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经历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等理学派，发展至当今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成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其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且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特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和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等四个方面。但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仍存在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不扎实，一些重要经济结构尚未引入主流宏观模型，对重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刻画仍缺乏深入研究等方面的不足。本文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是导致经济学数学化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数学化既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也导致建立在新古典传统基础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够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而社会总产品在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之间的实现条件能够将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引入宏观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展开深入剖析，并深刻揭示了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分析现实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等学派的进一步交叉融合，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向。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2

关键词:会计理论结构 重要性 逻辑起点 构建

早在几百年前，会计理论就已经产生。但是，对于现代会计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几十年来，现代会计理论的研究者们争论不断，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建立一整套大家都信服的专业会计理论结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必要对会计理论结构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求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会计理论结构。

一、加强会计理论结构研究的重要性

加强我国会计理论结构研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初级阶段，其经济表现形式既区别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又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发展模式是经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在把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加强会计理论结构研究。通过对不同会计理论结构的研究，寻找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理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结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对会计理论结构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借鉴西方先进国家有关方面的理论，真正建立在我国本土之上的会计理论结构根本不存在，因此，将原本适合西方先进国家的会计理论结构引进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其中肯定有许多和我国经济体制不相符合的地方，再加上经济体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相对复杂，会计理论结构多种多样，为此，必须加大研究力度，努力寻找适合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会计理论结构。

二、不同逻辑起点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一)会计假设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现代会计理论结构中的最早提出的一种结构就是会计假设下的会计理论结构。1922年，美国会计学家佩顿发表了《会计理论》一书，正式提出了会计假设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在会计假设下的会计理论结构中，首先需要对还没有认识清楚或者没有办法实施直接论证的经济现象，并根据经济现象的正常发展或者将要发展的状况进行假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假设是会计理论结构研究的前提。

从本质上讲，会计假设只是会计理论结构的前提条件，是会计理论结构研究的基础，并且这个假设随着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这种不断变化的会计假设势必会影响会计理论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二)会计本质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在会计本质下的会计理论结构中，首先是对会计本质的追问，是研究会计究竟是什么，会计的基本规范是什么的问题。

从单纯逻辑意义上来讲，逻辑起点是从抽象的事物到具体的事物的起点。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探究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其中，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事物研究的起点。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会计本质只能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起点。其次，以会计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往往会只顾及会计本质的探求，而不去联系实际，从而导致本质和现实相分离，导致会计理论构建的失败。

从现实操作上来看，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结构的核心内容，探讨会计本质是研究会计理论结构的主要目的。正是这个原因，各组成因素必须充分反映会计理论结构的本质，并且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推导出有关会计理论结构的主要内容。

(三)会计环境起点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在会计环境起点下的会计理论结构中，会计环境主要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其中，内环境是根本，是会计理论结构的本质，内环境集中体现了会计的职能。外环境是保证，是决定会计理论结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因素，通常情况下，会计信息的质量是由外环境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会计信息，而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会计程序以及会计方法。

会计的外环境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社会经济大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因此，在考虑会计环境的时候，不得不将会计环境和社会大环境中的各项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一旦将会计的理论结构放到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量，我们会发现会计环境并不能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比如，在社会大环境中存在法律环境，如果我们把法律环境作为会计环境，很明显，我们根本不能把法律环境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且，法律环境并不是构成会计理论结构的因素。

(四)会计目标起点下的会计理论结构

在会计目标起点下的会计理论结构中，会计目标和会计界限是研究的起点，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把会计理论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时，首先必须确定研究的目标和界限，这样，会计目标就成了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且按照会计目标建构会计理论结构。这种会计理论结构模式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模式，也是美国通用的会计理论结构。这种理论结构模式将会计目标作为整个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级的层次，并且决定了会计假设、会计技术和会计原则的研究方向，而会计假设、会计技术和会计原则从各个方向保证了目标的实现。

三、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务会计理论结构

(一)正确选择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要想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必须正确选择恰当的逻辑起点，只有正确地选择恰当的逻辑起点，才能将会计理论结构按照合理的逻辑顺序完美构建。另外，会计理论结构的正确构建对于我国会计管理管理所起的作用，跟逻辑起点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从这个方面来讲，逻辑起点选择的正确与否，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在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选择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认真研究、分析和选择能够直接真实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状况，反映在我国财务管理过程中最本质的内在因素，并且能够正确引导建立我国财务会计理论结构的特殊事物作为起点。分析财务会计管理，不难发现，财务目标才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不单是因为财务目标可以真切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状况，而且还可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以财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构建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会计理论结构。

(二)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各领域经济发展的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容

通常来讲，会计理论结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

1、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会计管理过程中最普通、最具内涵的规律以及原理。既从整体上对会计管理的一般规定性进行研究，又从会计组成基本条件上的一般性进行研究，重点研究和分析会计理论结构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会计实践的原则和前提加以总结，对会计理论结构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还要认真借鉴其他学科的实际内容，从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获取思路，并将思路应用在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

应用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会计实践过程中对象和手段，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财务会计的管理规范。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理论研究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指导，通过制定相关原则和规范对会计管理工作进行管理和约束。它既是会计管理工作执行的标准，又是评价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还可以引导会计工作沿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方向发展。

2、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构成因素

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理论；目标理论；定性理论；定职理论和定位理论；行为主体理论；要素理论；方法理论；循环理论；假设和前提理论；信息理论；理论基础等。

应用理论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实务规范理论；实务规范的设计理论；监督理论。

总之，会计理论结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人员，必须大力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认真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结合西方先进的会计理论结构，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理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保证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桑次仁.关于会计理论结构的探讨.科技.2011.05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3

一、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时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又说“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由此可见,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建立公有制。后来列宁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列宁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一文中称“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为“社会主义阶段”。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即使在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或者列宁称之为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仍然应归整个社会所有,即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变迁及理论冲突

在1956年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9月15日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大会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既要以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以部分产品的自由生产为补充;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为补充”的关于我国经济制度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中国允许“自由生产” ,但只是“部分产品”;虽然允许“个体经营” ,但只是“一定数量”;虽然允许“自由市场”,但只是“一定范围”。其主体仍然为“国家生产”,“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及“国家市场” ,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时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在谈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时说:“这是事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写入。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是,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中递增。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的调查,“私有经济的增加值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早就超过公有经济。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的,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的历史数据测算,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和63。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由此可见,私有经济在我国早已超过公有经济,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观点明显“冲突”。那么,作为决定于经济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就成“资本主义”了吗?针对这种疑惑,理论界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有些同志为了讨论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竞用生产资料也能创造价值的观点,即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用雇佣劳动不存在剥削的观点,来论证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性,这是极端错误的观点。

毫无疑问,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当前的存在确实具有合理性,其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但它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其原因又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要求公有制,否定一切剥削关系的存在。所以,非公有制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这些观点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彻底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如果说劳动和资本能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科学结论都将被。

也有人认为,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所以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从性质上讲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不等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而非由此可以认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客观的存在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目前还没有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单一的经济成分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其自身的性质也不会因从属于公有制而改变。正像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公有制经济成分一样,它既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的性质,也不会因为从属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中而改变自身公有制的性质。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各种争论,笔者认为,对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科学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私有经济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看,它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是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成分,这是肯定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面对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私有经济超过公有经济这一现象,我们又如何去界定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呢?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主体经济控制力决定该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正是改革开放30年对马克思义理论的伟大贡献。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的所有制结构,确切的说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是指某种所有制结构是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所有制形式。因为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预言的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按需分配阶段,即完全实行公有制的高级阶段,所以当前的任务仍然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公有制之外其它经济成分的存在。

其次,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性质的认识,应该坚持“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主体经济控制力决定该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性质”的观点。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主体经济的控制力”是指在某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所有制结构中,某一种经济成分由于其在“量上绝对地”或在“质上绝对地”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决定整个经济性质的能力。 所谓“量上的绝对地位”是指在某种所有制结构中,有一种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绝对最大”――一般认为超过50%以上,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已不复存在。所谓“质上的绝对地位”是指在某种所有制结构中,有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仅掌握着关键行业和核心技术,而且所占比例“相对最大”――并不占50%以上,但其比例均大于其它“各种分散”的经济成分。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就处于这种情况。

以2005年为例,我国GDP中非公有制经济占61%,即公有制经济占39%。看似私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控制力。其实不然,在61%的私有经济中,它不仅很少处于关键行业,而且很少掌握核心技术(例如国防等),并且不是由一个单一的私人股构成,而是由许多相对分散的(例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合资经济及外资经济等)在所占比例上都不高于公有股(39%)的私有股构成,所以不具有控制力,不会决定该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反,公有股份则处于“质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雄辩的证明,这种观点不仅是成立的,而且是正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它会有效消除人们面对我国私有经济超过公有经济后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性质的质疑。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是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第二卷):32.

【2】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4(第三卷):243.

【3】姜华宣.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1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三卷):373.

【5】姜华宣.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26.

【6】林岗.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实质、意义和前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1):5.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供给学派；中等收入陷阱；供需错配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18-04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时政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媒体和学术界最关注的话题。自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密集发声供给侧改革。2015年11月15日，主席在G20峰会上提出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调发力”。2015年11月17日，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会议上强调“在供需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2015年11月18日，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内，4次发声供给侧改革，这表明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政府的共识。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下，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总体思路，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随后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总理在全国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进一步强调了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号角，开启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序幕。媒体和学术界纷纷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解读，各方观点既有共识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也存在对中央政策的曲解和误读，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这些关键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清晰的回答，不能形成共识，势必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和效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背景和任务。

里根政府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是“滞胀”，这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因此里根政府利用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从供给侧出发试图解决“滞胀”问题。而我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新常态，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本质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主要表现就是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任务不仅是要解决前期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凯恩斯症状”，也要加紧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还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影响民生。

（一）增长速度换挡期，下行压力大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滑，2011年，我国GDP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2014年下降到7.3%，2015年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6.9%。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期间我国设定的GDP增速是6.5%。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属于中高速增长，但是对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无疑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这种下行的压力既有来自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影响因素，更是表明我国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依靠传统的红利拉动经济发展已经无以为继。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资源等巨大的压力。留不住绿水青山，也就留不住金山银山。

（二）结构调整阵痛期，产业升级不足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旧的结构受到抑制，产能过剩，新的结构没有及时形成，呈现青黄不接的状况。这表现在：一方面，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制铝、煤炭、玻璃等行业。据统计，2012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1.9%、73.7%、73.1%和75%，远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逄锦聚，2016）。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工业为支撑的“二三一”模式，虽然服务业已经达到半壁江山，但是和发达国家70%的份额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且我国的服务业高端化、信息化水平都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同时，工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严重，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主要指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了生态环境巨大的压力，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得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这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力不足，产业升级缓慢，新型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

（三）前期政策消化期，后凯恩斯症状凸显

我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以供给侧为主，这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我国长期存在着供给不足，被称为“短缺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短缺经济的结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开始实行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空前规模的财政支出刺激，用以投资基础设施和福利支出，同时开始根据经济形势，频繁地采用货币政策。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过程中，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对政府投资和出口依赖越来越严重；而每一次紧缩，又会造成金融垄断加剧、中小企业倒闭、股市震荡等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种在经济增速有所下滑的时候，拼命刺激“踩油门”，在通胀有所抬头的时候拼命紧缩“踩刹车”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滕泰，2013）。

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需求侧的问题，如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导致出口需求减少，从而造成我国产值相对下降，产值下降导致投资下降，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但是从本质上看，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在于过去那种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没有完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没有凸显。也就是说供给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制度改革开启了“斯密增长”即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大量的投资和要素增长开启了“库兹涅茨增长”。这两种增长方式带来了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遭遇了严峻的瓶颈，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资本成本的上升，资源、资本等红利都逐渐消失。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带来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我国没能避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同时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随着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失去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国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又与发达国家差距大，没有竞争力。这就导致了供给侧的“青黄不接”。国家在这个时候审时度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战略目标的重大决策，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如何自力（2016）指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借鉴和吸收了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供给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理论上逻辑严重混乱，实践上也未达到预期目的，早已被历史唾弃，根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邱海平（2016）指出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必须坚决抵制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丁未民（2016）指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给学派的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如贾康、苏京春（2014）指出，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传统供给理论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融合传统供给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形成“五维一体化”的理论框架。滕泰（2013）指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理论，以及供给学派思想，是既破又立的经济学创新。李智、原锦凤（2015）认为从理论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植于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冯志峰（2016）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

这种争论导致了学术界对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存在严重的分歧。如贾康等（2013）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为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如财政赤字高涨，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林卫斌、苏剑（2015）认为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等供给侧措施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当前我国经济问题仅靠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难以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智、原锦凤（2015）认为从实践中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复苏。滕泰（2013）认为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里根总统，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唤醒了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促进了就业，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张伟（2015）认为里根经济学直接导致了更严重的“里根大衰退”，并让美国患上了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症”，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逄锦聚（2016）认为在里根执政期间，减税和增加军费并举，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新的困难和不平衡。何自力（2016）认为历史经验表明，里根政府信奉供给主义经济学，大力削弱政府干预和强化市场自发调节，并没有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使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催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张晨（2016）认为美国里根政府在施行供给学派的主张后，经济非但没有实现繁荣，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经济增长跌至战后最低水平的情况。

学术界的这种普遍的争论，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和开展。必须正本清源，统一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含义。笔者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本质的不同，无论是国情、背景还是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均存在很大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走私有化、自由化的歪路。同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以行政的方式、计划的方式调节供给，而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其背后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的供给侧指导思想是在战略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战术上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包括供给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等合理的部分都可以用来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高标准和底线。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我国的任何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自由化、私有化，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和分配制度不变，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实现共同富裕、共享经济。

第三，坚持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要坚持市场的调节作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完善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更好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双到位的格局。

总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供需错配和供需不平衡的现状。目前我国这种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供给无需求，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煤炭等产业就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2015年农产品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表明农业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有需求无供给，供给侧出现短板。从消费上看，出现了“代购潮”“海淘潮”“疯抢潮”等国外扫货现象，表明我国的供给无法满足当前人民追求生活质量的需求。在制造业领域很多关键技术仍然需要进口，在工业4.0的浪潮下，我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够。高端服务业等仍然是发展的短板。三是低效率的供给抑制了有效需求。如房地产，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商品房库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笔者根据上述供需失衡的局面提出“一核心、两只手、三调整、四改革、五发力”的改革路径。

1. 一核心就是要以创新为核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灵魂。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契机，培育创新文化、创新热情，创新氛围。以创新开启我国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增长阶段”，让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 二只手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加合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互补与合作。凡是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坚决用市场进行调节。政府更好地发挥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监管市场运行、完善市场环境与法律等功能。

3. 三调整就是要实现供给侧要素结构调整、供给主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让要素流动起来；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培养企业家精神，注重产权保护；对于各种新型经营主体、新业态、新模式要积极引导和培养，解除其供给的束缚和限制；要通过创新引导要素升级，发挥更高层次的要素红利。以结构调整推进总量调整，最终实现供需更高层次的新均衡。

4. 四改革就是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土地户籍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基础，要通过“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合理确定政府市场的边界，做到有为而不乱为。当前要进一步取消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政审批、优化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监督、执行和决策。财政金融改革是其他改革的保障。财政改革要坚决完善预算约束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财政职能、改革分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金融改革要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完善金融市场环境，防范金融风险。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在稳固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土地流转，让土地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成为活的资产。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在全面放开二孩的基础上，推动户籍制度调整，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国企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要优化国有企业结构，淘汰落后企业，保障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功能。

5. 五发力就是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从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五个方面入手，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通过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五大财富源泉的释放和激活，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

参考文献：

[1]滕泰.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3.

[2]保罗・格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李智.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

[4]滕泰.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

[5]逄锦聚.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6]李.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

[7]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5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逸昕同志的著作《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研究》以“经济结构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以系统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论、协同论等为手段，依托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趋势，以改变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增强系统的功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目标，对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研究的背景及现状进行了分析，接着对论文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在对经济结构理论深度剖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研究的基本框架。其中阐释了经济结构系统的内涵、特征，明确了系统结构的构成要素，为以后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对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五个子系统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包括每个子系统的系统内部分析和系统间耦合分析、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定量测度和促进各自功能发挥的方向判定。通过对子系统的实证研究，客观地总结出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部分是主体部分。第三，从系统耦合机理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中子系统间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了经济结构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型经过一致性检验和灵敏度检验，证明能够反映经济结构系统的一般行为。通过多元回归确定动力学模型中的参数，利用参数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各个子系统的主要评价指标仿真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较小，模型能够反映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的整体变动情况。最后利用所建立模型对未来几年黑龙江省经济结构运行情况进行预测，同时对未来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进行分析。这为今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部分是核心部分。第四，在遵循指标体系设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基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一个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出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在考察期内总体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符合区域结构发展在周期内进展交替与周期间跃升状态相统一规律的结论。最后，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优化的相应对策。黑龙江省应统筹考虑，系统谋划，把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地区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调整五方面统筹结合起来，整体协同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未来发展阶段，要以投资结构调整为切入点，在继续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着重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适当加紧城乡与地区结构调整，使它们大体协调同步发展，产生“共振”效应。

经济结构问题既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又是重要的现实问题，黑龙江省域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大跨度、深层次的结构革命。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黑龙江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目前正处在由前一周期的衰退阶段向新发展周期的创新阶段转移的困难时期。当前黑龙江省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经济结构性问题已严重影响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紧迫的任务。

该著作从系统科学的研究视角，在对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涵盖的基本内容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投资结构五个子系统分别进行剖析，通过系统内部元素互动协同和系统间耦合分析，厘清各子系统内部及其间相互联系的功能障碍，最后利用运行机制分析和整体综合评价探寻相互配合的机理，从而发现调整方向并确定最终调整对策。著作中突出的学术创新点在于采用主分量分析和基于Prais-Winsten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建立了度量不同所有制效率的函数模型。这是本文的一个探索性贡献。因为体制性问题一直是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另外文中基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系统间的互作关系，建立了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利用参数仿真对未来5年的经济运行轨迹进行预测，对未来各个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该著作运用系统理论，通过合理协调经济结构子系统间的同步运行轨迹，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与“效率”间的匹配，有助于实现地区经济系统协同发展。其对所有制结构的研究有助于纾解黑龙江省域经济固有的体制，对实现体制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对加速黑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指导意义，而对城乡结构的研究对缩小黑龙江省农村与城市之间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自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它看作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制度创新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绝不只是单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经济改革，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因此，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转轨，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这种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分析具有更科学的解释力与指导力。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绝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物质生产方式方面，要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而全面实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废除国有国营制度而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制度，从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生产方式方面，要从公有制一统天下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形式转变为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新型公有制形式。生产关系方面，要打破以往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逐步确立自主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管理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突破单一按劳分配格局，逐渐形成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上层建筑方面，要推进宪政改革，确立与保障公民权利，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方向既不是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实行市场机制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机械“对接”的改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全面构造以市场化的生产方式为核心、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以民主法治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7

一、新自由主义与结构性危机

理论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为何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滞胀危机在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基于SSA理论体系，科兹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见解。

1、新自由主义是什么

佩里・安德森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崇拜市场万能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福山则将其视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更多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定经济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强调经济政策稳定性的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科兹将其拓展为资本主义特定的制度模式，包含与之相联系的主导思想，其中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发生在全球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劳资关系及公司部门等四个方面。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的重大变化，只是为这些变化提供辩护。如无视市场失灵而一味主张市场化、宣扬市场万能等等，因此其理论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科兹对新自由主义辩护性本质的认识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类似，它们都将某一特定制度视作永恒的、不变的，而非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辩证认识。

2、新自由主义为何兴起：调节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仅限制了个人自由，还影响了经济绩效。因此，当民众意识到数十年来国家主义造成的危害，自由市场思想和制度就重新出现。第二种“金融主导理论”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作为调节资本主义期间大企业的附属部门，金融部门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占据主导，导致调节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第三种解释是“技术决定论”，这种理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基础上尝试从技术变革角度给出解释，认为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瓦解了集中化生产和决策制定的基础，同时降低了由市场关系协调的分散化生产体系的成本，从而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歪曲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正是在国家主义下取得的成绩这样一个事实;“金融主导理论”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是得到了非金融资本家的支持才得以发展的事实;而新技术通过收集大量信息降低中央决策的成本，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加集中的经济，更富效率且对未预见的事件反应更灵活。

根据SSA理论，调节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并提出用结构性危机这样一个系统性概念来解释不同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转换。结构性危机，就是除非进行重大制度性重构否则就无法解决的危机。科兹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个连贯的制度结构，即每个SSA，均以推动利润获取和稳定的资本积累过程为核心。经过十年或数十年，每个SSA都会从推动利润获取和资本积累的结构转变为其障碍，并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危机时期将持续直至新的SSA构建完成。

因此，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持续时间或久或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兴起，但逐渐演变为经济稳定、利润获取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最终在滞胀危机即其自身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中衰落。解决滞胀危机的制度变化主要发生在劳资关系调整、放松对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限制、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等，而这些制度调整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另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即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

二、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承袭理性经济人假设，标榜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政府动用公权力将侵犯个人权利、导致经济无效率。然而，这种完全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1. 宣扬没有经济基础的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错误地将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称为自由市场，并将自由市场等同于经济自由。科兹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

首先，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经济自由，是对资本而言的，对雇佣工人而言则意味着对资本的隶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资本有投资项目、地点、规模、雇佣工人的选择自由，而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甚至面临被解聘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工人却受国籍限制无法流动。

其次，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们提出所谓“涓滴效应”，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从中受益。然而事实是，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投机性的金融部门中。

可见，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税率降低、政府去监管条件下，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资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动下，资本家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在不断加深，毫无自由可言。即使在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西方社会，实现的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生产关系上的鸿沟不仅无法跨越而且越拉越大。

2. 主张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为社会治理的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

首先，成本――收益分析被引入社会监管的实施过程中，然而社会监管的成本由受其影响的企业产生并往往被夸大，而社会监管的收益则难以测算，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量化的。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认为，政府是内在低效的，而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由私营企业承包，救济性住房、学校、监狱甚至军事职能均交给私人资本运营。

第三，新自由主义宣称社会福利妨碍了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是在“养懒人”，转移了那些原本用于私人储蓄和投资的、能产生更高效率的资源，因此要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最后，政府征税力度和对象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高收入家庭和公司利润的征税税率在不断降低，尤其是资本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更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征税对象由企业及富人转向了收入分配的中间人群。

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大社会、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主张在调节经济行为中，市场关系如市场力量的作用需加强，同时其他关系或机构如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工会和专业协会等的调节作用需弱化。在无限崇尚市场作用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府作用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极其片面的。政府本质上是阶级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才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社会治理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转移等具体做法，以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本家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

3. 支持自由竞争与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自由化，将市场竞争这个外部因素神话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来源，反对包括自然垄断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垄断，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但从现实来看，新自由主义旨在市场化、自由化的政策与其理论相矛盾，不仅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也使得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不断弱化，为大资本、垄断大企业提供政策保护。

首先，新自由主义强调缩小政府规模的重要性，但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在GDP中所占比重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政府甚至更为积极地调节经济，只不过调节的目标从使大多数人受益转向使大企业和富人受益。

第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企是垄断的、因而是低效的，国企应从原来占据的领域中退出而由私人资本进入。但在面对私人企业垄断时，保护大多数企业免受垄断企业垄断优势干扰的反托拉斯法案实施力度被不断弱化，其支持者更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即使一个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因为该企业还面临众多潜在进入者。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实则以此要求小资本、发展中国家放开对资本的限制，从而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行进一步垄断之实。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仅对于工人个人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小资本而言也是难以实现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最终必然会产生新的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那么，本轮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否将被扭转？取而代之的将是哪一种模式？科兹试图从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1. 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之间的转变。SSA学派的创始人大卫・戈登根据不同的制度结构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分别为19世纪60年代至1900年的“镀金时代”、1900年至1916年的“进步时代”、20世纪20年代“喧嚣的二十年代”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科兹认为，上述四个长波经历了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交替，从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镀金时代”和“喧嚣的二十年代”分别向“进步时代”及战后黄金时期的过渡，可总结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可能方向。

首先看“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变。由于自由竞争导致了高度的资本集中、银行控制工业资本而产生金融资本，银行资本为追求长期利润而利用金融手段调节经济行为，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因此自由主义SSA推动了1990年后“进步时代”调节式SSA的产生。科兹认为，这促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否与此类似。

再看“喧嚣的二十年代”向战后黄金时期的转变。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和当前新自由主义时期类似的问题，即收入严重不平等、资产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而1929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导致调节式资本主义的出现，此次危机是否也意味着未来将出现同样的情况？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科兹认为，每个SSA的核心是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本轮危机是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危机，之前两次危机后都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当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方向时，应铭记这些历史经验。在SSA学派视野中，一国在不同阶段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犹如钟摆始终在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摆动。

2. 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具备的特征。根据SSA理论，结构性危机发生时，存在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最终出现的趋势，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如果新的SSA不出现，就意味着长期衰退。在本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曾短暂出现具有强烈干预主义色彩的政策。科兹认为，假如未来几年出现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可以预见的是其将采取调节式资本主义的某种模式，如：公司调节式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抑或走得更远，即民主参与式的计划社会主义。

总之，取代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新的SSA必须能有效推动利润的创造和稳定的经济扩张，因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主导思想为一系列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理念，且在该主导思想下出台的政策和制度能保证有效需求持续增长，推动可获利的生产过程，使主要阶级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稳定化。

四、SSA学派对新自由主义所作批判的理论意义

科兹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体系出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未来走向的判断与其理论逻辑是一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科兹对新自由主义所作批判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宏大叙事”，是一种追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叙述、然而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往往遭受现实残酷反证的解释体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则构建了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侧重对劳动关系、生产组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货币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文化体制等制度结构的分析，将其理论框架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新发展结合起来，丰富了对现实的分析。

第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其自身构建的理论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为何兴起、为何衰落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其理论逻辑是内在一致的、连贯的。SSA学派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的新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些新变化包括：劳资关系中，工人工资提高是否必定造成利润挤压，是否必然危害资本的收益，公平与效率是否无法兼顾;取消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所谓劳动力“灵活”就业是有利于资本还是失去集体谈判能力的工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和市场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市场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一定快于政府干预时期;等等。这些在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在SSA的理论框架里都能得到明确答案。

第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其理论分析中，一方面大量运用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经济现象，另一方面重视对生产关系、经济社会制度的分析，贯彻使用阶级分析法。例如在分析不同的SSA时，该学派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决定因素的阐述，将资本积累看作决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础，将不同的资本积累过程作为研究制度变革的出发点。这都在研究方法上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总体而言，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关注经济现实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所作批判也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

第一，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变化产生的原因方面，SSA学派不赞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变化是由新技术产生的生产力变革所引发的这种观点，将其归结为符合大企业的核心利益从而得到其支持。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属于上层建筑，最根本的产生因素发生于生产力层面，如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及信息化技术发展等。

第二，在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原因方面，科兹认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大萧条是实体经济危机发生在前，金融危机发生在后;而本轮危机中，金融崩溃在前，从而引发实体经济危机。这个解释忽视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导致危机的根源，本轮危机恰恰是由于劳资贫富差距过大从而工人有购买力的消费不足、而美国房地产市场生产过剩所导致的。

第三，SSA理论并未说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中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这个问题涉及新自由主义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8

关键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道德体系；决定作用

示道德的社会根源、社会本质和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从各个方面探究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同样，从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出发，也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道德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对道德体系的决定作用时，应着重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历史形态。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体系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类型。

首先，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胞族、氏族、部落等公共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人们在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关系十分简单和狭隘。与原始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道德，便是同风俗习惯混为一体的淳朴道德。

其次，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社会不再存在统一的道德体系，而是形成了各自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历史形式的改变，阶级道德也不断更换着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例如：与奴隶主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道德。同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道德和农民阶级的道德。同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道德。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将最终形成作为全人类道德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基础上，是由无产阶级道德发展而来的新型道德。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建立时间较短，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及旧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

二、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这种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对于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首先，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是从一定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或者说都是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区别各种道德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可表现为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于追求整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体利益呢？还是追逐个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从属于个人利益？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都是根据这样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在调整内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基本原则，都是自发地追求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溶于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之中。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虽然也会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但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总是追逐个人或者阶级的狭隘私利，公开或隐蔽地使社会整体利益屈从于他们的狭隘私利。公有制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要求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

其次，利益决定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各种阶级或社会的道德体系，其原则和规范，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统一的道德行为准则，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内部由于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和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完全一致，所以才有了氏族部落统一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从根本上不存在共同的社会利益，因此，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都是从各自阶级的利益中引申出来。所以，除了某些人类公共生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以外，任何一个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不能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在成熟度上不同的两个阶段，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同样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总的来看，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由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的利益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如果社会不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

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内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的。

首先，道德领域内的对立和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

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由于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由此决定了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应有利益，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也形成了自己相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至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道德体系。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表明，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源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也决定了一切阶级社会不同的道德体系，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其次，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了它们道德体系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道德体系，有的居于支配地位，有的则居于被压抑的地位。从历史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总是先后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奴隶、农民和无产者等劳动者阶级的道德体系，则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剥削阶级的道德体系，之所以能够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多么“高尚”，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因此，被剥削阶级只有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四、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兴衰和起落，进步与消长，归根到底，也都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迟早要引发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新旧更替。历史的进程反复表明，随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日益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逐渐产生之时，相应的旧的道德体系，便日益走向衰落，新型道德体系的某些因素，便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新旧道德体系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当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被新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么，新的道德体系则会迟早取代旧的道德体系。人类道德的这种新旧更替，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的某些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们生活于新经济结构中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从总体上看，新道德总是具有根本不同于旧道德体系的性质，也必然程度不同地显现出人类道德的历史进步。

其次，同一经济结构内部的某些重大变化，也会引起相应道德体系的变化。当某种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了重大改革，社会道德体系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了道德的转型。例如：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就是随着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建国初，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也在无产阶级和其它旧道德体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自然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阶段。这种转型首先在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更有利于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转型方向，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必将对促进我国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