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金融政策范文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1

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去破解。

一、普惠金融理念与实践

（一）普惠金融理念

15世纪，意大利修道士展开信贷业务来遏制高利贷，被认为是普惠金融的萌芽。20世纪以来，小额贷款先后在孟加拉、巴西等国家出现，国际上掀起一股金融减贫热潮，人们意识到，单一提供贷款是不够的。

2005年联合国在综合全世界金融实践的基础之上首先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即强调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和完善市场机制，使边远贫穷地区、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自普惠金融提出以来，全世界发生了很多有关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持续升温。2009年以来，二十国集团成立普惠金融专家组，并推动成立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积极推动构建全球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标，制订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最佳范例的资助框架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金融包容盟等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同时成立，督促各国明确做出普惠金融相关承诺，组织研究开发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评估各国普惠金融工作成效。

普惠金融是要解决传统金融的局限性――金融排斥。因而，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重要的补充。两者互为补充，可以协调发展。

（二）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是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尺，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在世界上关于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日渐完善，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世界银行（WB）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

该指标旨在从需求方的角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评估和监测各国普惠金融实践情况，为普惠金融有关研究提供基准和标杆。

2.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

该指标由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数据与评估工作组提出，2016年G20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形成了升级版《指标体系》，涵盖3个维度（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情况和质量），包含类35项指标，分别从供给（金融机构）和需求（金融消费者）两侧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金融包容联盟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

由金融包容联盟成立的金融包容数据工作小组（FIDWG）设计了一套普惠金融核心指标，尝试从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对成员国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评估。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特别是账户普及率和储蓄普及率等指标表现较好，显著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二、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很多实践，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博士在孟加拉创立的“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为例，在过去的39年时间里，格莱珉银行共计帮助了800万农村妇女获得160亿美元贷款。但由于传统小额贷款的属地化、非标准化、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全面性方面，传统普惠金融的扩张和成长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世界上仍有很多的人没法分享普惠金融的便利。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这部分人群如果能够被纳入金融体系，无疑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形成。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

与传统的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四个方面体现出其独特优势。

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让普惠金融更“普”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可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金融血液持续地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

中国有7亿多的互联网用户，在这个广阔的互联网世界里，普惠金融可以找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

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广泛运用，可以减少以往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使得小微企业、农民等服务对象能够获取价格相对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3.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问题

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内容和质量，往往受限于物理网点、机具布设，以及人员的安排，难以做到基础服务均衡化，特色服务精准化。而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场景与流程的有效整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素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4.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在解决“普”、“惠”和服务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凭借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更低廉的渠道成本，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有助于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二）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新挑战

在肯定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1.风险治理方面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服务外部性的特征。在多维开放和多项互动的网络空间，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更容易产生叠加和扩散的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

2.数字鸿沟方面的挑战

世界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存在巨大差异，这容易导致新的数字鸿沟，进而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出现分化。

3.基础设施的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还对支付清算、信息通信、信用信息体系、数据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监管适应性方面的挑战

从监管体制方面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跨界特征明显，需要监管部门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从监管资源方面来说，底制栈萁鹑谀J街诙啵创新速度快，给监管人员、监管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监管能力方面来说，需要注重利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的监管流程和系统进行优化和改进。

三、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的普惠金融模式，在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但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所以在对待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既要为其发展提供便捷的、宽松的生存发展空间，也要针对其发展规律，创新监管模式。

1.为数字普惠金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要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扫除政策障碍，破除“玻璃墙”和“弹簧门”。要通过各有侧重、相互协调、有机衔接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支持各地区结合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移动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有特色的业务模式。

2.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

要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市场准入体系，注重借鉴监管沙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探索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

3.夯实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

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支付清算、信息通信等基本设施建设，使普惠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安全、可信、低成本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同时要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的建设，实施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此外，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普惠金融在服务要素、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产品定价、合同文本、合格投资者认定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代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在践行普惠金额理念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要大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支持并不是放纵，在创造良好发展条件的同时，还需要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加强和创新监管。

参考文献：

[1]李东荣.数字普惠金融面临四大挑战[OL].凤凰财经，2017-6-3.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2

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是由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地方政府、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聚焦发展“三农”、产业、绿色、数字以及普惠等金融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创新服务体系，创新有效模式、创新场景平台、创新发展范例、创新金融环境，共同打造的金融创新示范区。国家大力构建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金融业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尽快探索出一条可推广复制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通过大型金融机构的引领示范，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的行业优势和融通功能，进一步集聚金融要素资源，对于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强。目前，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金融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建设。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面临以下困难：一是农村金融体系有待完善。缺乏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缺乏科学有效的信贷风险防控、补偿等制度体系。在涉农贷款的政策支持方面，贷款贴息、补助的鼓励措施较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如农信社、农商行等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大量的不良贷款，经营发展能力和资本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落后，资产质量较差，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农村金融资源供需严重失衡。在传统农村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投入的资金较少，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资金外流明显，导致农村资本结构性短缺。另外，受农村经济体制制约，涉农企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抵押担保条件差，导致涉农企业融资规模小、利率高、以抵押担保方式为主，具体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且长期得不到解决，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四是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创新动力，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主要集中于存款、贷款、取款、转账、汇兑等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农业保险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缺乏特色的农业保险产品，并且保险品种少、覆盖范围小、保障额度低，已经无法满足广大农户、农村经营主体的保险保障需求。五是农村金融科技创新乏力。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明显，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对金融科技和产品认知程度低。此外，在农村地区，公安、医保、工商等政务系统建设滞后，政务大数据共享系统尚未搭建，政务数据无法实现共享。

二、创新内容

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主要围绕“三农”领域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短板进行创新，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一是开发更多为农民创收的金融产品。围绕农村中的低收入群体和脱贫户，加大农村金融服务方面的支持力度，开发更多利率较高、风险较低的特色化金融理财产品，由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入户推广，不断提升农村贫困人员的财产性收入。二是扩大农村资产抵押、质押物品范围。逐步将农业生产设施、农民自住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活体畜禽、圈舍、养殖设施、特色农作物等纳入抵押、质押物品范围，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切实帮助农民提高融资能力。三是建设数字人民币惠农场景。加快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数字化服务水平。围绕农村的金融服务、日常消费、教育医疗等具体场景，搭建数字人民币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设立数字化支付钱包，在日常经营、消费中使用，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支付环境。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强研发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围绕我国农村地区的各类资源条件，加大农村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治理合同收益权以及基于碳汇数据的金融产品，设立农村碳交易服务平台，加大碳产品的交易力度，支持农村地区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三、实施路径

（一）做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建设的顶层设计。进入“十四五”期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和法治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建设进入新阶段。站在国家监管层面，当前如何做好金融服务政策衔接、为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工作指引至关重要。在保持主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分层次、有梯度地优化调整，以市场化、可持续的方式，从金融集中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政策体系的综合效能，运用政策支持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大胆突破、积极创新，打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样板和典范。构建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在建设布局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制定适合本地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二）搭建科学的农村金融创新体系。创新服务方面，创新渠道便捷通畅、产品精准有效、群众普遍受益的服务体系，建成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创新模式方面，创新贯通全产业链、覆盖全生产要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模式，建成产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创新平台方面，创新集成信息技术、运行智能规范、适应农业农村特点的场景平台，建成数字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创新示范方面，创新立足地方资源禀赋、生产生活低碳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范例，建成绿色金融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创新环境方面，创新建立信用环境良好、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农民金融意识强的金融环境，建成“三农”金融创新示范区。（三）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的金融需求，聚焦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户种植生产等“三农”领域，积极创新引进产业基金、金融租赁、投贷联动、绿色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农村金融产品。完善绿色信贷体系，加快创新“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绿色农业等绿色领域，不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的服务覆盖面，切实提升农村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四）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用体系是维护金融生态环境稳定的根基，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基础。国家应在农村地区大力完善信用制度、建设信用体系，搭建健全的农村信用评级体系、信用担保机制，不断推动广大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创新，提供更多优质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化技术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创新的生态环境，打造农业大数据信用平台，提升网点服务“上云”，收集涉农的相关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底层服务，提升客户体验的效果，加快推进普惠金融服务标准化、批量化，不断降低运营成本。（五）健全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应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模式，更多提供中长期信贷资金。完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专业化金融供给机制，发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涉农金融业务的作用，发挥好网点网络优势、资金优势和丰富的小额贷款专营经验，做好普惠领域的金融服务。发挥中小金融机构主力军作用，完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规范化水平，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增加金融产品供给，培育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完善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将服务中心下移至农村地区，形成多样化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政府部门应支持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拓展农村地区金融业务，聚焦金融资产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培育优质的农业企业加快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不断拓宽乡村振兴建设的融资渠道。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稳定器”作用，创新发展农业保险产品，扩大保险覆盖面，不断强化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六）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农信社、农商行等广大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应加速深化，科技创新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金融科技手段与银行业务体系的融合创新，不断健全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模式，打造服务乡村振兴数字金融银行。在技术创新方面，加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打造灵活、高效、易拓展、安全、节能环保的新型IT基础设施，赋能业务创新发展，满足海量多样化客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应用创新方面，顺应金融数字化、移动互联网化的发展方向，构建统一架构、统一规范、统一数据的服务，快速满足小微、普惠等业务需求；在服务创新方面，加速布局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用户体验，不断推进场景化建设，主动迎合嵌入式金融服务，识别、感知、引导、创造和满足客户需求；在大数据方面，扩大信息数据收集范围、丰富数据分析纬度和颗粒度，应用多种手段持续构建并优化数据模式，凸显数据价值创造功能。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3

北京CBD在全球最贵租金榜单上的排名已迅速升至全球第四位，而香港中环地区的办公楼租金已经超过了伦敦西区，成为全球第一。

世邦魏理仕日前的全球《优质办公楼租用成本》半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在全球十大最昂贵商业地产市场中占有明显优势。

租金上涨

2012年下半年，世邦魏理仕追踪了全球133个市场的优质办公楼的租用成本。在50大租金最昂贵的市场榜单上，19个市场位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18个市场位于亚太地区；13个位于美洲。

调查结果显示，位列榜首的香港中环地区总体租用成本，达到每年每平方米2841.76美元，超过了伦敦西区的每年每平方米2366.09美元。在这张租金最贵的办公楼市场榜单上，东京位居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中央商务区和新德里中央商务区。位于前十强的亚太地区其它市场还有北京金融街和香港西九龙。

世邦魏理仕首席经济学家雷蒙德·托特表示，由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及美国“财政悬崖”引起的普遍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办公楼市场的复苏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减缓。但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对于优质办公楼的强劲需求以及有限的新增供应量等因素，仍继续推高了全球许多优质办公楼市场的租用成本。数据显示，尽管经济逆风袭来，但去年全球办公楼总体租用成本仍平均增长了2.1%。

就北京而言，2012年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已经连续十二个季度实现增长，全年增幅17.1%，虽然较2011年的41.4%增幅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同期分别实现了3.6%和2.2%的租金增幅。2012年四季度，北京市场平均租金再创历史新高，达到每月每平方米343.5元人民币，而北京高档写字楼空置率则创下1995年以来的新低。

据了解，2010年之前，北京写字楼租金还处于相对平稳的水平，普通甲级写字楼的租金维持在180至200元/月/平方米，国贸的顶级写字楼也只不过500元/月/平方米。2008年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北京写字楼新增供应面积的大量入市，其租金一度接近历史最低点。但是2011年以后，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便呈现了成倍上涨的态势。

据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监测的写字楼数据显示，2012年10月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为413.50元/平方米/月，而这一数据在年初为350元。

目前北京主要有六大写字楼区域，分别为CBD区域、金融街区域、东长安街区域、燕莎区域、东二环区域和中关村区域。其中，金融街和CBD区域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云集了更多的知名公司，租金价格在写字楼市场中也位列前两位。金融街曾一度主导着北京写字楼市场的风向标，但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CBD的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已超过金融街，成为北京写字楼市场租金最高的区域。

对此，有专家表示，金融街的写字楼以大面积出租为主，总价动辄上亿元，平均价格也就有更大的商讨空间，而CBD区域内有不少中小公司，承租的写字楼面积不大，单价也相对较高。

以2012年10月为例，CBD区域的建国门、国贸、燕莎等东部商圈甲级写字楼租金涨幅明显。建国门商圈租金价格为544.11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7.72%；国贸商圈租金价格为463.69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3.73%；燕莎商圈租金价格为352.42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1.30%。

企业搬离

当写字楼租金迅猛飙升，连英特尔和惠普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也不得不从北京CBD搬出。而一些中小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更是不堪运营成本上涨重负，正在酝酿撤离北京。

在业内人士看来，写字楼租金的连续上涨，加之长期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资源紧张，直接带来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剧增的运营成本逼迫很多企业搬出核心商圈，甚至逃离北京。

之前，英特尔中国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国贸嘉里中心的5、6、7三层楼，但如今英特尔已从嘉里中心搬至北三环的环球贸易中心。无独有偶，同在CBD的甲骨文亦把部分办公面积搬到了上地，惠普、奥林巴斯和燕宝汽车则部分迁址酒仙桥区域。

此前，CBD作为北京最大的黄金商圈，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大部分驻京公司乐于在此扎堆。数据显示，CBD区域内聚集了近500家跨国公司、800余家外资企业、500余家外国驻京代表机构，以及中外律师、会计师、金融投资等中介服务机构近200家。

然而，近两年来，像英特尔、甲骨文这样的不少全球知名企业纷纷撤离，开始向非核心商圈扩散。北京上地、望京、石景山等区域，成为目前大企业青睐的办公新址。

众多大企业搬出CBD，源于这一区域写字楼租金近两年的疯涨。顶级的写字楼国贸三期租金已与香港顶级写字楼租金相当，最高报价甚至达到1200元/平方米/月。

戴德梁行方面表示，由于鲜有新项目入市，加之租金增幅较大，北京核心商圈吸引力已不比从前，原有租户为了寻求充足租赁空间以及较低廉的租金价格，开始向周边区域突围。

与上述世界500强撤离CBD的原因类似，一些更小的企业，难以承受高租金之重，甚至选择逃离北京城，这其中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甚。北京的先锋教育网、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余个科技企业去年集体出走，南下无锡等地为企业选址。

不过，即使这些企业撤离，北京的优质写字楼依然“一屋难求”。以CBD区域为例，大企业搬离之后，留下的空缺很快被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新的进入者填补。

据中原地产的数据，目前CBD甲级写字楼中，出租率最低的也达到了90%，而其他甲级写字楼出租率都在95%以上。

需求强劲、供应量减少的供需失衡现象，致使北京写字楼租金不断攀升。专家表示，2012年年初以来，北京几乎没有新的甲级写字楼项目竣工，而多数优质写字楼已接近满租，没有太多空置面积满足新增需求，因此北京写字楼租金涨幅如此之大。

虽然近两年来，商业物业的土地出让密集，尤其是CBD区域和望京区域，出让了十余块商业用地，写字楼开工面积大幅增长。但这些优质写字楼完工并投入市场，预计会在2015年至2016年之间。所以说，眼前写字楼的新增供应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供应不足，需求保持平稳。这一现象导致写字楼租赁进入业主主导的市场，优质写字楼的租户在租赁时不但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也几乎无法提出其他的谈判条件。

记者从研究机构了解到，2012年内资企业在写字楼租赁市场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超过60%的甲级写字楼租赁由内资企业完成。目前主导写字楼租赁市场的内资企业主要包括能源企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有些企业不但租赁部分甲级写字楼，甚至还自己购买物业。

有关专家表示，在目前房地产市场整体受到调控，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可否认相比普通的开发商来说，央企、国企在融资渠道方面更具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加大房产持有力度，或是转投商业地产，都是很自然的选择。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中资企业高速发展，不少企业倾向于在北京设立总部或办公室，而CBD区域往往是这些企业的首选。

相关部门预计2013年北京将有4个优质写字楼项目落成，为市场提供约38.6万平方米写字楼面积。重点区域CBD只有一个项目落成，金融街和中关村则没有新项目落成，供应将持续紧张。

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北京CBD租金高企的背后，还有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背景因素。

聚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金融总部的北京CBD，今后将被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

“建设国际金融城，不是将原有建筑推倒重建，而是深化北京CBD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和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国际金融资本的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实现不同金融业务的分门别类聚集。”朝阳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入驻国际金融城的金融企业将以金融行业内标志性金融机构总部和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为重点，凸显北京CBD的国际化特征，重点发展高端金融业态，力争用十年的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

近年来，朝阳区金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以国际金融为龙头、总部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产业格局。以CBD为代表的朝阳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度最高、外资金融机构最齐全的区域之一。全市过半外资金融机构汇集朝阳，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区的功能定位已基本形成。

截至目前，该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308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277家，约占全市65%；法人金融机构259家，占北京市三分之一。北京市100%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和外资汽车金融公司、57%的外资法人银行、82%的外资保险公司总部、71%的国际证券交易所代表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齐聚朝阳。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区级收入同比增长30%；金融业营业收入超过11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20000亿元，同比增长20%。金融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可以说，国际金融机构的不断集聚，使得北京CBD作为首都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区的功能定位基本形成。”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桂英说。

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朝阳区政府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完善的产业规划，优惠的产业政策，良好的产业环境，优质的高端服务，吸引并扶持各类金融机构的入驻以及高端国际金融业务在朝阳区的发展，实现该区在全球国际金融领域举足轻重的金融地位。

在发展规划方面，朝阳区将着力打造“一区两园”的金融空间布局，加快发展北京CBD核心区、东扩区和金盏金融服务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金融前台后台互相依存，协同发展的功能互动，强化朝阳区作为首都唯一拥有金融前台、后台的区域优势，按照国际标准、全球领先的需求，全力推进国际金融城的建设。

在优惠政策方面，近年来朝阳区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总部、分行分公司等的购房、租房等政策奖励标准，扩大了政策补贴范围，加大了对金融产业的支持力度。2006年至今，为驻区金融机构累计兑现政策345家次，补贴金额达6.53亿元人民币。同时，为驻区企业积极争取国家先试先行政策的试点，北京CBD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获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原则通过，在跨国公司资金统一运营、跨境往来等多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在发展环境方面，朝阳区始终坚持为标志性金融机构总部提供专业定制楼宇；完善了路网结构和交通配套设施；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引进聚集；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资源的多处对接，加快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人才、信息、创新、政策、服务、合作等要素的聚集，健全中介服务和行业自律组织体系，促使产业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在高端服务方面，朝阳区政府按照标准化、国际化、精细化的要求，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办公室，为金融机构协调解决注册登记、消防验收、税务登记、外籍高管多次往返签证、子女入学等各类问题，为金融机构在朝阳区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近年来区政府着重加快以北京CBD金融商会、北京CBD国际论坛、北京CBD国际金融研究院和国际金融博物馆等多个平台的组织和建设，通过各类高端金融活动，为金融机构高管搭建交流、合作、共赢的服务平台。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4

摘要：财政运行机制的优劣对诱发与防范金融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转轨型经济体制下，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联动，为此，应该从健全财政体制与优化财税政策入手，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关键词：财政运行机制；复合性金融风险；防范

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波及到全世界，其负面影响甚深。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已成为“跨世纪的经济难题”。当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之际，中国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济幸免于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发展中，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效应将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金融风险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因而从财政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如何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本文力图在理论方面阐述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在实证方面剖析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性，并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从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金融风险可分为微观层面的风险与宏观层面的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债务人违约以及其它一些经济原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表现为个别金融机构在营运过程中发生挤兑破产现象或企业资产及收入受到损失。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则是指由于经济制度缺陷与宏观调控偏差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是指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金融机构的挤兑；金融资产的沉淀和损失。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这种极端的形式是指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乃至崩溃，表现为所有的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各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陷入严重困难并大量破产，汇率急剧变动，股市暴涨暴跌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等突发事件，从而对实物经济的运行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金融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不仅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生存和运作，而且还将使经济增长、价格、产量、就业及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从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

财政运行机制是指各种财政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推动其运行的有机体。财政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主要杠杆，通过其运行机制将对金融状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上图可见，财政运行机制通过财政状况从两方面影响国家的金融状况：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直接影响金融运行机制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通过国民经济运行来间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因此财政运行机制的优劣对诱发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财税体制与金融深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Mckimin）和爱德华。萧（EdwardS.Shaw）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于1973年分别提出了“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从而建立了一套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货币金融理沦。

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并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的扩展，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麦金农和萧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正好与金融深化相反，在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就称之为金融压制。金融压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不发达，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地吸收各种闲散资金。与此同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极低（在通货膨胀时甚至为负数），形成旺盛的资金需求。在资金匮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能够获得贷款的多数是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或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其他企业，贷款不讲经济效益，这种资金集聚困难和使用浪费的状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呆滞的经济反过来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业的扩展，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掣肘，双双落后的恶性循环。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主要有：（1）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管制，彻底改革金融体制。（2）实施财税与外贸体制的配套改革。一是金融与财政要各尽职守，金融不能代行财政的职能，不能依靠通货膨胀帮助政府增加收入，或通过利率进行补贴，而应通过采取紧缩货币的方法压抑通货膨胀。同时，财政也不能代行金融职能，如以行政拨款形式进行优先投资，进行人为的资金配置；二是要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增值税，提高税制结构的收入弹性，从而为金融深化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①

虽然，“金融深化”与“金融压制”理论也存在主张完全取消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干预的缺陷，但它毕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政策思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考察，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健全的财税体制是缓解金融压制，促进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二是良好的财税政策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

财政风险是指由于经济活动中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财政资金损失，以及财政不能提供必要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财政风险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转轨型市场经济体制下（比如我国），财政与信贷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存。从财政方面来分析，第一，中央银行财政金库，财政性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财政性存款的规模会影响信贷平衡；第二，财政向银行发行债券会影响信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从而有可能影响信贷平衡。例如，1998年我国财政直接向银行发行了3700亿元国债，使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密切关联，风险共担；第三，当国有企业亏损而财政无力及时足额进行弥补时，将影响到银行无法按时足额收回贷款，从而加剧银行的风险；第四，财政赤字将影响货币供应量，有可能导致信用膨胀，诱发金融风险。再从金融方面来分析，第一，银行税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银行税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银行调整利率，变动利差，则不仅会影响银行的结益，而且还将影响财政收入与财政平衡；第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要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在财政依靠发行债券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条件下，如果财政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财政必然承担风险，同样国有银行的这部分资本将成为虚假资本。此时，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沉浮。第四，国有独资银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国家财政。一但国有独资银行的的不良资产无法收回时，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地落在财政身上。

二、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联动性分析

金融风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金融风险各有其特殊性。从我国现状来分析，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已加剧了潜在金融风险积聚，而且呈现出财政金融风险交织的特点。从诱发我国财政金融风险的经济体制根源来分析，在经济转轨时期，主要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以下特征：

财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一直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财政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它体现“强财政”的职能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演化为目前的财政体制，即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性质不分明，两类财政收支绑在一起的混合财政体制。而且，呈现出“弱财政”的职能特征。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额一直在增加，但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1978年度的32.1％下降到1995年的10.7％。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以至削弱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从财政支出方面看，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我国财政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决定了：一方面国有资产财政要求政府不断投入资金，保证国有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求政府建设公共工程，为市场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目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有效财力相当部分只能用于“吃饭”，难以满足实现财政职能的需要。再从财政收支平衡方面看，1979～1998年的19年间，除1981年和1985年略有结余外，其余每年都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额不断膨胀。财政收支差额一是靠增发货币、搞财政发行弥补；二是靠发行国债方式弥补。前一种弥补方式因《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后一种弥补方式也容易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格局，从而诱发财政危机。

金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发行货币，接受存款，并依照中央指令性计划提供国营企业贷款，实际上是财政的会计和出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为中央银行，但因商业银行不存在，所以也无从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这两个法的颁布虽然为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理论与法律依据，但其效果并未立即得到显现。目前国有专业银行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但仍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干涉压力，因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法则为导向的商业银行。

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来分析，在财政方面，由于目前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使财政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财政只得将缓解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利益摩擦的任务转移给金融部门；在金融方面，由于目前还未形成产权明晰、以市场法则为导向银行体制，因而财政就能通过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血缘纽带将财政的资金配给功能与社会保障替补功能转嫁于金融部门，其结果导致金融功能异化。在微观方面将导致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大量沉淀，银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银行与企业均陷入债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在宏观方面将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货币供给倒逼机制，从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

融资体制目前我国是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国家垄断信用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间接融资必须在融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的消费剩余存入银行，使国有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中介，间接融资制度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为维持其投资主体的垄断地位，只能求助于银行。在通货膨胀率、国家投资高成本的情况下，必然造成银行的软资产与硬负债的高结构性风险，必然使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或间接转嫁于银行，使银行成为经济风险的焦点。

银企关系在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下，我国存在着银企之间的巨额债权债务链。人民银行总行初步统计表明，到1994年底这一数额已上升为10000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总本金的4倍多，其中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所拖欠。1999年年底国有企业出现的整体净亏损直到目前仍不断上升，仅2000年上半年就亏损了674亿元，可见银企债务危机正处于恶化之中。但通过中央银行货币的超量发行和国有银行扩大负债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清偿能力总有限度，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和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如不能得以有效遏止，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这可以用经济学家费雪等人的债务—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理论加以解释。费雪等人认为，一些外生事件引起了经济的扩张过程，因为这些外生事件为经济的关键部门提供了新的盈利机会，引起这些部门投资增加，使产量、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即鼓励更多的投资，也诱发了为获得资本利得而进行的投机。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银行贷款，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促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一切使人们对经济势头保持乐观，从而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使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物价水平上升也使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降低，进一步鼓励了借贷活动。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过度负债”状况，即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清偿到期债务的状态，从而引起一个连锁的债务一通货紧缩过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高，并且效益不佳，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很高，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因此存在发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的可能性。

金融市场体制中国目前金融市场不规范。从货币市场看，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短期游资，据刘光弟先生估计其规模约为3000亿元，这笔游资和一些金融机构非法拆除的更大规模的资金一起曾严重地冲击了股票市场。从资本市场来看，国债市场曾爆发了最终导致闭市的“327国债风波”；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更明显。股票市场中资产的剧增和高额回报游资的迅猛流动一起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因股市泡沫的最终破裂、拆借市场的无法出清和某一金融机构非法操作后巨大亏损无法弥补等形式而突然爆发。

正是由于转轨型经济体制的种种偏差导致我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形势已不是一般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是潜伏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他们认为金融风险属于财政风险的范畴），包括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养老金债务问题、对外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及其资本金补助问题、中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问题以及对科学、教育、环保增长比率的承诺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银行称作为“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体制原因。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已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财政与金融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引发的联动性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仅从金融的角度寻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而应该联系财政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探明导致我国潜在财政金融危机的成团，才能寻求根治的良策。

三、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体制选择：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

相对独立而统一的公开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元财政体制模式：公共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效，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国有资产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直接进入市场，开展盈利活动，以保证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反之，如果继续把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收支混淆于财政单一体中，其结果将非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市场活动，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非市场活动，①从而造成财政“越位”与“缺位”并存，扰乱了各种经济关系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和危机。因此，优化财政金融风险的关键是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从我国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看，目前是财政部管资产、经贸委管企业、人事部管干部，这种多头管理有一定的弊端。对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企业工委，由中央企业工委监管国有资产。无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管理形式如何变化，国有资产的投资与风险总是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使国有企业经营者既要享有经营利益，又要承担管理责任和经营风险，以割断国有企业风险向财政转嫁的传导机制。

（二）政策选择：实施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几十年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转向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经济运行进入了低谷时期。这种通货紧缩状况进一步加重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关系的恶化，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加财政支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当经济运行处于偏冷的时期，一般可以采取较宽松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如减税、增加支出、扩大国债数量和加大财政赤字等手段，以此来增强企业和个人的可

①袁星侯：《财政风险：成因及对策》，《四川财政》1998第6期。用现金；同时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公共消费和出口补贴的支出政策，使这些财政支出产生乘数效应，数倍地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是否也应该选择减税政策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观点：（1）实施减税政策；（2）不能实施减税政策；（3）实施税负结构调整，局部征税与局部减税的政策。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5

一、前期整合及对上争取情况

2012年6月，省网络公司与我县就网络整合事宜进行磋商。11月，经县党政联席会讨论，同意省网络公司以注入现金的形式参股县广播电视网络发展有限公司。12月，县广电局与省网络公司签署网络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确定采用我县控股、省网络公司参股的方式共同组建新的广电网络公司。此前，其他县级有线电视网络与省网络公司多采用基础网络整合的合作模式。

2013年3月，省网络公司因筹划公司上市资金压力大、集中力量在南京进行三网融合试点等多方因素影响，从而全面停止了县级网络基础资产合作模式，也就是说停止了直接收购和资金注入县级公司，仅仅进行数字化合作，即省网络公司不参与县级网络公司股份，不再对县级网络进行现金投资，而采用为县级网络提供信源、省网传输线路、部分前端设备和运营支撑系统，按约定比例分成（三种模式都是固定的分成比例）的合作模式。

2013年4月至同年10月，在县长带领下，多次到省网络公司，在争取原有合作模式的同时，就新形势下的合作模式就行磋商，于2013年10月达成信源合作意向即省网络公司提供数字化信号源和省、市、县传输线路，其他均为县级投入，分成比例按整转户数计算，省县分成比例为1：9。

二、数字电视发展现状及我县推进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部署要求：我国东部地区2013年有线电视实现数字化，2015年全国基本停止模拟信号电视节目。有线电视数字化、双向化正成为现代城市进步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县有线电视数字化建设也是打造和谐的必然要求，三网融合使我县本土事业（企业）——广电面临通信行业的巨大竞争，而伴随有线电视数字化不断拓展的数字业，业务是广电网络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我县有线电视基础网在发展期间，为便于融资，于2002年注册成立了县广播电视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县政府占90%股份，县电视台广告中心占10%股份。在有线电视网络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县政府没有实际注入资金，发展资金由广电局通过贷款、集资等方式自行筹集。在有线网络发展初期，由于各种设备、器材价格较高，用户规模较小、收入低，并且存在管理运营不规范等现象，从而形成近5000万元债务。

今年年初，县政府与我局签订了2013年整转1万户数字电视用户的发展目标任务后，我局按照县政府要求，开始推进数字电视整转的各项准备工作。依照国家广电总局数字电视技术要求和各地数字电视发展的经验，制定了我县数字电视网络技术方案和数字电视推进计划。但由于省网络公司今年3月宣布调整合作模式，致使我局今年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发展任务受资金困扰不能及时推进。

三、我县发展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建议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6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　出版　机遇　对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及时有力的救市措施。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从2009年下半年逐渐开始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迹象。有分析人士就此认为经济衰退已经触底，全球经济正在步人复苏性增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是两年、三年或者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综观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出版业发展格局与形势，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难得机遇。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1.振兴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的振兴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该规划为出版业破解深层次的矛盾，推动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为落实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新闻出版总署于2010年1月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新闻出版产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提出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4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九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金融全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它要求各金融部门要把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大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在该指导意见出台后，文化部等部门也都表示，将会出台一系列落实政策。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在国家政策层面和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为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支持，也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2.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动力

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上升，这为新闻出版产业实施战略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4月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非公益性地方和中央新闻出版单位转制的时间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再次对新闻出版单位转制提出了要求。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新闻出版单位转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9年底已经有467家出版社完成或者正在转制，已经组建29家出版企业集团公司。出版、报业、印刷、发行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9家。联合、兼并、重组、上市等资本运营手段已经全面进人新闻出版行业。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突破区域和行业的限制，实现了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一些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出版骨干企业必将脱颖而出，一些中小型出版企业将会走上“专、精、尖”的发展竞争之路，我国整个出版产业格局由此得到进一步优化。这一方面有利于出版企业迅速培育构建其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出版真正“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大潮中求生存谋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动力。

3.全球出版业格局调整，中国出版赢得重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各行业无不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因销量下滑、市场萎缩、融资困难等原因，欧美出版发行巨头不得不以裁员、歇业、压缩规模等应对危机。然而在全球出版业一片萧条之际，我国出版产业却呈现出了逆势增长的良好态势。据初步统计，与2008年相比，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值增长20％左右，图书销售增长20％左右，新媒体出版增长42％左右，投资总额增长35％左右。从国内外出版业发展态势看，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版强势出海正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机遇。

全球出版产业格局调整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出版开始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重视。2008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办的，中国有108家出版社参展，展品达到5300多种，版权输出1092项。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书展，获得了2417项版权输出。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加强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虽刚刚起步，但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这两个工程的带动下，各成员单位全年共向海外输出版权2101项(不含向港、澳、台地区输出)。比2008年增加了65％，各项指标均创新高。中国图书版权的大量输出对中国出版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出版能力的肯定和对中国出版的重视，另一方面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出版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版产业“走出去”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复苏性增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出版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战略的调整与选择。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应该抓住机遇，深入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出版深入推进“走出去”战略，不仅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出版企业积极行动。

1.政府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政府应该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首先以打造“出版航母”为目标，推动行业整合，重点培育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同时也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境外投资或跨国经营，以更多地占领和拓展国际市场。其次政府相关部门要抓紧落实《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制定实施财政、金融、税收、外汇等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加大对“走出去”出版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出版企业集团上市融资，开辟搭建出版企业更多融资的渠道和平台，从而为我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打破资金瓶颈。最后，在政策、资源、信息、服务等方面政府要加大力度鼓励支持版权输出、实物出口、合作出版、创办境外实体企业等，扩大中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2.调整出版产业结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国出版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了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实力弱等问题十分突出，由此也导致出版企业核心

竞争力不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版要“远洋出海”，必须要有强势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塑造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要调整出版产业结构。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出版企业应该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积极大胆地打破所有制、行政区域、行业的限制和壁垒。实现资本、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等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最优化整合，实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和重组，在打造大型跨地区骨干出版企业集团的同时形成企业强大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中国出版企业才能深度挖掘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全球化扩张，从而使“走出去”的中国出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3.增强数字出版能力，塑造数字出版品牌

金融危机时期，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众多传统出版传媒机构的“救命稻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数字出版必将成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出版市场必将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毫无疑问，这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上升和拓展空间，必定会成为未来世界出版业发展的制高点，走向世界的中国出版不能无视全球出版业的这一发展趋势，若要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出版巨头同台竞争，就必须紧跟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增强数字出版及跨媒体出版能力。品牌是企业在竞争中胜出的法宝。在数字出版快速发展，市场分割日渐加速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版要进入国际数字出版市场同样需要依靠产品品牌的力量。没有国际知名品牌，在市场占有和竞争中势必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必须要实施品牌化战略，不仅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外向型数字出版品牌企业，还要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产品品牌。只有通过品牌经营和品牌扩张，增强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中同数字出版才能顺利地开拓国际市场。

4.强化国际市场意识，走创意出版之路

创新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强力助推器。只有有意识的进行出版创新，中国出版“走出去”才能走得更远更快。因此创意场出版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必然要求；缺乏创意，中国出版就必然会失去“走出去”的竞争力。创意出版的核心是创意，包括选题创意、编辑创意、装帧创意、营销创意、管理创意等。创意出版必须建立在深刻的国际市场意识之上。才能够在内容、编辑、装帧等方面的创意与国外读者的消费需求、阅读习惯等实现无障碍对接。这就要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意欲“走出去”的中国出版机构必须要认真研究国际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规律和国外受众文化消费心理，准确把握市场读者的消费需求和热点，以塑造既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又具备国际传播潜力的产品和品牌为目标，策划出具有很强创新性的优质图书。此外，出版机构还要对国际市场的未来走势有所预见，挖掘开发读者的潜在阅读需求，在考量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的组织和策划，抢占市场先机，以免因对市场信息反应迟滞而丧失重大市场机遇。

5.培养外向型复合出版人才

中国出版“走出去”，人才是关键。人才尤其是懂外语、懂出版、会经营、熟悉国际出版市场运作规律的高端外向型复合出版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最大“瓶颈”，也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科研单位通力合作。首先，在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出版企业和高校等教育科研单位要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的培养模式，通过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培养出中国出版国际化扩张所需的创意人才、策划人才、经纪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等。其次，推进外向型复合出版人才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境外培训基地，定期选派一批与出版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公务员、研究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到境外学习培训。同时也要重点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同外著名培训组织来国内建立培训机构，以培养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出版产业人才。最后，推行高端出版人才引进计划，明确人才的引进条件、标准、范围和待遇等，争取从国外或留学生群体吸引一批中国出版“走…去’’所急需的高端人才。

6.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

国内外许多实践经验都表明，一个重大项目的实施，往往会牵动一批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以最大项目为载体，往往能够迅速聚集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市场扩张。目前我国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音像制品“走出去”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重大项目。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且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为例，该项目自2006年实施以来，到目前已经与46个国家246家出版社签订资助协议1350项，涉及1910种图书、26种语言，带动国内出版单位达33家。这些重大项目的推行，为推动中国出版进入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版“走出去”仍需要继续策划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

参考文献：

[1]冀素琛：《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列》，中国图书出版网，2010-05-07

[2]柳斌杰：《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大力推动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中国出版》2010年2月上

[3]贺耀敏：《金融危机背号下的中国出版产业分析》，《中国出版》2010年3月上

[4]董云虎：《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纽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国新办网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7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当前，全球互联网经济迎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突破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革命性商业变革此起彼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和创新先导。为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主动适应新常态，培育增长新动力，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坚持规划引领

抓住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展、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设立自贸区的重大机遇，依托数字福建总体战略，科学编制互联网经济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区位、产业、平台、政策等综合优势，把发展互联网经济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和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支撑。坚持“造网”和“用网”齐头并举、改造传统和培育新型同步发展、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政府引导和企业主体共同发力、优化创业环境和强化安全保障协调推进，推动互联网经济成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引擎、新支点。到2016年，全面夯实发展基础，健全互联网经济生态圈，各领域建成一批互联网平台。到2018年，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建成一批产业集中区，产业集群效应凸显。到2020年，培育一批知名互联网龙头企业，互联网经济年均增长率25%以上，总规模超过4000亿元。

二、突出发展重点

(一)电子商务。加快推进海峡两岸电子商务经济合作实验区和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示范体系建设。重点发展跨境电商，健全跨境电商公共平台和服务体系，推动传统外贸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支持有条件的设区市创建国家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加快建设一批特色闽货网上专业市场，重点培育、整合一批面向全国、覆盖全产业链的行业垂直电商平台。推动传统商贸业深化电商应用，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二)物联网产业。加强射频识别、传感元器件、北斗终端、基带芯片、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技术攻关，加快物联网产业园建设，提升智能终端产业水平和规模。优先发展车联网、船联网、智能家居、人体感知、智慧城市等集成应用，深度推进环境监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应用。

(三)智慧云服务。建设交通、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环境、城市、社区，以及广电高清电视等智慧应用云平台，构建“平台+应用+终端+内容”、网络化运营的现代服务业。抢先发展网络教育、网络医疗、智慧旅游、养老服务。开发建设经贸、科技、舆情、金融、视频、健康等大数据平台，推动政务、生产、流通、公用事业等领域大数据应用，发展商业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产业。

(四)文创媒体。壮大厦门、福州、泉州游戏动漫产业，做强三大运营商动漫产业基地，增强创新集聚能力。加快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数字化，发展数字阅读、网络视听、数字影视、数字出版等新兴媒体，支持主流媒体向全媒体转型，加速发展移动媒体和分发服务，支持互联网龙头企业在我省建设阅读、游戏、视听和应用分发基地，发展福建特色数字文化产品。

(五)互联网金融。加快申请全国性网络支付牌照，发展在线支付、电子支付、跨境支付和移动支付等，建设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重点发展网络支付、网贷和股权众筹融资，支持发展网络保险、网络基金、网络彩票等，创新“B2B＋P2P+征信服务”三位一体金融服务模式。支持省内金融机构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六)工业互联网。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全流程生产协同和综合集成，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行业协同平台，基本覆盖各工业领域的企业。推进“机联网”“厂联网”，发展智能制造，加快数控一代、工业自动化通用技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平台建设，打造工业4.0。

(七)农业互联网。建设农村电商公共平台，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建设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促进生物芯片等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动节水、节药、节肥、节劳力、测土施肥、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灾变预警等农业互联网应用。

(八)互联网基础服务。发展面向不同应用和人群、各具特色的垂直社交网络。加快健全和推广数字证书、电子取证、电子缴费、电子票据、电子阅读、版式文件、数据集中管控等互联网基础平台，积极拓展移动互联网、智能仿真、虚拟化场景等新的基础服务产品，抢占互联网服务新领域。

三、加大专项扶持

(九)强化资金扶持。2015—2017年每年统筹不少于5亿元的省级互联网经济引导资金，其中，整合省级现有相关专项资金不少于2亿元，省级预算新增安排3亿元。其他未纳入整合的相关专项资金也要向互联网经济倾斜。引导资金集中用于支持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平台建设、公共服务补助、政府购买服务、重点孵化项目、人才引进培养、龙头企业引进培育、初创企业补助、创业启动资金扶持、市场开拓等。整合的专项资金由省级各有关部门按现有管理办法执行，省级新增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发改委、数字办制定。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发改委、数字办、经信委、商务厅、科技厅、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教育厅等

(十)强化创业扶持。加快构建“众创空间”互联网创业服务平台，促进创业者与市场充分对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省级新增引导资金采取资金资助、融资担保等方式，每年扶持一批重点孵化项目；所在地政府为每个企业(项目)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工作场所和100平方米人才公寓，三年内免收租金。每年举办互联网创业大赛，省级新增引导资金每年安排500万元奖励竞赛优胜者。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发改委、数字办，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一)强化研发扶持。经认定的互联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对经税务部门核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且年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省科技厅按研发投入超过10%以上的部分予以50%后补助，年补助最高100万元，每个企业累计补助最高150万元。互联网企业符合规定的固定资产，参照《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享受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厅，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四、创新融资服务

(十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在省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下设立不少于10亿元互联网经济子基金，有条件的设区市应在2016年底前设立相应基金。对投入互联网企业的省、市创投引导基金，在确保财政性股权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允许财政性资金收益劣后并将收益作为滚存投入，给予基金管理公司特别奖励，以吸引社会资本及国外创投机构参与。创投机构投资互联网企业从产生收益年度起，按照互联网企业发展贡献程度，由所在地政府给予两年资助，最高资助额不超过创投机构投资额，以鼓励创投机构加大对互联网企业的投入。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金融办，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投资集团

(十三)加大增信增贷扶持。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要加大对互联网企业融资担保支持力度；对各地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开展的互联网企业担保业务，省再担保公司可适当提高再担保代偿比例。“万家小微成长贷”“小微企业保证保险贷款”等应优先向互联网企业倾斜。省内地方法人银行应主动适应互联网企业需求，创新互联网企业金融产品，全面推行“无间贷”“连连贷”等无还本续贷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重大互联网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等模式给予支持。

责任单位：省金融办、财政厅、经信委，驻闽各金融机构

(十四)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培育有条件的互联网企业作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鼓励各类私募基金和风投资金提前介入互联网企业，积极指导和创造上市融资条件。鼓励中小互联网企业在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积极推动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接；对实现股权融资的企业，省经信委在挂牌当年给予每家30万元奖励。省、市小微企业发债增信资金池首先支持互联网企业发债，降低互联网企业发债成本。

责任单位：省金融办、发改委、财政厅、经信委

五、加强人才建设

(十五)引进培育聚集领军人才(团队)。将互联网经济人才(团队)纳入省人才工作重点和全省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目录；针对台湾人才特点，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鼓励互联网经济人才(团队)参加省“海纳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评选。研究制定互联网高层次人才评价认定办法，对按程序和公布标准确认的高层次人才，参照自贸区高层次人才支持办法给予支持。凡在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或机构(近三年营业收入行业排名国际前30名或国内前20名)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且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带项目来我省创业的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团队)，由省委人才办按企业发展规模和创新水平，从省级新增引导资金中给予30万~100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并可根据情况连续支持。按照加强自贸区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推进和引导互联网经济企业设立首席信息官岗位，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互联网经济创新人才。

责任单位：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财政厅，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六)加强互联网教育培训。鼓励高等和职业(技工)院校加强互联网经济相关专业教育和实用型人才培养，推行教产研结合培养模式。鼓励互联网龙头企业设立培训机构，或与科研院所(校)合作建立教育实践基地，由省教育厅认定验收后，一次性给予50万~100万元奖励。到2017年，全省培训互联网经济创业、从业人员40万人，省人社厅按照规定给予培训经费补助。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六、完善基础设施

(十七)网络设施。“十三五”期间，开通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区域国际互联网转接点，实现运营商网络本地高速交换，大幅度降低网络时延，满足业务竞争和海外布局需要；加强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公益行业光纤网络覆盖和宽带接入，所需省级补助资金由省级新增引导资金安排。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提升宽带网络速度，尽快实现上下行同速，支撑数字家庭、智慧城市等物联网深度应用；以政府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宽带服务。加快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

责任单位：省通信管理局，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各电信运营商、省广电网络集团

(十八)数据中心。支持央企、省属大型企业等在大数据产业重点园区建设基于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并由数据中心提供低成本、高可靠的云计算服务。鼓励重点扶持的互联网企业购买大数据产业重点园区的数据中心服务，按企业每年租用数据中心服务费用的30%予以补助，单个企业年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由省数字办审核并与数据中心运营商清算，所需资金由省级新增引导资金安排。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财政厅，数字福建(长乐)产业园、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省电子信息集团、各电信运营商

(十九)公共平台。加强位置服务、物联网、识别能力、视频能力、数据应用、电子取证、电子缴费、电子票据、网络安全预警、协同应用、创新研发、数据集中管控、测试等基础平台建设。对企业投资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公共平台，经省发改委、数字办认定后给予一次性300万元资金补助。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财政厅、经信委，省电子信息集团

(二十)物流网络。开展电商与物流协同试点，加快推进智能快递箱(柜)进社区、办公区，完善物流末端配送网络，重点扶持2~3家企业尽快覆盖全省市场。发展航空港口货运航线，由所在地政府给予始发的国际国内定期货运航线一定补助，扩大通往世界各地邮路通道，支持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参与跨境电商。支持大型物流企业建立物流枢纽仓储、快件分拨中心，实现仓配一体化，增强物流支撑能力。

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商务厅、交通运输厅、住建厅、邮政管理局，福州市、厦门市政府

七、强化市场带动

(二十一)开放数据资源。加快建设统一的数据资源网，推动公共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增值开发利用。2015年，先行开放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教育文化、食品安全、空间位置、资格资质、经济统计、产品质量等与改善公共服务和支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资源，并逐步扩大开放范围数量，加速数据流动，同时优先向重点推广的各类平台开放。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

(二十二)加大服务采购。加快制定政府和企业信息化服务采购政策，普遍推行基于云计算和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服务外包，大幅减少政府和企业自建数据中心，减少自建应用系统。2015年起，由省发改委、数字办每年安排一批政务数据采集、平台建设、资源开发项目，委托本省互联网企业建设，所需资金由省级新增引导资金安排；省经信委每年安排一批两化融合公共平台委托本省互联网企业建设并购买服务。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财政厅、经信委、商务厅

(二十三)扩大信息消费。按照“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平台让一点”，普遍推广企业信息化基础应用，整体提高企业信息化利用水平，所需省级补助资金由省经信委负责。加强居民信息消费引导，推广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家庭，丰富信息产品供给；加快提高农村信息消费水平，推进省级信息进村入户，开展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训体验服务，实现信息精准到户、服务方便到村。加强欠发达地区电子政务建设，大力推广政务大数据应用，提高政务应用服务水平。

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农业厅、通信管理局、发改委、数字办

八、引进培育龙头

(二十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创新招商模式，推进以数据开发换项目、以平台建设招项目、以投资模式创新引项目，大力引进阿里、百度、腾讯、新浪、小米、京东、360等互联网龙头企业。推动龙头企业优先向我省开放平台接口、数据资源和市场渠道，优先在我省建立培训或创业基地，可参照有关支持政策奖励。对新引进实际到位资本金达到5000万元以上、位居行业相关细分领域前5名、具有核心技术或创新模式的龙头企业给予总部政策扶持，依据产业水平和贡献程度等情况，由所在地政府一次性给予300万元以内的落户奖励。对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在闽设立全国性总部的，由省商务厅给予300万元落户奖励。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财政厅、商务厅、经信委、金融办，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电子信息集团

(二十五)培育省内骨干企业。支持有较强市场和技术实力的本省互联网平台(产品)纳入数字福建建设重点，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加快向全省推广和提供服务。加强资源整合，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将公共服务平台、公共信息资源优先委托省内企业运营开发，实现“一行业一平台，一平台一公司”，力争催生一批行业龙头。支持省内企业参加境外互联网专业展会，省商务厅优先予以支持；企业所在地政府按照不超过展位费50%的标准给予补助。企业参与省外招标项目中标，单个中标合同金额600万元以上的，按合同金额3%给予奖励，中标及省级新增配套采购奖励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300万元，所需资金由省经信委负责。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超过4000万元和10000万元的互联网企业，由省级新增引导资金分别给予50万元和100万元的奖励，其中工业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拓市场，由省商务厅安排。对龙头企业在总部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商务厅、经信委、财政厅、国土厅，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九、推进产业集聚

(二十六)整合建立产业集中区。各县(市、区)要规划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互联网产业园、互联网孵化器(含创业园、电商楼宇，下同)等，力争到2017年每个设区市建成1~2个功能完善的互联网经济集中区。经省发改委、商务厅、数字办认定的互联网经济集中区，参照执行开发区政策，享受相关优惠。互联网孵化器由省科技厅认定，并享受相关政策支持，达到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标准的，由省科技厅推荐上报国家科技部；新建孵化器每平方米补助100元，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扩建孵化器每平方米补助不超过50元。现有软件园要推动园区载体资源和公共平台向互联网企业倾斜，积极引导软件企业适应互联网经济需求，加快产品、业态、服务转型，对支撑转型的公共平台或有发展潜力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由省经信委予以适当经费支持。支持发展民营互联网创业孵化基地或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纳入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范畴；吸纳创业主体超过20户以上的，省人社厅一次性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支持建设农村互联网创业园，为农村网商提供网站建设、仓储配送、网络技术等服务，从业人数达到100人以上的，省人社厅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鼓励工业企业改造现有厂房，兴办互联网经济孵化器、集中区或电商园区，可不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新建互联网经济集中区优先列入建设规划、优先予以用地保障，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优先纳入省重点项目管理。

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发改委、数字办、科技厅、国土厅、财政厅、人社厅、商务厅，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二十七)加快建设大数据重点产业园区。加快数字福建(长乐)产业园、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政策落实、招商选资和建设应用，支持全面拓展互联网经济，突出基于云计算数据中心功能，作为全省互联网经济主要承载基地；突出发展政务、金融、电商、物流、健康、新媒体及物联网、北斗卫星等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产业，积极发展云服务外包和国际业务。

责任单位：福州、泉州市政府，长乐市、安溪县政府

(二十八)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对入驻政府投资建设、经认定的互联网产业孵化器、集中区或大数据重点园区的重点互联网企业用房，由所在地政府给予2~5年的房租减免；对租用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给予不超过30元/平方米/月的房租补贴。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优化发展环境

(二十九)简化行政审批。允许企业名称登记、经营范围使用体现互联网经济特征的用语，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办理工商登记。简化省内增值电信业务经营、网络文化经营、软件企业认定等许可证的申办及年检，以及互联网企业上市改制重组等相关手续的审批流程。财政资助建设的科技孵化器运营单位优先安排互联网企业入驻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苗圃，并提供代办事务性业务。

责任单位：省工商局、文化厅、科技厅、经信委、金融办、通信管理局

(三十)落实优惠政策。鼓励从事云计算研发、应用和服务以及大数据开发利用的互联网企业申请认定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经认定的企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优先将互联网创业纳入高校毕业生创业优惠政策支持范围。

责任单位：省国税局、地税局、经信委、科技厅、发改委

(三十一)构建诚信体系。2016年底前，建成包含全省法人、自然人信用信息平台。支持互联网企业利用信用信息平台管控风险。支持信用服务机构开发信用产品，提供信用评估等服务。深化个人、企业征信，促进各类信用信息互动共用，强化信用监测警示。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信用办

(三十二)完善市场监管。建立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符合互联网经济发展规律的监管方式，倡导“温和式”“预警式”监管。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等制度，建成全省互联网经济主体数据库和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协同监管平台，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网站自律、社会监督、信息披露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完善行业组织，强化分业分类监管，健全网络市场第三方评估和协作监管机制，共同维护秩序和诚信。推广互联网金融负面清单监管模式，鼓励开展第三方资金托管、建立准备金账户制度，建立网络融资监测平台，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责任单位：省工商局、发改委、数字办、商务厅、质监局、知识产权局、公安厅、金融办、通信管理局

(三十三)加强高端交流。依托“6·18”平台，每年举办一次互联网经济不同专题的全国性会议，力争成为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物联网、大数据等重点领域高峰会议永久举办地，大力宣传我省推进互联网经济规划、政策等，推动我省成为互联网经济热点地区，提升品牌和层级，推进要素汇聚和市场拓展，营造支持创业创新的氛围。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商务厅、经信委、通信管理局，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三十四)强化合力推进。建立省发改委、数字办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推进机制，以及省互联网经济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涉及互联网经济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和实施方案、重大项目、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要经过联席会议研究审议。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数字办，省直相关部门，各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以上扶持政策中，省直各部门整合资金安排如有不足，可从省新增引导资金适当追加；涉及省级对高级人才(团队)创业支持、网络支付平台总部引进、重点孵化项目、研发投入、营业收入首超等的补助或奖励，所在地政府应按相同比例安排支持；扶持政策与其他政策交叉重叠的，企业可按就高原则享受，但不得重复享受。

省直有关部门要在本通知印发一个月内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要在两个月内出台相应实施方案。省效能办要会同省发改委、数字办对各地市和省直部门推进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附件：名词解释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5年3月5日

附件

名词解释

一、互联网经济：是指依托互联网，以信息、知识、技术等为主导要素，通过经济组织方式创新，优化重组生产、消费、流通全过程，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化金融政策篇8

一、

财政赤字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中。表面上财政赤字都是政府财政支大于收的差额。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普遍性的经济难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有着本质的区别。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赤字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历来对实际赤字政策。财政赤字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赤字，无论是产生的原因、发出的过程，还是弥补的方式、以及形成的后果，都明显地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严格地区别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财政赤字，是分析我国财政赤字的理论前提。

在我国，财政赤字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许多经济学论著中列为专题加以论述，。有关财政赤字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我国财政赤字理论研究，一直与综合平衡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合我国的实践，对赤字的成因、后果、弥补方式及治理对策等多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从中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在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现实服务中使财政赤字理论不断向前推进。然而，目前的赤字理论研究，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诸如：仅限于政府财政收支范围或至多把财政银行关系当作分析的重点；由于财政赤字分析中的“顾虑”颇多，理论研究中的极端化、定式化的倾向时常出现，甚至以政治定论取代经济分析；侧重宏观分析，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忽视企业和家庭部门货币收支对政府财政活动的影响；赤字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薄弱，等等。因此，拓展财政赤字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思路，并确立和选择一种较为科学与全面的赤字理论研究方法显得尤其重要。主要是：跳出单纯的财政收支框架，把财政赤字作为内生经济变量，置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之中，对财政赤字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考察；运用实证描述的方法，从国民经济四大主体部门入手，着眼于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与平衡，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综合分析并探寻相应的基本对策；对西方的赤字理论采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借鉴其中对研究我国财政赤字有用的研究成果。

本文最终的基本结论是，以短缺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抛弃“财政赤字幻觉”，不能寄托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任何“通货膨胀红利”，从指导思想上树立反赤字政策的思想。财政赤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财政收支差额问题，连年的巨额的赤字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偏差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诸多的深层矛盾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宏微观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集中表现。因此，抑制和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调整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入手从事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尽快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将国民经济导向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

从政府部门入手分析财政赤字，首先剖析了财政赤字的特征，提出时间上多年持续、数额呈扩大趋势、弥补方式单一和赤字债务化是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了财政赤字的成因及其有关的财政问题。

（1）政府的支大于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 1979年以来，国家财政面临着建国以来罕见的日益增大的支出压力，支出规模刚性增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增幅波动较大，收支增长趋势的综合结果就是赤字的扩大。因此，坚持紧中有活的方针，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益，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征管，保持经常性收入的适度增长，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财政赤字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形成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均衡，经济结构各种内在矛盾相互交织和加剧，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双包干”与“双比例”的冲突，财政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此，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从事综合治理。

（2）投资与财政赤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新估价投资膨胀是分析投资与赤字关系问题的理论前提，判断积累率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看积累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有限的积累资金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使全社会保持一定的具有宏微观经济效益的积累率。现行投资体制固有的种种弊端，加大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而膨胀、扭曲和低效的地方预算外投资愈演愈烈，投资吸纳能力下降，又加大了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相反，巨额赤字降低投资率，减少总供给的增加，影响企业有效投资，从整体上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重塑政府投资主导地位，正确把握投资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是治理财政赤字的客观要求。

（3）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一直是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直接影响着财政赤字概念的界定和量度标准的选择，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国家信用的历史地位和我国财政政策的确立。在我国，国债三大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条件不能忽视，过度的政府债务势必造成国家财政更加困难，也有可能在增大货币扩张压力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不宜以理想主义态度来期望现阶段的国债可以创造奇迹，长时期内被迫地度地利用债务形式分配社会资金，使国民收入增量难以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重要。

（4）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实质上是一个财政赤字的资金源泉问题。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似乎没有固定的排列顺序。国债固然是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中较为理想的弥补方式，但也必须适度。财政透支作为目前财政银行关系之间矛盾的焦点也不能回避，政府借款行为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收支运动。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对经济生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透支表现出有别于其它弥补方式的特征。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财政透支已经成为总量平衡的法码。正视现行体制下财政透支的弊端，承认财政透支对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性影响，不能将财政透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兴利除弊”，健全赤字弥补机制，是解决财政透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从银行部门入手对财政分析表明，财政赤字的金融成因不容忽视。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格外重要，财政银行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密切合作的现实意义也愈加明显。

（1）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财政赤字固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绝不是通货膨胀的元凶，问题的关键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与决策。通货膨胀使国家财政陷入萎缩状态，它对国家财政的消积影响难以通过国家财政自身的平衡机制予以消除。信用膨胀造成的扩张性货币投放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遏制信用膨胀势头以防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是当务之急。

（2）巨额财政赤字易使利率呈上升趋势，利率管制使我国财政赤字对利率的上扬作用以扩大社会资金供求缺口、加大社会总需求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角度出发，目前不宜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杠杆作用的真正发挥尚需创造相应的条件，但可以放开利率作为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突破口，在资金价格非管理制因素下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矫正其它经济信号的失真工作应同步进行，在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利率是有效抑制财政赤字的理想经济杠杆。

（3）一个与财政赤字毫不相干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金融机构的微观金融运行对财政赤字的生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银行自身低效益运行及其和国家财政紧密的资金联系，决定了它是财政赤字微观金融成因的一个基本因素。基层专业银行经营亏损，银行信货、结算、货管工作上的失衡与混乱，微观金融运行中的扭曲现象，最终都以加大国家财政困难为代价。一个稳定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业作保证，专业银行企业化经济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不加大中央财政困难为前提。

（4）宏观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尤其是中央银行自身货币政策的失误，是造成财政赤字的宏观金融成因。追求最大效用的金融决策者行为，自然也带有一种通货膨胀倾向，因此，“货币政策财政化”的结论不能完全成立。相互矛盾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使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过度发行的货币并非完全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它更多地是由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以及“乐善好施”而又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因此，从消除财政赤字和稳定经济角度出发，正确的宏观金融对策应是实行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要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

（5）财政赤字环境下，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适时地将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财政的建设预算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不仅是一个保险基金投资流向转化问题，而且也是我国资金积累模式历史转变时期的客观要求。不宜过分强调保险机制的金融功能而忽视其财政功能，理论上澄清财政与保险的内在联系实属必要。财政部分地运用保险基金，要求建立一种“财政金融型”保险运行机制，以购买政府债券作为财政运用保险基金的基本形式，并通过法律的形式重新明确国家财政与保险业的关系。

四、

从企业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通过企业改革，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来增强国家财政力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是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正确选择。

（1）财政赤字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偏差的出现绝非偶然，完善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是实现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关键。企业诸多扭曲行为是以加国家财政负担、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外部环境恶化中的企业扭曲行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障碍，这是形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难以矫正的企业扭曲行为，造成工业企业总产值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能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2）在我国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观的宏观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低效益经营机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源泉所在，这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陷井。企业亏损只是目前企业效益低下的表症，实质则在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而规模经济困扰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企业纯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规模经济效率下降，企业成本增长过快，边际利税率递减，亏损补贴增加。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根治财政赤字的根本性措施。

（3）技术进步意味着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它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增强国家财政力量的战略取向。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因素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和增加国家财源的功能被忽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性能差，大量人、财、物的投入换取的是较小的产出，经济发展速度名义上很快而国家财政力量薄弱。企业折旧制度从技术进步角度反映了企业部门经济运行与国家财政发展的关系，现行企业折旧制度固有的弊端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国家财政随之萎缩。目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现实，要求国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采取倾斜政策，适当地增加技术开发基金的比重。集中力量清查和评估国有资产，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培植财源进而增强国家财政力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4）企业金融力是企业活力的主要内容，它具体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筹措、运用资金的总体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日趋密切，企业金融是政府金融的必要补充。我国企业金融力疲软状况一直干扰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无论是企业筹资行为扭曲，“三角债”大量累积，还是企业资金成本直线上升、预算外资金膨胀，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企业金融力便成为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的着力点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所在。

五、

从家庭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它与政府部门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资金联系。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与财政赤字的生成和变动密切相关。

（1）家庭部门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家庭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货币收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财政活动。国家财政为居民基本生活需品提供价格补贴。职工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等，都使国家财政资金较多地流向居民家庭部门。离开对居民家庭部门货币收入的分析，难以从社会资金流动及平衡角度把握财政赤字。

（2）人口膨胀和不规则流向所带来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给国家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高增长态势引起的增加社会公共支出的需求，必然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限制的现实，造成现有的社会福利往往成为必须调整的变数。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伴随人口膨胀而同时产生的失业。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同一时期内居民家庭消费开支增大，而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减少。巨大的就业压力足以使政府财政处于经常的窘境状态。大量、长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转移，加速了财政赤字的生成过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力资产投资，对于解决人口质量问题的作用不能期望过高，相反，国家财政赤字会在社会保障制度维系现状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

（3）判明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是分析居民消费与财政赤字关系问题的前提。我国居民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消费早熟”，市场疲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现时期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还相当有限。居民“消费膨胀”或“消费早熟”并不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或指导意义。居民消费真正实现“小康”水平，关键因素在于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政力量的增强，一定消费目标的实现，给国家财政提出的要求更多，相应的压力也会更大。非货币化福利造成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模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种要求国家支付更多货币的惯性。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呈正相关。依靠财政赤字难以真正的提高居民的生产质量，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可以成为国家财政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考系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