体很多，从政府各部门到当地居民、企业、个体经营户、游客等等，都是风景名胜区的利益关系者。各利益主体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他们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有的是关注旅游业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有的是关注自然风光，如何权衡各关系之间与文化遗产的利益关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2.2.4优化管理体制。庐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乱局面，必须统筹规划。从上级到下级系统的管理，从大局出发，摒弃私念，加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创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庐山风景区现状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体系，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2.5研究保护技术。不光是从立法和管理体制上说，我们还应加强技术层面上的保护措施。技术保护的话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多方位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技学科专业人才；其次要运用传统保护技术的同时开发新型现代的保护技术，比如在遗产保存方面互联网、3D立体模型、数字图像技术等等。

3结论

庐山有着悠久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世界文化景观”，以其特有的自然风光迅速成为了国内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如何在顺应时展的背景下，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努力保护文化遗产不受破坏，可持续发展利用庐山文化遗产资源，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经过对庐山的现状调查，分析出庐山在文化遗产保护下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解决和发展庐山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我相信，根据这些措施不仅能对庐山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帮助，还能给国内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公约》自颁布之日起一直保持稳定，尚没有颁布过修订版，相反，《操作指南》的修订工作却持续不断。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先后了25个版本的《操作指南》，提出过多种世界文化遗产类型及其相关概念。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经历了从《公约》规定的三种基本类型到《操作指南》提出的多种具体或特定类型的演变历程。

1．从“建筑群”到“城市建筑群”、“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演变“城市建筑群”（groupsofurbanbuildings）（有学者译为“市内建筑群”）的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操作指南》中，它是从《公约》“建筑群”基本类型中演变而来的。在2005年《操作指南》中，“城市建筑群”进一步演变为“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historictownsandtowncentres）。“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包括三类：第一，现已无人居住但保留了考古证据的城镇；第二，尚有人居住的历史城镇。评估这种城镇的真实性更加困难，保护政策也存在更多问题；第三，20世纪的新城镇。《操作指南》关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规定中提到了“历史中心”（historiccentres）和“历史地区”（historicareas）的概念，指的是包围在现代城市之中的古代城镇区域，它们是“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类型的具体形式。

2．从“遗址”到“文化景观”的演变“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s）类型是从《公约》规定的“遗址”基本类型演变而来，代表“人类与自然共同的杰作”。1992年1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1994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文化景观”首次出现在《操作指南》中，并延续至今。文化景观包括三类：第一，人类刻意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包括园林和公园景观）；第二，有机演进的景观。此类文化景观一般最初源于社会、经济、行政或宗教的需要，通过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和相适应而发展成目前的形式；第三，关联性文化景观。

3．从“文化景观”到“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的演变“遗产运河”（heritagecanals）是人类建造的水路，“遗产线路”（heritageroutes）是人类迁徙、流动与交往形成的路线［9］，二者都是从“文化景观”演变而来的遗产类型。1994年，文化遗产专家会议在西班牙召开，讨论了“线路”和文化路线（culturalitineraries）的概念。同年，《操作指南》在阐述文化景观时，指出：长距离线性区域是指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运输和沟通交流网络，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199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遗产运河”的专家会议报告。2005年，“遗产线路”和“遗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特定，正式写入《操作指南》。

4．“跨境遗产”、“系列遗产”类型的演变1972年《公约》规定的基本类型，一般是指位于一个缔约国境内或独立地理空间的遗产。1984年的《操作指南》规定：位于不同地理空间的一系列文化财产可以作为一项遗产申报，当文化财产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境内时，这些缔约国可以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系列遗产”（serialproperties）和“跨境遗产”（trans－boundaryproperties）作为世界遗产类型正式出现在《操作指南》中。“跨境遗产”是指位于几个接壤的缔约国境内的遗产，位于一个缔约国境内的现有世界遗产的扩展部分也可以申请成为跨境遗产。“系列遗产”是指包括几个相关组成部分、具有某一地域特征的同类遗产的集合或属于同一历史文化群体的遗产集合。数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机构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建议、宣言等，对乡土建筑遗产、历史园林、20世纪遗产、考古遗产、木结构遗产、水下遗产、工业遗产等文化遗产类型进行了阐述和规定。上述遗产类型虽然没有列入《操作指南》，但也同样反映了文化遗产分类逐步细化和具体化、文化遗产保护逐渐专门化和深化的趋势。

二、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

《公约》和《操作指南》呈现出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从三种基本类型到六种具体或特定类型（历史城镇与城镇中心、文化景观、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系列遗产、跨境遗产）的演变，反映了国际遗产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动向。1．更加关注大空间尺度、整体性的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演变历程表明，在大空间尺度内具有整体性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类型的提出，说明世界文化遗产的关注重点，从单体或连接的建筑群转向城镇或区域整体。《操作指南》关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具体规定中指出，只有当历史中心和历史区域包含大量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建筑，能够显示一个具有极高价值的城镇的典型特征时，才有资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若干孤立的和无关联的建筑，不应被列入。遗产线路是“线性的文化景观，或者是具有整体性的由若干组成部分构成的文化景观的综合体”。这一概念强调，遗产线路不等于各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线路整体的价值高于各组成元素之和，整体性是该类型遗产的重要特征。

“系列遗产”类型的出现，说明世界文化遗产更加关注属于同一群体或地域的同类遗产的整体性，在系列遗产中，每一处独立的单体遗产都不能代表该系列遗产的整体价值。“跨境遗产”把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境内的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鼓励不同的国家联合申报。在系列遗产和跨境遗产申报中，经常通过扩展项目的方式，实现遗产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保护。意大利“瓦拉迪那托的晚期巴洛克城镇”（LateBaroqueTownsoftheValdiNoto）遗产，包括8个晚期巴洛克城镇，200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该项目符合“系列提名”的要求，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及伦巴第‘圣山’”（SacriMontiofPiedmontandLom－bardy）遗产包括9座小教堂建筑群，分布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和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8个省。波兰的南部小波兰木制教堂（WoodenChur－chesofSouthernLittlePoland）遗产包括6座教堂，分布在波兰东南部6个城镇之中。2003年，两项遗产均作为系列项目申报，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肯定并双双入选。1987年，英国申报的“哈德恩城墙”（Hadri－an’sWall）遗产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5年，德国的“北日耳曼—雷蒂亚边界墙”（Up－perGerman－RaetianLimes）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把两者合并为一项跨境遗产：“古罗马帝国边境线”（FrontiersoftheRomanEmpire），2008年，位于苏格兰的“安东尼城墙”（AntonineWall）以扩展项目列入。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曾扩展到三大洲，通过跨境遗产及其扩展项目，古罗马帝国边境线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得以实现。1999年，印度的“大吉宁喜马拉雅铁路”（DarjeelingHimalayanRailway）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决定把“尼尔吉里山地铁路”（NilgiriMountainRailway）作为扩展项目列入，并重新命名该项遗产为“印度山地铁路”（MountainRailwaysofIndia），2008年，“喀尔喀—西姆拉铁路”（Kalka－ShimlaRailway）作为扩展项目列入。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属印度时期，印度共建成了5条类似的山间铁路，至此，其中的3条已经列入“印度山地铁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第四条也正在酝酿申请列入。2014年6月，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跨境遗产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公里，包括各类共33处遗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42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234464公顷。2．更加重视跨区域、跨群体交流形成的遗产1980年版《操作指南》中世界文化遗产评选标准第2条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或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从1996年开始，该条标准增加了“体现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内容。世界文化遗产趋向于更加注重跨区域、跨群体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遗产，“遗产运河”与“遗产线路”类型的提出，就体现出这种趋势。

遗产线路是建立在交流的理念之上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流和对话的精华与集中体现，构成遗产线路的各种有形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于跨区域的交流与多维对话。经济方面，运河通过货物、人员运输等途径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社会方面，运河促进了财富和社会、文化成果的再分配，促进了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遗产线路最初的目标或许是单一的，但其后来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管理以及宗教、价值观等不同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大吉宁喜马拉雅铁路”，连接了孟加拉的印度教文化和山区的佛教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乳香之路”（LandofFrankincense），是北非著名的乳香贸易线路，通过乳香贸易，从地中海、红海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得以加强。2002年，德国的“中上游莱茵河河谷”（UpperMiddleRhineValley）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狭窄河谷中发展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的典范，两千年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运输线路之一，它一直在促进着地中海和欧洲北部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2004年，日本“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SacredSitesandPilgrimageRoutesintheKiiMountainRange）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来自中国、朝鲜半岛的佛教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之间相互融合的见证。2005年，“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IncenseRoute－DesertCitiesintheNegev）申遗成功，“熏香之路”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的香料贸易路线，它促进了阿拉伯南部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带动了地区间文化的碰撞与交融。2014年，作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和“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申遗成功。3．更加关注遗产的活态性与动态性文化景观遗产反映了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及其居住地的演化。在传统生活方式与当今社会的密切交融中，文化景观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是历史演化的重要物证，自身又处于演变过程之中。文化景观处于不断进化与更新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承继性。1999年成为世界遗产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HortobgyNationalPark－thePuszta）文化景观，其最重要的价值是霍尔托巴吉草原自由放牧（无围墙）的传统土地利用形式，这种传统家畜牧养方式已经保持了2000多年［10］。201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TheCoffeeCulturalLandscapeofColombi－a），是当地农民为了克服高山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咖啡种植模式，这种独特的坡地和高山生产模式，持续生产着世界上著名的哥伦比亚优质咖啡，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其“是可持续的并且富有生产能力的”。上述两项文化景观遗产，不同于静态景观，它们是至今仍存在和延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有生命力的活态遗产，此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景观遗产往往既包括物质要素，还包括具有很强活态性的非物质要素，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作用。例如2009年申遗成功的我国五台山文化景观，丰富的宗教活动和仪式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宗教仪式与朝拜路线）影响了相关遗址、遗迹的分布，丰富和发展了遗产的环境特征。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五台山是伴随寺庙发展起来的山岳宗教传统文化的杰出见证，其文化传统至今依然生机勃勃。

关于“遗产线路”类型，《操作指南》指出，遗产线路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动态性文化景观，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是遗产线路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关于“遗产运河”类型，《操作指南》强调，运河的特征在于它动态的演变过程，运河的重要性体现在：运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运河曾经对自然景观造成了并将继续造成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如法国“米迪运河”（CanalduMi－di）、加拿大“里多运河”（RideauCanal）、英国“旁特塞斯特引水渠及运河”（PontcysyllteAqueductandCanal）、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7世纪同心圆型运河区”（Seventeenth－centurycanalringareaofAmsterdaminsidetheSingelgracht），虽然有的遗产原初功能已经改变，但大都至今仍在使用，是“活”着的遗产。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大运河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依然是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4．更加关注人类与自然互动融合形成的遗产1980年版《操作指南》中世界文化遗产评选标准第5条规定：“代表某一文化的传统人类聚落的突出范例。”1994年，该条评选标准添加了“土地利用”的内容，2002年，再次添加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海洋利用”的内容。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人类与自然互动融合形成的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文化景观遗产强调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通常反映人类持续利用土地的特定技术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特定的精神关系，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体现了“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第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指出：“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极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3］文化景观遗产反映了某种特定自然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其遗产价值主要反映在人地关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14］。近年来，文化景观类型世界遗产数量呈加速增长的态势，1998年，全球仅有12项文化景观世界遗产，200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项，2010年，为65项，2014年，文化景观世界遗产项目总数已经达到89项。越来越多的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明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产生的杰作。新西兰“汤加里罗国家公园”（TongariroNa－tionalPark）里有活火山、死活山和丰富的生态系统，1990年，该项目以自然遗产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3年，经过重新评估，人们发现地处国家公园中心的群山对毛利人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公园重新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87年，澳大利亚“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Uluru－KataTjutaNationalPark）因其壮观的地质构造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后来，人们发现，公园中的巨石及其周围环境对土著人具有神圣的意义，是当地人的信仰崇拜物。1994年，公园被重新认定为文化景观类型世界文化遗产。2004年，挪威的“维嘎群岛文化景观”（Vegayan———TheVegaArchipelago）成为世界遗产。1500年来，在靠近北极圈极地的恶劣环境下，当地海岛居民依靠捕鱼和加工鸭绒毛，创造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是海岛居民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独特景观。2012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格朗普雷景观”（LandscapeofGrandPré），是阿卡迪亚人和普兰特人农耕文明发展的见证，反映了北美大西洋沿海区域的欧洲定居者适应自然环境的历程。2013年，位于我国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中，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完美融合，是人类有效利用社会和环境资源进行土地管理的典范，从精神、生态和视觉上都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令人惊叹的和谐。通过相互依赖的“天人合一”系统，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体现了对自然、个人和社区的尊重。

三、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

近年来，国际上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日渐高涨，竞争日趋激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要提高申报成功率，就要采取恰当的申报策略。1．慎重选择申报类型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客观评价遗产自身价值，敏锐捕捉国际遗产界对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选择最恰当的申报类型，以提高申报成功率。五台山起初是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类型，但自然遗产部分的申请遭到否决，经过紧急磋商，我国决定临时调整申报类型，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最终申遗成功。我国遗产线路、遗产运河类型的世界遗产数量极少，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更加强调平衡性的背景下，此两类遗产的申报形势比较有利。茶马古道、蜀道等可以考虑以遗产线路类型申报，灵渠应该以遗产运河类型申报。在跨境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再加上遗产申报限额因素，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应该优先考虑联合沿线国家以跨境遗产类型申报。最近10年，文化景观类型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长很快，成为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宠儿”，但约80％分布在欧洲，亚洲地区数量较少，我国仅有4项。国人自古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景观遗产极为丰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潜力巨大，应该深入挖掘，积极申报。鼓浪屿、瘦西湖与盐商园林、普洱景迈山古茶园、芒康盐井古盐田、坎儿井等应该考虑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的遗产项目包括多个遗产个体，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区域，时间上跨越不同朝代，但属于同类遗产的集合或属于同一历史文化群体的遗产集合，应该按照系列遗产类型申报。在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分布在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陕西6个省8个市（县），江南水乡古镇项目分布在江苏、浙江省的10个市（县），中国白酒老作坊项目分布在山西、四川省的8个市（县），土司遗址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省的4个市（县），侗族村寨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的6个县，苗族村寨分布在贵州省的6个县，以上项目按照系列遗产类型来申报，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2．巧妙选择申报方式为了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同时受限于遗产申报数量，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尽量走“捆绑”申遗或联合申遗的道路，这种“捆绑”或联合，既可以基于空间相近性，也可以基于类型同一性。青城山和都江堰作为一个项目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都是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中国明清城墙、江南水乡古镇、中国白酒老作坊、辽代木构建筑、晋陕古民居、红山文化遗址、闽浙木拱廊桥、土司遗址、侗族村寨、古蜀文明遗址、藏羌碉楼与村寨、苗族村寨等都应该采取“捆绑”申遗的方式。在扩展项目不占申报名额的情况下，通过扩展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很好的申报方式。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2000年申遗时，仅包括明显陵、清东陵和清西陵，2003年和2004年，明十三陵、明孝陵和盛京三陵先后作为扩展项目申遗成功。沈阳故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苏州艺圃、耦园、沧浪亭、狮子林和退思园等均是作为扩展项目申遗成功的。今后，我国在申报包含众多遗产点的项目时，可以先选择典型性和代表性强、原真性和完整性完好的部分先行申报，申遗成功后，其他部分再以扩展项目的形式申报。例如江南水乡古镇项目包括甪直、周庄、千灯、锦溪、沙溪、同里、乌镇、西塘、南浔、新市等10个古镇，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对于过于商业化的古镇可以先放一放，待其保护管理状况达到世界遗产标准后，再以扩展项目列入。3．重点强调特定价值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系列遗产、跨境遗产等强调遗产的整体性，遗产线路强调遗产促进了不同地区和群体间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流，遗产运河强调遗产的动态性、活态性以及沟通功能，文化景观则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与融合及其动态演变过程。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应依据不同的遗产类型，深入挖掘、突出强调该种类型的特殊遗产价值。例如，灵渠以遗产运河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强调灵渠贯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山区越岭运河，是人类和自然环境互动，从而创造农耕文明河谷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而且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三坊七巷以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则要突出强调该项目包括大量古建筑（159座），基本保留了唐宋时代福州的城市格局和城镇特征，是“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坎儿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则要强调这种创始于汉代的水利灌溉工程，是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的居民适应环境、与大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独特文化景观，而且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界定

1．从私权特征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产权归属于个人或集体。

这类建筑古迹在法律上有清晰的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例如，城市建筑有城市用地使用权和城市房屋所有权凭证，乡村建筑有宅基地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凭证。但因为其最初多由私人建成，用于个人或集体的生产生活，故它们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在产权登记上有着显著差别。

2．从文化特征来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文物价值。

这类建筑古迹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其因在造型、工艺上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或居住过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或发生过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而具有文物价值。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建筑古迹虽然具有文物价值，但是否为文物，需要正当程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若认定为文物，其属于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之一种，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应该符合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2007年、2013年分别修订)保护的对象。

3．从立法文本来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属于事实上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

大多数学者认为，遗产与历史相关，是牟总前人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一些有关保护文物的国际公约中，一般把文物称作为“文化财产(Cultural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件中则直接使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特指具有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遗产。然是否为法定保护的文化遗产，需要经过普查、指定、登录为文化遗产的正当程序。

(二)法律政策学分析之理论与架构

对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博登海默强调指出，“政策要么本身是一种法律渊源，要么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不仅具有形式，而且还具有内容……其内容便是那些旨在实现某些价值规则的内容”。真正将“法律政策”和“法律政策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被欧美的法学家们广泛使用则始于上世纪末，其中，以美国政治学者和政策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国际法学家M•S•麦克道格尔为创始人及主要代表。所谓法律政策学，其实就是一种用政策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主要侧重政策对法律，包括立法、司法过程的影响)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也被称作政策法学派。它是有关下列内容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和技法:从法的角度对意思决定理论进行重构、并与现行的实定法体系相联系，设计出法律制度或者规则，由此控制当今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策略，或者就这些方法、策略向法律意思决定者提供建议。概言之，法律政策学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与策略。其基本原理从政策看法律，从法律看政策。其主要目的于探讨政策与法律二者之关系，究明二者相互间之互动、交互影响等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法律政策学不仅关心事实，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其分析范式主要是从权利与救济、制度与程序、政策与策略三个层次进行展开，它的价值背景，实际上触及两个问题:一是面对多元文化观念所必然会带来的价值冲突，二是由此引发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平衡。

二、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现实困境:保护理念与价值冲突

尽管我国《文物保护法》确认了属于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审视这些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其性质在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正经历着从“私有”转变为“全人类”，从“财产”发展到“文化财富”的发展变化，随着公共部门的介入，必然面临建筑文化保存与建筑物使用发展互为排斥，公共文化消费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等现实困境。换言之，如何实现既能够保护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所有权人合法权益，又能防止其和管理人的权利滥用，已经成为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理念

自上世纪末，文物古迹的保护才逐渐引起文化学者、建筑学家、法学学人的研究兴趣。于今，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各级文物部门的推动下，“申遗”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文化名市、文化名城的重要战略。通过“申遗”，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演化为一个个新兴的社会运动。文化遗产固然需要保护，但是，对于那些已经经过普查，还没有登录成为文物的私有文化建筑要不要保护，更是折射出人们对文化财产保护的人权和私权理念。前者则涉及到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群体的文化权;后者涉及到这些建筑文物财产权的归属和利用。可见，古迹保护方案总是包含了保存对象的选择、诠释、以及历史脉络指认等社会过程，而这些社会过程又常常与为何保存、如何保存、保存谁的历史、保存给谁看、以及谁来决定保存对象等课题息息相关。

1．人权保护理念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宣言》第27条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参与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生产的福利;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可见，尽管对什么是人权，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共识是:文化权利被视为国际人权保障的一部分。而文化权利具体又包括人民或民族对其文化遗产之一组权利。其中，我国大陆学者称之为“文化权”、“文物权”、“文物相关权”、“文化遗产的所有权”、“文化遗产的经营权”、“文化遗产的交易权”，而我国台湾学者则称之为“文化基本权”。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是人权重要的部分，文化资产之所以要加以保护，是因为其在文化认同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客体角色。而文化认同的过程，也就是人民接近并享受文化资产的过程，当然也是需要被保护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正是承载着特定民族或人群共同历史生活的记忆，而具有文化财产的属性。除了所有权人之外，一般的大众对其既享有观赏、亲近和消费，以丰富其文化生活的权利。这些在风土民情、传统礼俗、宗教礼拜等等背景下，所产生的文物、建筑本身也是文化财产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共同创造者。可见，文化权保护的对象，不只是文化资产本身，还包括接近它，享受它的权利。正因如此，文化权从人权宣言时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角度转向群体权利角度，“文化权”已经延伸为“文化遗产的权利”且日益受重视。例如，1954年海牙公约前言提到:“任何文化资产如遭受损失，就是全人类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1972年世界保护自然及文化遗产公约的前言里更清楚指出，文化遗产构成“人类世界遗产”(wordheritageofmankind)的一部份。在此前提下，作为文化财产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被保护，就显得当然而必要了。

2．私权保护理念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很重要的财产权，作为宪法所明订的基本权利之一，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然而，财产自由也有限度，例如，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也就是说，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由于所蕴含的重要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除了具有私有产权属性外，还被普遍认为具有公共属性，而成为全民享有的文化财产。为此，当国家在推动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事务，或其一旦被指定为文物之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应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之财产权进行限制。可以说，公共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法律的基础，随之而来的加强建筑立面控制、限制土地再开发、公益征收等等，均以此作为法理依据。换言之，虽然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属于私人财产，但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这是当代各国宪法中的普遍原则。例如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项规定:“所有权伴有义务，其行使应兼顾公共福利。”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不得侵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此外，宪法的这一原则在民法上也有充分体现，如现代民法所确立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总之，在被指定、登录为文物之前，基于其私权属性，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所有权人基于经济上利益而选择不自行保护;当其被指定为文物或文化遗产之后，因为公共利益，财产权应负有社会义务，其所有权人无自行任意修缮和任意处分该个古迹建筑之权利。

(二)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价值冲突

基于国家对公民财产权保障义务之宪法规定，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被征收或限制私有财产权之权益损失，国家自应对公民财产给予补偿。但是，对财产权的征收与补偿，保护与利用，必将带来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价值冲突。

1．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冲突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表征了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具有物理客体性质和审美客体性质，在外观上表现出符号形态、信息形态和权利形态。它通过符号形态来表现某种文化内涵，通过信息形态而成为一种法律上很重要的知识财产，通过权利形态显示财产所有权之归属。如今文化资产的保护已为世界共同提倡的文化策略，国际上出台了许多为各国所遵守的文化资产保存、宣言、决议、文件、规范。作为文化财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也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与资源，它不但属于今天，更属于永久的未来。因此，将它们真实、完整地延续留传下去，是我们现今的职责所在。但是除了自身的物质特性，要将其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介绍给大众认识的话，不能只以静态的方式保留下来，而应该对其加以再利用。然而，近年来，受“文化进化论”、“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歪曲理论，以经济为导向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一系列古建筑在利用中被破坏。可见，从静态的保护到动态的利用，必然存在着权利保护的过度弱化和商业的过度开发之间的矛盾，势必会破坏私有文化建筑的原真性，从而使之走向一个将文化传承与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开发割裂开来的误区。实际上，如果不重视保留真实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将其大量拆除后重建，或过度追求附着的土地价值和商业潜力，凭空改变功能，这不仅改变了它所存在的人文环境和当时真实自然的生活，也即破坏了历史真实性，而且丢掉了地方特色与文化传承，丧失了它所蕴含的文化遗产价值。可见，保护与利用之间到底谁优先，存在价值冲突。

2．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之人权与私权的价值冲突

党的十明确将“生态文明”作为六大工程之一，凸显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之重视。然对于自然资源之维护、环境保护、文化保存及社会福利的给付，凡此种种势必都与个人财产权保障有所冲突。单就文化保存来说，并非所有遗存的东西都受到保护，社会只是有选择性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因兼具有私人属性和公共产品性格，在保护与利用上也不例外，必然存在人权与私权谁优先的价值冲突。为此，各国政府必须在对其是“重点保护主义”、“选择保护主义”还是“不保护主义”上进行权衡。例如，日本在制定文化财保护法立法之初因为国家财力有限，而采取“重点保护主义”的立法原则，严格挑选最应被保护的对象，并在有形文化财中设有重要文化财及国宝，史迹名胜纪念物及特别史迹名胜纪念物二阶段的指定方式，限定特别需要重点保护的范围。而德国现代的古迹保护法并不是将值得保护的文化财转为国家所有，而是宣示民间所有权人的维护责任。在我国，根据2013年新文物法第25条、第56条、第66条相关规定，作为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的所有人，必须担负起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可见，无论是文化遗产保护较为发达的国家通过建立文化遗产的指定、登录等制度，还是我国对于属于私有财产的文化遗存的买卖与流转，文物管理部门进行适度干预等方式，均是缓解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人权和私权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在私权制度设计上，在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及限制时，也尽量使财产权的私益与公益平衡。

三、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法政策学构想

从法律政策上的需要兼顾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强化指定、登录为文物的程序正当性，明确立法政策取向，做好保护策略的选择。

(一)建立利益平衡机制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权损害补偿制度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私有化”产权的文化财产。在私权与公权的博弈中不可避免地因为其财产价值而导致所有权滥用，例如，强制拆迁、非法征收或纳入文物保护而排除所有权等等。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所有权受到损害必须得到补偿。通常，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权损害补偿可分为私有古迹之所有人因古迹被指定而致使丧失使用自由之补偿与私有古迹之征收之补偿两类。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7条、第31条、第36条分别规定，“私有古迹之管理、整修或复原需要巨额经费或有特殊情形时，各级政府得酌予补助或辅导”;“经该管主管机关登录之私有历史建筑物，得在百分之五十范围内减征地价税及房屋税”;“经指定为古迹之私有民宅、家庙、宗祠所定着之土地或古迹保存区内之私有土地，因古迹之指定或保存区之划定，致其原依法可建筑之基准容积受到限制部份，得等值移转至其他地区建筑使用或予以补偿”，这些立法值得我们大陆借鉴。除此之外，从私权保护政策，还要探索经指定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容积移转、发展付费、受限得偿”之利益平衡机制。

(二)建立确保程序正当性的文化遗产的普查、指定、登录制度

建立文化遗产的普查、指定、登录制度能让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程序合法，它对于保护建筑遗产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它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防止行政机关的随意拆迁和所有权人对历史文化建筑的破坏。为此，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探索公、私部门对私有建筑文物普查、指定与登录制度。

1.建立文化普查制度，明确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范围。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身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财产价值的利用观念的转变，传统民法的财产和财产权的种类和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物”或“权利”逐步为法律制度所确认。单就“物”而言，根据它的功能、性质与外观形态，可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私有物和公物，普通物和“文物”以及“文化遗产”等等。由此可见，兼有“物”、“文物”和“文化遗产”等多重法律属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理应受到物权法、文物法和文化遗产法等多重法律的保护。然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数量众多、价值不一，限于客观条件，不可能将其中所有纳入法律的特别保护，故首先要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存在状态进行普查，明确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范围。由于各国的文化遗产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对文物“重要性”标准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文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范围。对此，有必要需要根据其所表现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组织文物专家对其价值的“重要性意义”进行判断，只将那些具有文物价值或文化遗产性质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才纳入专门的法律保护。

2.在合理进行文化遗产分级的同时，完善文化遗产指定与登录程序。

其中，指定程序通常包括程序之开始、发见建物后之处理、现场勘查及审议、指定及公告、指定后的法律效果等程序。例如，日本国有关文化遗产指定的基本程序严谨、公开和透明，政府部门通过此指定制度，分别确立不同文化遗产类别中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而文化遗产的登录(注册)制度，是就那些尚未被国家和地方政府列入文化遗产的指定或选定名录，但又具有一定价值的文化遗产而言的。在某种意义上，登录是其获得特定保护法律身份的过程，是政府管理部门以公权力为依托，对某一建筑做出属于文物建筑或优秀历史建筑的意思表示，在登录过程中是否需要申请、许可、听证等均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三)完善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资金筹措机制

目前我国私产文物建筑保护所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有建筑文物修缮保护缺少资金投入机制。现阶段的文化政策，为因应国际化的冲击和顾及地区经济的支持，开始提倡文化产业化，希望一方面推广文化，一方面又能达到经济自足。为此，各国在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策略上体现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与使用方式有英国、美国、意大利、中国四种模式，其中，在英国，政府除了通过“文化、媒体与体育部”进行直接的专项经费投入外，还设有“遗产补助基金”、“国家遗产纪念基金”、“遗产彩券基金”等提供经费支持。而在美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除小部分来自政府外，大部分来自民间财团和个人的捐助。意大利则通过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成功运作和持续发展，筹集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至于中国，文化遗产以政府直接投入为主，其中政府法定的财政预算中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主要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而专项保护基金则针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在民间也有通过认养、出租、上市和公益信托等传统与现代筹资工具，让文化遗产“私有”化，但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为此，除了产权“私有化”管理之外，建议尽快修改和完善文化公益信托、慈善捐赠、赞助、税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解决私有文化建筑保护筹资难的问题。

(四)构建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文化、产业和权利法律体系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有赖于国家文化繁荣、产业振兴和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1.建立文化保护立法政策。

通过调查发现，开平碉楼的建筑主要包括民居建筑、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这些历史文化建筑的形成均受特定地理因素、社会历史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影响，其文化价值在于，一方面，它见证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艰辛创业的奋斗史，反映了侨居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近代农民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就某一具体建筑的特定建筑风格而言，其价值并不以建筑的风格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来衡量，而在于这些建筑背后的文化意义。事实上，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三个层次;中义的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狭义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行事及其信仰所构成……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形式，是人们洞察、联系以及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故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要有保护传统文化的观念，及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珍重被演化为相当数量的为公众所认同或宽容的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就是通过立法规制文化熏陶下的行为习惯，地方政府要尊重和保护群体的传统文化表达和文化权，促进文化多样性，鼓励传承、挖掘和弘扬侨乡文化，赋予侨乡文化美的内涵和特质，挖掘侨乡文化价值。

2.制定文化遗产业法。

文化、文物、文化遗产消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形成过程，在产业保护的法政策上需要处理好与技术创新、旅游开发、城市发展关系，最终需要通过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通过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来落实。例如，意大利、英国等国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产业、文化市场化成功结合。在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完全可以让开平碉楼等文化遗产借助于节庆活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互动相关产业进入市场，并通过专业高效的市场运作，开发出文化遗产的潜能，反过来让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为此，建议制定文化遗产业法等产业法律政策。一是要建立文化产品上市交易平台，促进文化遗产证券化;二是要制定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法》，《城市规划法》等政策与措施，处理保存与过度开发的矛盾，平衡文化遗产物质化形态的价值冲突。

3.完善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法律制度。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除了文化遗产本身以外，还需要专业的人和专业队伍。例如，传统文化的发掘者、传承者，文化遗产的发现者、保护者和修复者既是专业的人，也是一支专业的队伍，他们的权利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保障。为此，其一，要重视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所有权人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例如，日本在1950年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对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表演艺术家、工艺美术家等，经过认定后被称为“重要无形文化财持有人”，其中技艺高超者甚至被提高到了“人间国宝”的高度，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其二，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例如，意大利十分重视文物保护教育体制与培训体系，专门设有罗马修复中心、佛罗伦萨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部级教育培训基地。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遗产大普查活动开始，就注重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有意识地把大学、科研机构、建筑事务所、博物馆、图书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吸引和组织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库中，并让他们发挥各自特长，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三，重视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客体的管理。目前我国文物的物业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盲区”:从内容上分，如法定保护建筑(文物建筑)的整治修复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依靠;从类型上分，如老私房的管理无法可依等。因此，需要建议出台地方性规范，创新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认养、出租、上市和公益信托代管人制度，成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物业管理制度。

四、结语

从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高度，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的决定，要实现这一目标和提高文化软实力，需要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产权贸易、文化走出去的产品表现、文化大繁荣的产业支撑，而这些都最终离不开文化遗产本身。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既是祖先留给所有权人的珍贵财富，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既属于当代人，更属于后代人，对其加以保护既要程序合法，也要实体公正。从私权上，要对私有文化建筑财产所有权之归属、使用、限制及损失补偿等财产权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要通过指定、登录等正当程序将作为准文物或“文化遗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上升为文物和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如此再构建私有文化建筑保护的地方法律体系。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Thispapersetsforthinsomedetailthecontentsofaproposedsetofcoursesdealingwithworldcultures,andsuggestshowthesecoursesmightbeimplementedincommonbyuniversitiesaroundtheworldincooperationw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media.

Onemessagetobeemphasizedinthesecoursesisthatvariousgroupsofhumanshaveheld,andcontinuetohold,conflict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beliefs,thevalidityofnoneofwhichcanbeestablishedonabasiscompellinglypersuasivetoallinterestedparties.

Andevenscientificknowledge,whichiswidelypersuasive,evolves,remainseverincompletetoanindeterminatedegree,ischaracterizedbycompetinginterpretationsonitsfrontiers,andisinanyeventincapableofresolv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differences.

Thusfromaglobal,panhumanstandpointthereisaninconclusivenessandincompletenessofhuman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andthisistheonespiritualandintellectualsituationthatoverarchesallparticularbeliefs.

Thoseindividuals--including,importantly,politicalleaders--whoconsciouslygraspthiscommonalityofthehumancondition,should,onemaysuppose,beinafavoredpositiontothinkandact,notasculturallyseparatistextremists,butsimplyasearthlings,andtherebytoavoidthekindsofconflictsooftenproductiveofmutuallydestructiveactivityamongthepeoplesandnationsoftheworld.

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这些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世界上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亟待发展。笔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远瞩。考虑到目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笔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目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全球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这一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这些课程迁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概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1]。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OOD），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这就象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ISNOGOD.”)；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在，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灵论（THEANIMISTIC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在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见、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派人士，还是台湾的，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许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可以不断地认证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

然而，在科学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对于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bigbang”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

[page_break]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2]。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象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不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的行为科学（thebehavioral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因此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知觉。（“反应构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table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帮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能力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4]。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以条件，使这种计划不一定非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十六、十七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5]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至少必须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试想象一下，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运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一旦失去平衡，会导致全舟覆灭。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将能遨游逍遥于无限之中。

话要说回来，在各个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度中，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面临的会是一个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优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自尊。并且显然，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randomabsurdity）；凭借正确的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独立地试着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For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式统治。柏拉图式的统治者是极少数的个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态”：善（Good）。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统治以最佳的姿态实施公平。这样的公平通过保持三个不同阶层（统治者、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都承担着由哲学所联合起来的社会授予的任务。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extrasensoryprototypeformorallygood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6]。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并经常将这种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种族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的。

此外，艺术也可以提升、充实这种满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课程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艺术作品是人类的愿望、焦虑和满足等情感的反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通过思考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生命得到升华；与此同时，人们在更广泛的世界层面中寻求定位。比如说，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特定的服务的，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远胜于文字教义，它们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赏的桥梁。如常见于西欧哥特式大教堂（Gothic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绘玻璃，它们服务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会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学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见到美妙绝伦的彩砖装饰（colored-tileadornments）。这种彩砖以精美的字体写有《古兰经》的经文。但也绝非只有穆斯林才会沉醉其中。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塔造像的匠心独具。同样，并非只有佛教徒才会赞叹它们的美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始无终、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不可测的宇宙（ateleologicallyunfathomableuniverse），但这些纪念碑仍然象征着人类精神的胜利。

注释：

[1]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不太了解的读者可参见阿尔·戈尔著《平衡中的世界：生态与人类精神》（波士顿、纽约、伦敦，1992），特别是第1－163页[AlGore,EarthintheBalance:EcologyandtheHumanSpirit(Boston,NewYork,London,1992)

esp.pp.1-163]

[2]关于现代宇宙学与天文学的相关问题，读者可参见理查德·莫里斯的精彩论述《宇宙问题：星系光环、暗物质和时间的终结》（纽约，1993）[RichardMorris,CosmicQuestions:GalacticHalos,ColdDarkMatterandtheEndofTime(NewYork,1993)]

[3]见伯纳德·伯尔森和加里·A·斯达纳著《人类行为：科学发现的目录》（纽约、芝加哥，柏林格姆，1964），第284页[BernardBerelsonandGaryA.Steiner,HumanBehavior:AnInventoryofScientificFindings(NewYork,Chicago,Burlingame,1964),p.284]

[4]这些观点的比较评论，见斯蒂芬·F·巴克尔著《逻辑学原理》（纽约，1965），第295－304页[StephenF.Barker,TheElementsofLogic(NewYork,1965),pp.295-304]

[5]我们从芭芭拉·沃德的书《太空船地球》（纽约，1966）中借用了这个短语。该书赞同“珍爱世界家园”（patriotismfortheworld）等概念，很有说服力。[BarbaraWard,SpaceshipEarth(NewYork,1966)]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回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与发展，可以看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已经从重前期申报、重保护向重后期运作管理、重合理利用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变迁、人们意识深入，以及所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大，21世纪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极大的延伸，不断同生态及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全覆盖、城市和谐发展、公众参与等社会发展课题相互渗透，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趋势。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被认定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如何使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振兴的动力，将成为许多国家关心的问题，并引发各界对于该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我国当前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尚处于不断的摸索中，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分析这些保护管理模式在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使用条件和适用方式，将对中国现阶段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不异不同不弃

在当今这个产品同质化、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理念已经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奏效了。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有效手段。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提升企业软实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本质上讲，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包含或展示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以理念、行为、视觉等因素为表现形式的，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个性或独特性所构成的体系。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因时空、所属行业、企业自身条件等而异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企业文化，应当遵循不异、不同、不弃三大基本原则。

一、不异

“不异”是指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亚文化必须建立在时代文化、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同业文化、自我文化等的基础上，并吸收其优秀基因作为自身建设的依托。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即共性。任何一个企业做企业文化应首先做到“不异”。因为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首先有赖于社会各界相关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而公众认可、接受的底线正是这种“不异”。企业坚持不异原则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时代文化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企业在做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对时代的客观反映和真实体现。时代文化是企业文化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对企业文化有着根本的影响。很难想象在落后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才能产生的企业文化。同样，也只有正确反映时代的企业文化，才能正确地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引导企业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2.世界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从优秀的世界文化中吸取营养，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首先，在知识化、信息化引领的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无法脱离世界而单独存在，任何企业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其次，企业文化和世界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一个志在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必须和世界文化保持紧密联系，暂时没有直接和世界经济接轨的企业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此外，由于除意识形态以外，相同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同构性，因此，与世界同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3.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交往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土壤，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民族文化在企业内的综合反映。一个优秀的企业在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时，总是十分注重充分利用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正因为如此，同属优秀企业，东方的优秀企业总是与西方的优秀企业因民族文化特性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4.同业文化

不同行业在各自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行业文化。例如，生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一般围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保证安全等方面展开。服务型企业则一般围绕服务质量、服务类型、服务技能等方面展开。企业从属于不同的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本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文化，在同业文化的基础上创意、策划自己的企业文化。

5.自我文化

由于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企业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以企业理念、行为、视觉等为表现形式的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原有的自我文化背景，充分考虑企业的现状和发展战略，使自己的文化具备独特性、先进性、可操作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是卓有成效、经久不衰的。二、不同

“不同”是指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独特性，使本企业的文化区别于其他企业。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差异和特色，即个性。“不同”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或核心，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聚焦点。首先，当今时代物质产品已经相对丰富，注意力资源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稀缺。如何“先形夺人”，捕捉消费者的注意力，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其次，在产品同质化以后，产品间的“模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差异就成为企业追求的新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科学的、全局性的企业文化个性难以模仿、难以在短时期内跟进或超越。最后，就企业内部来说，有先进个性的企业文化容易使企业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进而增强凝聚力，为企业提高效益提供内在的动力。从CIS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建设的“不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理念识别系统

理念识别系统的“不同”指的是企业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等观念上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是企业形象脱颖而出、迅速传播的关键，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企业性质的识别和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企业理念识别系统要突显企业的个性必须考虑到时代的背景、企业的历史、员工的现实状态与未来发展、产品在同行中的位置与未来变化、决策人风格、公共关系特点和企业战略等种种因素，并赋予其表述、阐释的特色和个性。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认为：“经营就是创造”。他把企业经营活动看成是一种以独特观念为核心的类似于艺术创造的活动。

2.企业行为识别系统

企业行为识别系统“不同”是指企业的行为过程、结果与众不同,富有特性或个性。具体表现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产品开发制度、生产与销售制度、公共关系制度及其员工在践行这些制度中的行为表现等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尤其是同类型企业的向上的差异。行为识别系统的不同,可以让公众从企业员工的行为方面去感知企业的个性和特色,使公众更好地认知企业,强化公众对企业的良好印象和信赖感。

3.企业视觉识别系统

视觉识别系统不同是一个企业内在素质的综合外在反映，是企业个性在视觉等方面的体现，是刺激公众注意或公众识别企业的直接媒介。主要包括企业的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以及在企业产品、环境等一切可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场景或物品上的规范化应用。视觉元素在企业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体现不同，在设计企业文化的视觉元素时必须做到与众不同，各类作品都应力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诱惑力。

三、不弃

“不弃”是指企业文化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和时间维度上的坚持性，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内在要素的一致性和发展过程的恒久性。企业文化的各种要素在企业的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中应力求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1.企业文化应具有时间维度上的坚持性与恒久性

首先，企业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员工的行为过程中应当具有持续性。企业文化一旦确立，在得到企业员工的理解后，其精髓就应当相对地稳定下来，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并不断地传承下去。其次，建设企业文化应注意不能因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改变而改变。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不能在某届经营者任期内随意更改，而且不同届次的经营管理者之间也必须保持连续性和继承性。后届应努力从往届那里传承企业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最后，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与企业共生共长的过程，因此，企业应当对自身文化有锲而不舍的追求，应当把企业文化看做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与时俱进地对它进行维护、保养和改造，使之永葆青春活力。

2.企业文化具有空间维度上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首先要求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生产、销售、售后等各环节都得到体现，而不能有所偏废。其次，“不弃”还要求企业文化的各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企业的理念识别系统应当决定行为和视觉识别系统，而行为和视觉识别系统则应准确和深刻地反映企业的理念识别系统。最后，“不弃”要求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参与。只有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文化建设真正重视起来，并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企业的全体员工在行动上积极参与、认真配合，有步骤地自觉实施，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全面系统地展开。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为雪山环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水源补给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部分地区有地下水补给，形成了大量的沼泽草地和湖泊。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2600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部，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清政府特赐水草肥美之地给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开都河流域定居。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政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新疆三大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部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疆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新疆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新疆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新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独立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独立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新疆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佩芝.论三清山申报世界遗产的优势[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5）.

[2]乔丽芳，张文杰，张毅川.潞王陵世界文化遗产申报SWOT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

[3]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概况[EB/OL]./travel_guide/076/009862100.html,2005-10-30.

[4]丁志敏，王中锋.基于世界遗产的两个原则思考庐山规划管理问题[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5]张波，景然.东归英雄的绿梦天堂[J].传承，2008，（4）.

摘要：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进行了SWOT分析,为促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依据。采用SWOT方法分析了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旅游保护与开发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并以此为依据指导申遗的保护与开发。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申遗潜力巨大,具有诸多优势,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但是也需要克服自身的不足。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袁开榜1984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1987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学会，1988年领导创办了重庆电子工程学院，1989年领导创建了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2001年参与创办了重庆正大软件学院。这些研究机构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推动，也正是袁开榜的不懈追求，才成就了他学术研究上无数辉煌的篇章。

数十年来，袁开榜不仅刻苦钻研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还力求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以及世界领先水平的学术知识对外传播，希望能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培养后继的人才，注入新鲜的血液，增添蓬勃的活力。

袁开榜讲授过无线电发送设备、工业电子学、模拟计算机、计算机基础、数字逻辑、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机接口及应用共计8门专业课程。编写过《无线电发送设备》、《工业电子学》、《电子模拟机》、《模数与数模转换装置》等7种教学讲义。正式编写出版过《计算机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跟我学电脑基础》等书籍。先后发表过40余篇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多篇被国内大型文献转载。其中，《办好面向21世纪的计算机本科教育》获1998年度亚太华文教学成果金奖，《计算机教育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获世界学术贡献奖论文金奖及国际优秀论文奖。其经过潜心研究所撰写的《中国计算机教材的现状及展望》一文先后被编入《中华功勋人物论坛文库》、《中华知名人物理论创新宝库》、《中国精神文明系列丛书论文卷》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9月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上，《中国计算机教材的现状及展望》一文被优先评为建党90周年大型理论成果征文特等奖，并全文入编大型文献《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一书之1071页。

为了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袁开榜于1988年领导创办了重庆电子工程教学中心，2000年更名为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如今该学院已经成为重庆市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达1万余人。袁开榜在2001年又参与领导创办了重庆正大软件专修学院，2003年初，经验收后升格为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在校学生约5000余人。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世界文化运动；世界社；李石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晚号扩武，河北高阳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

一、李石曾“世界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

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人蒙达顿尔农校学习。1906年毕业后，入巴斯德学院学习生物化学，结识了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他经常向李石曾宣讲克鲁泡特金所著的《互助论》以及陆漠克的生物互助并存理论，“先生闻而乐之”，李石曾深受其影响。《互助论》的核心内容是宣扬“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主张以“互助自由联合”的方式，建立一个所谓“以共产主义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李石曾据此并结合儒家的大同思想，勾画出了未来美好的世界：“无尊卑之辨，无贵贱之殊，无贫富之分，无强弱之别，无知愚之论，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无利害，营营而作，熙熙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游，是非大同世界乎!”李石曾认为世界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实现其理想大同世界的方法，他认为：“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国为单位，为国际间之交涉而已。在一方面，吾人不失为家庭或民族或国家之一分子；而它方面，则又将不为此等种种关系所囿域，与一切人类各立于世界一份子之地位，要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世界社就是李石曾推行世界文化运动的实验场。1906年，李石曾与张人杰、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发起成立了“世界社”。1941年，他在给杨家骆的信中说：“我组织世界社一欲其成为立体与动作的百科全书一因而无事不举，由出版而至于学术教育；由理论而至于应用经济；由戏曲的舞台而至政治社会的舞台，无所不为”，“故世界社有改进世界之希望并非过奢。换言之，世界社者世界之试验所，而世界社哲学亦世界哲学之试验所”。世界社的奋斗目标是使“人人知世界、爱世界、行世界、成世界，亦可谓为人与世界成为一体，此乃世界社哲学或世界哲学最大之目的!”《世界社简章》的宗旨是“传布正当之人道，介绍真理之科学。”李石曾后来所进行的世界文化运动都是围绕世界社的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四项事业来进行的，力求达到“发扬学术”、“普及文化”、“改进社会”的理想。世界社的宗旨和理想构架是李石曾一生所追求的总纲。

二、“世界文化运动”的实践及评价

(一)新闻出版事业方面

为使“人人知世界、爱世界、行世界、成世界”，李石曾在新闻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06年，李石曾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创办了世界社。编辑出版了《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等，翻译发行了《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尤其《世界》画报的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分“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进化之略迹”和“世界记念之历史”等五个栏目，颇得时人的青睐。在《新世纪》周报上，李石曾用“真”或“真民”为署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鼓吹互助进化，希望恢复人类博爱之心，破除亲疏、利害成见，实现其理想大同世界，在留欧学生中影响很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石曾一面参与“自由世界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及“集体国际”等组织，一面与一美国人合作，创办了《自由世界》月刊，分为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李石曾为其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在纽约自由世界协会发行了《自由世界论文集》。为把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信息传达到国内，鼓舞士气，增强抗战信心，并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暴行，李石曾个人出资，在法国巴黎的商业中心(BoulvardHaussman)一号大厦，筹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外通讯社――世界新闻学社，使中华民族能在生死存亡时刻直接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暴行、呼吁国际给予援助，成功地支持了抗战。1939年，由他筹划创建的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日内瓦成立，对外开放阅览，该图书馆以李石曾家藏图书珍本为基础，并得到各方捐献，既宣扬了祖国文化，又便利西方学者的研究，贡献极大。1941年12月，李石曾、张静江在美国召开第一届“世界国际社会”大会，倡导世界文化运动，美国、法国及南美各国的代表都参加了大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也出席了大会。1942年，李石曾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世界学典引言》(Introduction t0 World Encyclopedia)，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1945年，他组织人编写了英文版“先秦思想”学典，刊行先秦诸子丛书。同年，为编纂“美术”学典，杨家骆发现了与云岗、龙门石窟鼎足而立的大足石刻区，李石曾立即让杨家骆组织专家考察团前往考察，其结果轰动了整个史学界和艺术界，为大足石刻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奠基铺路。李石曾在亚、欧、美三洲建立了“中国学典馆”、“法国学典馆”和“美国学典馆”，还计划筹设“世界学典合作社”，组织人员编纂“犹太学典”、“黑人学典”、“美国学典”、“法国学典”，但后来没有成功。他还与朝鲜同人合作，建立起“世界学院朝鲜学典馆”，馆址设在上海愚园路749弄51号，理事长为李石曾，准备待朝鲜独立后，迁到朝鲜去。由于经费和人员所限，李石曾组织人编纂的已经完稿的约100种2亿余字的百科全书，绝大多数未能出版。1946年1月，李石曾出任世界书局总经理。他组织人员精选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影印了《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诸子集成》、《元曲选》，历代古人诗词专集等，使卷帙浩繁的线装书，变成平装普及本，既便于阅读和携带，售价又低。颇受读者欢迎。在李石曾的领导下，世界书局共出书5000余种，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成三足鼎立之势。

(二)科学文化研究方面

在推进科学文化研究方面，李石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学院，人地学院，戏曲学院等，推广“远东生物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并且为大同乐会提供了大量的赞助。1920年，为振兴民族音乐，培养民族音乐人材，郑觐文在原上海琴瑟乐社基础上发起成立“大同乐会”，会址设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004号郑宅，1922年迁入嵩山路36号，其宗旨是“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故定名为“大同乐会”，被李石曾、蔡元培等视为推动世界文化运动的得力助手，故从资金和舆论上给与大力支持。大同乐会设有研究、编辑、制造和干事等部门，

着重发掘、整理、推广民族音乐，如柳尧章由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的合奏曲《春江花月夜》至今盛演不衰。

李石曾在科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创立和领导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该院于1929年正式成立，李石曾任院长。国立北平研究院是李石曾“一生精力最多，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到1936年，该院设有物理、化学、生理、动物、植物、地质、镭学、药物、史学等9个研究所，拥有严济慈、李四光、竺可祯、王大珩、李膦玉等一大批科学家。

(三)教育方面

李石曾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围绕介绍留学和设立学校两方面进行，他对介绍留学用功甚巨，把此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我是不从事政治生涯的，政治上无论如何腐败，我可忍下。若有人破坏我留学事业，反对我教育运动，充其量我可以牺牲一己之性命以办事。”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送80多人赴法俭学；1915年，他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增进劳动者的知识”为宗旨；1916年和1917年，他在巴黎和国内分别主持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该会很快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从介绍学生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到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其负责，该会目的约有四端：“一日扩张国民教育，二日输入世界文明，三日阐扬儒先哲理，四日发达国民经济。”在华法教育会倡导和组织下，大批学生陆续抵达法国。从1919年3月至1920年间，来自全国18省的20多批青年先后赴法，共约1700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出国留学的含义，无论在留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革命史以及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物价高涨，法郎贬值，失业率不断升高，勤工俭学运动遇到重大挫折，学生们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很多人无法继续勤工俭学。李石曾又于192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法大学，并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学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学。从1921年到1951年的30年间，到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73名，有四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他们后来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量。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师资匮乏、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里昂中法大学所采取的这种移校于境外、借鸡下蛋的办学形式，不失为中国留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创举。里昂中法大学在促进法国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加深了法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法两国的科学、教育方面的交流。

(四)社会事业方面

李石曾主持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业活动，如银行、工厂、农场、疗养院和博物院等。1909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中国豆腐公司，生产出豆浆、豆腐和另外几种豆制品，受到了惯于喝牛奶的巴黎人的欢迎，并获得巴黎万国食品博览会荣誉奖。这既是中国豆腐制品技术传往国外的开端，同时也是他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他组织豆腐公司的工人业余求学。1912年，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以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的“进德会”，会员要信守“不食肉、不饮酒、不嫖妓、不纳妾、不、不做官”的会规。1929年，李石曾被推举为中国农工银行的董事长后，在就职典礼上他说：“本人之意见以为欲谋生产力之发达须放大眼光，促进世界农工事业之进展，始符大同主义。则吾人将来希望，期将中国农工银行改为世界农工银行，吾人之努力，方为有价值有意义。”他还积极主张选择天然优美的环境，创办新型学校，以陶冶师生的思想、情操和品德。1923年10月他在北平西郊温泉环谷园设立温泉天然疗养院及温泉初级中学及温泉小学；1918年在西山碧云寺设天然疗养院；他还主持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学第一、第二、第三农林试验场。

在如何对待世界文化、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上，他从文化互助的理论出发，主张“吾能尽撷其精华，兼容而并收之，则所以供滋养助发育者，愈丰且厚。吾惟其精华之是择，精华愈富而愈适于用者，愈视为可亲而有利，初不问其为何国也”，“此吾人所望于中华教育之进步，能兼采世界各国之所长，融为一炉而陶铸之。”李石曾曾多次强调，中国的文化是组成世界文化的一份子，有世界文化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爱护和保存中国的文化就是保护世界文化。他对故宫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即是一例。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后，清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李石曾考虑到清宫藏有大量珍贵文物，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就会流失，所以他主动请求负责办理清宫善后事宜，任善后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12月10日，李石曾召开善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点查宫物件规则十八条》。经过努力，使“故宫文物、图书数十万件，由于先生之毅然负责，得以公开展览且能保存至今日，未有散失，……使中华文物，得传之于世，并公开于民众，其功绩诚不可没，为千秋万事之事功也。”李石曾不仅为保存故宫文物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为宣扬故宫文化不懈努力，他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年一个活的故宫”1925年lO月10日，他主持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并在乾清宫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李石曾“先生且亲书‘故宫博物院’大门额匾”，故宫博物院从此开始对外开放，不仅对中国人民开放，而且对世界开放。”

三、结语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袁开榜，1934年出生，贵州遵义市人。重庆大学毕业，连续四届当选为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长（1989年、1996年、2002年、2007年），2011年12月4日在福州第五届一次全体理事会上被聘为荣誉理事长。连续四届担任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长（1984年、1987年、1993年、1997年），2004年2月改选，被聘为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第五届理事会资深理事长。1987年担任首届重庆计算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又连续三届担任重庆计算机学会理事长（1990年、1997年、2003年），2010年改选时被聘为重庆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此外，1989年当选为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1990年和1994年连续两届担任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兼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1992年7月当选为西南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还担任多个全国一级学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五、六、七共三届理事（1992年、1996年、2000年），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第五届理事（2000年），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1998年），中国国际名人协会理事（2000年），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2001年），决策者杂志社荣誉理事（2009），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2004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05），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2005），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2005），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委员会主任（2005），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05），香港国际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2006），被香港皇室文化研究会授予爵位（2006），中国国际专业人才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07）。

主要经历：196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留校任教，历任计算机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院学术委员、校计算机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计算机等级考试委员会委员、重庆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重庆正大软件专修学院院长。现任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主讲过8门专业课程。主持全国性学术60多次，任主席。主持鉴定项目110余个，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担任11个教材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或编委，担任中国国际出版社6家大型出版社的顾问编委或科技顾问，《计算机教育》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特约编委，《2020年的中国》顾问。连续7届2006（厦门）、2007（武汉）、2008（开封）、2009（南宁）、2010（合肥）、2011（新加坡）、2012（澳大利亚）担任“新科技与计算机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总主席，以主任身份连续主持2005（北海）、2006（青岛）、2007（北京）、2008（北京）、2009（北京）、2010（十偃）、2011（武汉）、2012（长沙）共八届“全国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大会”，提出并在全国推动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术资格认证项目。

主要业绩：1980年开始涉及社会团体工作，1984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1987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学会，1988年领导创办了重庆电子工程学院，1989年领导创建了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2001年参与创办了重庆正大软件学院。编写过7种教学讲义，正版出版《计算机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跟我学电脑基础》三部著作。主审《微机实用指南》、《计算机华夏码》、《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系统与接口》5种教材。此外，还给《影视动画设计实务》、《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大学计算机基础上机实验指导与习题》3本教材写了序。推荐出版两本教材：《如何防止计算机犯罪——管理者指南》、《计算机科学技术方法论》。主编学术会议论文集23种共27册。写有学术论文40余篇，有的还被《现代教育文集》、《世界学术文库》、《中华新论》、《中国优秀领导管理艺术宝典》、《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现代教学论坛》、《中国世纪英才论著精粹》、《共和国60年重大获奖理论成果汇编》、《共和国前沿创新理论成果文选》、《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等巨型文献分别收录，不少论文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论文金奖、国际优秀论文奖、亚太华文教学成果奖、共和国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建党九十周年大型理论成果征文特等奖，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型文献征文中荣获优秀论文特等奖。因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学会先进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首届东方名人成就奖、重庆大学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奖等多项。并取得“改革先锋（2005）”、“2006年度十大新锐人物”等荣誉称号。其传略被《中华科技精英》、《中华成功者》、《中国教育家》、《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共和国建设功勋》等100余种大型词书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