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案例范文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1篇

2009年7月,国内某家企业(以下简称A公司)与宁波某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了“委托进口协议”,委托其向日本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进口一台多线切割机,用于切割硅片。随后,三家公司共同签署了金额约为30万美元的进口合同,交货期为2009年2月。根据合同约定,A公司向B公司支付了30%合同金额作为开证保证金,B公司于2008年8月16日通过国内某家银行向C公司开出100%合同金额的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然而,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硅片需求市场受到冲击迅速萎缩,A公司紧急要求C公司推迟交货期,以观其变,C公司口头同意推迟到2009年4月底。

但是,2009年2月10日C公司擅自将合同货物装船发运,船于2月14日到达宁波港。中方开证行于2月13日收到日方议付银行寄来的议付单据,经审核与信用证相符,要求B公司付款赎单。B公司只得向A公司发出付款通知,要求其于三个工作日内将货款汇入B公司帐号。但A公司以资金不足为由要求B公司暂时垫付赎单款,并代其保留货物。

此时多线切割机的市场价格较之进口合同签订之时已跌去40%,B公司经多方了解,最后断定A公司是由于市场原因对是否进口多线切割机持观望态度。如果后期硅片市场回暖,A公司有可能赎回设备;否则的话,则会放弃货物。在这种情形下,B公司只得垫付赎单款,从开证行取得整套正本单据。

货物必须于2月28日前报关,否则将产生滞报金。由于货值大,进口报关所产生的费用较高,B公司决定暂时将货物存入保税仓库。同时采取紧急措施,要求A公司出具一份“付款承诺书”,承诺在2009年2月24日前一次性付清所欠赎单款,并按“委托进口协议”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金,即每逾期一天支付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

然而时至2009年2月24日,A公司再次违约,仍借故不支付赎单款,B公司只得向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限期答复。A公司在2月27日派代表与B公司进行紧急协商,双方签订了“委托进口补充协议”,约定A公司追加30万元保证金、推迟5个月支付赎单款,并承担因违约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逾期B公司将有权处置货物并没收全部保证金。此外,根据B公司的要求,A公司还在补充协议中追加了一家担保公司,为其付款提供担保。

2009年下半年,硅片市场出现回暖迹象。A公司终于在7月28日向B公司支付了全部所欠款项,赎回多线切割机准备投入硅片生产。

二、案例分析

1.金融危机是引发这宗案例的直接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硅片制造业非常火爆,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制造设备都十分抢手,而多线切割机作为切割硅片的关键设备更是供不应求。在这种形势下,A公司急于从日本进口设备,并同意100%货款用即期信用证支付。然而,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光伏行业也像所有行业一样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尤其是中国光伏产业主要依赖出口,所受冲击尤为严重。全行业硅片订单锐减、价格暴跌,造成制造设备供应的过剩,所以A公司要求日方延迟发货,以观其变。C公司虽口头同意将交货期延迟至2009年4月底,但硅片市场行情恶化导致多线切割机的价格一路下滑,跌幅达40%,唯恐生变,C公司才擅自于2009年2月发运货物,以期早日取得货款。鉴于无法把握市场走势,A公司以资金不足为由要求B公司先行垫付赎单款,并代其保留货物,意在做两手准备。如硅片市场回暖则赎回设备,否则放弃货物。幸好从2009年6月份开始,在本轮金融海啸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太阳能光伏行业出现复苏信号,经历了大幅重挫的硅片价格也终于开始企稳走高,于是A公司在7月底赎回设备。

2.当前经济形势下从事进口的外贸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增大

进口是指方委托方对外签订进口合同(或三方共同签署)、对外开立信用证、对外付款,并办理货物进口报关、运输、仓储等手续,从而向委托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费。

进口的外贸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和授信通过银行向国外出口商开立信用证,从而成为开证申请人,即国际支付关系中的债务人。开证申请书是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的契约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在开证行履行付款责任后,开证申请人应根据申请书的规定,在接到开证行的赎单通知后,及时将货款付给开证行,赎取单据。进口公司与开证行的法律关系独立于“委托进口协议”,即使委托方不支付货款,方也必须向开证行支付赎单款。在本案例中,虽然协议中规定委托方在收到方的催款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汇入方帐户,以便其向银行赎单,但实际上A公司以资金不足为由不愿支付货款,而B公司作为开证申请人只得先行垫付赎单款。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锐减,许多商品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进口商品的方就会面临货物贬值的风险。在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时,如果跌幅超过收取的保证金比例,委托方就很有可能放弃货物,这时方就会面临变现货物的各种费用和损失。在本案例中,多线切割机跌价40%,超过了30%的保证金,所以A公司极有可能放弃货物。如果没有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而A公司又弃货的话,B公司即使将货物变现,加上保证金还不足以弥补赎单款。此外,B公司还要支付海关关税、增值税、报关费、港杂费、银行费用、商检费、国内运输及保险费等进口环节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操作中,方虽然有追偿权利并赢得官司,最后却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得到补偿;或者最终得到经济补偿,却因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3. B公司在业务操作中未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签约时,光伏行业尚处于高潮,制造设备供不应求,B公司对全球经济形势和市场行情未做全面了解和分析,因此在业务操作中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首先,协议中缺少B公司对货物处置权的约定。协议只规定委托方在收到方的催款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汇入方帐户,否则每逾期一天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未有 “若逾期超过30天方有权处置货物和没收开证保证金”之类的规定。当A公司借故拖延货款,B公司就显得非常被动,且极有可能面临巨额损失,最终不得不多方斡旋,说服A公司签订补充协议。

其次,B公司对支付结构的设计不够合理。签订进口合同时硅片市场行情比较好,A公司急于从日本进口多线切割机,因此同意100%合同金额使用即期信用证支付,但这样的支付结构对B公司不利。一旦A公司拒绝支付货款,B公司作为开证申请人就得垫付全额合同款项。且不论行情波动时30%开证保证金是否足以抵御风险,签约后即开立全额信用证,既占用了资金和银行授信,也失去了灵活变动的机会。一般进口设备大多采用组合式付款,由出口商开出履约保函,进口商先电汇一部分预付款,然后大部分货款以信用证方式支付,尾款凭验收证明付清。基于预付款和开证保证金的总额达到合同金额的40%-50%,进口委托人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而放弃货物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

此外,B公司对于重要事项的变更没能留有书面文件,仅凭口头确认,为以后的业务操作留下了隐患。当A公司发现硅片市场行情下跌,要求C公司将交货期向后延迟,C公司口头同意推迟到2009年4月底,但并没有书面文件。此时,B公司既没有马上要求三方就更改交货期之事签订补充协议,也没有及时修改信用证以要求延长最迟装运期、甚至于规定最早装运期,从而导致了C公司于2009年2月10日擅自发运货物。如果B公司能够坚持要求签订补充协议,将交货期延迟至2009年4月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宗案例的发生,但至少可以推迟2个月付款,从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对策。

三、几点启示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环境中,进口企业如何既能拓展业务,又能减少自身在业务中承担的风险,可以从这宗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进口公司应熟悉产品市场和委托企业状况。在受理进口业务之前,公司应该充分了解委托人的资信及经营状况,并对产品做深入的市场分析,以确定进口项目的可行性。此外,还需熟悉产品市场、了解行情,以备委托人弃货时可以将产品变现。对于不熟悉的、价格脱离市场行情的商品以及专用设备,不要盲目受理。本案例中,如果B公司能事先了解到我国光伏产业对外依存度高达90%以上,而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在国内光伏行业掀起轩然大波,那么在起草协议和进口合同条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进口合同签订之后,商也应经常关注产品的市场行情,如有较大波动,要及时与委托人联系,以了解其决策变化。另外,还应不定期到委托企业去拜访,了解其经营及资金状况。一旦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要及时与委托人及出口商沟通,并提出变更合同等建议。这样才能减少风险的发生,或在意外情况出现时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第二,进口公司应合理安排支付结构以减少风险的发生。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之规定,信用证一经开立,即为不可撤销。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信用证,即承担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一旦委托人拒付货款,就只能如本案例中的B公司那样垫付赎单款。业务中如果100%货款使用信用证支付,常常是签约后就得开证,从而增加了进口商和公司的市场风险。实际操作中应尽量采取T/T预付款和L/C相结合的付款方式,因为业已支付的预付款和开证保证金将减小委托人弃货的可能性。而且,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市场行情经常会发生波动,如能以预付款的形式让出口商先行筹备货物,而大部分货款使用信用证支付,并在交货期前一个月开证,将有助于进口商更好地把握市场行情并从容应对,进而也减少了公司的风险。

第三,进口公司应要求在协议中增加“追加保证金 ”条款。一般企业收取的开证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20%-30%,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签约后有些商品的市场行情会发生很大波动,一旦产品价格下跌幅度超过保证金比例,委托人就有可能弃货。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在协议中应该增加“追加保证金 ”条款。如:当市场价格下跌超过5%时,委托方应在接到方通知后三日内按跌价幅度追加保证金,并付至方账户。

第四,对于大额进口项目,进口公司应要求在协议中增加担保人。由于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很大,有些企业可能在进口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资金状况恶化,或者融资困难,如果能在协议中增加担保人,将有助于减小人的风险。若发生委托人到期不愿或无力支付付款,人就可以要求担保人承担付款责任。

第五,进口公司应要求在协议中明确其对货物的处置权。委托进口协议中应包含公司拥有货物处置权的条款,即限定委托方的付款期限,超过该期限,方将有权没收开证保证金并自行处理货物,以弥补其所支付的各种款项和费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环境中,从事进口的外贸公司既要努力开展业务,又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不仅要充分了解并密切关注市场行情和委托企业状况,还应谨慎签订进口合同和委托进口协议,并在业务中小心操作,从而减少风险的发生。

参考资料:

[1]吴江榕. 进口业务的几种风险案例分析【J】. 对外经贸实务,2007 (3) .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危机；诱发机理；国际案例

JEL分类号：E4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31-06

一、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带来的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证中均已获得广泛认同。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对于利率市场化的促进作用加以解释，利率市场化会使储蓄更有效地配置于高产出的投资项目。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5）通过对21个利率市场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后各国实际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1%-2%。然而，利率市场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加大金融部门的风险，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从IMF对1978-1995年间利率市场化国家银行危机的不完全统计情况看（见表1），利率市场化后发生危机绝不是偶然事件，这其中既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健全的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泰国、肯尼亚、智利等发展中国家。有关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大量研究表明。以放松利率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常常导致过度信贷等问题，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引发金融危机（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2001：Eichengreen and Arterta，2002；Schneider and Tomell 2004；Weller，2001）。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2001）使用0/1虚拟变量作为利率管制时期和利率放松时期的变量，通过对1980-1995年间宣布放开利率管制的5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与随后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Weller（2001）使用26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月度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更可能发生在利率管制和直接的信贷规模控制放松之后。Eichengreen和Arterta（2002）拓展了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的研究，他们把金融自由化进一步细分为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内部金融自由化和以资本账户放松管制为代表的外部金融自由化。通过对1975-1997年间7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内部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总体上看，金融危机更可能发生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加，并且银行危机呈现出紧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2001；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为此，Caprio、Summers（1993）、Stiglitz（1994）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金融管制比过早进行金融自由化更为可取。

自1996年银行间拆借利率放开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10多个年头。国内学者对于利率市场化如何成功推进已做了大量研究，渐进的改革方案、合理的推进次序、审慎有效的微观监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熟的货币市场、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等因素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必要条件（马胜杰，2001；周素芳和姚枝仲，2002；许建，2003；黄金老，2011）。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正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已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同时，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市场利率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准市场利率”的货币市场利率对部分实体经济变量已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张辉和黄泽华，2011）。但是，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只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易纲，2009），从国际经验看，审慎有效的微观监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等前提条件并不足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我国已明确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之际，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诱发金融危机的逻辑机理，并从各国危机教训中重新审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尚未关注的问题。

二、利率市场化诱发金融危机的逻辑机理

金融危机史反复表明，银行部门在自由的金融体制下比在金融抑制体制下更为脆弱，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利率市场化为什么易诱发金融危机，本文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在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中，银行贷款利率一定程度上存在上限，这使得银行不可能收取高额的风险溢价，对高风险客户的贷款是无利可图的。但当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银行对高风险客户进行贷款将会得到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项目将会得到必要的银行资金支持。尽管从单家银行看，银行可通过一个充分多元化的贷款组合对冲掉高风险贷款的风险，对高风险项目进行融资并不会增加银行破产的风险。但是，对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即使贷款组合已被充分多元化，但高风险贷款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当经济遭受较大的负面冲击或陷入衰退时。而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管理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即使训练有素的银行工作人员也很难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使贷款组合充分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后，一些配置不合理的贷款组合风险会陆续暴露出来（Alba et al，2000），一些新形式的风险也会出现。

其次，当取消对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后，银行间价格竞争增加，垄断利润逐步消失，银行特许经营权的价值受到侵蚀（Caprio and Summers，19931。也就是说，当银行破产时，其失去经营牌照的成本在下降，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上升。而且，为防止利率市场化后垄断现象的出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经常采取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的措施。一方面，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促进政府采用通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从而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于外资银行并不存在隐性担保，将有助于道德风险的降低。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银行准入门槛降低、银行间竞争加剧，银行利润会进一步减少，大量研究已表明准入限制的放松与银行利润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isher and Chenard，1997；Abdelaziz，2011）。银行经理为维持利润的高增长，更有动机去冒险，而不能合理评估贷款风险，过度信贷和过高风险信贷问题很可能发生，并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Angkinand et al，2010）。如果没有有效的审慎监管和监督，那么积聚的道德风险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Minsky（1992）在解释金融危机时提及了三种不同的金融交易——套利、投资和旁氏骗局，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缺乏有效监管，投机行为和旁氏骗局将会成为市场的主宰。

再次，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名义利率比在管制的情况下更可能有大的波动。由于金融中介的职能所限，银行需要把一部分短期负债（存款）转化为长期资产（贷款），在名义利率波动比较剧烈的环境下，所承担的利率风险自然会上升。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利率市场化后会被明显放大。在利率市场化前，这些机构都受到利率管制的保护。而在自由利率情况下，由于利润空间的收窄，中小金融机构更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Noy，2004），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常常面临财务软约束问题，这些也是美国储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如果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没有一个发达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遇到临时流动性短缺问题将很难处理。Chari和Jagannathan（1988）研究发现，在人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银行，并引起系统性的恐慌。

最后，许多国家在放开对利率管制的前后，均放开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国际资本账户的放开使金融中介机构承担的风险进一步上升。由于跨国企业在本地的融资成本经常高于国际市场，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将有利于外资流入国内（Desai et al，2006），银行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的形式筹集资金，并贷给国内借款人。在满足国内日趋膨胀的信贷需求的同时，其承担的汇率风险也在上升。Eichengreen和Arteta（2002）对内部金融自由化与外部金融自由化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交互作用对银行危机概率产生正效应，也就是说，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将会增加利率市场化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放开也常常将汇率风险转换为信用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货币危机经常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原因（Kaminsky and Reinhart，1996）。

利率市场化既给予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更多的自，也增加了其承担风险的机会，从而增加了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因素。总体上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在自由的金融体系中会更大。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控制银行的行为，使之合理控制风险。使风险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危机回顾

（一）北欧国家金融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之前，芬兰，挪威和瑞典的金融体制和中国现行的体制极为相似：通过管制来保持低利率和利率稳定；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贷款市场；银行间竞争是有限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货币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贷款利率管制导致了灰色信贷市场的发展，而且银行经常通过表外业务来满足这些非正规的贷款需求（Drees and Pazarbasioglu，1998）。

1978-1991年间，芬兰、挪威和瑞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其金融市场。利率管制放松后，这三个国家的贷款均出现明显增长。一方面，实际负利率、高通胀预期以及允许将抵押贷款利息支出从税收中抵扣的税收体制，激发了居民和企业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银行为了市场份额陷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大量贷款投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引起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增加了居民净财富，使抵押品价值上升，进一步刺激了信贷膨胀（Jonung et al，2009）。此外，利率管制放松后，大部分资本账户的限制也被取消，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从国际货币市场筹集资金。在四年时间内，瑞典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从40%上升到接近60%的水平，芬兰和挪威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芬兰和挪威的商业银行贷存比甚至上升到显著大于1的水平。贷款快速膨胀的影响很快传导到了实体经济，拉动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带动就业率上升，并导致储蓄率下降，经济过热迹象愈发明显。然而，政策制定者只关注了利率市场化的利益，对其引起的短期失衡和危机的可能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政策储备明显不足。由于要维护固定汇率制度，为避免高利率导致更多资本流入，刺激国内信贷进一步扩张。北欧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经济过热。同时，财政政策也没有足够收紧，没有起到逆周期的调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际利率大幅上升，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期。实际利率上升既有来自外部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原因。从外部影响看，德国统一后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北欧国家的货币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马克挂钩，德国利率上升对北欧国家的利率构成了较大的上调压力。而且，在1989-1992年间，芬兰和瑞典的央行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抵御反复出现的投机性攻击，上调了名义利率。从内部影响看。税收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税后利率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对抵押贷款的抵税限制不断增加，提高了偿还债务的税后成本。1990-1991年间，瑞典实行了税制改革，调低了边际税率和抵押贷款抵税比率，提高了实际税后利率。此外，在1990-1992年间，CPI的快速回落导致芬兰和瑞典的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在几年时间内实际税后利率上升幅度远远超过了借款人的预期。

实际利率的急剧上升，一方面，对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大量资产价格迅速下滑到抵押价值之下，银行贷款也萎缩到放松管制前的水平，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消费和投资大幅下降，失业率快速上升，经济进入衰退期。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工资和通胀的影响，芬兰和瑞典的货币被高估，1990-1991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部门也遇到了困境。随着税收收入下降、公共支出增加，芬兰和瑞典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急剧上升。最终，在1992年的秋季为了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芬兰、挪威和瑞典央行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

北欧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繁荣一萧条周期的过程中，显示了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双重特征。当政府公共预算赤字大幅增加时，芬兰和瑞典甚至遭遇了包括财政危机在内的三重危机。当经济中存在超额需求时，由于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宽，这些超额需求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国外信贷来满足。这些超额需求在拉动GDP增长的同时，也拉动房地产需求和住房价格上升，银行就此成为房地产市场膨胀和内需外部融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欧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观监管政策不当的原因，也与宏观政策顺周期调控有关。从北欧危机发生全过程看，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点：一是没有强化审慎监管，以防止银行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二是对银行的融资方式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资金外流引发的重大冲击准备不足；三是对信贷和实际利率快速变化的潜在影响认识不足，没有做好政策储备；四是宏观政策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当贷款急剧上升且家庭负债飙升至难以为继水平时，货币政策没有及时收紧；在经济下行时，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又上调了利率，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美国储贷危机

针对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脱媒”危机，80年代美国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了对利率的管制，目标是建立高效率的金融体制、扩大存款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通过改善存款机构的生存状况，建立一个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美国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时的金融基础设施已较完善，但仍爆发了损失巨大的储贷危机，对美国政府和纳税人造成约1800亿美元的损失（Hellmann et al，2000）。

《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通过后，美国在6年内逐步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机构间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由于中小金融机构信用程度逊于大型银行，只得以高于平均的存款利率和低于平均的贷款利率来吸引客户，导致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储贷机构倒闭数量明显增加。储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储贷机构资产负债的严重错配。在资产方，由于在20世纪60、70年代积极拓展低利率的30年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储贷机构持有大量低回报的长期资产；在负债方，储贷机构通过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来争取资金，短期负债成本明显上升。随着利率上行，储贷机构持有的长期、低利率住房贷款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威胁到了机构的偿债能力，储贷机构的总体利润不断下降直至亏损。为应对错配问题，储贷机构把信贷积极投向房地产领域，对于这些贷款的潜在风险却没有给予足够关注（White，1991）。从1986-1989年，互助储蓄业的承保者联邦储贷保险公司（FSLIC）共计关闭或重组了296家银行，涉及资产达1250亿美元。1989年重组信托公司（RTC）成立后，到1995年年中，又有747家互助储蓄银行倒闭，涉及资产近4000亿美元。从1986年初到1995年底，联邦承保的互助储蓄银行的数量缩减了一半之多。

储贷危机爆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竞争环境不公平，储贷机构面临财务软约束问题。实际上。在利率管制放开前，储贷机构的经营状况已经十分困难。由于存款利率被管制以及消费者更倾向于把资金存到管制相对较少的银行等原因，储贷机构正在失去存款基础。同时，由于资产负债的长期错配，到80年代中期储贷机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为应对这一困境，美联储对储贷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放宽，储贷机构被允许涉足有价证券等新领域。美联储为帮助储贷机构度过难关，没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储贷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也没有严格强化。但是，这些举措导致储贷机构积极从事高风险的商业活动，并且哄抬存款利率为这些商业活动进行筹资，而对于潜在的风险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竞争环境不公平、储贷机构在财务软约束下从事过多高风险投资，储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将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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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两次尝试

20世纪80年代，韩国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的需要，进行了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推进，韩国中央银行通过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新银行进入的方式来增加银行间的竞争，甚至通过窗口指导对利率进行约束以实现金融秩序的稳定（Oh and Park，1998）。

但是。1988年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开始大幅震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在酝酿中，全球通胀高企以及美元加速贬值等外部因素潜在威胁着韩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韩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加剧、出口停滞等困难，这些不稳定因素的积聚导致利率大幅上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1989年韩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韩国央行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对利率的管制。韩国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既有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时机选择不当的原因，也有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不彻底、存贷款利率的改革步伐不协调的影响。还与放松金融监管和银行准入门槛导致银行过度竞争有关（韩鑫韬，2010）。

韩国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1年，分四个阶段来完成。在第一阶段，短期贷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在第二阶段，全部贷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在第三阶段，长期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在最后阶段（1997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彻底的全部利率市场化。然而，正当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最后阶段时，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又开始急剧恶化。对于第二次危机的原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不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不足、审慎管理的执行不力，以及不适当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被认为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

四、政策建议

从利率市场化诱发金融危机的逻辑机理以及上述危机案例看，利率市场化后历次危机的爆发，既有货币市场不成熟、微观监管不力等共同特点，也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相联。这些问题同样决定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从而对我国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各种宏观政策要有弹性、留有余地，避免顺周期效应。从利率市场化诱发危机的机理看，即使单家金融机构的风险可控，也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可控，这就对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政策不能僵化，要有弹性，使得在关键时刻，政策有操作空间。我国不能重蹈北欧危机的覆辙。如果汇率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的话，那么汇率政策就会失去弹性，汇率政策又会对利率政策产生影响，使利率政策的顺周期效应强化，加大经济波动。

第二，市场竞争环境要充分公平，防范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理论和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间竞争会加剧，垄断利润会逐步消失，容易引发过度竞争，加剧道德风险问题，特别是财务软约束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尤为突出。市场公平竞争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财务硬约束，而不是软约束。我国商业银行和现存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不一样，有补贴的机构和没有补贴的机构之间、受资本约束和不受资本约束的机构之间是无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这要求我国在利率完全放开前首先要实现竞争主体间的公平。而且，在我国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市场约束并不是十分有效，对存款人的隐性担保还普遍存在，这些因素在利率完全放开后都会加剧道德风险。此外，通过历次危机，我们发现，一些金融机构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高息揽储或发行一些高收益产品获取资金，以掩盖资产负债表出现的问题。对于如何防范问题机构用不正常的利率进行竞争，我们既要确立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必须具备的硬约束条件，对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暂不给予过大的定价权，同时又要建立健全自律性竞争秩序，通过自律性管理来制约违规行为。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企业；信贷；民间借贷；抵押担保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053-04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企业在“三农”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成为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村企业的信贷满足状况关乎其生存发展的命脉，是“三农”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落脚点之一。

本文在2008年11月份对浙江部分县市农村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村企业信贷状况，以求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危机形势下农村企业信贷的真实状况。

一、调查样本的说明

(一)问卷的发放回收

本次调查抽取了浙江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五个县市，分别是湖州市长兴县、嘉兴市嘉善县、衢州市江山市、台州市玉环县、丽水市龙泉市。在每个县域随机抽取100家农村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共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3.2％。

(二)被调查县域的经济状况

本次调查选取的五个县域分布在浙北、浙东南、浙西地区，代表了浙江省内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各个层次，且这五个县域的地理性质包括了平原、山区、半岛等地形。总之，本次调查对象力求能够综合反映浙江省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使调查分析具有代表性与可比性，能够反映出浙江省农村企业总体信贷状况。

从表1可知，2007年底五个县(市)的平均GDP为144.6亿元，玉环县GDP最高，为222，5亿元，超过平均值77.9亿元；龙泉市GDP最低，为39.6亿元，低于平均值125亿元。第二三产业产值对GDP占比最高的是玉环县(93.9％)，最低的是龙泉市(82.1％)，相差11.8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为37130元，而五个县域人均GDP的平均值为33238元，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玉环县人均GDP最高，为55017元，龙泉市最低，为14006元，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

从以上分析可知，五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差别较大，其中长兴、嘉善、玉环为发达县域，江山和龙泉为欠发达县域。

(三)样本企业的特征

问卷调查的企业大多数是农村民营小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企业最多，占比60.7％，其次是个人独资企业，占比18.5％。从表2可知，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时间不长。另外，各个县域内小企业的经营范围类似，产业集聚现象突出。例如，在龙泉市，小企业以竹木加工、青瓷宝剑制造为特色，玉环县则以阀门汽配类小企业见长。

备注：企业类型划分依据2003年《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表中数据截止2008年10月31日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汇总所得

由表2可知，样本企业中的小型企业有445家，占比95.5％，居绝大多数，中型以上企业仅21家，占比4.5％；企业设立在5年以内的占比39.9％，在10年以内的占92.8％；各个县域农村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1.5％，其中嘉善县最高，平均为49.88％；玉环县最低，为34.68％，前者是后者的1.4倍。

二、样本企业的信贷特点

(一)企业信贷需求旺盛，其贷款呈现出方式单一、额度小、期限短等特点

样本企业中有457家最近两年向正规金融贷款情况可以获知，其中有过贷款的企业达387家，占比84.7％。可见，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调研表明，通过担保贷款方式获得贷款的企业累计占比93.8％，而获得信用贷款的企业只占6.2％，贷款方式以单一的担保贷款为主，信用贷款很少。而且在发达县域，贷款方式单一现象更加突出，担保贷款占比最高的长兴县(98.9％)和最低的江山市(93.6％)相差5.3个百分点。

另外，样本贷款企业(387家)贷款年均获批总额为6.3亿元，户均年贷款额为163.2万元，户均年获批额在2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贷款申请获批企业数的64.5％，在100万元以下的为44.4％：样本企业年均贷款最高的为3090万元，最低为1.5万元。可见，这些小型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额度普遍较小。从贷款期限看，样本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所获贷款绝大多数为1年期的短期性资金，极少数是1年以上的。

(二)企业贷款多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和原材料购买

调查显示，387家贷款企业中，有196家企业注明贷款用于原材料的购买，也即有50％以上的企业将贷款用于原材料的购买。其他用途有设备购买与更新、货款支付、农产品收购、基建项目、装修等等，但是这些用途所占的比重都很小。

(三)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现象在欠发达县域更为突出

有449份回答了“最近两年是否向非正规金融贷款”的问题，其中有61家企业曾经有民间借贷行为，占比13.6％，其中大部分是向自己的亲朋借款。

其中，江山、龙泉的民间借贷现象最为突出，分别有21.4％、19.0％的企业参与过民间借贷；而在玉环、嘉善、长兴，这一比例分别为12.7％、10.8％、4.2％。江山和龙泉地处浙西南，属经济欠发达县域；嘉善、长兴和玉环均是“全国百强县”，属经济发达县域。可以看出，在经济欠发达县域，农村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的现象更为突出。调查分析进一步表明，目前这些农村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多在100万元以内，期限多为1年，利率视贷款金额大小而定，一般100万元以内的贷款利率为月息1分，少数为1分2厘，100万元以上为月息1分5厘，为同期同档基准利率的1.8至2.7倍。

三、样本企业对当前形势下金融服务的评价

(一)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态度：满意而不满足

随着金融业经营门槛的降低，商业银行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渐趋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也随之提升。调研发现：农村企业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给予了肯定，但是贷款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贷款申请存在“瓶颈”。

从图1可见，有80％的企业对正规金融的服务态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不到一半(49.6％)的企业认为当前的贷款利率较高，认为贷款利率“一般”和“低”的企业占到了50.4％。但是，只有48.5％的企业认为其贷款申请的满足程度较高，认为满足程度“一般”和“低”的企业超过了一半(51.5％)。也就是说，样本企业对于当前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利率水平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对于其所能够提供的金融供给和贷款支持仍不满

足。

调研数据进一步显示，信贷状况可获知企业近两年内的贷款申请额共为17.3亿元，获批额共为12.6亿元，资金缺口4.7亿元，缺口比例27.2％，信贷需求缺口仍然较大。可见，当前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有所提升但是企业的信贷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

(二)贷款申请的“瓶颈”：手续烦琐、抵押担保难

1996年商业化改革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化经营，贷款审批权上收，网点大幅度撤并；而农村企业的产品多数处于产业链上游，科技含量低，不符合银行信贷政策规定。两方面的作用使得农村企业更加难以取得银行信贷支持，能够获得贷款的企业首先要能提供合规的贷款抵押物。

调查显示，企业贷款申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手续烦琐(56.2％)和抵押担保难(30.3％)两个方面。而手续烦琐原因在于复杂的抵押担保程序。所以，贷款难以申请成功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过多的贷款条件和繁杂的审批手续，即抵押担保难。

(三)对新型农村金融寄予厚望，但抱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政府与监管部门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良好农村金融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创建，农村金融服务状况备受重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给农村企业融资、农户资金需求的满足带来了新的可选途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图2可知，48.6％的企业表示“会”投资人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32.9％的企业持“不一定”的保守态度。另外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入股首先考虑的是“收益风险大小”(50.6％)，其次是“自己融资方便”(29.7％)，最后才是“政策变动风险大小”(19.7％)。另外，针对“新型农村金融对于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的作用”问题，持正面态度的企业居多，分别是“作用很大”(43.2％)、“作用有限”(42.2％)，有14.6％的企业认为“基本没有作用”。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理性的分析判断基础上认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前景乐观，并对其寄予厚望。

虽然大多数企业对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前景看好，但是被问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时，持肯定态度的企业并不多：由图2知，只有17.0％的企业表示“会”把存贷款业务等转移到村镇银行，接近一半(49.5％)的企业明确表示“不会”把存贷款业务转移至村镇银行。

图3显示，八成以上(83.1％)的企业认为小额贷款公司4倍于基准利率的利率上限“太高，难以接受”，13.3％的企业表示“可以接受”，少量企业认为“偏低，仍然可以提高”(0.7％)和“不应该设置上限，应该完全放开”(2.9％)。以上说明：大多数企业对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景抱有不确定的看法。

四、研究结论及分析评论

(一)对农村企业信贷特点的分析评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形势下农村企业的信贷状况呈现出贷款方式单一、额度小、期限短等特点，贷款绝大部分用于原材料购买和流动资金周转。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有：

1　抵押物和担保方的空缺。以小企业为主的农村企业中，企业的生产规模小，有些地区还存在大量的“家庭作坊”式的微小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和合适的担保方。所以其贷款多呈现贷款方式单一、小额、短期的特点。

2　自身规模的扩张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农村企业自身需要发展壮大和生产规模扩张，这需要有更多的原材料投入生产；另外，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前夕，国际市场以原油、有色金属和铁矿石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齐升共涨，使得农村企业原材料投入成本上升。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农村企业的贷款多用于原材料购买。

(二)对欠发达县域企业进行民间融资现象更为突出的分析评论

笔者还发现：欠发达县域的民间借贷现象较发达县域更为突出。出现这种现象有三个原因：

1　县域内金融机构数量的差异。从表3可知，发达县域内不论是金融机构网点数还是乡(镇)平均覆盖率都明显大于欠发达县域(江山、龙泉)，其中覆盖率最高的是嘉善县，为7.7，最低的是龙泉市，为2.8，前者是后者的2.8倍。

通过比较可知，欠发达县域内金融机构种类少、数量少，以传统的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很少。而发达县域的金融机构种类多，数量多，竞争强，资金供给相对充裕。

2　金融机构活力的差异。县域内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多寡决定了金融环境中竞争强度的大小。欠发达县域内金融机构数量少，缺乏竞争，金融从业人员信贷观念陈旧，主动营销观念淡薄，金融机构没有活力。而发达县域拥有竞争激烈的金融环境，再加上金融危机的扩散，使得这些金融机构的展业压力大，从业人员主动营销观念强，金融机构有活力。

3　农村企业规模的差异。欠发达县域的农村企业规模较之发达县域偏小，而规模小的企业一般难以提供贷款抵押物，难以找到适合的担保方，所以难以获得正规金融贷款。而发达农村企业规模较大，股权结构、治理构架较完善，资产质量较高，较容易获得正规金融的支持。

(三)对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主观评价的分析评论

目前的农村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在于贷款抵押担保难。可以从企业和金融机构两个方面解释：

企业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财务管理缺乏透明度。现阶段农村企业大都经营方式粗放，财务账本不规范。有的一家企业出现几种账本，利润低的账本应付税务部门，产量高的账本应付工商部门，资本金充足的账本应付银行，导致银行无法摸清企业实际情况。二是企业的道德风险。部分企业的法制观念淡薄，在获得贷款后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给金融机构的印象差。三是企业信用等级低。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企业对信用等级不够重视，更不注重培养自身信用。

金融机构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形势下金融机构放贷趋于谨慎。金融危机冲击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浙江省内的出口型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滑落较大，金融机构出于贷款风险控制的考虑，产生“惜贷”行为。二是小额贷款办理成本费用高。三是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模式不适用于农村中小型企业。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模式以针对大型企业为主，表现出审批权限上收、手续烦琐、贷款门槛高、逾期控制严格等特点，这不适用于农村小企业。四是信用评级不利于农村企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所依据的高信用评级需要企业长期的培养才能获取，而农村企业大都年龄小，不能够培养出较高的信用等级。

参考文献：

[1]田力，胡改导，王东方，中国农村金融容量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4,(3)：125-135。

[2]杜世雄，对农村企业信贷需求与供给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5)：46-55。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4篇

摘 要 金融危机背景下，众多外销型企业面临战略转型，这与政府大力提倡改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大力发展高效低碳经济是相吻合的。战略转型需要战略思考、战略指导，并且与自身可以整合的资源、能力相协调，并善于在经营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优势。

关键词 中小企业 企业转型 产业链

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北京一外销型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和睡衣等，产品100%外销（不含出口许可证及配额管理的商品），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市场结构为50%出口日本，50%出口美国、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急速下滑，在行业运行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时刻，国家连续通过振兴纺织行业规划，2009年3月份将纺织行业出口退税率由14%提高至15%，4月份再次将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6%。这些举措，提振了国内纺织企业的信心，同时也稳定了外商对我国出口政策的预期，增强了外商下订单的信心和积极性。但是，自2008年第4季度开始，A公司的出口额仍连续下降，2009年上半年下降50%以上，由于订单不足，企业开工率不足30%，经营团队士气低落。

在外销型企业转型的大形势、大背景下，A公司于2008年底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战略转型，由100%的外销产品代加工，转入国内竹纤维的高端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该项目总投入约3000万元，为合资项目。另一方自然人以技术、专利投入，无资金投入，占20%的股权；生产、销售、管理等主要由A公司经营，A公司占80%股权。项目开工之初，A公司从设备选择、技术培训、生产组织管理等多个环节进行投入，并把该项目视为A公司的“二次创业”。从2009年4月份第一批产品下线，到2009年12月份生产线关闭，总共生产了20余批次产品，但市场反应平平，销售状况不好，货款无法回收，该项目失利。除外销代加工仍在勉强维持外，A公司债台高筑，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可以说，企业转型加重了A企业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危机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分析，我们逐渐对A公司的转型有了一定认识。

首先，分析一下危机发生前A公司的经营状况。虽然A公司自1998年开始创立，已运营了近十年，但该企业的经营一直集中在“接受订单、组织生产、发运订单”的经营环节；研发、推广、销售等经营环节并未深度涉及，且市场在国外，A公司对市场情况了解有限。从产业链分析，A公司只是纺织品经营中的“生产”环节；而纺织品是传统行业，技术成熟，生产环节不需要大的创新；A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保证按质、按量及时交付订单即可。由此可见，在危机前A公司的主要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生产环节，经营团队也是生产、技术型团队。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生产、技术等线性能力是经营产业链中最基本、最低层次的能力。

其次，分析A公司转型项目选择和运营。高端竹纤维项目对A公司来说是全新的：设备是新的，产品是新的，市场是新的。除生产、技术等线形能力与产品代加工时代有一定互补外，确实如A公司所言是“二次创业”。创业就需要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时间成本、培训成本等。而A公司从未经营过企业全产业链，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最为需要的资源――市场资源。3000万元的创业投入，消耗了A企业近十年经营的前期积累，这不是该类中小外销企业所能承受的。

再次，分析产业链中最为重要的市场因素。据该公司介绍，进入市场以后才了解到竹纤维高端市场，目前不还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客户对此类产品认知有限，需要大力引导；而技术上看，由于历史延续及地缘优势，南方企业要优于北方企业。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目前为止，高端竹纤维市场还是小众市场，需要行业全方位的宏观造势及消费引导，市场创新能力、品牌运作等都需要强有利的市场运作能力。而这方面恰恰是A企业经营产业链中未的“短板”。能力的不匹配、市场环境的不成熟，产业链的缺项等，需要行业、企业长期投入与坚守，才能弥补与健全。然而，A企业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运作。笔者了解到，该公司法人经常穿梭于各类金融机构融资，表明该公司资金链紧张。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船小好调头”，灵活机动，但目前的A公司显然丧失了这种主动与自信，背上了沉重的战略转型包袱。

外销型中小企业实施转型的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进行战略转型，不但是企业需要，也是与政府大力提倡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效低碳经济相吻合的。经营转型是一个系统而科学的战略抉择，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金融危机背景下，要涉及多方面的论证与思考。

（一）战略选择

面对经营成本上升和经营环境的恶化，外销型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的出路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被动保守性防御战略，即半生产、半歇业形式保存实力，等待经济环境好转，再进行生产；二是企业迁移战略，即迁移到综合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三是产业内升级战略，通过自主创新、自创品牌、建立营销网络等，从产业链低端逐步向产业链高端演进；四是产业间升级，即从甲产业转行从事乙产业。总体上看，外销型中小企业战略性转型，主要是围绕产业内升级还是产业间升级转型。[4]不论是产业内升级还是产业间升级，战略转型都要与企业可整合的资源、能力相匹配。

反观A公司的转型，基本是产业间升级的转型，希望能在一个新的领域探索更大的机会。“二次创业”更多是一种“臆想”，即便是曾经非常成功的企业，也并不代表有很高的创业成功率。市场不成熟、消费认知有限、资源不匹配而投资过大、产业链中能力不匹配等种种因素，都造成公司非常大的经营被动局面。

（二）产业链的选择

按郎咸平教授对产业链的定义，每个行业都具备一定的产业链，以制造行业为例，包括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等7个环节[2]，称为“6+1”式，1是硬的制造环节，其它是软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等6个环节。外销型中小企业虽然经过多年积累，但仍然处于一个最低端、线性能力强而整合资源能力差的环节，生产经营非常被动。企业未来发展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从1走向6，但走向6的过程是渐进式的，逐渐健全产业链，这其中要付出学习成本及时间成本。如果是产业间升级转型，则要付出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代价更高，不是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所能承受的。

（三）扬长避短、资源（含能力）匹配

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船小好调头”，灵活机动；中小企业的劣势在于积累有限，底子薄，抗风险、抗折腾的能力弱。因此，中小企业一定要扬长避短，注意研究经营产业链，找出自己的“长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有一定基础的中小企业，战略转型中要注意吸收大企业的经验，学会战略思考，从大处着眼，立足长远考虑，根据企业实际以及可以整合的资源、能力，在产业链中1～3个环节产生优势，短、平、快获取产业利益，避免承担超出企业能力的风险。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险地也。企业经营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明星企业”、明星企业家，他们的经验大多数是“做大做强”的案例，直接影响了政府、行业决策者及追随者的选择与定位。但世界上经济成熟的国家，如德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众多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成功的法宝是专注、专业及特色，不是大、强，是专、特，以及多年甚至世代的坚持，围绕着专、特配置、整合资源及培养能力，最终塑造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5月份，A企业最终将竹纤维项目大部分转手给一家福建企业，收回的成本不到前期投入的30%。但就笔者看来，壮士断腕，对企业说不定是一种“万幸”，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盲目经营更危险，前期投入成为转型沉没成本。金融危机应该使我们学会战略思考、战略转型，经过这样的洗礼，相信更多的中小企业会发展得更理性、更健康。这也正应了郎咸平教授所讲“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民族，不可能是经济上成熟的民族，没有经过经济洗礼的企业家，不可能是成熟的企业家”。

参考文献：

[1]凯万・斯可尔斯（英）.公司战略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2]郎咸平.郎咸平说全集―产业链阴谋Ⅰ+Ⅱ.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

[3]黄柯杰.温州老板出逃潮：企业转型借贷致高利贷现危机.望东方周刊.2011.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固定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 中国汇率制度创新 亚洲金融危机

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建芹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王宇.钉住制度如何酿成了泰国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 2007.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6篇

一、金融危机对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风险投资业赖以生存的金融环境受到破坏，其运作基础和产业链条发生断裂，整个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受到直接冲击。

我们知道，风险投资具体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专门的投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资本，然后将资金投向具有高风险、高回报、高成长特点的高科技企业或项目中。同时，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辅导和咨询，从而加速企业的发展以回避风险。最终通过一定的退出渠道撤出资金，获得远高于其他行业的高额回报的投资模式。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风险资本的筹集阶段、风险资本的投资阶段、风险资本的退出阶段。这些阶段大部分都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也就是说，风险投资机制运作的基础是完善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正常的金融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风险投资主要环节和整体上受到直接影响。具体的影响途径表现在：

(一)金融危机影响风险资本的筹集

风险投资的前半段即风险资本的筹建是在资本市场完成的，没有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就是无源之水。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重挫，资本市场信用链条断裂，正常的筹资活动无法进行，风险投资的源头受到阻滞。

(二)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标的――风险企业的经营

金融危机引起实体经济下滑，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受到冲击，风险加大，经营困难，预期收益难以实现，原有投资的收回被迫推迟。

(三)金融危机影响新的风险资本的进入

金融危机引起投资者心理恐慌，投资不确定性陡增，观望气氛浓厚，投资意愿降低，投资信心减弱，新的风险投资增量减少，整个风险投资产业规模萎缩。

(四)金融危机影响风险资本的退出

风险投资的后半段即风险资本的退出也是在资本市场，一般是利用创业板市场上市卖出套现来实现。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股市大幅下挫，上市风险企业股票价跌量缩，出售困难，风险投资退出阻滞，而退出的阻滞又反过来影响了风险资本的循环投资。

因此，理论上看，金融危机从多个环节影响了风险投资的运转，对风险投资业的影响是必然的，影响程度要视危机的深浅来确定。

二、金融危机对风险投资的实际影响及最新趋向

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大环境不景气，金融秩序恶化，风险投资受到了直接影响，同时金融危机也给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使风险投资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风险投资总体规模下降

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fion)和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oers)的最新《货币树报告》(Money Tree Report)显示，风险投资公司在2008年第四季度缩小了投资规模，全球风险投资总额仅为54亿美元，同比下滑了33％。比第三季度减少26％。2008年全年风险投资总额为283亿美元，较2007年减少了8％。

自2008年10月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也逐渐步入一个低潮期，投资规模以及案例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金额为339.54亿元人民币，全年共投资了506个项目，投资金额和数量与2007年相比均有所下降，如图2所示。

2009年以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继续下降，整体投资步伐亦明显放缓。如图3所示。例如，1月份共披露投资案例数量8起，投资金额为6626万美元，投资案例数量环比下降61.9％，同比下降68.0％；投资金额环比下降47.0％。同比下降71.8％。其中，外资机构投资规模明显下降，投资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环比下降幅度分别为66.7％和55.3％。平均单笔投资金额方面，本月为828万美元，环比增长39.2％，但同比下降11.7％。

由于金融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集中爆发，虽然风险投资全年新募集资本总量显著高于2007年，但各季度差异较大。2008年上半年新募集的资金总额达760.07亿元，占全年新募集资本的76.24％，而下半年仅为236.88亿元，占全年新募集资本的23.76％，尤其是第四季度，仅占了11.04％，如图4所示。

(二)资本市场低迷，股权转让成风险资本退出的主渠道

受金融危机影响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2008年全球股市暴跌，部分股市创下历史最大年度跌幅，市值大幅缩水，投资者蒙受惨重损失。股市的持续低迷，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减，新股发行频率降低直至停滞。

中国证券市场进入2008年以来，证券指数一直呈现不断下挫的趋势，不确定的宏观经济以及金融危机等负面因素影响，使得原本计划上市的企业无法进行或将融资计划延期。2008年全年有40家风险投资背景企业实现首次公开发行(IPO)，且集中在危机爆发前的上半年。据统计，融资额为207.71亿元，平均融资额为5.19亿元，平均融资额与2007年相比大幅度降低。

受资本市场低迷的影响，风险资本的正常退出受到阻滞。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调查统计，2008年我国共有146个风险投资项目实现退出，其中39个项目的退出金额为11.87亿元，平均单个项目的退出金额为3044万元，与2007年的6753万元相比下降近55个百分点。在调查中列明退出方式的退出项目中，上市的有18个，占项目数量的23，28％：股权转让的有58个。占75.32％；清算的仅有1个，占1.30％。上市交易的项目数比例与2007年相比大幅降低，而股权转让方式退出的项目数比例与2007年的53.85％相比增长近22个百分点，股权转让反而变成退出的主渠道。

(三)创业板市场十年磨一剑，终将峰回路转

我国有关创业板市场的设立最早是在1998年12月提出，当时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块股票市场问题”。到2001年11月，证券监管层认为中国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计划由此搁置起来。

2008年3月2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创业板规则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创业板在经历10年曲折之后终于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尽管管理层起初预计创业板在上半年可推出，市场各方对创业板的推出也寄予无限希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加上金融危机的爆

发以及影响的不断加深，直到2008年12月底，创业板规则的正式版仍未出台，创业板何时推出的悬念又一次带入2009年。

在2009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证监会再次提出，将创业板的推出作为2009年的重点工作之一。证监会于2009年7月1日正式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并于7月15日起实施。

创业板市场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它的推出尤其为以高新技术为投资对象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创业板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创业板市场推出在即，它为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扩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融资空间，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风险企业成功上市提供了场所。同时，应对创业板市场的推出，作为风险企业也面临更严格的挑战，风险企业要依照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条件不断改进，符合上市发行要求，真正发挥创业板市场的作用。

(四)人民币基金崛起，外资机构纷纷设立人民币风险基金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更加依赖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展现的实力也得到各国的认可，由此人民币的地位也随之上升，2008年人民币募资和投资都增长迅速。据统计，在风险投资方面，2008年新成立88只人民币基金，共募集23.4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了59只基金和12.49亿美元，且均有超过一倍的增长：2008年度共发生269笔人民币风险投资案例，披露的投资金额达13.94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86％和247％。可见，人民币基金在数量上已经开始占绝对优势，虽然金额方面仍然以外资为主，但是随着国内风险投资市场的逐渐成熟，外资机构开始设立人民币基金已成气候。

2008年1月，IDGVC人民币创投基金获得商务部批准，这只规模为5亿元的基金成为首个完全外资的人民币基金。继IDGVC之后，德国资本也获得成立人民币基金的通行证。智基创投、软银赛富分别于2008年2月和3月与国内的有限合伙人成立合资基金：红杉中国、鼎晖、弘毅及新天域资本等，也在2008年6月先后开始募集彻底的本土化的人民币基金。

(五)风险投资方向发生转变，传统行业备受青睐，能源环保行业受宠

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家应对危机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者突破以往的投资理念，不再全方位关注高科技产业，而将目光逐步转移到具有“反周期”性的传统的关系民生的行业上来。据统计，2008年发生的投资案例数共501项，总投资金额为337.90亿元。其中，传统行业发生的投资项目数为119起，投资金额为99.38亿元，项目数量和金额所占的比例均最高，分别是23.75％和29.4％。这在风险投资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应该说是金融危机特殊时期的反危机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虽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中国清洁技术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的态势，表现抢眼。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最新的《2008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投资研究报告》，2006至2008年，中国的清洁技术市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67％。政府在政策上的推动也刺激了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发展的速度，新能源的投资成了风险投资关注的热点。从投资案例数来看，2007年风险投资投资中国大陆清洁技术市场的案例为20笔，到2008年投资案例激增到55笔，比2007年增长了175％：从投资金额来看，自2006年以来，风险投资对中国大陆清洁技术市场的投资处于不断上升状态，2007年的投资额为5，9亿美元，2008年的投资额为13亿美元，同比增长120.3％，电是2006年投资额的178.7％，如图5所示。其中，上海永宣创投、青云创投等5家机构对中盛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资额达5000万美元，用于光伏发电系统的研发；由艾威资本、捷鸿资本、智基创投、青云创投联合投资的无锡桥联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涉资金额达7000万美元，主要用于风电技术的研发和设计等。

2009年1月披露的风险投资8起投资案例中，能源行业投资案例3起，投资金额为3370万美元(见表1)。其中，新兴能源行业本月受到投资机构关注，共发生投资案例2起，投资金额2370万美元(见表2)。江苏高投、名力等机构均参与对该行业的投资。

其中，江苏高投等投资的爱康太阳能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电池配件的企业。在新兴能源中，太阳能电池行业一直是投资热点，但是受到太阳能电池产能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太阳能电池行业遭到一定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太阳能电池配件企业获得投资，原因是这类企业通常在太阳能电池细分领域中有领先优势。因此，虽然整个行业的投资风险较大，但预期太阳能电池配件生产企业的成长性依然较好。

(六)中国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的风水宝地，但具体投资行为会更加谨慎

面对金融危机给高科技风险投资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一些新的变化。中国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的避风港。据一项调查，全球有超过50％的风险投资机构看好中国的投资前景，认为中国投资的前景是“危”中有“机”，只有1.64％的机构持悲观态度。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风险投资机构大都会比以往更谨慎，筛选项目时，会更加重视对行业的选择，会更加重视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以此尽可能降低危机对高科技风险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结论

金融危机案例范文第7篇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经济不平衡模式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新古典主义学派虽然也看到了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却错误地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作者纠正了这种对韩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韩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