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范文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1

    按儒家的理解,治国过程既涉及贤与能,又需要循乎一般规范或普遍之道,二者彼此关联而又相互作用。《孟子?离娄上》载,在谈到为政过程时,孟子指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规矩、六律作为准则,规定了应当如何做,同样,仁政作为先王之道的体现,也蕴含着治国的程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将“道”与规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以普遍规范的意义。“仁”首先表现为道德理想,规范则关乎政治实践的操作活动和规程。在这里,与仁政的道德理想相涉的贤德与如何行道(如何按道而行动)的能力,呈现了一致性。在儒家看来,规范的制约并非仅仅表现为形式化的理性操作。以治国过程而言,其中所运用的规范,往往与道德人格相联系。《孟子?离娄上》谓:“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规矩本来是工匠测定方圆的准则,引申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圣人则指完美的理想人格,作为完美的人格形态,圣人不仅包含内在的贤德,而且具有安平天下的能力。我们从《论语》中已可看到孔子对圣人的以上理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显然已不限于内在德性,而是同时关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能力,以此为圣人的特点,表明圣人以相关的品格作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孟子将圣人与规矩加以对应,其中蕴含如下含义:在“为君”、“为臣”这一类政治实践中,行为规范可以取得完美人格的形式;或者说,完美人格能够被赋予某种规范的意义。当圣人成为效法对象时,他同时也对如何“为君”、如何“为臣”的政治实践具有了范导、制约的功能。以完美的人格(圣人)为政治领域的存在形态,内在的贤德与体现于“为君”、“为臣”这一类治国活动中的能力进一步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把完美的人格引入治国的政治实践,既意味着确认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也在一个更为实质的层面肯定了“贤”与“能”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包含着“贤”与“能”的区分,这种区分如果过于强化,则在逻辑上蕴含着二者导向分离的可能。以既“贤”且“能”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品格,其内在意义之一似乎在于为避免导致以上分离提供某种担保。由以上观念出发,儒家对自我的修养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就个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而言,儒家首先强调个体的本位意义:“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身或个体的这种本位性,决定了修身对于平天下的重要性:“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②。平天下属于广义的政治实践,修身则是个体的道德完善;以修身为平天下的前提,意味着政治实践无法离开以贤德等现实表现出来的道德之制约。基于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儒家对善政与善教的不同特点作了考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政”侧重于法制,“教”则侧重于教化。法制的实施,对人具有震慑的作用,使人惧怕而行为谨慎;教化则通过对人的引导,使人心悦诚服,真诚地认同、接受社会、国家的约束;前者具有强制的性质,后者则是自愿的,所谓“畏之”、“爱之”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在孟子以前,孔子已区分了“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这里也涉及两种治国方式:其一,用法制约束民众、以刑律统一民众意志和行为;其二,以道德规范引导民众、以礼义统一其观念。孔子所倡导的是后一种方式,在他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通过教化可以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以上看法体现的是如下治国进路:通过培养、提升人的内在德性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之相联系,贤德在政治实践中也呈现双重意义:它既意味着为政者自身形成完美的德性进而以德治国,也表现为提升被治理者的品格,从而使其自觉合乎社会的规范。以善教制衡善政,主要侧重于社会之维,就个体而言,则有天爵与人爵之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⑤。天爵以贤德为其内容,人爵则涉及现实政治法律制度中的社会身份、社会等级。在孟子看来,社会成员不仅是法制关系中的人,而且也是道德关系中的存在;人爵所代表的社会等级或法制关系中的存在形态,应当以天爵所体现的道德存在方式加以引导和制约。这里儒家已注意到,仅仅以法制意义上的身份、等级为存在方式,无视或否弃社会存在中的道德面向,则将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总之,儒家认为,仅仅关注“善”,与仅仅关注“法”,都难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孟子?离娄上》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道德的规定,“法”则泛指普遍的规范、制度;前者侧重于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所谓“责人”,后者则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要求,所谓“责己”。当然,对孟子而言,尽管二者都为治国过程所不可或缺,但“责己”或“善”似乎居于更为主导的方面。《孟子?离娄上》载:“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难看到,在德性优先的前提下确认“善”与“法”的统一,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从贤与能的关系看,“善”首先涉及“贤”,法治过程则更多地与“能”相联系,与之相应,肯定“善”与“法”的统一,也意味着确认“贤”与“能”的关联。

    相对于儒学,现代政治哲学似乎趋向于将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机构以及更广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在狭义上,公共领域介于国家权力机构与私人领域之间;在广义上,则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机构都与私人领域相对。在这种分野中,道德(包括德性)常常被视为私人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能力则往往被理解为与国家权力机构及公共领域相关的规定。对现代的政治哲学而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一个按一定规则、程序而运作的过程,其间固然需要运用能力,但并不涉及品格和德性的问题:后者仅关乎个体性或私人性的领域。然而,如前所述,从贤与能的关系看,贤德与能力都内涵二重性:贤德既呈现为个体性的德性,也具有社会及公共的指向;同样,能力既服务于社会政治及公共领域,又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并与个体自身德性的提高相关。贤与能的以上关联,一方面表明私人领域与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无法截然分离,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活动无法离开个体的品格,包括其内在贤德。社会政治的运作无疑需要体制、规则、程序,但体制以及政治活动的背后是人,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离不开其背后的相关主体:正是政治实践的主体,赋予体制以内在的生命,并使实践活动的展开成为可能。作为具体的主体,人既需要具备相关的能力,也应当有道德的素养,从宽泛意义上的仁道、正义,到与权力运用相关的清廉、自律,等等,这些内在的品格或贤德在不同的层面制约着政治领域的活动,并从一个方面为体制的合理运作提供担保。

    广而言之,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不仅关乎实践主体的内在品格,而且与处理主体间(人与人)的关系相关。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语?学而》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又包括社会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面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颁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孔子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孟子同样对“和”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着名论点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如果将贤能政治作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政治模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将注重之点放在政治领域中的人以及人的内在贤能之上:通过“选贤与能”,让有能力和德性的人处于政治管理的不同岗位,由此为政治实践的展开提供担保。

    如上所述,传统儒学区分“贤”与“能”,强调“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试图由此形成“贤”与“能”之间相互制衡的格局。然而,从逻辑上看,“贤”与“能”的这种分野,似乎将导致德(伦理)与政(政治)的分离:政治领域的治理仅仅与能力相关,社会荣誉则归于贤德,治世之能臣与道德之贤人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尽管前面已提到,儒家对政治实践的理解以肯定道德作用为内在特点,其强调人格(圣人)的规范性,也包含扬弃贤能分离的意义,然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观念却在逻辑上蕴含以上的分离,二者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就现实的形态而言,政治中的人作为具体的实践主体,总是既有能力的规定,又有德性之维,二者都制约和影响着政治实践:“在职”需要贤德,“在位”也离不开能力。政治实践的主体在体制运作与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乃是通过“贤”与“能”的统一而实现的。以既“贤”又“能”者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无疑有助于体制的合理运作和政治领域治理活动的有效展开。然而,这一视域中的贤能政治,本身并不能与政治体制相分离。首先,如何能够使既“贤”又“能”者走向政治实践中心或成为政治领域的领导者?贤能者固然是比较理想的政治实践主体,但仅仅凭借其自身的“贤”与“能”,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成为政治领导者:这里显然需要体制层面的担保。唯有通过比较完善的体制设计以及相关的程序运作,才能为贤能者登上政治舞台提供前提和条件。在这里,形式层面的体制、程序与实质层面的主体品格(贤能)并非互不相关。就政治运作的过程而言,贤能者在成为实际的政治领导者以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避免自身蜕变的问题。“贤”与“能”作为人的内在品格,并非永恒不变,权力既可改变社会,也可以改变权力的掌握者。如历史过程一再表明的,权力如果失去监督或制衡,便常常会导致腐败。贤能者在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之后,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化。正如贤能本身无法担保贤能者走向政治中心一样,贤能本身也难以保证贤能者永远保持“贤”与“能”。这里,同样需要体制的制衡:为了避免贤能者在拥有政治权力之后发生蜕变,体制层面的监督、制衡是不可或缺的。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 依法治国;道德建设;策略

依法治国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今天的中国也在走依法治国的道路，经过不断地实践，我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法治成果，但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一点是很多情况下我国政府是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制定依法治国的方略，而忽视了道德基础对法律的要求。新形势下，依法治国具有新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还应该体现在其价值层面。由此可见，当前探讨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研究已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依法治国概述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出要以宪法为核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基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与国家更是注重我国法治的建设，注重行政体制改革，强调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还需注重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搞好法治建设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第二，严格司法的公正性，严格执行依法行政;第三，不断健全法律监督与制约机制;第四，不断提升全体公民遵纪守法的意识。相信广大的公民做好这几点必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法治对道德建设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首先，法治建设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道德功能，集中体现在规范引导、明确示范以及训诫警示等方面，从这一角度分析看来，法治不断建设与推进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不断强化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在不断增加，新形势下，要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效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中的某些道德要求发展成为法律要求，以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收到更好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法治的建设，尤其是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今后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追求目标，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二、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分析

1、道德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支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法治建设，同时也离不开道德建设，二者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党的十四大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高度重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而且还需要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发挥道德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法治精神建设上的重要作用。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是同步进行的，二者的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能够培养民族的法治精神，充分普及法治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还能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法治与德治的密切配合，二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2、加强道德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长期的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要想长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的双重作用，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大的治理效应，从而为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法律与道德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它们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就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整体上分析看来，法律具有其强制性与权威性，这两个特点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而道德建设往往能够通过对人们内心信仰以及思想活动的调整，进而促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总之，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且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走上依法治国的发展道路，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党与国家领导人逐步意识到我国法治的建设必然离不开道德的建设，道德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正司法的关键保障。现阶段，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赖法律与道德，而法律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手段，有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滞后性与僵硬性，因此社会的正常运转还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还必须借助道德力量的约束。司法的公正性能够确保法律成为社会的衡量器，然而，司法的公正性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与制度，司法人员的道德素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如若司法人员缺乏道德素养，即使有严格的法律，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法律遭到践踏以及法律权威性下降的现象。由此看来，加强司法人员的道德素养，提升其道德意志力是保障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促进依法治国建设的要求。

3、道德建设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长期的发展实践表明，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依法治国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是需要道德力量作为支撑。法律所针对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法律的权威性需要全体公民的维护来实现，只有全体公民对法律认可且共同接受，法律才有其可行性，因此法律的制定必然离不开全体公民，必须从公民的利益出发。此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法律的执行还必须与一定的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只有强化广大公民的道德意识以及规则意识，才能够为我国法治的有效实行提供道德基石，成为公民自觉践行法律规范的内在动力。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为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法律不可避免的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封闭性，而这些弊端的存在会导致法律真空的出现，可见法律是不能够完完全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借助道德力量的影响，实践表明，只有充分发挥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补功能，才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法治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同等重要，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道德应是社会秩序维持的最高准则，违背道德，没有良知的行为是受谴责的。可以说，社会法律是建立在社会道德基础上的，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我国人民的法治意识在不断增强，这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然而，我国的法律体系与法律机制还不是很健全，有时会出现法律空白的现象，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便成为当前重点探讨的话题。依法治国是新时期我国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这一战略构想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协调奠定了基础。在当代依法治国的提出，符合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为我国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的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能够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而且社会道德的不断强化还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民族素养，对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四、依法治国背景下加强道德建设的有效策略

1、依法治国要与道德教化结合，充分考虑民众的道德要求

尽管起初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统治阶级在统治的过程中，开始关注民众的道德需求，以便更好的服务人民大众，体现人民的意志。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的结合，也使得我国的法律充满了正义。从一定程度上讲，公平正义已成为了我国现代公民的个体道德准则，同时也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的结合要求国家法律在制定执行的过程中，塑造与时展相符合的社会道德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中公民的道德素养，在不断完善法治的过程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

2、强化保障机制建设，优化道德基础建设环境

社会的发展实践表明，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能够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强化社会保障机制，首先需要加强社会的道德奖惩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奖惩，加强对道德建设的引导，进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引人向善的社会激励机制，倡导广大的社会全体积极追求善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社会氛围的营造需要法治的约束以及舆论道德的宣传，二者的密切配合才有助于我国在法治化的背景下，做好道德建设工作。

3、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及强化依法治国理念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应创新教育宣传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加强道德教育的覆盖率以及辐射率，从而为培养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实现有机结合的关键途径以及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应不断推进核心价值观的拓展。

五、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道德与法律两个基本杠杆的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不断强化我国的道德基础建设，正确把握处理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实践发展表明，只有强化道德对法治建设的支撑作用，才能够不断夯实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因此，应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陈晓雷.法律运行的道德基础研究[M].哈尔滨工程大学，2013.

[2] 崔永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2012.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3

    1.社会与高校大环境背景下的因素

    社会中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尚未完善;社会上渗透着很多道德失范、道德人格扭曲的丑恶现象侵袭大学生的头脑。高校道德教育与政治高度的结合,被时事教育、政治教育所取代,忽视了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整日受日常繁杂事务束缚,以行政管理行为的道德教育情况较为普遍。

    2.家庭与自身视角下的因素

    家庭教育是道德文明教育的起点,然而现实表明,家庭的倍受宠爱与溺爱,对品德塑造甚少;大学生住校,远离父母,家庭教育在道德建设中基本脱节。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多元化、利益化的错误倾向,注重道德主义转向“实惠主义”;思想道德认识存在偏差,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有脱节现象,道德实践能力较差。

    二、创新与完善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1.要充分体现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髓的传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伦理规范的国家,我国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精髓应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墨家、道家伦理思想以及其他各派思想家提出的伦理规范和完备的道德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德育工作体系要继承并运用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对心灵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君子怀德”“君子喻于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仁义、忠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诠释着做人的道德标准与社会公德责任,既能促使当代大学生继承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又是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工作的有效途径。

    2.实施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分隔的方法

    虽然道德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尊重需要,因此本人认为道德并不从属于政治,高校应当在相对明确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功能区域的前提下,不能把大学生的道德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思想观念和政治觉悟问题,分别实施道德规范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以切实提高高校德育的实效性;完善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两课”学科体系,发挥思想道德理论课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科学设置、认真实施,针对大学生关心的一些道德热点与焦点丰富道德教学内容,避免一味地灌输和说教,引起学生的兴致,体现德育课程意义,就能使思想道德教学效果要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为广大学生的自觉行动,推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稳步地向前发展。

    3.以心理教育和法制教育辅助思想道德建设

    在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中融入心理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基础作用,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让德育与心理相挂钩,以人为本,注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的协调发展,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实际出发,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征,防止心理问题的道德倾向化,创造适应社会实际的心理德育目标。法制教育也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证,只有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通过法制教育课程与形式多样的活动,才能使学生懂得道德既受法律的严格约束,又有法律的及时保护,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质、增强道德观念的有效途径,促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加速发展。

    4.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高校道德规范提供理论依据,高校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塑造,而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荣辱观,“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从现实表现看,它很好地体现了高校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特点,对高校营造社会道德观、弘扬社会正气、倡导时代新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可以不断牢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较好地为高校道德规范提供理论指引,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全面发展。

    5.全校共同营造、重视德育的理论与实践环境

    高校应进一步增强全员德育意识,思想道德建设不只是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这个体系中,学校从事行政与教学的每一位领导与老师都应在课堂与生活中对大学生的道德建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完善德育工作机制;全校上下要注重人文关怀,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将道德教育转化为规章制度,通过严肃校风校纪,规范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学生自律作用,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营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文化气息的硬环境与软环境。如果说理论教育是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那么实践教育则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做到“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统一,创新实践育人长效机制,重视社会化实践的道德功能建设;多方面提供有利于大学生对道德的认知和亲身实践体验的一切条件,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发展。

    6.政工队伍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线工作者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辅导员是完成高校培养人才任务,实现德育培养目标的一支重要队伍。德育的教师队伍在课堂上讲授道德理论,政工队伍则需要在日复一日的常规管理中从学生中身边的小事抓起,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大学生的品德是在其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政治辅导员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最直接和最泛的渠道,也是高校开展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中的重要策略的具体实施者;政工队伍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决定“隐性课程”的效果,这就要求德育的一线工作者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讲究师德,政工队伍的道德情操高尚、正直无私,无需歌功颂德,自然会得到学生的认可,成为他们在道德上效仿的楷模。

    三、结论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4

教学方法、手段多样化———注重职业道德行为的培养

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不断创新和完善课堂教学形式，是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具体方面，要在保持传统讲授法优势的前提下克服讲授法的不足，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融“教、学、做”于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因此，一是打破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三中心”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中心，以体验为中心的“新三中心”的教学模式，将学生从以往被动的客体地位提升为积极的主体地位。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正确、科学地安排教学内容之后，运用灵活多样新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根据职业道德的教学内容和特点采用专题讲授、上台演讲、课堂讨论、主题演讲、专题辩论、角色扮演、影视教学、参观调查、社会实践等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践教学常态化———加强职业道德素养的养成

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是在职业生活中积累、培养的过程，职业道德只有在职业道德训练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升华。高职学生作为“准职业人”，高职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养成仅靠课堂教育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领悟、体会和感受，才能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便显得格外重要。目前，高职学生职业道德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其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理论知识，而是在行为能力上。通过理论教学，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要求有了较深的理解，关键的问题出现在“知行合一”上。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应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和兴趣，促进高职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活动设计：一是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选取不同的重点与难点，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在日常行为规范上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培养高职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二是选用案例时选取与专业相关的案例进行教学，加深学生对行业职业道德的认识。三是不管是课堂纪律还是实践活动的纪律按照企业的纪律要求进行设计。

考核方式过程化———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

道德评价是人们依照一定的标准、根据和方法，对某种社会道德、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价值和性质进行判断，以达到扬善抑恶目的的一种特殊评价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的不仅让学生学会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采用适当的方式，从理论教育入手，同时让理论来指导学生的行为，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达到知、情、行的统一。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考核要更加关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从评价主体来说，实现评价主体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主体为多方评价主体，采用任课教师评价、辅导员评价、同学评价及自我评价相结合。从评价方法来说，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方法为全面的、多角度的评价。即坚持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理论考试与日常行为表现相结合、平时作业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办法。从评价内容来说，职业道德的教育既是内化的过程，更是外化的过程。坚持理论认知与日常行为相结合、课内表现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考核方式的改变，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力求知行统一。

建立校企互动的教育途径———让学生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感悟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过于强调教师主导地位，过于强调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行为体验；教学方法仍然停留在“灌输式”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教学过程存在着知行分离的教育困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教育困境，就要不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把职业道德教育过程向企业延伸，不断丰富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建立校企互动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把企业文化引入课堂，建设具有职业化特征的课堂教学，还应进一步深化与企业的合作，以校企合作为突破口，不但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身临其境地感受企业文化，切身感受企业生产经营中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了解岗位所需的职业道德。通过校企互动，可以培养学生关心企业、了解企业、研究企业、服务企业的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吸纳优秀的企业文化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学生到企业实习、顶岗实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起到导向的作用。

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示范化———为学生树立职业道德的榜样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5

学术界公认，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于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由于他将君子品格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这样一种认识误以为身份概念与道德概念是相互矛盾的，故对一方的肯定就必然伴随着对另一方的否定。没有意识到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现象就充分表明虽然传统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但人们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孔子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将人们的等级观念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平等观念，而是要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奠定更加牢靠的基础。孔子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表明孔子只是抛弃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血统标准，而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成就作为证明等级制度合理性的理由。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所理想的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等级的确定不移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孔子来说，等级意味着文明，君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真正属人的生活。所以，孔子作为心仪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君子等级中道德内涵的重视和弘扬丝毫也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等级秩序和社会身份意识的否定，恰恰相反，孔子通过他的教育、他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他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只有君子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践履孔子的道德理想；而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其作用只在于为君子的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实践对象。例如：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对于这句话，历来的注释都语焉未祥，连最权威的朱熹编纂的《论语集注》也只给出谢氏的简短注解。而且从注解与原文的关系看，谢氏的解释也是非常牵强的。如果按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即君子小人的称谓在孔子那里只具有道德意义而不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那么这句话确实无论怎么解释都显得强辞夺理。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孔子自己一贯的贵族主义倾向，就可以一眼看出这里所谓的君子小人，其实都是身份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孔子的这句话不过是反映了他对不同阶层在实践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个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行为不具有德性，故不能以“仁”相许；而君子虽然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由于德行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也不能认为凡是君子必有美德。换言之，孔子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君子中有仁有不仁；而小人中则无仁可言。君子小人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可以由于各种缘故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能抹平的。此外，在《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分别指称统治者与被被统治者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第十九》）

孔子除了突出君子阶层所内涵的道德属性外，还喜欢用带有明显道德色彩的称呼来指称统治者或上流阶层的人。譬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里的“仁者”、“善人”均指君子阶层中具有儒家美德的人。从这些对君子阶层的美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是把君子阶层看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将统治者看成是落实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动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明确指出“仁者”来自于“士”，即君子阶层。与上文孔子关于君子中有仁有不仁的观点相印证就可看出，对孔子来说，君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故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是通行于贵族阶层的价值倾向和礼仪规范。但这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有，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在孔子心目中，君子阶层内部也是有等级上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者、善人只属于君子阶层中的少数人。既然君子尚且不能全部实践孔子的道德理想，那么处于君子之外的小人和野人更是与道德无缘。由此可知孔子虽然经常强调君子阶层的道德品质，但他的本意只在于强调不同阶层所代表的不同道德层次，强化人们对以君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崇拜意识，而不是要改变当时社会所通行的身份等级观念。在思想史上，为了证明某种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故意赋予某一阶层以更多的道德色彩，这种做法为许多社会思想家所采用。孔子对君子阶层道德内涵的强调与弘扬，即是通过将贵族的生活方式道德化、神圣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目的的又一显例。

另外我们还需搞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那种以财产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是近代文明才有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许多前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划分只与各自所处的社会等级有关，而与财产的多少无关。而且往往是财产随地位而来，而不是地位随财产而来。故贫无立锥之地亦可为君子，而富可敌国却未尝不可是小人。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小人的区别固然与贫富无关，但却与各自的身份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说明孔子虽然打破了以宗法血统来划分等级的传统观念，但他取代这一传统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平等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标准上的等级观念。固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传统而言，孔子以美德而不是血统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平等意识，甚至认为他的思想比当时古希腊雅典的平等观念更为先进和人道。无论是雅典人享有的平等还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平等，都是建立在对共同政治身份的确认上面的。而儒家所承认的平等，只是一种人性论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能导致现实生活的平等，而恰恰是为现实的不平等作辩护的。

二．君子成仁之路与权力的占有

孔子道德的实践主体是君子，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仁者”、“善人”；而君子实践孔子道德的活动有赖于一个小人阶层的存在。小人虽然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小人为君子成就圣人的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实践对象。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政治，他孜孜以求的是人的实现。”这一观点由于忽视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孔子对社会、对人的基本理解，因此很难说它触及了孔子思想的本质。儒家伦理中的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伦理关系中的社会人。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思想家，他们的思维视角始终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和规定人的行为的。因此儒家把社会既存的等级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亘古不变的“道”和“理”。也正因为孔子及其学生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作为他们思考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所以他们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对个人提要求。道德的具体规定由古代的圣王为全体人民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天性自由的理性存在物为自己制定。而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道德的起源决定了道德自身的不自由以及处于这一道德约束之下的人的不自由。这样，道德就具有了压迫的性质。同时，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事业的追求，也使得孔子及其学生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按照儒家的一贯说法就是“内圣外王”。所以，通过实践儒家道德而实现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环节的道德人与政治人。

西方的传统政治观点将政治活动看成是社会共同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向着某个共同价值目标趋近的过程，而中国自古就将政治看成是对被统治者进行管治和教化的过程。由此道德灌输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对道德的关切也相应地结合着对政治目的的认知来进行。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篇第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第二》）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第八》）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如果我们只是个别地来研究这些论述，那么它们似乎只不过是一些源自于生活经验的道德训诫。但把这些散见于各章并包含有大致相同意义的语录编排到一起，孔子道德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就非常突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我们发现，对孔子而言，道德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体现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界限。由于道德能使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等级地位和相应的行为规范，因此道德就成为统治者据以驯化被统治者精神的最佳手段。正如孔子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只能使被统治者表面上显得很顺从，而要真正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就必须使他在内心深处认同既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优越性，从而自觉地接受社会强加给他的地位和行为规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由于偏重于直觉而在逻辑思辨能力方面逊色于古代希腊的同行，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逻辑依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支配作用。不管孔子如何看重道德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意义，由于他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他所倡导的道德必然要以一个庞大的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作为统治者解决自身生计的必要条件和从事道德实践的中介。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一种将道德作为统治他人工具的道德观是否还属于道德的范畴、美德能否成为一个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的充分条件是大可商榷的，而对孔子及其学生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是有利的，而且对于实践者本人也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个人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从孔子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中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训。孔子固然不鄙视穷人，但他却鄙视那些试图通过所谓的“小人之业”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的人。在孔子那里，一切单纯的谋利行为都不具有道德属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义利之辨在孔子那里并非真正的义利两分，而是义中有利、本中寓末。这表明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的、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功利主义倾向。追求道德的事业之所以高于单纯谋利的事业，并非因为心灵的安顿比物欲的满足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因为儒家道德本身就包含有物质利益成份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道德来获得利益，而不是企图通过某项“小人之术”来谋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那样会得不偿失。“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句话表明孔子所谓的“道”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如何治人而食于人的统治术，美德被视为是只存在于统治活动中的一种属性。故樊迟请学稼，就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南宫适以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行善是有利可图时，孔子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崇尚德性的思想。说明孔子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德的价值。行为的道德性要依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而定，而与行为自身无关。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使道德获得彻底独立的努力。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识”。人只有首先切实懂得是非善恶之别，才能真正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必然的道德性。而在孔子及历代儒家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却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人民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人民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一个以仁慈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力的人有权利要求被统治者提供服务。而被统治者表现得越顺服，统治者的德性也就越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德与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统治者必须有德，而是有德者必然能成为统治者，也就必然能借此获得各种利益。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作为一对可以互证的命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不管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昏庸无德，在任时无一例外均被冠以“当朝圣人”的美誉。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6

法治与德治，是人类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和规制的一对经典关系，也是一道贯穿古今的国家治理难题。“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治和德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法治与德治协同发力、共同铸成。

深刻吸取数千年来古人践行德治和法治的智慧与经验，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代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要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破解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千古之问，就必须在更高、更深的程度上理解和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事实上，法治与德治存在两大根本的共性。一是法治与德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规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和德治的本然使命都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它们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二是法治和德治在目标上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善治”，法治须是良法，德治须求大德。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国家有了“良法”“大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的幸福安康，达到“善治”的状态与境界。

在理解了这两大共性的基础上，还必须充分理解法治与德治之间三对“相互关系”，从而掌握规律，顺势而为。

法治与德治互为基础。道德是法律的主要来源，法律体现道德的最低要求，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底线需要法律的刚性守护和坚强维系。法律将最起码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当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成为法律，全社会的道德底线日渐抬高，那么这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与道德高度都必然是日益增强的。

法治与德治互为支撑。一方面，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和滋养作用，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另一方面，要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全面依法治国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在坚持严格执法中，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发挥司法惩恶扬善功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美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

研究美国公民教育及其实施路径，合理地进行批判和借鉴，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体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历史上不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有益经验，更好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认识，加强和改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再次，有利于开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综合素质，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美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理论基础

1.杜威的道德教育方法理论。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杜威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对公民的道德教育方法做出了许多理论见解。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提出学校教育要有实践性，让道德规范得到实践，道德教育要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人们在社会中参与社会生活，方可体验社会，感受道德的魅力。所有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做中学，而不是靠外部的强制灌输。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学校公民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好的完成公民教育的任务，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这为美国公民教育注重社会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2.柯尔伯格认知发展模式。他对道德的认知发展研究比较多，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模式，提出了道德观念从认知的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社会规范内化为儿童自身道德认知的规律，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对儿童的道德行为做出及时反映。他以道德两难故事为基本材料，以道德两难故事诱发儿童的认知冲突，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从而促进其道德判断的发展。帮助学生树立集体意识，关心团体人员的共同发展。他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为美国公民教育注重持续教育影响提供了理论准备。

3.拉思斯的价值澄清理论。价值澄清学派提出了价值澄清的方法理论，强调价值对行为的影响，希望用正确的价值去指导学生的行为。价值澄清方法在西方各国传播很快，因为这一方法重视现实生活，具有可操作性。拉思斯认为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价值澄清的过程、方法和技巧，从而形成学生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向学生灌输已有的价值观念。所以教师不能把现有的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是要帮助学生澄清价值，使学生自觉形成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教师不得干预。价值澄清方法理论对于美国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重视操作性具有指导意义。

二、美国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

1.以课堂教学为基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美国公民教育善于运用课堂教学，对学生的道德思想进行影响教育，从理论上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提高学生的道德知识。美国重视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灌输美国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注重学生的心理发展，根据不同年龄、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多层次有差别的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利用课堂教学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内容进行影响渗透教育，从多个角度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民族自信心，倡导国家价值观。

2.加强校园生活的管理，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很重视校园生活环境的管理，重视在校园生活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与教育理念，给学生以润物无声的熏陶，对学生的道德素质产生无形的影响作用。采用学术活动、体育运动、心理咨询、志愿者活动、社会媒介、参观博物馆等各种各样的校园活动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寓公民教育于校园文化中，使学生在校园文化环境的陶冶和熏陶中受到教育。

3.采用其他社会途径进行公民教育，使公民教育取得综合的教育效果。第一，通过宗教活动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宗教势力每时每刻都以上帝名义向大多数美国人灌输符合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宗教信条，宗教活动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普遍的宗教团体和广泛的宗教活动进行公民教育，使人们从思想到行为习惯的转化得以顺利进行。第二，政治活动中的公民教育。美国通过政治活动，宣传美国政府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全国的公民对美国政治的信仰，从而使民众支持美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对美国政治充满希望和崇拜。第三，利用大众传媒对公民进行宣传教育，影响社会舆论环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与整合方面的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它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实施路径。美国政府利用大众传媒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观、价值观，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四，美国公民教育还采用网络途径对公民进行教育。美国公民教育采用网络路径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表现。利用网络去影响公民的思想、言论，了解公民的思想状况，加强同公民的沟通交流，使公民教育更好的实现目标。

三、美国公民教育路径的借鉴价值

美国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首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探索与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其次，重视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再次，重视隐性教育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最后，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概言之，深入研究美国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坚持理性的态度，扬弃的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的吸收和借鉴其公民教育的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优化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立德树人功能。

参考文献：

[1]王承绪译.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道德与法治实践心得体会篇8

【英文摘要】PoliticaleducationisnotonlythemainwayofpromulgatingideologyofChinagovernment,butalsoaspiritpilotofguidingtheoontemporaryunder-graduatestudentsestablishingtheirrightworld-view.What''''stheactualeffectofitresultin“whomarethestudentscultivatedfor？”and“whatkindofpersoniscultivated？”Inordertogaintheoptimizationofpoliticaleducation''''ssubstantialresultsandrealizethetransformationofthemodelofsinglesubjectivalpoliticaleducationtothatofintersubjectivityone,discussingtheroleofintersubjectivityprincipleinthetheoryofpoliticaleducationandfindinganewphilosophyandmethodologyforitisveryimportant,whichisnotonlyakindoftheoreticalinnovationinpoliticaleducationresearch,butalsotherequirementofthepracticeofpoliticaleducation.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主体间性/方法论基础

politicaleducation/substantialresults/intersubjectivity/methodology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社会生活中最富有创造精神和超越意识的高智力群体，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高等院校以及整个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更是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意味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体双方，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平台上相互交流与沟通，把“规范”化为“准则”，把“他律”化为“自律”，把“责任”化为“良心”，把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内化为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在参与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交流感情、增强信心，不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理想、信念的价值提升。因此，怎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达到最优化？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措施达到最优化？对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决定其实效性的内在机制和内在依据——主体间性理论，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探究，为实现单一式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转向提供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方法，从实际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深做细，才能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而所谓的实效性，是指实践活动的预期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实践活动对于目的的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亦即实际效果问题。人们对任何实践活动实效性的感知与评判，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是这一实践结果的有效性。人们对实践活动效果的追求，其落脚点也正在于实践活动结果的效用上。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即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作对其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它既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顺利地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效益，即通过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表现在教育的效率上，即以一定的人、财、物、时间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大的效益。可见，教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内涵。而要实现以上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合格人才的主阵地，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就高等院校来说，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实效性主要体现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目的的实现这一关系上。它在本质上是教育过程对教育目的的实现所表现出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属性，是指教育过程最大限度地发挥诸教育要素的效能，促进教育目的的实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特性及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功能。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浪潮的扑面而来，导致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现状。国门打开以后，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进，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思潮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及自我选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强调人的“”、“力比多”以及性解放，实用主义思潮带来的“有用即真理”的理念；到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解构，强调非中心化、边缘等意识，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权利自由而忽视社会义务的思潮，这些新旧价值观念彼此冲撞交织在一起。高校学生通过媒介获取了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却面对纷纭复杂的观念世界带来的选择困难，他们往往表现得无所适从，而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价值相对主义，甚至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后果。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陈旧和方式方法的单一，也是导致其实效性弱化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的做法过于简单化，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在教育的内容上，一直局限在人才培养的政治素质方面，把德育简单等同于政治教育，使内容过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这样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质这一最基础、最简单的德性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重灌输轻启发，把学生当作被动的客体，忽视了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将道德理想作为纯观念性的东西灌输给学生，脱离了大学生的道德基础和生活实际；在评价方式上，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如此等等，这些都使学生无法找到道德理想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无法产生道德情感的体验和思想的共鸣，也就无法认同、接受。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对教育对象的辩证理解和把握。教育的实效性离不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学生接受或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理论教育就是对牛弹琴。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了解学生，不会综合规划教养、教育和发展的任务，抓不住教学内容中的要点和重点，不善于选择教学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学过程永远不会有成效。”[1]180教学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了解始于沟通，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只有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了解，加强与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找准方向，有的放矢，实现教育过程和效果的最优化。

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困境、冲破围城，一是要求高等院校必须针对青年大学生具体的思想实际，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营造良好的育人小环境，把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结合起来，把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二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定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寻找依据，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只有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最一般的方法，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哲学一向是探求宇宙‘最高原理’的，担当着为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哲学的这种性质使它必然要和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联系。”[2]394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主体间性”原则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达到不同主体间的共识；二者的价值追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看，即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二者的基础是相同的，因此，从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最优化问题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而且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动性、自主性、社会性等基本属性，而主体性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性。然而，人的主体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实践，通过交往形成、表现和确证的，并且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出了主体—主体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性”即“主体间性”，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体性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命题。出于呼唤社会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历史需要，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高扬理性，肯定主体性：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始把存在的根基转到主体性上来；康德确定了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即通过先验范畴对客观世界的模塑，而实现“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把理性客观化为绝对精神，以其统摄世界、推动历史，实际上仍然是倒置的主体性哲学。随着主体性的发展，人们热衷于主体性的极度张扬，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肆意掠夺、索取，最后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必然使主体间性问题受到关注。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出发，我们认识到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也是具有个性和主体性的个人。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作为促进人的自我建构的一种实践活动，必然关注主体间性教育的研究。

所谓主体间性，亦即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主体间性哲学是一种消解主客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哲学。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和不同主体通过共识所表现出的一致性。

主体间性与主体性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首先，主体间性是两个或多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它要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如果人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主体间性。其次，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又有区别，主体性是主体与客体(包括自然和作为客体的人)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能动性、占有性等个体特征；而主体间性则是主体与主体在交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以“交互主体”为中心的和谐一致性等集体特征。主体性生成于对象化活动，主体间性生成于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可见，主体间性超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模式，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思路，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行之有效，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从“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转变。这种主体认识和实践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在交流过程中把对方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创造和谐民主的人际关系。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教育主体之间的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一种以共同客体(物化的与非物化的)为中介的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在主体间性教育中，主体与主体无时无刻不在交往着，主体与主体的活动相互延伸、扩展，二者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融合的区域，教育活动就存在于这个融合的区域内。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的重要历史使命则是，顺应时代精神的要求以及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潮流，从关注和提升个体的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出发，树立尊重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存在、独特性存在以及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存在的基本原理，引导个体实现从“个体占有性”存在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个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既是一个建立在对象化活动基础上的教育者“价值引导”与被教育者“主动建构”的辩证统一过程，又是一个建立在意义活动基础上的以教育主体与被教育主体之间的理解和对话为核心的精神往过程，从而可以实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个体与人类文化之间生命精神能量的转换和创造性生成。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具备以下特质：(1)人本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活动必须从人的自身发展出发，交往的过程即是生命舒展，生命涌动的过程。(2)平等性。每一个教育主体与被教育主体都有参加和继续交往的均等机会，都有表达愿望、感情、打算的均等机会，都必须有做出判断、劝告、解释以及向辩护挑战的机会。(3)交互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以对话的形式在情感、观点、认识、思想、意见、知识等方面互相传递、交流。(4)发展性。交往的主体之间应本着发展的眼光，不断地对旧有的认识进行内化、重构，不断地寻找新的出发点、突破点，建构超越以往的新的内容，交往一方的发展会促进、带动另一方的发展。(5)主动性。教育活动中作为交往主体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应积极主动的与对方进行交往，特别是在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者更应主动引导、启发、鼓励、激励被教育者更多的进行主体间的交往，以便能扩大主体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从而提高教育效果并最终达到教育目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入情才能入理，只有入理才能入心，只有入心才能入行。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以主体间性的实践体验为基础性方法和途径。“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3]23思想道德的发展与培养不能给予人或传播给人。谁要享有发展与培养，必须用自己内部的活动和努力来获得，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不可能单独起源于主体或客体，只能来源于两者的相互作用，即主体间性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或主体间性是实现思想道德知识与德性智慧之间转化的途径，它提供了连接思想道德认识与成就德性自由的桥梁和转化的契机。

三

建立在主体间性哲学方法论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任务是对时代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和实践运用。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时代性、规律性、实效性是同步体现的。就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生特点来看，可以包括长时实效性和即时实效性。长时的实效性是指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出持续、稳定的实效性。即时实效性具有情境性，如一堂课、一次参观活动、一次谈话的德育效果，这种效果是个体的现场经历和真实感受。长时实效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即时实效表现为局部性、个体性。长时实效性以即时实效性为基础，即时实效性以长时实效性为归结。我们要在实效性问题上求真务实，同时注重两种实效的会通一致。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贯彻主体间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尊重被教育者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前提。每一个大学生都有渴望关爱、得到鼓励、学习新知、表达自我的成长需要。尊重大学生的人格，有效地满足大学生合理的需要，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就是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采取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的方法，在讨论中允许师生间存在观点上的及思维方式上的差别，通过辩论、讨论既锻炼了学生分析、表达能力，又可以使教师比较容易地掌握正确的导向，同时探讨式的教育过程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气氛融洽，对形成共识、加强了解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从而使青年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让大学生把外在的德育学习活动逐步内化为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在德育实践过程中体验生活、感悟道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回归生活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础。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人们之间的活动关系、交往关系，即生活实践关系。生活世界是道德产生和道德发展的基础，也是道德内容的现实来源。因此，道德总是生活的道德，生活也是离不开道德的生活；生活需要并产生道德，道德适应并满足生活的需要。“回归生活”实践，其要义就在于使德育的内容、途径和方法“近、小、实、亲”。近，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小，就是从小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做起；实，就是倾注真情实感，讲述真实情形，做诚实守信的人；亲，就是亲切融洽，可亲可信，亲身践行。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升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水平。

3、知行统一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关键。思想品德是知与行的统一。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体现。“知行统一，身体力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成就事业的基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活动，应在实践中进行，实践的观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观点。青年学生的思想品德不仅是教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也不仅是学生在课堂上“学”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青年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为此，我们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实践中，不仅要讲授好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而且还要建设好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基地；把静态的结果定量评价和动态的过程定性评价和谐地统一起来，促使大学生在德育活动中“自致其知、自导其行”，达到“自健其德”的理想效果。

4、加强学科研究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一环。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结合起来，是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实践经验证明，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才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可靠保证；只有加强科学研究，才能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特征，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总而言之，从哲学的层面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应在深度上，把它看成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广度上，是一个由部分到整体，不断开辟新领域和道路的过程；在高度上，是一个弃旧扬新的过程，它要摒弃已经“定性”的，但不合时展的东西，要超越已经取得的成果，要在人们“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态中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向哲学思维纵深升华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更是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达到实效性的最优化的内在依据和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巨瑛梅，刘旭东.当代国外教学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