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传播古代文学论文

一、信息革命对文化媒介传播路径的影响

传承文化经典的最好方式，是让传统与创新两种创作状态比翼齐飞，因为改编经典也是原创力量的一种展现。我们过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电影《英雄》中对反恐战争的隐喻，《卧虎藏龙》中对江湖天下的重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机•富春山居图》虽然有一个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质量的剧本支撑，最终的艺术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论比肩《达芬奇密码》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动画戏剧这种新艺术形式，创造性地应用高科技将皮影戏与真人表演相结合，实现了环境渲染、内心折射以及虚拟对话等多重功效，让观者惊叹古老的艺术也可以如此前卫。还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台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画栋的飞檐亭台，越剧《柳毅传书》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楼般展示出美轮美奂的“龙宫”，这些都体现了媒体融合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为特性的超设计( hyper design)成为信息革命影响下文化传播的未来途径，它已无限接近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让•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所称的全景式“媒介景观”( media scapes) 。而基于大规模远程通信技术的遥在艺术( telepresence art) 形态，则使得文化产品的远程制作、操控、传输、接收、欣赏成为可能。因此，探讨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信息社会里已演变成一个新媒体语境下文化实践领域的问题，其分析必须置于信息化视野下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经济立场中，并以平和与开放的胸怀来审视古代文学经典元素在当代社会中的保存、发展、变迁，建设一种面向世界的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气度与全球传播机制。

二、信息社会中古代文学全球传播的机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部长刘奇葆与来华参加“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各国汉学家座谈，寄望大家持续关注、积极译介中国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认识到实现“中国梦”也是世界的机遇。在当今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融合平台和新传媒渠道来实现全球传播，并且光耀和润泽其他文明。讲好中国传统故事，能够使西方认识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平等、个体尊严等价值观，如果不与东方文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极可能异化为非价值，而人类整体文明要继续前行，也必须有中华文化的注入和补充。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当代改编和创新传播，可以使西方国家更清晰地意识到，自由之外有正义，理性之外有慈悲，权利之外有责任，东方文化以其生动的人文主义特性，能够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语言和信仰体系。在美国哈佛大学，由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瓦尔特•克莱因中国历史终身讲席教授”普鸣( MichaelJames Puett) 主讲的“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理论”，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三门选修课之一。

在大数据( bigdata) 时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必须在新的产业链中谋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体融合环境更好地倡导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对话的姿态缓释和涤除西方强权主义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极后果。而传统艺术的全球传播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国文化，也为世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今天的观众一般不会主动去阅读传统的文献记录，在媒体融合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情境下，必须凭借多维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资源与经验得到最大程度的辐射与推衍。也即是说，要想不断延长传统文化的艺术生命，就要与时俱进地加入新编元素、增加新创内容，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打磨新经典。我们完全可以借力媒体云上的传播优势，引导全世界的受众主动关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经济也形成基本共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的可持续性，即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及其存量所产生的线下与线上服务流的良性运行。古代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尤其是小众艺术家甚至一般文艺工作者、爱好者都能以个性化的眼光和策略，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内含的各种生动的主题，并以自身经验创制跨媒介的新媒体文艺作品，创造性地传承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像流传在浙江地区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几十种地方戏和曲艺形式，著名导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摄过同名电影。又比如动画片《蝴蝶梦》将该民间故事演绎得凄美生动，更凭借刘若英演唱的主题曲《蝴蝶》、萧亚轩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马文才》赢得了年轻人的广泛关注。著名音乐人陈钢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创作并演唱的《梦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听觉艺术中发挥到了极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 所说: “( 网络社会中) 权力和财富的空间不断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经验则永远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长历史里，它循环往复于特定文化的表现序列中，而每一种具体的排序也均是依据特定文化结构所致的不同路径和意图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中，我们需要真正进入由伟大预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两个世纪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学”的传播场域中，就像著名批评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重塑，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异的信息与传媒科技，更好地向发达国家输出自己的传统文化，创建自己的艺术品牌，提升软实力水平，这是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中心策划立项，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新版《三国》，获得 2011 年东京国际电视节海外电视剧特别大奖，甚至有一些日本粉丝团体组建了一个新闻编辑部，模拟派出记者穿越到三国时代采访，随着剧情进度持续发回相关报道，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海外传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个不容小觑的文化输出途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玩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如《赤壁》《诛仙》《画皮》《封神榜》《梦幻西游》《水浒 Q 传》《成吉思汗》《仙剑奇侠传》等都是这样，许多甚至风靡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各种创意产业模态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与传播。我们必须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契机，深刻认识信息社会、媒介社会的本质特点，主动面对新媒体技术可能导致的国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战，积极创造多媒体融合的艺术语境，激励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积极应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与增益全球化( Grobalization) 相结合的新思维方式推动中华传统文艺的复兴。

三、媒体融合语境中的跨媒介文学传播方式

2013 年中国时尚产业论坛的主题，聚焦新媒体和大数据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对大众趣味、文化面相、社会观念、美学风格，以及文化金融资本和消费功能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以古代文化的创新传播建构本土艺术时尚品牌提供了重要思路。恰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 Georg Simmel) 所云: “时尚的新奇感永远是刹那间的魅力，展示出强烈的现世感，以变幻多样的形式不断增强对品位、信念乃至道德的影响”［8］。在此基础上，利用一切便利的新媒体平台扩大传统文化的辐射面，尽量避免信息化语境中的移动裂谷( mobile divide) 可能对文化边缘社群产生的不利影响。跨媒介文化传播在媒体融合技术日臻成熟的今天，完全可以在创意产业中进行广泛运作。比如前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微电影交响乐《女书》获智利圣地亚哥艺术节、比利时布鲁塞尔音乐节签约意向，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版《青蛇》获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邀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获波兰弗罗茨瓦夫国际音乐节邀约。

( 一) 戏曲媒介传播

这属于最原始、最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却仍然有创新的巨大可能。京戏街舞剧《融》涵纳了太极、醉拳、埃及手和街舞，昆曲肢体剧《陀螺》则融汇了昆曲、肢体剧、现代舞等元素，后者更以戏曲、杂技、舞蹈和打击乐的有机融合，运用寓言的方式表达社会人的无奈、身份认同的惶惑、坐困愁城的抑郁以及心灵深处的挣扎，颇可印证德国耶拿大学理论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 Wolfgang Welsch) 所云: “全球化带来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身份认同”［10］，因而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喻指。张艺谋执导的取材于《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的京剧作品《天下归心》，其所采用的多媒体手段虽仅点睛般寥寥几笔，极尽简约却充满想象智慧。比如借助各型舞台技术团队用多媒体皮影呈现郑庄公平叛的战争场面。此后音乐声响起，演员们的身影叠加在皮影之上，最终破纸而出，几位主要人物也正式登上舞台，大大拓展了花脸、老旦等行当的舞台表演空间。即便是传统戏曲的创作，在信息化语境下也必须充分利用媒介化传播( mediated communication) 来尽量填平知识鸿沟( knowl-edge gap) 。

( 二) 音乐媒介传播

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但能有曲谱流传的非常稀少，所以根据古文献中的诗词曲新编古乐和新创古风歌曲，也是传承和传播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比如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取词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郭文景《愁空山》渊源于李白长诗《蜀道难》，姜育恒《梅花三弄》化用裴休《宛陵录•上堂开示颂》和元好问《摸鱼儿•雁邱词》，还有徐小凤《别亦难》、伊能静《念奴娇》、霍尊《卷珠帘》、毛宁《涛声依旧》、邓丽君《人面桃花》、梅艳芳《床前明月光》、黄安《新鸳鸯蝴蝶梦》，以及中央民族乐团敦煌曲谱《水鼓子》、上海民族乐团敦煌曲谱《急曲子》、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诗经》、香港歌剧社合唱团《声声慢》等。赵麟为马友友创作的协奏曲《度》，表现的是《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三个乐章名为“相”、“喜”、“悟”，以表现玄奘西行取经不同阶段的心境。作品力图用最纯粹的音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旋律和风格趋向传统，配器与和声则运用不少新颖的手法，马友友的大提琴呈示出人性的精神和追求，吴彤的笙则注重表现佛法的玄妙，这种东西文化对话的构想，较好地呼应了整部作品的主题。

( 三) 影视媒介传播

大银幕电影是古代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四大名著都有多部同题影视作品甚至戏说、搞笑的翻拍版。然而，近年来的大多数相关题材影视，基本上都是从纯粹商业、娱乐甚至媚俗角度出发，往往不太尊重文化传统和艺术真实，甚至折腾出许多俗不可耐乃至乱不堪言的轻薄之作。近两年的作品中，王竞导演的《大明劫》放弃了戏说式的编排手段，充分利用各种古物和文献，关注历史细节的逼真精致，只在确有必要的地方用 CG 技术进行加工和渲染，没有刻意追求唯美、炫目却违背历史规律的视觉奇观，而是在风格上努力传达明朝末年凝滞沉重的气息，以凸显一种年代感和末世情怀。浓重的雾气、阴郁的天空等营造出的冰冷色调，烘托起令人窒息的诡谲神秘的氛围。片中的服装、家具，乃至火器、铠甲以及西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成一种具有震撼性历史美学特征的艺术张力，人性的挣扎与人心的博弈使得历史面相得以最大限度的呈示。而改编自《西游记》第九至十一回的《唐皇游地府》，则以极简主义手法与黑白影像风格，巧妙地运用了连环画和字幕，将现实的中国故事置于历史语境下，批判性与幽默感兼而有之。

( 四) 全景媒介传播

谭盾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利用 13 段视频再现流传在江永地区人类历史上唯一现存的女性文字，及其背后为抗争压抑的环境而创造出的遗世独立的精神家园，其人类学价值已然超越音乐本身。《女书》的开场就颇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韵致，其原始音源极具瑶调“开天”之旋律。全曲十三乐章以揭示女书起源的“秘扇”始，描摹她们与河流亲密关系的“水摇滚”终，讲述江永女性绚烂而平淡的一生。选择竖琴担当主奏，音拟琵琶，沿袭了此前《地图》的时空交叠与变换无端的质感。自然之调、器乐之音和吟唱之声呢喃缠绕，而幕布上呈现的 13 部微电影则使乐队宛似倘佯于如画的山水，在新媒体影像的多重反转中渐渐逼近真义。作品以视频故事为主线，以竖琴为桥接手段，乐队与竖琴独奏则对微电影中的女书演唱进行延展。视频音声与交响乐队间的转换连接非常简洁流畅，而被称为“谭氏烙印”的“水鼓”与“击石”等乐器的使用，更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女书》将非物质文化景观与现代交响乐演奏相结合，致力于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推动非遗保护，弘扬传统女性文化，其立意令人钦佩，而用心更令人折服。在“三网融合”与“三屏合一”为表征的信息社会中，文化传播越来越依赖智慧城市尤其智慧型信息设施建设。而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屏性媒介，更使信息流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我们眼前，如何吸引资讯爆炸年代的受众，是当下文艺作品生产的最大困惑。

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历史演变，已经非常饱满丰富且自成一体，很难再做加法去增益它的魅力，不妨将其中的经典元素抽取一点出来，然后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融合，这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也可以从全新的视角来厘清古代文学作品里“中国梦”内涵的流转与变迁，选择契合时代潮流的历史故事进行改编，避免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隔断，即文化断层及其所致的传统湮没。恰如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凯瑞( James W．Carey) 所云，“传播确切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也是对世界的塑形与建构”。在此基础上，再尝试借助多媒体融合的全息技术进行文化创新实践，重估我们面对世界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四、结语

最近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加速和聚拢，依次经历了摄影术、电报、无线电、电视、半导体、英特网、个人电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产品的创造性发明和大规模使用。而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和相关业务的发展，宣告世界正式进入云迁移的前奏即泽它( zetta byte) 时代。在这个媒介和信息科技风生水起的全球化世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虽然媒介本身并没有力量来启动有益的变化，但是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变化进行迅捷而广泛的传播。我们设想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的基本路径是，首先汇拢和聚集散落于民间的大量传统智慧和美德故事，接下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各种故事元素进行拆解重组，最后依据“创意驱动”原则来制作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媒体文艺产品，减少在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阻力，实现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的利润最优化、影响最大化。

作者：朱平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