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2 06:47:27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澳大利亚；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消费纠纷；金融消费者教育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6-0045-04
澳大利亚是最早依据“双峰理论”进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国家，特别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本文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纠纷受理处理方式以及金融消费者教育情况，指出其相关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与执法依据
受1995年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双峰理论”（Twin Peaks）的影响，澳大利亚2001年颁布了《证券与投资者委员会法》（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ct），将1991年设立的澳大利亚证监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Commission，ASC）更名为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ASIC），负责金融服务和市场微观审慎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此外，另设审慎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负责金融体系稳定与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竞争。
ASIC监管对象十分广泛，覆盖全部银行业机构、保险业机构、证券金融衍生品机构、养老金机构、外汇机构、破产清算机构、支付清算机构、金融报告与审计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据统计，2013―2014年，有168家许可存款机构、5837家持牌放贷机构、29798家信贷机构（Authorised Credit Representatives）、97家一般保险公司、28家寿险机构、12个友好放贷协会、636个非现金支付便利提供者、12家信托机构、3391家个人咨询机构、1454家一般咨询机构、25家投资银行、250家对冲基金、61家零售场外衍生品提供者、7家信贷评级机构、29家批发电子衍生交易商、1万亿澳元规模以上基金、165家养老基金信托机构、485家责任实体、3673家登记投资集合计划、614家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718家保管服务提供者接受ASIC监管。
ASIC的主要执法依据有：2011年《商业名称登记法》、2009年《国家消费信贷法》、2008年《第一家庭存款账户法》、2003年《审慎监管及产品标准法》、2001年《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2001年《公司法》、1997年《退休金账户法》、1995年《人寿保险法》、1993年《养老金监管法》、1984年《保险合同法》、1993年《养老金法（投诉解决）》、1959年《银行业法》等。
2009年颁布的《国家消费信贷法》（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是ASIC的主要执法依据之一。该法改变了1992年以来各州和领地立法分散化的特点，统一了消费信贷立法。对信贷许可、负责任的借贷行为、信贷登记制度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ASIC负责调查金融服务和产品方面的不当行为，负责消费信贷领域犯罪行为、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法律执行。
向审计人员要求提供信息或账簿＼&2001年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2001年公司法＼&1914年刑法＼&搜查住宅、交通工具、人身令＼&其他＼&1997年电讯法＼&要求服务商履行相关义务，如帮助执行刑法或金钱处罚相关法律＼&1992年商业相互协助法＼&针对形成相关文件资料、证据提出有关协助请求＼&]
普通消费者保护由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负责。该机构执法依据是2011年1月1日颁布的《消费者法》（Australian Consumer Law），该法于2012年12月3日生效。此次修改新纳入了消费信贷活动。
（一）ASIC的基本职责
1. 维持金融体系运转，为提升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业形象提供服务。
2. 增强金融体系中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加强信息披露。
3. 依照法律有效履职，设立最低程序要求。
4. 有效、迅速地接受、处理、储存所获信息。
5. 在可行前提下，使公众获得金融机构、其他机构相关信息。
6. 采取一切可能的、必要的措施和手段，贯彻执行法律。
ASIC认为，提高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建立公正、有序和透明的市场，保障有效的和可获得的登记是当前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其履职面临五项挑战：一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与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之间取得平衡；二是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的瓦解；三是养老金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转变；四是金融创新驱动带来的产品、市场和科技复杂度；五是全球一体化以及金融体系的融合和竞争。
（二）ASIC的内部机构设置
ASIC现任主席是格雷格・迈德克莱夫特（Greg Medcraft），2011年5月由财政部任命，任期5年。目前ASIC大约有员工1844人，各部门设置情况见图1。
ASIC设有外部咨询专家团（External Advisory Panel），成员不代表其所在机构，自由发表意见，协助ASIC充分了解金融体系、市场发展和系统风险。
ASIC外部事务理事会（External Boards）主要有澳大利亚犯罪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监管者理事会、英联邦操作法律执行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澳大利亚政府金融扫盲理事会。其中，金融扫盲理事会（Financial Literacy Board）负责提高金融教育水平，13个理事包括ASIC主席、副主席以及金融机构代表，现任理事会主席是来自IPAC证券的克利瑟罗（Paul Clitheroe）。
操作部（Operations）、战略集团（Strategy Group）、人力与发展（People and Developmetn）、总法律顾问（Chief Office）、机构事务（Corporate Affairs）、区域委员会（Regional Committee）和审计与合规（Audit Assurance and Compliance）7个部门由主席负责。其中，区域委员会由8个委员组成，分别负责首都、新南部威尔士、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等7个地区。
ASIC具体业务分为三条工作主线，分别为市场（Market）、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Investor and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登记（Registry），市场线由阿穆尔和普里斯（Cathie Armour和John Price）两名专员负责，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由凯尔（Peter Kell）副主席和坦泽（Greg Tanzer）专员负责，坦泽专员同时负责登记条线。
二、金融消费纠纷受理处理机制
近年来，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在授权许可机构时，ASIC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加入其批准建立的外部纠纷解决机构（Ex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EDR）。2008年7月1日，金融行业投诉服务机构、银行与金融服务申诉专员、保险申诉专员服务机构合并为金融申诉专员服务机构（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FOS）。2009年1月，保险经纪纠纷处理有限公司、信用社纠纷解决服务机构争议也加入了FOS。除FOS外，澳大利亚还有一家外部纠纷解决机构――信贷申诉专员服务有限公司（Credit Ombudsman Service Ltd.， COSL），COSL与FOS在解决信贷行业金融消费争议方面形成一定竞争。
FOS是一站式解决所有金融消费纠纷的专门机构，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较高。目前首席申诉专员是特里格勒斯（Shane Tregillis），共有315个雇员。截至2014年6月30日，FOS共有会员15234家，包括4842家持牌机构（licensee）和10392个许可信贷。FOS是非营利性机构，向消费者提供免费、公正和可获得的争议解决服务，其经费来源于会员缴纳的基本会费、使用费和案件费用。基本会费取决于会员业务规模，标准为275―11000澳元。使用费基于计费日前一年内该会员纠纷数量和复杂程度计算，旨在要求会员提高内部解决效率，减少使用FOS的数量。案件费产生于争议解决的各个流程。
FOS董事会成员包括主席、消费者代表和金融行业代表。下设四个部门，分别是案件决定部、一般解决部、特殊解决部和战备与业务部。
金融机构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IDR），与客户的相关纠纷，由金融机构先行处理。金融机构应当在接到投诉后的21日内解决，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45日。如果45日内仍然无法解决，那么金融机构必须向消费者解释延长理由，并每月向消费者汇报投诉处理的最新情况。消费者对金融机构处理不服时，可向FOS投诉。
图2：金融申诉专员服务机构（FOS）纠纷解决流程
目前，FOS解决纠纷程序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登记。确认纠纷已由金融机构内部处理过，FOS才会登记投诉。第二步是受理。FOS核查该纠纷是否属于其管辖范围。确属管辖范围之内时，金融消费者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书。FOS接到申请书后，将要求金融机构针对争议问题做出书面报告。金融机构可在21日内和金融消费者直接联系并解决纠纷，仍无法解决时，由FOS进行调解。第三步是案件处理。FOS主要采用协商和调解方式以达成和解。第四步公布结果。如果争议双方均接受主持调解人员所做出的建议，则建议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任何一方反对该建议，需提交申诉专员或专家团做出最终决定。如果金融消费者在30日内接受该决定，则决定对金融机构产生约束力。如果消费者不接受该决定，仍可向法院。
FOS正在改革现有纠纷解决流程，考虑建立快速通道机制。第一阶段开始于2014年6月2日，主要针对银行业简单、金额小（低于10000澳元）的征信记录和收费等方面。第二阶段则扩展至财产和责任保险。截至2014年末，共有644件纠纷进入快速通道，几乎全部在60天内结案。自2015年7月1日起，FOS将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013―2014年，FOS收到31680件投诉申诉，受理23454件。其中，信贷纠纷共12605件，占全部纠纷的50%；普通保险方面的纠纷，共6704件；破产和投资相关争议分别为4705件和1174件。
三、金融消费者教育
澳大利亚大约有2000万名金融消费者。ASIC负责制定金融扫盲战略，向政府金融扫盲理事会报告工作，向金融消费者、零售（retail）投资者提供指导性意见、工具和教育。ASIC加入了经合组织/国际金融教育网络（INFE）并提交了金融扫盲战略。2013―2014年，ASIC开始修订其所提出的金融扫盲战略，20家以上利益相关机构参与起草制定框架活动，计划于2017年前形成新的战略。
金融教育主要通过“理财”MoneySmart网站进行。网站提供贷款计算器、金融信息以及相关教程，可链接18000家以上网站。2013―2014年，大约有470万人浏览了MoneySmart网站。据调查，26%的澳大利亚成年人知道该网站，86%的用户浏览该网站后有所行动。MoneySmart网站向智能手机用户提供APP下载服务，“查询我的开销”TrackMySPEND在过去一年中被下载112000次。
ASIC将“理财教育计划”MoneySmart Teaching Program并入国民教育。2013―2014年，1400所学校加入理财教育计划，超过10000名教师受到培训，共发放40000份资料。
澳大利亚重视青年金融教育，开展了“理财新手” MoneySmart Rookie活动。据统计，大约90000人在MoneySmart网站浏览青年教育相关资料，15000名施教者获取了相关资料。为提高教育效果，针对如何使用网站资料，对1265名青年、社区工作者、咨询专家和教师等施教者开展专门培训。
针对弱势群体――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原住岛民，ASIC专门制定“本土金融消费者普及计划”，过去一年中举办了40多个研讨会和培训。
四、相关启示
澳大利亚采用“外双峰”式监管，在国际上代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最新发展趋势。其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依法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设立有立法作为依据，机构职责由法律予以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制定了专门的《国家消费信贷法》，存款、贷款、银行卡、保险、证券期货和信用报告等领域也有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明确规定。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十分宽泛
ASIC职责范围非常广泛，除负责整个金融业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外，将征信机构、破产清算机构、金融咨询服务机构、信贷机构、债务催收机构和发薪日放贷机构均纳入监管范围。ASIC还积极关注数字金融领域的金融消费保护问题。
（三）强调信息收集与披露
针对金融消费领域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特点，ASIC六项职责中三项与信息有关：一是增强金融体系中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加强信息披露：二是有效、迅速地接受、处理和储存所获信息；三是在可行的前提下使公众获得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相关信息。同时，消费信贷相关立法中要求金融机构以普通消费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详尽、清晰和全面披露金融产品的风险，对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和决定消费者选择的核心内容必须真实告知。
（四）由第三方机构负责处理金融消费纠纷
处理金融消费者争议方面，澳大利亚强调“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处理程序。各金融机构内部均设有申诉专员，全国层面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FOS和COSL负责处理金融消费纠纷。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后，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自行协商、向第三方机构申请处理和提讼等多元化方式解决。
（五）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作为重要手段
澳大利亚将金融消费者教育纳入国家战略。为有效开展金融教育工作，不仅在相关法规中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职责，而且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广泛的金融教育工作的开展，不仅增强了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有效改善了金融消费者信息弱势的状况。
参考文献：
[1]Philip Field.Financial Disputes Resolution Regime in Australia，2015.
[2]邢会强.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J].金融论坛，2009，（7）.
[3]于永宁.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法律述评及其借鉴[J].法制与社会，2010，（2）.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监察监察主体监察对象监察程序完善
TheRecentPerfectingon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inOtherCountriesandItsUseforReference
Abstact:The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systemhasrecentlybeenperfectedonthesubject,objectandprocedureofsupervision.Thesupervisorbecomemoreindependent,therangemorewide,andtheproceduremoreopenandconvenient.Wecanlearnalotfromthat.Soweneedamoreindependentsupervisionsystemincludingombudsmen,supervisoronhumanrights,combinedsystemofsupervisionandaudit,supervisiononmaladministrationandtheopenpolicyandmoreperfectprocedure.
KeyWords: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subjectofsupervision,objectofsupervision,procedureofsupervision,perfecting
一、行政监察主体的完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监察专员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亚洲，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韩国等榜上有名。在非洲，毛里求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等国也步其后尘。这股旋风同样吹遍南美大陆，短短10年间，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厄瓜多尔、乌拉圭、巴西都出现了“人民卫士”，即监察专员。原东欧的匈牙利、波兰也仿效之。监察专员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促进了行政监察领域的国际交流。1978年，国际监察专员协会成立。各洲也相继成立了地区监察专员协会。[1]除了行政监察主体数量的发展以外，行政监察专员的类型也有了新发展，使行政监察制度更加完善。
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据其138e条设立了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前芬兰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杰考伯·索德曼(JacobSoderman)被选为首位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且于1995年9月1日开始办公。[2](p69)介此，一种新型的跨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产生了。按照规定，监察专员必须为欧洲公民，具备在本国最高司法机关任职的条件，能胜任职位要求，保持独立性。其地位级别相当于欧洲法院大法官。监察专员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向议会报告工作，任期也由议会决定，可连选连任，一般不能被解职，除非个人提出辞职，或不能再胜任工作，或犯有严重错误。监察专员必须以欧洲整体利益和公民利益为重，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不得寻求或听从任何政府或机构的指示，不得担任其他政治或行政上的职务。监察专员犯有严重错误时，经议会要求，由欧洲法院将其罢免。[3]在国际上还有已建立的类似制度，这类行政监察官制度有：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欧共体统计局高级专员，波罗的海地区高级专员等等。
还有一种重要的行政监察官就是国内人权行政监察官。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存在大量社会紧张状况的国家，人权行政监察官是提倡并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八十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就建立了人权行政监察官制度。在九十年代，行政监察官制度在东欧几个前共产党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也相继建立。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后，人权行政监察官的设立在宪法辩论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南非现已建立了名为“公众保护人”的行政监察官制度。[4]
目前国际上通行着四五种监察模式，监审合一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不少国家的监察机构都被赋予监察和审计两种职能，波兰最高监察院最具有代表性。最高监察院以合法性、经济性以及效益、廉政为标准，对国家的预算、法律的执行情况和政府各部门行政管理和运作情况，实施全面监察、检查。其中行政监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评价被监察对象的行政管理情况，特别是各部门行政负责人履职情况，发现存在的行政违规和腐败现象。波兰最高监察院认为，现象，首先要管住钱和权，防止资金滥用和贪污行为的发生。为此他们加强了对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的审计监察，颁布了从政道德规范、财产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等，并且加大了廉政监察的力度。近年来，还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政党法》、《议员道德法》，重点展开反腐败斗争。[5]根据韩国宪法规定，监查院的主要任务是审计国家决算及受国家与法律约束的团体的财务，监察国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履行职务的情况，以及揭露公职人员违法违纪问题。无论新成立的监察机构的各国还是原来就有监察机构的国家都把廉政和反对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前者尤其注重。2002年1月，韩国制定的《反腐败法》正式出台，直属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也与当年开始正式投入运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在监察腐败行为方面都很有成就。
民主与的体制是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得以发挥和完善的社会基础。波兰在1957年通过议会立法成立了最高监察院。但是它的职能经过几度变更：开始时归议会领导，后来——为了有效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在归兼任政治局委员的政府总理的监督下，为议会、国务委员和部长会议服务。直到1980年，一场新的危机（团结工会的兴起）发生时，波兰议会在同年10月8日对宪法作出修改，并颁布实施了《最高监察院法》，将最高监察院重新划归议会领导，并向议会负责。1989年波兰制度发生巨变后，这种隶属关系一直未变。1994年修改宪法时对监察院的职能和地位重新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波兰的经验，如果最高监察院属于总理监督，它的监督职能肯定不能很好发挥。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因是：监察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总理领导的政府各部门，所以“自己不可能对自己实行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的工作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对国家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督的目的。这也是当时在波兰国家政权中出现特权阶层的原因之一。[6]在韩国，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朴正熙希望能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清除腐败。朴正熙被刺后，继任的两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继续把反腐败作为最重要的行政目标之一。他们分别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和“新秩序、新生活”运动。但众所周知，这两位总统本身后来都被指控贪污并获重罪。1992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金泳三政权出现了。金泳三把清除腐败宣布为执政第一任务，作为第一个民选总统，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推进制度反腐。早在1960年，韩国政府就曾提出过财产登记法案，但是议会通过后不久又被议会否决。1981年，全斗焕政权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则明确把公职人员财产登记作为主要内容，全斗焕政权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是对财产登记实施了非公开原则。金泳三于1993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金泳三推行的第二项制度性反腐措施是推行金融实名制。与财产公示制度一样，金融实名制也早就在韩国开始了尝试，最后却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不了了之。正是因为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才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继任的金大中则继续推进反腐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韩国政府在反腐之路上走得一直坚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强大的民意压力。[7]这说明，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民主和条件下的反腐制度是对腐败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同样如此，监察机关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台湾的监察制度承继了在大陆时期的监察体制，其理论和制度基础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颁布了《监察组织法》成立了监察院。1928年开始的“训政”时期，中央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成立五院制政府。监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它接受的监督、指导和国民政府的命令。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颁行，对监察院的性质、地位、成员的产生、监察的对象和职权均作出了新的规定。监察院仍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但同时依大法官会议第七十六号解释，监察院构成国会的一部分。监察院除仍拥有弹劾、审计、纠举、调查等法律性职权外，又取得了二项政治性职权，即纠正权和（人事）同意权。监察院从一个准司法机关变为中央民意机构兼准司法机关。但是，1948年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1949年公布的“台湾省令”，使监察院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而不是事实上成为民意机构。直到1986年决定推行“政治革新”，开放，解除，“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加强“议会政治”的运作，全面推行“民主”，废除“极权”。民选委员尤其是委员进入监察院，使监察院事实上成为民意机构兼准司法机关。1992年5月，台湾增修“宪法”，监察院的性质、地位、职权发生相应的变化。监察委员、院长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总统”对监察院的控制增强，监察院不再享有同意权。[8]民国时期和台湾当今的监察院都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从其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不管法律上如何规定，政治制度背景对其作用的发挥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挪威议会行政监察专员阿尔内·弗利弗莱特说：“行政监察官制度就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如在宪法中有其位置，并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否则，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权有变，就会导致对行政监察官职权的损害。因此，一个能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官职能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一个完好的民主机制。不然的话，行政监察官就会被当成一个政治工具，有使当政的政府或总统合法化的危险。”[4]事实的确如此。
二、行政监察对象的完善
近年来，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也走向完善，行政监察的对象又有所扩大。如一些国家将人事管理也纳入监察事项范围，公务员对任职、待遇不服，可以投诉监察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18条规定：“监察机关为行使监察职能，履行以下职责：……（四）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另外，如前所述，很多国家实行监审合一，加强反腐监察，也是行政监察对象发展的一个侧面的表现。除此之外，行政监察对象的完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由于信息公开化和公民的知情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国家的监察机关的又被赋予了一项新的职责。1994年，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开始根据获得公务信息良好行政服务规范的要求，促进那些依该规范的要求应当为公众所取得的公务信息的公开。个人对于信息不公开的不满可以向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提出，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可以按照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根据1998年消费者信息保护法和2000年信息自由法，还设立了信息行政专员。[9](p638,528)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也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推行政务公开，授权监察专员受理那些拒绝向公民提供信息的案件。
日本的监察机关还可以进行政策监察。日本现行的监察机关是行政评价局，是由行政监察局改制而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渎职腐败案件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2001年日本政府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将原总务厅行政监察局改为总务省行政评价局。这是日本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原有行政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行政监察制度。工作内容除了原有的行政评价和行政相谈以外，增加了政策评价，强化了对行政机关制定和实现工作目标的监督。政策评价是行政评价局主要工作之一，指评价局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对省（中央政府各部）府（地方政府）的工作计划、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进行统一、综合地评价。主要评价政策的必要性、有效性、效率性、公平性及优先性，即评价工作计划和目标是否符合国民和社会的需要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否获得了最大效益，是否公平负担了费用，公平享受了成果，是否需要优先实施等。政策评价计划和结果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政评价局的评价意见要交给内阁总理大臣，评价情况则要向国会报告。[10]欧洲议会监察专员的监察对象更为广泛：欧洲理事会、欧洲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仅限于行政事务）、欧洲审计院、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地区、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其他欧盟附属机构。[3]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事项是不良行政，但是欧盟条约并没有给“不良行政”下定义。与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不同，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没有不能受理可能得到司法救济的案件的限制，他可以审查欧盟机构行为的合法性，还可以受理关于由合同关系引起的不良行政的申诉。[2](p69-70)当然，法院的审判、法院已受理的案件、涉及劳资关系且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解决的案件，监察专员不予受理。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还对理事会进行良好行政行为法典的起草工作表示欢迎，并且致力于起草一项宽领域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法律制度的工作，该项法律将参照1985年丹麦公共行政法、1982年芬兰行政程序法以及法国、英国、爱尔兰、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关于良好行政行为的内容。在监察专员的特别报告中还对文件开放提出建议并指出在采用对公众文件开放的规则方面的失职和没有使公众更易于利用（文件）可构成不良行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现有）规则是有限的并要求欧洲议会考虑已经采用的规则是否保证了欧洲公民期望于欧盟的透明程度。[2](p71-72)这说明信息公开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的重要事项之一。
三、行政监察程序的完善
近年来，行政监察程序趋向完善，主要是更加公开化和方便申诉。
英国1967年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没有允许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可以公开个人的申诉，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SirWilliamRaid发表了几个他认为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实施全面调查的案件的报告。自1994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被赋予了对于公务信息不公开的不满可以按照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的规定进行处理的权力以后，对于这些不满的详细调查由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定期出版。（可能是由于涉及信息公开方面的内容，所以可以定期公开，而对于不涉及信息公开方面的内容，还是只能出匿名摘要。学者对此自然很是不满。）[9](p644)
在澳大利亚，公民可以写信或亲自前往监察专员设在各地的办公室进行投诉。澳大利亚监察专员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广泛运用电话传真等通讯设施，接受公民的投诉。在其他一些国家，监察专员只接受书面投诉，而不接受电话投诉。在澳大利亚，专门为监察专员办公室设立公用免费电话热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话亲自提起投诉，或征得亲友同意后代表亲友投诉。在澳大利亚，居民投诉的途径很多，需要时还可请律师、议会议员或移民代为投诉。监察专员办公室有专门的调查官倾听投诉，并解释监察专员办公室可以提供何种帮助。为了调查方便，投诉人应回答调查官提出的有关问题，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信件等文书。[11]
在奥地利，有一个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电视专栏，它的节目主持人是被称为人民律师的人民监察官（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每周一次，他通过荧屏向国民介绍实施监察工作情况，针砭时弊，号召人们积极投诉，揭发行政部门的违法行为和各种不良行政弊端，当好国家的主人。人民监察官与新闻媒介亲密无间，密切配合。广播里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电视里能看到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公开曝光。每周召开新闻会，向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散发材料，供其选用。对久拖未决的问题，则组织电视讨论，形成压力，促其尽快解决。[12]阿根廷电视台也设有每周一次监察专员节目。
任何欧盟公民或者任何居住或者在成员国有登记注册的办公室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可以向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投诉，可直接投诉也可以通过议员转交。申诉不必为不良行政的直接受害者，但是必须先行与申诉相关的机构或者团体联系。申诉必须在申诉人知道构成申诉基础的事实之日起两年之内。行政监察专员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这是他的英国同行所不具有的一项特别强大的权力。1997年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发动了四次主动调查。在一次主动的关于特定的共同体机构和团体所掌握的文件对公众开放的情况的调查之后，监察专员在年末向欧洲议会提交了他的第一次特别报告。[2](p71)
四、国外监察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较早地建立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监察制度，但是当代的监察制度却不尽人意，在监察主体的独立性、监察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果能够吸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精华，借鉴国外监察制度的先进经验，相信一定能够对我国的监察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完善监察主体
我国《监察法》第2条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形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第7条规定：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些规定说明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即同时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也说明我国的监察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同一个机关，两块牌子，隶属与纪委，监察局局长通常兼任委副书记。因此，无论从监督的本义还是从行政法治的要求来说，我国的监察体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自己监督自己毕竟不可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是“自然公正”原则的首要内容。监察机关一方面受本级政府的领导，一方面对其部门进行监察，必然受到很多牵制，我国监察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独立性问题存在着争论，否定说的理由是监察官员并不独立于皇帝，唯皇命是从，虽然古代也有谏官制度，但是是否纳谏完全取决于“圣意”。不过，中国古代的监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不受被监察者控制，独立于被监察者，包括宰相在内，都要受到监察，这一点基本是历史事实。而我国当代的地方监察机关受双重领导，与古代的监察体制相比实际上是一个退步。
源于瑞典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20世纪风靡全球，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项制度。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由议会任命，对议会负责，但具体办案不接受议会的指示，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除非有违法行为不能免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国外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自实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行政监察专员，完全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只存在具体上如何操作的问题。
我国目前监察和审计职能分别由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行使，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有时相互配合，联合办案。而监审合一制度是加强反腐力度的一种有效机制，可以同时管住钱和权，也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的一项内容。
行政监察制度是通过监督行政权最终达到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制度，设立人权监察专员以保障人权，在已经签署或加入有关人权公约的背景下，从明智的观点来看，也只是一项迟早的选择。
正如前面所述一国行政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是与该国的与民主基础息息相关的，我国已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正在朝民主、法治、国家迈进，相信随着民主与法治的进步，行政监察主体会得到进一步完善，行政监察制度的作用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二）拓展行政监察的对象
目前国外的行政监察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发展到包括其合理性，即对“不良行政”以及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的监督；不仅监督政府行为的实体内容，而且监督行政行为的程序，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公开化问题。而我国行政监察工作的内容目前主要限于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行为，监察的范围相对狭窄，不能全面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也难以全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因此，我国行政监察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宽。一方面，需要增加对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合理性的监督，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监督，尤其是对信息公开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行政公开，既可以方便相对人，促进行政民主化、法治化，又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更好地实现行政监察的目标。政府信息公开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学界都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程，行政监察对行政公开化的监督，可以促进政府的行政公开，同时，政府的行政公开又有利于行政监察内容的拓展。
（三）完善行政监察程序
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行政监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提高效率，同时也为行政相对人的投诉提供方便。监察机关应当允许相对人采取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投诉。相对人也可以委托人进行投诉，并且投诉者、申诉者或者检举者不应当限于与有关政府行为利益相关者。
国外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往往并没有直接处罚或处分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公开调查结果，从而取得理想的效果。我国的行政监察在公开化方面还有很多不足，许多问题往往内部“消化”，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大公开化的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促进清廉、合法与合理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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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祥仁.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世界各国行政监察机构设置模式之三[J].中国监察,1999,(7):46.
[2]DianeLongley&RhodaJames.AdministrativeJustice:CentralIssuesinUKandEuropeanAdministrativeLaw[M].London: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
[3]孔祥仁.欧盟的行政监察专员署[J].中国监察,1998,(7):45.
[4][挪]阿尔内·弗利弗莱特.行政监察官——改进政府管理和保护人权的有效工具
[5]孔祥仁.监审合一的监察机制[J].国风,2004,(12).
[6]郭增麟.波兰的国家行政监察体制[J].今日东欧中亚,1998,(2):51.
[7]韩国的反腐道路
[8]周春生,朱丹.论台湾监察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浙江大学学报,8,(3):60-64.
[9]张越.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0]田雅琴.日本行政监察制度管窥[J].中国监察,2005,(8):62.
[11]杜钢建.人权与的卫士制度——国外行政监察制度系列报道.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监察专员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亚洲，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韩国等榜上有名。
论文百事通在非洲，毛里求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等国也步其后尘。这股旋风同样吹遍南美大陆，短短10年间，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厄瓜多尔、乌拉圭、巴西都出现了“人民卫士”，即监察专员。原东欧的匈牙利、波兰也仿效之。监察专员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促进了行政监察领域的国际交流。1978年，国际监察专员协会成立。各洲也相继成立了地区监察专员协会。[1]除了行政监察主体数量的发展以外，行政监察专员的类型也有了新发展，使行政监察制度更加完善。
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据其138e条设立了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前芬兰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杰考伯?索德曼(JacobSoderman)被选为首位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且于1995年9月1日开始办公。[2](p69)介此，一种新型的跨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产生了。按照规定，监察专员必须为欧洲公民，具备在本国最高司法机关任职的条件，能胜任职位要求，保持独立性。其地位级别相当于欧洲法院大法官。监察专员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向议会报告工作，任期也由议会决定，可连选连任，一般不能被解职，除非个人提出辞职，或不能再胜任工作，或犯有严重错误。监察专员必须以欧洲整体利益和公民利益为重，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不得寻求或听从任何政府或机构的指示，不得担任其他政治或行政上的职务。监察专员犯有严重错误时，经议会要求，由欧洲法院将其罢免。[3]在国际上还有已建立的类似制度，这类行政监察官制度有：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欧共体统计局高级专员，波罗的海地区高级专员等等。
还有一种重要的行政监察官就是国内人权行政监察官。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存在大量社会紧张状况的国家，人权行政监察官是提倡并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八十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就建立了人权行政监察官制度。在九十年代，行政监察官制度在东欧几个前共产党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也相继建立。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后，人权行政监察官的设立在宪法辩论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南非现已建立了名为“公众保护人”的行政监察官制度。[4]
目前国际上通行着四五种监察模式，监审合一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不少国家的监察机构都被赋予监察和审计两种职能，波兰最高监察院最具有代表性。最高监察院以合法性、经济性以及效益、廉政为标准，对国家的预算、法律的执行情况和政府各部门行政管理和运作情况，实施全面监察、检查。其中行政监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评价被监察对象的行政管理情况，特别是各部门行政负责人履职情况，发现存在的行政违规和腐败现象。波兰最高监察院认为，现象，首先要管住钱和权，防止资金滥用和贪污行为的发生。为此他们加强了对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的审计监察，颁布了从政道德规范、财产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等，并且加大了廉政监察的力度。近年来，还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政党法》、《议员道德法》，重点展开反腐败斗争。[5]根据韩国宪法规定，监查院的主要任务是审计国家决算及受国家与法律约束的团体的财务，监察国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履行职务的情况，以及揭露公职人员违法违纪问题。无论新成立的监察机构的各国还是原来就有监察机构的国家都把廉政和反对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前者尤其注重。2002年1月，韩国制定的《反腐败法》正式出台，直属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也与当年开始正式投入运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在监察腐败行为方面都很有成就。
民主与的体制是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得以发挥和完善的社会基础。波兰在1957年通过议会立法成立了最高监察院。但是它的职能经过几度变更：开始时归议会领导，后来——为了有效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在归兼任政治局委员的政府总理的监督下，为议会、国务委员和部长会议服务。直到1980年，一场新的危机（团结工会的兴起）发生时，波兰议会在同年10月8日对宪法作出修改，并颁布实施了《最高监察院法》，将最高监察院重新划归议会领导，并向议会负责。1989年波兰制度发生巨变后，这种隶属关系一直未变。1994年修改宪法时对监察院的职能和地位重新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波兰的经验，如果最高监察院属于总理监督，它的监督职能肯定不能很好发挥。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因是：监察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总理领导的政府各部门，所以“自己不可能对自己实行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的工作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对国家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督的目的。这也是当时在波兰国家政权中出现特权阶层的原因之一。[6]在韩国，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朴正熙希望能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清除腐败。朴正熙被刺后，继任的两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继续把反腐败作为最重要的行政目标之一。他们分别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和“新秩序、新生活”运动。但众所周知，这两位总统本身后来都被指控贪污并获重罪。1992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金泳三政权出现了。金泳三把清除腐败宣布为执政第一任务，作为第一个民选总统，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推进制度反腐。早在1960年，韩国政府就曾提出过财产登记法案，但是议会通过后不久又被议会否决。1981年，全斗焕政权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则明确把公职人员财产登记作为主要内容，全斗焕政权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是对财产登记实施了非公开原则。金泳三于1993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金泳三推行的第二项制度性反腐措施是推行金融实名制。与财产公示制度一样，金融实名制也早就在韩国开始了尝试，最后却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不了了之。正是因为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才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继任的金大中则继续推进反腐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韩国政府在反腐之路上走得一直坚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强大的民意压力。[7]这说明，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民主和条件下的反腐制度是对腐败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同样如此，监察机关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台湾的监察制度承继了在大陆时期的监察体制，其理论和制度基础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颁布了《监察组织法》成立了监察院。1928年开始的“训政”时期，中央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成立五院制政府。监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它接受的监督、指导和国民政府的命令。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颁行，对监察院的性质、地位、成员的产生、监察的对象和职权均作出了新的规定。监察院仍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但同时依大法官会议第七十六号解释，监察院构成国会的一部分。监察院除仍拥有弹劾、审计、纠举、调查等法律性职权外，又取得了二项政治性职权，即纠正权和（人事）同意权。监察院从一个准司法机关变为中央民意机构兼准司法机关。但是，1948年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1949年公布的“台湾省令”，使监察院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而不是事实上成为民意机构。直到1986年决定推行“政治革新”，开放，解除，“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加强“议会政治”的运作，全面推行“民主”，废除“极权”。民选委员尤其是委员进入监察院，使监察院事实上成为民意机构兼准司法机关。1992年5月，台湾增修“宪法”，监察院的性质、地位、职权发生相应的变化。监察委员、院长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总统”对监察院的控制增强，监察院不再享有同意权。[8]民国时期和台湾当今的监察院都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从其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不管法律上如何规定，政治制度背景对其作用的发挥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挪威议会行政监察专员阿尔内?弗利弗莱特说：“行政监察官制度就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如在宪法中有其位置，并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否则，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权有变，就会导致对行政监察官职权的损害。因此，一个能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官职能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一个完好的民主机制。不然的话，行政监察官就会被当成一个政治工具，有使当政的政府或总统合法化的危险。”[4]事实的确如此。
二、行政监察对象的完善
近年来，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也走向完善，行政监察的对象又有所扩大。如一些国家将人事管理也纳入监察事项范围，公务员对任职、待遇不服，可以投诉监察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18条规定：“监察机关为行使监察职能，履行以下职责：……（四）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另外，如前所述，很多国家实行监审合一，加强反腐监察，也是行政监察对象发展的一个侧面的表现。除此之外，行政监察对象的完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由于信息公开化和公民的知情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国家的监察机关的又被赋予了一项新的职责。1994年，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开始根据获得公务信息良好行政服务规范的要求，促进那些依该规范的要求应当为公众所取得的公务信息的公开。个人对于信息不公开的不满可以向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提出，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可以按照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根据1998年消费者信息保护法和2000年信息自由法，还设立了信息行政专员。[9](p638,528)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也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推行政务公开，授权监察专员受理那些拒绝向公民提供信息的案件。
日本的监察机关还可以进行政策监察。日本现行的监察机关是行政评价局，是由行政监察局改制而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渎职腐败案件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2001年日本政府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将原总务厅行政监察局改为总务省行政评价局。这是日本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原有行政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行政监察制度。工作内容除了原有的行政评价和行政相谈以外，增加了政策评价，强化了对行政机关制定和实现工作目标的监督。政策评价是行政评价局主要工作之一，指评价局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对省（中央政府各部）府（地方政府）的工作计划、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进行统
一、综合地评价。主要评价政策的必要性、有效性、效率性、公平性及优先性，即评价工作计划和目标是否符合国民和社会的需要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否获得了最大效益，是否公平负担了费用，公平享受了成果，是否需要优先实施等。政策评价计划和结果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政评价局的评价意见要交给内阁总理大臣，评价情况则要向国会报告。[10]欧洲议会监察专员的监察对象更为广泛：欧洲理事会、欧洲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仅限于行政事务）、欧洲审计院、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地区、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其他欧盟附属机构。[3]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事项是不良行政，但是欧盟条约并没有给“不良行政”下定义。与英国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不同，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没有不能受理可能得到司法救济的案件的限制，他可以审查欧盟机构行为的合法性，还可以受理关于由合同关系引起的不良行政的申诉。[2](p69-70)当然，法院的审判、法院已受理的案件、涉及劳资关系且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解决的案件，监察专员不予受理。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还对理事会进行良好行政行为法典的起草工作表示欢迎，并且致力于起草一项宽领域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法律制度的工作，该项法律将参照1985年丹麦公共行政法、1982年芬兰行政程序法以及法国、英国、爱尔兰、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关于良好行政行为的内容。在监察专员的特别报告中还对文件开放提出建议并指出在采用对公众文件开放的规则方面的失职和没有使公众更易于利用（文件）可构成不良行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现有）规则是有限的并要求欧洲议会考虑已经采用的规则是否保证了欧洲公民期望于欧盟的透明程度。[2](p71-72)这说明信息公开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的重要事项之一。
三、行政监察程序的完善
近年来，行政监察程序趋向完善，主要是更加公开化和方便申诉。
英国1967年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并没有允许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可以公开个人的申诉，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SirWilliamRaid发表了几个他认为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实施全面调查的案件的报告。自1994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被赋予了对于公务信息不公开的不满可以按照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的规定进行处理的权力以后，对于这些不满的详细调查由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定期出版。（可能是由于涉及信息公开方面的内容，所以可以定期公开，而对于不涉及信息公开方面的内容，还是只能出匿名摘要。学者对此自然很是不满。）[9](p644)
在澳大利亚，公民可以写信或亲自前往监察专员设在各地的办公室进行投诉。澳大利亚监察专员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广泛运用电话传真等通讯设施，接受公民的投诉。在其他一些国家，监察专员只接受书面投诉，而不接受电话投诉。在澳大利亚，专门为监察专员办公室设立公用免费电话热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话亲自提起投诉，或征得亲友同意后代表亲友投诉。在澳大利亚，居民投诉的途径很多，需要时还可请律师、议会议员或移民代为投诉。监察专员办公室有专门的调查官倾听投诉，并解释监察专员办公室可以提供何种帮助。为了调查方便，投诉人应回答调查官提出的有关问题，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信件等文书。[11]
在奥地利，有一个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电视专栏，它的节目主持人是被称为人民律师的人民监察官（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每周一次，他通过荧屏向国民介绍实施监察工作情况，针砭时弊，号召人们积极投诉，揭发行政部门的违法行为和各种不良行政弊端，当好国家的主人。人民监察官与新闻媒介亲密无间，密切配合。广播里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电视里能看到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公开曝光。每周召开新闻会，向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散发材料，供其选用。对久拖未决的问题，则组织电视讨论，形成压力，促其尽快解决。[12]阿根廷电视台也设有每周一次监察专员节目。
任何欧盟公民或者任何居住或者在成员国有登记注册的办公室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可以向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投诉，可直接投诉也可以通过议员转交。申诉不必为不良行政的直接受害者，但是必须先行与申诉相关的机构或者团体联系。申诉必须在申诉人知道构成申诉基础的事实之日起两年之内。行政监察专员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这是他的英国同行所不具有的一项特别强大的权力。1997年欧洲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发动了四次主动调查。在一次主动的关于特定的共同体机构和团体所掌握的文件对公众开放的情况的调查之后，监察专员在年末向欧洲议会提交了他的第一次特别报告。[2](p71)
四、国外监察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较早地建立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监察制度，但是当代的监察制度却不尽人意，在监察主体的独立性、监察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果能够吸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精华，借鉴国外监察制度的先进经验，相信一定能够对我国的监察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完善监察主体
我国《监察法》第2条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形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第7条规定：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些规定说明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即同时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也说明我国的监察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同一个机关，两块牌子，隶属与纪委，监察局局长通常兼任委副书记。因此，无论从监督的本义还是从行政法治的要求来说，我国的监察体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自己监督自己毕竟不可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是“自然公正”原则的首要内容。监察机关一方面受本级政府的领导，一方面对其部门进行监察，必然受到很多牵制，我国监察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新晨
关于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独立性问题存在着争论，否定说的理由是监察官员并不独立于皇帝，唯皇命是从，虽然古代也有谏官制度，但是是否纳谏完全取决于“圣意”。不过，中国古代的监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不受被监察者控制，独立于被监察者，包括宰相在内，都要受到监察，这一点基本是历史事实。而我国当代的地方监察机关受双重领导，与古代的监察体制相比实际上是一个退步。
源于瑞典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20世纪风靡全球，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项制度。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由议会任命，对议会负责，但具体办案不接受议会的指示，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除非有违法行为不能免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国外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自实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行政监察专员，完全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只存在具体上如何操作的问题。
我国目前监察和审计职能分别由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行使，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有时相互配合，联合办案。而监审合一制度是加强反腐力度的一种有效机制，可以同时管住钱和权，也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的一项内容。
行政监察制度是通过监督行政权最终达到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制度，设立人权监察专员以保障人权，在已经签署或加入有关人权公约的背景下，从明智的观点来看，也只是一项迟早的选择。
正如前面所述一国行政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是与该国的与民主基础息息相关的，我国已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正在朝民主、法治、国家迈进，相信随着民主与法治的进步，行政监察主体会得到进一步完善，行政监察制度的作用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二）拓展行政监察的对象
目前国外的行政监察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发展到包括其合理性，即对“不良行政”以及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的监督；不仅监督政府行为的实体内容，而且监督行政行为的程序，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公开化问题。而我国行政监察工作的内容目前主要限于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行为，监察的范围相对狭窄，不能全面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也难以全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因此，我国行政监察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宽。一方面，需要增加对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合理性的监督，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监督，尤其是对信息公开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行政公开，既可以方便相对人，促进行政民主化、法治化，又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更好地实现行政监察的目标。政府信息公开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学界都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程，行政监察对行政公开化的监督，可以促进政府的行政公开，同时，政府的行政公开又有利于行政监察内容的拓展。
（三）完善行政监察程序
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行政监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提高效率，同时也为行政相对人的投诉提供方便。监察机关应当允许相对人采取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投诉。相对人也可以委托人进行投诉，并且投诉者、申诉者或者检举者不应当限于与有关政府行为利益相关者。
国外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往往并没有直接处罚或处分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公开调查结果，从而取得理想的效果。我国的行政监察在公开化方面还有很多不足，许多问题往往内部“消化”，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大公开化的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促进清廉、合法与合理的行政。
[1]孔祥仁.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世界各国行政监察机构设置模式之三[J].中国监察,1999,(7):46.
[2]DianeLongley&RhodaJames.AdministrativeJustice:CentralIssuesinUKandEuropeanAdministrativeLaw[M].London: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
[3]孔祥仁.欧盟的行政监察专员署[J].中国监察,1998,(7):45.
[4][挪]阿尔内?弗利弗莱特.行政监察官——改进政府管理和保护人权的有效工具
[5]孔祥仁.监审合一的监察机制[J].国风,2004,(12).
[6]郭增麟.波兰的国家行政监察体制[J].今日东欧中亚,1998,(2):51.
[7]韩国的反腐道路
[8]周春生,朱丹.论台湾监察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浙江大学学报,8,(3):60-64.
[9]张越.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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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钢建.人权与的卫士制度——国外行政监察制度系列报道.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一、 国外财政监督派驻机构建设经验
法国：三条监督专员系统
法国的国有资本占国民经济总资本的 70%，因此，法国财政监督的任务不仅仅局限于对财政政策落实的监控， 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确保国有资产的有效运转。 为此，法国的经济与财政部设置了三套不同的财政监督派驻机构体系， 为确保其财政目标的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设置财政监察专员，派驻到中央其他各部门以及法国国内的 22 个大区，就地对财政拨付到各部门以及各区的预算经费开支和运转进行监管。每一笔开支须经由所在地的财政监察专员签字确认后才可以交给公共会计进行拨付，对于不合理的开支项目，财政监察专员有权拒绝签字。同时各部门各区在制定本单位分预算时，必须同财政监察专员讨论，并定时向财政监察专员汇报预算落实的情况，同样，财政监察专员一旦发现预算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是有权中止预算的。对财政监察专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必须是在财政部工作十年以上的高级文官才有资格提名，同时财政监察专员实行轮岗制度，防止出现“一头做大”现象。拥有极大权力的财政监察专员，有力地保证了财政政策的落实。其次， 前文提到的公共会计，是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共会计司派驻到各个单位与地区部门的管理人员。垂直受辖于经济与财政部。在所在部门或地区预算交予公共会计拨付时，公共会计对其手续是否齐全、程序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核实， 及时监控，对于不合理的预算开支，公共会计有权拒绝拨付。 同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一旦出现问题，公共会计也会及时中止拨付行为。公共会计的设置，收紧了政府的“钱袋”，为财政监督又多加了一道保险。最后，对于国有资产占比重超过 50%的企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国家检察署设置国家监察员派驻到这些企业中，代表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对其进行监管。国家监察员负责对这些企业进行日常监督，并将监督报告直接上报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同时参与企业年度预算的制定，全方位保障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率。从法国的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可以看出，其设置级别很高，一般都是直接对经济与财政部部长负责的，不会出现“位卑权重”“管不起”的情况，对畅通国家财政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同时，还可以发现，法国的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很细，各个派驻机构根据各自不同的职能分别履职，相互配合。 不仅提高了监督的专业化效率，还预防了“九龙管水”相互牵制现象的出现，提高了所在地财政监督工作的效率。
乌克兰：专门设立国家监督检查总局
乌克兰在独立之后便综合原有财政部财政监督检查局和其他中央部门执法机构，成立了国家监督检查总局。 并在 2000年前后通过颁布法律和总统令的方式，将国家监督检查总局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副部级的中央直属执法机关，并在乌克兰全境设置派驻机构，以明确财政监督专门机构派驻各地方财政监督分支职责。乌克兰的国家监督检查总局，依靠自身所制定的财政监督法律法规和相关总统令，对全国内各地区各部门实施财政监督。首先国家监督检查总局设计制定乌克兰的财政监督法规及政策。依靠其派驻机构对各地区各部门预算开支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检查。同时派驻机构还对各级国有资产、会计金融账目进行监控，而且还可以受所在地司法机关的委托对经济领域单位进行检查。 对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处理，并在媒体公开全过程。 地方各派驻机构，依照总局规定行使其职责。乌克兰为了更好地执行财政监督工作，设置部级别的专门检查机构，并通过派出派驻机构的方式上下联动，共同搞好财政监督工作。财政监督派驻机构有明确的总局做靠山，独立行使财政监督权力，极大地提高了财政监督的地位，建立完善的财政监督机构体系，同时其对提高财政监督工作效率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意大利：总财务司和国库部的派驻机构
意大利经济财政部下属的总财务司是以确保国家财政计划的有效制定和实施为目的设定的。 总财务司下辖 10 个总监督局，向全国所有国有机构派驻财政监督官员进行财务审计；同时还向中央机关各部门派遣中央预算局，向地方各省派遣省级财务局，监督各部门预算的制定以及执行情况，尤其注意监督中央在地方的预算执行情况，确保地方执行与中央政策相协调、统一。同时，意大利国库部所属的国家拨款总署在国内中央各部门、 各个大区、省、市和有国家拨款的医院等非经济机构和国有控股超过 50%的企业均派设有直属的监督机构或代表，对国家每一项拨款的用途都进行详尽地考察与监管。 将监督寓于管理之中，详尽设置监察派驻机构是意大利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的特点。庞大的派驻监督机构组织将监督落实到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去，根据各种拨款的不同用途进行详细
划分和设置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让监督不留死角，管理没有空白。
二、 国外财政监督派驻机构建设的特点与启示
除了以上的一些做法之外，德国在各州设置了高级财政管理署，作为联邦财政部的派驻机构行使监督管理职责；巴西在财政部下设联邦监控总局，在中央和地方派驻了分局；西班牙预算监督总署工作人员有一半是派驻在其他部门和大型国企进行财政监督的。各国都有适合本国的财政监督派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本国财政政策的有效运行。总结其中优秀做法可以看出国外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的三大特点，并从中领悟我国改进当前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的一些启示。
（一 ）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层级高，影响力大
综合前文描述可以看出，国外财政监督部门的设置级别较高，派驻到各地的监督机构都直接对中央负责，甚至出现乌克兰那种专门独立于财政部之外的财政监督机构。派驻财政监督机构的层级高，有利于其在派驻地顺利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因此，我国首先应当提高财政监督派驻机构的行政层级，避免出现“位卑权重” 导致难以展开监督的尴尬局面。可以考虑将财政监督的任务独立出来，与财政部平级， 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同时派驻机构有权对所在地或单位的任何涉及财政资金的行为进行监督，这就需要赋予各级政府的派驻机构以极大的监督权力和行政级别。在能够有效发挥财政监督职能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在扩大派驻机构监督权力的同时需要将相关制约机制紧紧跟上。
（二 ）财政监督派驻机构设置与制度设计相匹配
针对上一个特点，为了防止派驻机构权力过大、过滥而出现“一头独大”的情况，各国普遍采用了分权设置派驻机构的方法，对于决策与检查、资金划拨、国有资产管理分别派出了职能不同的监督机构， 明晰各个部门间的权责，将财权、事权分开。 同时各国均以较高水准选拔财政监督派驻机构的工作人员，采取严格的约束与管理防止监督的利器蜕变为新的腐败源头。对此，我国也可以根据不同财政监督任务区别设置高层级的派驻机构，不能让一个派驻机构“垄断”一个单位或地区全部财政监督的任务，可以考虑将监督权和最终财政资金的拨划权分配给两个级别一致、共同对中央负责的派驻机构；同时对于国有企业派驻财政监督、纪检监察、专项资金使用相配套的专门监督派驻机构，不能全部委任于单一机构，而且在某些特定项目进行中和结束后可以考虑增减机构设置，灵活应对企业的经营，促进对国有资产监督专业化、规范化；最后必须重视提高财政监督派驻机构人员的素质，打造高水准的财政监督派驻团队，派驻机构工作人员代表中央执行监督权，同时也代表着中央的形象与威严，维护着国家大政方针的严肃性，因此，提高派驻机构的人员的素质和道德行为水准至关重要，可以考虑任命在中央有多年财政监督工作经验、没有亲属或相关利益方在所派驻地方且具备良好道德修养的人担当财政监督派驻专员， 同时实行轮换制度，防止久治一方而与驻地或单位人员沆瀣一气。
（三）财政监督派驻机构深入基层，进行现场监督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英国政府的全方位改革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监管框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英国也遭遇了10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2009年英国议会出台了《2009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了中央履职的权限与工具。之后，2009年7月、2010年7月和2011年6月英国财政部连续三年《改革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新方法：判断、焦点及稳定性》、《新的金融监管措施：改革蓝图》三个白皮书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变了1997年形成的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三位一体”的金融监管框架，确立了以英格兰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监管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分工负责的”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决定在英格兰银行里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分别履行对英国宏观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责任和对微观审慎管理的责任；撤销原金融服务管理局并成立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监管所有金融服务行为；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受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导。改革后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应对政府效能和财政赤字压力，全力推行行政改革。2010年5月卡梅伦任首相后，根据所面临的解决英国创记录的债务和减少财政赤字这一最紧迫的任务，对政府架构进行了重要改革。
1.加强内阁办公室，强化其改革地位和协调能力，使内阁办公室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改革中心。反对浪费，增强政府责任感，提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专业化水准。在内阁办公室原有的效能小组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效能与改革小组，由副首相挂帅，将政府商务办公室职责及297名工作人员、政府采购机构及374名工作人员由财政部划入内阁办公室的效能与改革小组。将中央门户网站及172名工作人员由就业和养老金部划入该小组。将司法部宪法司的选举和民主处、议会和宪法处职责以及78名工作人员划到内阁办公室效能与改革小组。
通过改革，内阁办公室能够更加有效地统筹改革政策，以更协调、更一致的方式审视政府职能和商业活动；使副首相履行政治和宪法改革项目的行政职责，能为他以及他的管理团队提供实施这个重要而备受瞩目的计划所需要的行政事务支持，将白厅的政策专家聚集在一起，就一系列的宪法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选举法框架和选举执行问题，宪法设置和中央政府授权问题。整合中央政府官方网站和内阁办公室数字小组提高内部效率，推动网络在线服务，进一步减少和优化政府网站，减少重复，节约资金。
2.进行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整合和调整。将儿童、学校与家庭部更名为教育部。将履行《许可法2003》的职责（除娱乐业外），由文化、奥运、媒体和体育部调整到内政部，同时相应划转3人和其他一小部分行政资源到内政部。将负责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运会职责由内阁办公室调整到文化、奥运、媒体和体育部。明确负责《平等法2010》以及政府平等问题整体策略实施的政府平等办公室，将对内政大臣直接负责。同时内政大臣兼任妇女与平等部长，仍将是一个单独的部门。明确在英格兰，食品安全由食品标准局负责，营养政策由卫生部负责，食品标签和食品添加剂政策由环境、食品和农村部负责。从而形成公共卫生整体架构，政府在食品方面的态度更明确，更协调，消费者和食品工业也会形成清晰、一致的认识。减少政策工作和不协调的工作项目所带来的重复性工作，提高效率。
美国政府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改革
2008年以来美国的行政改革，最主要是在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改革。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迄今世界经济仍然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深刻反思现行监管模式的严重弊端，于2009年6月制定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即《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提出了近期、中期和长期措施。近期主要措施有：提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地位，扩充成员阵容，将协调领域由金融市场扩大到整个金融系统；成立联邦抵押贷款创始委员会，监督各州对按揭贷款的管理；强化美联储权力，赋予更多的知情权和调查权。中期措施主要是：整合部分监管机构，减少监管重叠，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两年内取消联邦储蓄机构牌照，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牌照体系；由货币审计局履行储蓄管理局职责，撤销储蓄管理局；将州注册银行交给美联储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监管。确立重要支付清算系统的联邦特许权和联邦优先权；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期货业进行统一监管，合并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长期措施主要是：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模式。明确由美联储履行金融市场稳定的职责，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建立谨慎金融监管机构，统一行使银行监管权；设立金融企业营运监管机构，专司对金融企业商业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
澳大利亚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改革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政府实行了政府规制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并开始了减少和规范政府规制的尝试。2005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最佳实践规制办公室”，制定规制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标准，开始评估各部门执行情况，每年公开评估结果，推动政府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对政府的挑战，推进联邦政府机构改革，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成立了以总理和内阁部部长特利为组长的澳大利亚政府机构改革咨询小组。主要成员有财政部长、环境部、公共服务委员会、气候部、国有银行、墨尔本大学等10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为澳大利亚政府机构改革设计一个蓝图。全面审视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审视澳大利亚政府机构运行状况，强化政府管理，全面提高公共服务，使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服务，以迎接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
为了较为客观地了解政府机构的实际运行情况，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09年邀请世界著名的咨询机构毕马威公司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其各个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形成了《2009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机构表现基准测试》。该报告把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与加拿大、丹麦、法国、荷兰、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和美国进行了比较，作为此次改革程序事实基础的一部分，提请咨询小组参考。200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改革咨询小组再次对联邦政府各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了调查。2010年3月，咨询小组了《捷足先登：澳大利亚政府机构改革蓝图》的报告。该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正式批准了改革蓝图。该蓝图概述了以具体措施为支撑的全面的改革计划，以保证澳大利亚公共服务能够应对现代公共服务面对的挑战。它明确了可以提升的四个广泛领域：满足公众需求、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策略指导、强化人才队伍的能力和持续有效高标准地运作。为了加强组织和领导力量，在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部推动下，已经成立了包括所有联邦部委的部长以及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的“部长理事会”，作为关键领导力量平台，并由总理和内阁部部长特利担任主席。同时，在工作层面，由总理和内阁部牵头，建立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公共服务的政策实践者组成的战略政策网络。该网络成员定期碰面，讨论包括更好的实践方案等的战略政策议题，提供制定政策的实用工具。
为了巩固提升公共服务改革成果，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对1999年公共服务法案进行修改，目前该修订法案稿已经通过议会两院的三读，送达总督签署。新法案的修订的主要内容有：明确各部门部长的角色和责任，修改他们就业安排；建立部长委员会取代原有的管理咨询委员会；修订高级公务员职责；明确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专员职能；任命特别专员协助公共服务专员进行某些评估工作；修订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价值，明确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就业原则；其他技术性修改还包括：公共服务临时职员、政府机构改革、信息保密等。
加拿大政府减少文牍主义和过度规制的改革
加拿大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公共行政改革以来，随着经济政治面临的任务不同，其公共行政的内容和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场改革一直持续进行着。1989年12月时任联邦总理的马丁·马尔罗尼（Mulroney）提出了改革和重塑公共行政，迎接21世纪挑战的《公共行政2000年》建议，并于1990年12月以加拿大政府名义了《重塑加拿大公共服务》白皮书，明确了改革公共行政的原则、目标和任务。1993年进行了大幅度的联邦政府机构改革重组，并修改了《公共部门就业法》。2003年制定了《加拿大公共部门现代化法》。从1992年起，枢密院秘书长兼内阁秘书长牵头，持续对联邦政府进行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而且每年都要向联邦政府总理作关于公共改革和公共服务进展情况的书面报告，到2012年已经延续了20年，形成了惯例。因此，加拿大公共行政改革是西方发达国家持续时间最长，最富有成效的国家之一。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加拿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遭受影响最轻的国家。
在应对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加拿大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减少对企业的文牍主义和过度的行政规制作为首要目标，专门成立了“减少文牍主义委员会”，在各级政府和企业对如何减少文牍主义进行讨论，列举了最难容忍2300多种文牍主义情况，并提出了多种的解决措施，主要有：
（一）实行政府规制的零增长措施。针对政府各部门日益增长的规制，将尽快制定法律，确定“增一减一”原则要求，即联邦政府要提出一项规制，必须至少同时减少一项现行的规制和相应的费用，以保证规制的零增长和企业遵守规制成本总体不增加。从现在起，政府各部门都要按照“标准成本模型”对本部门的现行规制数量，以及企业遵守这些需要花费的成本进行测算；各部门从现在起都要对本部门的现行规制和企业遵守这些规制的成本进行评估，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
（二）减少、合并和规范政府对企业的信息需求。针对政府过多的对企业的信息填报要求和政府不使用信息化手段获取信息情况，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建立一个与其规制和工作需要相联系的对企业的信息要求清单。同时列出其他部门在这个领域对企业信息要求清单。政府各部门都要按照“标准成本模型”对本部门对企业的信息要求清单，以及企业填报这些信息花费的成本进行测算和评估，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
（三）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管理机制。针对部门在设计和管理规制内容缺乏考虑多个相关部门对企业的整体负担，要求规制相同领域的相关政府部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减少“累积性的管制负担”。形成同一领域不同政府部门对企业管制的路线图和企业需要遵守的规制。
（四）建立相关部门对企业规制的共享信息的电子窗口。理清造成共享信息资源的障碍，形成考虑部门不同需求的信息共享方式。修改相关法律，实行一个项目一次性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五）修改《使用者收费法案》，减少收费程序和非主观故意的惩罚程序。联邦审计署将对各部门“减少文牍主义委员会”提出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每年向议会报告。部门未能达到要求的，其高层管理全体人员将失去年度奖金，减少规制工作出色的部门，其高层管理全体人员将获得更高的年度奖金。E：YWJ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近年来，无论是各类“宝宝”，还是P2P，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日益蓬勃，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新鲜力量。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金融业务所采用的媒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金融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上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分析，在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监管套利造成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资本的要求，也不需要接受央行的监管，这是本质原因；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虽然具有自身优势，但是要考虑合规和风险管理的问题。
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正式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态度是“疏”而非“堵”。3月4日，央行行长以及两位副行长共同表态支持，表示不会取缔余额宝，给互联网金融吃了一颗定心丸，并将其定位在金融创新，提出鼓励、支持、包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理念。
互联网金融必须纳入监管范畴
2011年之后，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步伐的加快，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并于2013年发酵成为一场由投资者、类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媒体以及公众共同营造而成的互联网金融“狂欢”。 目前，互联网金融尚无明确的法律监管依据和技术性监管细则，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等诸多深化改革的政策因素与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相互叠加，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下一个潜在风险爆发点。
互联网金融在业务模式标准和进入门槛方面尚没有明确的规定，行业发展整体上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由于进入门槛低，导致互联网金融领域从业者心态浮躁，市场主体鱼龙混杂。一批互联网企业成为事实上的金融机构，而这些“披着互联网外衣的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对金融风险和管控认识不足及能力不够的问题。另外，互联网金融普遍存在跨业经营问题，一旦出现系统性信用风险，将会导致大规模的雪崩效应，对整个行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尽快制订行业自律标准， 一是要进一步严格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二是要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行业失范企业的惩罚机制，用市场的手段让那些损害投资者权益、导致行业恶性竞争的市场主体受到应有的行业惩罚，进而净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行业环境；三是要充分发挥金融行业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的作用，倡议互联网金融行业维护行业竞争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自觉防范管控风险和维护公共利益，共同维护行业利益。
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种类繁多，不同业务类型企业的风险重点各不相同。另外，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着银行主导、通信运营商主导、通信运营商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联合主导等不同的行业发展模式，致使互联网金融行业事实上存在监管主体不明、监管措施不清的问题。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构建一个灵活的、富有针对性与弹性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法律及制度对于互联网金融还有空白地带。互联网金融由最初单一的支付平台，到投融资业务的出现，再到多元化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形成，其发展之迅猛让各界始料不及，其蕴含的风险也未得到有效缓释，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更多的隐患。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建忠指出，一方面，要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其对金融创新、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如果任由其无序发展，一旦某个点出现问题，将很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造成较大冲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互联网金融时代更加有必要关注和重视消费者金融权益的保护。
王战表示，构建分类宏观监管体系可以分三步走：一是要尽快明确现有金融监管机构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中的监管职责，做到既要包容创新，又要确保监管到位；二是互联网金融监管要与时俱进，实现从传统金融业务的机构监管转向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功能监管；三是为避免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亏损或倒闭带来的市场信心损害，监管机构要为重要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重组或破产处置程序，明确该企业机构一旦出现破产倒闭，应如何合法处理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和企业解体后的资产处置程序。
目前，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的金融业态普遍关注不够，尚不存在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法律。但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已远超预期，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滋生了不少风险隐患，如果不加快对其进行立法规范，就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风险。
刘建忠的建议一是加强立法，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目前，我国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缺少上位法，更没有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相关法律内容。因此，应适时出台相应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法律层面界定互联网金融的相关问题，规范市场主体的各项行为。同时，应明确相应的互联网金融管理部门，细化管理职责，出台行业规范，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强化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互联网金融行业由于缺乏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和硬性要求，经营者对信息的披露缺乏积极性，特别是对销售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收益率、期限、风险等，缺乏信息披露的动力，因此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有关部门应及时出台“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参照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以及实际要求，规定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应对产品、服务及运营等情况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确保信息对称，帮助消费者作出理性选择，降低消费者的风险，取得合理预期的利益。
三是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渠道。针对互联网金融应设立专门的维权机构，健全投诉处理工作机制，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能够投诉有门，主管部门也要结合投诉开展相应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做好争议处理，具体可借鉴英国、澳大利亚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公司的做法，建立独立于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第三方机构，作为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方式。
大数据业务应上升到国家战略
数据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事实”。2012年《纽约时报》专栏中就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大数据代表着对某件事物的描述，对这些数据可以记录、分析重组，挖掘其潜在的价值。如今，庞大的数据资源开启了各个领域的量化进程，无论学界、商界还是政界，今年的大数据进程驶入了“两会”。从“两会”的提案、议案看，大数据业务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两会”报道看，大数据刷新着媒体的报道格局。大数据与“两会”联姻，无论是对“两会”还是对大数据，都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之，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今年的“两会”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两会”，新一届中央政府交出的首份“答卷”牵动着百姓的目光，大数据在今年“两会”中的新应用也注定了今年“两会”的与众不同。
今年“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在议案或者提案中提到大数据业务。李彦宏在政协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应该把更多和人民生活有关的数据资料，公开地放到网络上；雷军则直接建议将大数据纳入国家战略，推动大数据切实地被用起来；科大讯飞刘庆峰建议国家建设声纹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反恐。张近东、马化腾、杨元庆的提案也与数据应用有着紧密联系。更为可贵的是：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中，大数据首次出现，与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一起，成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而随着各种基于数据的软件开发和应用，大数据还将更多地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表示，在大数据之前，对数据的利用都是抽样调查，而大数据则采用全样本进行调查。在大数据中，人们可以非常精确地看出哪一种事实最有代表性，从而使新闻报道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从“两会”对大数据的重视可以看出，当前大数据的重要性正在从科研理论群体转向政府决策部门，政府应该成为大数据产业的规划指导者以及实践者。大数据对于公共部门的适用性同对商业实体是一样的：大部分的数据价值都是潜在的，需要通过创新性的分析来释放，必须从数据本身挖掘其价值所在。为此，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做更多的事：一方面，政府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断收集到海量数据并存档在案；而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不断去统计、分析、预测这个国家的一些宏观情况，辅助决策。公安、媒体、金融、卫生、教育、贸易等行业都在不断积累数据，政府因为监管的需要又会对这些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局、测绘局、气象局等部门则是直接在做数据的收集、分析或者利用。政府掌握的海量数据如果能进行适度的开放，加上互联网便捷的查询能力和挖掘能力，将会释放出巨大的价值。一些原本未曾主动收集的数据，政府如果推动其收集，也将爆发巨大能量。总之，政府拥有的大数据规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要掌握大量的数据而且要有能力轻松地获得更多的数据。所以，随着拥有数据越来越多，大数据对政府的决策将非常有利：第一是通过对数据管理，提高决策能力；第二是基于大数据应用，逐步开放公共数据，打造透明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第三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监控重大社会事件，构建科学预警监控体系，更好地服务民生。
大数据为代表履职提供新方法和新思维
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调研方法也正在发生变化。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认为“采集什么数据，如何采集，采集的频度、精度、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和分析数据都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凭个人的喜好主观地选择数据”。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代表履职提供了新的机遇。汇集社情民意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履职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深入群众式的调研正是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获取海量的信息。如今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调研将更加精准、便捷，大数据是一种非常好的调查手段。大数据这种思维方式的优势还在于它分析的是全面的数据而非随机抽样性的。在大数据之前，对数据的利用都是抽样调查，而大数据则采用全样本进行调查。
面对复杂的数据，大数据思维还要更多地关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深入挖掘其潜在的价值，通过分析挖掘其潜在的价值，然后变现为用户价值、社会价值，为我所用。苹果公司进军移动手机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iPhone推出之前，移动运营商从用户手中收集了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数据，但是没能深入挖掘其价值。相反，苹果公司在与运营商签订的合约中规定运营商要提供大部分有用的数据。通过来自多个运营商提供的大量数据，苹果公司所得到的关于用户体验的数据比任何一个运营商都要多。大数据分析的核心目的就是预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依靠相关技术和数学建模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措施。
总之，现代的信息系统让大数据成为了可能，但是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的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大数据在实用层面的影响很广泛，解决了大量的日常问题。大数据更是利害攸关的，它将重塑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需要人们重新讨论决策、命运和正义的性质，我们的世界观正受到相关性优势的挑战，拥有知识曾意味着掌握过去，现在则更意味着能够预测未来。
大数据新闻成为“两会”媒体报道的新方式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数据本身是可以理解为事实的，是世界的真实映射。基于大数据，即多个事实基础的新闻会更加全面、客观和直观，其真正的优势是：它的数据收集、统计是自动化的，分析是智能化的挖掘。大数据的分析报告新闻具有实时性、海量事实样本、数据挖掘、真实表达等优势。因此大数据成为媒体报道热衷的新手段，因为它具备了快、准、新、真。有“互联网之父”之称的蒂姆・伯纳斯・李干脆宣称：数据新闻就是未来。数据即讯息成为时代共识。数据新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还有思维方式的颠覆，这种整合的思维方式是对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碎片化、极端化的一种修正。早在今年年初，央视新闻与百度大数据的合作，使国内观众第一次从电视上接触可视化大数据，而且结合了春运这一社会现象，为大数据的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央视《晚间新闻》“据说春运”特别节目首次播出后，观众们对这种运用数据可视化技术来播新闻的新颖方式非常感兴趣。互联网行业更是一片叫好之声，认为“据说春运”既体现了央视的“转作风、接地气”，同时也是向公众普及大数据概念的有益尝试。
今年的“两会”，央视的多档新闻栏目跟百度、亿赞普等公司一起解读“两会”热点，再次展示大数据的魅力。央视通过分析百度用户的搜索行为数据，来洞察用户对“两会”相关热点的关注度以及人群属性等特征。央视分析称，从百度指数可以看出，网民对“两会”的关注度逐年升高，今年百姓对雾霾、二胎、互联网金融等民生话题关注最多。在3月3日开播的央视国际频道《“两会”直播报道》和新闻频道《“两会”解码》两档栏目中，百度指数数据被频频引用。“两会”前手机百度用户关注度集中在民生相关话题，涉及环保、二胎政策、反腐等多个方面。
“两会”期间，央视还加大了大数据分析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力度，在每天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中专门安排四分钟的专题栏目《“两会”解码――“两会”大数据》，由主持人欧阳夏丹向观众详细解读当天大数据分析的最热话题。亿赞普公司作为央视此次“两会”报道中最大的大数据提供商，利用其拥有的国内唯一在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大数据平台网络，每天为《新闻联播》的《“两会”解码――“两会”大数据》栏目，提供全球范围的实时数据挖掘、多维度的数据对比、深度的大众思想分析以及极富创新性、直观易懂的可视化呈现服务。在11天的《“两会”解码――“两会”大数据》播报中，主持人欧阳夏丹在演播室中使用全新的立体成像技术和人机互动技术，生动、直观、易懂地向观众播报大数据对“两会”热点的分析，内容涉及收入分配、医患关系、交通拥堵、百姓心愿、单独两孩、大学生就业、中国“两会”全球热搜、政府新政等方面。央视是国内最早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新闻报道的媒体，深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分析所具有的实时、全面、真实的特点与新闻报道的高度契合性。今年再次在“两会”报道中利用大数据分析，除了在以上方面加大了力度，更加注意到数据采集范围对分析结果的重要影响。此外，很多网络媒体也通过数据方式来报道新闻，如《数读时代・据说两会》 就是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百度知道共同推出的系列大数据解析性新闻报道，把网友们最想知道的，最受网友关注的“两会”话题提取出来，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读出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期待。
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内涵已不仅仅是消息等新闻，而是各种各样的数据。这就要求媒体必须适应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多元化媒介来承担信息传播的职能。生产、分析、解读数据，探索一条为受众和用户提供分众化服务和体验的新途径。大数据时代大部分数据都是在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比如网络言论、图片和视频等网民自发上传的内容，以及来自于传感器的数据等，新闻报道是这些数据的重要应用者。与原有的新闻报道相比，数据新闻反映现实更为全面，更易被理解。更为可贵的是，由于大数据是“实时的”、“鲜活的”，其与新闻报道相结合，使媒体不仅能实时掌握数据，还能实时感知新闻传播效果，判定受众预期心理。大数据时代，媒体的转型发展，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将对未来的媒体形态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有人将2013年称为“大数据元年”。目前，几乎所有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都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大数据产业；无论社交平台逐鹿、电商价格大战还是门户网站竞争，都有它的影子；去年美国政府投资两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更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无论是企业、媒体还是政府，大数据正由技术热词变成一股社会浪潮，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年“两会”，从议案提案、调研方式到新闻报道，大数据只是开启了冰山的一角，注定今后大数据还将在政府决策领域、新闻报道领域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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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2年，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工商银行；综合经营；合规管理
一综合经营条件下强化合规的可行性
综合经营作为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可以跨行业经营的一种金融制度，其实质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经营多领域金融业务，得以实现现代商业银行资本节约收入多元化和竞争差异化的目的和要求。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实现经营模式战略转型已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和现实。从国际银行业经验看，综合化经营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还有效地降低和分散了经营风险，并最终增加了盈利，国际金融业尤其是西方商业银行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非利差收入。从国内金融业发展看，从1993年我国金融业正式实施行政性分业经营，至2005年银监会《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我国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由分业向综合转变的过程。2005年10月，全国人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条从法律上为我国实行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预留了发展空间。工商银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在规模机构网点客户品牌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工商银行紧紧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的发展目标，通过发展非牌照类投资银行业务和跨市场的交叉销售，合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境外投资银行机构，以及通过控股银行涉足保险业积累了一定的综合化经营的经验，综合化经营体系已具雏形。
在适应综合化经营，强化内部控制方面，工商银行在初步形成相对独立垂直领导的稽核体制基础上，2004年10月，又根据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需要，改组了内部审计委员会。在原稽核监督局的基础上设立了内部审计局，在原跨区域设立的6家稽核专员办公室的基础上扩充组建了10家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分局，内审工作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有了更加完善的体制保障。同时，在全行系统重组成立了合规机构，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职能得到加强。“下管一级监控两级”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总行对一二级分行资产质量经营效益综合成本依法合规经营以及负责人履职等情况的综合监管能力增强，各一级分行对基层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的授权控制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建立在两级监管体制基础上的对主要业务和机构的警告限期整改和市场退出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对于规范各级机构的经营行为和增强全行的风险控制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重组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借助国际著名咨询公司设计了全面风险管理总体框架，实施了内部评级法工程建设，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国际接轨步伐日益加快。
2005年10月28日至2006年10月28日，工商银行经历了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行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的过程，为工商银行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遵从国际惯例，严格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银监会《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等文件要求，建立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使工商银行适应综合化经营要求强化内部控制提升合规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可能。
二综合经营条件下强化合规的切入点
(一)强化合规的内涵
合规是指使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其内涵：一是强化制度约束。即商业银行在构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权责分明，有效制衡，规范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各项经营活动置于严密有效的制度规章流程的约束之下。二是实现风险控制。即促使商业银行为实现资本充足率总资产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利润率股本收益率不良贷款率等经营目标，依靠各项制度规章流程，建立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效进行事先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与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三是提高制度执行力。即商业银行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强化内部控制意识，严格落实各项控制制度，确保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四是建立应急预案。即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机构重组及新设等重大变化时，及时有效地评估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五是提升商业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资本利润率股本收益率，商业银行各项经营活动实现价值最大化。
(二)加强合规管理应协调处理好四大关系
1．正确处理好合规管理与决策层价值目标趋同的关系。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决定了决策层价值趋向，而银行内部合规管理必须紧紧围绕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价值趋向，严格遵循董事会审批的各项合规政策，协助高级管理层有效管理银行面临的合规风险，才能确保全行各项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促使银行价值实现最大化。
2．正确处理合规管理与业务经营协调发展的关系。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规定，“合规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识别书面说明和评估与银行经营活动相关的合规风险，包括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开发，新业务方式的拓展，新客户关系的建立，或者这种客户关系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所产生的合规风险等。”合规管理部门这种积极主动地识别书面说明和评估风险的过程，既是有效地防范风险和减少损失，创造间接价值的过程，也是促进银行各项业务依法合规稳健发展，增加直接价值的过程。
3．正确处理好合规管理与监管良性互动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银行业监管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而合规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防范和控制“因未能遵循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使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和监管处罚重大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所以加强合规管理与银行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方向一致目标一致，两者实现良性互动，更会使银行增加客户的安全感，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自身市值和持续竞争力。
4．正确处理好合规管理与实现价值相互制衡的关系。实施合规管理既要与银行各项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又要与银行内部公司治理相协调，更必须精心核算合规风险控制成本，核心就是要落实“三性”：一是有效性，即合规检查和管理要有效率；二是独立性，合规部门能够独立地不受干扰地发现问题，调查问题，以确保合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三是被审查性，合规部门履职情况要受到内部审计部门的定期检查。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合规管理部门主动合规有效合规科学合规创新合规的作用，有效建立起一个合规管理与实现价值相互制衡营运机制，促进银行合规风险最小化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实现。
(三)明确合规管理的重点
1．树立科学的合规工作理念。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要求，其各项业务管理和运行必须置于严密的制度控制之下，而不是人为的控制之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合规管理工作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克服被动合规管理的思想，按照公司治理“分权制衡问责透明”的原则，紧紧围绕全行公司治理和经营转型，立足完善内控机制规范经营行为防范操作风险，努力使各项制度规定覆盖所有经营管理和操作环节，使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决策意图管理目标及时有效地传导到全行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防止全行经营活动因发生内控疏漏而产生违规，确保决策层和管理层对全行整体治理的有效实施。
2．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合规文化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价值趋向和行为规范，要具体落实到全行员工的每项业务操作和经营行为中去。一是要确定并贯彻落实银行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企业价值标准，明确员工的行为准则，包括银行明确鼓励和禁止的行为等。二是要改变规章制度的制定范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制定，同时加强规章制度的后评价，并根据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调整，及时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三是要严格有效地落实问责制，包括制定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建立严格的问责制等。四是针对合规机制建设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并将绩效考核机制作为培育合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银行业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价值观念。
3．准确界定合规管理部门的定位。合规管理是商业银行一项核心的风险管理活动。合规管理部门作为全行的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直接对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具有独立的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直接报告工作的义务，其人员配备审计培训管理费用和绩效工资由董事会决定，在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中具有较高和十分重要的地位。
4．科学确定合规管理工作的职能。合规管理部门应在合规负责人的管理下协助高级管理层有效识别和管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合规风险，其履行以下基本职责：一是持续关注法律规则和准则的最新发展，准确把握法律规则和准则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及时为高级管理层提供合规建议；二是制定并执行风险为本的合规管理计划，包括特定政策和程序的实施与评价合规风险评估合规性测试合规培训与教育等；三是审核评价商业银行各项政策程序和操作指南的合规性，组织协调和督促各业务条线和内部控制部门对各项政策程序和操作指南进行梳理和修订；四是协助相关培训和教育部门对员工进行合规培训，并成为员工咨询有关合规问题的内部联络部门；五是组织制定合规管理程序以及合规手册员工行为准则等合规指南，为员工恰当执行法律规则和准则提供指导；六是积极主动地识别和评估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相关的合规风险，包括为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开发提供必要的合规性审核和测试；七是收集筛选可能预示潜在合规问题的数据，建立合规风险监测指标；八是保持与监管机构日常的工作联系，跟踪和评估监管意见和监管要求的落实情况。
5．合理配置合规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合规管理部门的人员涉及全行各个业务领域和管理部门，其人员由专职和特聘两部分组成。专职人员包括各级行专门从事合规管理的人员；特聘人员包括从全行各个业务部门聘任的兼职合规管理人员。专职和特聘合规管理人员承担着建立健全本行合规风险管理框架，管理监督纠正本行本专业内部管理和业务操作合规性的责任和义务，并定期将自身职责范围的风险和控制状况向本行合规管理部进行报告。
6．准确把握合规管理工作的切入点。第一，要积极发挥内控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的作用，组织开展合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合规管理渗透到全行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并推动辖属各级行各业务管理部门建立完善内控机制，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第二，认真开展合规审计工作。首先，加强对全行各项业务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的监督检查，通过制定非现场审计常规审计专项审计离岗审计责任审计后续检查内控综合评价等制度，建立完善科学的合规审计工作机制，提高合规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次，建立健全非现场监督控制系统，通过即时非现场监测，及时发现和纠正业务部门经营活动偏离合规目标的行为。再次，加强对各项经营管理数据及信息系统的安全监督，及时排查疑点和薄弱环节，确定合规审计重点。最后，要与业务部门加强配合协调沟通和联系，对合规审计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并与专业部门配合，建立健全对重点岗位基层机构负责人的监督制约机制。第三，促进业务管理部门定期梳理整合各项规章制度，避免新旧制度交叉而造成的执行矛盾和风险隐患，使制度在保证依法合规经营活动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第四，健全违规操作问责规定。为遏制各类差错事故和案件发生，合规管理部门要按照精细化管理原则，建立严格的制度落实问责制，对于有制度有要求而不执行的，要追究责任；对于有制度不要求不坚持的，要追究管理者责任；对于该查未查或未查出的，要追究检查者责任；对于查出问题不按规定及时处理的，要追究处理者责任。第五，开展内控评价。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基层营业机构内部控制的严密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存在的缺失和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整改。第六，建立合规管理例会制度。合规管理部要定期对全行内部控制合规经营风险和控制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定期召开由相关专业部门参加的合规管理例会，将全行内控管理业务操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通报，促进相关部门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堵塞漏洞，防范风险。
7．建立合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首先，要落实合规风险“三性”。一是有效性。即合规检查和管理要有效率；二是独立性，合规部门能够独立地不受干扰地自己发现问题，调查问题，以确保合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三是被审查性。合规部门履职情况要受到内部审计部门的定期检查。其次，建立违规举报机制。各级行要为内部员工举报违规违法行为提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并建立有效的举报保护机制。再次，要变以往“部门银行”为“流程银行”。为有效防止对客户服务内容单一业务创新单一监督检查内容单一风险控制不全面，出了问题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相互推卸责任等弊端，要按照业务线所经营的产品种类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开展制度检查，要将每一个业务岗位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检查范围，进而通过流程银行建设，从整体上提高服务水平和对合规性风险的掌控与驾驭能力。
8．理清合规管理部的报告途径。合规管理部要建立定期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直接报告工作制度。应依据业务管理部门制度执行和检查情况报告专职和特聘合规管理人员的工作报告日常合规检查及即时非现场监测内控评价，全面掌握全行每项业务的运行细节，定期综合分析判断全行内部控制合规经营风险和控制状况，直接报告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进而确定全行风险控制的基调，客观地评价全行公司治理状况，对全行业务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控制。
9．加强信息沟通。为保证合规管理部门有效履行职责，各业务管理部门专业会议应邀请合规管理部门人员参加，专业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要送合规管理部会签把关，各种业务报表和检查报告必须抄送合规管理部门，确保合规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经营活动的相关资料。合规管理部门要加强与业务部门协调沟通和联系，对综合分析判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被查行和专业部门进行双向反馈，促进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廉政公署； 纪检监察部门； 法律地位； 职责； 对比
中图分类号： D925.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10
贪腐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宣称已经完全彻底地杜绝了贪腐现象。但“廉洁是各国普遍追求的一种政府状态”，[1] 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反腐措施，在成功预防和惩治贪腐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创建于贪腐横行时期的香港廉政公署经过四十余年的运作，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反腐典范，而香港政府和社会在回归前后一直以廉洁形象闻名于世。①基于香港和内地实行不同的制度，分析两地反贪腐机构的运作模式，对于目前正在大力反腐的内地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反贪腐机构的设立背景、法律地位与人员配置比较
（一）反贪腐机构的成立背景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的香港公共部门特别是警察系统贪腐横行，市民对反腐的呼声极高。时任港督麦理浩顺应这一呼声，于1974年成立了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并迅速扭转了民众观望怀疑的态度，赢得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但由于触及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和利益，1977年曾引发警界强烈反弹，最终由港督宣布对1977年1月1日之前发生、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且无其他重大罪行的公职人员予以特赦，1978年又强令一百多名警员提前退休，之后肃贪阻力大为降低。几年之后，香港一跃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廉洁政府的典范。回归之后，廉政公署继续发挥其职能作用，让香港始终保持着清廉的社会风气和政府形象。
内地的反贪腐机构由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监察部门、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检察院组成。国家预防腐败局加挂在监察部，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负责腐败预防、协调和国际交流工作，当前在反腐败领域并无多大作为，甚至不为公众所知。侦查贪腐罪行是检察院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其主要职责是作为公诉机关对所有需要公诉的犯罪行为进行审查，以及作为司法监督机关对公安、法院的日常业务进行监督。因此，合署办公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就成了专职反腐机构。纪委作为党内纪律监督机构，其前身可追溯到 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部门作为政府内设的行政监督机构，其前身则是建国之初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的人民监督委员会。1993年后，纪委和监察部门开始合署办公，开始了一套机构行使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纪检监察部门也成了目前反腐的主力军。
从两地反腐机构的设立背景来看，香港廉政公署作为唯一的反腐机构，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之初就背负着香港民众和最高长官港督的殷切期望，而在成立之后它也不负厚望，短期之内迅速扭转局面，让贪腐者彻底断了念想，让民众彻底折服，让香港民风政风为之一新，并将这一作风延续至今。反观内地的反腐机构，多头设立且权力分散，[2] 各机构成立之初大都没有面临太大的反腐压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时，纪委和监察部门则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腐成效并不能令人满意，贪腐问题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关乎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的地步。
（二）反贪腐机构的地位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设立之初就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回归之前，廉署最高长官即廉政专员由港督任命，向港督负责。回归之后，根据《基本法》和《廉政公署条例》的规定，廉政专员由香港特首任命，向特首负责。根据《廉政公署条例》第5、8条规定，廉政专员由特首任命，廉署工作人员由廉政专员委任。（委任条件须经特首同意） 实际操作中，廉署工作人员全部实行雇员制，不符合雇佣条件时，随时可能被解聘。但雇用期间及退休后都享有相当不错的福利待遇。
内地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但仍是两套班子。作为党内纪律监督机构，按照《中国共产党》规定，中央纪委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地方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作为政府内部的监察机关，按照《行政监察法》第2、7条规定，各级监察部门都属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完全依照行政区划设立，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领导并向其负责。也就是说，无论是纪委还是监察部门，都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既对本级党委或政府负责，也对上级纪委和监察部门负责。并且由于内地的特殊国情，无论纪委还是监察部门，其工作人员全都是公务员编制，福利待遇严格按照级别确定，一般不会被解聘。
独立的地位决定了香港廉政公署可对任何政府、公共部门任何职位的工作人员（行政长官、廉政专员也不例外）进行有效监督，工作人员的独立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也决定了他们能够没有任何顾忌的完成任务。而内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让地方纪委监察机关根本无法有效监督本级党委和政府，也让纪检监察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极易受到职位、待遇的诱惑或威胁而在工作中缩手缩脚。
（三）反贪腐机构的内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在廉政专员的领导下，内设行政总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四个部门，现有工作人员1200余人，与香港超过700万总人口相比，廉署人员与香港总人口之比约为1∶6000左右，亦即每6000名香港人中有一名廉署工作人员。而内地实行纪委和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以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例，内设27个处室，既有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部门、也有接受举报调查贪腐的部门，有法律政策理论研究部门，还有宣传、组织、党委等党组部门，各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机构设置也大同小异。全国约有81万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3] 占全国13亿多人口的比例约为1∶1600左右。
再从反贪腐机构工作人员中在一线从事反贪腐调查工作的人数来看，香港1200余名廉署工作人员中，有800多人是专职从事调查打击贪腐的，占廉署全部工作人员的70%左右。内地全部81万纪检监察人员中专司调查贪腐行径的工作人员具体数字不详，但以最高一级纪检监察部门――中纪委监察部来说，经过2014年年初的机构改革后，27个部门编制总人数不到1100人，其中12个纪检监察室总共配置360名人员，[4]加上其他几个部门中从事贪腐调查的人员，中纪委监察部里专司调查贪腐的工作人员占全部1100名总编制数的比例绝对不超过50%，全国81万的纪检工作人员中专职调查贪腐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也不会高到那儿去。
两组数据对比一下不难看出，以反贪腐机构工作人员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来看，内地的比例远高于香港。（这还不包括检察院中从事贪污渎职等贪腐罪行的侦查人员） 而以专职调查打击贪腐行为的工作人员占反腐机构全部工作人员的比例来看，内地的比例却远低于香港。再以前些年反腐的效果来看，内地与香港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二、反贪腐机构的职权与履职手段的对比
（一）职权对比
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中国共产党》第44条赋予各级纪委的职责包括：对党员进行守纪教育；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监察部门的任务是对监察对象（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而《行政监察法》第18、23、24条规定监察部门的职责主要有：检查权（对检察对象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进行检查）；立案权（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调查权（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处分和建议权（根据检查、调查结果对监察对象予以行政处分或建议其他有权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在其使命宣言中将其任务明确定位为：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的方式，肃贪倡廉。《廉政公署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廉政专员的职责为：代表行政长官接受、调查对贪污行为的指控；调查涉及《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中指明的罪行；调查订名人员的相关贪污行为；审查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的规程以揭露贪污，并修正其中可能助长贪污的内容；向任何人提供反腐咨询、协助；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害处，争取促进公众对打击贪污的支持。廉政专员为履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对廉署人员进行授权。可见，廉政公署的职责不但是对违反法律的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审核贪腐漏洞、提供廉政咨询、争取公众支持也是香港廉署的重要职责。
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是对党组织、党员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纪或政纪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核实的违纪行为给予或建议给予党内或政纪处分，这种处分的性质是一种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近年来内地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组织性（塌方式）、隐蔽性越来越强，潜伏期越来越长。[5] ①因为内地刑法对构成犯罪的贪腐行为有金额的最低要求（起刑点为5000元人民币），纪检监察部门只能调查非物质的、或达不到起刑点金额的财物贪腐行为。对于真正构成刑法认定的贪污渎职等罪行的，纪委监察部门既无权调查，更无权处理，只能将案件线索移送司法部门也就是检察院侦查。纪检监察部门有限的权力已经远远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腐败现象。但在香港，由于法律对于贪腐的数额并没有规定下限，“利益”二字可谓包罗万象，无论多少均属犯罪，香港廉政公署也有权力调查任何贪腐行为。这充分说明香港廉署的职权远远比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职权大很多。
（二）履职手段及后果对比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5、28条规定，纪委调查取证的措施有：（1）与调查对象谈话；（2）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材料；（3）采取“”措施（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做出说明）；（4）必要时对相关人员和事项进行录音、拍照、摄像；（5）就专门性问题提请专业鉴定；（6）经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纪行为的资料物品和非法所得；（7）核查调查对象的存款，并可通知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而《行政监察法》第20、21、22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纪行为时，可采取的措施与纪委有相似之处：如扣留、封存相关材料；查询涉嫌单位和人员的存款，但冻结存款需申请法院保全，监察部门无权直接采取措施；还可以采取措施，但要求不得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也可以责令涉调查对象不得变卖、转移案件相关财物。对比纪委和监察部门履职手段，可见党内机构纪委的权力甚至比政府机构监察部门的权力还要大。但很明显，纪委的权力并非法律授权，它采取、通知银行止付的措施合法性存疑。即使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监察部门采取、冻结存款的权力也是很有限的。
而香港《廉政公署条例》则在第10条明确授权，廉署人员为了调查取证，可以采取：（1）逮捕嫌疑对象，必要时无需法庭手令，并可使用武力进入该对象处所以执行逮捕，嫌疑对象被逮捕后可被带往警署或廉署或拘押在其处所以备进一步调查；（2）搜查嫌疑对象处所或人身以取证；（3）获取嫌疑对象的指模、照片及非体内样本。
从调查措施的力度来看，香港廉政公署能够采取的调查取证措施明显比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措施更具威慑力，也更有效。因为涉及贪腐的“利益”没有金额下限，不论多少都是犯罪，香港廉政公署作为专职反腐机构，对嫌疑人进行跟踪、监听监视、监控其通讯往来，甚至卧底、收买污点证人都是常见的取证手段。而内地纪检监察部门因为调查的对象局限于违纪政纪的行为，涉嫌犯罪的贪腐行为超越了它的职权范围，它无权对嫌疑对象采取监听监控跟踪手段，更不可能采取卧底、收买污点证人的做法。但是谈话、查账等缺乏威慑力的取证手段是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线索的。即使是、冻结存款等强制措施，如果嫌疑对象心理素质过硬，事先又有周密安排，也很难达到有效取证的目的。何况纪检监察部门并非司法执法机构，在大力倡导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些措施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调查后果来看，如果取得的证据足以支撑对调查对象追究责任，对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被调查人是否提讼的问题，香港廉政公署没有决定权，而是应将所有调查材料和调查意见移交律政司长，由律政司长决定是否对被调查人提起检控。同样的问题在内地结果也不一样，对调查确认构成违纪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可以给出处理意见或建议；对构成犯罪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只能移送给司法部门，连调查的权力都没有，更谈不上如何处理了。
三、香港廉署的成功经验对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借鉴意义
新一届党中央及政府上任以来，铁腕反腐的决心和意志全社会有目共睹。但反腐效果却不取决于打虎拍蝇的数量，而在于以“托关系走后门”为耻的廉政观念是否能深入民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为官心态是否已彻底扭转，“不愿贪不想贪”是不是成了为官信条和官场常态。从各国反腐的经验来看，廉政依赖于事前防范而不仅是事后惩处。[7] 香港与内地虽然实行不同的制度，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对正在大力反腐的内地纪检监察部门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全方位加强廉政教育，树立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的社会新风气
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上任两年，打虎过百，拍蝇无数，但廉洁之风并未盛行，贪腐行为并未杜绝，只是更加隐蔽，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还不能说已经实现。究其原因，从官员方面来说，不贪不腐不合群，不跑不送没前途，贪腐的大环境让一些不想贪腐的清廉之士无法在仕途上走得更远。从普通百姓方面来说，虽然大力支持反腐，但遇事第一想法就是扒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期望从中找出一些能够说上话的关系户，好让事情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和结果发展，不拉关系走后门更多是因为没关系后门可走，不是不想走。
近一年来虽然各级政府社会机构在传统媒体上制作投放了大量的反腐广告，但这些广告更多的是针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制作的，广告内容也是大同小异：控制不住贪欲就会锒铛入狱。但是对权力的监管环境和制度不改变，托关系走后门的社会风气不改变，这样的反腐广告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社会反腐是反腐的最高境界，有效的廉政建设需要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8] 从香港廉政公署内的机构设置、职责和四十年来成功运作的经验来看，审查公职部门规程防止贪污漏洞，提供反腐咨询、协助，宣传贪污害处，争取公众支持，是香港几十年来保持官场、民众和社会风气清廉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失败也证明，酷刑重典不能治贪，只有社风民风官风彻底扭转，民众从心底里拒绝贪腐并以之为耻，贪腐行为才能最大限度的得到遏制。要做到这一步，需要在调查惩治贪腐之外，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预防贪腐上。国家和民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不是反腐败的唯一合法力量，公私机构、公民社会的合作互动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途径。[9]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反腐力度：
1. 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对公众的宣传更多地应从腐败带来的机会不公并使每个人的竞争成本增加的角度入手，教育社会公众从心底里接受廉政。鉴于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0]而民众的心理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建议廉政教育从学生抓起，可像“两课”一样，将廉政内容也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2. 在纪检监察机构增设审查部门，对各政府部门制定的与大众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对其中可能导致领导集权、监管失察，存在权利寻租空间的内容予以事前审核，最初可将审点放在发改委、城建、土地、资源等以前贪腐高发的部门，随着经验的积累，可逐步扩大至所有政府公共部门制定的规程；
3. 在纪检监察机构内设咨询部门，联系方式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社会民众和企业的廉政咨询，并对咨询中发现的贪腐线索或可能导致贪腐的政府规章，及时转交调查或审查部门，并定期或应企业等特定对象的要求，就法律制度、财会审计等知识内容向社会提供反腐培训；
4. 改变反腐宣传内容和方式，除大量增加贪腐对社会公平造成危害的宣传资料外，宣传媒介和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除在电视广告时段进行宣传外，网络、路边广告、政府办公场所等空间都应加大宣传力度，并根据宣传场所的不同确定适合宣传对象的反腐内容，如政府机构增加廉政文化及因贪腐入狱、福利待遇消失的宣传内容，电视、网络、街边广告更多针对贪腐对社会公平的危害进行宣传。
（二）通过立法赋予纪检监察机构独立的执法地位
如前所述，合署办公各级纪委和监察机关都实行双重领导，属于地方财政供养的公职机关。因为人事、财政等掣肘因素，地方纪委监察部门处处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不可能对作为顶头上司的同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督，上级党委和政府又很难及时发现下级党政机关人员的贪腐线索，“下级监管太难，同级监管太软，上级监管太远”，这是纪检监察部门尴尬地位的真实写照。
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有修改法律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而不是双重领导，以彻底摆脱本级党委和政府的从属地位。中央纪委监察部作为专司反腐的最高机构，其领导由全国人大选举任命，党中央可有推荐权。地方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产生，受其领导并对其负责，人事财政完全由国家统一主导。地方党委和政府失去了人事财政权，也就失去了对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干预的机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国司法机关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也值得纪检监察部门借鉴。如果能够像法院那样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设置，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动力和效率。
法治国家的一大特征是一切依法行事。按照法治精神，任何公权力部门行使权力需要有合法的法律授权，并依法定程序履行职责。而调查贪腐行为，无论是违纪还是违法，都需要扎实的调查取证工作。但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纪检监察部门并非执法部门。作为执纪机构，依据党内规章和《行政监察法》，查扣文件账目、要求或申请银行冻结存款都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实施更是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中纪委监察部背负了太多的民众反腐期望，而执纪不执法的尴尬地位，让它想要不负众望却缺乏法律授权。
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涉贪腐的法律进行全面修订：
1. 贪腐罪行不应依据查获的财物折算金钱来确定，也不应设定5000元的起刑点，这样就可以将一些非物质利益的滥权行为也归入贪腐的行列，使得权色交易、互相安排亲友就业介绍商业活动、安排退休后职位待遇等当前高发的隐性贪腐行为也能够得到合理的刑事制裁，而不会因为涉案金额不足而仅仅作为违纪行为处理；
2. 使纪检监察部门成为合法的司法部门并扩大其职权，将原由检察院行使的贪腐渎职等罪行的侦查工作全部交由纪检监察机构行使，而不再区分违纪还是违法。凡贪腐线索，只有监察部门能够接受举报投诉，也只有它有权侦查取证。还应强化监察机构的执法手段，公安机关对普通刑事犯罪可以采取的取证手段，监察机关全都可以适用。针对贪腐罪行的特点，甚至可以授权监察机构更大更广泛的侦查权力，以适应调查打击贪腐罪行的客观需要。剥离了贪腐罪行的侦查权后，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职权更加专业，也避免了既侦查又审查的尴尬。对监察部门调查后认为构成贪腐罪行的，像公安机关处理普通刑事犯罪一样，移送检察院进行审查即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上落实证人的作证义务和责任，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和对报复举报人的打击力度，也是打击贪腐走向廉政的必要内容之一。
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赋予纪检监察部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合法的职责权限，以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避免落下以党代法的口实，也让反腐机构更能取信于民。但惩治腐败只是治标之策，治本还需要加大事前防范，落实民众监督。只有全社会都认识到贪腐给每个人造成的危害，也才能唤起每个人的监督热情和对贪腐行径的自觉抵制。这是内地反贪腐工作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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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Guo Yeli
（Hengtai Securities Co.，Ltd Sales Department of Wuhai，Wuhai 016000，China）
摘要：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仅仅是合规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证券公司能否有效合规还必须通过努力，提升执行力。首先，提升证券公司高管对合规管理的全面认识，加强管理层的驱动作用。其次，给予合规管理工作及合规人员的正确定位。再次，加强对各部门的合规管理执行情况的考核力度。最后，不断提升合规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only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carrying out the complian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pliance, securities companies should enhance the execution. First of all,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xecutives of securities companies for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management-driven. Second, give the right position for the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officers. Third, 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effort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Finally,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staff continuously.
关键词： 证券公司 有效合规 措施
Key words: securities companies；effective compliance；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6-0122-01
0引言
合规管理是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结束后中国证监会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工作。2007年4月中国证监会选择了7家证券公司开展合规管理制度试点。2008年初，证监会要求所有证券公司在当年年底前建立合规管理制度。2008年4月，国务院颁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建立合规管理制度提出了要求。据此，证监会于2008年7月《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对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09年，证监会推动行业健全完善合规管理制度作为工作重点，并将合规管理纳入了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的范围。我们看到，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建设在先后经历了试点、初建和推进三个阶段后，目前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制度建设、基本框架、各项工作循序、合规理念等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有效性来看，许多证券公司不尽如意，没有真实、有效地执行已经设计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因此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仅仅是合规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证券公司能否有效合规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执行力，将制度付诸于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
1提升证券公司高管人员对合规管理的全面认识，加强管理层的驱动作用
目前证券公司都在大力发展业务,因此对合规部门并不欢迎。如果认识不到位，将合规与业务发展相对立，显然是抵制合规部门工作。先进的合规文化必须体现在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战略制定之中，才能使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成果进一步牢固和提高，才能促使证券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点，高级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就非常重要。
2给予合规管理工作及合规人员的正确定位
在合规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往往容易产生两种倾向性：①因过度强调监督检查角色带来业务部门的强烈抵触，使合规得不到积极响应；②因过度迎合业务需要，超越合规底线而导致合规失败。如果合规部门强势，则会导致其他部门被削权，如果合规部门弱势，则很可能形同虚设，最后只能做些相对边缘的工作。所以以柔性的合规管理方式或刚柔并济的合规管理方式开展工作，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柔性的合规管理，绝不代表可以超越规则底线。在实际工作中合规部门及合规人员往往容易被边缘化，在其履职的过程中尽管掌握了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合规的信息，却因工作性质的束缚只能做一些提示性工作。但事实上业务部门迫于经营上的压力或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依然我行我素，存在一定的侥幸的心理。孰不知正是这份侥幸为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应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合规人员管理的职能，增加话语权。此外应增强合规人员工作的独立性，如果发生重大事项或风险事项必须对所在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能向合规部门报告的话，其独立性将会大大降低。
3加强对各部门的合规管理执行情况的考核力度，有效提升执行力
当前合规管理的工具主要有培训、监控、设计合规管理评估体系、制定政策和指引等，但实际上很关键的是激励与惩罚措施。
证券公司不仅要将合规管理的执行情况纳入各级管理人员、各部门和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而且应该适当提高这部分的考核比例，突出合规管理的重要性。这样在主动合规的基础上通过外力来推动合规经营的有效实施。
4不断提升合规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作为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合规人员是合规管理的第一线，无疑起着金字塔最底层塔基的作用，只有塔基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牢固。因此合规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合规工作的顺利贯彻，关系到合规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金融专员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日前，记者深入白山，请预防处处长高国华详细讲述“三大”模式以及在具体实施中的感受。这位典型的东北豪爽女强人却有意顾左右而言他，执意让记者和她一起到基层院走走……
“三大”目标，确立服务新定位
“实现构建社会化大预防工作格局，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运用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优势，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临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玉杰开门见山，“思路决定出路。在实施市院这‘三大’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以服务重大项目建设，打造四个环境为重点。即为重大项目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最近，临江市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市多处主要街道设立巨幅海报，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力度，树立和提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公众形象。接下来，他们还将走进机关，为领导讲解预防职务犯罪标识的内涵，敲响预防警钟。
2010年2月，白山市及所属6个县区先后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协会，并由重点部门组成法律宣讲团，不定期开展法制宣讲。同时，协会注重发挥预防专业优势，围绕群众关注热点、举报重点以及权力集中、资金项目密集职务犯罪易发多发领域，开展专项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
“三大”协作，吹响预防集结号
长白县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边境线全省最长，稳定是当地的头等大事。长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晓军在实施“三大”模式工作中也不忘突出边境县的特色。他告诉记者：“我们按照市院的要求，着重在运行机制上作文章。在内部实行全员参与，侦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在外部以专项预防为突破口，重点开展系统预防。在教育常态化方面，与党校协作，构建廉政教育进党校机制。这‘三大’协作机制的形成，犹如吹响预防的集结号，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
长白县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创新开展双语预防。他们与县电视合用汉语、朝鲜语制作了主题鲜明、画面生动的《爱岗敬业远离职务犯罪》反腐倡廉双语宣传短片，用动画形式表现职务犯罪情景，警示利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的后果，并教育党员干部算好“四笔账”，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政治账、经济账、人身账和家庭账。从7月份开始，双语廉政宣传短片每天早、中、晚三次，连续在长白县电视台1套汉语频道和2套朝鲜语频道黄金时段滚动播出，同时还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休闲广场的大屏幕，每天晚上进行滚动播放。
为了科学、规范地开展预防工作，白山市检察机关将反贪、反渎、预防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相关执法要素进行优化整合。同时，积极与党校沟通，将廉政教育纳入全市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班教学计划之中，以身边的案例进行廉政教育，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促进全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大”举措，开启预防新空间
白山市院预防处只有两名同志，但他们却承担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工作量：举办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巡展；集中解读履职法律风险；以检察建议书和检察室为平台，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些工作说起来极其简单，但真枪实弹操作起来可一点也不轻松。
从2011年4月白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举办全市反腐倡廉成果展，到6月27日市委批准举行开幕式，短短两个月时间，高国华和抽调的两名同志一起筛选案例、挑选图片、编辑文稿、联系场馆、安排参展事宜。他们东跑西颠，忙得不亦乐乎，硬是把总结和展示近五年来白山市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成果的166张展板呈现在各级领导和参展人员面前。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精选了全市查办的有重大影响的违法犯罪案例及党和国家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白山市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和实际成效。此后，该项展览又深入到白山六个县（市）区巡回展出，上万人参观……
今年年初，针对县乡两级领导班子换届，白山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由检察长为组长的“领导干部法律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宣讲团。由检察长亲自撰写宣讲提纲上台主讲。几位检察长认真准备，字斟句酌，反复修改，那精神堪比工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宏愿，就是要让廉洁观念深入人心、入心入脑。
“三大”成效，彰显预防新成就
“三大”模式不但是符合白山实际的举措，更带来了令人欣喜的“三大”成效，让白山预防队伍有了一种如愿以偿的满足。
——突显专业化预防的工作成果。职务犯罪预防协会成立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开展预防调查176件，从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68件，立案侦查81人；通过犯罪分析，认真研究职务犯罪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210份。同时，各协会成员单位在检察机关的专业指导下，积极排查廉政风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和措施。白山市供电公司、银监分局等单位连续10年无职务犯罪发生。
——突显大预防工作机制和网络化工作格局。党委、检察机关等部门先后与教育、金融、税务、民政等10个部门共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共建工作。通过专项调查，分析机制、制度、监督管理背后存在的问题；根据行业特点，吸纳各系统的专业人才15人组建宣讲团；在每个会员单位均设立预防职务犯罪专员，定期由市检察院预防部门调查各会员单位的预防工作情况，形成了横向联系，纵向深入的网络化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