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释义范文
时间：2024-02-10 17:50:22
法律规则释义篇1
一、 民法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和强制补充性及其功能
在一个国家里，基本的法律都具有很长的寿命，行至久远，制定一部法律也要经过漫长时间的酝酿、起草、修订和颁布。在立法过程中，由于人文系统所具有的不可重复性，极端复杂性，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和立法的面向未来性的存在，决定了要求立法者为现在和将来均制定出确定的规则是不现实的，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使法律既具有确定性，又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法律的制定必须是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其具体方法就是在法律制定中有意设立不确定规定。这亲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就直接体现为法律的弹性，解决了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极端复杂性的矛盾，使法律制定了以一持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效果。
我国的民法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在民法体系中，一般的民法规范、法条、概念大都是相对确定和精确的，而在民法基本原则部分则主要体现为不确定性、模糊性。从《民法通则》第3—7条来看，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公平”、“社会公德”、“诚实信用”、“社会公共利益”等都是模糊性的法律概念，它仍兼具有日常用语、法律、哲学等多方面的含义。所谓模糊性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它包括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模糊性由其内涵的不确定性造成，概念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内涵不确定性的结果。所谓模糊的法律概念是指一个本身可能存在多种理解，而立法者出于某种考虑未对其从法律规定或立法解释的方式确定其权威性含义的概念。根据不确定程度的不同，法律规定分为弱式和强式不确定性规定。法律规定是以法律概念加各种限制词、连接词和判断词组成。由于限制词的不确定造成的不确定规定的，为弱式的不确定规定。由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造成的不确定规定，为强式不确定规定。我国的民不基本原则是强式不确定规定，其来自于所使用的许多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模糊性。
民法基本原则还具有强制补充性，它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存在的主动、抽象的补充条款。不论当事人有无特别约定，民法基本原则的有关部分都当然地成为每一法律关系当然或补充的内容，是一种当事人必须履行的默示条款。也就是说，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必须遵循民法基本原则，否则民事法律关系则是无效的。民法基本原则的这种强制补充性充分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强制补充性和衡平性具有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中模糊法律概念，立法者未以权威的方式确定其法律意义上的理解，以这种非明示的方式向法官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以使其通过解释的方式，根据新的时代精神的需要补充和发展法律，并且成为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必须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法基本原则不确定性授予法官在民法具体规定提供的幅度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
民法基本原则的强制补充性以抽象补充规定的形式授权法官在案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立法的一般精神将民法基本原则具体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补充规定，以实现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强制性。也就是说它授予了法官对当事人未予约定的事项运用自由裁量权提供补充性规定的权力。
民法基本原则的衡平性是有条件的。民法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和衡平性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民法基本原则的文字通过解释尚能应付需处理的问题时，民法基本原则表现为不确定性，当用上述手段不足以解决需处理的问题时，民法基本原则表现为衡平性规定，并且也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衡平法，撇开具体法律规定来处理案件。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未设定十分具体的行为模式，人们对它的遵守往往是通过对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一般要求的遵守来完成的。另外由于民法基本原则内容的抽象性，对当事人来说具体可操作性差，加之民法基本原则无保证手段部分，它的法律强制性除了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实现外，主要依靠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民法基本原则相应法律概念的解释和相应条款的强制性补充来实现。这也是民法基本原则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功能的明证。
二、 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来已久。在查士丁尼法典编纂之前，罗马法凭借着具有自由裁量因素的告示创设了债权让与、抵押制度、提高血亲地位；凭借着具有自由裁量因素的敕令建立了制度、简化了遗嘱形式；凭借着具有自由裁量因素的法学家、法官的解释达到了无需改变旧法规范，便能弥补旧法的不足，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罗马法模式的演变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适当吸收裁量主义，罗马法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排斥自由裁量主义罗马法就没落。从我国民法通则来看，其共有156条，而最高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就制定了200条，其中有许多条款并不是对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的进一步界定，而是创立规则。最高法院通过制定各个民事法律的执行意见，公布其确定、援用和认可的民事判例、批复、进行司法解释等工作。为填补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的缺漏和盲区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而这一基础来源，则是法官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在我国台湾，最高法院的判例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将判例和解释作为法律渊源适用。裁判纵然针对个案，但实际上扮演补充法律的角色。法律是一进化现象，受制于经常的变化，法律的环境发展之速度快于法律发展之速度。只有在其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法官的经验是法律原理的重要来源，而经验是法官从社会环境中得出的印象，“法律是经验和知识的集合体”。法院负有改造裁判依据的法律责任，法官应该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运用裁判解释来发展法律。
三、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核心——裁判解释及其具体方法
民法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和强制补充性要求法官能动地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则是裁判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确处理案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清楚，二是适用法律得当，要使案件获得妥当的法律适用，则必须要有妥当的法律解释。也就是说，使案件获得妥当的法律适用是法律解释追求的最终目的，因此，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它贯穿于法律适用之中，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说过“凡法律均须解释始能适用”。
在适当法律过程中，经常遇到如下情况，一是法律条文的语言文字与法律规定的内容之间存在着矛盾，且当事人间的理解有歧义；二是由于法律制定时的不周延性，存在着应当规定的具体问题没有规定或已有的具体法律规定违背立法目的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三是民事法律当事人应当约定的法定条款而未约定或法定默示条款解释不一。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关于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违背了第1条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再如：对当事人违约金约定数额的调整，对事人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强制实际履行的准予、过错推定
等法律均无具体规定。法律制定的滞后性，不能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立即作出反映，制定新法律；不能及时修订、删除过时的法律规定；法律规范之间冲突，同一问题在不同法律、法规中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对这些冲突规范必须通过法律解释加以调和方能适用，否则，个案的裁判就会失去公正性。
正由于法律制定存在以上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经解释方能适用的道理，另一方面决定了法律解释在不同的场合对法律适用具有不同的意义。所谓法律解释，广义的是指面向具体案件事实探求法律规定之目的、内容以及补充法律漏洞或回避恶法，以期案件获得妥当法律适用的作业。狭义的法律解释仅限于法律规定目的、内容的探求。根据法律解释主体的不同，法律解释分为裁判解释、当事人解释、学理解释。裁判解释是法官、仲裁员面向诉讼中的案件对拟适用法律所作的解释。它是对诉讼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有权解释。从法理学上，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执法解释、司法解释。这里立法解释、执法解释、司法解释、裁判解释均属有权解释，其中，立法、执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而裁判解释只对受裁判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其他人则不具有约束力。
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具有关联性。法律解释必须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只要法律规定与某个具体案件事实相联系，即须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就会发生法律解释问题，二者的关联性要求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务必使法律规范与事实相符，法律事实与规范相符。例如，在处理案件中涉及有关民事行为生效问题，就存在着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解释的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行为生效要件一是行为人须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必须意思表示真实；第三，须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一条未对民事行为的内容是否应确定和可能作出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如果民事行为的内容不确定，就不能据以划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如果是不可能事项作为民事行为内容也违反了民事行为制度的本旨，所以，民事行为的内容必须是确定和可能的。因此，法官对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当然解释，解释出第四项生效要件，即民事行为的内容必须是确定的和可能的。
裁判解释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文义解释方法。即通过提示法律条文用语的通常文义或特定含义来阐明法律规定意旨、内容的解释方法。它是探求法律规定意义内容的基本解释方法，要探求法律规定的意义内容，在任何情况下均须首先使用文义解释方法。法官在对法律规定进行文义解释时，应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用语。对取之于日常生活的用语，应按通常的文义而为多解释；对法律或法学给予特别定义的专门术语，则应按法律或法学所给定义而解释。特别是民法上的专门术语，大多由外文翻译而来，所用汉字大都不能十分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含义，故切忌望文生意。如“法人”、“票据”等。另外，法官在使用文义解释方法时，既应尊重法条的文义，又不能拘泥于法条的文义，当运用文义解释不能确定法律规定的意义内容时，或者文义解释的结果有违立法本旨时，应选用其他解释方法进行解释，以确定法律规定的真实内容。
2． 扩张解释方法。是指将狭窄的法条文义加以扩张，以求正确阐释法律规定意旨内容的解释方法。判断法条文义是否狭窄，采取将法条所使用的词语的文义范围与该条法律规定的目的范围加以比较的方法，而不能凭主观想象。
3． 限缩解释。即将宽泛的法条文义加以限缩，以正确阐释法律规定意旨、内容的解释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过宽的法条文义与法律规定的目的范围趋于一致。在为限缩解释时，法律规定只是表现形式上的差错，并无实质内容的错误，在除法律规定的实际目的范围内不存在需要以但书形式排队其适用的特殊情况。它所解决的是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与其实质内容的矛盾问题。
4． 当然解释方法是指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事项与已明文规定的事项比较，通过说明两事项性质相同，甚至未明文规定的事项较之已明文规定的事项更有适用理由，从而径行适用该法律规定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应注意的是，当某事项或某情况足与法律规定的事项或情况相类似，但已超出了该法律规定所列事项不全和法律就性质较轻的行为规定了某种法律责任或就某项权利的取得规定了较宽松的条件，如果个案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其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或取得法律规定的权利自属当然的情况下使用当然解释的解释方法。这是采用了“举一反三”和“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生”的普通道理。
5． 体系解释方法。是指以被解释法条的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或相关法条之宗旨为依据，来阐释被解释法条的规范意旨和内容的一种解释方法。通常情况下，法律的制定都是带有逻辑性的，从表现形式看，它按编、章、节、条、款、项之顺序编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从规范内容看，有原则规定、一般规定、具体规定呈现出一定的位阶性，上位阶规定控制下位阶规定，下位阶规定是上位阶规定的具体化。在制定法之间有宪法、部门法、单行法、行政法、司法解释等自上而下的层层控制和具体化的逻辑联系。因此，法官在对某一法律规定进行解释时，决不能将其孤立看待，应充分考虑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联系，把体系因素作为法律解释结果的重要因素。通常在确定法律规定用语的意义内容时和补充不完全法律规定和消除规范间的冲突时使用体系解释方法，可以借助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内容来解释和补充、消除，使被解释的法律规定更明确、更完整、更协调。总之，体系解释方法强调规范自身的体系位置和同位阶规范的相互说明和补充的价值，强调法律规范的横向比较因素。
6． 目的解释方法。指以法律规定的目的为依据阐明法律规定意义内容的解释方法。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立法目的，并受该目的支配，法律目的决定法律内容，具有解释法律内容的价值。法律目的具有说明、澄清、衡量、判断法律规定内容的价值。
7． 合宪性解释方法。即按宪法及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解释方法。就整个法律而言，宪法处于最高层，其次是法律、法规等。就民法这个部门法而言，民法基本原则处于最高层，其次是民法总则编的一般规定，再次是民法分则各编的一般规定，最后是民法分则的各编的具体规定。它们的效力也是从高到低。合宪性解释强调法律规范的位阶性，强调上位阶规范对下位阶规范的控制因素，即强调法律规范的纵向性控制因素。
从以上可以看来，合宪性解释可以澄清法律规定内容的疑义，当一项法律规定依其文义可以有多种解释时，哪种解释最妥当，可以采用合宪性解释。另外，合宪性解释还可控制其他法律解释的结果，使其不逸出宪法及其他上位阶法律规定的价值判断范围。
8． 历史解释方法。又称法意解释方法，是指以法律制定过程中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及背景情况为依据，阐释法律规定意旨、内容的解释方法。通过对法律草案、审议记录、立法理由书等文献资料及立法当时的背景情况探求到立法者意思，进行与现实条件差异的比较研究，实事求是，对立法者的意思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以确定法律规定应有的合理意思。
四、 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民法基本原则所授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良性的行使。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制可言。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决不能背离法律作出裁决。当然，无庸质疑围绕审判的影响和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些利害关系者和利害关系集团对审判所作出的决定抱有极大的关注。审判所达到的结果不仅给当事人的财产、生命以重大影响，还能够超越当事
人以种种形式为社会和其他人的利益带来波及效果，因此，他们必然会产生采取种种行为来努力使法官的自由裁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行使的动机。只要同时存在权力和自由裁量，审判同其他政策决定机关一样，都会卷入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对立的漩涡之中。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法官自身的素质要求就必须是相当高的，同时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必须并存。因此，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防止滥用权力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法官应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较强的经济观念、较高的审判心理素质和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对审判制度以及对自己处理的案件应持有建立在较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思想基础上的稳定态度，不会因外在的说服、诱惑而轻易改变。应有一种对裁判公正的根据，进行不断探索的、持之以恒的强烈动机和责任感。即法官应有较完整、统一的人格体系。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里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
2、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要保障法律正义和法律适用的正确。应有丰富的哲学、逻辑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律学专业知识，以适应法官具有创造性司法权力的需要，准确、机智地适用现行法律努力创新、发展法律，充分利用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力，灵活地运用哲学方法、逻辑方法、社会方法、历史方法、法学方法，普遍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
3、审判制度要科学化、规范化，严格规范法官产生程序，以保证法官的品质、学识、能力，不存在明显的缺陷。
4、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负有充分说理的义务。法官针对各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精神、立法目的，斟酌社会情事和需要将法律概念具体化，以求得个案的实质公平和妥当性，因此，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理由必须详写并且予以公布，从而杜绝法官的刚愎、专横、滥用权力的行为发生，并且接受公众的审查、评判和监督。
5、以真正的独立审判为保障，净化执法环境，以加快通向法治国家的步伐。
总之，从法的制定来说，立法只是法律的一部分，在司法过程中补充、发展法律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杰出法官拉特克利夫说：“法律的发展越是不易觉察，人们就越是对它肃然起敬。”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的裁判解释是对法律做着潜移默化的调适或修改，一方面法官阐明了法文之本意，并求其能适应时代之潮流，充实了法律之永恒的生命。另一方面棘手案件培育出伟大法官。这不能不是法制社会的一件幸事，也是法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李晓明 《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张宏生 《西方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埃尔曼 《比较法律文化》 三联书店1990年版
4、杨仁寿 《法学方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律规则释义篇2
关键词：规则主义 人本主义 刑法解释观
刑法解释是广义上包括：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作出的解释；相关立法机关专门用法令对刑法所作的解释。通过刑法解释方式与理念的不断健全，有助于法制的进步。
一、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
规则主义即法条主义，是指以法律的确定性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力图排除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强调法官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理念。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
1.过于依赖法律
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太过依赖于法律的规定，只注重到了抽象人权的维护，对于真实人权的相关权益不能很好的保护。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法律的确定性又要领会刑法解释的意义，以及对于犯罪分子和当事人的必要保护，不应过分依赖于硬性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刑法可以有自身的特点，前提是符合立法目的。法律当然应该具有稳定性，这样才能保证对公民的违法犯罪进行合理的惩罚以及实现的教育。不过因为稳定，却也失去了灵活性，所以，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把刑法条文的稳定性与立法意图相结合，既要延续法律的严明性，是也要注重法律解释的灵活性。
2.停留在文字方面的解释
对于刑法的解释，各国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法律执行形式和内容。我国在刑法解释过程中，目前更多的停留在文字形式上，对于很多法律方面的相关用语还不够具体明确，立法技术上也很难突破文字设下的限制。在立法时，很多用语是间断性的，高度概括的，需要仔细斟酌，不然不仅难以解释，而且还会限制立法技术的发展。刑法的解释是健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举措，但是基于现状，我国对许多法律用语的使用还是没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刑法的解释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对法律用语的规范使用。
3.忽视了权利保障
规则主义的解释观在解释过程中只着重了对人权理念方面的保护，并没有直接到对人权本身的保护，忽视了人权的本身权利。合理的刑法解释过程应该结合时展的背景，不要脱离了我国法治社会的轨道，应该对人身权利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从而使规则主义思想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的放宽。我国刑法的解释在目前，也只能是越来越具体和细致，规则主义要从自身解释的视角做出改变，加大对人身权利的保障，使刑法的解释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4.过于强调立法的意义
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对于法律执行者的执行力度有明确的规定，执行的过程必须严格准守法律的要求，结果要符合当事人的意愿，这些严明的规定都使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过于强调了立法的意义。立法的真正意义是应该通过立法者来诠释的，不应该被规则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应该通过立法者来正确的确立刑法的解释观，从而使法律的执行更加的人性化。在执行法律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来合理、有效的行使法律。
5.忽视了权利存在的条件
以规则主义为基础的刑法解释观，过于强调立法的本意和执行的力度，忽视了权利保障的条件，执行也过于硬性，对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护。规则主义重视刑法解释的正当规则，认为一切行为都应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权利的行使中，虽然强调了人权是最重要的，但是规则主义并没有直接规定对人权本身的权利保障，刑法解释观的视野也很狭窄，忽视了人权的存在意义及保障权利的实现条件。规则主义保持着形式主义的解释立场，过于强调普遍意义的权利保护，忽视了具体的权利保护。
6.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后果，法律对于当事人的惩罚应该结合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当事人生活环境的具体分析，从而做出人性化的审判。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在对当事人的审判上，只是严格遵守了法律条文的规定，没有从当事人的角度分析，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
二、人本主义在刑法解释中正确应用
人本主义是指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倡导“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它的主体精神就是把人视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把人视为价值的中心和价值的创造者，强调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规则主义刑法解释观旨在维护社会秩序，而人本主义则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是刑法解释的价值主体，即人的一切行动包括制定、解释和适用刑法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幸福。人是刑法解释公平与否的评价者，刑事法律制度的进步是人类共同创造与行动的结果。相比之下，人本主义在刑法解释中能更好地应用，体现在：
1.更加明确刑法解释的目标
通过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加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使得刑法解释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人本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要对人的人身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在法律的执行范围内，把人视为执行的中心，不断强调人在法律中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思想奠定了人身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更加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在刑法解释中确立人权保护
无论是哪个国家，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护都是一个国家确立法律的基础，即使是犯罪分子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刑法解释观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坚持规则主义的理念，使得我国很多案情的分析，都不能够显示出法律的公正性。随着解释观的转变，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刑法解释观，更加重视了人权保护。人本主义讲究以人为本，提倡人人享有基本权利且是不容侵犯的，法律剥夺权利的政策也是根据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执行的。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法律的执行效果，保障了人权。
3.给予刑法解释明确的知识来源
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相关知识来源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着刑法解释内容的准确性。通过人本主义的介入，给予了刑法解释所需的相关知识，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不断强调人本主义的要求。人本主义介入到刑法解释的过程中，既保护了人权，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强了对法律内容的要求，对犯罪与法律形成了一体化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的确立也为刑法解释的理念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知识来源，通过对人本主义的具体解释，也可以更好的运用刑法解释知识，减少了很多国家在刑法解释中的争议。
三、结语
刑法解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解释刑法的含义与适用，同时在解释过程中也在完善和丰富法律。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理念过于硬性且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导致我国刑法解释进展缓慢，因此有必要向人本主义转变。从规则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有助于刑法解释内容和理念的更新，有助于对权利的全面保护。经过解释观的转变，人本主义应逐渐成为刑法解释理念的中心思想，刑法解释应当结合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要，做出对社会发展有利的解释内容。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23（25）：24-26
[2]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M].法律出版社，2011，34（30）：46-45
法律规则释义篇3
关键词：规则主义 人本主义 刑法解释观
刑法解释是广义上包括：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作出的解释；相关立法机关专门用法令对刑法所作的解释。通过刑法解释方式与理念的不断健全，有助于法制的进步。
一、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
规则主义即法条主义，是指以法律的确定性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力图排除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强调法官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理念。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
1.过于依赖法律
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太过依赖于法律的规定，只注重到了抽象人权的维护，对于真实人权的相关权益不能很好的保护。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法律的确定性又要领会刑法解释的意义，以及对于犯罪分子和当事人的必要保护，不应过分依赖于硬性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刑法可以有自身的特点，前提是符合立法目的。法律当然应该具有稳定性，这样才能保证对公民的违法犯罪进行合理的惩罚以及实现的教育。不过因为稳定，却也失去了灵活性，所以，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把刑法条文的稳定性与立法意图相结合，既要延续法律的严明性，是也要注重法律解释的灵活性。
2.停留在文字方面的解释
对于刑法的解释，各国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法律执行形式和内容。我国在刑法解释过程中，目前更多的停留在文字形式上，对于很多法律方面的相关用语还不够具体明确，立法技术上也很难突破文字设下的限制。在立法时，很多用语是间断性的，高度概括的，需要仔细斟酌，不然不仅难以解释，而且还会限制立法技术的发展。刑法的解释是健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举措，但是基于现状，我国对许多法律用语的使用还是没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刑法的解释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对法律用语的规范使用。
3.忽视了权利保障
规则主义的解释观在解释过程中只着重了对人权理念方面的保护，并没有直接到对人权本身的保护，忽视了人权的本身权利。合理的刑法解释过程应该结合时展的背景，不要脱离了我国法治社会的轨道，应该对人身权利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从而使规则主义思想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的放宽。我国刑法的解释在目前，也只能是越来越具体和细致，规则主义要从自身解释的视角做出改变，加大对人身权利的保障，使刑法的解释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4.过于强调立法的意义
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对于法律执行者的执行力度有明确的规定，执行的过程必须严格准守法律的要求，结果要符合当事人的意愿，这些严明的规定都使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过于强调了立法的意义。立法的真正意义是应该通过立法者来诠释的，不应该被规则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应该通过立法者来正确的确立刑法的解释观，从而使法律的执行更加的人性化。在执行法律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来合理、有效的行使法律。
5.忽视了权利存在的条件
以规则主义为基础的刑法解释观，过于强调立法的本意和执行的力度，忽视了权利保障的条件，执行也过于硬性，对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护。规则主义重视刑法解释的正当规则，认为一切行为都应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权利的行使中，虽然强调了人权是最重要的，但是规则主义并没有直接规定对人权本身的权利保障，刑法解释观的视野也很狭窄，忽视了人权的存在意义及保障权利的实现条件。规则主义保持着形式主义的解释立场，过于强调普遍意义的权利保护，忽视了具体的权利保护。
6.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后果，法律对于当事人的惩罚应该结合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当事人生活环境的具体分析，从而做出人性化的审判。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在对当事人的审判上，只是严格遵守了法律条文的规定，没有从当事人的角度分析，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
二、人本主义在刑法解释中正确应用
人本主义是指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倡导“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它的主体精神就是把人视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把人视为价值的中心和价值的创造者，强调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规则主义刑法解释观旨在维护社会秩序，而人本主义则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是刑法解释的价值主体，即人的一切行动包括制定、解释和适用刑法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幸福。人是刑法解释公平与否的评价者，刑事法律制度的进步是人类共同创造与行动的结果。相比之下，人本主义在刑法解释中能更好地应用，体现在：
1.更加明确刑法解释的目标
通过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加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使得刑法解释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人本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要对人的人身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在法律的执行范围内，把人视为执行的中心，不断强调人在法律中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思想奠定了人身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更加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在刑法解释中确立人权保护
无论是哪个国家，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护都是一个国家确立法律的基础，即使是犯罪分子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刑法解释观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坚持规则主义的理念，使得我国很多案情的分析，都不能够显示出法律的公正性。随着解释观的转变，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刑法解释观，更加重视了人权保护。人本主义讲究以人为本，提倡人人享有基本权利且是不容侵犯的，法律剥夺权利的政策也是根据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执行的。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法律的执行效果，保障了人权。
3.给予刑法解释明确的知识来源
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相关知识来源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着刑法解释内容的准确性。通过人本主义的介入，给予了刑法解释所需的相关知识，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不断强调人本主义的要求。人本主义介入到刑法解释的过程中，既保护了人权，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强了对法律内容的要求，对犯罪与法律形成了一体化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的确立也为刑法解释的理念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知识来源，通过对人本主义的具体解释，也可以更好的运用刑法解释知识，减少了很多国家在刑法解释中的争议。
三、结语
法律规则释义篇4
本文拟就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所理解的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这一对易混淆概念的区别略陈一二，以求教大方。
一、两者在方法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本文以为限缩解释位于狭义的法律解释（下文的法律解释均在狭义上指陈）的范畴之下，它属于法律解释四因素之一的文义解释的一种方法。
文中的狭义法律解释是指在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情况下确定法律规范意义确定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作业。 也就是说不包括广义的法律解释所包含的漏洞补充等内容。
法律解释成为必要是因为，法律经常利用日常用语，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语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 也即是说，法律语言不能达到象符号语言那样的精确度，它总需要解释。
由此可见，法律解释与其说是立法者之疏忽，考虑不周所造成的，毋宁视之为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种手段。它不仅是司法活动的常态，而且是法官判断案件，追求司法正义所不可或缺的，是法官权限范围内应为之事。
依现代法学方法论之通说，法律解释之因素 （或称方法 、要素 、准则等）有四种典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
本文的重要概念之一，限缩解释正是上文所及的文义解释之一种（有学说以其为体系解释之一种，深以为不然。利用体系解释方法，使法条与法条之间，法条前后段之间，以及法条内各项、款间，相互补充其意义，组成一完全的规定，确其意义）。 限缩解释仅指单独的法条，法条内各项、款文义而言，并非以他法条之法意来限缩此条文的文义，故本文以为限缩解释应作为法律解释之文义解释的一种。
而本文所称之目的性限缩则为法律漏洞补充（法律续造） 的方法之一。法律规定对于应规定之事项，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致就某一法律事实未设规定时，审判官应探求规范的目的，就此漏洞加以补充，斯谓之漏洞补充。 它的主要功能，乃在于消除法秩序中的“体系违反”。
笔者虽说赞同“解释几乎可以不间断的行入漏洞填补阶段。” 但在另一方面以为两者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不同：在法律漏洞的认定上，重要的是一个应被规定的生活事实，根本未被规范，或未被作妥当的规范。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司法所必不可少的，最常态的法律解释相比较而言，法律漏洞是立法者所力图避免的，用来指称法律体系上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 当且仅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换言之，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它表现为（A）对之无完全的规范，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不管法律对与它类似之案型是否已作了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言，便有漏洞存在。
两者的差别还在以下几端：第一，盖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或价值补充，法官的权限，不过就“法律事项内部”而为阐释而已，而所谓“漏洞”乃属“法律外部的缺陷”，其补充即令由法官以“解释”或“裁量”为之，仍不足以济事。必须透过“造法的运动”，始能圆满填补。 第二，狭义的解释之界限是可能的字义范围。 超此等界限，而仍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之内的续造，性质上乃是漏洞填补的法律内的法的续造。
总之，目的性论说属于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它与法理解释在法律方法中有不同的地位和运用，于是目的性限缩与限缩解释的作用运用自当不同。
二、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意义上的区别
限缩解释系指法律规定之文义过于广泛，限缩法文之意义，局限于核心，以期正确适用而言， 试举一例，《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1998〕4号，《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它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此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把“金融机构”限缩它的文义于“核心”的工作，并未将字义核心另加改变，所以是限缩解释。因此限缩解释作为法律之中的一种方法，与文义本身并无损害或删减。
相反，在于目的性限缩系指对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排除在外，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统一类型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漏洞补充方法而言。 目的性限缩的作用在于将原为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积极地剔除其不含意旨的部分，使之不在该法律适用范围之列，故其属漏洞补充之一种。 因此它与限缩解释的目的，功能并不一致，后者仅将法律条文的含义缩小至其核心部分，将模糊的，概念边缘的成分消极的未予考虑；而前者将实属规范一般文义之内，但却不符合规范意旨的类型，主动地剔除。它的中心在于由于立法者疏忽而将自己意图之外的类型错误的写入了规范，二限缩解释并无对错之说，这是法律条文之“外壳”――语言所无可避免的。
目的性限缩存在的正当理由，目的性限缩旨在漏洞之圆满填补，一言以蔽之，实即“法官造法”， 因此需要法律或法理上的正当理由予以支持。虽然法理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渊源在我国仍有争议， 但此不仅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法， 的通例，亦在法官判案之实践中不可获致。法理自其存在之样态，一般可要分为：（1）平等原则；（2）立法意旨；（3）法理念；（4）事务之性质：事理。 其中前两者都与目的性限缩有关，下详述之：
第一，平等原则。系指相同之案件，应相 同地处理；不同的案件，应不同之处理。 前者导出类推适用而后者则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法理补充方法。即是指引入依立法意旨所应考虑，但该立法意旨下，成为不相同之类型，于是依平等原则之不同之案件，应为不同之处理），必须将其中之一排除于原来的规定之适用外。其应用有时系基于立法旨意，增加原规定之构成要件，全面限缩该规定之适用范围；有时只对原规定加以一些例外规定。
第二，立法意旨，或称规范目的，系指为贯彻立法旨趣，将法律文义所涵盖之类型，排除于该法律之适用范围外，或对法律文义所涵盖之类型，包括于该法律之适用范围内而言，前者仍属前述“目的性限缩”，只不过一从“差异值”言，一从规范目的言而已，后者则为“目的性扩张”。
正是从平等原则和立法意旨的两种法理样态出发，才保证了目的性限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使这种形式的“法官造法”有了合法的依据。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意义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实践运用上也会大相径庭。
三、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实务上的区别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各自的地位、归属不同、各自的含义，作用有别，它们在实务上的应用自当相异。在实务上，如文义可为切割、直接分类时，多采用限缩解释，将其文义局限于核心部分。若不能将文义切割分类，则以目的性限缩为之。 也就是说，第一，限缩解释仅就法律条文本身内容，在可能的文义之内进行使其字义缩小的解释；而目的性解释已超出此“可能的文义”之外，例如，如将“子女”限制其意义，限缩至其意义核心“生身子女”，此为限缩解释；若对字义的核心范围附加额外的限制（于此将已婚子女排除于外），此已非解释，而系基于“目的论的限缩”所作的规范变更。 第二，限缩解释优先于目的性限缩，只有当限缩解释难以胜任，以无法将不应为法条所涵摄的内容剔除而外时，才得适用目的性限缩，试举一例：《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这里的“人”应作目的性解释，是指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以及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和十四至十六周岁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限制已超出“人”的基本核心意义以外，为立法者的目的而得将之限缩，故属于目的性限缩。
另外，本文试论述一个台湾民法中的例子，这可谓是解释“目的性限缩”最经典的一例：台湾民法第106条规定：“人，非经本人之许诺，不得为本人与自己为法律行为，亦不得既为第三人，而为本人与第三人之法律行为。但其法律行为，系专履行债务者，不在此限 .”分析这个法律条文，首先可见，这是关于自己和双方之禁止的一个条文，而究其目的，无非在于，在人制度中，之法律效果归属本人，人须依本人意志行事，须以增进本人之利益为旨，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则利益冲突，人绝不能完全尽其职责。”其次，本条设定了两个例外，其一，经本人之许诺，其二，系专履行债务者。但是仔细考虑实情，在排除两种例外之后，尚有一情况，为此一条文文之文义所排除，但不违反立法禁止自己和双方之目的――当其与人处于利益冲突情况，人代之而与自己缔结法律行为，籍此自己受益，而使本人受损害 ：人本人所为的纯受益行为，如人单纯赠物品与本人等等，在实例中法定人对未成年人为赠与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依照法律条文字义，这类行为一概无效，反与本人利益无益，也违反了人之常情与立法目的，因此此种情况原亦应设例外，须自己或双方以贯彻规范意旨，惟为立法者疏忽所不及预见，本诸“非相类似之事件，应作不同之处理”之法理，自应将原则此部分剔除 概此，绝非从法理文义之核心可得，将原文再四“限缩”亦不可能将其剔除，只有从立法者的规范意旨入手，将不符合原意的例外剔除，才可得此种解释，此即目的性限缩。
四、尾论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仅仅是法学方法论中最微小的一角，然对之加以辨明仍会回味无穷，从以上的区别也可以轻易地推及至扩张解释与目的性扩张之差异，应亦在以上几端，唯扩张解释于民事、刑事案件中，有“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超出法条本义之外的目的性扩张有“法官造法”之嫌，故在刑事司法中无得以适用。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明晰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间的区别。
法律规则释义篇5
宪法解释，顾名思义，就是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依照一定的解释程序对宪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要从法律上弄清宪法解释的含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澄清宪法解释的对象。
宪法解释制度产生自今已近二百余年，应该说宪法解释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法律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但是，随着宪法解释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宪法解释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宪法解释的对象却又成为争论不休、难成定论的问题。宪法解释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宪法解释与宪法本身的关系，更是确立宪法解释的原则、方法和认定宪法解释效力的基础。因此，研究宪法解释首先必须对宪法解释的对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宪法解释制度。
目前，关于宪法解释的对象是什么，理论和实践中主要存有三说。
1、宪法说。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顾名思义，就是宪法。此种观点是将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的，它反对宪法解释仅仅是解释宪法的条文，而是主张从整体上解释宪法。这种解释是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解释。也就是说，“一个单一的宪法条款不可以当作一个孤立的条文来考虑并孤立地加以解释。一个宪法具有其内部的一致性，每一条的含义都与其他部分相连。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宪法反映着某些总的原则和根本决定，单个的条款必须服从这些总的原则和基本决定”。（1）依此种观点解释宪法，常不拘泥于条文规定，并认为宪法解释的核心就是确立宪法原则，它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宪法条文。它们也约束立宪者，任何与基本原则相矛盾的其他条款都可以被宣布为无效。
2、宪法条文说。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就是宪法条文。这是一种传统的、且占主导地位的宪法解释观。日本、台湾学者以及欧洲大陆法系传统国家多采此说。如台湾学者谢瑞智博士在《宪法大辞典》中定义宪法解释词条时作如下释义：解者，析言事理之意；释者即说明。所谓解释，乃指析言其文义及事理，而加以说明之意。因此，宪法解释的意义，指对原则规定的宪法条文，依立法精神及意者，析言其文义及事理，加以适当恰切的说明之谓也。（2）以宪法条文为宪法解释的对象之说主张者认为，观宪法解释的诸种制度无外乎对宪法条文的含义作多种角度、多侧面地注释和理解。通常，这种解释以下列三种形式出现：①即以客观的态度，对宪法条文的意义，加以了解认识。②对于引起宪法争议的个别具体案件，适用宪法条文，以寻求妥善解决之实践行为。③将宪法条文之意义，从体系性、关联性上予以明晰了解之知识性作业。（3）
3、宪法规范说。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应是宪法规范。此种观点认为，将宪法解释限于对条文的阐释，只能以成文宪法为限，而不包括不成文宪法和宪法习惯以及宪法惯例。从现代宪法解释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宪法解释已经突破了早期的严格意义上的对条文的字面解释的范围，发展到对宪法规范内在特征的辩证把握。此外，以英国为代表的不成文宪法制度中，宪法解释也日趋成为一项严格的法律制度，从宪法解释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的宪法原则成为不成文宪法国家中宪法规则的重要内容。另外，越来越多的法律逻辑学者们在研究法律规范结构和意义的过程中，逐渐地达成了一项关于宪法解释对象的共识。即宪法解释不过是对宪法规范的含义在作说明，这种说明既可以是事先约定的，也可以是补充的，应适用于对不同的规范含义在概念内涵和外延关系上的区分。波兰法学家齐姆宾斯基认为，从广义上说，法律规范的解释是一种智力活动，目的在于确定这一特定的法令（与该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相联系的法令）究竟提出什么行为规范。通过更详细地分析，应该分为两类智力活动：①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就是说，把立法行为中所公布的条款的意义解释为等值于某组规范的陈述。②根据在法律条款中用文字表达的规范为有效这个事实而推出的二级规范也应视为有法律效力。（4）
按照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宪法规范这一观点的理解，宪法同普通法一样，都具有规范性，因此，“印度最高法院基本上把印度宪法等同于普通的制定法，并以普通的、严格的制定法解释规则解释它”。（5）宪法是由一系列规范构成的总和，它包括了各种授权性规范，如规定“可以怎样做”、“可以不怎样做”；义务性规范，如规定“应该怎样做”；禁止性规范，如规定“禁止如何做”和“不能怎样做”等等。作为规范的集合体，宪法就不可能是宪法条文的简单的结合体，一个宪法条文中可能包含有一个宪法规范，但更多的情况是一个法律规范体现在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宪法条文中，因此，对宪法的解释如果仅限于从宪法条文的字面规定上去理解，就很难构画出一个宪法规范的完整形态。另外，宪法条文是封闭性的，而宪法规范是开放性的，拘泥于宪法条文来理解宪法，只能使宪法陷于严格的字面解释。而从宪法规范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宪法解释就可以获得较大的自由度和解释空间。从宪法解释弥补遗缺、推陈出新的功用看，宪法解释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宪法规范是什么而展开的，宪法解释制度在今天已经超越了对宪法条文释义的阶段。
4、作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目前既存的几种关于宪法解释的对象的观点都从某一方面揭示了宪法解释的对象的部分特征，有些还是宪法解释实践中比较成型的做法，但作为宪法解释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宪法条文、宪法规范和宪法单个方面，其实，宪法条文、宪法规范和宪法作为宪法解释的对象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宪法解释的对象在哲学属性上同宪法是相通的，宪法解释的对象无疑就是宪法。宪法解释的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在逻辑上同宪法的内涵和外延是等同的，在进行宪法解释时必须对宪法进行整体、全方位、多角度意义上的释义。既要对抽象意义上的宪法进行释义，又要对具体的宪法进行解释；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宪法的原则、结构、功能，又要从宪法的具体条文入手，对宪法的每一个具体的内容加以分析和明确其基本含义；既要研究具体个别宪法规范的含义，又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宪法规范的结构体系和不同宪法规范之间的法律关系；既要界定规范意义比较强的宪法条文的含义，又要准确地揭示那些非规范性的宪法条文的意义；既要阐明宪法规范自身的含义，又要将宪法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科学地区分开来；既要对成文的宪法进行释义，又要对不成文的宪法进行解释等。总之，只要是属于宪法某个方面或整体的性质、特征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说明的，都会产生宪法解释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在法理上以宪法为其标的物提法较为科学，但这里所指的宪法并不是仅限于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宪法，也就是说并不等同于上述所列的第一种观点。上述第一种观点虽然也将宪法解释的对象视为宪法，但这里的宪法仅仅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即仅指从整体上来认识的宪法，而不包括对各种意义上宪法的解释。这里所指的宪法是指表现在世界各国宪法典及宪法性法律中的各种宪法规范的总和，它是抽象和具体意义上的宪法的统一，又是整体意义上的宪法和个别意义上的宪法的统一。
综观世界各国宪法解释制度，宪法解释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1、宪法条文。宪法条文是宪法规范、宪法原则以及其他非规范性的宪法规定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因此，要准确地理解宪法规范、宪法原则以及其他非规范性的宪法规定的含义，首先就必须要准确地理解表现为语言、文字形式的宪法条文的语言意义。尤其是对宪法条文中所包含的名词术语加以解释。一般来说，宪法条文都是由语言中基本单位词素、词、词组和句子构成的具有独立的语言意义的语言表达，但在宪法条文中出现的词素、词、词组和句子虽然也会在其他语言环境中以相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其所要表达的概念和判断具有特殊的含义，即它们具有宪法性，是专门的宪法术语。为了加强人们对宪法术语特定内涵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都对宪法条文中某些专门的宪法术语的含义进行了系统的、严格的语言学上的界定。如1962年《尼泊尔王国宪法》专设一章——第18章《定义和解释》，对该宪法中宪法条文所涉及到的“条”、“法案”、“公民”、“尼泊尔”、“辞呈”、“报酬”等词汇作了专门的解释，并且还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依照该宪法的规定，用于解释尼泊尔法律的《尼泊尔法律（解释）法》适用于解释该宪法。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5000多种语言文字，不同的语言文字具有不同的表意功能，在不同的语系中的语言有时缺乏对同一事物有相同或相等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的描述，这样，同一个宪法规范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就可能发生语义上的误解，因此，为了克服语言差异给宪法规范造成的含义不清，一些采用双语或多语来宪法文本的国家的宪法还规定，当两种或两种以上官方语言制作的宪法文本发生语义分歧时，以国语文本为准。如1937年《爱尔兰宪法》就作了如斯规定。该宪法第25条第9款规定，总理认为必要时，在其监督下制作的当时生效的宪法文本（用两种官方语言），包括当时所有的修正案，都是合法的。但当按照该宪法规定注册备案的该宪法的任何一种复本，若其两种文字的文本发生抵触，则以国语文本为准。
2、宪法规范。大陆法系的国家往往一方面承认宪法是法律，但另一方面又常常忽视以法律方式来实施宪法。德国威玛宪法就是最好的明证。故二战后，德国宪法学家认为，宪法也应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直接适用性。宪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a binding law）。由于要实现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性和规范力，并使宪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而在宪法规范与现实之间就存在一个解释宪法的问题。
宪法条文不能同宪法规范等同起来，尽管一个完整的宪法规范需要用语言文字形式的宪法条文表达出来，但宪法规范具有开放性，而宪法条文则只是语言文字意义上的宪法规范。因此，对宪法规范的解释和对宪法条文的解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解释，对宪法条文的解释侧重于宪法规范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是否准确，尤其是宪法条文中“能指”的名词术语的“所指”范围。而对宪法规范的解释则直接涉及到一个宪法规范具有不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有无明确的规范主体、规范客体和权利义务内容，同时，对宪法规范的解释还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宪法规范的规范效力的适用范围，这样，对人的效力、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就成为解释宪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是宪法解释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刚性宪法制度的国家，如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仅有7条正文、26条修正案，但二百年来的行宪实践却未中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中某些宪法规范作了灵活的不同的适用效力的解释。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规定中的”正当程序“（due procedure）解释为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
当时，最高法院倾向于法律自身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违反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即“要么禁止、要么要求作某种行为的法令，用词是如此含糊，以致于必须对它的含义加以猜测，对它的应用产生分歧，这种法令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6）但到了本世纪，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观点在最高法院受到了挑战。“受到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权利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并非每一种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都要受到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程序性保护。（7）因此，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开始受到最高法院的重视。随着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运用，最高法院发展了“财产”和“自由”的含义，并且使最高法院一度成为美国经济生活和工业事务的最终仲裁者。
宪法规范的解释更多地出现在一些国家宪法典中。许多国家宪法设专章专条对宪法规范的规范主体、客体、权利义务以及规范的适用范围进行界定，这种界定已经完全超越了具体的宪法条文的语义范围，而是对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确定。如1974年《马耳他共和国宪法》对宪法条文和宪法规范的解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如该宪法第48节第2条规定，“在本章中，‘国家紧急状态时期’指发生下列情况的时期——①马耳他处于战争状态时期；②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公告令生效时期；③众议院以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宣布马耳他的民主制度有被颠覆之虞的决议生效时期。“上述规定显而易见是针对宪法条文中语言文字的含义进行解释的。而该宪法对宪法规范的释义又比比皆是。如该宪法第126条第5款规定，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在本宪法中：①凡提到官职的任命应理解为包括提升或调任该职，以及当某个职位空缺或原在职人员休假或不能履职（无论是因出国、身心衰弱或其他原因）时，任命人行使其职责；②凡提到被任命担任职务或按照本宪法设立该职位的有关规定而任职的在职人员，应解释为包括暂时合法地履行该职位的职责的任何人。上述规定显然不是针对宪法条文的语义解释，而是对宪法规范含义的补充说明。
当然，不能将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和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截然分开。从法理上说，宪法条文是宪法规范的文字表达形式，因此，对宪法条文含义的明确实质上就是对宪法规范的解释，但宪法规范有时并不是宪法条文所完全能包容的，故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比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3、宪法结构、宪法功能和宪法原则。在不成文宪法国家中，宪法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英美学者将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视为宪法条文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尤其是现代宪法理论，宪法原则更成为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学者德沃金（Dworkin）认为，宪法是规则（rule）和原则（principle）的集合体。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认为宪法是规则（即规范）的集合，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就产生了关于美国宪法不过是包含了最高规则的法律。德沃金指出，并非所有宪法条文都明确地表达了某个法律规则，有一些宪法条文是明白无误的宪法规则的体现。如那些规定参议员任期应为6年或总统至少应达到35岁等规定，但另外一些条文则不能明显地被认为是设定了何种具体的法律规则，如“非经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诸如此类的规定，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对宪法规则的解释一般侧重于对宪法条文中所未明确表示或隐含着的规则加以揭示，而对宪法原则的解释则需要更多的“构造”（Construction）。宪法解释的重点常常是如何将宪法条文所确定的宪法原则中所蕴涵的概念和判断的含义明确化。按照德沃金的见解，将宪法条文区分为原则和规则是重要的。如果一个特定规则被看作与裁决案件有关，那么，规则认同特定的必须被接受的结论，亦即规则具有绝对的或非此即彼的特性：如果一个特定规则与一个案件的事实相关，就必须接受规则所确定的结论。因为原则不认同特定结论，所以，原则不具有规则的这一特性。由于原则可以只是概括性地表达，因而它们的含义和结论是模棱两可的。原则的概括性和模糊性的这一结合可以使原则或多或少得到适用。当适用宪法原则时，解释宪法原则就成了宪法适用的一些主要任务。
宪法的结构和功能作为宪法解释的对象主要是从总体上来考察宪法的特征以及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的。许多国家宪法都宣布宪法为最高法律，任何其他法律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是从总体上对宪法结构和功能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是宪法解释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作此种规定的最早起源于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与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以合众国的名义缔结或将要缔结的条约，均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日本国1946年宪法也深受美国宪法此种规定的影响，第98条规定：”本宪法为国家最高法规，凡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法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
日本宪法学家宫泽俊义在对日本国宪法第98条释义时认为，所谓宪法为“国家最高法规”，是指在国内法形式的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具有最强的形式效力的法律形式的意思。国内法的各种形式，以日本国宪法为最高，其他法律形式（法律、命令）都以它为根据和从属于宪法。因而，日本国宪法有最强的形式效力，违反宪法的法律形式的全部或部分，在违反的限度内失去效力。（8）
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作为宪法解释的对象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还常常同宪法的基本价值观联系起来。莫菲认为，一个具有权威的宪法，通过其主要文件可能向国内国外和它的年轻一代表明这一政体的目标——它的基本价值观、目的以及决策程序。这一点是如此简单以致于人们常常忘记它。但作为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宣示它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可不是一件小事。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一宪法功能可以将一个宪法变成一个半宗教规范，并将人们的联盟变为一种半宗教的义务。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崇拜使得宪法团结的功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在美国，圣经语言的精神鼓励人们遵从无可争议的宪法权威。莫菲主张，一个具有权威的宪法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表明这个社会的主体与客体或这个社会的方向：不仅仅是他们政府的结构、程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还有他们的目标、理想、判断自己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并希望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后代也如此判断。（9）
总之，宪法解释的对象并不是宪法单个方面的特征，而是宪法各种特征的综合体。解释宪法不从理解宪法条文的含义入手不行，但如果仅仅从宪法条文的含义来理解宪法的全部内容又势必会失之偏颇。因此，对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的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宪法条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宪法解释的形式对象，而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则是宪法解释的实质内容。宪法解释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的解释来具体明确宪法给人们提供的行为方向的指引，确立宪法的法律性。当然，对宪法条文和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的解释，它们彼此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宪法条文的语义清晰，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的含义才能明了；只有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结构和宪法功能的内涵和外延的范围清晰，宪法条文才能得到更准确的语义表达。对于一个具体的宪法解释事例而言，它往往要对宪法条文的语义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宪法条文语义来认识宪法条文所表达的宪法规范、宪法原则，继而根据宪法条文中所设立的宪法规范、宪法原则的内容来分析宪法结构的特征以及宪法的各种功能，尤其是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不论宪法解释是从何种角度、何种层次上来认识宪法的含义，它都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
（二）宪法解释的意义
宪法解释为何必要？宪法解释的发生理由是什么？宪法解释具有何种功能或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宪法解释中经常遇到的，尽管宪法解释的实践已经使得宪法解释的意义成为第二性的问题，但一些宪法学家们却总是在为宪法解释寻找一个恰当的法理理由，并把宪法解释的意义和宪法本身的意义连接起来。台湾学者马起华先生在研究宪法解释时，对宪法解释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存在理由：
1、解释宪法意义。宪法解释的发动根由于宪法意义需要明确。依各国立法习惯，法条之文字结构，威以简明扼要为尚，因而不免晦涩难懂，疑问滋生，而有待解释予以阐明。
2、补充宪法缺漏。宪法并非法律大全，亦非万法全书，简略的条文自难以无所不包，有时不免于缺漏，便可由解释来补充。如美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宪法的解释及由谁来解释，这是一项极需补充缺漏的事项。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提出了有名的“司法审查制”（Judicial review）。判词中说：“美国司法权实施于宪法之下发生的一切案件。难道赋予此项权力的人，有意要说明在使用此项权力时，不该查明宪法？在判决一项在宪法之下发生的案件，不该研讨据以裁判的大法（instrumnet）？“”因此，在若干案件中，法官必须查明宪法。如果他们翻开来看一看，哪一部分是禁止他们阅读或禁止他们服从的？“”因此，美国宪法的特殊用语，证明并加强了所有成文宪法必要的一项原则，那就是违宪的法律无效；而法院和其他机关同受此一大法所拘束。“（10）据上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创美国司法解释的先例，即适用法条于具体案件，必先解释法律。也就是说，应先确定法律同宪法规定是否违背。这样，作为美国宪法补充的宪法解释制度得以确立，并构成美国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
3、保障宪法权威。由于宪法效力高于法令，法令不得抵触宪法，法令有无抵触宪法，须要解释才知道，由制宪者及制颁法令者以外的第三者来作客观的解释，以确定法令的合宪抑或违宪。合宪的法令予以肯定其效力；违宪的法令予以宣布其无效。如美国自1803年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来，法院扮演了宪法保障者的角色。自1803年至1973年间，经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诉案中宣告违宪的法规，有关国会立法者92件，有关各州立法者796件，有关地方法规者93件，共981件。1803－1950年间，被宣判违宪的国会法案，计78件，其中本世纪以20年代最多，30年代次之，19世纪80年代又次之，1810－1850年间，一件都没有。
4、防止机关违宪。为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不但法令不得抵触宪法，而且各机关及各机关人员行使职权，亦不得有违反宪法的行为。此种行为与宪法的界限，及其有无违背宪法，均可由解释来决定。
5、适应情况变迁。行宪后所发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变迁，往往有非制宪者所能预见而规定适应的宪法条款者。为了使宪法调适于变迁的情况而无置疑，应该解释宪法在此种情况中如何扮演其根本大法的角色。
6、统一解释法令。各机关对于法律或命令的适用发生了歧见，须要作统一的解释。统一解释以歧见为前提，没有歧见，即表示意见一致，故无解释之必要。（11）
台湾学者谢瑞智博士在《宪法大辞典》中将宪法解释的作用列为四项，即：阐释法条疑义，补充宪法的不备，统一解释国家的法令以及推陈出新的作用等。（12）
笔者认为，考察宪法解释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也不能将此问题视为不重要。宪法解释的作用直接涉及到宪法解释的存在根据，同时，它也是确定宪法解释原则的前提条件。尽管宪法解释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运行的具体特点有所不同，但宪法解释的意义从本质上说是同宪法解释的对象的性质相关的。宪法解释的对象笼统地说就是宪法，但作为宪法解释对象的宪法它是个别和一般、形式和内容、部分和整体、历史和现实、语言和逻辑、主观和客观等哲学属性的统一，宪法解释正是在鉴别宪法的事实诸项特征的过程中获得其自身的存在价值的。
法律规则释义篇6
截止201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公布六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5例行政案件。对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行政案件，法院主要采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这两种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运用位阶次序。具体到指导性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该案的裁判争点是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的行政处罚。该条在明确列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这三种行政处罚决定后出现了“等”字。文义解释一方面可以当作第一个方向指标，另一方面可以划定解释的界限［4］。从本案的裁判理由可知，司法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利用文义解释方法，认为此处的“等”为不完全列举的示例性规定，其所概括的情形还包括与明确列举出的三种行政处罚程度相当或者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行政处罚。继而受案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将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以证成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政处罚法》所追寻的目的之一便是保护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理合法，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第42条通过设定听证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陈述权和申辩权，贯彻上述目的。而本案被告在作出严重影响原告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时，并未告知原告享有听证权利的事实，剥夺了其本应享有的程序权利，使行政相对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若不予以撤销，必将影响行政法律目的的实现。又如指导性案例21号“内蒙古秋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呼和浩特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行政征收案”，法院经由目的性解释方法的应用，将违法建设行为排除在免除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相关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指导性案例22号“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亦是如此。
二、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缺陷探析
尽管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大都能为社会所接受，被奉为“精品案例”“模范案例”的指导性行政案例更是充分展现出司法者成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因素，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正视其解释方法的所具有的缺陷，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一)忽视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其并非一种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操作，解释法律时必须进行价值判断。而法律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2)。人们透过法律规范以追求某种目的，以贯彻某些价值。释法又不同于造法，故法律解释者要查明所欲解释的法律包含的价值判断，并服从这种判断。在实务中主要表现为对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利用。毫无疑问，行政法解释必须受制于行政法的内在价值，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也必须基于对行政法解释价值取向的考量。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如历史解释主要着眼于立法原意，目的解释则强调法律在适用当下的规范目的。根据前述的考察，目的解释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使用频率最高，其他解释方法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行政法解释偏重于对法的妥当性的维护。而笔者认为，行政法最重要的内在价值为维护，保障行政法治。这就意味着，行政法解释原则上应以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价值取向，再兼顾法的妥当性，维护实质正义。虽然有些情况下，不同解释方法的适用可以得到相同的裁判结果，也不影响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如指导性案例6号便如此。但从长远来看，势必阻碍我国体制的发展和法治原则的实现。
(二)解释方法元规则缺位
解释方法的元规则即解释方法的位阶。法律解释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解释方法，但解释方法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经过解释只能获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确答案［5］。因此，我们需要解释方法元规则，以确保解释方法的适当性，以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从反面来看，解释方法元规则的缺位，使得法律解释学难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6］。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判决结果常常充满变数。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实践中，释法者严格遵循先文义解释再论理解释的方法位阶。但论理解释中并非只包括目的解释这一种方法，随着解释发展的深入，各种论理解释方法间的冲突也必将凸显，它们间的位阶如何，都需要我们做出解答。且与民法、刑法不同，行政法不存在统一的法典，规范数量庞大，效力层级复杂，不确定概念较为多见，更易因释法者观点的差异而引起解释的对立。特别是在行政法制较不健全的当下，行政法解释元规则的确立显得格外重要。此外，解释过程实质上也是释法者主观性展现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元规则的确立能对释法者产生一定的客观约束，减少解释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
(三)解释方法运用水平较低
指导性行政案例的解释活动均都严格遵循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位序，但二者之间的衔接，裁判理由并未作出详细的说明。且运用二者进行解释时的说理也不够全面充分。如指导性案例21号、22号只对目的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加以简单说明。又如指导性案例6号，法院适用文义解释对“等”字作出限定后便径直适用目的解释。虽一切法律解释活动，均必须从文义解释入手，如法之文义明确，无复数解释之可能性时，仅能为文义解释，自不待言［7］。为此，首先必须说明“等”字存在复数解释之可能，尔后才有进行目的解释的空间。作为助词的“等”字，既可以表示列举未尽，也可以用于列举煞尾，即作“等内等”或“等外等”的理解都符合文义。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行政处罚法》之目的加以说理:第一，“等外等”理解更符合《行政处罚法》所追求的整体目的，即第1条的相关规定;第二，“等外等”理解与《行政处罚法》第4条公正、公开原则相契合;第三，“等外等”理解满足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要求;第四，“等外等”理解并不会降低行政效率等等，至此形成的裁判理由才够确当。
三、完善行政司法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
(一)考量行政法特性，妥当选择解释方法
行政法解释是广义的法律解释的组成部分，也分享着法律解释理论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资源，但是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质又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地套用一般性的法律解释理论来解决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而应该是将一般法律解释理论放置于行政法领域中进行重新考量，并结合行政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理论主张。在行政法解释方法选择这个问题上，也必须遵循同样的法则来进行。法律解释理论和实践中公认的解释方法众多，典型的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当然解释、合宪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类推解释、扩充解释、限缩解释等等。而这些在私法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解释方法并非都适合行政法领域，特别是我国的行政法实践。释法者适用时应该充分考虑行政法特性，如类推解释、当然解释等解释方法，是否符合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不无疑问之处，切忌盲目嫁接。此外，在多种解释方法都能实现正义时，法院应该结合各解释方法的自身功用，选择与行政法解释特性相契合的解释方法，以维持行政法目的的一以贯之。而不是以释法者对解释方法运用的熟练程度及自身喜好为选择依据。
(二)确立行政法解释方法元规则
法律解释是受规则、程序规制的艺术［1］。因此，行政法解释方法之间不能杂乱无章，应当存在一定的位阶。而解释方法的位阶并不是凭空设立的，其取决于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体制和法治原则决定了我国行政法解释必须以维护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前提，再兼顾法的妥当性和实质正义性。故在行政法解释活动中，重视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解释方法应当占据优势地位。笔者认为，行政法解释方法应当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的适用顺序。行政法律规范记载于文本，固定于语言，欲正确解释法律，须先理解其所用词句的意义，脱离法条文义的解释必将损害法的安定性。以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语统一性为目标的体系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安定性对行政法律规范外在形式的要求，应该成为紧随文义解释的第二顺位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强调行政法解释要忠实于立法原意及立法者立法时的意图，使释法者受制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以保证法的一以贯之。而目的解释强调行政法律规范现时所具有的合理含义［8］，与历史解释不同，其侧重于实现法的妥当性和实质正义性，故其应位于历史解释之后适用。合宪解释为监督性的解释方法，将其置于最后适用乃是基于它的功能的考虑。行政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在应用其他解释方法获得结论后，都该利用合宪解释加以检验。当然，行政法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只是给释法者提供一种可能的逻辑思维，并不意味着适用在先的解释方法获得的结论就要优先被采纳。如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得到不同的结论，甚至互相冲突，而依历史解释将导致裁判结果明显不公平、不合理时，我们就应当采纳目的解释的结论。又如，维护法安定性的解释方法获得的结论存在多种可能时，则需要目的解释进行补充、完善和校正。
(三)提高运用解释方法时的说理论证能力
行政司法审查中，某种解释方法的运用论证了哪些法律问题，发挥了怎样的法律效用，为什么需要先适用此种解释方法，为什么还需要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又为什么采纳该种解释方法得出的裁判结论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完整的呈现。解释方法的说理论证越充分，随意适用的可能性就越小，获得正确解释结论的可能性就越大，裁判活动也就越公开透明。此外，依据严密的逻辑和论证说理得出的解释结论不仅能使原被告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予以信服，而且能使民众对裁判及法律的内在公正价值得以理解。尤其对于指导性行政案例而言，解释方法的说理论证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指导性案例乃是各级人民法院学习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具有的独特的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功能除了对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起作用外，对裁判时运用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其次，指导性案例还是宣传法治的实例，是树立法治和司法权威的典型，是体现司法智慧与审判经验的载体。那么，没有说理论证的支撑，指导性行政案例该怎么发挥以上作用，又怎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呢?
四、结语
行政司法审查中成功运用解释方法，明确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及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促进公平正义实现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我们不可忽视以私法为蓝本而建立的解释理论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本文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切入，以指导性行政案例为原形，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手法对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的法律解释方法问题进行探究，以期能弥补行政法解释理论之不足，摆脱行政司法审查解释的困境，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法律规则释义篇7
作者：姜辉 单位：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刑法解释的方法
1．刑法解释方法的种类。关于刑法解释的方法在理论上有如下一些观点：1．1四分法。认为刑法解释的方法有四种：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1．2二分法。认为刑法解释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由于对论理解释的理解不同，又分以下五种：一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二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和当然解释；三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和反对解释；四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系统解释、沿革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五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1．3三分法。认为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三种。其中论理解释包括体系解释、沿革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2．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方法是多样的，那么在解释某一具体刑法问题的时候，各种解释方法如何适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要考虑到刑法解释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要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应以文理解释为首要，结合论理解释进行。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论罪科刑均须法律明文规定，故刑法均以成文法为法源，刑法规范都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法律条文是由文字词句按照一定的语法规范所构成，要确定法律规范的意义，必须先了解其所用语句，确定其词句的意义。因此，刑法律解释必先由文理解释开始，且所作解释不能超过可能的文义，否则就是超越法律解释的范围，而进入另一阶段的造法活动。解释法律，应尊重法条文义，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安定性价值。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刑法解释的限度
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最高刑法精神，对刑事立法、司法及刑法解释起着统领作用。就其与刑法解释的关系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刑法解释应当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自罪刑法定思想产生以后，刑法解释一直有严格解释和自由解释的争论。刑事古典学派从个人本位出发，强调个人自由的保障，提倡绝对罪刑法定。正是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刑事古典学派的思想家们强烈要求在刑法解释中实行严格解释，认为刑法解释只能就刑法条文进行解释，不能进行法律规范解释，更不能进行规范意义、内容的解释。法律中规定了什么，法官就宣告什么，法官不过是法律之口，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官。在严格解释体制下，刑法解释权被严格限定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但是，新兴的实证学派反对严格解释。他们认为，刑法解释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为了使刑法的解释和适用符合刑法的社会目的，实行刑法解释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刑法上的自由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它有助于解决法律的稳定、统一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实现个别正义和一般正义的平衡。
法律规则释义篇8
一、行政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适用中的漏洞补充
（一）漏洞补充与法外究竟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现有的规定也许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规范需求。现行法律还存在着应予规范却未予规范的情形，这时使会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虑不周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等原因客观造成的。这时，为实现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在法律适用中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当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规范的事项均属法律漏洞，只有为达成立法目的应予规范但却未予规范的事项才属于法律漏洞。对于某些事项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应由其调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该种未予规定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属法律漏洞，而属于法外空间的范畴。
（二）漏洞补充与依法行政
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法律解释是在法条“可能的文义”之内使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条涵盖的范围，而法律补充的内容则已经超现了法条“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当然，“可能的文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
法律漏洞的补充，例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乃是贯彻平等原则的要求，不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在行政法领域，除行政处罚受处罚法定主义的限制不允许漏洞补充外，一般均承认漏洞补充的合法性。只是行政法上的漏洞补充，与民法领域上被广泛的承认相比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从事行为，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根据自己对立法目的的理解，自行创设法律规范包括进行法律补充。但法律保留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行政诉讼是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能进行法律补充，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就没有进行法律补充的可能。因此，在行政处罚领域，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以及财政、税收等的基本制度这些领域的行政诉讼中，应该不得进行法律补充。
三、漏洞补充的方法
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由于受“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与民法相比有细微差异。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应当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
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明文规定，适用到非该法律规定所直接加以规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的案型。类推适用的法理在于平等原则，及基于正义的要求，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
目的性限缩，是指法律条文的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不应包涵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立法目的，而将该案型排除在外的一种法律补充方法。
目的性扩张则正好相反，是指为贯彻法律规范意旨，将本不为法条文义涵盖的案型，包括于该法条适用范围之内的法律补充方法。
四、行政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
行政法与民法的重要区别在于，行政法是调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行政诉讼中总要面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和私人利益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法官能否很好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价值趋向。再者，法律的适用往往不只有一个惟一的结果，需要在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
利益衡量方法强调个案的具体情形，因此，不可能有一种标准的，统一的模式，但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司法方法，总有其共性的东西可循。
行政机关在执法中如果不注意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其行政行为可能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际上却无法得到一般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