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5:06:45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translation和free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and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1]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translation/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Baker,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linguistics
2.(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cultural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Schleiermacher的原语是：Thetranslatoracaneitherleavethewrit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readertohim,orhecanleavetheread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writertohim.(Schleiermacher,1838:47,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Bringthereadertotheoriginaltext’wouldcorrespondtorequiringhimto
processthetranslationincontextoftheoriginal;‘[Thetranslator]thustriesto
transport[thereader]toitslocation,which,inallreality,isforeigntohim.’
(Schleiermacher,1838:219,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2]黑体系作者所加。
[3]在MonaBaker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Iffreetranslationisnotbadtranslation)
2.(Iffreetranslationisnotranslation)
[4]不过，Gentzler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ition,MultilingualMattersLtd.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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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萨丕尔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在人类学中，文化指的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受全体成员制约的全部生活方式，很明显，按照文化的这种概念来看，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联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交际一词在英语里是communication，含义比较复杂，其基本的含义是“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交际活动的本质就是把单个人联络在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人是社会的动物，单个人必须通过交际活动同他人结成某种关系，构成社会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里我们把交际定义为：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这里指人与人之间，不指组织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文化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交际不等于沟通。发出信息，对方懂了，这是交际，也是沟通；发出信息，对方莫名其妙，这不是沟通，只是交际——不产生效果或产生反效果的交际。在不同民族之间，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的外语知识掌握得不够，或交际者不了解异族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背景不同，经常会在交际中出现语言运用上的失误，造成交际的失败或交际冲突。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包括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本文指前者）的交际活动。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所谓语用预设，主要是说话人主观上的一种预设，指语言交际活动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基南（EdwardL.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的言语要得到理解则要求先满足某些文化方面的条件或情景。因此，这些条件也就自然地被称作该句子的预设。如果它们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所说的话语不是无法理解，就是不按原意来理解的。”这些条件比如：
（1）参与者的地位及其关系种类。
（2）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及其辈分关系。
（3）参与者和句子中所提及的个体之间的地位、亲属、年龄、性别、辈分的关系。
预设也可看作是话语跟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说出一句话就其语境来说是合适的。如法语的“你真讨厌”预设“听话人是动物、孩子、社会地位比说话人低或者跟说话人关系很密切。”
总之，语用预设涉及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三个方面。因此预设关系不能单靠语义分析，必须联系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话的含义。
语用预设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合适性与共知性（何自然，1988：111）。
第一，合适性。所谓合适性是指预设要跟语境紧密结合，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如：
（1）请把那扇门关上。
（2）儿子，把房间打扫一下。
要实现以上请求就必然要求例（1）预设那扇门是开着的，例（2）预设房间是脏的，母亲知道儿子有打扫房间的能力等。如果说（1）时门是关着的，那么发话人就不可能发出上述言语行为。同样，如果要求打扫的房间刚刚打扫过很干净，或者儿子的年纪还小，尚无打扫的能力，那么说（2）就毫无意义。
第二，共知性。语用预设必须是交谈双方所共知的。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预设明确，则说话人说出来的话，受话人可以根据语境和预设做出不同反应。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位中国教师给日本学生讲完“龟兔赛跑”的故事后，让学生谈谈感想，一个女学生说：“我是多么愿意做一个大乌龟呀！”让老师听后哭笑不得。产生这种交际失误的原因是共知预设不同。这位日本学生语句表达本身没有问题，这当中主要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日本，乌龟都是耐力、长寿的象征意义，所以日本学生会说出“愿意做一个大乌龟”（意即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学习）的话。中国教师听后所以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是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来理解日本学生这句话的。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角度来看，乌龟在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另有象征意义，用来暗指妻子有情夫的男子。这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员在交际中，由于语用共知预设不同所造成的交际障碍，这种语用失误在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往中随时随处可见。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语言环境、交际背景都属于语用预设的广义范畴，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沟通时，不能忽视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还会引起交际上的失误。
【论文关键词】交际；语用预设；共知性
【论文摘要】本文从语用预设的角度，结合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定义，对跨文化交际中失误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跨文化交际失误产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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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语言形式，而不同语言又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语言和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而跨文化交际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双方进行交际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信息的相互交换中不同国家语言间相互传递的过程，反映着社会习俗、评判标准、审美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等，其形式也具有多种多样性，如留学、移民、观光旅游、贸易、翻译、外交、跨文化技能的培训、商务会晤、外事接待、工作洽谈、科技文化交流等，而言语交际是最重要的一种。在言语交际中，如出现意见或观点不同时，中国人喜欢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保全对方的“面子”，而西方人较坦率，喜欢直接明了，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往往也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如与对方发生矛盾时，中国人不喜欢与人争论，甚至是争吵，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关系，而西方人却必须要把事情分个谁对谁错，争个水落石出；如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上，中国人常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先思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会被贬称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荡”，而西方人认为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需要思考，就是说要把思考过程言语化，要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对语言文化冲突不能相互全面了解，或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研究对其知之甚少，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导致障碍重重，误解冲突不断，因此，我们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进行详细、全面的认知。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要想学好语言，就要知晓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如果对其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不能完全学会语言，无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语言文化冲突
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文化冲突对交流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阻碍交流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为了揭开跨文化交际失败的神秘面纱，就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的体现加以了解、学习和认知，这些具体的体现是理解中西方人语言文化冲突的钥匙，能够使跨文化交际顺利的进行，并最终达成共识，同时，这是跨文化交际所要研究的方向，也是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1．称呼语
中国一直秉承尊老、爱老和敬老的传统美德，认为“老”即为德高望重、有经验、阅历深、有资格，常用“姜是老的辣”“、老马识途”、“老成持重”等形容“老”者，以示尊敬和敬意，所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为“老首长”“、老前辈”、“老张”、“张老”“您老人家“”老教授”等，表示敬重之情。西方人对“老”的看法却和中国人相反，西方人认为“老”既是衰朽残年、老矣无能，是别人的负担、拖累等，因此，对“老”字充满了反感之情，特别是女性，对“老”尤其敏感，不愿意对方用“老”来形容自己，更不喜欢听到对方用“老”称呼自己，喜欢对方称赞其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所以在交际之初要避免“老”字称呼语的使用，以防在对方心里蒙上阴影，造成沟通的失败。
2．寒暄语
在日常的交往中，人们见面首先做的就是用一系列反映本民族独特文化习惯的套话进行寒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招呼，以表示友好和礼貌。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人见面时常常会问对方：“你吃了吗？”表示问候，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对自己是否吃饭的询问或是一种委婉地邀请自己吃饭的表示。实际上，这种询问方式只是代表一种问候、寒暄，表示“你好”，相当于英语中的“Hi，Howareyou？”之所以这样问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民以食为天”的影响。亦或是见面询问“：你干什么呢？“”你要去哪儿？”“最近怎么样？”等，也是表示一种单纯地问候，原因在于中国人喜欢用谈家常的方式了解对方的近况，用以表示关心，但在西方人文化中，一见面就如此“寒暄起来”，那可要被看成是NosyParker，也就是“好事者，包打听”，带有打探私人隐私的色彩，是令人反感和气恼的质问，是对个人生活的无端干涉，因而产生反感，造成交流的窘境。简而言之，由于中西双方语言文化的冲突，中国人的好心问候会被西方人误解为存心不良的刺探，而西方人见面时常讨论天气：“It’saniceday，isn’tit？”，也会使中国人不解、茫然，不知应如何继续交谈。
3．词汇的文化涵义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词汇的文化涵义冲突而导致语言文化的冲突也比比皆是，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破裂。如果西方人形容一个女人像猫似的，就暗含着这个女人脾气不好，爱骂人，而在中国，猫象征着高贵、优雅、温顺，因此在此话的理解上就和西方人恰恰相反，认为是对该女人的称赞，这就是因为文化不同导致对“猫”的理解上相差甚远；在中国穷苦人（poorper－son）、劳动者（laborer）多含有正面的积极涵义，而地主（landlord）、资本家（capitalist）则有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但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红色在中国是褒义词，寓意一切美好的事物，代表热情、富贵、喜庆、喜事、活力、幸福、美满，运用在生活中各个环节，如：结婚时，新娘会穿着红色的婚纱或礼服；逢年过节时，长辈会用红包装着钱发给晚辈；当有喜事要宣布时，会在墙上或公告栏张贴红榜；形容生活过得富裕、幸福时，会说过着红红火火的日子。而在西方国家，红色是禁止、危险、愤怒的象征，如：seered（生气）、redalert（紧急警报）、redflag（禁止）；“蓝天”（bluesky）在中文中是纯洁的意思，而在英语中有不切实际的意思。
4．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慢条斯理和捉摸不透的兜圈子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思维方式倾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西方人则不喜欢拐弯抹角的阐述个人的想法，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思维方式较直接。例如：在西方，当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人们会欣然接受，认为称赞是对成绩和事实的承认，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用“Thankyou”表示感谢，而在中国，则会回答“哪里”，“惭愧、惭愧”或“过奖了”等等，表现他较谦虚，但这时的谦逊对于西方人看来是极其无礼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他在真心实意的赞扬你，却被对方否定了赞扬，有种当头淋了一盆冷水，糟了白眼的感觉；在西方，对他人的请求若不能答应时，会直接拒绝，而在中国，则多婉言拒绝。“不”一词很少使用，认为“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会造成对方的不愉快，而这种委婉会使西方人误解，认为不够坦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语言文化冲突，致使彼此的尴尬。
三、结束语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交流，还会受到双方语言文化冲突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阻碍交际的正常进行，使彼此产生误解，造成心中的不快，严重的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以避免不必要的交际失当和交际误解，确保双方交流和理解有效地实现，对于提高交际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文化安全策略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它既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又难免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的方式及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偏颇，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
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alturalcommunication)一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李正良、李玉平，2006)。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经历和假设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开展。跨文化传播有三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反映不同文化范畴人群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播可能性；三是前两种层面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变化，决定了文化传播中的融合和变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因此，研究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文化误解和障碍，既是现实交流的要求，也是达成良性传播的必需条件。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
文化产品的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意义偏差的必然性。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他们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反复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代表了经验与传统，因而为社会群体所共有，但符号本身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穷的世界，难免造成理解层面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线形特征让其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可能，“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施拉姆、波特，1984)。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产品要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对所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与解码。
对于文化产品的编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这一理论假说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受众被动盲从的形象。
无论是何种立场，文化产品的意义都并非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这就是说，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传播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澳洲土著居民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这一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典型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将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居民、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以及日本公民对拉斯》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方式的研究，研究中发现，在提出批评性观点方面，美国人小组远远超过了其他小组，这些美国人并未把这个节目看作是真实的抑或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显然对真正的达拉斯》与真正的好莱坞都非常熟悉。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因此，从理想的传播效果来说，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既定态度上。
对于编码、解码和认知效果这一问题，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狂野游戏”、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等等。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文化意义的生产权利始终掌握在受众的手中。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管理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保障文化安全策略
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
(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二)坚持国家文化、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利用国家，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堵”，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入侵的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之外。一是“兴”，首先在国内大力发展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稳住民族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市场。“堵”与“兴”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手段：
1．建立健全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办法或规定，这些文件在境外文化产品进入我国的管理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层次不高，覆盖面不广，调控力度也有限，不能够完全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境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国家应在宪法等国家基本大法中制定有关条文和具体的相应法律，对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规定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与完善，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而使弘扬民族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这种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的调控，即实行配额限制，国家应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境外的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是“质”的调控，即建立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制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而且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这是独立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行使自己的的正当做法。虽然各国的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各有不同，但在拒斥低级下流、暴力、色情、恐怖、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以及有损本国形象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形象、社会生活形象、民众形象、现任领导人及历届领导人形象)等方面则大体上一致，反映出各国对文明、美好的追求，以及维护本国根本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态度。无论是“量”，还是“质”的宏观调控，国家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同时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依法实施对进境文化产品的管理。
2．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的覆盖面小，管理盲区多，管理力度不足等，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百家混战”的局面，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进出境文化制品的管理体系，对包括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网络游戏、软件产品、建筑风貌、会展广告、玩具、保健用品与体育用品等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我国，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监督调控。同时，也要建立对文化制品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全国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统筹安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等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依据。
3．利用经济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1)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的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歌剧院的全年开支中，国家直接拨款占70％，省、市政府拨款占20％，剧院的门票收入只占10％，这就为政府意念的贯彻提供了经济保证。(2)实行差别税率，扶植民族文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精品的进境。例如：对以盈利为目的地组织境外通俗歌手演唱的单位经济收益，课以较高的所得税。对于高雅的外国精品文化、民族文化的演出免税或减税。(3)设立文化基金，支持民族文化艺术的生产。法国在战后几十年，国家对电影始终实行补贴，国家电影部门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人认为，如果不给予补贴，不加以限制，粗制滥造的美国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就会吞掉法国国内的影视业。
4．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的有形边界日益减弱，人民大众的自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全国民众中增强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国民素质尤为重要。著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2005)。为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比如，图书出版总量与销售总量中的进口图书与国产图书畅销之比等。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会适时启动，依法进行干预。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使人们增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那么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是信息和文化的体现，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携手合作，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和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这是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世界文化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1970年代起，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的文化传播领域里，纷纷建立了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如“亚洲一太平洋地区新闻交换网”、“亚洲电视新闻交换网”、“东盟国家通讯社”等。“亚新网”要求：每个成员通讯社每天向该网提供l5分钟的英文电传新闻，内容以本国的要闻和经济建设为主。在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似的特点，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这些组织对于打破西方文化产业对亚太地区的垄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在逐渐分化的全球市场中，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机构也日渐意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多样化的民族品位，不得不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本地的文化状况，尽管影响他们的主要是市场力量而远非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但这在商业意义上已是势在必行。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加剧文化冲突的同时也构建了不同地域的新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繁荣格局，让“地球村”的村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元素。当我们在感叹传播媒介、文化产品似乎都是美国的同时不要忘了美国本身就是一爪‘大熔炉”。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全球文化冲突与聚合，无疑比固守在各自传统的强势与弱势地位下沾沾自喜或愤愤不平更有建设意义。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n）、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culturals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J.Turner）等。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P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②拒绝型（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racism）。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racism）；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prejudice）；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likesand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familiarandunfamiliar）。（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多元文化论如上所述，“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A.Banks）。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注：JamesA.Banks:《AnIntroductiontoMulticultural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
多元文化教育的提出，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担心实施多元文化教育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统一，甚至最终容易导致各民族和文化团体之间的对立以至分裂；也有人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张只是一种理想，要付诸实施决非易事。另一方面，有很多民间团体、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对多元文化教育，持积极和赞赏态度。有的大学开设了多元文化教育的讲座和课程；有的地区和学校开始进行认真的实验；全美国社会研究协议会（NationalCouncilfortheSocialStudies）等一些全国性的专门组织将之列入正式的指导方针当中。1989年纽约市教育委员会还就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导入，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声明之首明言：“所有学生都持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能力、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为加深对不同集团之间的认识和理解，使所有青少年都能获得在这个多彩的社会里发挥出色作用的能力，有必要实行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不是要消除学校中的文化差别或者仅满足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而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进而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资源。”就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九个明确的目标。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1影视艺术传播带来广泛的利润回报
科技的开发演进，影视作品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打破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影视艺术的表现和作者的意图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实现超越。难以置信的画面、奇思妙想的场景、古怪奇异的造型都会出现在作品中，由此创造的高额票房及其相关附加值诸如音乐作品、纪念品、拍摄地旅游经济的带动等将其作为文化产业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泰坦尼克号》除了让人惊心动破的覆船画面，其感人至深，或充满浪漫色彩或悲伤如诉的主题曲和插曲深入人心，其音乐制品曾风靡世界并一度炙手可热；《变形金刚》的放映吸引无数年轻观众购买收集主角模型；《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使主人公的服装和道具成了一度令人追捧的收藏品；《阿凡达》给观众带到了令人无限遐想的潘多拉星球，见识了形形的外星球物种，湖南张家界这一取景地也因此迎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纷纷摄影留念并购买纪念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影视作品作为商品，它的利益来源可以大大超出票房收入的范围，影响力也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体现出影视艺术跨文化传播的趋势。
2影视作品
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呈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文化特征除了商业利润，作品中反映出爱与自由、勇敢担当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气息。最终引向我们对影视艺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思考。《影视鉴赏》一书中提到：“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影视艺术的国际性是指影视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影视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影视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修辞特色、题材历史性社会性、审美心理等深深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影视作品都饱含了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文化元素，不同的历史背景需要不同的精神导向，揭示不同的社会矛盾，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及当下人物特有的性格塑造。我国的电影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特点，《甲午战争》、《红高粱》、《黄土地》是著名的名族电影代表，“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上，并且成为影视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其次表现在影视作品形象的传达出了民族的情感和意愿，更在于它进一步追溯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更加富有思想深度和哲理意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向不同国家传递自己的文化价值。面对多元异质文化，我们需要借鉴和发扬。通过电影所处文化背景下的视听语言要素（光线、色彩、构图、音响、画外音、蒙太奇等）、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其运用的修辞（象征、隐喻等）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民族影像价值和获得“他者”认同，达到观者情感与作品内在情感的共鸣，最终实现作品潜在价值的认同。当代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向不同国家展示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其中包括艺术、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法的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著名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跨文化空间：作为世界电影的中国电影》中说到：“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土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夏衍作为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也谈到：“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结语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最具直观、形象和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民族精神、政治文化、人文景观的展示也是它兼具的使命，影视作品应该立足本土，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语言相结合，汲取世界先进的电影技术、艺术手段、表现手法，增强民族影视的艺术感染力。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国传媒集团、话语博弈、文化生态
读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先生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的文章“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深受启发，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个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传播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拟从童先生的这个观点出发，就国际传媒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在逻辑，以及作为跨文化传播精神实质的的话语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现实、中国在当前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态、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等基本问题就教于本领域的学者，兼与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传播不构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事实表明，信息就是一种战略资源，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动性。
应该说，童先生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并且，单从这段话来看，我们似乎不难判断童先生是承认跨文化传播是会对文化安全构成很大威胁的。尤其是童先生将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用了一个新鲜的词语，“制导权”，让人想到了美国使用的精确制导导弹。的确，“制导权”似乎就是“话语权”的精髓，就比“话语权”更清晰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影响作用。但读者感到不解的是，这段话只是童先生论述的一个逗号，童先生话题紧接着一转，“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后者以赢利为主要追求，……意识形态导向较之国家传媒集团来说，要少得多，次要得多。中国加入WTO以来批准进入的主要是国际传媒集团，而且对方对于进入自律都是有所承诺的。”
基于此，童先生断然结论：“这些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对于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
二、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公司的“行为”
童先生以上的论述似乎告诉我们，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都是严于操守的君子，而且，是较少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我们认为，童先生对这些跨文化传媒公司的评价还不够“客观”。从诸多的事例来看，这些传媒公司似乎不仅尽量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攻击性，而且还百般迎合中国政府。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可谓煞费苦心。1995年，默多克促成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美国之行，为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宣传，并由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1998年，默多克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还取消出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写的回忆录；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后来，当时的国家主席在接见默多克的时候还对他手下的媒体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表示感谢1。
另外，进入到中国的传媒集团还以我国民间文化故事为资源，进行商业性投资，这看上去传播的不仅不是西方意识形态，还对我古典文化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阐扬，用美国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总裁雷石东自己的话说，我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歌手，经MTV国际化包装，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果然有这样好的资本家来在世界范围内阐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帮助几代国人实现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事实并非如此乐观。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到我民间摄录音乐、舞蹈，制作光盘销售。甚至将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商业性使用，如美国好莱坞将我民间传说《花木兰》改变成电影，日本人将西游记故事改变成动画片。他们不仅没有征得我相关群体的许可，也没有给他们任何报酬，甚至歪曲我民族民间文化的本意。花木兰由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美丽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疯狂寻找男朋友的变态狂。更有甚者，外国机构和个人不择手段获取我传统工艺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改进后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产品销往我国，反而称我国有关单位侵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估后，一些周边国家将源于我国的或与我国共有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如木卡姆技术、马头琴传统音乐等申报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并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尊严，也冲击了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我们不知道如果听任西方对我传统资源进行解构性建构的话，我们的后代是否需要对《西游记》或《花木兰》重新考古以确认到底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中国越来越像信息社会的原料生产国。就像工业化的全球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在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这种做法既避开政策的限制，又泯灭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渗透的警惕，利用丰富的资源赚取利润。文化生活习惯和文化群落的保护与延续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都是文化认同的结点和标志，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底线。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侵蚀和毁坏，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了着落点，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而且，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和文化逻辑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脱离人类文化发展的正常逻辑而将人类引向动荡的未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商业文化裹挟其控制全球的意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凭借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并通过“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蜕色，或者被边缘化。”事实证明，文化的话语权在当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共识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根本。正如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是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为依靠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所以被跨骑，也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技术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声音，但他们没有能力散布他们的声音。因为强势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封堵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文化霸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霸权。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是难以有所作为的2。
当前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集团就拥有这样的技术优势并在扩展着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不管是国家传媒集团还是跨国传媒公司，其背后的依托都是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和价值指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话语方式，用法国著名影评人克洛德•卡利的话说：“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法国的文化精英们担心的是好莱坞是美国施放于法国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与其产品相伴而来的是好莱坞电影为美国产品从衣服、快餐到滚石音乐所作的免费宣传。“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它的电影”，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圣伊莱斯•雅各布（GilesJacob）说，“它输出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禁止的是“烟”，不管这个“烟”是从哪个国家，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的，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一种文化已经大规模强势地君临我们的头上，消弥我们的本土文化的基本生长点乃至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力的未来，我们还在探讨这些文化哪些是自律的君子，哪些是恶意的小人时，就和区分谁是好意地将鸦片输送到中国和谁是“恶狠狠地将挂在嘴上”而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人一样，其中所折射出的视野、思维上的问题和对实践的误导可见一斑。“鸦片”就是我们看待“禁烟”问题的判断底线，同样，侵蚀本土和世界文化生态并剥夺弱势文化话语权也是我们看待跨文化传播的底线，我们需要这种“底线观”，他很微妙，处理不好的结果，不是指鹿为马，就是缘木求鱼；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画地为牢；不是好高骛远，就是削足适履。
并且，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传媒体制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虽然中国目前传媒业资本市场上有国有资本、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但主流是国有传媒集团；但私有化是西方的主流，集团化是主要形式。对于集团化和国家政治的关系，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中说的非常透彻，“控制某一工业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为垄断企业，然后再要它的董事们对工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负责”3。西方对传媒的“管理”很多时候意味着来自经济、法律乃至籍贯方面的众向归一，点、面结合。从“点”来说，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政府的代表军方对媒体的控制。从面来说，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的维护言论自由，事实上是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展览会、音乐会、授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后，美国SEC才批准了他对METROMEDIA公司的电视台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收购行动。另外，近期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及中航油收购案中，美国政府的表现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这种“管理”的逻辑和痕迹。童先生在文中不也提到，“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导性”吗？另外，如果“占据世界传媒市场的最大份额”与“夺取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二者在根本方向上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话，那么，童先生所区分的两种传媒集团在考察其跨文化传播的作用时意义何在呢？
当然我们也应重视童先生所强调的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但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如果有谁现在说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是来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发展贸易的，并不具有侵略性，相信产生这种共鸣的人会少之又少。那么，同样，如果有谁说电视、报纸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信息的工具，不具有侵略性，学术性地评价，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未来就奠基于现在。有一点似乎无需过多提醒，即，跨文化传播的双方并非总是战场上绝对的敌手，文化双方总是在彼此影响中互相提升和促进的。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当平等的文化进化的渠道被殖民主义打碎后，跨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占据了文化交往的主流，而这样的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强势文化将战场上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在当前的世界上似乎上演着强权即真理的戏剧，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互相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这样的文化交往现实，相信世界上任何崇尚平等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
再从童先生文章的逻辑来看，实际上，我们发现，童先生文中有很多论据刚好可以用来解构“跨文化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的论点。这里我们引用童先生原文中所举的华盛顿邮报的例子来说，
“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稍微对比一下，这段话和美国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谓异曲同工。文章本身的自圆其说在这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争夺战已经在欧洲接近白热化，在中国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争论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判断“这些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对于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是否合适，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三、跨国传媒公司在前苏联的“行为”
如果说当前中亚的“”尚不能结论的话，那就去看看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作用。
苏联时代也曾是个新闻大国，作为冷战对垒的主角之一，苏联的新闻传媒事业一度空前繁荣。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纷纷登陆俄罗斯传媒市场。
最先吸纳外资的，当属久负盛名的《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苏共于1991年8月被强行解散后，失去财政拨款，报社陷入困境。1992年，一家希腊公司与《真理报》联合组建了“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其中希腊公司持有55%的股份，另外的45%为报社所拥有（后由于合作破裂撤资）。
自由欧洲电台是1949年由美国国会资助设立的，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1984年6月，《自由欧洲电台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集团试图弥合两代人的鸿沟》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宣传，“东欧比较年轻的一代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越来越不抱幻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4。而到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鉴于自由欧洲电台在“事件”中的美化表现，叶利钦于1991年8月27日签署了向该电台提供优待政策的第93号总统令，特许该电台享受众多特权，如允许“自由”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不受任何限制；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自由使用俄国内转播服务设施等。这种优厚的国民待遇使“自由”电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长，到2002年，仅莫斯科一地，自由欧洲电台的听众就达到13万人。
1984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父亲与儿子》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教会了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51991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同俄罗斯广播电台签署了有关协定，由俄方在莫斯科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
欧洲加号电台，总部原来设在法国，现已迁至莫斯科，受众群是俄国爱好音乐的知识界人士。
在俄罗斯曾最有影响的商业电视立电视公司1995年虽然宣布脱离银行贷款实现资产上的独立，事实上却接受了美国一家名为互联新闻（Internews）的传媒公司的资助。2001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杂志《星火》也被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出资暗中收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美、英、德、法等西方资本均已经进入俄罗斯媒体6。
如果说国内有关前苏联解体的论述有时莫名其妙地被认为是被戴上眼镜写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俄罗斯人自己是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自我反省的。两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奇金和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是如何在前苏联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进行了全面的揭示。
该书的译者徐昌翰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说，该书第一版于2000年1月出版后，一万册立即一抢而空。书中的思想观点受到俄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国家杜马和联邦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及政府的官员们、实际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的高度重视，引起极大兴趣。随后立即再版，又是一抢而空。
该书中，揭露了这样一段史实: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则在于按一定方向改变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社会意识对周围世界形成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7
列•费•伊利乔夫在1963年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前不久美国新闻社社长公布了一份颇有意思的资料：通讯社今年的预算增加到1.2亿美元，来年还将增加2600万美元。通讯社现在105个国家共设有239个分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每周用36种语言播音达761小时。通讯社拥有数千名职员。通讯社社长表示，参加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还有400万每年赴海外旅游的美国游客、100万现在国外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和3万多名美国传教士。再加上好莱坞电影、连环画册等8。
这是一场信息心理战。“在不稳定时期，人们沦为心理作用与政治神话的牺牲品。神话首先要改变人，以便然后有可能约束和控制他们的行动。人们不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被征服、被驯服了”9。这一新型战争的结果是，“神话破坏了完整的世界观，使人的思维支离破碎、趋于瓦解，造成虚假的世界图景。人们似乎已被由大众传媒强行灌输到意识中的神话所操纵”10结果，在决定性的80年代，当人们投入反对西方在心理战中发动的最后进攻的斗争时，形象地说，就出现了“滑膛枪打坦克”11的局面。于是，作者哀叹，
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许多人在自问：是谁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强大国家引向了崩溃？谁具体实施了这一切，他是人吗？12
A.波德别列玆金在1998年出版的《俄罗斯道路：开步走》一书中对这场信息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对手认为，消灭俄罗斯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歪曲和改变民族思想，即人的个性基础。……摧毁道德基础。……摧毁社会结构的细胞。因为用不可靠的、有毛病的部件不可能组装出一部可靠和完美的机器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全盘美国化是摧毁大众意识中‘俄罗斯思想’的方法之一。另一个方法是对社会经济实行休克疗法，以便摧毁大部分人的个性和意志。……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方法，那就是树立经过歪曲的‘俄罗斯思想’，表面上挺诱人，实际上却安装了破坏程序13。
也许前苏联的人士的反思会有自己的情感因素？我们也可以参考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冷静而绅士的“庆贺”。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是一宗最高的赌注。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为保证在冷战中战胜俄罗斯，40年里我们已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三方委员会秘书布热津斯基说：
俄罗斯是个战败的大国。…它向美国提出了挑战。结果它被打败了。现在可不能再把俄罗斯的强国梦滋养起来。一定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的爱好打掉……俄罗斯应处于分裂状态，受到关照。
三方委员会成员、“圣乐之子会”领导人亨•基辛格说：
我愿意看到俄罗斯出现混乱，爆发国内战争，以求重新统一，联合成为牢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14。
因此，西方有人断言，俄罗斯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其社会意识已等同奴隶的意识，为了美元可以去干一切。
苏联已经在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攻势下倒下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和减弱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认为，“创造性的作品不能与普通商品混为一谈。”“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这样一项公约得以通过，“担心失去独特身分的国家和民族就能以更大的信心向世界敞开大门”。正如弗兰西斯科•米绨兰德（FrancoisMitterrand）1993年在格丹斯克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精神产品不能简单等同于物质商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成分不能随便被商业化。一个耽溺于借助别人的文化产品展示自己的社会是一个受奴役的社会。
将我们的眼光放到国际范围内，我们发现，美国的文化强势地位给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带来了严重挑战，关于文化保护的呼声也随之在国际领域内不断高涨15。中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差距有目共睹，法国和德国尚且在急切地呼吁抵制美国对跨文化传播秩序的破坏，在中国说跨文化传播不会构成侵略，其不合时宜是不言而喻的。
四、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童先生在文中引用李瞻先生《世界新闻史》中有关外报的功绩并对之进行评价时，童先生专门清晰明白地将外报的5大功绩罗列出来，而李瞻对外报的消极影响的判断则用一小段模糊处理。为使读者有一个连续的思路，在这里不妨重引李瞻先生原文如下：
外报侵入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左。
1.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纸之序幕；
2.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3.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4.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形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5.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固常常因外报淆乱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
相信读者在读了这一段话后，思路进入对外报的双刃评价外，更需要联系当前的后殖民语境，尤其是读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分析外报的作用。从当前的中国的语境来看，对外报的结论似乎更倾向于意识到外报对本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至少一个“实在无法估计”也应该引发更多的对中国历史深沉的思考。但童先生却在李瞻引文之后突然转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出自不同文化体系的异类文化进入，固然难免有不服本土文化的‘水土’，甚至会同本土文化产生碰撞冲击，但对它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应有足够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童先生所罗列的外报的功绩，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是认可的。但关键是，这样的功绩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行为，包括办报，推行英语教育等，也都毋庸置疑地为彼时的印度起到了童先生所谓的“政治开放”或“传播管制的放松”。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东方学家16的逻辑：
固然我们把你们的圆明园烧了，但我们也将你们封建强权的一个符号烧了，让你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固然我们逼你们签订了《马关条约》，但我们促成你们打开国门，政治开放，传播管制的开放的积极作用还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固然我们将鸦片输入你们的国家，让你们成了“东亚病夫”，但也让你们发现了见识了高级技术下的高级鸦片，最主要的，是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所以，采用“禁止围堵”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载体，比如人、器物、行为），这些载体，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群体成员资格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导致了文化事实上没有某种恒定的一般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某个时点上起决定作用的系数因素所表征出来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之所以能够被表征，还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组合而可能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使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转折，趋同或背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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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是件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事情。但是否我们就此就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医理论中认为各个身体部分相互联系，各种自然物质生生相克，但在用药上并没有就此无法适从。深刻认识支撑传播自行为的要件并抓住它，将影响系数进行纵向的排列和遴选，用实践事实所提供的语境进行排除法处理系数，用实践所要求的目标和提供的语境处理传播主干似乎是一种方法。而且，童先生在文中用了一个词语，“话语权”。“跨国传媒公司的主要追求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主要不是争夺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童先生所否定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的争夺，却恰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五、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以及中国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生态
对重建平等、民主的跨文化传播秩序的需求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针对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抵制都是一种世界和本土平衡观念下的自然反映，对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于对世界文化和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生态的考察。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是几个大的主脉，一个是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二是由美籍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开启的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文化批判；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进行投资、经营的过程；四是依托数字技术所进行的所谓信息产业的革命，以“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和建设为象征；五是“波”事件后美国单极世界的构建和“9.11”事件前后美国向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动的单边军事行动对单极世界的强化；六是当前在中亚地区的。
这些“巨大”的事件构成了来自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在21世纪开启之时进行思考的语境。尤其是将传播媒介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大众传播学，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巨大事件开始和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而更需要关注这样的语境。
从这些巨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几个关键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产业、文化批判、信息技术、文化冲突。如果尝试概括当前世界当前的文化现实，就是以文化为主词，从历史的角度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如下面简易图所示。从现实的角度有两个分支：从技术对文化发展阈限的突破角度，我们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促进信息流动的积极作用的旁边，被当作斗争的工具的现实。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新技术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从产业化这一角度，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文化形式逐渐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收容、整编和格式化的过程，文化将成为人类巨大的消化机器流水线上的一种而被买卖、清洗、烹饪和消化。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包括文化冲突在内，也不过是某种文化发展的大逻辑：冲突的形式、机制和消化冲突的方法都将被研究并被堂而皇之地概念化而成为某种文化战略餐桌上保持营养均衡的策略选择。从而“文化”成了当今最大的一个超现实主义语汇，围绕着它所产生的所有延伸，诸如文化批判、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传播，再以这些词为核心，增加定语和宾语、状语。文化被所有的这些修饰成分所包围而脱离了主轴，文化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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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在劫难逃，而中国在这种语境下，面临更多严重和现实的问题。我们发现，跨文化传播导致的本土文化危机问题不是说多了，而恰是说少了。
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倾销、文化保护、文化例外、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重建、文化失语、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文化传统、文化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生态。
如下图所示。黄色的椭圆代表中国，脑子中固守着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临失语的危险。中国从未放弃与世界的对话，但在这同时，也找了一顶“文化保护”的瓜皮帽戴上，试图将来自异域的文化渗透挡一些在外面。但很多时候文化的渗透甚至文化战争已经是全方位的和全天候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下，文明冲突的现实已经是愈演愈烈。世界文化的地平线已经倾斜，西方文化以文化产业为形式，已经迫使中国国内在发展同样的文化产业的同时，登上了西方设计的新的地平线。我们在被迫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发展的地平线的时候，在我们自身还来不及促成一个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文化产业这个新的地平线下，经受着来自世界方位的西方文化的倾销的巨大压力，于是，“文化重建”这个莫名其妙的话语似乎成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被一些精英人士所把握和玩弄。两条甚至多条地平线下，中国的方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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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它能镇定自若地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收编于某种比较明确的秩序中，并在说与被说的过程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17。说白了就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整编行为和世界观的构造过程。当一种外来的文化竟然能跨语境地通行，并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地捕获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种外来文化是如此强大，果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方向？还是在延续着“强权即真理”的寓言，并在当前主要靠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电子媒介时代）推波助澜下跨越了他自身发展和冲击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对化，距离定格，而自身竟然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太空漂移？
三个问题中除了第二个是无法检验的以外，其他两个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给本土文化生产带来日益增加的焦虑和困惑。好比是一只惊恐的小白鼠乙，担心脱离滑道的迫切促使他不断地用爪子去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结果却使得滑道转动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发不敢、不能脱离。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经脱离了滑道从而脱离了这种焦虑而实现了太空行走，甚至还能悠然地指点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小白鼠乙
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们，中国，是乙系列，还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冲动和方向，我们面临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对多维、多变生态的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提供的可能，会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普遍质疑的素质和空气，其结果最起码的是一点：你说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机产生了。不仅是表述本身的危机，因为任何时点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现时表达者的危机，因为对现时表达者来说，其损失至多是为下一个现时表达者腾出表达空间的损失，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己不过是如水流的兵。危机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内容，是那个所谓“铁”打的“营盘”和受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看看中国文化这个“营盘”情形如何？不消多说。受众如何？也不消多说。难道真的就有“脱离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发展“此在”的诱惑下，使得落后的东方集体出走，排队上了滑道，并由此开始了和小白鼠乙类似的历程和焦虑。某种虚无的“领航员”将岸边的观赏石舫撬起来，引导大家上船，任凭双方不断努力——挥旗子、打手势、喊话、威胁、利诱、轰炸，最终成效的性价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刹那就意味着某种不归路。看看阿根廷的改革，再换个角度来看看东欧国家变化的历程，或许对不管是小白鼠还是石舫的寓意就很明了了。不同的语境（甚至有时可能类似水与火的冲突）努力创造或走进一个家，但最终并没有家的感觉，凸显的却是焦虑和恐惧。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在呼唤着对话、对话。但从目前来看，对话的结果又如何？双双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机凸现对话的危险。怎么办？不是关门，而是让对话双方自查自己的偏狭与疏狂。
六、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问题和思考
童先生在文中第三部分“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中，列举了西方国家传播优势的一系列数字后，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明显优势，除了它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外，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重视发现和驾驭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童先生对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的殷殷期待见于笔端。但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提升到促成西方明显的传播优势的位置上，似乎将学者的作用过于拔高了。此问题可忽略不计，童先生主要是想说明，“要想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有根本的改变，必须先做一番相关的学识启蒙和教化工作。
因为，“中国既没有西方国家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达到西方业已达到的程度。”
童先生所谓的“西方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指的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在东方的扩张，还是“二战”前近300多年的西方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殖民活动？实际上，不管指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所谓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体现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二战”以后的美国继承了前宗主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衣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到当代东方学的变迁本身就是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新殖民主义的变迁18，其中贯穿的自然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大规模活动”。从学科发展来说，作为跨文化传播学起源的人类学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滋生出来。
我们知道，人类学至少在它的早期历史中，首先在作为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产物而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殖民当局的政治统治。因此，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最初只是以西方的学科分化及其发展实践为出发点的，其中自然代有不少欧美中心主义的非科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最初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民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不过，人类学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毕竟逐步地具备了某种作为异义申述之学的属性，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把他们的研究作为使西方文明相对化的手段，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的昭然若揭，都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中激发了“自我认识”的热情。于是，不仅整个西方的思想界都从人类学中汲取了不可多得的滋养，而且，“文明”人也在人类学的实践中不断致力于自我的反省19。
已经有诸多学者论述了“二战”后美国对占领地区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导致了对跨文化传播的关注，最终学者的研究产生了跨文化传播学。也就是说，人类学，更具体说，是文化人类学构成跨文化传播学的直接理论渊源。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这样从文化人类学出发进行的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驻扎在缅甸的美军人手一册本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小册子，本尼迪克特的《与刀》也是服从于二战后对日本的控制的结晶。
但作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却出现了两个“脱离”：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脱离该理论在美国产生的人类学背景，除了进行断章取义的观点的论述和逻辑的推演外，更多的注重传播学理的探讨和传播技巧；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现实运用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出现了将跨文化传播的一些理论运用于中国时的削足适履现象。两头的脱离就把处于中间的跨文化传播学悬置了起来，成了空中楼阁。以致于有人会问：这个四不像的所谓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应该是童先生所谓的“学识的教化和启蒙”？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需要来自传播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作很多的前提工作。我们认为，首先就是针对上述两个“脱离”的两个“回归”。
第一个回归，就是在讲授和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时候，明确地将它置放到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政策背景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下面去阐释，将这两个背景的关系以及后来跨文化传播学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演变说清楚。这个演变就包括将它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和现实的延伸。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讲的是西方文化如何“跨”东方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如何将西方文化输送到东方，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所有的目的也基本上都指向这个最终目标。征服、同化、殖民（领土殖民、文化殖民）。也许这些目的都有了更艺术的表述，比如博爱、民主和自由等，但再艺术的表述都无法掩盖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和施舍性的博爱以及忍耐性的博爱等实质。由于世界工业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这样的目标现在也被分解到各个领域，比如跨文化的商业谈判，跨文化的电影产品推广等，在各个细节的分支上被客观化的同时，跨文化传播整体上的征服性就被虚拟化，以致被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反制”现象：在西方文化跨东方的同时，东方文化也要努力去跨西方，在西方化的旁边也要打出一个红通通的东方化的世界。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本身就已经被殖民主义所充分地使用，一直到现在还被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民族、种族、性别等的专家所不断地批判，具体化为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权主义等。
简而言之，跨文化传播学的起源是带有极大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人类学，在将它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需要将其文化人类学理论背景讲清楚的同时，还要将其殖民主义色彩揭示出来，并要在这样的过程中规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东方学的旁边再树立一个西方学之对应，违背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目标：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平等交流。
第二个回归，就是要让跨文化传播学这个“外来的和尚”念本土的“经”。在大力介绍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跨文化传播学。首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事例，比如汉代张骞、班超通使西域、唐玄奘游学印度写作《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蕃国志》等20。到了清朝，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国政治、法律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一批政治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等都先后到了西欧各国或美洲各国或日本。除了这些为了外交和学习的目标的跨文化活动外，还有诸如丝绸之路等商业活动，以及成吉思汗、鸦片战争等的战争活动都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其次，除了这些游记、出使、考察外，中国也有很多对跨文化交流现象进行研究的人士和著述。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编的《四洲志》，“”、《新青年》对西方的“德”、“赛”二先生的介绍和倡议、近代更有以梁涑溟为代表的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学者和著述，比如梁涑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早期著作。
中国有自己的跨文化的实践、著述和理论，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如何在中国的人类学资源、西方的人类学成果、中国的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四者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设立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生态问题，就是在对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介绍过来之后，中国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从理论资源上，需要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推进吸取资源，所谓为跨文化传播学认祖归宗；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将主要是人类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方法结合起来，第三，在研究对象上，需要史、论、实三者的结合。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需要治史（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立论（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取实（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第四，在研究的取向上，应该努力摒弃二元对立的思想，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自我认识”和“文明相对化认识”的国际水平，建立起良性、公平、合理的跨文化传播体制，从而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就是摆在人类学和传播学等诸多学科专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释：
1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见《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序言，姜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美国新闻史》，苏金琥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人文启蒙网”/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
5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
6有关境外媒体进入俄罗斯的情况详细请参考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
7[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第1页。
8[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9引同上，第181页。
10引同上，第38页。
11引同上，第181页。
12引同上，第278页。
13引同上，第298页。
14引同上，第290-291页。
15更多内容请参考拙文，“美国的传播霸权及其激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保护”，《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4期。
16所谓“东方学家”，即用身处西方，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东方的学者。更多的分析请参考[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17[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下卷，第1006页。
18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考拙文，“东方学的变迁和美国当代东方学”，《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日理论版。
19[英]埃德蒙•利奇著，《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吴奈，“中译本前言”。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韩国影视剧的创作十分注重呈现本国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既包括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包括与当代流行文化的结合，表现为具有民族或国家特色的文化形式，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而影视剧作为受众常见的文艺作品和信息传播载体，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元素对受众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力。因此，对于中国受众而言，韩剧中的文化自觉拉近了受众接收信息的心理距离，降低了受众的认同门槛，甚至激发受众潜在的文化反思，提高了剧集本身的文化意蕴，避免了影视作品中后现代文化的尴尬。韩国影视剧中隐含的“源于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主题模式，对人性回归和对浸润着传统道德的东方式爱情的浪漫而传奇的演绎，以及对儒家精神的新的诠释，呈现出了其独具魅力的文化内涵”。
在《来自星星的你》中，受众一方面可以感受韩国历史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剧中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寒暄以及主要角色表现出来的亲友、友情和爱情，“洋溢着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唯美精致的情调，宣扬展示了东方式的伦理价值观念”。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纠葛，在给受众强烈的现实感的同时，体现出真挚的情感滋润和人文关怀，得到受众的青睐。文化元素的铺陈同样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来自星星的你》中所折射出的城市面貌、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呈现出一种现代而又简单的生活方式，迎合了受众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增强了该剧的吸引力。
但韩剧中传递的文化内涵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受众面临纷繁多样的文化选择，传统的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念难以取得受众认同的最大化，而文化本身在相互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开放与自觉也是韩剧发展的必要。“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既要借助文化的差别性吸引受众，又需要把民族文化置于东方文化背景中以规避其弱势，既要通过文化的共性维持受众，也需要融合世界文化体现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来自星星的你》将韩剧中爱情演绎的清新唯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对抗性叙事结合起来，将精致的画面、唯美的色彩、颇具感染力的音乐与激烈壮美的剧情冲突充分结合，体现出韩文化中静的民族性格和现代文明中动的艺术张力，动静相长，契合了当下受众的生活和情感诉求，激发人内心深处最原始和朴素的情感，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意蕴。
二、开辟多元传播，强化受众认知累积
新媒体的出现将受众的认知习惯带入了全媒体时代。全媒体环境下，受众接触的信息已经完全摆脱了原有信息的桎梏而呈现出衍生与发散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全和融的特点。一方面，新媒体打破了大众传播的原有模式，以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手段实现泛中心化的传播，信息来源、内容和传播手段都更加全面；另一方面，受众主动接触和选择不同媒介形态下的不同信息，并在某一媒介信息基础上根据个人意愿实时跨媒介搜索和获取信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信息不断整合相融。在多元传播之中，同一或相近主题信息不断强化对受众的影响力，通过认知累积使外界信息内化为受众的自觉意识。
“全民星你”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新媒体影响下的多元传播。一是视频网站推动。《来自星星的你》选择在爱奇艺、PPS等中国主流视频网站播出，吸收了媒体平台所具有的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庞大的用户群，在剧集之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播优势；爱奇艺等播出网站也将该剧置于显著位置并给予精细化的处理，设置链接推送相关视频，采用同步直播同步翻译等手段，追求对受众吸引力的最大化，推动该剧迅速进入受众视野。二是自媒体造势。依托自媒体，《来自星星的你》由小众传播快速发展到大众传播。首先，该剧相关话题成为自媒体用户讨论的热点，并经过多级传播形成雪球效应，一度成为自媒体平台中的热门话题；用户讨论也成为收集受众反馈的重要渠道，剧集制作方通过对剧情的适当调整更好地保持了相关话题在受众之间的热度。其次，公众人物的关注在自媒体空间中迅速形成意见领袖，其强大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受众接触该剧，而意见领袖的参与在为该剧赢得口碑的同时也扩大了其在不同领域和层次的收视群。最后，自媒体在为受众提供讨论剧集的平台之外，开发出相关应用和效果，引起受众对自媒体本身和剧集的双重好感。例如，微信根据“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的台词开发出输入“炸鸡和啤酒”自动出现的雪花效果，为用户所津津乐道。三是网络营销宣传。《来自星星的你》带动了时尚热潮，剧中出现的衣服、饰品等成为消费和搜索的热门商品，影视剧中的元素通过营销手段以商品广告的形式达到了宣传的效果，让消费者在无意识中接收到商品所持有的附加信息，这种信息的累积同样可以影响受众的收视行为。四是跨媒体助力。虽然《来自星星的你》已经收官，但与此相关的话题仍然具有不小的热度，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该剧，其中又有一些内容被转载到网络中产生新的话题。例如，该剧在两会委员中引发的讨论等，跨媒体的传播带来全媒体的宣传覆盖，进一步扩大了该剧的影响力。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所谓跨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是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它要求管理者改变传统的单元文化的管理观念，把管理重心转向对企业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的把握和文化差异的认识上，运用文化的协同作用，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充分发挥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所具有的潜能和优势，使国际企业具有生机和活力。需要强调的是，跨文化管理，决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在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建立既有自己特色又充分吸纳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管理模式。
跨文化管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企业外部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即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且与企业打交道的供应者、顾客、竞争者、相关利益群体等的管理；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即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雇员的管理。
二、跨文化管理的特征
跨文化管理比其它企业的管理要困难得多，这是由跨文化管理的以下特征决定的。
1.人员结构多元化
人员结构一般分为母国员工、外派员工、本地员工和第三国员工。这些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语言使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有很大差异。即使全新的跨文化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企业文化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特征各异的各种民族文化模式。比如，欧美管理者的风格一般是开放和直截了当的，然而亚洲员工就会觉得这种风格不舒服。同样的要求和规定，不同文化的成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执行，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沉默，来自一种民族文化的成员可能以此来表示支持和理解，而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则以此表示漠不关心，还有的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反对。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想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及存在的差异，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否则，就会引起沟通障碍，影响企业的发展。
2.经营环境的复杂性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其它企业相比有很大差别。一般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单纯，企业所属成员不存在文化隔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比较容易建立企业文化，也容易在管理方式、决策和执行方面取得共识。相反，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就要复杂得多，除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外，企业成员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中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的执行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建立起了新的企业文化，这种差异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存在。这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的优势。
3.文化认同的过程性
跨文化企业中存在着差异较大甚至冲突的文化模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无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认同心理，才能取得共识，建立全新的共同的企业文化。因此，跨文化企业想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成员都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沟通以消除障碍，接受企业全新的特有文化。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4.管理难度增加
美国学者雷蒙德?A?诺伊等提出，在全球市场上，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是文化、人力资本、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及政策的指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是否要招聘本地人员；如何招聘到优秀的人才；如何培训和管理外派人员；如何激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如何协调分属不同国家的两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等。
5.管理风险加大
劳动关系问题是跨国企业经营的重要问题，因为各国的法律、管理体系、劳动关系的背景都不同，因此，当管理人员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不为员工所接受时，就有可能导致管理失败的风险。
另外，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有可能面临组织风险和沟通风险。组织风险是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业务经营时，由于各子市场和分支机构的分散与独特性，使企业的管理、决策和协调变得复杂而带来的风险；尤其是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和市场差异较大时，决策更为困难。沟通风险是管理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语言等沟通障碍，引起沟通误会，从而导致沟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沟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三、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需要通过文化融合来规避和化解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寻找超越文化冲
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准则，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的独特文化。在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1.认识并协调文化差异
跨文化的认识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要认识他文化，必须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及其发展与变化、优势与不足。这是更好地认识、理解他文化，识别他文化之间差异的基础，以便扬己所长，补己之短。第二，寻找文化之间的“切点”。这就要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本土文化的约束，站在不同的立场反观自身文化，并从中寻求本土文化和他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并且需要管理者作一个“文化差异最小化”的处理工作，管理者可以有意识地在企业内建立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有形或无形的跨文化传播组织或跨文化沟通渠道。
2.谨慎选择外派管理人员
跨文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不但要同具有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员工打交道，而且还要对付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属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管理职能的履行方式有影响。因此，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便是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对经营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对商务活动影响的了解和认识。具体到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对其属下员工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有深入的了解，能站在对方文化背景的立场上，来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因为许多劳动关系纠纷的产生、劳资矛盾的激化并非是简单的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博弈的失衡，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文化碰撞。而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根据咨询公司的调查，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一项失败的外派任职的直接损失在25－50万美元之间，而摩托罗拉公司估计的数字更高，一名失败的中层职员每年损失为7.5万美元，而3年期任职损失约为60－125万美元。除了在经济上损失之外，还有可能破坏跟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丢失业务机会。
这就要求从事跨国经营的管理人员应大量学习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等制度，特别是要了解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知识。最为根本的是，要求管理者必须摒弃狭隘主义，不能有民族自大的偏见，更不能用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应当尊重他国的风俗习惯和市场差异，尊重异国文化。因此，企业必须采取严格的选择程序，对挑选出的外派员工进行培训，以增强其跨文化工作能力。
3.实行管理本土化
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可以采用“本土化战略”：即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在人才使用上，除了包括尽可能雇佣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感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当地经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有利于公司开展各种业务。比如日本三洋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公司，其中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是日本在中国的一家独资公司，就是实行本土化管理，尽量让本地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目前本地员工已达到4500人。
4.跨文化培训
伦纳德·南德勒早就提出跨文化培训应当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重心所在，它是解决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手段。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的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这类培训的主要目的有：①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的环境，发挥正常作用；②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③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凝聚力；④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⑤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另外，公司对员工提供的培训，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培训。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培训部门进行培训；二是利用外部培训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咨询公司等进行培训。因为跨文化的培训并不涉及到技术或商业秘密，不少企业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如果企业规模较小，或是一次参加培训的人数不多，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培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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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策略
跨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国际商务谈判是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跨越国界的活动，是谈判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商业问题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有着不同的交际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了解各国不同文化，熟悉商业活动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入世后的中国，涉及国际贸易的谈判与日俱增，如何进行有效的跨国谈判的命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差异对跨国谈判而言，是极其重要而又繁琐的变量。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和任何企业一样，跨过公司要在东道国从事商务活动均需要计算下列成本：进入市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履约成本和仲裁成本。然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谈判可以大大节约国际交易的费用。对此，美国一位资深企业家甚至断言：“如果能有效地克服文化障碍，美国对华投资、贸易量可以比现在增加两倍。”
一、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
国际商务谈判是指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务活动的当事人，为满足各自需要，通过信息交流与磋商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谈判主体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同时，它还具有跨文化性。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谈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谈判者各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模式、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这些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务谈判正确的名称应为跨文化商务谈判,这种谈判极少因技术或专业原因而失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东西方民族常常会因为文化积淀、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遭遇文化冲突。所以大多失败是由于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和没有顺应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规则。既然跨文化交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都有特征。文化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也包括社会结构要素：作为社会交往背景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文化价值观把注意力导向较重要或较不重要的问题，影响着谈判者的策略。文化体制保持并提升价值观和规范。文化价值观、规范和意识形态是诠释所处处境（这是谈判，所以我应该……）和他人行为（她威胁我，所以我应该……）的共同标准。
国际间的经济交流首先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为了某一共同的商务目的相汇于一个对其中一方来说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际环境。来自不同文化和经历过不同社会化过程的交际双方为了某一经济事务进行磋商、洽谈时，他们各自的行为准则通常会出现交叠现象。在这种文化交叠情境中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的言行不仅受到各种文化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制约，而且交际双方也是相互影响、较量、协同和构建的互动过程。
谈判的实质既可以是所取价值，也可以是创造价值。这样，就存在两种谈判结果：分配性与整合性协议。最成功的跨文化谈判产生的结果，其所达成的协议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协议，这份协议把增加了的资源总量分配给谈判双方。所以，跨文化谈判不仅是价值索取型谈判，还可以是价值创造型谈判。这取决于跨文化谈判者对文化的关切、处理以及对跨文化谈判策略的运用。
二、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范畴探析
每一位谈判者都有利益和优先事项，而且每一位谈判者都有策略。利益是构成谈判者立场基础的需要或原因。优先事项反映各种利益或立场的相对重要性。谈判策略是为达到谈判目标而选定的一组综合的行为手段。谈判者的利益、优先事项以及策略的使用都受到文化的影响。
1.利益
首先，利益文化范畴涉及利益与优先事项。利益是要求被提处理和被拒绝的原因它使双方在争端问题的立场下潜在的需要和利害关系。
文化影响自身利益与其它利益冲突时的相关重要性。世界上的人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他们的目标，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实现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的目标，以及在那些群体中反映为正面的行为方式。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身利益通常优先于集体利益。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利益通常优先于自身利益。当然，来自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自身利益，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也有集体利益；只是说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文化上暗示着一致的行为。当争端的一方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而另一方来自个人主义文化时，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会被互相替代。但也有可能遭受挫折和误解，因为自身利益相对于集体利益的主要侧重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当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当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利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问题相对比另一个问题重要，或者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但是谈判对手的利益往往很难猜测。解决争端的谈判者必须准备好两种策略来发现利益所在，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以相应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的解决提议，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谈判者可能会对直接问题感觉不适，因而提出建议来发现利益所在会比较好些。当了解了利益，除了放弃低优先级利益来得到高优先级利益外，可以达成许多类型的一致，直到利益所在能够导向无先例的解决方法、限定期限的实验，或者发现双方同意进行更有效处理的基本问题。
2.权利
权利是公正、合约、法律或先例的标准。争端方用各种权利的标准来证明所提出和拒绝要求的正当性。
有些权利等标准是外在的，比如法律和经双方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达成的合约。其他权利的标准是隐含的，比如在规范情况下对地位或年龄的尊重，以及公平的标准，比如公正和平等。外在的标准是成文的，由警察、法庭等社会机构执行的。隐含的标准融入在社会团体的文化中，由社会认同或社会排斥来加强。
以公平标准为例，作为提出要求、拒绝要求和解决争端的正当理由，公平的基本原则扩展到跨文化领域，因为价值和规范只能扩展到社会团体的边界。不同的文化特征似乎适应了不同的公平标准，使人们很难知道何种权利标准在哪种文化里最为接受。
所以，使用权利标准解决争端的成功关键是，要么提出争端另一方同意认为公平的标准，要么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标准看上去公平，没有新的可靠的信息，论据不太可能有效。
3.权力
权力是一种能力，借此你可以从争端中得到你想要的——你的要求被承认或者你的拒绝得到支持。判断在跨文化谈判中谁更有权力是复杂的，因为权力是一种通过文化进行的认知。
权力是对受控新的估计或判断。来自平等主义文化的争端者与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争端者相比，较少注重地位和权威观念。他们可能更愿意打破地位的界限来提出要求，而这种界限让来自等级文化的争端者会因为失败、报复或者让当事人丢面子而产生恐惧；当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人在失去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可能求助于同情心，提醒地位比较高的对方来负责关心地位比较低的提出要求者。当来自平等注意文化的西方人或其他争端者在失去权力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经常避免谈及权力而更多地侧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谈判路径的选择，不同谈判者运用权力影响谈判的结果有重要且微妙的文化差别。三、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的策略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处理跨文化问题，需要在是否调整你的策略以利于对方或坚持己见中做出决定。有时候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有时维持你所偏好的策略会使你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提供三种文化相连的谈判策略类型：
1.“独断的个人主义者”
“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树立高目标，一直被促使寻求信息，他们乐意权衡利弊，而不会为哪一方更具影响力而分心。以色列人主要使用这种策略，而不去管谈判桌上另一方的文化。以色利人特别依赖寻求信息的提议，这些提议能促使他们达成一致，同时能分配价值。以色列人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运用权变协议，这样可以使买卖方在他们未来不同的观点上达成协议。
这种策略有一个潜在下降趋势。虽然来自其他文化的谈判者意识到与以色列人共事很有收获，但他们还是会有压抑的感觉，即便这种压抑是值得的。使用这个策略的谈判者目光短浅，不打算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于是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范围。
2.“合作的实用主义者”
“合作的实用主义者”关心他自己和对方的目标，通过提问题和回答问题来建立相互信任，并间接处理影响力问题。德国谈判者是这个方法的忠实拥护者。他们运用这个策略去谈判整合性协议，实现分配性谈判结果。
这个策略的潜在的缺点是一个合作的实用主义者也许会被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所利用。然而，合作的实用主义策略的核心——信任，难以赢得却很容易失去。只要合作的实用主义者掌握得住双方关系中的信任度，没有得到对方回应的信息，他就不应该泄露自己信息，他也不会被利用，但如果他不能使用感觉顺手的直接信息共享策略，他也许在谈判中不能达成整合性协议。
3.“间接策略使用者”
间接策略使用者也许依赖对权力的不确定性来激发间接信息搜寻。日本谈判者就使用这个谈判艺术，他们把直接使用影响力与间接信息搜寻结合起来。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个模式很奏效，但跨文化则会出现问题。间接信息共享对于认可直接策略文化的谈判者来说，也许太微不足道。如果谈判者来自于不认可直接影响力的国家，那么使用直接影响力也许会导致螺旋冲突，不能达成最佳协议。
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目的明确、对信息的渴望、使用一个策略便利地寻求信息，以及知道如何驾驭影响力，三种不同的是谈判者如何使用每一个不同的模式来树立目标，寻求信息和使用影响力。
四、结语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的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从而使影响谈判的因素更加复杂，谈判的难度更加大。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对手的情况千变万化，作风各异，有热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决断者，也有多疑多虚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寻衅者；有谦谦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种种表现，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谈判者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谈判者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不仅能在谈判桌上因人而异，运用自如，而且要在谈判前注意资料的准备、信息的收集，使谈判按预定的方案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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