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范文

时间:2023-10-30 17:12:15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1

一、责任是动力之源

金融企业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神圣责任,金融从业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有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要把增强企业和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作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努力培育责任神圣、各尽其责、共享和谐的责任文化。紧紧围绕金融发展的大局,提炼企业使命、企业精神,激发员工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健全企业问责制度,强化各级经营管理者对股东的责任、对金融消费者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激励企业经营管理者全心全意搞好企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紧密结合业务流程的改革创新,制订各类职业标准和岗位职责,激励每一个员工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育职业精神,营造尽责为荣、失职为耻的浓厚氛围,使企业成为一个各尽其责、共享和谐的责任共同体。

二、审慎是经营之道

必须贯彻审慎经营原则,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转变经营管理方式,培育一种以深谋远虑、周密谨慎、严格细致为行为特征的审慎文化。审慎是金融企业家特有的气质。金融企业通过信用扩张来满足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比一般经济行为主体更加深谋远虑,更加周密谨慎,更加严格细致。要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界定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要树立审慎经营、稳健运营、协调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围绕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全面审查企业的经营战略,调整风险偏好,优化业务结构,追求资本约束下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要倡导周密谨慎、严格细致的经营管理风格,全面加强基础管理,从财务绩效、客户服务、内部管理、员工发展等方面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建立健全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合规是立身之本

合规经营是金融企业落实诚信原则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金融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举措。坚持合规经营,不是被动地服从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也不仅仅是金融企业哪一个部门的职责,而必须努力在金融企业全体员工中培育一种诚信正直、内控优先、主动合规的合规文化。要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合规职责,建立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健全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将合规经营纳入核心管理目标,切实纠正重经营业绩、轻内控管理的做法,严格遵循合规法律规则开展经营活动,努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全面加强合规培训,培育合规意识,由企业高层带头倡导和推行诚信正直的职业操守和价值观念,牢固树立遵章守制、合规为荣、违规可耻的观念。加强合规考核和合规问责,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挂钩,与经营单位业务授权挂钩。

四、创新是必由之路

要大力倡导敢于革故鼎新、勇于承担风险、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创新精神贯穿金融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培育崇尚学习、追求创新、宽容挫折的创新文化。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推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转变,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变革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有利于激励创新的分配制度,探索创新成果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形式,使创新型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得到体现。完善金融创新的推进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研发、技术支持和市场营销的创新协作机制,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以项目为纽带的创新团队建设,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培养造就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创新人才。不断突破成规旧俗,形成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团队协作,鼓励创新尝试,宽容创新挫折的组织氛围,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意充分涌流的环境。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理念的层面,而必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渗透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企业制度建设、宣传教育引导、沟通协调工作和企业形象塑造是四种最为主要的传导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健全规章制度体系。企业的规章制度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念用制度规定下来,成为协调利益关系、判断行为得失的共同准则。不断总结企业在科学决策、风险控制、合规管理、金融创新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制度化。不断推进企业绩效考核、薪酬分配、人力资源开发等制度的改革创新,形成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激励约束机制,坚决废除那些虽能带来短期利益但与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存在严重冲突的政策措施。制定高标准的企业道德规范和员工行为准则,对员工基本职业道德素质、管理与业务的合规性、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规避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结合具体岗位制定尽责标准和奖惩措施。全面加强制度执行力度,纠正片面地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等倾向。企业的制度建设必须体现民主管理、人本管理、科学管理的要求,努力建设以人为本、透明公正、导向明确、赏罚分明的制度文化。

加强教育引导,促进企业文化认同。要紧紧抓住构筑企业共同价值观这个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和实践活动,持续不断地深入宣传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包括企业领导人员在内的所有企业员工都要努力成为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企业领导人要结合亲身体会,经常性地分析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问题,总结提炼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成果,进行企业文化的宣讲。注重积累、整理企业经营决策、内部管理、市场营销、窗口服务等各方面的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阐发企业的文化理念,让员工在具体、形象、生动的体验中接受企业文化熏陶。加强各类示范群体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高度重视群众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精心设计各类实践活动,努力使广大员工在主动参与中了解认同企

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减少经营管理中的思想冲突和价值分歧,提高企业内部沟通和工作效率,形成上下同心、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加强沟通协调,营造和谐的企业氛围。要建立渠道通畅、沟通及时、协调有力的沟通协调机制,营造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团结协作的和谐氛围。整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统筹协调好投资者关系、劳动关系、客户关系、商业合作关系和公共关系,实现服务社会、回报股东、凝聚人才、关爱员工的和谐一致。企业领导人和各级经营管理者要密切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做好重大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开展经常性的思想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思想问题,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切实推进企务公开、切实推进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从源头上落实职工基本权益的维护工作,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提升服务质量,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有助于建立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和谐关系,同时也使员工获得强烈的自豪感;不仅有助于打造企业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使员工获得一种明确的价值导向,自觉按照企业的标准来规范自身行为。金融企业形象的塑造不能仅仅停留于统一企业标识体系和品牌宣传这样的层次,必须真正深入到员工职业行为、企业经营行为的规范。要坚持服务为本,积极履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着力塑造管理严格、运作规范、诚信经营、服务优质、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金融企业形象。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金融服务理念;培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服务文化,积极传播金融知识,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要。以服务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分散社会风险、完善社会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培育社会诚信的功能,加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战略措施的金融支持。充分利用金融企业的人才和业务优势,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事业。加强企业的社会宣传,提升金融企业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

责任、审慎、合规、创新只是优秀金融企业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基本要求,并没有涵盖金融企业文化的全部内容。作为现代企业,金融企业应当崇尚人本管理、民主管理、科学管理;作为现代服务业,金融企业必须努力培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服务文化;适应员工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特点,金融企业要努力培育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各个企业由于其行业属性不同、经营战略不同、历史传承不同,应当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格局。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2

金融格局:“双中心一基地”

发展国际金融城,深圳在人才方面具备天生优势,最有开拓精神的青年创业者都被吸引到了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分享管理国际金融中心经验,注意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关键在于金融法律的完善,以及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

深圳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2006年,深圳金融业总资产达到了1.6万亿元,全市金融业年收入增长率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取得了近10年来最好的成绩。

深圳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力争为金融机构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化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计划到2010年,深圳市金融产业增加值达到1350亿元,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以上。

根据规划,近期深圳市金融产业的总体布局为“一主两副一基地”,即以福田中心区为金融产业发展的主中心,以罗湖、南山为副中心,以平湖为后台金融服务基地;远景是随着各类交通设施的完善,福田、罗湖中心区将进一步融合,形成深圳的一个金融集聚区,随着后海及前海中心的崛起,以及便利的交通支撑,将形成又一个金融集聚区,深圳金融业产业将随之呈现出“双中心一基地”的空间格局。

以业务创新化解金融业开放风险

深圳面临以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为特征的金融业开放历史机遇。应抓住大好时机,继续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深圳银行、保险、证券及基金业。通过引进海外战略资本改善内资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决策机制;引入外资先进信贷文化、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引入先进风险评估技术和一流的服务技术。提高资本运作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全面提高深圳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内外资平等竞争与合作,是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成功的关键,需要深圳市政府营造公平竞争的优良环境,协助企业处理好内外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形成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战略伙伴的商业氛围,形成内资机构之间、内资与外资之间及外资相互之间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内资银行要在与外资竞争与合作中,拓宽服务领域,大力开拓中间业务。尤其是个人理财、贸易融资和汽车消费信贷,应成为深圳未来金融业的增长点。

迎接金融业全面开放、化解开放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快创新步伐。在体制创新方面,应抓住若干重要环节大胆试验。

建议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或以某一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探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业务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融合的综合经营模式,深圳争取成为全国首批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并要虚心学习上海、天津经验,创新重点从政策创新转向制度创新。

金融业务创新,包括负债业务创新、资产业务创新和表外业务创新。特别是表外业务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中利润的主要来源。表外业务创新,一是创设和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如金融期货、期权、货币互换、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二是将银行的表内业务表外化,将银行实际资产和负债变为或有资产负债,如贷款承诺、备用信用证使用等。

用风险控制系数强化风险管理

竞争加剧和金融创新的活跃,一方面使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增加金融风险。外资金融机构全面进入,将使传统的行政性、指令性监管效率下降。合规和法律性监管、以及审慎性监管将成为主要监管方法。要严格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办法,参照国际通行原则建立呆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实行审慎会计制度,强化资本约束,要求各商业银行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国际标准,允许商业银行补充附属资本;制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应对“热钱”可能大规模流进流出,构筑金融安全网,加快风险管理与国际接轨步伐,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

深圳必须建立一个完善业务创新监管体系,以规范银行、证券、基金和保险业务创新行为,加强风险控制与监管。尤其要强化银行表外业务创新的风险管理,可以尝试给以创新产品一定风险控制系数,只要新产品创造的收益大于产生的风险,就应该鼓励风险在可控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国家证监会要求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在今年10月底基本完成,明年下半年全部完成。深圳应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抓紧券商综合治理,加快问题券商的重组整合,条件成熟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或重组证券公司。促进券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升华经营理念,提高深圳券商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深圳是私募基金比较发达的城市。私募基金市场化程度高,投资服务个性化,创新能力强,产品设计新颖和操作风格灵活。发展私募基金有利于培育多层次机构投资者,有利于证券市场稳定,有利于金融创新。

目前,由于私募基金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和保障而隐蔽于地下,逃避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成为金融市场潜伏的不稳定因素或风险。深圳应重视资本市场自身发展的力量,规范引导发展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条件、有步骤地尽快让其合法化、规范化。在继续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深圳要着重建设以私募投融资为特色的基金中心。

内资保险公司应借鉴外资的管理技术、资金运用、人才培养等经验,凭借多年形成的品牌信誉、险种特色、营销网络等方面优势,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开发新险种、开拓新市场上下工夫。例如,随着深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寿险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应把握老龄人口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需求,商业医疗保险为社会医疗保险提供补充服务,发展补充性医疗保险。再如,可以开展保险投资特别是寿险投资多元化,逐步扩大到公司债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和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增强市场竞争力。

保险业开放进一步深入后,深圳保险市场在竞争加剧中扩大。尽管外资会争得部分市场,但只要内资保险公司积极向外资保险公司学习,转变经营观念,树立效益成本的经营思想,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式经营,提高风险管理及技术处理水准,提供高质量的保险服务,就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快发展,在做大保险市场“蛋糕”的同时,与外资实现共赢。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重构 区块链 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11.004

金融颠覆创新的趋势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交织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引发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释放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可以说,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始于技术创新,而成于制度创新。正是因为股份制将分散的私人资本联合起来形成集中的股份资本,生产规模得以扩大,才能让蒸汽机走出实验室,广泛应用于火车、轮船、印刷机,才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而有了社会经济的腾飞;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兴办大型企业对巨额资本集中的需求与私人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伴随市场关系、信用环境、法律制度的日益发展,以社会大生产为基础的股份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

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应当是革命性的,不断革新的技术也将不断冲击旧的金融业态,监管政策也将随之发生改变。新技术引发金融市场变革的最新实例就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对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运用,这将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回归金融的本质,回归到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诞生之前的状态,回归到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和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之前的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的态势,更像是几百年前的股份制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兴起时的状态,尤其是不久的未来实现万物互联的时候,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而未来信息在网络上的无障碍流动也必将导致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

依托于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方便快捷地将资金需求者与资金提供者联系起来,但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金融模式、金融现象不是简单地在金融中加入互联网技术因素,技术的进步只是新金融业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开放、平等、共享、去中心化、去媒介等属性的新的金融业态,一方面能改变我国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传统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得不到融资的困境,一方面能改变投资门槛高,小额投资渠道匮乏的现状,使金融回归本质,实现其本应具有的资金融通、资源配置的功能。结合互联网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本质,互联网金融应更为准确地被界定为: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付清算、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用等金融功能,具有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和场外、混同、涉众等特征,并打破金融垄断,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创新型金融。进一步而言,笔者更乐意将这一新兴业态定义为众筹金融。相对于“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更能体现出“互联网+金融”这一新业态场外、混业的内在特征和其草根、普惠的精神,众筹金融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体现。也正因为此,笔者将“众筹金融”译作“We Finance”。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相对于众筹金融的提法具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互联网”一词只能揭示这类新型金融模式所依赖的技术手段,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所包含的新思维、新精神、新制度。只有众筹金融,才能反映出这类新的金融模式的平等性、大众性、包容性与普惠性。这不仅是未来金融业态发展的方向,也符合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①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金融创新颠覆未来发展可能会有以下趋势:

第一,新技术与金融将会进一步融合。在未来,信息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将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重新定义和构造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并对人类社会的生态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重构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将直接联系和融合在一起,而这一过程正是信息对称所导致的结果。信息对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②,事实上,信息的可追溯、点对点信息的可追随,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单纯的大数据的统计数据,相比静态的大数据,不间断的数据流更有价值。③而信息对称正是重构人类社会生态体系的最关键因素。

第二,金融会成为万物互联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内生于这种新的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当中,并越来越不能独立于整个体系。未来,产融结合的趋势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实业(产业)和金融业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且其与人们生活的结合会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具有的模式也会不断变化,但其本质并不会改变,而是实现一个向其本质的回归。④

第三,互联网金融将彻底导致金融的混业化,并且不可逆转。事实上,不论是保险、银行、信托,还是证券,其存在的基础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而这个需求本身就是淡化金融分业模式的动因。⑤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引致互联网金融产业化,促进其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因此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的混业化。

第四,区块链技术将随着股权众筹的发展得到更大应用。互联网金融具有鲜明的互联网技术基因,要求相配套的技术满足高效、低成本、可信的要求,有后现代技术色彩的区块链可以在股权登记、风险控制、信用纪录等方面配合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很可能是区块链崛起的契机。

第五,传统投资机构进军互联网金融,尤其是股权众筹行业。正如从银行轻视余额宝,到余额宝倒逼银行创新一样,传统的投资机构也在2015年充分感受到了股权众筹的魅力和威胁。传统的PE、VC已经全面认识到整个大趋势,在未来很可能会全面进入股权众筹行业。

金融监管重构路径选择

我国金融法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相关部门一直以来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借鉴不同国家的先进成果,这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经济的稳健向前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金融行业混同趋势日益凸显,这些都为监管提出一定的挑战,具体而言:

第一,金融立法赶不上市场创新的步伐,金融制度供给远远不足。在日渐加快的市场创新面前,金融立法显得太过迟缓,相关制度供给远远不足。加强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强金融制度供给。目前来看,囿于制度供给不足,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服务太少,服务的对象也太过狭窄,阻碍了国民分享金融发展的红利。⑥

第二,金融混业发展和金融与产业混同发展都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重视,但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崛起同样值得注意。目前来看,已经不是简单的金融业本身的混同,更是产业与金融的混同。非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机构开始涉及金融。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是普惠、小额的,但未来很有可能将大大超越传统金融。⑦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是中国金融创新的代表,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表现,必须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及时调整监管政策与立法规划。2015年的股灾也证明了互联网技术创新会冲击传统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隐藏巨大风险,必须加以法律规制。

第三,技术创新主导金融创新,但金融监管和立法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人类金融创新的历史往往是技术创新的历史,金融监管和立法却无法及时应对。2015年爆发的股灾实际上是老问题和新问题的叠加,以Homes为代表的新技术是股灾爆发的诱因之一,但证监会借助一般技术手段难以监管这样的新技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相关立法也并不完善。

第四,中国特色金融市场问题凸显。我国目前缺乏足够的能力监管欧美相对发达市场诞生的金融创新,而我国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领先于欧美。欧美缺乏相关实践,无法为我们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这两个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的金融立法需要中国创造。

第五,传统的监管手段不适宜市场创新。金融监管不是遏止创新,也不是放纵创新,传统金融监管过度重视事前监管,一定程度上是把新的东西硬塞入旧的模子里,阻碍了市场创新。因此,监管方向应该转向减少事前审慎监管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的动态监管。⑧

第六,纠纷解决机制落后。应当认识到传统的通过政府强制干预解决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方式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随着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变化多端,跨越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的传统分界,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金融纠纷由此呈现新的特点,必须建立快捷简易而又方便消费者使用,并对弱势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的长效纠纷解决机制。⑨

第七,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金融法律意识落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尤其需要注意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互联网金融在优化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利用、分散和传递金融风险。互联网平台在包装和销售小额化金融资产的同时,也将金融风险扩散到了广大小微投融资者之间。而中国金融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习惯了刚性兑付,风险意识不足,纠纷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因此必须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和进行投资者教育,是以人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提高惠普金融参与主体的素质。消费者作为交易的主体应该学习专业的金融知识、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理念,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八,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市场中存在过度依赖担保的,刚性兑付一直无法打破,社会总体融资成本太高,也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市场活力不足。

第九,行业自律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一直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法律应当赋予行业自律机构适度的权力,促使其发挥应有的职能。

第十,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不协调。金融风险的爆发往往是跨地域的,但在实践中,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的配合。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分层统合的动态金融监管体系。

针对以上挑战可以根据两条路径完善金融监管:

其一是信息工具的进路。金融交易是信用交易,其核心是金钱的时间价值。金融市场是与风险相互依存的,因而,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的首要问题。金融中介服务于资金供给者和资产提供者,金融风险的产生、交易或资产服务都要通过金融中介来完成,因此,金融中介是风险管理和交易的主体。事实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风险集中、价格形成过程难以预测及监管失灵,都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科技手段的应用,极大降低了信息供给成本,可缔造一个公开而透明的市场价格形成过程。互联网金融巨大的生命力,也来自其在提高交易透明度方面的优势。这一规制路径可以推广到整体金融市场上。⑩

其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进路。投资者收益的不确定性,来源于金融资产的风险与投资者的风险吸收能力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的不确定性。融资者利用信息优势,对投资者收益产生的影响,在风险端,以金融资产为作用对象;在收益端,以投资者对金融资产风险的吸收能力为作用对象。金融资产的风险是指金融资产预期回报的不确定性或可变性。投资组合理论以资产集合和风险分配为分析对象,因而,其对投资者风险的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性问题,影响深远。由于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在投融资两端,都从较为抽象的、金融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投融资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关联,具体化为投资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程度。因而,实现投资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也成为金融法风险规制的另一主要逻辑。?

以上两条进路需要加以融合,简言之:必须以消费者保护为核心,改变过去审慎监管的模式,更加强调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加强行业自律监管,完善信息工具的风险规制作用,建立事前监管预警监测体系,突出大数据的监管。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改变现有的立法体制,强化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在金融立法领域的功能。金融市场变化万千,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设立新法、修改旧法在金融领域应当非常频繁,才能追上实践变化的脚步。针对金融立法的这一特性,应当强化国务院法制办金融立法的职能,相关微观立法工作可以适当由国务院法制办承担。同时,相关金融立法也可以倡导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直接组织制订,从而压缩立法时间,及时应对市场变化。

第二,加强动态立法。全国人大制定原则性法律,具体细则授权一线监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这也是目前全世界较为通行的做法。

第三,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确立行为监管为核心。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为模版,强化消费者一端的监管体系,并成立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统一监管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创新领域。摒弃事前监管的老路,确立以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监管体系。?

第四,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加强投资者教育。明确以金融消费者为核心的法制监管体系,建立投资者分类制度,允许专业投资者、高资产净值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鼓励其以套利交易挤出噪声交易者,完善投资者救济机制;建立可转换资本和风险备付金等风险预警及风险转移机制;还应当建立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金制度。?此外,需要加强个人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提高中国金融消费者的素质。投资者教育是投资者保护最重要的内容和维度之一。投资者教育体系的完善是成为未来投资者保护的核心环节,推广建设投资者教育基地、推动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能改变一代甚至数代人的金融素质,有力地提升国民的整体资本素养。投资者教育作为一项普惠全社会的活动,其实施主体包括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及其其他组织,甚至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个完善的投资者教育环境还需要包括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

第五,完善金融服务、金融商品的统合立法。2015年股灾爆发的一个因素就在于现有监管体制对跨不同金融行业的金融产品难以有效监管,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也不足,无法应对金融从场外到场内、非正规到正规的发展趋势。应当吸取相应的教训,金融服务统合法是传统金融法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最新发展,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实现金融公平与金融安全、金融秩序三者的平衡和发展,将金融商品的统合规制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结合,提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以达到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目标。?

第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立法。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相应完善的立法规制。?缺乏法律保障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很难完善,金融市场发展的根基随之不稳固。如支付清算的规定就长期停留在部门规章领域,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规制,导致支付清算市场存在较多乱象。

第七,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混业发展是世界趋势,也有利于完善一国金融市场和加强本国企业与跨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参考域外金融控股法,一方面鼓励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另一方面规制金融控股公司可能的弊端,使金融业者可综合经营,扩大经营规模,顺利市场规律,维护经济稳定,避免国际金融巨头垄断市场。?

第八,立法需要借助技术的突破。规制金融风险,不是简单的监管体系问题,传统金融风险与新兴金融风险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不仅要完善旧体系,也必须着眼于构建新体系。针对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市场,立法必须借助于新技术实现突破。只有依据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风险预测和风险判断,才能有效规制目前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因此,亟需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大数据系统共享体系等。可依托大数据,以信息机制来规制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实现从信用风险到公共信息工具的转变。在金融机构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规则中,引入巴塞尔协议风险暴露之风险资本金规则、平台风险保障金规则和欧盟偿付能力规则(二)的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缓冲区间规则,既是为借助大数据系统的信息优势,开创金融监管信用风险预警的新局面,也可以大数据信息优势来监控流动性风险。

第九,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日本证券和金融商品斡旋咨询中心作为“指定纠纷解决机构”之一,首先构建了行业FOS制度,独具特色的咨询、投诉、斡旋一体化运营,对有效解决证券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金融ADR(Alternation Dispute Resolution,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一次成功创新,对我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在金融纠纷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建立了证券纠纷调解机制,但仍然存在不足。我国可借鉴日本经验,结合实际情况,首先在证券业取得突破,并逐步导入金融FOS(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简称FOS)制度,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金融纠纷处理机制的统合。?

第十,行业自律机构需要统合。我国各级消费者协会侧重于对消费者而非金融消费者和劳务消费的保护,我国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力量相当薄弱。在我国目前的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下,各行业自律机构各行其是,无法有效应对金融混同和金融创新的趋势。各个行业自律机构应当面向金融消费者实现统合,这也是建立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应有之义。在加强各金融业协会协同作用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在各级消费者协会内设立由专门人员组成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委员会来切实强化消费者协会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能。

未来金融业态的一个可能:区块链金融及其监管

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是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区块链可以被如此理解:它是一个基于计算机代码构建的分布式记账,在区块链上发生的所有交易都会被忠实记录。?

区块链中的每个节点如同人体细胞一样都可以将其记录的数据在网络上实时更新,每个参与更新的节点都能够复制获得一份真实、完整、准确的数据库拷贝,这就构建了没有中心存在的分布式数据库。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库可以在无须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实现人与人之间点对点式的交易和互动。同时,数据一旦 被写入区块就不能被撤销,在一定时间内该区块中的信息将会被复制到网络中的所有区块,实现全网数据的同步。区块链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任何接入互联网的端口都可以接入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潜在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点对点支付;第二,多方交易,即通过技术构建交易过程中的信任基础;第三,市场,包括任何形式点对点交易实时划转的清算交易,以及金融衍生品“智能合约”实现头寸自动调节的开发等。具体来说涉及交易所、保险、众筹、基金、股权交易等细分领域,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给传统金融带来了巨大变革和挑战。基于区块链技术方便快捷、去中心化、安全性能高、成本低廉的优势,美国的纳斯达克目前已经采用区块链技术处理私人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此外,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清算所、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20多家全球大型金融机构也开始采用该技术并着手组建区块链联盟。

区块链交易系统一种互联网化的场外交易系统,具体而言,是一个投资者证券买卖委托、连接各个参与者及其他市场的基于互联网区块链的互连互通系统。从交易流程来看,参与者在区块链系统上开户即可获得区块链私钥,然后通过私钥和对应的公钥即可参加在区块链上开展股权融资份额转让交易,获得份额的即时报价、接受咨询机构的信息服务、下达委托指令、清算、结算和交割等各个环节完全在区块链系统上进行,整个流程都具有数字性、无中介、透明性(区块链系统内部)、高效性、低成本性、不可伪造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投资者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投资。交易参与者只要将买卖某一特定份额的委托指令直接输入系统,依照智能合约就能继续之后的操作,如果能够即时撮合配对,交易即可完成,无法即时撮合的限价指令则保留在系统内部的委托簿,等待和与其配对的新输入委托的撮合成交。

目前美国的纳斯达克已经尝试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私人证券交易与管理投票系统当中,投票机制对于交易所而言是非常重要且花费巨大的,它需要由一系列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来完成。这种全新的方式将投票放在区块链提供且永不可更改的公开账本之上,投票者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投票并且记录还能被永久保存;另外,纳斯达克于2015年年底首次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和记录了一项私人证券交易,该公司的合作伙伴成为其Linq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用户,并在向私人投资者发售股份时使用了区块链技术。纳斯达克认为此次发行股票虽然只是一桩私人交易,但区块链技术在资本市场中可以减少结算和清算的时间,降低交易对手的风险使得交易商可以将其资本用于其他用途,因而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它同时具备颠覆和优化当前法律规范的可能,典型的例子是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公司股东股权登记与证明之中。除了上市股份公司以外,《公司法》赋予非上市公司在股权(股份)登记确权形式方面的极大自由,即由公司发行股票或者置备股东名册来对股权(股份)进行最终证明,由此区块链技术也具有了在公司股权登记中发挥最终证明作用的可能。

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公司股权登记中,实质上是一个将以前提供公信力的第三方去中心化的过程,公司股权的登记及其变动的公信力不再依靠第三方来提供而是依靠全体参与者来共同维护这一套登记系统。这不仅体现了民商法中自治的精神,还具有及时性、低成本、避免单点崩溃风险等优势,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将不仅适用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还可能拓展到上市公司股权登记,取代现有中央证券结算清算系统从而更为彻底地“去中心化”。?

占领金融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

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新技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并与之对应地展开了相关监管变革的研究和实践。耶鲁大学的Macey,J.及康奈尔大学的O'Hara,M.最早对电子化交易通道打通正规金融及非正规金融、促进金融市场由双边转向多边且引起一系列立法及监管变革,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研究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变革的诱发作用。

Niamh Moloney认为英国股票交易所的SETS股票电子报价系统及SEAQ交易商债券平台等另类交易平台实际上是原场外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制度化。美国2014年实施的《系统合规与完备性规则》既是SEC面对证券市场显著变化而启动的证券互联网监管工程,也引起了美欧学者的广泛讨论。在起步较晚的欧洲,如何鼓励及监督互联网技术时代的证券市场及金融市场,是各国努力的目标及学者讨论的重要方向。如英国科技部认为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改变了资本及账户系统等传统金融模式,政府须适应这一发展,并积极谋划应对全球竞争。

在新技术冲击下诞生的中国金融创新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中国金融创新发展及其监管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在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更多需要依靠中国业界、学界及政府共同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并力争在以新技术+金融为基础的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中成为领导者。

(本文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我国股权众筹模式的法律问题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4SFB4006)

注释

杨东、文诚公:《互联网+众筹=众筹金融:众筹改变金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而非正规金融则在完善信息对称领域具有优势。参见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信息作为可统计概率、可呈现价格形成之逻辑过程的客观知识,对金融制度构建非常重要。参见Fama, Eugene,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70, 25(11)。

杨东、文诚公:《互联网+众筹=众筹金融:众筹改变金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杨东:《论金融服务统合法体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中国金融改革应坚定不移地走包容性发展之路。参见姚耀军、李明珠:《中国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非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实证检验》,《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杨东:《金融服务统合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109页。

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杨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杨东:《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Samuel A., "Consumer Financial Services in Britain: New Approaches to Dispute Resolution and Avoidance,"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02, 3.

顾肖荣、陈玲:《试论金融消费者保护标准和程序的基本法律问题》,《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杨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杨涛、李鑫:《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金融监管研究》,2015年第8期。

杨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杨东、毛智琪:《日本证券业金融ADR的新发展及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第7期。

蒋润祥、魏长江:《区块链的应用进展与价值探讨》,《甘肃金融》,2016年第2期。

武文斌:《银行交易区块链的原理、模式与建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杨东、潘锥:《区块链:金融与法律优化的新路径》,《中国金融》,2016年第8期。

Macey, J and O'Hara, M, "From Markets to Venues: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an Evolving World," Stanford Law Review, 2005, 58.

Ferrarini, G and Moloney, N, "Reshaping Order Execution in the EU and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12, 13.

责 编M杨昀

Abstract: Financi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is a result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new technology o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also to the ensuing market reform.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e and new techn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mixed operation are importan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must center on protecting financial consumers, change the past prudential supervision mode, place more emphasis on behavioral regulation and functional supervision, pay attention to integrating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strengthen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mprove the risk regul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tools, build an early warning, monitoring and regulation system, and stress the big data supervision. The block chain finance is a possible choice in the future financial business format, with great prospect of wide application. China must explore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n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金融中心 SWOT分析 沈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转方式、调结构步伐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金融产业越来越成为引领发展的先导产业,金融资源越来越成为支撑发展的战略资源。国务院批复的《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把沈阳建设成为东北区域金融中心,这是我们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面振兴的难得机遇,对沈阳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各类要素聚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全市上下一定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气魄,加快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努力在壮大金融产业规模、增强金融市场活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让沈阳在坚实的金融平台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一、建设沈阳区域金融中心的背景和意义

沈阳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金融领军型城市,近年来在存贷款余额、保险深度及密度、金融机构数量、上市公司数量、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额、金融开放度等主要金融指标方面均居东北地区前列,而且其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务中心、金融调控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目前,以沈阳为核心的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未来5年,沈阳市金融业发展将进一步强化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开展部级优化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机构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功能,增强沈阳金融业对沈阳经济区及东北地区的金融辐射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沈阳创建部级中心城市提供金融支撑。

二、沈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2012年,沈阳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7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2007年翻一番。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在26430元,比上年增长13%,是2007年的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3260元,比上年增长15%,是2007年1.9倍。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沈阳市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辐射省内及辽河流域,逐步发展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业等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发展正在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迈进。同时,金融机构聚集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辐射能力得到强化,金融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框架逐步形成。沈阳市“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以绿色金融为特色的,与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沈阳市金融中心的框架构建已初定,目前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已经完成60余幢总计500多万平方米商务楼宇的开发建设。正在规划和建设的商务楼宇120余幢,投资规模890亿元,建筑面积1300多万平方米,商务楼宇聚集度居东北地区前列。同时,开发区已聚集各类金融机构68家,其中包含了在沈的全部中资银行,香港东亚银行等在沈的全部10家外资银行,英国恒安人寿保险公司等29家国内外保险公司,以及香港华富嘉洛证券、银河期货等9家证券、期货公司。2011年,开发区内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已分别占沈阳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55%和53%,开发区的金融辐射能力迅速扩大,金融洼地效应加速显现。

(二)劣势分析

虽然沈阳市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增强,但其金融业规模实力与城市经济地位仍不相协调。目前沈阳市金融业发展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总体适应,相对落后的局面。从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和独立法人金融机构。2012年末,全市法人金融机构的数量仍远远低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内金融业发达城市和经济水平相近城市。法人保险公司、法人期货公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产业基金股权投资基金贷款公司等也较为缺乏,虽然金融业对经济贡献逐年提高,但距离成为支柱产业还有很大差距,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同时,金融产品和服务领域仍然缺乏特色。在产品和服务领域,金融创新的技术含量较低,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不能充分满足客户对新型理财产品和金融工具的需求。在金融服务领域,企业融资渠道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资本市场的作用为得到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此外,金融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社会信用意识有待提高。金融市场整体还不够活跃,金融竞争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金融机构与担保评估咨询等中介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要进一步加强,扶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力度不足,与先进城市相比,沈阳市金融业政策还显得较为保守,在人才引进激励培训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倾斜扶持政策;专业人才匮乏也在严重制约金融行业的长足发展,金融专业人才层次不高,储备不足,高级复合型人才缺乏。

(三)机遇分析

当前,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但仍将催生以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加速国际产业转移。沈阳市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其金融业发展可以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服务新兴产业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日益提升,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此外,国家明确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沈阳市可以抓住机遇,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社区银行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等领域,这必将快速扩大现有沈阳市金融市场的规模,极大提升金融市场的功能。未来几年,经济转型发展的加速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和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将日益丰富完善,金融改革创新在部分省市深入推进,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职责和体制将不断强化,绿色经济区建设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因此,沈阳地区的经济发展要积极跟进转型步伐;突出新兴,培育新的支柱产业;突出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发展绿色经济和产业转型需要构建畅通的投融资渠道。这些都需要金融提供有力支持,这为金融业扩大服务领域,开辟新增市场,增强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沈阳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挑战分析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认识水平的提升,各地对金融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其他省市地区对有限金融资源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争夺的范围已从金融机构,扩大到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综合配套改革金融中心建设等各个领域。国内多城市在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就部级金融中心而言,已经获得或接近于获得此地位的内地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天津市已经被国务院明确定位为北方金融中心,其他城市多数定位于规划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如重庆市规划建设长江上游和内陆地区金融中心,大连面向东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等。各市围绕金融中心建设,积极规划、定位,制定发展目标、支持措施和实现步骤。未来一段时期,围绕市场人才、技术发展、环境政策支持等各个层面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省内及周边城市不断赶超崛起。东北地区如大连、哈尔滨等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势头强劲,当地法人机构不断向外延伸拓展,针对资金客源的竞争非常激烈,沈阳市面临省内多城市各层次、各方面、各领域的竞争威胁日益严峻。

三、沈阳市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全市金融服务体系

构建部级优化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区,在金融生态建设方面进入全国最优地区前列。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引导信贷资金支持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及县域和“三农”经济发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继续推进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构建场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期货交易市场,开展多种形式的债权融资。拓展保险服务领域和功能,支持保险资金发挥投资功能。健全金融机构体系,重点设立法人金融机构,引导地方产业资本参股、控股法人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全市金融业发展布局,加快建设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和沈阳金融街,构建工业金融、科技金融、农村金融成长区。

(二)构建服务于沈阳经济区的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沈阳经济区金融网点布局,均衡金融服务。推动沈阳经济区内各城市商业银行加强业务合作,开展异地抵押贷款业务,发展银团贷款业务。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网上业务。进一步加强沈阳经济区各城市间的金融合作,发挥沈阳资本市场及要素市场的区位和基础优势,共同搭建各类交易平台。增强驻沈金融机构、投融资机构和产权交易机构对沈阳经济区的服务能力。增强沈阳经济区各城市的金融凝聚力。

(三)构建辐射东北地区的金融服务框架

以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重点,在设立场外资本市场、非上市非公众股权交易市场上寻求突破,在构建钢材期货、大宗商品交易等资本要素市场上寻求突破,在推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规模化发展上取得突破。增强沈阳对东北乃至全国的金融辐射力。强化沈阳与其他城市的金融合作,共同拉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闰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世界经济文汇,2004,(6)

[2]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刘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分析.海南金融,2006,(3)

项目基金:本文是辽宁省社科联项目:辽宁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发展优势、难点与对策研究(2013s1ktzijjx-61)的研究成果之一。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中国农村金融 发展现状 前景分析

一、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变与机构组成

(一)制度演变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93年)。以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为标志,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导,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以农村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2.第二个阶段(1994~1995年)。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设立为标志,形成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3.第三个阶段(1996年至今)。以199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机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1.正规金融机构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3)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2.非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但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在1999年解散农村合作基金会,结束了非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

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由于邮政储蓄具有单一金融服务功能,只提供储蓄服务;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及其农业发展银行。在2002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贷 款余额约占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的78%。由于中央银行对利率和资金使用的控制、高额的运营成本以及缺乏赢利的激励等,农村信用社长期陷入困境,据估计,农村信用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尽管农村信用社一直被官方认为是合作社,然而在1980年到1996年间农村信用社受到农业银行的控制,其后由人民银行管理,社员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没有决定权,故农村信用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

(二)农村金融环境恶化

1.农村金融功能弱化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增量改革;有效供给;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1-0073-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中国应该通过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和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金融发展落后,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农村金融到底需要怎么改革,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困扰着理论界。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在农村出现[1]。本文以这次改革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一、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判断: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

1.存量改革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改革取得突破,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金融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体、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非正规金融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承担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出现[2]。

1996年8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2]。从组织架构上看,中国农村初步形成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正规金融格局和组织体系。对民间金融的政策是进行收缩和压制。

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1996年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未实现合作性质,反而经营更加困难。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调整、撤并分支机构,基本上撤出农村市场,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不清,发展停滞。这一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徘徊不前。

2003年6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这次金融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是角度发生了变化。这次改革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省(市)级联社。

改革开放后这两次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农村金融的改革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是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量改革,试图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使农村金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2.增量改革阶段

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针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按照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3]。从2007年3月起,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在农村设立。

这次改革与前两次改革最大的不同是不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革,而是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金融主体,打破农村金融格局。这次改革的思路是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上的增量改革。

二、 增量改革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

1.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评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农村金融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存在偏差,当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进行增量改革时,农村金融改革仍停留在存量改革的思路上,使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

(1)农村金融改革视角狭窄

纵观1978―2007年的农村金融改革,主要是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1996年以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展业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1996年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分设出来,提出要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合作性金融组织。其结果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改革中曲折发展,并没有实现改革的最初目标,即合作金融组织。

2007年以前,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出发讨论农村金融问题,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替代了农村金融改革,狭隘地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就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部,没有积极探索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的农村金融改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改革视角狭窄[4]。

(2)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的制度性金融创新不足

事实上,在农村金融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正规的融资形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演进和变迁。对各类农村金融调查表明,非正规融资占中国农村融资绝大比重,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饥渴,很大程度上担当起农村资源配置的功能。据调查,2003年,中国2.4亿农户只有15% 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85%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5]。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贷款结构调查,2003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 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借款占1.24%[2]。由此可见,农村民间借贷或融资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

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没有真正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制度性创新不足。在正规金融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游离于体制之外,缺少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模式引导和利用民间资金。金融的核心作用没有充分体现,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存量改革不能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村金融改革,但是,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金融总量供给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2007年以前,中国农村的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邮政储蓄。但实际上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这种缺乏竞争、基本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独家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暴露出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总量供给不足。由于农村市场金融主体单一,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产品种类,都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安徽省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5]。二是有效供给不足。如果对农村金融供给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农村金融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即在总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限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需求,存在无效供给。以小额信贷为例,农户小额信贷期限一般是半年至1年,有的只有两三个月,额度在5 000元以下。而农民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化经营,生产周期较长,有的项目需要3―5年。小额信贷与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周期不适应。另外,这些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5 000元的额度难以满足农户的需要[5]。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没有金融创新的环境,处于强势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缺少发展的动力,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2)金融抑制明显,民间金融活跃

金融抑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的突出表现。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抑制现象尽管减弱,但是金融抑制仍然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特征。正如前面的分析,从金融机构的设立看,农村市场金融主体单一。由于国家加大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在这种单一的金融主体环境下,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过多,金融服务差,金融效率低,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能发挥应有的金融支持作用[6]。

在农村金融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农村正规金融的不完善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估计有50%―60%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贷的比重超过了70%[7]。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01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7]。郭晓鸣对四川省不同地貌特征的地区24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显示,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和私人借贷方式借款的比重分别为33.5%和66.5%[8]。李建军等人对全国15省份的调查测算表明,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款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规模的比重超过55%[9]。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民间金融已经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角”,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是在正规金融领域居垄断地位。

由于民间金融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监督机制、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操作风险。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主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手续简单,有的借款仅为口头约定,一旦不能还款,极易引发纠纷,甚至酿成案件。二是法律风险。由于民间融资目前还不为国家法律所肯定,农村民间融资大多处于地下状态,不受法律所保护,即便引发纠纷,债权人也不便利用正当的法律武器维权,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来解决,无形中为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农村金融存在的上述突出问题无法通过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存量改革得以解决,必须进行增量改革。

三、实施增量改革,突破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

1.对增量改革的认识

增量改革实践源于中国,增量改革理论源于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动力变迁,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转轨经济问题时对中国近30年改革成功模式的概括。增量改革就是在通过内部的经济改革无法实现改革的初衷时,借助外力来实施改革,通过全新的外力介入来推动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是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新体制增量改革与旧体制存量改革并行,用增量推动存量,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体制外增量突破来改变经济体制的结构进而倒逼旧体制变革[10]。

增量改革的优势是能够在保持原有格局基本不变的同时,维护原有格局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减少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改进造成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避免社会动荡,减少改革阻力。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既是互补关系,更是替代关系,当增量改革的力量与功能不断增强后,再强力推进存量改革,这就造成了存量改革“要么被改造、要么被消灭”的有利改革环境,由此取得了良好的存量改革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原有的国家垄断的国有金融产权结构之外,推进其他金融机构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然后再进行国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改革。而农村金融始终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存量改革,农村金融在改革的节奏上与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存在不一致性。

2.中国农村金融增量改革的特征

(1)引入多层次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解决金融供给不足问题

针对中国农村地区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种类不齐全,供给不充足,竞争不充分,甚至不少地区还存在服务空白,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新设立村镇银行、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增量改革,这是扩大农村金融体系覆盖范围,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农村经济主体金融需求的组织保证。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对农村金融存量改革的思路,为农村金融市场引入了增量金融资源,初步缓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2)创新产权制度,引入民间资本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由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出资,这为中国农村民间资本从制度上合法经营提供了途径。根据现在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业务发展来看,对民间资本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为民间资本通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法进入金融市场提供了可能。如果大部分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既发挥了民间金融已有的高效率的优势,又可以使民间金融存在的潜在金融风险在监管之下被控制。

四、完善增量改革,发挥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初步解决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突出问题。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存量改革与增量发展双轨并进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增量改革吸引大量资金进入农村,活跃农村正规金融,繁荣农村经济;另一方面要防止增量改革有可能导致的农村金融市场恶性竞争、监管混乱等新问题。

1.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能否成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否生存发展下去,关键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供给,满足农村经济的有效需求。

胡培兆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有效供给理论。该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相应的有效需求下降,所以市场上的供给并不都是有效供给,有的是无效供给。无效供给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过有效需求的过剩供给;另一类是因供给自身原因不合有效需求的不良供给。要消除和缩小无效供给,只能宗奉供给创造需求的真谛,提高有效供给率,即提高有效供给占总供给的比率[1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既要增加总供给,又要增加有效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供求矛盾。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如果单纯、机械地增加机构,增加资金,而忽略了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有效需求,尽管供给增加了,有效供给仍然不足,最终结果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会被边缘化,农村金融仍然发展不起来。

2.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完善农村金融的竞争机制

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农村金融的情况下,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效率低,服务差,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恶化。农村金融要想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的金融生态。要引导、鼓励、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主体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竞争的金融环境,通过适度竞争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原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提出了“汤水效应”,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汤料”[12]。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应该是农村金融的“汤料”,而是农村金融的“主料”之一,是农村金融不可或缺的主体。只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才能形成有利于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竞争、有序的新型金融生态。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初期,政府要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要处理好与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市场化与政策性的关系。

3.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融合

基于民间金融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现实和所处的地位,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必须重视民间金融的作用,要创造性地建立一种模式,使民间金融既能发挥资金融通作用,又能有效地解决潜在的金融风险问题。针对目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计模式,突破“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的规定,适当提高持股比例,有意识地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民间资金的引导作用,争取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入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融合。

4.引入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激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

监管部门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原则是审慎监管,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这体现了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监管的差异性。中国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起点低,严监管是必要的。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性,监管部门在差别监管的基础上,应该引入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完善监管,引导新型金融机构健康发展。

原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认为,所谓激励相容的监管应当是符合和引导,而不是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经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监管[13]。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监管者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金融监管不是替代而是市场运行规则的维护者,以此引导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使监管目标的实现转变成监管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运行规则下的自觉行动。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经营方式、产品设计、服务理念上有别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 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OL].银监会网站,2007.

[2] 匡家在.1978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演变与路径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1):106-107.

[3] 王曙光.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30年[N].中国经济时报,2008-05-09.

[4] 周立.两部门合作: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一般逻辑与中国经验[C].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

[5] 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十一五”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R].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2005,(11).

[6] 王醒男.基于需求与发展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逻辑再考[J].金融研究,2006,(7):53-64.

[7] 周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J].银行家,2005,(8):39-40.

[8] 郭晓鸣,等.农户金融需求:基本判断与政策选择[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9] 李建军,等.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10] 何文君.增量改革与东西部制度创新[J].四川大学学报,2005,(6):29-30.

[11] 胡培兆.有效供给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 苑德军.构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关键在增量改革[N].新京报,2007-03-15.

[13] 何自云.激励相容:银行监管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3-06-23.

[14] 刘信一.中国与韩国农业的比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6).

Based on Incremental Reform of Chinas Rural Fnancial Development

Lei Li-jun,Li Ping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1)

Abstract:Rural Finance is the core of the rural economy, China should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From 2007,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d set up, It marks th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has entered a phase of incremental reform.The author believe that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rural financial; Countri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rural financial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The state should play a new typ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uiding role to achieve the financial and civil form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We have to introduce incentive-compatible regulatory philosophy to motivate the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高职;农村合作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供销社

近年来,山东省供销社系统围绕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服务规模化、流通现代化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等项目开展了一系列改革,2014年又配套实施了“六项创新提升工程”,使社有企业得到大力发展,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地更是如火如荼。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山东省供销社系统投资领域涉及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各类金融机构,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普遍开展资金互助业务;2014年山东省供销社又牵头成立了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6亿元。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对该专业人才,尤其是对高职层次本专业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了人才培养的结果,下面从高职农村合作金融专业培养目标确定、培养规格确立及专业课程体系开发、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方面做以重点阐述。

一、培养目标的确定

通过对山东省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参与投资的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及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专业调研,了解到本专业毕业生将来主要在县市区、乡镇农村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业,因此该专业学生除了掌握基本的金融理论知识、技能外,还必须对农村经济发展特征具有一定的了解;另外,相对于城市,基层县市区、乡镇的各方面条件相对落后,所以要求该专业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吃苦精神和坚定的意志。因此,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可描述为:培养对农村经济特征具有一定了解、具有一定金融理论基础、熟练掌握金融业务知识和财务知识、具备较强金融业务技能和会计核算技能、具有吃苦耐劳和敬业精神以及创新意识,能够胜任各类与农村金融业务相关一线工作岗位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金融职业人才。

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确立及专业课程体系的开发

专业调研是专业人才目标确定的基础,也是人才培养规格确定及专业课程体系开发的基础。可以说,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确立过程与课程体系的开发过程是一体的,因此下面两个过程合二为一进行介绍。另外,在课程体系开发过程中重点详细介绍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公用基础课程的开发由于与其他专业相差不大,因此将一带而过。

(一)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确立及课程体系开发流程。

在刚刚高职农村合作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文/张清亮(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山东•潍坊)开设本专业时,应选择一定数量的典型单位,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部分基层中小企业开展专业调研,详细了解本专业所对应的核心岗位(群),结合岗位(群)所要求的技能和素质提炼出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确立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进而根据需要掌握的知识选择专业核心课程,最终整合出课程体系。待专业开设以后,还应定期(一般一年一次)开展相关的专业调研,及时了解本专业核心岗位(群)的变化情况,结合最新岗位(群)所要求的技能、素质需求,对所需的理论知识进行调整(从而完善人才培养规格),不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确立及课程体系的开发。

经过广泛调研,我们得出适合高职层次农村金融人才的常见岗位有四个,依次为柜员岗、信贷岗、金融会计核算岗和大堂经理岗。其中,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拟招聘岗位多数为信贷岗、大堂经理岗,也有部分柜员岗有人才需求;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拟招聘岗位更多为信贷岗,也有少量金融会计核算岗的人才需求;有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招聘需求的更多的是柜员岗、金融会计核算岗;一般基层企业的金融会计核算岗有一定的人才需求。通过汇总调研结果,总结出了上述四类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及完成该任务所需的能力及素质,并进一步推理出应掌握的专业知识,确立人才培养规格,找出支撑的专业核心课程,最终整合出专业课程体系,具体开发流程如下:柜员岗需完成的典型工作任务是储蓄业务处理、个人贷款业务处理及中间业务处理。完成这些任务应具备的能力有:能够规范办理重要凭证、印章等的出入库,能够正确使用和保管重要空白凭证、印章、机具等,能够具备熟练操作个人储蓄、贷款、结算、、外汇等业务能力。培养以上能力所需的专业知识有:存贷款业务相关制度、种类、操作流程、利息计算等,结算业务相关操作规程与手续处理,业务种类、基本规定与操作流程,外汇业务种类、操作流程与处理手续,电子银行业务种类,基本规定和操作流程。支撑课程有金融基本技能和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信贷岗需完成的典型工作任务有授信业务受理、授信业务调查、授信业务审查与审批、贷款合同签订与发放,贷款、授信后管理及贷款收回。完成以上任务需具备的能力有:信息收集和调研分析,财务分析,授信业务受理,贷前调查分析、可行性分析及撰写调查报告,审查审批信贷业务能力,签订授信合同、发放贷款,贷后检查与风险管理。培养以上能力应掌握的知识有:授信业务基本类型,目标市场分析、信贷营销策略,贷款申请受理、贷前调查,贷款环境和借款需求分析,客户财务分析、信用评级,贷款项目评估和贷款担保分析,贷款合同签订与管理,贷后检查等。对应支撑课程有小额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大堂经理岗常见典型工作任务有服务管理、业务咨询及产品推介等三项。完成上述任务需具备的核心能力有:维护大厅秩序并解决一般客户纠纷,能指导客户正确填写各类业务流程单,圆满完成产品营销任务及并能为客户提供满意的咨询服务。培养以上能力需掌握的知识:基本礼仪规范、大堂经理日常工作流程、金融产品与服务营销卖点分析与技巧及客户投诉处理技巧。支撑课程有金融基本技能、个人理财规划实务、风险管理及保险原理与实务。金融会计核算岗常见典型工作任务有存贷款业务核算、支付结算业务核算、往来业务核算及年终决算。完成以上任务需具备的核心能力有:能够正确使用和审核各种银行业务凭证,能够熟练掌握各项业务的内容和操作流程,能够熟悉各种单证的管理和操作规范,具备凭证填制、审核记账、报表填制及分析能力,能够进行年终决算。培养以上能力需掌握的知识有:各类存款核算手续及存款账务登记方法、结计利息规定、存款利息计算和核算方法,贷款业务核算手续、利息计算与核算方法、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往来核算科目、核算原理和手续,各种结算方式的核算手续、会计科目及核算。相应支撑课程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及农村合作金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包括该专业人才培养需具备或培养的能力、素质和知识。上述分析已经分岗位详细介绍了所需的能力和知识,而素质由于与岗位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所以没有进行分析,在此进行概括分析:从农村合作金融的专业特性来看,所培养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有:具备基本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及身心素质,还要做到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尤其能吃苦耐劳、耐得住寂寞,能经得住金钱的诱惑,避免职务犯罪。综上,不难得出本专业课程体系包含以下专业课程:金融基本技能、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农村合作金融会计、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小额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个人理财规划实务、风险管理及保险原理与实务等。此外,公共基础课程应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财经应用文写作、体育与健康、计算机文化基础等。

三、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方案的组织实施形式,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通过探索学习,我院总结出农村合作金融专业适合实施“校企共育、能力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共育”是指人才培养过程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来培养学生,充分发挥校外实训基地和校内实训基地、专任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的优势;“能力递进”主要是遵循学生职业能力成长规律,逐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基础能力、岗位核心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三层能力培养逐步递进。该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可描述如下:第一个阶段(第1、2学期),人文素养和专业基础能力培养。利用校内理实一体化教室,通过开设综合素质课、品德实践课,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开设金融基本技能、基础会计、微观经济学等课程,培养学生专业基础能力;第二个阶段(第3、4学期),专业核心能力培养。利用理实一体化实训室,通过开设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培养学生熟练操作柜面服务、信贷服务、金融营销服务等岗位业务的专业核心能力;第三个阶段(第5、6学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第5学期,利用理实一体化教室、校内实训室,重点学习专业拓展课,并开展金融业务综合实训;第6学期,利用校内生产性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重点开展校内校外“轮岗”实习,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从毕业生就业调查结果看,通过该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较好实现了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90.8%,毕业生受到供销系统内单位一致好评。

主要参考文献:

[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试行):财经大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1.

金融业合规心得体会篇8

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初的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可低估,潜伏的金融风险不可忽视,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下,金融系统面临新的挑战,金融系统的同志要加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我国金融领域存在问题、保证金融平稳运行的关键”。“今年银行、证券、保险系统的工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上,金融改革也要围绕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上来”。如何按此要求,对我国现行监管体制、制度进行跨越式改革,促进我国金融业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应对世贸改革监管体制

(一)改革金融监管框架。

1999年11月,随着处于世界金融垄断地位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正式签署生效,标志着美国放弃维持近七十年的“分业”经营模式,进入混业经营新纪元。与此相适应,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而我国尚处在分业监管落实阶段。虽然我国目前的金融运行还存在着未与国际接轨、市场化程度不高、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内控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实行分业经营暂时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日趋逼近,客观上必然要求我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我国金融的监管体制也必须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要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

目前,我国光大、中信集团综合经营的成功运作和银行行长刘明康一身几任,已经表明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业之间的融合在不断加强。而且我国已有多家银行成为上市公司,金融上市步伐正在加快。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也已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加入WTO的五年过渡期内,对我国监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建议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案是由中央银行统一监管。将三个监管机构统一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将证监会和保监会隶属于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银行监管局、保险监管局和证券监管局,统一监管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市场。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更有利于人民银行掌握全面情况,制定并实施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二种方案是成立金融监管局。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来,与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局,独立于政府和人民银行,按监管的对象设立内部机构。好处是将三个监管部门合并,可以制定出统一的监管和保护公众利益的标准,改革后的人民银行专司货币政策业务,强化监管部门的独立性。

第三种方案是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主体,适应混业经营要求,成立独立于中国金融工委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督管理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有分有合,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体系”。三个部门相对独立,在交叉业务上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资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

(二)进一步改革央行管理体制。

1.撤销人民银行县级支行。结合信用社体制改革,对市县两级支行进行改革,撤销县一级支行,将其监管职能和业务骨干合并到市(地)中心文行。理由是:(1)被监管机构的内控和行业自律在不断加强;(2)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逐步撤出,人民银行县级支行的监管范围越来越小;(3)总行将县级支行的职能定位在主要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上,随着信用社行业组织的成立,县级文行监管范围已相当狭窄;(4)县级支行撤销后,部分人员可以充实到农村信用社;(5)监管成本太大,每年数百万元的费用,与发挥的效用相比得不偿失;(6)地方化倾向明显,在上级行指令和地方之间经常徘徊不定;(7)充实后的中心支行完全有能力承担起对全辖区的监管责任。

2.市中心支行实行跨区域设置。撤销现有的中心支行,仿设立大区行的模式,重新按区域设置中心支行,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削减l/3。为解决县级支行撤销后的监管问题,按区域设置的市中心支行要成立金融监管110服务中心,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迅速出击,从快、从严、从重处理。

3.撤销大区行派驻各省监管办。将监管办与大区行合并,原监管办所承担的现场检查职能,由大区行统一组织,这样不仅可以充实大区行的人员,也可理顺大区行与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的关系,提高监管效率。

4.重新定位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职能。剥离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对所在省中心支行部分业务的管理职能,明确其只负责对省会城市金融业务的监督和管理。

通过改革,使央行形成总行、分行、中心支行三级体制,可以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杜绝人浮于事现象,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成本,形成、高效、稳定的央行监管组织框架。

二、妥善处理各种监管关系

1.处理好监管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央行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在确保监管职能独立性、权威性的同时,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争取地方党政领导对监管工作的配合与支持。

2.要处理好监管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既要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又要运用金融监管的灵活性,具体问题具体,确保金融业稳健、持续发展。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来体现监管,在监管中加强服务。达到既要管住金融机构,又不损害其正当经营的监管目的。

3.处理好监管与业务品种创新的关系。创新与监管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就会制约业务的发展,付出监管的负面代价。在现实条件下,对我国金融机构来说,创新显得特别重要,作为监管部门应鼓励机构中间业务创新,支持机构发展银行等新业务,同时,又要防止发生新的金融风险。

4.协调好各有关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1)处理好与地税、国税、审计、财政、司法和国务院派驻的监事会等其他非专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作为专职监管部门要加强与他们的协作和联系。(2)树立人民银行监管的核心地位,要以形式保证其独立实施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使其不受来自各方面行政干预的。(3)处理好三个监管部门间的关系。在强化中央银行监管中心作用的同时,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给予同等的重视,并与银行业的监管结合起来,防止“监管漏洞”产生。(4)处理好与中资金融机构东道国、外资金融机构母国监管机构的关系,加强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强化对海外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

5.处理好监管与金融稳定发展的关系。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保平安、化风险。

6.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强化监管和放松管制是加人WTO后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两大课题,一方面《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要求我国在利率、汇率和现金等方面放松管制,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风险较大、问题颇多,为缩小与国外金融监管水平的差距,必须强化金融监管。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强化监管并不是把放松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管好而尚未管好的。

三、构建独立司法体系

1.抓紧修改、整理和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金融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重新修订“金融保险财务制度”,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统一的准则,统一会计科目、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

2.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破产)法规。

3.制定《信贷资产保全法》和《外资金融机构法》,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

4.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根据金融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的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规,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

5.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塑信用秩序。信用观念的弱化是改革以来一系列的主要根源,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司法部门片面考虑地方利益实行地方保护,暗中支持企业以改制为名逃避银行债务,致使金融部门巨额债权被悬空,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无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司法体系,银行对这种逃避行为只能愤而视之,如果依法收贷只能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对于银行起诉,许多地方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裁决、裁决不执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人为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且助长了企业、个人不守信用,直接恶化了信用环境。为此,有必要尽快组建金融法院,专门授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诉讼案件,受中国金融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双管,中央设最高院,大区设中院,省一级设初院,并分别按专业设立不同的部门。组建后的金融法院主要工作是对原地方司法部门审理、裁决不公的金融案件进行重审纠正,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

通过立法使监管有法可依,树立监管部门的权威性。

四、切实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朱镕基总理说:“我国金融的开放力度,取决于监管者素质的提高”。,我国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监管者的和业务素质。

1.加强对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采取到国外监管机构进修或到被监管机构跟班操作等形式对现有监管人员进行国际金融知识和技能培训。通过新知识、新思维、新能力的培育,造就一批适应21世纪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

2.完善监管干部人事管理制度。(1)坚持凭监管实绩看干部、用干部。真正按朱镕基总理所说的“要把做好工作的责任心、发现问题的能力、查处问题的力度,作为考核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重要依据。对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力、严重失职的人员要调离监管岗位”,使干部在良好的任用机制下得到激励和约束。(2)对道德败坏、滥用职权以及造成不良后果的监管人员进行严厉处罚。(3)公开选拔监管干部。从系统内选拔一批政治和综合业务素质强、能公正执法、廉洁敢管、责任心强的智慧型、管理型、实干型干部充实监管部门,集中全系统的精英人才到监管一线。从系统外选拔一批熟悉业务和法律,掌握国际金融、外语、外汇、会计知识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硕士、博士人才充实到人民银行、保监会和证监会。

3.加强岗位交流和实际锻炼。选派监管人员与各被监管金融机构进行交流,到上级和下级行挂职锻炼,三个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也要相互交流,以拓宽监管人员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

五、完善金融监管约束机制

为确保监管工作的公正、有效和权威,要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制定《金融监管工作条例》,量化监管,细化指标,规范操作规程,对监管者实行再监管。

1.建立监管人员资格规定。包括:学历、职称、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年限,具备条件的要通过人民银行总行监管人员资格,确定任期。

2.明确各级监管机构职责。明确总行与大区行、上级行与下级行、各级行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行领导与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与监管人员的不同职责、权力、义务及监管标准,并制定监管工作量化考核办法。

3.建立监管者再监管体系。由上一级监管机构的内审和监察部门对下级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监督;本行人事部门和内审部门建立监管责任人的业绩档案,每年进行评定,作为对监管人员考核考察的主要依据,并将其与工资和职务晋升联系起来;分管行长和主管负责人对监管工作不定期进行检查;监管人员定期向行长办公会汇报监管情况。

4.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对监管人员的违规和失职行为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各级行领导和监管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时,必须进行离任审计。追究内容可包括:监管人员的监管责任感是否强烈;监管程序是否依法合规;处罚是否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监管纪律是否廉洁等。

六、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

1.分行业实施不同监管政策。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实行不同的监管政策,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正如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所说的“市场的事情由市场自己来解决”,通过监管促进金融机构按市场自身的运行和发展,不能进行人为的调控。对银行业既要监管,又要调控。

2.建立非现场实时监控系统。利用机技术,将被监管机构的主要业务系统全部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监测系统联网,实时监测被监管机构的业务发展状况、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实行监管部位“关口”前移,发挥非现场监管早期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功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3.对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管。适应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加强内控和强化行业自律的新形势,参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办法,对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省为单位实行并表监管,人民银行市、县级支行不再单独撰写监管报告。

4.重点督促机构内控和自律。从我国已经发生的一些金融风险来说,行业自律显得尤其重要,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企业有很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场相当活跃,而同时又较有秩序,显得很规范,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机构的自律工作较好。为此,监管的重点要向督促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形成方向转移,要通过发挥银行、保险和证券同业公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功能,促进机构自律和行业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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