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商贸论文范文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1

关键词：贸易信贷；银行贷款；互补；替代

一、引言

近些年来，由于市场风险不断扩大，为了避免贷款的拖欠及坏账的产生，银行业纷纷开始限制企业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此同时，贸易信贷作为另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却在不断发展，并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和银行借款共同构成了企业短期外部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对于银行借款和贸易信贷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补充关系的争论一直是热点问题。

贸易信贷的定价非常复杂，因为供应商们往往不会要求一个具体的利率，所以以往对贸易信贷价格的研究往往都是对虚拟的现金折扣条款的研究。例如，Peterson 和 Rajan （1997）提出，如果供应商给出的现金折扣条款是“2/10 net 30”，亦即如果客户在10天内付清款项，那么可以享受商品总价格2%的现金折扣优惠，否则30天以内就必须以货物的全部价格付清。如果购买者放弃现金折扣，那么这种信用条件转换成年利率的话近似于40%。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根据现金折扣条款，十天内的借款成本为零，从而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故而只有当企业不使用现金折扣时贸易信贷的成本才会上升。

以往的研究表明，贸易信贷的利率往往要比常规贷款的利率高得多。那么为什么供应商及其客户还会选择更高成本的贸易信贷而不采用银行贷款呢？一些研究对于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贸易信贷做出了解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如果供应商向其客户提供贸易信贷，该客户即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信用条件规定的优惠期内付款，另一种是放弃现金折扣选择延期支付。第一种选择表明供应商向客户提供贸易信贷降低了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第二种选择往往是缺乏资金的企业更偏向的，因为供应商通过延期支付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了短期的资金融通。

先前的关于贸易信贷理论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比较错综复杂。但重要的是，Burkart和Ellingsen（2004）的模型表明贸易信贷和银行贷款之间不是互补关系就是替代关系，本文将讨论江苏省企业在供应商融资与银行贷款之间的选择问题，并且侧重于对贸易信贷的使用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假设更贴近现实的，为企业短期融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主要文献回顾

Petersen和Rajan（1997）研究得出，在美国，贸易信贷是企业短期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来源，并且以美国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和金融中介长期来往的企业对贸易信贷的需求较少，而在金融中介发展欠发达的大城市统计区（ MSA）里，企业对贸易信贷的需求较多。英国（Pike and Cheng，2001）和日本（Miwa and Ramseyer，2004）的学者也作过同样的声明，认为贸易信贷是企业短期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来源。Breig（1994）发现在银行和企业关系比较紧密的德国，企业较少地使用贸易信贷，而在金融市场欠发达且银行和企业关系比较疏远的法国，企业较多地使用贸易信贷。早前，Malitz和Ravid （1993）指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信誉不佳的公司不会向信誉良好的公司申请融资。Garcia-Appendini（2006）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银行是否会将企业贸易信贷还款的“软”信息纳入贷款决策的过程中。Fisman 和Love（ 2003）的研究发现当面临信贷约束时，企业会寻找替代性的贸易信贷来进行短期外部融资。Biais和Gollier（1997）研究得出，贸易信贷为一些受银行约束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资金来源。Cook（1999）在俄罗斯的研究表明，贸易信贷的使用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李斌和江伟（2006）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表明银行贷款与贸易信贷在我国企业的融资中呈现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金融中介与商业信用在我国小公司融资中的互补程度要大于大公司。石晓军和李杰（2009）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展开实证。结果显示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总体平均替代率约为17%。吕兰（2009）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对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关系（互补还是替代）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贸易信贷和银行借款在企业融资中的关系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信贷配给的存在使得贸易信贷和银行借款在企业的融资中呈现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延续了第二种观点，即贸易信贷和银行借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商业信用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在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会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发放贷款，使得一部分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当企业受到信贷融资约束时，贸易信贷凭借其融资比较优势成为企业融资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融资方式。“当企业的融资环境出现信贷配给现象时，企业无法或很难获得银行借款，为了筹集所需资金企业会转而使用应付账款，将应付账款视为银行借款的一种替代融资方式，这样应付账款和银行借款之间会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反向替代关系。即信贷配给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应付账款和银行借款之间存在替代的关系”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金融体系不健全，信贷配给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约束着企业的融资。企业为了发展所需的资金，必然会将目光投向贸易信贷，即使用应付账款替代银行借款进行融资，从而造成企业的银行借款与应付账款的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应付账款与银行借款之间会存在替代关系。本文假设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和银行借款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假设，本文针对江苏省的企业进行研究，检验研究中所使用的年度数据均来自于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研究数据覆盖2008-2012 年，选取的研究样本是沪深两地交易所上市的235家江苏省企业，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此次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在筛选的过程中剔除了保险业以及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并且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ST、PT样本和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百的样本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于缺少应付账款数据或银行借款数据等研究变量的样本企业，也一并删除。

（三）模型建立和变量说明

为了对基本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在借鉴江伟和李斌（2006），吕兰（2009）以及Cull， Xu和Zhu（2009）的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企业的成长性和流动性等对企业融资过程影响的重要程度，现将流动性（反应企业偿债能力）、成长性（代表企业发展潜力）和企业规模纳入模型中，以应付账款为因变量，银行借款为自变量，构造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来检验贸易信贷和银行贷款的关系：

■

应付账款比率AP，为企业当年年末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之和与当年年末总资产的比率，用来衡量贸易信贷；

银行借款比率SD，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短期融资活动中应付账款与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所以用短期借款与总资产之比（SD）来描述企业银行借款的使用状况；

流动性，采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来衡量。Burkart and Ellingsen（2004）等许多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将流动性视为影响贸易信贷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流动性越高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问题要少，因而对贸易信贷的需求也相对较少。同时，流动性指标也反应了短期偿债能力，代表着公司所拥有的营运资本。

成长性，采用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与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描述企业的成长性。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可以代表其发展潜力的大小。因为销售额的不断增加表明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量大，从而表示其市场竞争力强。本文将成长性纳入研究的范围承接了Ge和Qiu（2007），Love等人（2007）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的成长性会影响应付账款的使用。

公司规模取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一般研究中以资产总额与员工总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由于公司员工的具体数目难以取得，因而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大型企业凭借其规模和良好的信誉可以很容易的获得银行贷款而对贸易信贷的需求相对较少，而中小企业则更多地使用贸易信贷来缓解短期资金紧缺。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总体样本对研究的所有变量进行了整体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该表中可以看出，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平均应付账款比率较高，AP平均值达到了23.35%，甚至超过了短期银行贷款，SD的均值为15.37%。这一结果可以从表中流动性Liquidity的数值来解释。前文提到，流动性反应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性越高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问题要少，拥有充分的流动性来偿还短期货款使得公司对贸易信贷的依赖程度减少。财务上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应维持二比一才足以表明企业财务状况稳妥可靠，而样本企业的流动性均值约为1.4，未达到可靠水平，因而样本企业的贸易信贷高于短期银行贷款。

表1 描述性统计

（五） 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企业银行借款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意味着江苏省上市公司的贸易信贷和银行贷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在我国，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并不十分通畅。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各方面综合因素以及特有的问题，使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这些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便会转向应付账款，将应付账款视为银行借款的一种替代融资方式；同时银行借款的增加会减少公司对供应商融资的需求，这是因为贸易信贷是一种成本较高的融资方式，因此贸易信贷更为广泛的被公司所使用，成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资源。另外，从流动性的系数来看，前文中提到的贸易信贷与流动性的负相关关系也得到了证实。

表2

注：*、** 、*** 分别表示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为10%、5%、1%

四、结论与意义

本文以沪深两地上市的235家江苏省企业为样本，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考察该省企业在贸易信贷和银行贷款之间的选择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样本企业银行贷款和贸易信贷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Cull，Xu和Zhu（2009）以及石晓军，李杰（2009）等人的结论一致。从商业信用的信贷配给理论来看，这一结论是成立的。江苏省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普遍受到来自银行贷款的融资约束。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一方面需要筹集资金，一方面又受到银行的信贷歧视难以获得贷款，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转向其他资金来源，而贸易信贷的使用便成为了替代银行借款、缓解融资压力的有效融资方式。

我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在许多方面约束着中小企业的资金融入，限制了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对解决江苏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江苏省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可以为受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直接进行贸易融资，从而促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江苏省中小企业受到银行歧视比较严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企业的发展却得不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对于步入成熟期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最为期盼的莫过于能够及时获得银行贷款，因而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观念和经营方式亟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也需要进一步改善。此外，供应商融资也是中小企业短期外部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有着重要的意义，贸易信贷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有待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1]Christina Atanasova . How Do Firms Choose Between Intermediary and Supplier Finance[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1.

[2]李时坤.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关系的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1（6）：155-157.

[3]Cull，R.，Xu，L.C.and Zhu，T.，Formal Finance and Trade Credit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9，（18）：173-192.

[4]江伟，李斌.金融中介与商业信用：替代还是互补——基于中国地区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27（1）：26-31.

[5]吕兰.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关系：互补还是替代——基于中国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商界，2009（3）：15-16.

[6]杨勇，黄曼丽，宋敏.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及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5）：28-37.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2

[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图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图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政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1]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Li，Ah-Boon Sim．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24）.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

[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李俊.产业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践[M].广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3

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文治，扈涛.FDI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方法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

2.贾立敏，王翔宇，孙立祥，周敏.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流量及流向研究[J].商业时代，2012.5（13）

3.杜晓蓉.单要素贸易条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6（90）

4.黄顺武，胡敏.贸易条件影响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3.1

5.周紫哲，魏冬.要素偏向型出口技术结构与劳动报酬占比关系检验[J].商业时代，2014.4（10）

6.叶李伟.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10

作者简介：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4

摘要: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实质是对现有产品的属性进行“分拆”，并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功能。以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的扩展形式为基础，探讨贸易融资创新的理论空间，通过现有贸易融资产品、外汇产品和保险类产品的属性界定，对贸易融资产品创新进行设计，并以实例说明具体的操作流程。

关键词: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分拆组合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is to pide and recombin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products to compose new func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mainly Desai and Low′s characteristics model and its extension， finds the trade financing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After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trade financing products， foreign exchange products and insurance products， cases are given to explain how to design new products within the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

Key words: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pision and recombination

贸易融资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其基础上，通过组合与重新设计而推出的新型贸易融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贸易融资产品创新不是创造全新的融资产品，而是改变了原有融资工具的某种特征，创新的过程就是将单个融资工具的特征“分拆”，然后重新“组合”[1]。本文从理论上扩展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2]，进而研究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理论空间，在分析现有贸易融资产品及外汇、保险产品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利用“分

拆”与“组合”进行贸易融资创新产品设计。

一、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空间

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是将金融产品视为不同特征的组合，根据这些特征取值所占的比重在特征空间中进行定位，以此测量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机会，进而创造出新的产品组合以满足特定市场需求。原始模型仅考虑了两种金融产品的两种特征，并且假设边际替代率曲线边界不变，但在国际贸易融资实践中，由于产品种类繁多，每一种产品具有多种特征，依靠德塞和洛特征空间模型无法从理论上充分解释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空间，需要对其进行扩展以寻找更多的贸易融资创新机会。

(一)两种以上融资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在二维特征空间模型中，流动性(L)和收益性(R)代表了金融产品的基本属性，X1 ，X2为现有金融产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假设金融市场又引入了一种新的融资产品X3，且三类产品同时落在边际替代率曲线的边界上(如图1)，此时产品间最大夹角θ12代表着所有创新机会。如果继续引入不同的融资产品，情况依然如此:任意两种产品间的最大夹角θ均意味着创新机会，夹角越大，说明产品创新的空间越大，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多;夹角越小，说明创新空间越小，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少。

(二)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变化的特征空间模型

受资源限制，金融产品投资只能选择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之上或之内的产品。在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中，创造和发起新产品的潜在机会并不是沿着两种产品之间空白部分无限延展，而要受到两种特征间边际替代率的约束。当所有可开发空间已被填满时，可以通过改变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来进行金融创新[3]。图2中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向外扩展，由OC移至OC′，产品创新空间也向随之外扩展(阴影部分所示)。若市场存在需求，可在新的扩展空间内挖掘新的产品组合。

在贸易融资产品创新过程中，由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的变化导致创新空间扩大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政府放松对贸易融资的管制，融资门槛降低使大量资金在市面上流通，市场对于融资的需求增加使得贸易融资创新空间扩大;第二，融资利率的降低刺激了贸易融资需求，促进了产品创新;第三，科技进步(银行业务电子化、信息化)和融资流程的科学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融资需求的同时促进了创新空间的扩展。

(三)多属性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当双特征空间被所有的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填满时，还可以通过“分拆”新的产品属性来扩大创新空间。假设产品X除具有流动性和收益性外，可以“分拆”出了另外一种特征——风险性(如图3)，这样X1和X2就变成了三维空间中的点。为分析方便，再假定X1和X2在三个平面中的映射分别落在各自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上，则每个平面内两个映射点之间的空白就是二维特征下的产品创新机会(用阴影表示)。若空间内某点在三个平面上的映射同时落在三个阴影区域内，那么该点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三维特征下的创新机会。也就是说可以对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重新“组合”，以设计出新的融资产品，而所有满足条件的创新点集合就构成了三维贸易融资创新空间。

二、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随着商业银行国际业务的发展，贸易融资的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融资工具和服务外，商业银行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并将外汇、保险等非融资类金融产品引入到创新环节中。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进口项下的授信开证、提货担保、进口押汇、进口托收押汇等;出口项下的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出口保理、福费廷等[4]。非融资类外汇产品包括远期合约、货币期货合约、货币互换、货币期权合约、远期结售汇业务等;保险产品包括运前信用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等。在进行产品的分拆与组合之前，有必要对现有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界定，为创新实践做准备。

(一)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1.收益性。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收益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贸易融资的直接收益，即利息净收入，利率的制定一般是以某种基准利率作为“基价”，再针对不同信用等级或风险程度的顾客确定不同水平的利差;二是中间业务收益，即国际结算业务、结售汇业务而获得的手续费收入，进口开证、开立保函业务而带来的保证金存款等;三是其他隐性收益，如国际贸易融资通过提高企业对外贸易量，带来的该企业利润增量[5]。对于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特性，商业银行会制定不同的利率及收费标准，这里通过利息率和其他费用所得对现有贸易融资类产品的综合收益进行模糊评价，结合比较法衡量相对收益高低，如提货担保高于授信额度，进口押汇低于进口托收押汇。

2.风险性。商业银行从贸易融资业务中获得收益的同时，相应地要承担一定风险，而且二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主要包括:银行客户的信用风险;利率、汇率、价格波动引起的市场风险;银行流动资产无法满足支付需要产生的流动性风险;银行因人为失误和意外事故引发的操作风险;银行正常经营的业务与法律法规不适应产生的法律风险;国家贸易政策的可能变动使银行面临的政策和行业风险等[6]。不同贸易融资产品面临的风险点有所差异，为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过程中权衡风险提供了可靠依据。本文利用风险系数来衡量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即占用工商客户授信额度时使用的风险折算系数，具体指相对于向同一(或资信相同)客户发放直接信贷产品的风险比较程度，主要参照某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及保函授信管理办法》。

3.流动性。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指产品的变现能力，即贷款转化成实际拥有的现金资产的能力。除与风险有关外(风险越大，融资产品的变现偿还能力就越弱)，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同一融资产品的期限长短也会根据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和客户需要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以期限长短代表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融资期限长，代表产品流动性较弱;反之则流动性强。

(二)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某些情况下，贸易融资创新并不仅仅发生在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非融资类产品因其特有属性也可以与融资类产品组合在一起，以满足市场需求。常用的非融资类金融产品主要有外汇资金产品和保险产品，其中外汇资金产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客户规避汇率风险，以差价获利;贸易融资产品与保险产品的有效结合则可以有效防范风险。

1.外汇资金产品。远期合约是指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按成交时确定的特定汇率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外币的交易方式。远期合约不是标准化的合约，其交易数量、期限、价格由双方自由商定，比外汇期货更加灵活，其流动性也远低于期货交易，但同时也增加了违约风险。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利用远期合约可以锁定汇率，从而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货币期货合约是指约定在特定日期以特定汇率交易一定数量货币的标准化合约，它不仅为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也为套利者和投机者提供了新的获利手段。与远期合约相比，货币期货交易具有交易更为灵活，流动性更好，信用风险更低等特点。

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以特定汇率相互交换其认为具有等价经济价值的两种货币资产的协议。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控制中长期汇率风险，使交易双方的融资成本下降，并简化双方外汇现金流动。

货币期权合约是指买方在支付了期权费后即取得在合约有效期内或到期时以约定的汇率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额某种外汇资产的权利，到期时买方可以选择执行或不执行该合约。与远期合约和货币期货相比，货币期权的优点就在于它给予了买方一项权力，而不是要求买方履行某种义务，具有规避风险的作用。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客户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汇率取决于即期汇率、外币与人民币的利率以及交割期限的长短等因素，可以有效防范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

2.保险。在贸易融资过程中，出口信用保险较为普遍，即为出口商提供收汇风险保障的保险，凡通过信用证、付款交单、赊账等方式结汇的出口货物均可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出运前信用保险，即保险人承保从合同订立日起到货物出运日止进口商因国际市场变化和产品价格上升下降等原因提出终止合同的信用风险;二是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指支付货款信用期不超过180天，适用于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出口保险;三是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是一般承保180天到两年之间的出口贸易风险，适用于汽车、机械、生产线等资本、半资本品性货物的出口;四是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两年以上、金额巨大、付款期长的信用保险;五是特约出口信用保险，指承保某些特定合同项下的信用保险，其承保对象一般为复杂的、大型的项目[7]。

三、贸易融资创新设计:产品组合与操作流程

在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创新的过程中，不是任何两种或几种产品都能通过“分拆”而“组合”到一起，实践时首先要考虑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即创新产品是否为市场上亟待弥补的空白，然后考察可由哪两种或几种产品通过“分拆”“组合”而成，并探讨创新产品的流程及功能。下面以融资类产品之间、以及融资与非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为例说明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具体方式和操作流程。

(一)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

以进口押汇与背对背信用证的组合为例。进口商要想申请开立信用证，须向开证行缴纳保证金并提供一定的抵质押担保，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进口商因自身资金周转问题不想缴纳全额保证金，或者缺乏其它有效的抵质押担保而无法获得银行的授信额度。对于此种市场需求，将背对背信用证与进口押汇进行分拆组合，就能够满足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

(二)融资类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的分拆组合

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如果出口商在未来有美元应收账款，而到期收汇时人民币按预期升值，出口商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对于进口商来说，如果未来有欧元应付账款，到期付款时人民币对欧元贬值，则进口商也会遭受汇兑损失。将贸易融资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进行适当组合，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外汇产品造成的价差获利[8]。

以进口押汇和远期结售汇业务组合为例。进口押汇可以有效解决进口商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付款的问题，而远期结售汇具有汇率风险规避和价差收益的属性，二者结合可以达到融通资金和规避风险的目的。具体操作办法如下:企业在进口付汇时，以全额人民币保证金或人民币存单质押，向银行申请进口押汇，同时叙做同等期限的远期美元售汇业务，融资到期后企业用质押在该行的人民币资金购汇偿还融资款项，无论到期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由于提前锁定了汇率，进口商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融资类产品与保险产品的分拆组合

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企业对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业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银行能够对其在信用保险项下的应收账款提供融资，以达到加速资金周转、优化财务报表以及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以出口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的组合为例，出口商向保险公司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公司向出口商出具保险单，且出口商已在保险公司规定的时限内做了出口申报并缴纳保费，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或已向保险公司出具赔款转让授权书，保险公司就赔款转让事宜向出口商和融资银行进行书面确认。商业银行对已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业务，凭出口商提供的出口单据、投保出口信用险的有关凭证和赔款转让协议等，向出口商提供出口贸易融资业务。出口商投保后，即将保单赔偿受益权转让给了融资行，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了银行的融资支持，从而满足了降低客户融资门槛，减少授信额度占用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Fay Hansen. Trade Finance Innovations in Global Banking. Business Credit，2004:54 -56.

[2] David Blak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a Characteristics Framework.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3， No. I. February 1996.

[3] 菲利普莫利纽克斯， 尼达尔沙姆洛克.金融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7-61.

[4] 沈明其.国际结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81-211.

[5] 李苏波.国际贸易融资定价问题探讨[J].上海金融，2001(12):15-16.

[6] 陈四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通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4.

[7] 申曙光.现代保险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83-288.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5

 

金融和贸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但两者之间却彼此互相影响。金融集聚促进金融功能深化，金融集聚通过财政金融功能影响外贸出口。金融系统具有风险管理、要素配置、集聚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五大功能。金融系统的这些功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相关要素向高端产业流动，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将以浙江省为例，探究金融集聚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1金融集聚指数的衡量及测定

 

本文将用区位熵法来测量金融集聚指数。区位熵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LQij为地区j中产业i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地区j产业i的相关指标(如总产值、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qj为地区j全部产业的相关指标，qi为全国范围内产业i的相关指标，q为整个国家内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一般来说，LQij的值越高，该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就越高。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本文采用区位熵法确定浙江省金融集聚指数，以金融业总产值为指标。本文认为用金融业总产值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总体情况，采用其它指标比如金融业从业人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情况，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从业人员效率问题。浙江金融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年产值从2003年开始一直大幅高于全国水平，所以用金融业就业人员数量不能准确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情况。经计算得到浙江1993-2013年金融集聚指数。

 

可以看出，1993-2013年间，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浙江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在2004年以前，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基本上都小于1，表明这一时期浙江的金融集聚程度比较低。从2004年开始，该指数一直大于1，且都处在较高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1.6277的最高水平，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说明这段时期浙江金融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2金融集聚对浙江外贸出口的实证分析

 

2.1数据和指标

 

本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来反映浙江的金融集聚水平，以LQ表示。用出口总额反映出口规模，以EXP表示。用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反映出口商品结构，以MG表示。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可能受到汇率因素和投资水平的影响，在自变量中同时引入HL和TZ，分别用来表示汇率水平和投资水平，HL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表示，TZ用浙江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重表示。分别以EXP、MG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实证模型：

 

EXP=F(LQ，HL，TZ，u)

 

MG=F(LQ，HL，TZ，u)

 

其中，u包含了除本文主要研究因素之外的各种因素对MY的影响。本文选取1993年到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为浙江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2平稳性检验

 

我们所要检验的金融集聚、出口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可知，LQ、EXP、MG、HL、TZ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

 

2.3变量间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将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金融集聚和出口规模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EXP和LQ、HL、TZ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集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也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MG和LQ、HL、TZ之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同时可以得出相应的数据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

 

EXP=-1.356LQ-1.879HL+0.716TZ (1)

 

(0.256) (0.201) (0.189)

 

MG=0.822LQ+0.306HL+0.290TZ (2)

 

(0.233) (0.180) (0.162)

 

方程(1)和(2)为相应变量间的一个协整方程①，各方程式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渐进标准误差。(1)式表明，LQ每增长1%，EXP就下降1.356%，HL每增长1%，EXP就下降1.879，TZ每增长1%，EXP增加0.716%;(2)式也可作类似解释。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和汇率波动(总体上呈升值趋势)抑制的出口规模的增加，但是金融集聚和汇率波动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而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汇率的波动抑制出口规模增加，但却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浙江的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价格方面。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价格优势，从而抑制出口规模的增加。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技术创新，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反过来会成为这些行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动力，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浙江金融集聚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却无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和浙江外贸经营主体的改变以及出口产品结构有关。从1993年以来浙江外贸经营主体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转变成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浙江私营外贸公司绝大部分是一些中小企业，主要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且这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金融集聚提高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引导资金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流动，而那些即没有规模优势也没有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将更难获得外部融资支持。因此金融集聚无助于浙江出口规模的增加，但可以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3总结

 

本文基于1993—2013年中国以及浙江省的金融和外贸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分析金融集聚对外贸出口的影响，结论表明，金融集聚和出口规模、金融集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金融集聚抑制了出口规模的增加，但是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当前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出口产品层次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来促进浙江外贸出口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浙江应加快金融市场改革，通过金融集聚发展，拓宽出口企业融资渠道，以高效的资本配置机制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浙江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6

一、前言

金融发展主要包括两个人方面，一是金融规模的增长，二是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不是单一静态扩张而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逐步动态优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金融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创新、优化、融合与完善，从而使得金融实现对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使得配置成本逐步降低。出口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经济联系。一般来说出口结构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出口结构指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出口商品的市场流向结构、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等，而狭义的出口结构仅仅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比例，一般以各类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衡量。本文的出品结构是指狭义的出口结构。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大都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隐藏于一般理论当中，如金融机构理论、门坎效应、AK模型等。同样地，无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还是内生贸易论，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都不是很明确。但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同属于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二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一般都认为资本的充裕程度、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然而金融的发展不仅会使得资本有所积累、技术取得进步，还可以通过对行业的资本的投入形成规模经济。这形成了本文分析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的理论基础。

二、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要想使得金融发展在出口结构优化中发挥作用，必须要明确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对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影响出口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的一方面能够动员储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来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这些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资本比较优势的转变。同时在人力资本方面，金融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向教育提供资金从而影响教育效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都有助于资本禀赋的增加，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变化，外贸结构发生转变。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效应，导致资本禀赋发生改变，进而引起比较优势的转变，促进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

（二）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影响出口结构

高新技术行业高投入低回报的特征使得其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而健全的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聚集社会闲散资金，使得一国技术创新得到大量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金融部门的支持还会在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生活中有用的生产力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在经济运行中一国金融部门不仅仅是融通资金，它还可以分散一系列风险、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还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道德风险的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方面的支持，不但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还会帮助推广和普及新的科技成果。根据动态贸易理论，技术可以作为独立要素影响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国际贸易。所以当金融发展促进一国的技术取得进步，其贸易基础发生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转变，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

（三）金融发展通过规模经济影响出口结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规模经济是指扩大生产规模会使得资本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上的经济节约性。但是只有大规模的生产才会实现产业的规模经济，而大规模的生产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毋庸置疑，金融体系可以提供大规模的融资，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能够大规模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济。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促使产业内专业化的产生，使得产业内的贸易实现迅速发展。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规模经济时，不仅会促使该行业扩大生产规模，还会使得行业生产节约生产成本，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提高产量和质量，最终实现出口的比较优势。所以，金融发展会通过规模经济促进一个国家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

（四）金融发展通过分散风险影响出口结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要面临融资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该国选择进口还是出口具有风险产品，原因在于发达的金融市场拥有健全的金融制度，高风险行业可以通过该国完善的信贷市场较为容易的筹集到资金，这样会使得行业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见降低。所以当一国的金融市场越发达，一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面临的风险溢价和边际成本也越低，最终降低该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风险。

资本和密集型行业不仅面临融资风险，其在出口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贸易风险，显而易见，这些风险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出口贸易。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的特性使得其可以分散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比如出口过程中的汇兑和运输风险可以通过保险市场的发展来规避；出口贸易中的商业信用风险则可以通过信用证和出口信贷来化解；

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能规避出口收汇时的价格和汇率波动等风险。

所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能为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还可以通过其风险管理功能促进企业的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利用减弱企业面临的风险来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

三、结论建议

通过对金融发展优化出口结构的作用机理分析，我们得知，一国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规模经济和风险分散这四条途径来影响一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所以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长期以来，因为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行业支持出口结构优化的制度缺位，导致金融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影响甚微，融资渠道的不畅通限制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致原本应该对出口结构优化发挥有效促进作用的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很小。所以，解决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的出口结构升级是当务之急。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外贸竞争力；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J51702)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EJB003)。

作者简介：毕玉江(1974―)，男，河南兰考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开放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经

贸理论与政策研究；王双成(1958―)，男，吉林长春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数据库、数据挖掘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061―04

收稿日期：2011-07―13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一些学者以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增长的机制人手进行研究。Markusen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会影响贸易成本，因而它对贸易模式和数量应该是有影响的。Manova(2008)认为金融发展提供了除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之外的比较优势来源。除此之外，西方学者从实证层面验证了金融发展的贸易促进效应。Beck(2002)使用65个国家在1966年～1995年间的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制造品贸易的影响。Manova等(2008)针对中国的研究认为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金融敏感部门进出口的大部分；在那些对金融条件不敏感的部门中，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大。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动态的历史研究法，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演变路径。以期通过总结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特质与形成条件，为北京的发展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国际商贸中心 路径 特质 演变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演进过程记录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文明开化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些城市以独有的禀赋获得了历史的垂青，逐渐成为世界商业与贸易聚集的中心，即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城市的形成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首先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的里斯本等西欧城市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领先的航海技术而一跃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16-18世纪，西欧各国海上霸权的更替以及第一科技革命在英国的爆发，使伦敦崛起并发展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商贸中心。19-20世纪，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着技术的更新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产生巨大变革。这期间，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历经衰与荣的沧桑变化，从伦敦的一枝独秀，到伦敦、纽约的双城记，再到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悉尼、迪拜等的百舸争流，其发展足迹从欧洲到美洲，再由欧美走向亚洲。

从世界城市史看，国际性商贸中心的发展演变途径可以归纳为三种：原发型、承接型、复合型。原发型城市是指城市本身是创新的发源地，自身具备发展前进的动力，能够主动吸引外来投资、也能对外输出资本。伦敦与纽约是典型的原发型城市。前者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全球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后者则是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率先进行城市产业调整的代表者。承接型城市也可称为跟进型城市，即通过开放，承接或引入它国的技术、制度、资本、信息，以实现自身的成长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类城市以东京、香港、新加坡、迪拜等为代表。复合型城市则是介于原发和承接之间的演变类型，它在国际化过程中既采取类似承接型城市的跟进模式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在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巴黎可归为复合型城市。

原发型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因为培养了自己的原发动力，在其向外输出商品、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外输出风险的能力，因此在原发型城市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其自身承担的风险较小。一旦原发型城市发生经济危机，风险可向外界传播，由承接型城市共同承担。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纽约华尔街上的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几乎所有开放型经济的国家都面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难题。这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共同为美国的次贷危“买单”，无论是纽约还是美国，其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而大幅减少。反之，由承接模式演变而来的国际商贸中心，如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它们采取跟进策略，减免了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成本，但却承担了较高的输入风险，而且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或危机也很难对外输出，需要自身消化解决。比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的迪拜债务危机都只是区域性或地域性的问题，没有波及全球。这再次说明承接型的国际商贸城市因输入型的成长模式而面临较高的风险，既要承担外界经济体转嫁的风险，还要单独解决自身经济增长中的风险。综上所述，原发型城市往往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或衰退的领导者，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影响力，而承接型城市则承担了“荣辱与共”的责任。

历经数个世纪的洗礼，能始终保持竞争力的原发型城市屈指可数，有的会由于持续创新力不足而衰落下去，如阿姆斯特丹。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亚太地区借助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力量，在二战后孕育了一批承接型城市。由于成长时日尚短，单个承接型商贸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尚不足与原发型城市媲美，其生命力的强弱也有待历史的验证，但必须承认，它们是世界商业繁荣的必要参与者，其群体优势不容小觑。若借用金字塔结构比拟国际商贸城市群的话，伦敦、纽约等原发型城市可视为“塔尖”，是消费者、商业企业乃至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而东京、香港等众多承接型城市构成了“塔身”，将来自顶尖城市的商业信息、商业资本逐级向本区域传输。以巴黎为代表的复合型城市则是这座“金字塔”上的另类，不仅与“塔尖”城市一样引人瞩目，而且它的存在使城市类型多样化，构建了世界商贸城市演进中的新典范。就巴黎而言，它虽未曾在技术、制度创新等方面占得先机，却能顺应潮流，主动进行城市改造与产业变迁，并始终注重维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围绕文化传承开展特色服务业，形成了与前两类城市完全不同的商业特色――将早在殖民时代铸就的商业时尚引领者的地位保持至今，以拥有文化底蕴的时尚、浪漫之都著称于世。巴黎还是前文所述的国际都市中唯一没有出海口的城市，由于缺少国际贸易赖以繁荣的口岸，它也未曾取得过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等地位，但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全球，巴黎都是可与伦敦、纽约相匹敌的世界城市，拥有多数承接型城市所不具备的国际号召力。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特质

（一）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形成的标志

公认的国际城市领先者：伦敦、纽约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世界金融中心。事实证明，金融产业的发达程度与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

从历史看，伦敦、纽约是在不同的时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而回眸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1915-1945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5年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在这五个时期，相继涌现了以发达金融产业为代表的国际城市，如19世纪上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地位如日中天，伦敦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古典金本位制度的解体，国际金融进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秩序中，美元逐步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货币，纽约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1975年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势发展，日元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东京也随之发展为继伦敦、纽约之后新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量的外资逃离东京，为香港发展金融产业带来了机遇，借此时机，香港一跃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同期，迪拜也逐步摆脱石油经济，成长为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根据对国际城市的考察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形成、变迁皆与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及该国的货币地位息息相关。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城市的金融网络不仅支撑起欧、美、亚之间的经济发展联系，也是确立它们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基础。在欧洲大陆，二战后，德国的经济也曾取得了与日本相当的成就，但是法兰克福却没有成长为与伦敦、纽约比肩的国际性城市，这与德国马克最终没有在美元与英镑的国际联系中突围不无关系。

（二）世界产业结构变迁中引领主导产业发展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共性

15-17世纪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商业与贸易，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资本的集聚成为了当时欧洲的商贸、金融中心。18-19世纪，伦敦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替代，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角，新的金融中心。与阿姆斯特丹相比，伦敦主导世界经济的手段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商业资本让位于产业资本。借此英国打造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并把其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制造业开始替代商业成为19世纪商贸中心城市发展的先导产业。

在二战后的工业化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与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由此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纽约、东京等城市依靠服务业的繁荣，成为20世纪新兴的国际商贸中心。

纵观近5个世纪以来，商贸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中主导产业的变化可用表1总结。从表1可见，当代的国际商贸中心都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这也契合了第一项特质――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形成的标志。

建设发展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条件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凡是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城市，不是位于海上、陆上的交通枢纽，就是扼守国际贸易通道的咽喉。这一点往往不可再生，也不能被它国复制。特别是出海口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商品输出与输入的通道，而且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港口物流为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港口的巴黎，在其最新规划中，准备沿塞纳河建造一条从英吉利海峡的勒阿弗尔市直达市中心仅需要一个小时的高速铁路，把巴黎延伸至英吉利海峡，与海洋直接连通。

（二）合理的政府规划

早期的城市规划重点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聚集目的。而城市规划的后期是功能区的分化，以便适应城市多元化产业的发展需求。进入21世纪，国际商贸中心规划的内容以整个城市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定位为核心，将视野从关注自身发展转向关注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定位，因此规划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将会影响城市的发展走向。

（三）完善的商业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是不断变化的，城市功能也是逐渐演变的，但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通行和不变的特点是拥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商业法律制度和宽松的市场管制。自由、市场化的商业环境已经成为全面提升城市乃至国家影响力的必备要素。国际商贸中心对于商家与消费者的吸引力也源于此。

关于北京市的发展建议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消费市场和重要的商贸流通交易中心，聚集了大批国际商业企业。截止2010年底，全球知名品牌中已有90%进入北京、国际知名的294家零售商中有41%已入驻北京。2009年，北京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第15大购物之都。

（一）选择复合型城市发展路径，保持传统特色

回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演变路径与特质，北京尚不具备原发型城市的发展条件；但若简单地选择承接型路线，对北京而言风险太大。实际上，2004年12月11日中国零售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后，无论北京还是其他内地城市都或多或少遇到了内资企业缺乏竞争力、消费者权益频频受损等问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若完全采用承接型商贸城市的发展路线，可能会把输入型风险向内地转嫁，从而扩大风险承受的地域范围，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国内现有的商业问题。

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规划中，应该学习巴黎走复合型的发展路线，既有商业发展上的跟进，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与传统。即在国际化的同时，要充分对外展现千年积淀的城市历史，如提升京派老字号的品牌地位；打造北京特色街区；开发皇都旅游资源；发展以京剧为代表剧种的演艺事业等。

（二）推进环渤海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京津双城的分工合作

目前，世界经济的中心由大西洋两岸转移到太平洋两岸。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造就了沿海三大经济引擎：以广深珠为核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京津冀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东临日、朝、韩，北临蒙古、俄罗斯，位居东北亚中心，既是中国北方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天然结合部，又是通向亚太地区和走向世界的出海口，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有利位置。京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各有所长，北京占据人才、技术、信息、文化上的优势，而天津拥有国际港口、雄厚的工业基础。推动京津城市一体化的发展，使二者优势互补是北京建设世界商贸城市的契机。通达四海的地理优势几乎是历史上所有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具备巨大经济辐射能力的基础条件。例如，英国的伦敦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形成了对三千万人口圈的辐射。法国的巴黎虽然没有出海口，但它与荷兰的鹿特丹共同构建了欧洲大陆的商贸中心，口岸通道的责任由鹿特丹完成。与巴黎相似，北京同样面临没有出海口的问题，若与天津实现了城市一体化发展，则该问题能迎刃而解。

（三）放松商业管制，建设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

2010年，北京市商业零售总额为6229.30亿元，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标准，但从商业发展的质量上看，北京与国际商贸中心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的问题在于同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国内价格高于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他国际城市。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众多，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商业的管制过多，造成商业经营成本较高，由此推高了商品的售价。当代的国际商贸中心均是世界消费中心，品牌高地与价格低地是其共有特点。北京要铸就国际品牌的价格洼地，必须建设更加宽松、自由的商业环境，从而降低商业企业的交易成本。

（四）政府合理规划，满足世界城市发展需求

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目标要求北京具备宜游、宜居、宜商的城市环境，这也是政府对于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当前，北京面临着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这些必将增加商务与旅游活动的成本，为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可否认政府的规划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是个中原因之一。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能否立足于世界城市的要求，因势利导，运用合理的规划与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问题是关键。

参考文献：

1.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

3.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董晓峰，成刚.国外典型大都市圈规划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