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范文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法 基本原则

一、引言

“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我国大部分学者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①]已经将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为“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笔者认为，这是构造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经济法作为政府经济职能的法律表现，相应的体系构造必然也应当对政府职能的转换作出反映；将经济法的主要内容界定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有利于确认和规范政府的行为，保障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两大主要职能之一；相应的，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两翼之一，其地位和作用日渐凸现；相关的理论也亟待深入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宏观调控法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二、确定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和方法

在立法和法学中，原则是指“法律的根本真理或准则，构成其他法律规则或者准则的总括性原理或者准则”。[②]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描述了不同学者对法律原则不同内涵的揭示：“有些学者把原则和规则划分开。原则是高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有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意义使用‘原则’这词。‘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③]这些对原则不同内涵的描述亦有共同之处。首先，原则是一种规则；其次，原则是一种高级的规则或者一般的规则，是规则的模式或者规则的标准或总结；即法律原则表述了具体规则所没有的道德准则和法的价值追求。法律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法律原则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基准；法律原则在一定场合可以直接成为司法裁判的准则以及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合理界限；[④]同时，法律原则也是主体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宏观调控法制定、实施以及主体参加宏观调控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既是宏观调控立法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是宏观调控关系主体的行为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指最能体现宏观调控法立法宗旨和实现宏观调控法价值并贯穿于宏观调控立法和实施之全部的一般原则。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抽象和总结有利于构造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将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制度有机统一于宏观调控法这个经济法的亚部门之下。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科学确立和阐释，对于宏观调控立法和法学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典型的观点主要有：

六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的原则为：间接调控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⑤]

五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为主原则、协同调控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的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⑥]另一五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资源优化配置、总量平衡、间接调控、统一协调和宏观效益五大原则。[⑦]

四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和统分结合原则。[⑧]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商榷的余地。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应当注意如下的标准或者方法：

第一，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换言之，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是宏观调控关系参加者的行为准则，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性规范；不能将宏观调控法的指导思想、特征或者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在法律和法学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功能，将法的指导思想、特征或者法之外的原则作为法的原则，会损害法的原则存在的价值，也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上文中提到的诸多原则中，资源优化配置、总量平衡、平衡优化、宏观效益，宜作为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而不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宏观调控法中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如民商法为平等主体，宏观调控主体和受调控主体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确认具有行为准则性的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考虑这些原则所要规范的主体。宏观调控法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乃在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树立行为的准则，虽调整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之间的宏观调控关系，但其着眼点主要是确认和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及权力行使程序。因此，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主要针对宏观调控主体。在原则的确定中，市场规制法与此不同。市场规制法主要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微观的交易行为，其“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规定交易主体（经营者）对交易对象（产品和服务）和交易媒介（价格）等交易要素所负的义务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有序；对作为弱者的市场交易主体一方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市场规制法保证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⑨]因此，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应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学者提出的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诸如，“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弱者的原则”、“违法行为法定原则”也主要针对市场主体而提出。[⑩]

第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经济法的原则和宏观调控法的特点。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几乎是无争议的。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不能离开经济法原则的框架。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11] ，“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 一原则”，[12]“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13]，“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效益原则”[14]等都是确定宏观调控法原则时应当充分关注的。完全脱离经济法的原则而确定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不符逻辑的。同时，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体现宏观调控的特点，而不能完全照搬经济法的原则或者法律的一般原则。如上文提到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公开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具体性不足，难以体现宏观调控法的特点。

第三，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宏观调控法的行为准则，对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体系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宏观调控法中某一制度的原则也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如上文提到的计划指导原则，难谓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三、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从法律原则的本意出发，结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宏观调控的属性以及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应包括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三项基本原则。

（一）、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原则

有学者将“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15]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具体到宏观调控法领域，应当将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政府权力法定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的原则，任意扩大和推定经济管理权的范围，也会导致对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的侵犯。”[16]这一原则的确立还来源于宏观调控的属性。宏观调控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并且由于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针对的是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结构等事关经济全局的经济变量，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宏观调控运用的适当与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和无法回复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对经济的影响、对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17].因此，宏观调控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其实施应当相当谨慎和理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政治权力被错误或者不适当的用于干预国家经济，那么“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8]如果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而进行所谓的宏观调控，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宏观调控权应当来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如此，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洛克说：“使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19]宏观调控的影响力，更要求其制定和实施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尤其是宏观调控日益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突出的经济职能，政府参与、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范围比以往更为广泛；此时，更应强调权力法定的原则。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韦德指出：“政府权力的膨胀更需要法治”；[20]这是很有道理的。值得重视的是，当宏观调控权扩张时，应当重视程序的作用。由于现代社会政府权力膨胀，管理的经济社会事物复杂，立法机关不宜就政府具体管理经济的事项作出详尽的法律规定，而不得不留给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越来越大，实体法规制政府行政行为的能力和效果就日渐衰落。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对政府的行为实施动态的控制，以达到控权的效果。[21]尤其，宏观调控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政府经济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易变性；从经济上讲，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详尽无遗的规定在法律中，而必须保持宏观调控行为一定的弹性，使政府可以及时和灵活应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措施。因此，程序的完善更显得重要。事实上，宏观调控的程序规定也比一般的政府管理行为严格得多。例如，依据我国的法律，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国家预算也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前述之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需报国务院备案。又如根据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调整原则，对各国的经济法都是适用的。”[22]经济法在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为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而产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天然的追求；也是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也就必然成为规范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行为的经济法基本原则。[23]具体到宏观调控法，应确立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只能是维护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而不是其他；判断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正当，应当以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标准。尤其当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时，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应该考虑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的动机和政策实施的效果。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宏观调控法应该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程序，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公开性、民主性；建立决策过程中的辩论制度、听证会制度、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以及适当的批准和备案制度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上的合理性并建立宏观调控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同时把一些成熟的，尤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内容规定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中；甚至将具体的宏观调控指标规定在法律之中，例如德国关于经济协调储备金的筹集制度中，就有关于资金总额的具体规定[24].第二，宏观调控部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应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例如开征利息税，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门会热衷于此；但是开征利息税，等于变相的降低利率，会影响银行的储蓄，银行部门的利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利率的调整也会对投资、股市产生影响，可能造成投资的扩张和通货膨胀，会给中央银行造成一定的压力。又如，出口退税，会减少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但出口退税有利于增加出口，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主管部门会积极推动出口退税的实施。再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为了实现该目标，中央银行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但过高的利率会加大企业融资的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企业的利润会受到影响，投资也会受到抑制；政府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因此会受到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的宏观调控目标和部门利益，但是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为依据，以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利益为目标，如果仅仅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可能会牺牲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这是不能允许的。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只存在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存在所谓的部门利益；为此，国务院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可以补充法律明文规定之不足，同时也是宏观调控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和限制。

（三）、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也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通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25]在笔者看来，平衡协调原则在经济法中既要平衡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要平衡协调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要平衡协调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宏观调控法中，平衡协调原则主要体现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因为，宏观调控采用计划、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手段，这些手段各有不同的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和相对独立的目标，同时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必须由不同的部门制定和执行；因此，宏观调控需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宏观调控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独立于政府的机关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往往要提交国家权力机关审议，如计划草案的批准、预算方案的批准；而且国家权力机关也要听取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如预算的执行、计划的实施、[26]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情况[27]；国家权力机关也有权进行个案的监督；因此，宏观调控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外很多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而直接向国会负责的。例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在人事和预算方面享有很高的独立性。该委员会的七名理事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批准。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利率的调整，无须政府首脑的批准。[28]因此，宏观调控主体也应包括独立于政府的国家机构。当然，政府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主体。具体而言，在美国，从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机关主要包括：白宫办公厅、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在德国，主要有联邦经济部、财政部、经济合作部、联邦经济信息总署、联邦银行等；在日本主要有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农业水产局、经济企划厅等；[29]在英国主要有财政部、英格兰银行等。由上可以看出，宏观调控部门不是单一的，宏观调控权一般分散在几个部门，这些部门彼此分工、相互配合。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根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主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组成。目前，宏观调控的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整之中。宏观调控主体在职权上的分工，一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专业性、技术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

分工是必需的，彼此的协调亦不可忽视。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通常属于综合协调型，即政府制定计划和产业政策，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使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之符合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因为，“计划、财政、金融三者各自难以相互取代，难以单独行使或者实施庞大的全面的宏观调控任务。”[3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具体言之，从经济上讲，计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需要协调；产业政策的实现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要相互配合。不同的政策或者手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手段彼此配合。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调控手段由于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无法完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是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从法治上讲，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经济调控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无疑，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有利于形成一种监督，防止宏观调控各部门滥用权力。孟德斯鸠说过，“从事物的性质上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1]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大。“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是也是危险的。它是如此的危险，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32]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之间建立协调的机制，才能保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而不致为维护一己私利、部门利益，置国家经济大局和百姓经济利益于不顾。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国外在宏观调控体制上，也是既强调不同部门的分工，亦强调彼此的协商与配合。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1967）第18条规定了“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制度，建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该法规定，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每州代表一人、乡镇与县的代表四人组成；联邦经济部长为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定期开会，讨论为实现该法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高度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资平衡目标所必需的一切经济平衡发展措施。联邦银行有权参加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的会议。[33]该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联邦银行共同开会，商讨宏观经济政策意义重大，这将有助于国家计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和协调。美国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1978）虽未明 确在联邦政府内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宏观调控协调机构，但该法的许多零散规定，也建立了美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协调制度。例如，该法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每年必须向国会做两次报告；在报告中，理事会主席必须就其货币、信贷计划与总统确立的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作出评论。[34]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这一制度极为重要；美国非常重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独立于政府的；尽管如此，美国也未忽视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二者之间的配合和协调。该法其他制度也体现了各部门之间既分立又合作的理念。例如，该法指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能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必须同时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比如，要确定明确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目标；同时要加强总统、国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的协调。[35]

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对宏观调控立法提出两方面的要求。首先，需要明确宏观调控部门各自的地位、权力、职责以及责任，明确彼此之间的分工。我国目前仅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职责、业务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宏观调控部门的职权设定仅仅是国务院内部的职能分工，缺乏权威和详细的法律规定；鉴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宏观调控部门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作出更为权威而明确的规定。第二，建立和完善不同宏观调控部门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协调机制。在明确宏观调控部门各自地位职权的同时，必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综合协调制度，并且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只有建立综合协调的法律制度，才能明确哪些事项和政策措施在制定和实施之前，主管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以阐明这些政策措施将对其他部门产生的影响，或者征得其他部门的配合；才能明确跨部门决议的法律效力；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制约制度，保证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笔者建议，国家设立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宏观调控部门的首长组成，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宏观调控的重大事项并做出决议。[36]以保证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并为宏观调控部门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提供解决的途径。另一比较现实的作法是建立和完善相关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或者座谈会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涉及不同部门的宏观调控事项。

注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②]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074 （1979）。

[③]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46页。

[④] 参见吴传毅：《论法律原则》，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4－15页。

[⑤] 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⑥] 王守渝、弓孟谦：《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9页。

[⑦] 卢炯星主编：《宏观经济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5页。

[⑧] 参见徐孟洲：《略论宏观经济调控法》，载《法学家》1994年第4期，第6-8页。

[⑨] 参见拙文《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53页。

[⑩] 参见徐孟洲：《经济法的对象、根据和体系结构研究》，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8页。

[11] 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12] 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3页。

[13] 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14]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9页。

[15] 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16] 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17] 比如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决定开征利息税，此举不但对储蓄、投资、消费等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对普通民众心理和利益的影响，也是不同凡响的。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19]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5页。

[20] [英]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21] 参见刘兆兴等主编：《中德行政法现状：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审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22] 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23] 笔者认为，如果民法的“帝王条款”或最主要的原则为诚实信用，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为经济法首要的基本原则，或为经济法的“帝王条款”。因为，民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地位平等；诚实信用，强调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恪守诺言，诚实不欺，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而经济法作为公私融合之法，旨在创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是所有主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24] 谢怀栻译：联邦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15条，载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5] 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26] 参见我国《宪法》第62、67条的规定。

[27]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6条规定。

[28] 参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方网站#top（2002年8月22日）。

[35] 参见《Full Employment and Bal anced Growth Act》（1978）“Congress Findings”（b）（2）、（3）的规定。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2

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主题。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文称不上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地从对宏观调控法的概括论述入手 ，在经济学理论、社会结构和法学原理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互动和协调，以及社会中间层在其间的政治功能和监督职能，从而克服各自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宏观调控依法进行，达到各主体利益的平衡。论述的同时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也提了一些诸如加快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宏观调控权力行使程序等方面的意见。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 社会中间层 政府失败

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金融、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 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 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 。“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 市场失灵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 、政府失败理论 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 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 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科学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 、 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研究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时代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2、刘定华 肖海军等著：《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 刘定华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3、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

4、邱本著：《宏观调控法论》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5、《宏观调控法论纲 》 王全兴 管斌

6、《公共行政的责任和民主》 王运生

7、《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原理》 桁林

8、《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 陈行龙 秦晓红

9、谢岳：《后现代国家“第三部门”运动评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

10、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3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形成的客观条件

任何一种新的法律或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或产生的一般原因。为了阐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和本质，具体考察一下它产生的一般原因或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逐渐由一般的简单协作发展到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较高级的复杂协作，继而发展到系统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大生产条件下，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保持社会再生产的合理比例和基本平衡，避免或者减少大的波动，客观上就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在这里马克思将经济的职能管理，比做乐队指挥。其实这种指挥就包括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使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和调控能规范有序地进行，一方面需要公司法、企业法、经济合同法等调整微观经济活动的经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体现国家对生产过程、宏观经济行为进行引导、规制和监督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协调和管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中的经济活动，使之服务于宏观经济效益的统一目标。

（二）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首先，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够解决社会目标问题，有时还会造成对社会公正的严重损害，激发社会矛盾；其次，市场经济无法承担公共职能；再次，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事后性和惯性；最后，市场还会造成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的市场失灵现象。上述种种弊端，如果不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则非但市场自身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施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结合起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所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中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许多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制订了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反垄断法、反竞争限制法和预算法、税法、银行法等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集中反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重要。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作法，更多的注意发挥“有形之手”（即国家干预）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最主要的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作用需要一定的法律保障，如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税法强制力。由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需要借助法律形式，宏观经济调控法便应运而生。无论哪个国家制订的宏观经济调控法都集中地体现了国家经济职能的要求。

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和特征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财政关系

财政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中性分配活动，同社会再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已从只是单纯地组织收入以满足政府活动的需要，发展为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调控的有力手段。政府运用财政调控手段，其中包括预算支出结构的安排、税率的提高和降低、国家信用、财政补贴等，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谓财政关系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对社会产品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它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金融关系

由金融活动产生的金融关系是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相联系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一类经济关系。货币调控和信贷资金的调控是国家调整经济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因此，调整货币发行和流通关系；银行信贷关系和外汇管理关系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任务。

（三）产业关系

国家通过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和安排，达到对经济建设的总体的合理的布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应当将产业关系纳入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四）固定资产投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不影响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因此调整投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任务。

（五）计划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主体，但这并不排斥计划的作用，而是要实行市场调节手段和计划调节手段相结 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三者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因此，计划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法应

当调整好计划关系。

（六）价格关系

价格作为市场参数，是调节市场最有效的手段。市场价格的变化，既关系到生产者的利益，又关系着消费者的利益。《决定》指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平抑市场价格。”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理顺政府定价，平抑市场价格。这就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也有必要在特殊条件下对价格进行干预。

（七）个人收入分配关系

正确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战胜工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微观分配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在宏观收入调节过程中，要贯彻公平原则，把少数人收入畸高降下来，国家应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把过低的收入补上去，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形成两极分化。因此，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是宏观经济调整法的任务。

（八）对外宏观经济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主要运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经济活动。”同时，“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为保持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健康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家需要对涉外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因此，由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产生的对外宏观经济关系，应当由宏观调控法调整。

（九）市场竞争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市场竞争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最大效率，但是，伴随而来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出面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制定被称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保护法。从维护国民经济整体利益角度看，市场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上述九大类经济关系涉及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志，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其一，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都具有经济活动内容，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为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资本主义经济管理虽然具有两重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但经济管理依然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规律，而不是行政首长们的主观意志；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国家与对方当事人，虽然地位不平等，但是双方存在的经济利益是主要纽带，组织上的联系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主体之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利益，而主要不是政治利益。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

其二，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体现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特征。国家干预既有直接的干预，也有间接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间接调控经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间接调控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主要对象。

其三，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这几类经济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命令与服从的性质，也存在着协调合作的性质。

其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立法的轨道。例如，计划法、预算法、税法、投资法、信贷法、中央银行法、外贸法、物资储备法、反垄断法等都已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立法规划。上述情况表明，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已经形成为一类独立的社会关系体系，应当由宏观经济调控法统一调整。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经济性、国家干预性的基本特征，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是在宏观经济法的制定、执行以及主体参加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具体经济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和全部规范的总的指导思想。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区别于经济组织法、微观经济运行法等其他经济法制度的显著的标志。笔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有以下几项：

（一）平衡优化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可以用一定的总量指标来反映。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主要有：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劳动力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

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形式。形式必须反映内容。宏观经济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则就治理不下来。“[3]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限，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经济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四、宏观 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我们认为，按照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的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上要包括引导、规制和监督三种。

（一）引导的方法

所谓引导的方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采用经济利益诱导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国家通过制订经济法规确定价格、利率、税率、汇率和工资标准等经济参数调节经济活动。因为经济参数是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的上下变化，不断改变着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调节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要求的合理配置和组合。本来多数经济参数完全可以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即无形之手，但也可以由政府根据价值规律和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自觉地运用这些经济参数发挥调节作用。这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中介将经济参数转换为国家参数或政府参数来使用。之所以将经济诱导方法称之为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调整方法，是因为经济参数在一定时期的确定与变化，须通过经济立法程序确认和公开，全体经济主体都必须执行，而且必须由享有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国家机关掌管和运用。例如，税率、汇率、利率的确定都是法律规定的，称之为法定参数，分别由税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和中央银行掌管和运用，任何个人和其他机关不得擅自变动。二是采取计划指导的方法。前面我们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诱导方法，计划指导方法是通过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计划指标来引导经济行为的，其影响力要比经济参数作用直接得多。但这种计划指导又不是计划部门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计划法确定的原则和程序来制订经济计划、修改经济计划，一切计划执行主体必须依法实施计划，完不成计划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计划指导不是一种行政手段，而是一种由法律规范着的经济手段。计划指导方法应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方法之一。经济诱导和计划指导都属于经济手段的范围，我们将二者归为一类，称之为引导的方法。应当注意的是引导不是一般意义的引导，而是通过法律中介转换的引导，它是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而不是民事方法，因为具有行政干预的因素；它们不是行政手段，因为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一次性适用的、临时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件下，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引导或调整方法是以诱导为主，结合计划指导的方法。

（二）规制的方法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其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4]它与“管制”、“控制”、“制约”等概念有紧密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在日本学术界一般将“Regulation”译为“规制”，以区别于“管制”、“控制”等概念。在我国，“规制”一词是八十年代从日本引进的名词。

规制作为法律用语，其含义是丰富的。据日本著名的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先生的解释：一般所谓“规制”，“在最狭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对一定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5]广义上“可将‘国家的干预’换言为‘规制’。”[6]我们将规制诈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其内在涵义是：政府依照一定的规则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所进行的某种限制。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施行这种方法的只限于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关；二是必须依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政府的规章，但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和制度不能作为政府规制的依据；三是规制的目的是限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相背离的行为和损害宏观经济整体效益的行为。从上述分析可知，我们使用规制的概念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因为广义的规制是国家干预的同义语。而国家干预一般涉及积极行为（促进保护等）和消极行为（权利限制）两个方面。积极的干预我们是采用引导的方法（“引导法”），消极的干预我们就采用规制的方法（“规制法”）。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引导和规制两个手段，保证着干预目的的实现。

规制的方法在宏观经济调控法中适用性较广，既可规制影响公正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经济总量和结构保持平衡等行为，也可规制可能造成地区封锁、部门集团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

（三）监督的方法

所谓经济监督是对经济行为的监察和督导。监察宏观经济活动，就是检查、考察宏观经济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调查一系列体现目标要求的标准、指标与定额是否出现偏差及偏差的程度，指示行为者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督导宏观经济活动，就是通过检查等方式督促、指导经济主体从事符合既定目标的经济活动，从而预防偏离目标的行为发生。

宏观经济调控法所采用的监督方法具有如下四点特征：第一，监督所参照的标准、指标和定额等是由经济法规如审计法、会计法、统计法、标准化法、质量法等事先规定的，也就是说这种监督是以法律为依据的；第二，这种监督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授权的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任何个人或企事业单位或群众团体可以实施的；第三，监督者有权责令被监督者纠正偏差行为，这种监督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监督；第四，具有法定的监督程序，任何监督活动均按程序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监督办法一般通过计划监督、财政监督、税收监督和国家银行监督等具体方式作用于监督对象。

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要综合适用，发挥整体功能。

通过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理解为：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家管理经济职能需要而产生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因实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它是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要加强经济立法，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4]参见（日）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04页。

[5]（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首肃人民出版社，第45页。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4

论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权 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 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 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五、结语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孙涛.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7-11.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现调控;市场价格;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宏观调控,许多人认为那是国家考虑的问题,与己无关。实际上,它距离百姓生活又是如此之近,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宏观调控是为防止市场经济自发过度波动的缺陷,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通过对货币、财政、外汇等收支总量的调节与控制,实现经济宏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一、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第一,它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一般是按价值规律的要求,通过灵敏的价格信号和经常的竞争压力,协调供求关系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在对保证经济总体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对于维护公平竞争,防止贫富分化;对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或者勉为其难,或者无能为力。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尤为必要,纠正市场缺陷造成的种种损失和偏离,就成为政府干预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的直接理由。

第二,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要求统一的宏观经济调控。生产社会化,是指由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过程。生产社会化的推进,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联结起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成为一个有机体。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生产若处于无政府状态,单靠各经济单位自发行为,就难以达到稳定、协调、持续地发展。所以,生产社会化要求,社会必须自觉地、有计划地指导和调控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

第三,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要求。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场机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热或偏冷趋势,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均衡,处理好速度、比例、效益三者的关系。

二、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

现时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如何继续以稳妥措施巩固宏观经济调整成果,使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平滑转入正常时期的宏观经济调节;二是如何促进消费合理增长,缓解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资反弹;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针对经济局部过热的宏观调控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体制和资源瓶颈问题,通过简单填平补齐方式解决容易留下弊端,应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推进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解决。

今后一段时期,建议宏观管理部门提高调控的前瞻性,发挥三大作用:一是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既要看到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宏观调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避免反弹加重调控,又要及早发现新的倾向性苗头和问题,及时调控,创造正常发展的良好宏观环境;二是改善调控机制,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掌握好出台的力度时机和节奏。宏观调控尚需努力,不能放松,当然宏观调控也需改善,不能僵化;三是抓住改革投资融资体制的根本,继续重点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粗放经营问题,同时要尽快出台投资调整目录和支持国内民营经济投资的政策措施,实现有限制、有扶持、区别对待,培育经济的自主增长力量。

三、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第一,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国家(含地方政府),那么加强宏观调控前提之一就是政府行为的理性化。现在,宏观经济调控之所以存在各种障碍,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非理性化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诸如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分割市场,造成竞争的不公正、不充分。鉴于此,转换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就成为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依赖于健全的微观基础。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如果没有完善和健全的微观机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再完善、再健全也就没有了对应的着力点。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将政企分开,将企业塑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它才可能对各种市场信号有敏锐的反应,宏观调控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宏观调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功能的正常释放,要求计划、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配套,协调地运行。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推进,必将制约和影响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程度,也从某种程度上加速和延缓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进程。所以,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必须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之上进行。

总之,宏观经济调控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宏观调控必须在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之上才能进行。宏观调控从某种意义上的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管理,但管理绝非是代替,宏观调控不可能也绝不能代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它只是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基础之上的二次作用。

(作者单位:1.大连市旅顺口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2.石河子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师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李书琴,刘卓良.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点思考[J].理论探索,1995.2.

[3]王少珍.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J].地质技术与管理,1996.6.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7

宏观调控，即宏观经济调控，指的是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并且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增长，而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法包括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三项基本原则。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调控主体参加宏观调控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在房地产领域也不例外。

从宏观调控的三个基本原则立足，可以看出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故要评价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主体合法，即调控的主体是否为具有宏观调控权的政府机构；内容合法，即政府是否在授权的范围内实施调控行为；程序合法，即政府所实施的调控行为是否符合程序方面的要求。

但在我国，实际情况却是土地财政的存在促使政府违法批地现象严重；调控政策、调控措施本身缺乏合法性，尤其是调控政策的出台，缺乏法律程序，各部委之间缺乏协调性，政策内容更是相互冲突，缺乏应有的统一，丧失了政策文件的权威性。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是完善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主体及其权限，同样应该确定相应的宏观调控决策程序。

一、调控主体合法性分析

依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组成主要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宏观调控涉及经济运行的重大方面，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甚大，其总体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维护币值稳定和外汇收支平衡。因此，只有中央国家机关才有权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控，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仅仅是辖区内经济调控的主体。如果地方政府，甚至是行政监察部都有权调控如此重大的事项，那么最终必将导致权力的分散和责任无法追究。

但是，从2005年5月9日国务院转发文件的发文政府部门看，调控的主体包括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银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七个部门。而从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转发文件的发文部门看，除了上述的七个部门以外，还多了监察部和国家统计局；此外，从文件的内容看，调控的主体还包括各地政府。

二、调控程序合法性分析

宏观调控的法律程序包括：决策制定、颁布流程，建立救济制度和建立监督机制。其中，决策制定、颁布流程包括：提议程序、论证程序、建立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 以上这些法律程序不仅能够保证宏观调控的民主和科学，又能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从而保障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反观此次调控，如"国十条"对于首套房首付比例，要求对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然而还没有达到充分的验证政策执行效果的观察期，时隔半年不到又调整为不分首付大小，一律要求首套贷款首付要30%及以上。反映出一些随意的朝令夕改，连起码的公众和地方政府听证会都没有，缺乏严肃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显然，这次房地产宏观调控并没有遵循任何程序的要求，因此其程序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

三、调控内容合法性分析

宏观调控只是政府对市场存在缺陷的一种干预，是对在市场机制下不能发挥作用的一种补充方式。宏观调控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也不应代替市场机制，更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或管理活动。如果要从宏观调控偏重于政策性这个观点看，宏观调控更应该是间接的、抽象的和具有导向性的，因此，宏观调控无论如何不应当直接指挥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

从这次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措施来看，我们会发现政府干预太过的现象，有些甚至是违反相关法律的。如《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或第六条，"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并优于保证供应。"上述提到的这些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属于企业自主经营和营业自由的范围，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政府对企业的营业自由做出干预是没有基本依据的。这样的调控已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可以看出，当前宏观调控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习惯性的依赖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政府往往在计划思维的指导下动用行政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简单而又粗暴的干预，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机制。这种做法已经脱离了宏观调控原有的意义，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鉴于转型中中国的现实，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适当的运用行政命令本也无可厚非，但现状是这种调控手段在当前混乱的房地产市场中似乎也举步维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8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  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  ）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  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