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优势范文

个体经济优势篇1

【关键词】西三角经济区 区位商 第二产业

自“西三角经济圈”构想提出之后，得到渝川陕政、商及学界的积极响应。渝川陕现已签订《关于联合助推“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预计2013年建成经济区雏形。2010年《西部蓝皮书》提出“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构建“西三角”经济区。“西三角”经济区正从构想走进现实，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指日可待，其对整合西北、西南两大经济重心，打造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和中国经济发展第4增长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分析三地产业结构后可发现，“西三角”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的着力点将会是第二产业。但现阶段，三地第二产业发展规模、水平、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在此政策背景和三地产业结构现状下，本文运用区位商分析方法对“西三角”经济区的第二产业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定量分析，意为加快“西三角”经济区实质性发展提供出路。

“西三角”经济区概况及合作可行性分析

“西三角”经济区以成渝经济区、关中经济区为主体，包括渝川陕三省市的61个城市。据2010年重庆发展和改革报告，初步分析到2015年，西三角的GDP总量有望达到5万亿元以上，占西部地区比重达到45%左右，占全国比重达到12%以上，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区共同支撑全国55%左右的经济总量。到2020年，“西三角”GDP总量有望达到9万亿元，占西部地区比重达到50%，占全国比重达到12%，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区共同支撑全国60%左右的经济总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渝川陕联手具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从区位来看，三座城市都毗邻中部，承东启西，有利于承接东部甚至国外产业转移；从产业特点来看，西安、重庆、成都都是机械、装备制造、电子等产业集中的城市，具有产业链条上协同发展的机会；从资源状况上看，陕西的基础材料、矿产资源丰富，四川水电资源丰富，重庆可以接纳和消化四川的水电产能，“陕煤入渝”也极具吸引力；从可行性分析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城市集群发展优势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三地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就决定了三座城市之间的联合。

区位商分析方法

区位商（LQ），又称专门化率，它建立在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是衡量某一个区域产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的指标。它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第i个地区；j为第j个产业；L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产业的产出指标；LQij为i地区j产业的区位商。

若LQij＞1时，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超过全国水平，意味着该产业在该地区生产较为集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LQij值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比较优势越大。

实证分析

“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总体分析。从总体上分析，1998～2009年重庆和四川第二产业区位商一直小于1，说明该地区第二产业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而陕西自2002年开始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具有相对规模优势；从变动趋势分析，1998年来三地第二产业区位商逐渐变大，说明三地第二产业处于上升阶段，具有承担东部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的潜质；从产业结构分析，“西三角”经济区整体第二产业比较优势不明显（2009年三地第二产业区位商：渝0.98；川0.95；陕1.15），经济圈的产业结构有待完善。

“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分析。渝川陕三地产业结构有待调整，2009年三地工业区位商均小于1（渝0.95；川0.96；陕0.97）；川陕两地矿产资源丰富，采矿业比较优势明显（采矿业区位商：川1.44；陕4.1）；重庆制造业（1.02）相对集中，具有相对规模优势；渝川陕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区位商均大于1，说明“西三角”能源供应充足，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分析。

由表1可得，三地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较少，集中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医药制造业等4个产业。但渝川陕其中两地共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较多，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11个产业，这就有利于“西三角”经济区11个产业的内部建设和相互调节。

从“西三角”整体角度上分析，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集中在表中17个产业。但分析“西三角”内部这17个产业的区位商可知，渝川陕三地这17个产业的区位商差距明显，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重庆（0.21）与陕西（7.35）区位商差距达7.1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重庆（5.13）与四川（0.85）区位商差距为4.28。说明“西三角”经济区整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渝川陕三地的差异较大，三地发展侧重点不同。

结论及建议

首先，产业结构有待调整，1998～2008年间，三地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扩大，但整体上还有待加强，特别是重庆和四川地区。若三地想加强合作，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区，则需加强第二产业建设；其次，经济区工业建设总体有待加强，渝川陕三地工业发展重点不同；再次“西三角”经济区工业内部比较优势产业差异较大，渝川陕三地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较少，而三地区位商前五的比较优势行业各不相同，且“西三角”经济区整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渝川陕的差异也较大。

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工业建设。“西三角”经济区现阶段产业结构还处在“一、二、三”的初级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产业迫在眉睫。而根据前文分析，“西三角”经济区属资源密集型。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就要求“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定位和产业结构目标要不同于其他三大经济区，依托资源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强工业建设，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

做好产业定位，避免产业趋同。在构建“西三角”的过程中，渝川陕三地政府既要规划本省市发展定位，更要以整个经济区的大局为重，必须充分重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合作，选择关联、互补产业，发展链条经济，避免产业趋同和恶性竞争，并通过合作促进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进而更快地带动各省市长足、高效发展。

依托区位优势，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在构建“西三角”经济圈的过程中，我们须在现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实施区域产业集群化战略，充分利用资源获取优势、市场效率优势、创新创业优势和市场扩张优势，共同打造几个优势产业，从而促进“西三角”经济区单个企业的集群化成长和集群的整体性扩张。

个体经济优势篇2

[关键词]海洋产业；优势产业；培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2-0060-02

作者简介：邵桂兰（1963-），女，山东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海洋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蓝色经济区建设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海洋经济；陈昊，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李晨，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低碳化实现机制研究（11BJY064）成果；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海洋优势产业培育及发展战略研究（11JJD790041）成果。

一、引言

随着全球对陆域资源和空间的开发利用，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空间瓶颈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发展空间更大、尚未充分开发的海洋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国家纷纷提出本国21世纪海洋战略，加大海洋开发力度，积极培育优势产业，抢先占领海洋开发的高地。今后海洋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近年来，海洋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地位的不断提高也使人们对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加重视，海洋优势产业的研究也愈加受到关注。

二、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界定

随着研究的深入，“优势产业”概念的出现在学术期刊之中频率逐渐提高，但对“优势产业”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的表述。陈长民（1998）较早地详细论述了优势产业的内涵，定义了优势产业，认为优势产业是对提高和改善整体产业结构水平有着特殊作用的产业，它排斥广泛空间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趋同性。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完善了对优势产业内涵的理解。从产业理论的视角，学者们运用产业发展速度、产业关联性及产业贡献度等指标定义优势产业，认为优势产业是指在当前经济总量中其产出占有一定份额，产值和利税位于同行业前列，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较大牵引力，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冯江华等，2000；李金叶，2005；何跃等，2006；韩庆鹏，2007）。从资源优势的视角，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可以简单理解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蒋智华，2006），比较优势是优势产业发展的前提（魏后凯，2004），而优势产业部门多数集中在拥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和地区（王文成等，2006）。此外，优势产业包括外生比较优势产业和内生比较优势产业两种层次，二者都在一定产业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区别在于内生比较优势产业比外生比较优势产业更易获得持续和稳定的产业竞争优势（宋德勇等，2006）。从核心竞争力理论的视角，认为任何地区的核心优势总是通过一定的优势产业或优势产业群来体现，因此优势产业体现了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魏益华，2001；范松海等，2006；徐锦庚、马跃峰，2009）。

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国外学者一般参照主流优势产业加以界定。主要学者包括艾伯特·赫希曼、筱原三代平以及罗斯托等。艾伯特·赫希曼提出了产业关联度基准。其核心即是产业关联度的概念，是指各产业在投入产出上的相关程度。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会对其他产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包括后向关联、前向关联、旁侧关联等，介于这个基准，就可以选择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将其作为区域发展的优势产业。筱原三代平提出了选择和界定优势产业的两个标准——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前者是从需求角度提出的面向市场的选择基准，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以巨大的社会需求为前提，巨大的社会需求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因此这一基准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后者是从供给角度提出的立足于生产的选择基准，是指某一产业的要素与其他产业的生产要素的比率，他认为一个产业生产率上升快，与其对应的生产成本下降也快，经济效益也会变得好，加快发展生产率上升快的产业就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罗斯托提出主导部门分析法，该方法认为，在特定的时期内，某些关键部门的迅速增长对国民经济总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确定产业选择的基准是“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和显著的规模”和“能带动其他部门的经济增长”，基于这两个标准来选择和确定优势产业。

三、关于优势产业的选择标准

对于优势产业的选择标准，部分学者选取单一指标，如用区位商进行优势产业的识别和选择（李丽萍，2005；石庆焱，2005；孙畅等，2006；宗刚等，2006；段文彬等，2006），但由于该指标没有考虑区域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及中间需求的影响，因此区位商法只能对优势产业做粗略的判断。贺灿飞（2006）用产业的净流出对区域优势产业进行了更精确的判断。虽然单一指标具有操作简单和数据收集容易等特点，但只能粗略衡量产业的优势程度。因此，大部分学者都采用由多个单一指标所构成的指标体系作为优势产业的选择标准（张璞，2009；赵丹丹，2009）。

四、关于海洋优势产业的培育机制及政策支撑

研究优势产业培育和发展战略，首先要确定优势产业的形成机制，针对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做了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优势产业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资源禀赋差异、有效规模经济和区域分工协作，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基础。同时提出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机制是指使区域优势产业得以确立并发展的产业内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和影响的共同作用方式（冯江华，2000；魏益华，2001；安虎森，2004）。此外，在区域优势产业形成的过程中，要依托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发挥竞争优势，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保障区域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徐仕政，2007）。而且要推进企业以及产业制度创新，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推行科学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提高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宋德勇，2006）。同时要保障分工、分化的制度体系的建立（谢南斌，2007）。在优势产业的培育过程中，陈长民（1998）还提出在优势产业的培育中要特别注重培育条件和要素，认真分析贝蒂的生产要素，如区位、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资金等各方面的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的优势产业。

在大量研究中，还有很多学者针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优势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学者着重提出要保障海洋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海洋优势产业的选择要从长远着眼，既要关注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规模，又要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产业带动力（林强等，2010）。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优势产业的研究中，大量研究都聚集在青岛市，青岛市的海洋优势产业主要有以水产品加工和高端海产品养殖业领头的海洋渔业，以港口和旅游为特色、以海洋科研、海洋教育、海洋社会服务为基础的临港经济，以造船为支柱、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为特色的涉海经济，青岛应发展优势产业，将潜在的优势产业变成相对优势产业，相对优势产业变成绝对优势产业，绝对优势产业变成高端产业（郑卫星、王曦、韩君梁，2010）。

在培育机制的研究中，离不开政策的选择，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海洋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较多，宏观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建立资金投入机制、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科技引领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区域统筹协调机制等（贾宝林，2009；郑贵斌，2009；李宜良、王震，2009；李晨云，2009；程建润、赵刚，2010；白福臣等，2010）。于谨凯、张婕（2008）还建立了我国的海洋产业政策体系，并根据产业政策的功能将海洋政策体系划分为支持性、引导性和发展性政策三个模块，并对各模块海洋产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史丹（2010）结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优势产业的发展状况，在分析优势产业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优势产业的发展要以节能、新能源为主要突破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坚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模式。雷鸣（2010）从多方面分析了产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增长潜力、带动性、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我国优势产业培育工作应围绕新能源产业开展。在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具体应该加强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扶持、技术发展、产业示范和体系化建设，推进创新能力和制度建设。

在海洋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中，国际学术界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最早的关于海洋产业政策的研究。1993年印度经济学家文达特首次提出“综合的海洋政策”的概念，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过程中，他提出应建立一个能与政治形势相适应的新机构来管理海洋事务，制定某些标准和政策处理海洋资源利用纷争。

五、结语

总体来看，在海洋优势产业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分别从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产业集群及海洋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优势产业内涵及意义、优势产业的选择标准及方法、优势产业的形成及培育机制等方面，而对于优势产业的划分以及如何界定优势产业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参照主流优势产业对海洋优势产业加以界定。随着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及海洋优势产业的研究将更加系统化和定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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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oyle B，Charlier J.Interport compet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1995，3（2）： 87-103.

个体经济优势篇3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区域经济、地区经济分工协作的加强，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推动武汉与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周边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和服务西部大开发，充分发挥武汉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一、区域经济应突出比较优势

从近期看，武汉城市经济圈是以武汉市为圆心，由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等8个城市构成的城市圈。资料显示，这9市以占全省33%的面积提供了全省73%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4%的财政收入，是湖北省当之无愧的经济发展核心圈。由表一、表二可见，九个城市按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综合考虑，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武汉。武汉在这一地区中可谓鹤立鸡群，其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都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反映了武汉对于周边地区强烈的极化作用；第二层次是黄石、鄂州、孝感、潜江、仙桃，成为这一地区较具发展活力，最有潜力可挖的城市；第三个层次是咸宁、天门、黄冈，发展较为迟缓，需加大力度重点扶持才可望有一个跨越式的推进。此外，武汉、黄石的工业增加值均在150亿元以上，而其他城市相对较小。九个城市中有5个是在改革开发以后通过撤县（地）建市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的历史积累不足。

表三显示了该地区城市主导产业具有较大的雷同性，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不太明确，城市间相互的协调和合作缺乏应有的机制。这是武汉城市圈当前最大的问题。武汉市已经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传统的轻纺工业已基本退出，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产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金融、贸易、交通物流等服务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使武汉对城市空间质量的要求较之过去更高。

要发挥区域特色的作用，使特色转化为区域经济的一种功能，将区域经济特色做大，使之构成产业力量，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套出发，高速优化地区的经济布局，区域产业在做大的同时，要做强做优，做出品牌。比较优势大多通过专业化和产业集群来表现，专业化和产业集群是相互联系的，由此可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区域经济能产生比较优势。

二、区域经济应提升竞争优势

对已形成特色产业的区域，提升竞争优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曾有报道：有一镇曾是小商品生产大镇，产品一度占领全国市场的40%，但后来市场得而复失，占全国市场的比例还不到5%。其主要原因就是在全国小商品生产形式和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该镇缺乏创新，在品种结构、生产工艺和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做来做去都是老三样，结果原有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发展，使得仅有丰富的资源还不足以增强竞争力。反之，有的区域虽然缺乏资源，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对有限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仍然能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还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首先,区域经济应明确竞争优势的立足点，就是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突出区域的特色和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大力提升特色产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其次，竞争优势是一种“内生”能力，即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一个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和进步主动的有意识的发展结果。第一，要扩展特色产业。要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向特色产业的两端延伸，扩展产业链；发展配套、辅助产业。扩展特色产业能提高生产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同时有助于培育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发挥武汉市在武汉经济圈中的龙头作用，支持武汉市打造光谷、钢铁、汽车、科教等支柱产业。第二，要推进科技创新。一是要发展精加工深加工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益;二是要开发新产品,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尤其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提高产品知识含量，推动产业升级，要着眼于以本地产业特色为基础,根据科技和市场趋势来发展高新技术,实现创新。地区核心竞争力不是指的某一具体产品，而是表现为区域特色的综合能力。区域内企业应该通过组织的优化，合作创新，集体参与竞争，实现共同优胜。

三、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应实现新突破

个体经济优势篇4

【关键词】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竞争优势

一、问题的引出

1943年，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传统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纷争等。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安全观也发生很大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国家安全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外交安全等五个层面。在冷战期间，国家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层面，而其他安全层面均从属并服务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使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支柱。由于各种壁垒的设立，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加剧和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经济的发展。为此，世界各国先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如，俄罗斯于199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并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强调“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近些年来，各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并逐渐扩大，使世界各国重新考虑国家经济安全状况。2011年5月，美国债务违约危机更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恐慌，这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状况。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就是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因此，这些危机也给各国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正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这样的内在联系，文章将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相关研究现状

早期，很多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例如，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强权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军事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护一国的经济免受外部因素的侵害；而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经济竞争力及由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1]。但到目前为止，“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仍然没有得到统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和研究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国外，Neu et al.(1994)对“经济安全”有两重理解：第一，经济安全是使一国面临可能威胁或妨碍其经济利益的事件、事态发展或行动时能够保护那些经济利益；第二，经济安全赋予一国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经济环境的能力。[2]Richards(2009)研究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并认为测量真实的经济安全水平，需要运用经济物理学的相关知识。[3]Pankov(2011)探讨了2008-2010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问题。[4]在国内，卢林(1990)将定义“国家经济安全”为：维持公认的经济生活水准和确保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5]赵英等(1994)认为，应该根据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定义“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以及国家经济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6]聂富强(2005)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处于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及其所获取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安全。[7]此外，叶卫平(2008)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不是指各个产业安全和区域经济安全的简单累积，而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8]顾海兵和张一弓(2010)剖析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并得出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内容和形式。[9]叶卫平(2011)分析了维护经济安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且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发展经济及如何保障经济安全进行了论证，并认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10] 张汉林和魏磊(2011)从九个方面构建中国经济安全量度体系，以反映中国经济安全的整体状况，并通过评估和判断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局部问题，提供可量化的决策依据。[11]

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因而，如何通过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来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在国外，Aleshchenko and Nedelea(2008)研究了开放市场条件下俄罗斯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并认为，在当前基于低技术再分配产品阶段，俄罗斯的经济竞争力将继续由于策略性价格因素的存在而得以维持。[12]Macerinskiene and Sakhanova(2011)从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研究了哈萨克斯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并认为哈萨克斯坦具有经济竞争优势是由于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13]Azarov(2012)强调，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乌克兰必须充分调动其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4]在国内，林子铭(1992)提出从管理教育层面来建立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5]；章玉贵(2010)提出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构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16]秦嗣毅和胡根华(2011，2012)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状况，并对比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7]-[18]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鲜有文献阐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探讨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

三、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一国国家安全水平就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安全水平。因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由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是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因此，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状况，就为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相对较为抽象的概念，它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经济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就表现为经济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当今世界的开放形势下，各种竞争逐渐加剧并愈演愈烈，这使得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就成为各国竞争与合作中的首要战略。一般情况下，如果国家经济安全水平越高，状况良好且稳定，经济免疫力越强，且风险防御能力也较强，那么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就越强，其经济竞争优势也会越强；然而，如果国家经济安全水平较低，状况欠佳且不稳定，经济免疫力较弱，且难以抵御外界不利因素的冲击，那么该国的经济就会失去竞争力，也就无法获得经济竞争优势。

国家经济安全是能够使一国经济处在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运行状态，而这一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又需要国家在经济上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程度越高，其经济竞争优势就越容易获得，其水平也会越高。当一国经济处于安全状态时，经济就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这有利于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当一国经济处于不安全状态时，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从而妨碍或阻止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一国应该通过维护其经济安全水平来提高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而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

国家经济安全是能够使一国经济在整体上抵御外部风险。影响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源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因而国家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有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主要包括国家经济制度、三大产业结构与政策、金融、科技、战略性自然资源等等。就这些内部风险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许多学者和实务者都作过很多详细的阐述。就外部风险的来源，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世界经济方面，各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不足，这严重影响了一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在国际合作关系方面，如果一国在政治和军事关系等方面不能处理妥当，将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冲击。因此，一国经济必须能够有效地防范、抵御这些风险，才能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而提高经济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与合作进程中，一国（或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及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更有利国际经济地位的能力。因此，一国经济竞争优势越强，经济实力越强，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能够获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实际上，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竞争优势的综合反映，而这一优势又体现在经济竞争力上。如果经济竞争力越强，经济越具有竞争优势，那么国家经济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对经济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就应该提高其绝对规模水平和相对质量水平；而对经济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则应该采取有利的措施来减少或消除，从而减少它们对经济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并使国家经济竞争力朝增强的方向发展。正是基于此，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状态。

综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即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即国家经济安全能够提升国家经济竞争优势，而后者又能够促进前者的提高。实际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经济竞争过程的内在表现形式与外在表现形式，而这两种表现形式具有一致性。

四、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区域合作，获取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外部风险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

第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推动经济高效运行。同时，完善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的增强提供保障。

第三，建立科学的投融资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性，避免“热钱”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技创新力度，为经济提供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第四，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互换，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开发新能源，来发展低碳经济，抢占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第五，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政治互访、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政治安全，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提供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第六，加强军事交流，扩大军事合作，加大国防与军队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升国家核威慑的力量，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安全，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提升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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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优势篇5

一、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求新”，确立新的资源观

长期以来，山西人一说到自己的发展优势，无不如数家珍般自豪地谈起自己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谈到煤炭更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资源几乎成了山西经济发展的唯一依赖。岂不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传统农业时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起支配性作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和人才起支配性作用。

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地下矿产丰富，地上物产丰裕。长期以来，过多地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忽视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形成了效益较低的原材料初加工产业支撑体系，资源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包袱，束缚了山西人的思维和出路，造成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可谓“吃尽祖宗饭，掘断子孙路”。因此，必须对原有的资源优势进行重新定位和估价，变资源优势为经济强势。

资源富存区给区域经济带来发展优势的同时，也带有劣势和负面影响。一是使资源富存区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的贸易交换地位，输出的是原材料，输入的是加工制成品，造成了价值的双向流失；二是区域发展容易形成单一资源性产业结构；三是导致区域内企业不思技术创新、不求降低能耗、不计成本高低，形成了企业的低效益；四是过度的超强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全省11个重点城市，基本上是轻度和重度污染城市，这就是例证。

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资源小国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成功起飞的经验也说明，自然资源优势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一方面不能丢掉优势找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创新优势，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确立新的资源观，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源、创新经济体制、创新思维以及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上。

二、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求特”，切实做大做强山西名优新产品

山西长期以来被确定为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省份，山西名牌产品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之所以比较少，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企业技术装备落后，资源优势单一化，产品开发跟不上市场的需要。因此，要加快山西持续快速发展，企业要创出名牌，赢得市场，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加大科技投入，以现有的传统名优特新产品为切入点重点扶持，求得局部突破，以带动全局，变单一的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变产品优势为市场优势，形成传统名优特新产品――潜力产品――优势企业――优势产业的良性发展模式。

我省周边的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资源转换战略后，扶持了一批名牌，仅伊利、鹿王、鄂尔多斯、仕奇等几个名牌就支撑了一个自治区的经济。其中伊利的工艺技术还是从我省的山阴奶制品厂学去的。徒弟超过师傅，虽说常有其事，但他们能做大，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关键还是重视和扶持力度不够。汾酒曾稳居国内酒业霸主地位，但现已被挤出前几名，也是一个明证。因此，我们在开发潜力产品的时候，切不可丢掉原有的传统名牌产品。杏花村牌汾酒、清徐的老陈醋、山阴的古城牌奶粉等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名牌。除此之外，近年来涌现出的南方奇强牌洗洁剂、三维牌白乳胶、太钢不锈钢、临汾染化的环宇牌燃料等都是我们的名优特新产品。以上产品虽说知名度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但个体规模不够，这么多的名优特新企业提供的税收，远比不上一个红塔集团。因此，我们必须收拢五指，集中现有的财力，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支持和扶持以上所列名优特新产品，使我们的特色更特，优势更新。

三、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求长”，走资源的“精、细、深”加工之路

煤炭、冶金、建材等资源型产业，是山西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几十年来依据资源赋存和全国生产力垂直分工的需要形成的产业体系，虽说在与发达地区的经济交换中处于劣势，但无论如何资源是我们的优势，发展资源工业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整合优势，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夯实壮大原有的经济发展支点。

走资源“精、细、深”加工的路子，是我们整合优势，提高资源综合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和必然选择。要充分发挥我省能源优势，重点抓好“煤―电―铝―铝材”、“煤―焦―化工―精细化工”、“煤―焦―铁―钢―钢材”、“煤―焦―铁―铸件―精密件”等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间的联动工作，从而整合放大原有的资源优势。走资源深加工的路子，形成产业联动，还可以解决我省煤焦铁资源被大量浪费，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并污染环境的问题。通过重点扶持煤焦油加工与焦炉煤气的有效利用，延伸产品链，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和利用效率。通过产业间联动，如煤电铝联动，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成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优势。

四、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求精”，确立山西新兴的主导产业群

山西经济要摆脱“源”字号束缚，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发展名优特新产品，对传统产业进行延伸加工的同时，还必须另辟蹊径，确立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新兴主导产业群。

一般来说，新兴主导产业往往代表着产业结构调整转换的新方向，也代表着现代科技的新水平，它的市场份额眼下可能并不大，但其增长率却很快，它的产业比重目前可能也很小，但能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并对整个产业结构起较大作用，对产业结构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将起重要的向导作用。

山西在新兴主导产业的构建上，要体现把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源深加工型产业结合起来，努力提升能源工业和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含量，积极实现“四个转变”，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初加工向精细加工、精包装方向转变，由地下向地上转变，由“黑色”向“绿色” 转变。为此，山西在新一轮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应重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特色农副产品的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及相关产业、环保产业等五大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产业群，创新山西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总之，只要我们能够认清和把握新一轮结构调整面临的形势和机遇，重新估价我们的资源优势，确立新的资源观，做强做大山西名优新产品，延长资源型产业的链条，走资源“精、细、深”加工的路子，确立支撑山西跨世纪经济发展的新兴主导产业群，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三者统一起来，山西经济就一定能够走出“源”字号误区，就一定能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山西。

个体经济优势篇6

关键词：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杭州；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就长三角而言，上海是这一区域经济圈中的核心城市，而杭州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两个副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三角洲金融中心，是区域内重要功能型城市。因此正确认识杭州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立足杭州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发挥杭州自身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融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杭州综合经济实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1.经济总量

长三角22个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近年来杭州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杭州的生产总值达到7019.05亿元，其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为3323.79亿元、3458.5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与上海、苏州相比，杭州劣势仍然非常明显。2011年，苏州市实现生产总值10716.99亿元，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实现产值为5957.74亿元、4581.50亿元 。同样上海实现生产总值19195.69 亿元，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实现产值为7959.69亿元、11111.06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同样作为长江三角洲中经济领先发展的城市，杭州在经济规模上与苏州、上海仍有较大的差距。

2.在长三角城市中的地位

就长三角而言， 上海、南京、苏州对杭州已构成很大威胁。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 全国的金融、经济中心， 目前已经吸引浙江省一大批企业总部迁入。苏州凭借其区位和文化优势， 近年来经济总量更是大幅超越杭州。杭州湾跨海大桥缩短了宁波、温州、台州、绍兴、舟山这五个浙江较发达地区与上海的距离，进一步削弱杭州的区位优势，使得杭州在长三角的地位日益下降。

由此可见利用杭州自身优势，积极发展杭州经济，提升杭州在长三角中的优势地位已经迫在眉睫。

二、杭州在长三角中发展优势

1.区位优势

杭州拥有两个部级风景名胜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两江两湖”（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湘湖）风景名胜区；两个部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清凉峰自然保护区；七个国家森林公园—千岛湖、大奇山、午潮山、富春江、青山湖、半山和桐庐瑶琳森林公园；一个部级旅游度假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全国首个部级湿地—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个、部级博物馆9个。“最佳旅游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旅游金星奖”、“中国十大品牌城市”等成为杭州一张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杭州还是中国东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航空、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发达，沪杭、杭甬、杭宁、杭徽、浙赣等交通走廊贯穿其间，是整个杭州湾乃至长三角沟通内陆地区的要冲和枢纽。

2.产业优势

杭州的产业基础良好，拥有国家软件产业化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电子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数字娱乐示范产业基地。杭州的电子商务、信息软件、先进装备制造、物联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在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竞争优势明显。杭州还是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金融总量在长三角22个城市中位居第二，国内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在杭州设点，是名副其实的金融集聚地，金融界称此为“杭州现象”。

3.人力资源优势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杭州有38所高校和近40万在校大学生，平均每年毕业生1.8万人，杭州还每年面向全球柔性引进外国专家、 “两院”院士， “钱江特聘专家”等等。这一切都为杭州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知识性、技术性人才。

4.经济体制优势

杭州民营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民营企业的数量、实收资本和营业收入等各项指标居全省第一。据统计2012年中国民企500强中，浙江占据142家，位居第一，其中杭州就有50家，也就是说，中国民企500强中，有十分之一来自杭州 。

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下杭州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融入长三角的过程中，杭州要有所作为，提高自身经济实力，提升自身在长三角城市中的影响力，就需要以都市经济圈的发展为依托，充分利用有利要素，抛弃不利要素，争取形成杭州对接融合长三角经济的有利格局。

1.走出产业同构误区，寻找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目前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部分在0.97以上，高度的产业同构将会加剧地区的竞争程度，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杭州在长三角各城市中并不能凸显其优势。特别是面对上海，宁波等开放程度更高，港口优势明显的城市，杭州在与其产业结构相似的情况下，将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杭州在融入长三角都市圈发展生产业的过程中必须以差异化的姿态走出产业同构误区，寻找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发展突破口。

2.积极促进体制一体化战略

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是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障碍是因体制因素而来的壁垒，进一步解构区域间壁垒就成为继续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杭州作为长三角重要城市应该首先进行突破，首先实现都市圈内的体制一体化创新，探索跨区域体制一体化整合的路径，积极推进体制一体化，逐步减少要素流动和企业跨区域发展的障碍，为杭州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外部有利条件。

3.加快建设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杭州要立足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积极发挥杭州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一方面可以加强金融招商，积极发展证券、期货、保险、租赁、信托、担保等行业；另一方面要加深金融创新，积极引入包括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融资票据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引入利率类、汇率类、股票指数类等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

4.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外资能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品位的提升，注入新鲜血液、提供强大动力。杭州2011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500项，合同利用外资47.22亿元，苏州在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90.16亿美元，同比之下同样作为长江三角洲中经济领先发展的城市，杭州在利用外资方面明显落后于苏州。

杭州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土地储备紧张，在许多方面缺乏出台更优惠政策的条件，想靠单纯的模仿取胜是不可能的。由此，杭州应该利用自身经济体制优势，打“民营经济牌”，“以民引外，以外促民”，整合民营经济的优势，结合自身的产业特色，灵活制定政策，加大利用外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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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优势篇7

第一，深刻变化的国内外条件和环境必然提出形成新优势的迫切要求。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2000美元。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积累，我国的要素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有消有长，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也在发生相应调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内外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层次和特点也将随之进行调整、拓展和提升。这些新的情况和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努力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第二，新优势是相对于传统优势而言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就是要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开放法律体系，实现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制化，增加政府行为透明度，这是形成新优势的根本保证。用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标准严格管理输出商品质量、国际技术转让的合同签订、对外投资的资本运作、海外企业的资产评估及信用评级等，这是形成新优势的前提。提升我国传统产业水平，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形成新优势的基础。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鼓励我国企业坚持技术创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展望今后5～13年，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源优势。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工资等要素价格将不断上升，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此压力下，提升人力素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核心就是要通过加大教育培训等培育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并与其他生产要素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创新优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形成创新优势，就是通过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进一步激发经济成长的活力，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品牌优势。知足品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四，但在世界名牌之林中，我国产品的名牌却寥寥无几。缺乏品牌竞争力，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今后，打造品牌优势的重点就是要加强企业的创自主品牌意识，以品牌资源整合企业的技术、管理、营销等优势，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开放优势。29年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推动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新阶段培育开放新优势，就是要通过构建更加成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快对外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促进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公平竞争，持续降低经济运行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使开放在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个体经济优势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