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缺点范文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1

[论文摘要]本文拟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不同历程的考察，探讨中国经济法产生的特殊性，以求得对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行政调节失灵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市场调节失灵是西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垄断的存在，使平等自由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存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为了克服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各种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管理、调控、干预，其意图是恢复自由竞争秩序，从而产生了最初以垄断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府)不仅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且从微观上也全面彻底地控制所有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与微观的合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然会引起行政调节失灵。颁布了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它体现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并用，这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正是由于行政调节失灵，才产生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行政调节失灵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我们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二是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二是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三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三、计划性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

四、国家中国经济法确立的启动力量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但是，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五、法律资源稀缺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崎岖

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事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事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

六、结语

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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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缺点篇2

湖北民族学院校级一般教研项目“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2013JY02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程，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3

经济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现实，而经济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为其存在提供理论解释。中国经济法学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近二十年的探索及讨论，并伴随着宏观经济改革及理论的演变，现在终于就经济法的定位问题及功能模式方面基本上在如下方面达成了一致：

基本上否定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都普遍认可国家（或政府）干预应为经济法调整的共同特征。

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主要目的应在于为弥补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注：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22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确定为“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并进一步指出， 根据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和经济法的产生背景，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而其他观点如“协调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等，虽提法各异，但基本上都坚持了在“干预”基础之上的调整说，这可称为“干预论”。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调整法理论或“干预论”势必导致经济法与某些传统法部门如民商法、行政法调整领域相冲突的紧张局面。举上述将经济法调整对象确定为一定的“经济管理关系”的观点为例，怎样解释体现在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中的“国家干预”与行政法在相似领域中的体现精神的差别呢？这是一个难题，为此王保树先生新近提出了“净化经济法”的口号，他认为经济法的框架设计得过大，“是无法探索出经济法的规律的。（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度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第3期。 ）这里我们且不论商法作为一真正独立之法部门是否可能及经济法和商法的交叉调整之处理问题，单论”在净化“前提下谈论经济法得以存在和巩固的是否可能，我们将发现，当代”国家干预“的普遍存在将使得”净化“成为理论假想。这一理论悖谬不仅不能使经济法因”净化“而更具说服力，相反将继续使经济法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发展陷于贫困化的处境。胡塞尔曾谈到过”把自己的社会行为托之以精神理念，并为此理念而遮弊，是产生乌托邦的社会理论的温床“（注：胡塞尔：转引自《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倪梁平著，第137页，三联书店1994年。）， 这一警言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为此，本文将从经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思考”干预论“的缺陷及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二、“干预论”的缺陷

笔者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干预论”总体而论是不能正确概括我国经济法立法及运行的现实的，同时亦未体现出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法思想发展潮流相融合之迹象，而且不利于法学科地位的确立、巩固和研究的深化。“干预论”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理论被定位为“干预”未能考虑到当代国家职能演变的历史现状，且不符合中国经济运行之实际，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不相适应。“干预论”遵循的仍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没有真正正视到市场的内在欠缺，即进一步未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本身即产生的将外部性调整内在化的亟需。本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使西方政府调控经济生活和克服市场失败在物质基础条件方面成为可能；在维护自由企业制度的形式下，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国家对经济的调节越来越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各方面和各个环节中去。如日本的“政府指导和产业政策”，法国的“指示性经济计划”，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劳资双方在增加工资上达成的“默契”英国通过政府-企业-劳工系统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以期指导英国经济的重建等等，都说明了国家所担当的传统角色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注：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第323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的学者把工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称之为发达国家政府政策赖以立足所必需的“三条腿”。 （注：business weekly，july 4，1983第55页。）萨缪尔森则在他的《经济学》中将政府在现代混合经济中日益扩大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直接调节参与经济生活。（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206页，（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 ）可见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国家职能中的社会职能显著发展，尤其是国家持续主动参予经济的职能的增强是当代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干预论”没有看到这一点，即没有意识到经济法作为反映国家上述职能变换的一项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功能发挥是一个经常的持续的存在。而这正是经济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独立法制度的依据所在，按照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作用是国家权力运行过程的体现并表现为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发生的影响。这样一种不间断品格的要求使得“干预论”的经济法理论甚至在为一种法规范的存在作辩护时都显得勉为其难。而就实践而论，中国这一处于过渡经济时期中的发展中大国，“政府之手”的普遍存在更令人对“干预论”抱怀疑的态度。

当然，从根本上讲，政府职能之扩大是不以当代某个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凯恩克劳斯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国家的负担已很沉重，但这并不反映思想上依赖市场力量有反感。”（注：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它更多的是来自新的和广泛的社会控制的奢望：关心社会公平，一方面害怕失业，另一方面又害怕通货膨胀，要造成一种更平等的趋向，关心环境、关心市场不能包办的人们的需要……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增大了有组织的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减少了市场作用，增大了国家的作用，使之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但在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私人部分仍远远大于公共部门，市场仍居首要地位，甚至作为公共经济内部的分配网而言，市场仍为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正是基于上述现实而进行其调整功能的展开的，而且其为协调市场和公共（政府）二者功能的良性互动，在其价值取向即国民经济在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良性运行和手段，即调整方式的物殊性上都迥异于其他法部门并为不可代替。有的学者认为在法律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中、除行政调节外有三种调节机制，经济法则为体现独特的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法功能的重要法领域。（注：王竣岩、王保树：《市场经济法律导论》，第46－48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二）“干预论”未能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正如其他法律部门一样，经济法如欲独立而令人信服地存在为一体系，当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舍。我们认为，关于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亦为经济法价值定位讨论中的应有之义。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法价值自身的特殊性，这种价值的特殊性表现在经济法自诞生之日起，便意味着在经济调整的领域中，传统的法律价值发生了变化或曰革新，新的与当代市场经济调整需要相适应的法价值开始形成。而经济法价值取向之重要性体现在于其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效益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弥补民商法的重大缺陷。经济法的价值体现在：

1.经济法将观察评价经济主体行为之视角从单一的经济主体延伸至整个社会。（注：莫俊：《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刍议》，《法学探索》，1998年，第1期。）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其个人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效益之中来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帕累托最优原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运用了。同时我们看到，这样即不可避免地使得经济法在其调整方式和功能选择上令传统的公私法划分变得黯淡和模糊。

2.经济法以社会整体效益的需求为其价值起点，但并非不顾其他，而是针对当代的市场本身的发展和特定的社会背景，选择相适应的当代效率理念，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品格为综合性的效益观，为其他任何法制度所不具备，并有力地划清了与行政法的界限。为经济法在制度法意义上或在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

在公平价值的取向上，经济法亦体现出其独特的品格，现代市场经济中，追求公平是人们的天性亦同时是产生出巨大激励之保证。机会之均等主要载诸于民商法的追求理念之中，而“结果公平”不得不为斥诸于其他的法部门尤其是公法而为调整。经济法则集中体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等法规范建立公正自由之竞争秩序并纠正破坏机会公平之现象，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法之运用尽力调整和避免“结果悬殊”之极端。同时经济法的公平观与行政法的皆趣迥异。更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为适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条件。

同上所述，经济法的价值之基础乃在于社会整体效率与独特的公平观的良性整合。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认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社会经济的最大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47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而相较其他法部门而论，经济法是唯一全面直面这一伦理和现实矛盾的法部门，从这一意义上看，经济法体现的对人类社会的关怀之价值决不亚于民法对个人关怀之价值。而一般流行的“国家干预论”的表述上的偏颇显而易见。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法律规则所表现的价值准则还并非完全意义上可仅以效率和公平来加以概括，法律规则还应表现出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对眼前经济活动或利益实现核算必不可少的秩序，（注：h·德帕热转引自：《经济法》，第20页， 商务印书馆1997年。）经济法同样如此。此外，经济法不仅仅是为其外部社会价值体系服务的工具，它还具有内部的合目的性，为本身固有的作为相互限制眼前利益之手段的社会价值准则之载体。因此，可以说，经济法本身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法国经济法学者认为，对这一类法律制度“应该像对经济那样，用普遍相互依存的观点加以研究”。（注：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第p2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为此，他们提出了法律秩序可以强加给经济秩序的两种要求-内部要求和外部要求，法国学者在具体阐述上述两种要求时亦指出了法律的内部要求即经济法应具有的法的属性一面具有更高弹性之特点，并敏锐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经济效益的要求会损害法律的内部合目的性。”（注：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第23页。）这些阐述的确反映出经济法制度作为一新兴法领域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并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法制度揭示了新的视野，尤其在宏观调控法律决策方面，研究经济法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最佳契合点，是经济法理论工作者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三）、“干预论”亦未能与经济法调整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过程相统一。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同时又强调了当代条件及在我国现阶段中的市场所具有的复杂性的一面，并提出应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然而我们认为“干预理论”仅停留在对政府职能的一般、表面的认识层次上。而不能提供给这一学科以成熟的理论奠基。当代西方部分学者以经济人假定这一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经济学”，重新构造了有关市场和国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价格理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并导致了分析方法和结果的错误，这种错误产生之源头乃在于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放在市场的分配效率方面，把经济研究纳入到利润最大化-资源稀缺-资源分配-分配效率这样一个思路的框架里，并将这个框架作为市场的机制来理解，从而导致了理论的失败。而“这种分析思路实际上是在要求市场的分配机制独立于‘交换’双方之外而存在，这是极端的失误”。（注：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第29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新自由主义者提出，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个工具和机制，市场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在他们所看来，经济人-经济交换-交换过程-制度安排这样一个逻辑分析过程应该成为市场本质分析的基本方法，关于人的选择和人的行为的研究应成为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主题，而不应仅仅局限在价格形成方面。在上述认识基础上，公共选择学派中的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亦是由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注：方福前：《当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三个学派》，《教学与研究》，1997年6期。）这种机制亦是一种经济行为之载体，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并不比任何其他机构更圣洁，更正确，一句话，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的缺陷一样严重。虽然上述缺陷可通过各种制度的构建加以制约，但显然地，我们不能否认政府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政府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由市场本身固然衍生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信息不完全的问题。然而传统的经济法理论着眼于强调经济法脱胎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而未看到这一法律制度之重要性更在于表现了现代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就不得不迫使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思考：经济法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载体在力图通过政府手段克服市场盲目性、搭便车等固有缺陷的同时，是否同时应发挥克服政府缺陷之功能？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曾经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如下精彩的建议：“一旦认识到外部性，就需要2个公共组织，就像检察院和法院那样相互区别开来。 一个负责裁判-确立外部性的社会成本，提出校正办法。……而最终的决定将由准司法机构作出，它将接受原告，不管是官方任命的机构还是自愿组织，以及受决定影响的厂商提出的案件。过一段时间，部分地作为成本收益分析的现行实践整理结果、应该出现一些规则。”（注：阿罗：《组织经济学》转引自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第176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阿罗的观点虽不全面，但却较深刻和形象地描述了经济法和经济学研究的内在联系。我们无须讳言这种联系。的的确确，经济学的方法已成为在创制、解释和实践经济法律规则时必须尽可能加以明确说明的一种处理方法和技术。同时我们也无需回避经济法作为法制度在功能目的上与直接的经济决策间具有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在承认国家（政府）即类似阿罗所指的第一个公共组织的功能之同时，又时刻准备在政府失效之时，以最终的国家之手（即法—司法之框架）加以纠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角色发生了分离，经济法则为体现上述分离之载体。总的来说，经济法作为一项较稳定的制度设计，必然需要为一个长期的经济运行的良性化提供基本框架。这种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其应具有着广阔而严肃的理论包容。日本政府的产业立法、行政指导等素来以成功实施宏观政策而著称，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其“泡沫经济”的垮台却使其经济法制度的声誉大打折扣，这从反面也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即正确的经济决策对于经济法制定和运行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重视经济法研究方法和功能发挥之独特性为锻造一成熟理论不可或缺。

（四）、经济法所具有的法的特性决定了其功能发挥并不是单向式的即仅表现在政府的主动行为，经济法的逆行模式应为双向式的或曰政府和个体的双向良性互动。斯蒂格里兹曾说过：“运用法律学说解决外部效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政府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效应。很明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可以认为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情是否发生。”（注：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第224页，春秋出版社， 1988年。）斯蒂格里兹进一步指出通过立法来定义产权，从而解决和处理现代社会产生的各类外部性有两个优点：一是它不受利益集团的压力的影响、二是它可以通过审判过程而得到恰当的阐述。从经济法所涵盖的几个法律部门，如市场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尤其是属于前者范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具体执行来看，明确提倡这种国家干涉与个人提诉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将有利于经济法意识的养成，为了理进一步体现上述“结合”，建议应允许更多的主体有权在涉及违反经济法规的案件中享有起诉权。

综合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对经济法的定位及其功能进行思考时应面对下列问题：即政府的宏观经济协调及参预予市场经济的职能与市场的基础性经济运行地位并存条件下的协调和良性互动问题，并且经济法的价值定位应尤其注意到其多元性之特殊性。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法哲学家雷加森斯·西克斯指出“法律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价值，而是一个用来实现某些价值的规范体系”。（注：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经济法价值亦体现出多元性并具有创新性。这样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中引入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系统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功能比较等方法论，丰富和发展原有的法学方法，创立一种成熟的，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经济法学方法论，这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巩固和发展将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现有的“干预论”徒显理论上的贫困和说服力之匮乏。

三、经济法的定位

依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将经济法定位如下：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体现国家意志的协调政府经济参与和市场自体运行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一种法制度，其目的为达到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的总体良性运动。这种“良性运行”具体而言应被表述为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转在经济主体规范化、市场竞争自由有序化、经济运行长期稳定化和社会保障实效化四个方面取得实绩，而经济法则以相应的主体规制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及经济审判的形式对国家参予经济予以确认，发挥调整和再调整的功能。有的学者将经济法的功能概述为国家据以实施的反周期法，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欠缺在于未能包括政府发生缺陷的情况在内，从而忽视了经济法遏制政府职能发挥失常之一面，并使经济司法失去双重制衡之应有本义。同时，这里还涉及到制度变迁理论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在制度设计出来以后的整个实现制度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会引发制度原型与制度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即为制度变迁的结果。（注：参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法作为一项制度无疑亦存在类似缺陷。此外，正如梅因所指出的“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也许能非常接近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注：梅因：《古代法》，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作为直面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的经济法，如何以“有限的理性”处理好上述两种固有矛盾，是摆在经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概而言之，经济法学则为研究经济法制度发生、发展及功能实现等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法学科。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4

【关键词】服务经济；体制机制；缺陷；创新

一、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缺陷

当前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缺陷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市场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

服务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服务经济的市场开放度不够。市场的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的成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经济论坛（WEF）最近的《2009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中，对121个经济体的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商业环境四方面进行了评估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士排在前3位，为贸易最为开放的经济体。美国排名第16位，中国则在12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9位。报告认为，中国在交通服务、进出口程序方面表现较好，但在市场开放方面仍存在很多限制条件。

二是服务经济的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与其他行业一样，服务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但当前我国服务经济发展过程中凸现出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发展制造业和发展服务业方面对服务业存在不公平竞争。服务业涉及多方面的工作，细致而繁琐，管理复杂，并且多为中小企业，不容易短期内显现成效。而制造业投资巨大，见效较快，管理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这些特点和原因使得管理部门更倾向于发展制造业；第二，在内外资服务业企业的准入与管制方面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除了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以外，在一些竞争性的高端服业方面仍对外资企业在准入、融资、税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歧视，另外一种情况是在一些行业如咨询业存在对内资企业的歧视；第三，在国有和民营服务业企业的发展上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如在金融、电信等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垄断，不利于民营服务业企业的发展。

（二）政府管理方面的缺陷

服务经济发展中政府管理方面的缺陷主要有三：一是对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和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服务意识与管理规范的认识有待深化。服务业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具有独特的产业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政府在管理上应区别对待。传统制造业中各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相似性较大，而服务业中各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制造业产地和产品集中，政府管理对象和范围相对较小，而服务业的政府管理涉及范围广、服务产品种类多；传统制造业有明确的质量管理标准，而服务业的服务产品质量管理难度大。这些特点使得服务业本身管理难度很大。尤其在高端服务业的管理方面，政府部门对高端服务业的管理多数是依据行业惯例和政府的指导性意见，缺乏针对不同高端服务业提供操作性较强的差异化管理细则、具体方法和手段，甚至是沿用对传统制造业的管理模式代替对高端服务业的管理，忽视高端服务业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没有形成针对高端服务业的高效的政府管理服务。

二是政府缺乏服务业“走出去”的战略指引。发展服务业过程中，主要是实施“引进来”战略，充分利用市场对服务产品具有巨大需求、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等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通过绿地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吸引外资投向服务业。但在服务业“走出去”方面缺乏战略指引，引导和支持不够，这不利于服务业通过“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学习国外先进的服务业管理经验，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服务经济的发展。

三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这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这尤其在高端服务业的方面，高端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低污染等产业优势，因此政府各职能部门都积极参与到具有这样特点的高端服务业的竞争当中。但在一些高端服务业发展上由于部门和地区利益不能协调一致，产生了无序竞争和相互之间互设障碍（如税收优惠上的无序竞争等）的现象，没有发挥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管理的协同效率，制约了服务经济的有效供给。

（三）政策支持方面的缺陷

服务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支持方面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税收制度与政策。我国现行税制由于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导致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且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整体税负都偏重，抑制了金融、航运企业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的提高，并缺乏完整、透明、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很难吸引更多的优质国际资源流入，已对我国服务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二是财政政策。目前与服务经济发展相关的财政政策也缺乏显著的支持效应。主要表现在：扶持政策力度相对不足；直接优惠型政策与间接优惠型政策缺乏有效配合；财政投融资作用尚未发挥；尚未建立有效的绩效预算和税式支出预算。

二、促进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对策

促进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应重点围绕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政府管理体系、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这几个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一）市场体制机制创新

一国开放程度的高低对该国发展高端服务经济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高的市场开放度，才可能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体制，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也才可能有较高的市场运行效率。开放包括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两个层面。对外开放主要是适当放松引进外资的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政策。对内开放则是要充分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制定行业准入政策，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服务业。政府要切实树立服务理念，改变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管理体制下的做法，从某些服务行业适当退出，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使企业真正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力。

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都首先要解决一个市场准入的标准问题。政府应该先对当前服务业的管理规定进行梳理，明确各服务业的行业准入标准，让投资者做到心中有数，使其可以进行盈利预测并产生稳定的政策预期。要根据不同产业特征制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或过低对产业发展都不利，因此，确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产业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经验，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特征，制定相应的准入门槛。对于律师、会计、医生等行业，应该提高准入门槛，保证质量，避免无序竞争；而对于电信、物流等行业，则应降低准入门槛，促进竞争。

（二）政府管理体系创新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充分认识服务经济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体系，重点是要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的政府管理，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具体建议包括：一是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服务经济管理服务机构，统筹制定服务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维护服务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制定服务业行业标准和产品质量评价体系等。二是在服务业发展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政府管理要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如何既要到位又不越位、既要放松行政管制又要加强管理、既要管理效率更要服务质量，归根到底是要坚持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三是政府管理要体现服务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在服务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管理要体现差异化。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挥行业组织在引导高端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四是要全面实施服务业人才集聚战略。人才是服务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动力，提高服务业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业务规范的国际服务业人才，做好重点人才、关键人才和紧缺人才的能力开发，营造良好的服务经济人才发展环境。

（三）税收财政制度创新

税收财政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改革首先要转变观念，强化税收在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中的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借鉴和运用国际先进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有条件的地方应争取中央政府支持，率先在全国先行先试，为不断完善我国高端服务业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财政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一要提高教育专项基金的投资效率，依托现有教育资源，引进国际著名培训机构，建立专业人才培训基地。二要借鉴日本等国财政投融资制度，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聚集区规划，在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方面发挥其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以有限的政府投资引导民资参与。三要建立引导资金的绩效预算和税式支出预算。国际经验表明，通过税式支出预算制度的建立，可以从总量、使用方向、管理方式等多方面规范税式支出、提高税式支出政策的效率。四要用好政府采购政策，把发展现代服务业规划、工程勘察与设计、物业管理等服务，以及对服务产品的采购纳入了政府采购，从而体现政府的政策倾向。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5

一

本文所称经济法是指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法律新兴部门。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综合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经济法起源于本世纪初，它是市场经济在欧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法律结晶。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肇始于美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们才使用"经济法"一词，并由此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的发展。世界各国均从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出发，依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考察世界各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与一国政治经济政策密切联系的特征，比较西方经济法与中国经济法独立于其他传统法律部门的发展历程，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将更为清晰。?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阶段，在经历了充分自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以后，市场机制的不足逐渐显露，民商法及行政法调节手段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于是经济法得以产生。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法，以美国《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为起点，逐步发展到今天以宏观调控法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迄今，西方经济法已剔除了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国家调节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

。总结西方国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认为：经济法是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法律部门，它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法、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为己任。它一方面是弥补民法在自由主义状态下医治市场失灵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弥补行政法为保障自由主义而过分强调政府权力的约束的不足，从而广泛地建立经济管理机关并赋予它们以较宽的行政权和自由量权，以保证政府管理经济生活成为经常性职能的需要。这样的经济法是政府直接运用公权力干预私法关系的法

。现代西方国家经济法已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国家之间的立法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

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出现"经济法"这一术语，但中国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频繁出现的"经济法"始终是指与经济建设或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即所谓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法

，而并非经济法学界研究的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二是在"经济法"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以经济法命名或归类的法律、法规，这样的"经济法"涉及到中国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现已形成了庞大的法规体系。这两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摈弃中国经济立法繁荣的表象，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方面考察中国经济法，却发现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并不多，我们从本文所定义的经济法概念出发，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重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的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经济合同法、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1、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中国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经济合同法》即为典型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而1986年颁布的《民商法通则》也带有浓厚的国家干预的色彩即为这一特点作了最好的注脚。同时由于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量采用行政指令，使得以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在中国难以发展，这种现象直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才有所好转。?

2、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计划手段，由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开办国有企业并直接进行管理，使得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立法构成了有关经济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计划的指令性、强制性特征使其实际上代替了企业的自主行为，根本无法发挥以促导为主的宏观调控作用，国有企业因其附属地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3、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

以上特点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立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由于没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它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行政干预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经济法本质属性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为1992年以后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些法律法规直接以弥补市场缺陷、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目的，逐步改变了代替民商法、行政法的局面，与民商法、行政法相互补充，共同发挥着调控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

1、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

2、有关国有企业的立法仍为经济立法的重点，其立法指导思想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这一时期颁布的《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落实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但却采取了罗列企业权利的方式，令人感到企业的权利仍是由国家让与而不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应该享有的。这样立法，既未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问题，也未真正解决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规则问题。?

3、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在这一阶段，国家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制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框架，排定了经济法的立法时间表。虽然按照这一时间表制定出来的法律对迅速完善经济法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却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而困难重重。?

4、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表明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特殊性、产生法律要求的动机的特殊性，此外，也还有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不可忽视的因素

。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这就使得国家容易作出代替市场主体的决策，经济法在产生之初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取代民商法、行政法的现象。?

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调控各种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经历了由刑法到民商法、行政法，再到经济法、社会法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并且力图运用法律来加速这一进程，于是便形成了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都缺位的情况下同时上马，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这种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的作法难免使中国民商法、经济法的发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一方面是政府制定的经济立法时间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法律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则使民商法、行政法同经济法的分离相对困难。?

（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国家，从而使得国家或政府行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动机和要求。?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实践证明，这些市场缺陷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共同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无关，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共同原因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法律需求。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这种发展阶段的因素又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本应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由于发育不足而无法正常发挥的作用，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即由政府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来超越一些发展阶段、缩短超越过程，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任务。于是政府便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要肩负起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体系的重任，表现在法律上为促进民商法的发展，否则，市场运行缺乏基本规则，但民商法强烈的自由主义理念要求限制政府行为或干预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缺陷严重存在又使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表现在法律上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否则，市场失灵会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市场经济更加难以健康发展。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而中国刚刚走过特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运行的命令性和强制性作用令人记忆犹新，行政手段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这样我们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是先有公司这一企业形式而后建立法人制度，在中国则是先赋予各种企业的法人资格而后才有公司和公司法的现象了。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以国家利益为起点的法律动机和要求。

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三）西方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为保障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在法律上强调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行政法相当发达，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政府仅充当"夜警"角色。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时政府才逐渐开始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担当起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在中国，长期的计划体制使得政府的经济权力无限膨胀并缺少制约和限制，企业受制于政府，既没有力量与政府讨价还价，又没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相反却是离开了政府就难以生存，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经济行为和自觉的法律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法律与其说是市场主体自身要求，还不如说是政府的要求，市场主体始终处于初动地位。目前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的一个命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落实企业经营自，但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经营自落实的关键却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完善行政法与经济法。?

（四）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征，四十年来，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但今天经济法以及民商法、行政法的任务是要重构社会，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因此，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这也许正是导致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至今未能形成自身范畴和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影响中国经济法成长的因素远不止本文论及的这些，但从已有的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法律背景均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法，从而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但中国经济法的真正独立和充分发挥其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尚需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艰苦的探索。

三

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先天不足，经济法产生于商品发展极不充分，民商法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法律上一方面表现为漠视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将诸多的民事行为变为执行国家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替代企业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将行政法理解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使其失去了约束政府行政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的本意，行政法由西方国家的"控权法"变成了中国的"设权法"乃至"放权法"。如果说西方经济法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足为己任，那么中国经济法的独立则应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一方面承认民商法、行政法的独立地位与作用，彻底改变以经济法替代民商法、行政法的"大经济法"观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经济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创立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使经济法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那么，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呢??

（一）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将社会看作是国家的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国家干预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这种观念下，不仅民商法无从建立，而且经济法自身也难以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竞争是市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在一般的经济状态下，唯有效率竞争，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即使在非竞争领域，也必须制定限制垄断的法律与政策，因此，保护竞争，限制垄断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国家为保护竞争，促进竞争至少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是建立明确界定的，可以进入交易和受到社会保护的产权制度；其次是制定竞争的游戏规则；再次是建立特殊产业的非竞争性运作体系，界定非竞争行业，对一些必然会产生的垄断进行限制，制定垄断的标准等等。国家这三项任务在法律上是由民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完成的：

首先竞争存在的前提是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则是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能够享有权利，而权利总是与其主体--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因此，产权制度的建立、竞争规则的制定极大程度上要求建立权利本位观，要求有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的法律基石，要求有民商法的充分发展。

其次，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的竞争又是盲目的和无序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的效率竞争，政府通过自身的经济行为一方面保护和促进竞争，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的限制，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正是经济法所担当的主要任务。为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法必须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及长远目标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限制市场经济主体盲目的逐利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民商法的发展，还是经济法的成熟，都是与国家本位观念相悖的，在国家本位观念下既无民商法、也无经济法。因此，中国经济法的成长首先必须改变国家本位观念，建立社会本位观。?

（二）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政府领导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出现了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然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中国经济法建设的进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自然是"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怎样才能干得更好"。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致命弱点恰恰是政府行为定位不准、操作不适度、法制不健全造成现实中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现象，在法律上则表现为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权利缺如、市场监督规范薄弱，这些现象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必须尽快通过改革加以克服。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种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操作原则作出科学的把握，保证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这样的经济模式要求政府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保证其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地位，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过去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上则表现为制定和完善各项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本质上都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又是必须由政府自己来作出。所以，作为规范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在促进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中有着特殊作用，它与中国行政法共同完成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更好、自有力地执行另外一些政府应该执行的职能。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在当"资本所有者"管企业、管生产方面做得太多，而在服务于公共领域方面却做得很不够。政府的作用主要应放在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各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障宏观经济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其次，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度"，划清政府经济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界限，规定把握宏观调控力度的原则，确立各级政府主体自身的行为对象范围和程序等。?

（三）从意志性到规律性?

法律虽然是意志的产物，但其首先应该体现经济运行的规律，离开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人为地依照立法者的愿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不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中造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应使我们引以为戒。还经济法以其客观规律的本性，这是经济法的第一要义，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法规则既不正确也不能代表正义，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碰壁，因此，经济法绝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手里的武器和工具，还应当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已经出现了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经济法的发展的现象，过分强调经济法的意志性，而不承认缺乏客观性、规律性的法律是无法实施或难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事实。在一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最好的药方便是多多地制定法律，似乎经济体制改革中碰到的一切困难和阻力都可以随着某部法律的出台迎刃而解，忽视对经济法运作和实施的法律运作前提和法律运作规律以及各种相关因素的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国的法律"无用"、"无能"。因此，必须改变经济法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命令、法律的发展只是法律规范实体内容的变化和量的扩张的观念，正确地认识国家立法的作用，研究经济法运动变化的规律，制定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经济法，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在多而在于真正地体现客观经济规律并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四）从感性到理性?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一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重大影响，"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是经济立法的主要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缺乏立法内在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缺乏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下，中国经济立法一是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作出规定，缺乏对某一社会现象全面的完整的规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差，各部门分别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法律运作规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种现象与中国经济法发展中立法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研究"以及法学家的作用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并不缺少经济法，而是缺少能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的合理的经济法。因此，要提高中国经济法的合理性，实现经济法从感性到理性的迅速转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视法学家在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对西方国家经济法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及特征的比较，展望中国经济法的未来，使我们看到：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阶段，离开了中国现实的法律经济，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法的构想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6

一

本文所称经济法是指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法律新兴部门。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综合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经济法起源于本世纪初，它是市场经济在欧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法律结晶。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肇始于美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们才使用"经济法"一词，并由此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的发展。世界各国均从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出发，依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考察世界各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与一国政治经济政策密切联系的特征，比较西方经济法与中国经济法独立于其他传统法律部门的发展历程，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将更为清晰。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阶段，在经历了充分自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以后，市场机制的不足逐渐显露，民商法及行政法调节手段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于是经济法得以产生。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法，以美国《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为起点，逐步发展到今天以宏观调控法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迄今，西方经济法已剔除了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国家调节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

。总结西方国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认为：经济法是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法律部门，它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法、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为己任。它一方面是弥补民法在自由主义状态下医治市场失灵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弥补行政法为保障自由主义而过分强调政府权力的约束的不足，从而广泛地建立经济管理机关并赋予它们以较宽的行政权和自由量权，以保证政府管理经济生活成为经常性职能的需要。这样的经济法是政府直接运用公权力干预私法关系的法

。现代西方国家经济法已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国家之间的立法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

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出现"经济法"这一术语，但中国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频繁出现的"经济法"始终是指与经济建设或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即所谓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法

，而并非经济法学界研究的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二是在"经济法"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以经济法命名或归类的法律、法规，这样的"经济法"涉及到中国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现已形成了庞大的法规体系。这两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摈弃中国经济立法繁荣的表象，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方面考察中国经济法，却发现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并不多，我们从本文所定义的经济法概念出发，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重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的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经济合同法、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1、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中国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经济合同法》即为典型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而1986年颁布的《民商法通则》也带有浓厚的国家干预的色彩即为这一特点作了最好的注脚。同时由于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量采用行政指令，使得以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在中国难以发展，这种现象直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才有所好转。

2、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计划手段，由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开办国有企业并直接进行管理，使得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立法构成了有关经济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计划的指令性、强制性特征使其实际上代替了企业的自主行为，根本无法发挥以促导为主的宏观调控作用，国有企业因其附属地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3、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以上特点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立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由于没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它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行政干预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经济法本质属性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为1992年以后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些法律法规直接以弥补市场缺陷、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目的，逐步改变了代替民商法、行政法的局面，与民商法、行政法相互补充，共同发挥着调控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

1、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

2、有关国有企业的立法仍为经济立法的重点，其立法指导思想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这一时期颁布的《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落实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但却采取了罗列企业权利的方式，令人感到企业的权利仍是由国家让与而不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应该享有的。这样立法，既未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问题，也未真正解决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规则问题。

3、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在这一阶段，国家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制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框架，排定了经济法的立法时间表。虽然按照这一时间表制定出来的法律对迅速完善经济法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却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而困难重重。

4、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表明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特殊性、产生法律要求的动机的特殊性，此外，也还有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不可忽视的因素

。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这就使得国家容易作出代替市场主体的决策，经济法在产生之初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取代民商法、行政法的现象。

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调控各种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经历了由刑法到民商法、行政法，再到经济法、社会法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并且力图运用法律来加速这一进程，于是便形成了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都缺位的情况下同时上马，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这种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的作法难免使中国民商法、经济法的发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一方面是政府制定的经济立法时间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法律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则使民商法、行政法同经济法的分离相对困难。

（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国家，从而使得国家或政府行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动机和要求。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实践证明，这些市场缺陷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共同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无关，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共同原因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法律需求。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这种发展阶段的因素又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本应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由于发育不足而无法正常发挥的作用，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即由政府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来超越一些发展阶段、缩短超越过程，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任务。于是政府便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要肩负起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体系的重任，表现在法律上为促进民商法的发展，否则，市场运行缺乏基本规则，但民商法强烈的自由主义理念要求限制政府行为或干预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缺陷严重存在又使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表现在法律上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否则，市场失灵会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市场经济更加难以健康发展。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而中国刚刚走过特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运行的命令性和强制性作用令人记忆犹新，行政手段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这样我们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是先有公司这一企业形式而后建立法人制度，在中国则是先赋予各种企业的法人资格而后才有公司和公司法的现象了。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以国家利益为起点的法律动机和要求。

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三）西方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为保障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在法律上强调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行政法相当发达，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政府仅充当"夜警"角色。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时政府才逐渐开始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担当起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在中国，长期的计划体制使得政府的经济权力无限膨胀并缺少制约和限制，企业受制于政府，既没有力量与政府讨价还价，又没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相反却是离开了政府就难以生存，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经济行为和自觉的法律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法律与其说是市场主体自身要求，还不如说是政府的要求，市场主体始终处于初动地位。目前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的一个命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落实企业经营自，但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经营自落实的关键却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完善行政法与经济法。

（四）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征，四十年来，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但今天经济法以及民商法、行政法的任务是要重构社会，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因此，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这也许正是导致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至今未能形成自身范畴和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影响中国经济法成长的因素远不止本文论及的这些，但从已有的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法律背景均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法，从而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但中国经济法的真正独立和充分发挥其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尚需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艰苦的探索。

三

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先天不足，经济法产生于商品发展极不充分，民商法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法律上一方面表现为漠视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将诸多的民事行为变为执行国家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替代企业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将行政法理解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使其失去了约束政府行政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的本意，行政法由西方国家的"控权法"变成了中国的"设权法"乃至"放权法"。如果说西方经济法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足为己任，那么中国经济法的独立则应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一方面承认民商法、行政法的独立地位与作用，彻底改变以经济法替代民商法、行政法的"大经济法"观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经济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创立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使经济法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那么，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呢?

（一）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将社会看作是国家的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国家干预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这种观念下，不仅民商法无从建立，而且经济法自身也难以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竞争是市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在一般的经济状态下，唯有效率竞争，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即使在非竞争领域，也必须制定限制垄断的法律与政策，因此，保护竞争，限制垄断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国家为保护竞争，促进竞争至少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是建立明确界定的，可以进入交易和受到社会保护的产权制度；其次是制定竞争的游戏规则；再次是建立特殊产业的非竞争性运作体系，界定非竞争行业，对一些必然会产生的垄断进行限制，制定垄断的标准等等。国家这三项任务在法律上是由民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完成的：

首先竞争存在的前提是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则是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能够享有权利，而权利总是与其主体--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因此，产权制度的建立、竞争规则的制定极大程度上要求建立权利本位观，要求有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的法律基石，要求有民商法的充分发展。

其次，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的竞争又是盲目的和无序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的效率竞争，政府通过自身的经济行为一方面保护和促进竞争，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的限制，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正是经济法所担当的主要任务。为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法必须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及长远目标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限制市场经济主体盲目的逐利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民商法的发展，还是经济法的成熟，都是与国家本位观念相悖的，在国家本位观念下既无民商法、也无经济法。因此，中国经济法的成长首先必须改变国家本位观念，建立社会本位观。

（二）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政府领导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出现了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然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中国经济法建设的进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自然是"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怎样才能干得更好"。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致命弱点恰恰是政府行为定位不准、操作不适度、法制不健全造成现实中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现象，在法律上则表现为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权利缺如、市场监督规范薄弱，这些现象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必须尽快通过改革加以克服。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种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操作原则作出科学的把握，保证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这样的经济模式要求政府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保证其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地位，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过去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上则表现为制定和完善各项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本质上都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又是必须由政府自己来作出。所以，作为规范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在促进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中有着特殊作用，它与中国行政法共同完成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更好、自有力地执行另外一些政府应该执行的职能。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在当"资本所有者"管企业、管生产方面做得太多，而在服务于公共领域方面却做得很不够。政府的作用主要应放在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各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障宏观经济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其次，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度"，划清政府经济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界限，规定把握宏观调控力度的原则，确立各级政府主体自身的行为对象范围和程序等。

（三）从意志性到规律性

法律虽然是意志的产物，但其首先应该体现经济运行的规律，离开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人为地依照立法者的愿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不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中造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应使我们引以为戒。还经济法以其客观规律的本性，这是经济法的第一要义，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法规则既不正确也不能代表正义，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碰壁，因此，经济法绝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手里的武器和工具，还应当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已经出现了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经济法的发展的现象，过分强调经济法的意志性，而不承认缺乏客观性、规律性的法律是无法实施或难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事实。在一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最好的药方便是多多地制定法律，似乎经济体制改革中碰到的一切困难和阻力都可以随着某部法律的出台迎刃而解，忽视对经济法运作和实施的法律运作前提和法律运作规律以及各种相关因素的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国的法律"无用"、"无能"。因此，必须改变经济法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命令、法律的发展只是法律规范实体内容的变化和量的扩张的观念，正确地认识国家立法的作用，研究经济法运动变化的规律，制定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经济法，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在多而在于真正地体现客观经济规律并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四）从感性到理性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一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重大影响，"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是经济立法的主要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缺乏立法内在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缺乏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下，中国经济立法一是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作出规定，缺乏对某一社会现象全面的完整的规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差，各部门分别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法律运作规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种现象与中国经济法发展中立法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研究"以及法学家的作用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并不缺少经济法，而是缺少能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的合理的经济法。因此，要提高中国经济法的合理性，实现经济法从感性到理性的迅速转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视法学家在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对西方国家经济法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及特征的比较，展望中国经济法的未来，使我们看到：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阶段，离开了中国现实的法律经济，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法的构想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7

【关键词】经济法学 规范性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法学在质疑声中一路走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民法学等早已形成了丰厚学术积淀的传统法学学科相比，学科积累还较为羸弱，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笔者认为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规范性的缺失。法学是一门关于规则的学问，规则即是规范，而规范性则是法学研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在成熟的法律体系中规范性是法学研究的生命。因此，应对中国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所存在的规范性缺失现象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探寻出可能的学术研究规范化路径。

经济法学研究规范性的缺失现象

分析工具的非法学化。社会存在既高度分化又高度依赖，学术领域也亦然。经济法学虽属法学学科，但其学术研究不应局限于法学领域，而应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与分析工具。然而，在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却存在分析工具非法学化倾向明显的问题。冯果教授曾经针对该现象指出：“作为法学的子学科，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①法学的基础性分析工具应当是法解释学方法或者说规范分析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经济法研究中对此基础性分析工具的研究与应用都严重不足，而更倾向于采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外部学科的分析工具阐释经济法学问题。非法学分析工具应当被用来分析与阐释经济法学问题，但绝不能越俎代庖，取代法解释学方法的应有地位，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主流方法。

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尽管社会生活从外在形式上看是碎片化的存在着，但理论或者学术研究的使命应当是发现不同碎片之间的连接点，并将它们规律性地放置在学术研究脉络体系之中。与民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化，能够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不同，经济法研究乐于追逐社会热点问题，导致经济法学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多是浅尝辄止，未能为法律实践提供有深度的思考。尽管由于经济法律、政策具有较高的变动性，导致经济法呈现出相对的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或者说变动性并不应是经济法引以为傲之处，应当努力尝试减少或限制其不确定性，维护其作为法律的基本属性。

对策性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民事法律制度自古罗马以来已无根本性变化，这就决定了民法学的研究路径与对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律制度，因政策性或者说对策性特征明显，相对于民法而言具有更强的民族性、时空性特点，更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性。然而，当前经济法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是过于关注对策性，以及对策性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法学研究的中心点应当是权利，一切法学问题归根结底都应当是权利的实现与保障问题。

经济法学研究规范性缺失现象的弊端

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既弱化了经济法的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

削弱经济法学的权威性。法律的确定性、规范性是法律权威性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严重，无法为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明确性的参考借鉴，亦无法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确定化的行为指引。在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中，由于一直未能建立起自身的学术研究范式、分析工具甚至明确化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总、分论割裂的倾向，总论无法有效统领分论，分论无法充分诠释总论的现象。社会热点和政策对经济法研究的导向作用明显，也突显了这一现象。正是规范性的缺失，导致了当前经济法学研究出现上述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削弱着经济法学的权威性，使得法学界对经济法学的非议至今未决。

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市场经济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已经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如过分依赖非法学分析工具，就会导致经济法学者仅仅能够描述一个问题或者分析一个问题，却无法真切而全面地指出如何解决一个问题以及如何避免这个问题解决所可能引发的其他附带性风险；不注重法解释学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就无法尊重既有的制度，对待问题纠纷往往习惯于从破解立新的制度构建视角出发寻求解决法门，却不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其实一样可以实现理想的效果并且制度成本与风险更低。追逐社会热点、回应国家政策方针，又使得无法借助规范性、体系性方法从一般性层面上提出解决之道，这些都影响了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

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出路

注重同民法等传统学科的知识对接。民法学与经济法学从表现上看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或者说研究领域，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它们仅仅是法学中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向。经济法是在为克服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的、具有专属特征的法律部门。换言之，民法学等传统学科为经济法学产生与存在提供了知识储备基础。因此，应摒弃盲目且激进地与民法等传统学科划清界限，置这些传统法学学科的普适性理论与分析范式于不用，转求经济学、社会学等远道的思维。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自己的方法”。但创新的前提是继承，经济法学首先应当充分地继承民法等传统学科成熟的知识积淀，尤其注重对法解释学方法的学习与适用，唯此经济法学才能真正克服其规范性不足的积弊。

尽快抽象出经济法自身的研究对象。从传统学科分类方法来看，研究对象是否独立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重要指标。从规范性构建视角出发，经济法学需要构建起自身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而其第一步即应当是抽象出自身的特有研究对象。此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文中之所以没有用“发现”而是使用“抽象”二字，是因为研究对象绝非表现化的、形式化的外在社会问题，而是在现象基础之上抽象出来的规律性问题。经济热点、经济政策都不能被称之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是以经济热点、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于经济法规范性缺失弊病的克服而言并无益处。经济法学唯有尽快从现象中抽象出自身的研究对象，才能规范性地研究需要经济法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构建经济法的权利理论体系。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对策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问题，即经济法学著述偏重对国家、地方经济政策的解读，权利尤其是私权话语缺失，有国家本位或公权本位的嫌疑或倾向。吴越教授对此提出：经济法应当是守护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权利的法群，将经济法理解为‘国家干预的法’或是‘社会本位’的法是对经济法理念的误读。当前经济法学应当构建起自身的一套权利理论体系，以此体系来克服自身的规范性困境。首先，经济法学研究着眼点应当实现由权力到权利的结构性转变，避免权力的肆意，而唯有借助权利才能找寻到限制权力的规范性法律途径；其次，应当总结出经济法主体权利的结构与特点，形成自身的权利分析工具；最后，应当广泛吸收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知识积累，提炼出一套经济法主体权利救济理论，如民事主体权利有违约救济与侵权救济，而经济法主体权利受到损害后应当如何被救济，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权利救济理论体系。经济法的权利理论体系，其实是一套以权利为核心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借助这个理论体系，经济法学就可以体系性的、规范性的研究经济社会生活，而摆脱出碎片化思维的束缚，更好的服务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冯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个体经济的缺点篇8

农业经济问题论文范文一：农业经济复合型农经人才培养思考

建国以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专业人才主要分布在农业经济相关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经济政策出台以及落实，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2]。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普遍紧缺，虽然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课程设置也趋同，但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和学科发展的影响还不突出[3][4]。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形势的巨大转型和社会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需求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各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缩减和就业难等问题日益突出[5]。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的岗位衔接较差，不能直接满足岗位需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不足。

推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职业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根据农业经济转型的特点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的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多学科的专业技能知识，这类人才不仅好提拔、好就业、好使用，而且能够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全产业链经营管理提供服务[6]。因此，面对中国农业经济社会转型和农业经济管理岗位需求的转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该如何转变以适应和服务于这个转型，并确定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职业能力培养需要重点思考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一、农业经济转型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一)农业经济向专业化、多元化和全产业链模式转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复合型职业能力人才

随着农业经济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产量目标转变为质量、数量和综合效益的协同多目标，农业产业的发展也逐渐由过度分割的分段式农业向全产业复合型农业产业转型。这种转变一方面把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经营农户有效衔接起来，将小农户通过产业化模式联合起来融进大市场、参与大流通。

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将农业产业链条产前、产中和产后联结起来，形成了六次产业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原料供应部门向工业加工、环保、旅游、休闲等领域拓展，一、二和三产业的界限日益模糊。这就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工业、旅游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多元化复合型专业人才，使之具备全产业链经营与管理知识以及交叉学科知识和职业能力。因此，面对中国农业经济转型，需要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复合型技能人才，这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推进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工农关系的转化，农业经营发展需要培养新型复合型职业能力人才

农业是工作辛苦程度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比较效益却较低的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实施细碎化的均分耕地资源的配置方式，进一步使农业经营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所以，农业领域很难吸引到专业人才。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日益缺乏，谁来种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新型职业化经营主体成为职业农民已经成为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职业化的农业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链管理者必然成为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和提升的重要基础。这种转变既要求农业经济发展由多元化的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共同参与，同时需要以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进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7]。与此相适应，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要求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职业能力、农业资源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应对市场风险能力都要高于传统的小农户，使其能够在复杂交错的经营环境中获得更高的经营效益。

因此，培养新型职业能力人才就是要培养其成为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致富的带头人、领路人，带领专业的职业农民推进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建民族品牌，打造和推动农业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升全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日渐萎缩、非农化趋势明显

这一问题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职业能力培养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转型需要。首先，从农业院校农业经济管理学院专业设置情况看，非农化趋势突出，工商管理、会计学等非农专业迅速发展，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农林经济管理学院中专业招生人数日渐萎缩。其次，从课程设计上看，一些反映农业经济特色的课程逐渐消失。

例如，一些传统农业特色的反映交叉农学知识的课程，植物学、畜牧学、林学等课程已经被排除在一些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中。农产品贸易、农业推广、农村金融等农业经济管理特色专业课程，在一些农业经济管理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被削减课时甚至多年未开课。再从学生就业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90%都去了与农业有关的行业或部门。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进入农口工作的学生不到总数的10%。这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日趋萎缩，特色和优势逐渐丧失。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服务于农业的技能不断被弱化，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营管理的需要。

(二)农业经济与其他学科融合较差

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越来越突出交叉学科融合与创新，这些新变化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延展要求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交叉的综合知识和职业能力，需要交叉综合知识的复合型教育平台。但是，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单一、专业面窄，社会实践缺乏，不利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职业能力培养。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向非农倾向发展，进一步导致了学生务农、亲农、服务农业经济的意识淡薄，能力弱化。培养的人才只懂基本的企业会计知识、企业管理原理等通识知识，缺乏农业特色和服务转型农业经济发展的职业能力培养，导致其在职场竞争中缺乏特色和优势，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经营和管理的需要。

(三)传统培养方式和教学模式单一

首先，从当前农业经济课程设置上看，缺乏应对转型时期农业经济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系统设计，尤其缺少与企业互动实践教学环节，导致学生不具备独立的顶岗实习能力，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积累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再加之一些教师常年足不出户搞教学，而目前教科书更新速度较慢，教材上的农业经济知识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突出，其培养的学生能力必然远落后于转型经济社会实践的需要，这也是很多学生感觉部分课堂知识学无所用的原因所在。

从授课方式看，目前普通高校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多学科综合知识的串联讲授，主要侧重于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没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但面对转型时期经济新常态下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很难在书本上找到现成的标准答案。这些新知识难以通过传统的教学方式反映，需要紧密结合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现状、趋势和规律的追踪研究、总结和报告，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深入相关企业及部门进行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提升综合技能，形成与农业经济岗位可以对接的职业能力。

三、职业能力导向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模块化培养体系设计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载体是综合性的职业行动，区别于通识教育、职业培训[8][9]。应对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在兼顾高等院校优势和特色基础上，重点融合和互动教学模式改革，培养目标既要强调厚基础、宽专业，同时要突出强调农业特色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按照模块化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一)形成职业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块

从高校学生培养的学历层次看，本科生为主的金字塔结构已经被打破。近年来，本科生规模缩小、硕士研究生规模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基本稳定，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学员结构呈现梭型的特点。本科招生规模严重缩减已经成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为适应农业经济转型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现实，高校学生的培养需要按照层次结构、按照精专深原则培养，重点拓展职业能力培训。其中，本科层面人才培养突出精度，重点在于突出对小规模本科学生核心基础职业能力的培养，抓住核心精品课程内容的传授和基础技能的培养，按照精品思维打造基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硕士层面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专度。

在突出相关方向的广度知识基础上，需要加强硕士生研究方向农业以及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专业化的学习，保障其在实践中能够独立解决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博士层面则要有深度，这一层面需要掌握较为精深的复合专业知识，能够独立、系统、开创性地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解决复杂、关键性问题，并形成开创和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潜在能力。

(二)搭建职业能力导向的交叉型课程体系模块

需要按照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发挥农业院校学科特色优势，搭建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目前，农业院校学科专业主要按照文科、理科和工程类设计，形成了农学特色专业、畜牧兽医特色专业、食品科学特色专业等优势学科。这种割裂虽然有利于培养专业人才，但是不利于培养适应性强、就业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打破这种割裂的学科分界，以农业经济管理核心课程为基础，整合全校其他学科核心课程优势，将优势学科资源按照专业需要设置为集群优势平台，并按照卓越式或者精英式教育模式重点培养，架构培养方案与岗位职业能力之间的桥梁。

例如，农业食品经济专业方向，重点培养方案以农业经济管理系核心专业为基础，实现农学系、动物科学系、食品工程系等学科核心课程交叉融合，并采取小班授课和专题授课方式，从食品产业链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进行相关课程的系统设计，搭建集群式核心课程体系平台和配置师资力量供学员选择。在学分设置上，除了通识课程、经济理论等基础课程外，还需要增设必修的农学类核心课程、畜牧类核心课程和食品工程类核心课程，满足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就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

(三)建立职业能力导向的翻转式教学模块

大部分学生思维活跃、勇于创新、动手操作能力强，对感兴趣的事物能够激发积极性和投入精力，为此，需要采用灵活生动的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热情。教师要革新教学模式，加强教师与学生互动设计。课堂改革就是要告别课堂干讲布置作业课后练习的传统三部曲，需要教师的课堂角色发生转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优质资源开展教学。教师的责任在于理解学生的问题并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学生在课前领取任务，自主学习并完成项目任务，通过师生互动、理论与实践互动实现信息知识的综合、凝练与传递。将课堂和实践场地变成教师与学生互动场所，包括知识运用、答疑解惑、总结提升。

(四)完善职业能力导向的实践能力培养模块

要走出课堂、走进生产一线，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互动。生产实践环节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与就业岗位对接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教师和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重要环节。要通过走进生产一线，直面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促进学生消化吸收理论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互动增加学生对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直面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其中，农业经济的经营者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主体之一，包括专业农户、农业企业人员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这一部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多学科核心知识的专题讲解，需要根据经营者面临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培训。其次是农业经济管理者，主要是省、县、镇(乡)村等各级农业经营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服务人员，主要针对农业经济政策、农业全产业链管理核心专业知识和核心技术进行专题讲解。

第三，农业经济研究者和从事农业经济职业教育的人员。这一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经济前沿理论、方法和交叉学科核心知识与技能的系统培训，使之成为推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创新的重要主体，既要侧重学员对前沿理论和知识跟进学习，也要加强这类学生的交叉学科知识的补充学习，提升其研究和指导生产实践的能力。

农业经济问题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探究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耕地面积广大、农业人口众多，历来被称为农业大国。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如何高效的利用土地资源、有效的提升农业产品的质量及产量、持续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推动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发展，不仅能推动生产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而且还能帮助建立健全农业经济体制机制，是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一、基于信息化角度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1.农业经济信息化重视程度低。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对农业信息化经济管理还不够重视，还在利用传统的种植方法，即缺乏效率，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消费市场已经由有什么吃什么的时代，逐渐在向吃什么有什么的时代转换。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需求市场，利用信息化技术，不仅可以很好的统计和分析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结合农业科技知识筛选出较好的种植方案建议。这样即高效利用了生产资源，又使生产出的农产品能够最大化满足市场的需求，避免了产品滞销带来的农业经济损失。而大部分农民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认识不足，不够重视，盲目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种植。不仅是农民自身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认识不足，地方领导人员也是如此，对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比较深的重视程度，以至于农业信息化体系无法从体制上得到保障，这大大阻碍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动和推广。

2.农业经济信息化资源的欠缺。由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的不足，使得地方农业经济不能结合实际情况得到持续有效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农业信息网站的信息以新闻、政策法规、转载刊物为主，缺乏针对性，缺乏对市场需求的行情调查分析，缺乏对市场行情动态的跟踪，无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最大适用度等等。因此，需要迫切提升相关信息的更新度，迫切提升信息筛选和分析的能力，完善数据库结构，提高农业经济信息化的推行效率。除信息资源更新和分析不足外，资源展现形式单一，也是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欠缺的一个表现。此外，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联系不紧密，无法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交换，也是影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欠缺的因素之一。

3.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欠缺。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素质水平越高，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推行越容易。然而我国大部分农民所受教育不多、综合素质不够高，因此让他们掌握较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成为较难实现的任务。农业科技人员有足够的农业科技知识，并可以研究高效生产的方法应用于实践，这可以推动农业科技化、高效化发展。但农村地区对于专业化人才不够重视，使得农业科技人员缺乏，制约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人员和地方政府职员的非专业化，也是制约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一大因素。对于信息化意识和管理意识的缺乏、对计算机应用知识的低普及率使得他们获得高效有用信息、利用信息化技术解决问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欠缺成为阻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基于信息化角度下推动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措施

1.加强农业经济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农业经济信息化的发展可以最大化的提高生产资源的利用率，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农业经济信息化的重视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考虑多向地方政府宣传关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知识，并纠正他们对农业信息化认识的错误观点。以地方政府作为依托，加大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宣传力度，让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走进农民当中，调动当地农民和基层作业者对于农业信息化管理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建设，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提高农业经济信息化资源水平。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受到资源不足的制约，解决该问题可以从信息库、资源展现形式和合作机制三方面入手。信息库的建立健全至关重要，信息库中的数据真实性、更新度、信息的加工准确度、分析问题的深度、与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程度等等，都将影响到当地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针对资源展现形式单一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手机通信、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刊、网站等多层次的媒体平台来推广信息，也可定期举办交流会，实现信息互动。对于合作机制方面，可以考虑将各地信息库实现整合和共享，创设一个共享交流平台，这即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也能为建立更全的农业信息化平台机制打下基础。

3农业经济信息型人才的培养。针对农民整体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和农业人口基数大的因素，可以考虑采用远程教育方式，广泛进行农业科技知识普及、信息化意识培养。在地方设立专业信息化站点，对基层作业者进行农业科技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推动农业科技化知识的更好普及，减少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阻力。除了定期对广大农民的知识科普，还需要对管理部门职员定期进行信息化技术的培训，以更好的建设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管理。对于技术人员缺失的问题，可以考虑构建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一些具备信息专业水平和农业经济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具备农业科技知识的专业研究型人才，利用制度保障留住紧缺的农业科技信息化专业人才，为农业地区提供专业性保障，组建一支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核心专业团队。以专业信息化站点、核心专业团队作为中心点，以地方广大农民和地方企业经营者为扩散面，加速科技信息的推广和应用，在完成知识普及和综合素质提升的同时，加速了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动。

三、结语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大的农耕土地和大基数的农业生产人员，为了最大化的提高生产条件的利用程度，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推行是农业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然而如今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推行现状依然不够乐观，还存在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受重视程度低、信息资源欠缺、人才不足等问题。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而且还需要各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相互合作，以促进各地区经济更好、更平稳、更平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热合木夏热莆汉.浅谈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J].中华少年，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