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作物的定义范文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运行；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 A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由此可知，本质高于现象，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应高于对事物现象的研究。对现象进行研究的目的偏重于即时实用性，而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事物运行的长远时期的本质规律。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试图揭示经济运行中各种现象的数量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揭示了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对经济现象和数量关系的分析上。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高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可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人民出版社. 1971，4--8.]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而不是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是脱离社会的个人的生产。其次，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隔离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生产也就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人民出版社. 1971，9--22

]]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经济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第189页]]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物，但与物相联系。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品和货币，及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资本运动即资本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理论，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与地租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共同点表现在：都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起点和出发点；都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研究商品经济中价值、价格和交换的行为；都研究货币，金融和信用；都研究生产中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或者说研究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体构成的；而西方经济学则着重于物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接涉及经济的性质问题，着重于定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以经济运行的技术问题，数量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研究物质生产中的规律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则从人的欲望的满足出发，来研究人们的满足程度和资源配置问题。

第四，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割离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上

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方面

㈠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在联系的真正本质，重商主义者只是描述各种现象的表面的和偶然的联系。斯密和李嘉图曾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他们常常把这种内在联系与外部现象混淆或等同起来。马克思认识到，一切社会，如果要为其人口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执行四种基本的经济职能：生产、消费、交换、分配。马克思把它们规定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在四个环节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只有物即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才能实现消费、交换和分配。一个社会就是一群人选择在其中生产的一种形态，但又不存在普遍的生产形态。虽然一切社会都在生产，他们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着它的经济过程的？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关键，所有权是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拥有生产条件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人才能占有和生产，社会经济生活才能够进行。以生产所处的所有权条件为界限，劳动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形态。劳动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

㈡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一个发展过程

只有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客观联系及其运动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认识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的运动揭示出来。价值是“自行运动的实体”纯粹属于“历史概念”，价值规律以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为中介表现为不同方式。它只是在历史发展的特定尺度上，才产生出资本主义关系。即使是在一个社会形态范围内，价值规律也经历着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竞争和垄断的相互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客观对象发展的阶段特点与它所固有的规律起作用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积累的劳动才能成为资本，因为在劳动中并不包含着某种压缩形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包含着产生它的可能性，只有产生它的那种条件成为现实时才有这种可能性。商品经济的作用和职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马克思否定一种社会结构的趋势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结构，他断言：“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达到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1972.]。

㈢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量变与质变

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一般”，只存在着特定历史时代的质上不同的生产类型。资本主义生产也被看成是特殊的、质上变化着的过程。在分析商品这一基本经济范畴时，马克思就开始寻找商品彼此在量上相当的质的基础，并且在对立物――没有质的差别的抽象劳动中找到了。所有以后的范畴，都有一定特殊性，它们按照质量互变规律发生变化。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有在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达到一定量的水平上，才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时一种落入剥削关系的商品――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进入市场。质的联系和量的联系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买卖行为中，阶级的质的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买主所支配的或多或少的货币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又形成质的差别。这样就有了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分”[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反过来，对象的量的属性和质的属性的相互作用包含有质对量的反作用，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与资本的质的区别中，工资和剩余价值的作用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这种量的分割反过来又导致质的区别的后果。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对质变的直接影响是暂时地支持该对象（《资本论》中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 存在的度的保持，然后又动摇和突破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发生着已与资本主义质的规定性发生剧烈冲突的那些现象的量的积累，这种量的变化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这就是《资本论》显示出的深刻革命内容。

㈣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矛盾的辨证运动

事物通过它内部所固有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实现事物的发展的规律构成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资本论》是研究现实对象――资本主义形态中对立面的统一斗争的经典式范例。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处于过程中的矛盾”来认识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具特征、最基本、最一般的矛盾，彻底阐明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完全过程。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整个矛盾链条的起始环节，在商品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就如同在胚胎中一样，蕴涵着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发展阶段上变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部可能性，即这种经济的社会性质与它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建立在这一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现实经济运动的直接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对抗，因为商品的二重性变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方面之间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同时发生的是劳动和商品的矛盾转变为社会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这个矛盾的两极。所有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解决表现为一病态的过程：经济危机用破坏性的方式去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从而导致在更大规模上恢复同样的障碍。以此表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质，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预言，资本主义按其本质所固有的一切矛盾，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人类生活的价值与它的异化之间的矛盾―― 所有这些矛盾都将由共产主义来解决。《资本论》为这个观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元培. 经济学比较[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2] 吕卫东. 《资本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哲学基础――行动中的唯物辩证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人民出版社. 197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人民出版社. 1972.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2

关键词：人本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人本导向；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目前，学界对经济学中人本思想的研究大概有三类：一是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概括和比较，倾向于历史视野；二是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倾向于哲学视野；三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争论已有的方法和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或者是否有可实现性，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决，倾向于现实主义视野。本文着重从第三个方面，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应用的局限性，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只重视经济视角而淡化社会伦理视角的现象和原因；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经典范式，超越“经济人假设”范式，以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人本思想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上的错位与融合

“经济人假设”从提出到发展是一个不断遭受批判同时也在逐步回应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界标到纳入社会界标，经历了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错位与融合。其错位表现在，从“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都以人的理性和自私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规定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动机，仅仅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而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仅仅依据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推理经济活动现象，而忽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将经济学变成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1、“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的错位

“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受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人性的“自利”与“同情”两面性以及寓言式经济史学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着重分析人的自利性，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并将其看作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导向“公利”的社会进步动力，于是将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利己心”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确立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体系，并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奠定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对当事人行为和动机的规定，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且在使用“最大化”一词时经常与“理性的”一词互换。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方法有关，他们只强调逻辑上的有效性，即只是要求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并不要求论据的真实性。每当规定一个目标函数时，都假定利用这一函数，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不同的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理论认为每位决策者做出的都是可以用理性的论据来进行表述的理性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更为简明易懂；更具有通用性；更具有可证实性；更具有可证伪性；具有较多的肯定；具有较少的否定。无疑这种简化的假设手段受到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欢迎，也得到多数热衷于以数学为工具来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必须掌握数理工具才能成为从事经济研究职业的不二前提，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演变为“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理性的经济价值观已成为进行一切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尽管亚当·斯密起初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将人性中的“自利”一面提炼出来，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硬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如古典市场经济时代)是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它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将人性中的“自利”锁定为永恒不变，割断了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性“自利”背后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许多“非物质动机”行为(如慈善捐赠、绿色环保、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何解释。所以，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是从人的私利动机和行为出发，以资源稀缺为约束条件，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置于核心地位的物本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可以说，这种绝对简化、抽象了对人性的研究，不过是过度张扬了人的自利性，试图将人的自利本性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人的自利看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但这一假设缺乏社会历史性的视角，也终将无法对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人类生产财富的经济行为涉及了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供求、成本、价格、竞争、效用，而忽略或者说故意将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作为外生变量。这种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不重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的行为，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价值理性”的旁落这样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以逻辑的有效性来替代与经验相关的难题的做法，也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虽然逻辑推理的实证过程很严谨，也只不过是“乐观主义的约定主义”，尤其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研究中心，只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经济学，只重视经济界标忽视社会界标，无力解释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必然最终滑向“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并致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越来越疏离。如果说这是“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表现，那么追根究底，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由其思想起源、本质要义及其认识论决定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其核心要义就在于：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都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可计算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认识论上来看，这种将人性假定为“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范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事实却证明，以此假设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2、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之间融合的努力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学界的质疑与争议之声从未中断过。因其抛开现实，预先设定好了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导致只能工具性地推导、演绎，而无法历史性地加以表述。这种被称为是“李嘉图式的恶习”的方法论范式饱受批判。因而，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开始丰富经济人的内涵，开始呼吁经济学转向人文视角，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强社会界标的视阈，重视制度、伦理道德等因素的约束，反思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经济人假设”也开始逐步向融合迈进。

首先，指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上存在漏洞。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在做出假设时的潜在条件：即如果现实的条件十分接近其假设的理想状况，那么从这个理想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接近现实的，是近似正确的。但西蒙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前提的非现实性并非科学理论中的一项优点；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对科学家有限的计算能力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由于近似值连续性原理是可以忍受的”。而李斯特则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

其次，对“经济人假设”在社会界标上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修补。西斯蒙第从伦理角度审视了“经济人假设”，批判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人的道德情感，并从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则认为这将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并且“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近年来滥觞的新制度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也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会影响个人选择的，所以他把利他性、人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了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并且还认为，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行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此外，新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力图使“经济人假设”通过道德伦理途径向社会界标靠拢，如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明确地反对忽视人的道德意识、自由、主观能动等伦理属性的经济学，将伦理道德重新引回了经济学。森在基本认同“经济人假设”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却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而“经济人假设”则将人的动机约束为唯一性动机——自利，因此他抨击“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性的”，他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主流经济学应包含伦理学的内容，并且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将走向绝路。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应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可见，伴随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修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地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非经济领域，力图弥合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人文关怀的发展轨迹，使抽象的“经济人”包含了更多“社会人”的因素，力求实现其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融合。虽然西方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原意进行了质疑、抨击乃至修补，但其主要诉求仍然囿于道德伦理和制度范围，对其理性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没有发生改变，因而“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其认识论基础——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由此，这种以历史唯心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模式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仍然贯彻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流变之中。可见，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加入了“人文”追求，却是从属于功利追求，只是使原来冰冷的“经济人假设”涂上了一层稍带暖意的伦理油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点：以人本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中心，坚持人本位，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主张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是途殊道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历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提到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家始终陷入对人的研究悖论，一方面为“经济人假设”能够进行富有逻辑的理论分析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对该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而束手无策，相反，马克思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否定把抽象的人物化的做法，强调对人的研究要克服异化，回到人本身研究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应地，马克思摒弃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从经济关系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进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层面，创立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所以，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导向，充满了辩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充满了人文关怀。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辩证分析，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确立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劳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但又反对黑格尔仅仅把人等同于自我，把劳动看成抽象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并证明人的存在性，使人成为主体。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着重研究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并从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本质做出了规定，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另外，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规定了人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论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为人是生产的主体，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生产过程总是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

其三，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历史性，体现在“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种历史性克服了把人当成是亘古不变的错误观点。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把人的“利己心”视为与生俱来、不分历史时点、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丰富的、历史的，考虑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色。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让我们认识到人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能动改造历史环境的主体，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内容也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的研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要坚决地彻底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另一种观点则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概念。本文的观点是要继承前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强调批判。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要避免批判方法论上的狭隘与偏颇。而“经济人假设”上放大的物本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放弃；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注入人文关怀的倾向是值得借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所怀有的人文色彩和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使它有可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的生命力必将融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文明潮流之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人们就“见物不见人”的责难，虽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完善，强化了人的自主意识，关注了对人的研究，但西方学者泥古执今，整体的理论体系还是“物主人辅”。说到底，西方经济学是物本经济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论，人被归结为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载体，人围绕着物而转。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是以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确立的理论，着重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正是马克思开辟了对人本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尝试，而“经济人假设”贫瘠的“实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光环的照耀下相形暗淡。

1、从“物本”还原为“人本”的世界观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法，高举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张扬人的自利性，缺乏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的人文关怀；强调个人主义，穷极为财是命，见物不见人；于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势必凸显的“异化”来看，即体现在人所制造的物控制了人、物化劳动控制了活劳动，马克思归结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到人的异化的裸物欲观，这恰恰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得失，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自利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疯狂仍然停止不下来，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益集团对资本增殖暴利的追逐、是资本拜物教淋漓尽致地展现。对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论述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科学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并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坚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经济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分析的逻辑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及其本质分析的根本取向始终是放在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中来完成。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整体分析方法，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回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注重人本价值，把人全面克服异化、彻底解放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样高度关注“个人自由”，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和个性。”只有在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讨论了空泛、抽象的普适性个人自由；而是将个人自由、个人的需要和发展价值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通过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到人本质的异化，从物到人的全部异化。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在于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物质财富飞速增长集聚的迷雾，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枷锁——“异化”也不断膨胀，要彻底消除异化，就得结束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才不会为少数资本利益集团占有而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利，才会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是其根本无法企及的。

所以，还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否认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但是在面临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终极目标上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分水岭。

2、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和现实导向

(1)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西方主流经济学沿着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似乎也未离开对人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出发研究经济现象，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方便地分析问题寻找到的一种工具，把人只是作为生产财富的要素而存在。所以在研究的方向上仍然是“重物”而“轻人”。约翰·穆勒更抽象了人的概念，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就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一切属性的“经济人”。这种对人性自利的过度标榜和张扬也充分体现在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定义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和动机看成是完全出于理性和自利的驱动，经济现象就是这种理性和自利的行为的结果，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和自利的追求可以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但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下提出来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前提提出来的，因而其解释力相当有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人的发展基础的超越。西方经济学也提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式分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所以个人的发展被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旧的分工、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终究会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首要打破旧分工的束缚，建立新式分工。第二，对人的发展目的的超越。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获得发展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因而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始终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范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都仅仅是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精神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第三，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如何配置资源，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充满了资本拜物教气息，其主要强调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的智慧仅仅是为了进行其价值创造，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而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类的，造成人依赖于物存在，并受到物(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而且还要受到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等摆布以及历史的束缚，因此人的本质被物化、异化了，人的能力、创造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执着于终极的价值判断，追求人的解放，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尊重人，尤其是要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创造能力、人的个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导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还原成现实人，似乎就是斤斤计较、孜孜求利的市侩商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归宿的，这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这种现实导向，表现为人的自由、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此，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改革发展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的方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用、由人民共享，促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地，衡量改革的成功、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建立在物质财富增长基础上人的自由、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拖欠工资”、“开胸验肺”、“血煤窑”各种“强资本弱劳动”现象；“三聚氢氨毒奶粉”、“苏丹红添加剂”、“地沟油食品”各种唯利是图行经，如此等等，无不颠覆着西方经济学倡导的“经济人假设”公理，也再次说明市场经济中“私恶”对“公利”的主动侵害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要纠正这些偏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必须尽快转变到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上来；只有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断迈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目标。

四、结语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26-06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在1859年发表的《（第1分册）》一书，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从1843年直至1858年的经济学研究，“是我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一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马克思为什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他一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两本书的标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因此只有联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又完全是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的，才能够理解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是本文的任务便是透过《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来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和出场路径，从而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做出深入解读。

一、实证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就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来看，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产阶级还是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正在与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时代，因此它必然要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范围内做出理论阐释。一方面，古典经济学肯定了劳动作为主体活动的创造能力，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身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对立状况，揭示出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只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就总是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以之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上述两方面体现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便是以经验性、直观性、描述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通过感官接受和经验直观来确定研究对象，认为事物的现象是怎样的，事物的规律就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样，当古典经济学带着实证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当时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时，就一定是诚实的。它看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对立，看到了商品形式向社会生活的渗透，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但同时，它还把看到的东西当作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不加批判地接受人们所观察到的直接事实，而不问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它必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古已有之、一成不变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阐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我们接下来以阿尔都塞的理论工作作为参照，因为正是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深刻批判，而这些批判正是对准其实证主义基础的。阿尔都塞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包含着一定领域内的‘经济的’事实和现象，这一领域具有同质领域的属性。领域以及充满这一领域从而构成这一领域的现象，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因此，要理解它们并不取决于先于它们的概念的理论构成。”古典经济学用实证主义的眼睛去观察对象，会高度重视事物的现象和事实，但是问题在于，实证主义的眼睛总是停留于日常事实中，对于现象和事实的解释总是从现象到现象、从事实到事实，而不是去探究现象的历史来历和事实的内在根据，这样，古典经济学必然把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看成同质的、既定的东西，而同质既定的东西的突出特征便是可以在数量的规定性上获得理解。“由于它们的存在领域的同质性，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很精确地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因此，一切经济事实就本质来说是可以计量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原则。”我们发现，滥觞于古典经济学的可计量性原则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可计量性原则是从量的唯一的视角去理解所有对象，它本能地排斥对事物的质的思考方式，把所有不能量化的事物当作不真实、不科学的东西而打发掉，这恐怕是今天的经济学偏爱于数学工具的原因。也是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不把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劳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当作科学概念的原因。

阿尔都塞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同质既定的东西之后，又继续深挖这一规定的前提。“古典经济学只能在‘天真的’人本学的条件下认为经济事实属于同质空间，即这些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空间，因为这种人本学把经济主体和他们的需要当作经济客体被生产、分配、获取并消费的一切行为的基础。”这就是说，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同质既定的空间，源出于它对于人作为需要主体的界定，即它把人的需要当作人的唯一的规定性，人有了需要，当然就要求需要的满足，由此也就产生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商品的交换、商品的消费等活动。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满足需要的活动，即在需要的平台上，人的一切活动是同质的、可量化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隐蔽的人本学前提。“因此，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表面看来，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存在着冲突。按照他的意见，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反对任何对研究对象的抽象设定，只重视经验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即事实和现象，这是它的实证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又在实证主义背后设定了抽象的需要主体，正是建立在抽象的需要基础上，同质既定才成为可能，这是它的抽象哲学基础。那么，阿尔都塞所揭示的这两方面不正是自相冲突吗？其实，这两方面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它们恰恰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正是因为实证主义过于相信经验和直观，古典经济学才会本能地趋向于抽象；也正是因为抽象哲学是脱离了经验和直观的设定，古典经济学才会天然地倾向于事实和现象，排斥任何与事实、现象无关的形上思辨。只不过在古典经济学当中，经验性的实证主义是明显的，而人本学的抽象是隐蔽的，一显一隐恰好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的哲学基础，共同捍卫着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为了进一步显示出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实证性质，我们选择“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加以说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石，尽管现代经济学对这个假设进行了诸多完善和限定，然而认为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这一核心观点并没有改变。“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由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斯密用这一假设是想说明理性自私是人的本性，因而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这样“理性经济人”假设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斯密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就是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经典表述。请注意，斯密是把经济活动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和现象，即表面利他、实质利己的自利行为当作经济活动的动因，正因为采取了利他的表面形式，所以利己的内在目的才能实现；也正因为利他的表面形式，利己行为体现出理性、非朴素的品质。因此，理性、经济人（即自利人）便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从现象上来看，人们对商品经济的直白感受就是人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自于对经济事实的概括，这是它的实证性质的体现。同时，“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默认了一个前提：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不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人，即抽象人格。正是建立在抽象人格规定的基础上，“理性经济人”假设才将理性和自利表达为人的本性，这又体现出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品质。从研究方法来看，“理性经济人”假设采取了这样的步骤：先是把社会还原为个人，再把个人还原为某些不变的心理特征，如理性、自利等，然后再从这些心理特征出发，构建出种种关于经济行为的解释。把社会还原为个人，是实证主义视野中人的形象；再把个人还原为不变的心理特征，正是抽象思维做出的事情。最终，借助于实证主义基础及其背后的抽象哲学，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对人的假定，由此出发才展开经济学的一系列工作。

二、马克思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标识出来，是为了凸显下述一点：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停留于事实和现象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的语境和路径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走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与他对黑格尔式思维方式的抛弃和批判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虽然开辟了一条走向现实事物的道路，但终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体系越是完善，它对事物的歪曲就越是严重，因为体系的完善只是来自于逻辑的考虑，而非对现实事物考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因此，当马克思经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和疑问之后，开始抛弃那种让现实适应思辨、让事物适应观念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把握，马克思开始走一条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从观念和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这条道路便是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不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因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并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但最后却得出了与它截然相反的结论。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经济事实，像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此被古典经济学当作理论前提，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囿于经济事实的范围来说明经济规律，并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不可触犯的最高原则，从来不曾说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是如何产生的，由此也就导致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更为真实的经济事实的掩盖。试举一例，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主体理应享受产品，然而同样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因此就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符合事实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实的，但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古典经济学居然对如此明显的冲突毫无关注，除了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立场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局限于事实范围的实证主义眼光造成的谬误。

令人费解的是，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之后，紧接着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下了一段似乎是赞成实证主义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段话因为出现了“实证科学”的字眼而引起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争论，而在笔者看来，单从概念的角度无法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理解，而应该从理论研究的实际表现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使用“实证科学”、“现实生活面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明显具有实证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相区别。既然黑格尔哲学是以抽象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现实生活，那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拨，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即以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概念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式哲学话语中往往带有实证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马克思赞同实证主义的理由，因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当马克思论及黑格尔式哲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还没有合适的语境来阐发对于实证主义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适的语境，他对实证主义的同样批判的态度也就明显起来。

具体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个是观点层面的批评性阐述。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单纯依靠想象来研究历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者单纯依靠事实来研究历史的实证方式。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根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把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称作“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那种从事实出发再到事实的实证主义方式是持批评态度的。

另一个是方法层面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深知，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抛弃并不能克服实证主义，更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事实范围而无法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本质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也才能超越实证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从经验事实出发，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经济学始终对经验事实进行直观描述和实证考察，它们所找到的经济规律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这样，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一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超历史化的时候，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暂时性的、充满自否定精神的历史性事物。可见，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

三、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批判”是《资本论》一书的重要关键词，如何理解这里的“批判”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字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将批判矛头对准古典经济学，即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种理解还只是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解，即把批判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这意味着批判被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处于一种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换言之，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脱离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仍然成其为政治经济学。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阐述就表达了从理论本质意义来理解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从本质而非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批判，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才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批判为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的关键之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可以说，《资本论》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都需要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展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首先，《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价值立场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看起来像是以客观化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但是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必然会引申出价值问题。马克思深知，用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不能是抽象的价值诉求，而应当是经济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只有在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价值目标的提出才是有意义、可行的。马克思提醒读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将价值诉求奠基于客观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价值立场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同时，经由《资本论》的研究，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产物，这样马克思必然采取与古典经济学家们辩护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批判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总会反思危机之前所施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良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辩证法理解水平，而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彻底地从“不断的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命运，由此体现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其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法，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些还是形式化的说明，问题仍然有待展开，我们就以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抽象”为例来说明。由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为同一个抽象。实际上，这种理解抹杀了抽象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开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关系当然是现实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停留于这些“抽象”关系中，把“抽象”关系当成是事物现实的、完整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对现实事物的抽象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从实证主义走向抽象哲学的错误路线。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事物的抽象规定再现出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正确方法的开始环节：“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错误路线的结果，即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确不能以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样，这就提示我们：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呢？而且，这种抽象与批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质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关于经济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马克思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排列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还根本谈不上对各种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把握。科学的方法是按照各种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按照它们内在的逻辑关联排列，从而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科学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价值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视商品的抽象一面，即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代表着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表现为自我分裂、自我解决、自我同一的东西，由此可以发展出资本运动的整个序列，即《资本论》三卷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见，商品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规定，然而却是包含着整个复杂经济运动的简单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只能依靠冷静的“抽象力”。就第二个问题，《资本论》的抽象是科学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给《资本论》规定的理论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这就只能诉诸抽象方法，而非实证方法。仍然以商品问题为例，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发财致富意义上的商品，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成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为使用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就始终处于矛盾关系中，这个矛盾以萌芽的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价值的抽象特征，就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

再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观点结论上。所谓“批判的观点结论”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结论的批判，而且是作为批判的观点结论、以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结论。就此而言，《资本论》把批判的侧重点放在了对抽象统治个人的批判和对资本压迫劳动的批判上面。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4

人是社会运行形式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应着一定的人格。那末，市场经济对应的是何种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铸就什么类型的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塑造又必须经历怎样的过程?都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而明确、系统的回答。

一

要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格问题，就要首先明了人格的内涵及结构。从社会学观点看，人格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按照伦理学观点，人格是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从法律学观点去认识，人格是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人格表示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看法只是表现了人格本质的一个锥度、一个侧面，而关键是要从哲学的层面把握其一般本质。

我认为，从哲学层面界说人格，必须从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着眼。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这种资格直接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具有了人的本性才成其为人、才具有作人的资格的。人的本性确指人的“内核”，人格指谓人的“含核之果”。因此，在我看来，人格是人作为

人的资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在讨论人的本性时，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往往把这段当作马克思给人的本性下的定义，其实这只是揭示了研究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本质或本性，要从人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要从人的实践关系去着眼。因此，马克思在与上述一段话相同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以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不是从外在的事物，而是人人自己的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使马克思确定不移地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CD2〗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的一些系列论述启示我们，正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本性。实践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造就了人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以实践本性乃至矛盾本性、超越本性为特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需求和社会规范的否定性统一。显然，依据这种“否定性统一”的不同性质、状态，可以将人的本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依附性类型。在这种类型中，适应对象、依附对象的自然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对自然、他人、社会的依附倾向。第二，主体性类型。此种类型中改造对象、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追求自主发展和追求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倾向。第三，反主体性类型。这种类型是主体性类型的异化，是人的主体性的破缺和失衡，在这种类型中，阻碍改造对象和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阻碍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倾向。

从上述的人的本性及其类型的分析，必然合乎逻辑的引出人格的结构问题。人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由人的实践活动造就的任何人的本性，都潜在着依附性、主体性、反主体性这三种属性。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其三种本性的综合、统一的表现，而统一的结果必然是其中一种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基本发展自身，只能依附他人和社会的人格，其基本性质包括惰性、奴性、依赖性；而主体人格是自主发展自身和发展的人格，其基本属性有破坏性、施虐性、反进步性。

界说人格的内涵与结构，是深入揭示市场经济与人格特定联系的前提。与前市场经济形式对应的是个人依附人格。历史向我们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的前市场阶段，由于力量软弱，人们不得不通过血缘和地域关系 成某种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去对付强大的自然。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状态要求和造就的必然是族群主体人格，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自主地面对对象世界和自身，只能依附族群，所以，个人这种性质使他只能具有依附人格。因而马克思把人的最初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的依赖关系”状态。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它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依赖物的社会经济形势，这个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的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依赖物也就是人对对象化的自身本质力量的依赖。相对于基于自然联系的“人的依赖”，这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这种经济形势中，个人必须吸纳社会的生产能力，变革对象创造商品，并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与他人平等地参加与商品的交换，在这种独立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行为负责的活动中充实和发展自身。因此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有了新的本性的个人，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所以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这里的“独立性”不是一般的独立性，而是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它势必要冲破与血统、地域等自然性相关联的他人、族群的束缚，作为一定的意义上的活动主体，独立地发展对象和自身。因此独立的人，也就是主体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市场经济对应个人主体人格。这里的对应，一方面是人作为手段与市场经济的适应，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具有主体人格的个人作它的承担者。没有个人主体人格存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存在。因此而个人主体人格的发展程度，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成熟程度相对应。另一方面，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个人人格，又以人自身为目的，标志着人自身相应的发展程度。人作为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形势乃至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目的，又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阶段，个人可以也必须铸就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既有性质的共同性又有性质的不同性，两者各自对应的人格亦处于此种关系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分离。它对应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是片面的、非普遍的。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经济事实”表明，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伐价(“物”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第9这一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以“人依赖物”为本质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依赖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成为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依赖外化的相对独立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变成物的奴隶、金钱的附属物。

这也就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资本主义以制度的形式维护个人私有资产和利己主义，必然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负效应，从而抑制人的发展；注重“社会标准”而蔑视“人的标准”，使物的世界增值人的世界贬值，形成“物”统治人的畸形现象。由此，必然导致个人主体人格的片面性和非普遍性。主体人格本来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但“物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了普遍的人的对象发展统治和制约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质。人通过充当获取“物”、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来片面发展自己，而忽视和压抑积极的人的价值追求、独立创造精神、高尚的德性等主体人格素养的培育和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全社会的个人私有财产至上和利己主义主导，使竞争必然普遍导致一些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发展为代价。因而，片面的个人主体人格，是不能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公有财产为主的财产体系和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相结合。这样，“物的依赖性”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它既能使人充分地通过物来实现和确证自己，表征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能使人不再盲目地受物的支配，从而使物由于利于人的发展而显示其意义，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人的自主创造在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通过社会财富的联合占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集体主义的弘扬，促进每一个人的本性及其人格的重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应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使个人主体人格具有了对象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性质。人不仅能过充当手段、通过创造物、占有来确证自身的力量、表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以人自己为目的去全面发展自身，表现人独立于物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

社会主义 求实现人对物的自主创造、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诸方面的统一。因此，每一个人主体人格建构和全社会一切人主体人格建构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不仅是社会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象，而且是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成。

如果说那种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表现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则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确立，既是对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历史性超越，又是对共产主义阶段的，排除了反主体人格干扰的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健全主体人格即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历史性准备。

我认为，依据“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也就是发展对象和发展人自身的统一，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统一的原则确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完整体系，当有以下六种人格构成要素：

1.博大的人格。它确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人生意义层面。主要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博大的人格，表现着发展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人，基于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观照世界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它有着既占有对象又超越对象的功利意义，既完善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崇高境界，表现着心灵的博大和精神的深邃。事实也雄辩地说明，没有普遍的博大的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也难以达到它应有的历史高度。

2.独立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个体价值层面。市场经济和人的相应发展内在需求的最根本的个体价值包括自立、自主、创造。自主的人，是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占有类的本质，即运用人类获得的能力、财富来武装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以独特的个性和功能，独立自主地创造物的主体。正是普遍的独立人格才能共同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个人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意味着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现人作为人的无限潜在创造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我以为，首要的就是独立人格的形成。

3.自律的人格。它指谓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化层面。主要包括人依据规则、规范、规定所形成的自我约束、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意识、品格和行为。市场经济不仅是自主经济，而且是规范经济、竞争经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则、契约来规范行为主体，使不同的主体在共同的规则中自主地、公平地竞争。这就需要行为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自主参与竞争，时刻思忖自己的行为后果，并能确认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及人格尊严。这是维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譬如，再完备的市场规则也不会是没有漏洞的，倘若没有有着自律人格的人的自觉遵守，而仅仅依靠对违规行为的惩戒作保证，那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人格尊严，如果没有行为主体的自我维护，仅仅依赖社会保障，那也是易于落空的。所以，自律人格的普遍存在，是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人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律人格的形成，这正是人与社会统一达到成熟程度的一种表现。

4.高尚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道德层面。主要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集中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它表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殊的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坚持个人利益至上，以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传统的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以个人自立、个人发展为集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当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既不背离的方面，又有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一方面既有利己的(个人是目的)也是利他的(个人又是手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正是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利己和利他有时又是对立的，因而，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利己主义，导致道德沦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自觉抑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使然。因此如果不造就普遍的高尚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5.健康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心理层面。主要包括个体内部的心理协调和外部的心理协调。健康的人格，能自我协调，形成自信、向上、坚韧的特质，并能坦然面对顺利和挫折，能积极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具有豁达性、兼容性、融合性，能多角度看待人和事物，自觉的处理人际关系，努力做到对社会多样性的事物的认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是处于世界性联系的网络状的多向性经济。现代化的人亦应成为有着开放性、发散性思维和性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6.审美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审美层面。主要包括创造美、欣赏美和发展自身。具有审美人格的人在自主创造对象时，不仅能观悟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亦能感到作为主体的品性和力量，进而美化、塑造和发展自身。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形成审美人格。同时，审美人格的普遍形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前提。

以上，是在纯粹的或理想的意义上探讨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格的对应性质和关系。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人格塑造问题。

三

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是在相互制约和作用中生成的。高素质的人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向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人是能动的主体，我们应该也可能通过人的自觉塑造来推进这一历史过程。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那么我们在现阶段，就应该自觉地把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作为人格塑造的目标。当然这里谈的只是一般目标、“理想目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讲还需要具体化、层次化，而具体实施时，尚需过程化、阶段化。同时，还必须指出，社会历史规律其实是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和造就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支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样只能是一种趋势。我们只能也必须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现实的人格基础上自觉认识和推进这种趋势。

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我国特殊的前市场经济转化而来，并将经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体人格又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中获得各自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来探讨目前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途径。如前述，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一系列论述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就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人的本性。因此，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亦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归根到底要通过体现新的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上取得的崭新突破是，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三结合”，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而且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这种“三结合”就是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而自觉推进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是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途径的根本前提。

从此前提出发，我以为，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有三：其一，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其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其三，社会教育活动途径。

所谓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即全社会应自觉引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向健康的方向转化，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这种“引导”的首要要求。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尚不完善的阶段，经济不正当行为、政治不正当行为极易发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CD2〗政治〖CD2〗文化”三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正当法。上述“引导”的又一要求是，培育和倡导社会主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主体人格精神心理。这也就是创造条件，引导社会主体从正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生长”出适应这种行为而又超越这种行为的主体人格素质。

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就是，全社会应引导外在规范作用向社会主体内在规范素质乃至主体人格素质的转化。这一引导的前提是制度规范的有效性。要致力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结合”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定到有效实施的过渡期的缩短。制度规范的有效实现，直接训练、陶冶社会主体的规范意识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体有了相当的“规范”素质基础，才可能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生成主体人格的自律素质。具有此种人格素质的社会主体，不仅不会钻法律、制度、规范的空子，而且会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动地而不是受遏制的守法、守规、守纪。

主体人格塑造的社会教育途径，主要是以正义经济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中介，在文化上突出三大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造就社会主义的主体人格素质。

正义经济精神是适应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意识，它主要包括：互惠互利精神、追求社会成就和长远发展精神、守序和守信精神、以人为本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对正义经济精神提出了客观要求，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熟亦向正义经济精神提出了客观要求。正义经济精神在市场经济行为中的发扬光大，以及向经济主体内在精神心理的转化，为社会主体的成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突出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三大精神支柱的匡正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脊柱作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利统一观的思想脊柱作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伦理脊柱作用。这三大精神支柱作用的发挥，会直接有效促进主体人格的塑造，促进从传统的“德性人格”向现代的含德性人格的转化，片面主体人格向健全主体人格的转化。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5

    客观反映了经济关系状况的完整的物权制度,应包括自物权的所有权和他物权的用益权、担保物权以及对占有事实规定的占有制度。所有权和用益权制度,是用益物权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社会主义各国民法的发展过程表明,它们在最初,几乎都有过他物权规定,包括用益物权的规定。民主德国现行民法典中,至今还保留着地产和建筑物所有权与用益权的专编。我国土改后,在确认私人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曾相应认可过典权、地上权和地役权等用益物权,进而还确认了抵押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但后来社会主义各国,除少数,如民主德国在狭小的范围内保留与传统他物权有不小差异的用益权章节外,大多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只需所有权而无需他物权,将他们民法中物权的规定改为只规定所有权,或者把某些物权如抵押权改作债的担保的规定。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会各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社会主义各国的立法,也随之有了新的进展,为客观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集体、个人相互之间的财产用益关系,又开始出现了自物权、他物权的规定。这些规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改章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妻,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巨大积极性,农业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接着又迈开了以城市经济改革为重点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作为中心环节,提出了国家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二权适当分离说。决定将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体制,改为国家授权企业,由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即改为使企业成为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逐渐能作为真正的民事主体法人,对国家财产享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体制。在实践中开始实行国有企业根据国家的授权经营管理国家财产的“授权企业经营制”;实行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给集体或个人经营的“经营租赁制”。随着改革的发展,集体所有的企业亦开始仿效,实行“承包经营制、租赁制”。目前,“股份制”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试行。这些具体制度,都正在取得良好的效益。今年施行的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物权”、“他物权”、“用益权”等,但它根据我国实际经济生活的需要,分别于第五章民事权利中的第一节,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以及第二节债权的条款中,明确地采用“由……使用”、“由?一经营、管理”、“承包经营权”、“采矿权”、以及“保证”、“抵押”、“定金”、“留置,,等规定,确认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在第五条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就为我国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包括经营权,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这一切表明,他物权,尤其其中的用益物权,又在我国正常发挥了作用,并且正式在法律上有了几乎全面的规定。

    当然,如果从完备的物权制度观点来衡量,现有的规定还没有达到针对不同的物权,制定具体规范的成熟程度。由此可见,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制度,是发展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手段,当然亦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我国,物权制度、经营权制度已经开始提出和建立,并有待于完着。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种非所有人经营所有人财产的关系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少方面,如国有土地、森林、山岭、草原、滩涂、水面的使用、收益,集体土地、农副业的承包经营,企业的租赁;国家授权国有企业对国家财产的经营,都涉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最后一种属国家所有权内部权能适当分离问题,即自物权内部行使所有权民事法律关系问题。前面几种属独立的所有权和独立的经营权相互联系的完善的二权分离问题,即他物权的用益物权民事法律关系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方面涉及这一问题,在经营全民财产问题上,最后一种并将逐渐发展为前面的一种。我国当前讨论的“二权分离”问题,仅着重于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经营权能适当分离问题。这种“适当分离”制,立足于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内部关系上,国有企业有双重地位,作为经济组织,它是国家下属的经营财产的机构,作为国家财产,它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它实质上还不能是独立于国家的财产主体,而是一个待定的民事财产主体,或者说是一个有待于发展为独立于国家并享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事财产主体。所以,现阶段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形式上是相对分立的主体的关系,而实质上是个所有人(国家)自身的内部结构关系。这种关系,是国家授权白己的财产经营机构,令它运用国家财产从事某类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实行:国家决策、交企业照办的经营方法。为了调动下属企业及其职工的积极性和限定国家对企业的责任,取得高水平的经济效益,这个模式以上缴利润或赋税向国家履行交付义务,以各种提留鼓励企业发展生产和经营,改善职工工资和福利,以国家授权经营的财产,保证企业承担责任。所以,“适当分离”说到底,不是独立的所有权与独立的经营权之间的关系,还不是两个各拥有自己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作为财产的所有人经营国有财产时的内部管理结构关系。这里的国有企业享有的经营权,实质上只是国家所有权的权能之一。它对经营的财产没有所有权,对经营获得的收益财产也没有所有权;就是对于向国家完成交付义务后的剩余收益财产,也仍没有所有权。这些财产的所有权统属国家。企业在完成交付义务后,对剩余收益财产的分配、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不象完善的“二权分离”中他物权的经营权人一样,以所有人身分行使所有权。而只是根据国家的意图办事。即使有某些自主活动,也是根据国家的允许而为。一句话,国有企业不过是作为所有人国家的经营机构行使国家授予的经营权能罢了。这种“适当分离”中的经营权能,不是独立的经营权,当然不可能独立自主于国家的所有权,还没有达到自物权和他物权意义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上完善的“二权分离”制的完全独立于所有权的经营权。由此可见,我国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间题,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所有权内部的“权和权能适当分离”。第二层次是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经营权)两个独立的民事权利的完善的“二权分离”。第一层次的“分离”,是初级形式的、不完善的“分离”。第二层次的“分离”,才是高级形式的完善的“分离”。四“权和权能适当分离”,是为克服原经济体制的弊端,寻求更好的模式而提出来的。它较之过去的模式确实前进了一步。使企业开始获得了比已往较好的活力,对国有经济的自觉发展起到了初步的良好作用。作为一种所有人自己经营管理自己财产的方法,如果能够科学的发展并建立一套十分完满的制度,并且运用准确,行之有效的话,当然是能够相对地发挥预期作用的。但是,国家在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同时,除进行行政管理以及不得不以国家权力主体身份,从事非营利性国防设施生产活动和经济杠杆性生产活动与金融活动外,又兼任经营全民财产的民事实务,终非良策,即使实行以“权和权能适当分离”也不是最佳良策。社会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大国,以行政权力主体直接或间接从事国有全民财产的民事经营,虽然也有不少的优越之处,甚至在一定条件(如国家垄断)下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久,但总是有很大难度并存在着各种弊端。资本主义国家的纽验,对此已有所证明。英国不久前,为解决国有企业经营上的问题,由其女王宣布把某些国有企业让与私人经营的事例,就是一个佐证。社会主义诸国的经验,也能证明这里间题确实不少、不小。因而先后都进行了改革。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国家既要首先进行行政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又要同时对自己所有的财产经营管理,获取收益;既要首先做行政权力主体,又得同时兼任民事权利主体,既要基于国家权威,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又要基于民法原则,运用民事权利和等价经济补偿手段,既处于统辖的地位,又处于与其他民事主体平等的地位。这不仅使国家负担极重,地位不协调,而且使国家常常忘记分清自己是处在哪种性质的社会关系之中;常常不分自己是行使所有权管理国有财产的民事主体身份,还是行使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主体身份;常常会以行政管理,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手段,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混淆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民事手段;常常会在法律调整中混淆不同法律部门,划不清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的界限,政企不分、难分,以行政法、经济法代替民法,甚至导致某种失误。再加上历史原因、生产结构、技术条件、市场机制、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品德素质上的因素,以及各种关系网络的作用,尤其是行政权力上的交错牵制,甚至越位干预和越权妨害,就使得“适当分离”的模式终归难于如愿运转,弊端难于防范,企业积极性难于调动。不得已时,仍会导致单纯使用行政手段,甚或以“抓”革命“促”生产。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的双重实务,几分散了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运用国家行政权力统辖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和统划国民经济运转进行经济行政管理与经济协调的精力,影响这些工作的深入和研究,使之难以得到最佳的行政效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国家机构中,行政的、经济的机构彼此交错,经济机构附属于行政机构,常常导致行政关系牵制经济关系难以遵循经济规律运动,而以行政规律运转。经济权利从属于行政权力,常常导致应该适用民法的民事权利从属行玫规定,难按民法办事,使民事权益难于得到保障。尤其使人烦恼的是,机构相互重叠而总嫌不足,人员充塞职务兼重,而合格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经济专业管理人员和经济司法人员缺乏,经济、科技、经济法律专业教育不配套;行政机构不断扩大和增设,行政指令时时有,而经济管理机构却很不够,经济立法,尤其民事立法及其司法则远不配套;虽然不断提出精减机构和裁减人员,实际上却又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和增添新的人员;虽然不断强调增产节约,然而浪费常常惊人。这一切使国家财政开支的增大难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协调。不仅如此,而且投资饥俄症、基建投资膨胀症、经济流通渠道不畅症、短缺经济症以及经济效益不理想和不正之风的弊端,都不易根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曾缺乏应有的活力,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全面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先进有用的方法,制定一系列改革措施。“权和权能适当分离”就属其中之一。“权和权能适当分离”的模式实施以来,虽然已发挥了显着的作用,但还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没有把经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因而还必须进一步探索“适当分离”的改善,并逐步向“二权分离”的高级形式发展。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6

〔关键词〕 一般价值理论,经济学,度量工具,价值,价值量

人们对价值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价值的认识仍众说纷纭｡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 国内的经济价值研究中,大多是对某种价值理论的引申和演绎,而缺乏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 来综合考察和分析人类价值现象的总结性成果｡因此,一些研究通常厚此薄彼,流于片面 ,而不能够有所突破｡

价值是什么,不应该只从现有的价值理论中去寻找,而应从人类的经济活动等社会实践中去 分析､提取｡现有的价值理论是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对价值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存在差异｡而正确的价值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正 确的 价值理论只能蕴含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因此,我们对价值的研究,一是要总结前人 的研究成果,二是要认真考察社会实践,从现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价值理论｡

其实,价值是什么并不复杂｡人类社会的追求是什么,经济活动在生产着什么,交换着什 么,分配着什么,价值就应该是什么｡因此,从人类的生命过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目 的和内容中去寻找价值的本质,是本文的一个目的｡

人类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但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却一定是共同的或者说是同一的 ｡正是由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的共同性或同一性,才造成人类的团结与纷争:为了共同 的目标而团结,为了争夺同一个东西而斗争｡因此,价值的本质也一定是同一的｡把哲学价 值(最一般的价值观念)､理论经济学价值(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应用经济学价值(经 济计量使用的价值观念)相统一,把效用价值(物的功能)､需求价值(人的需求)､劳动 价值(利益消耗)相统一,把利益､财富､价值相统一,以及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是本 文的又一个目的｡

如果说一种价值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因此,依据其客观规律也一 定能计算出物的价值量｡这是因为人类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规律的存在与运行, 并不以理论家的价值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出现差错,它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按照 自身的规律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发挥着作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价值的这些客观存在的运 动规律｡这是本文的第三个目的｡

揭示价值的本质和规律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既适应于经济理论研究又适应于经济计量的､ 统一的计量工具,这就要求我们所建立的价值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价值规律｡因此,我们的研 究首先不是从引用前人的价值理论,而是从考察现实的价值存在和人类的生命､生活和生产 活动开始｡如果把价值看作一头大象,那么前人的探索总会摸到大象的腿､大象的头､ 大象的耳朵､大象的尾巴,甚至是大象的全身,等等｡本文的任务还在于把前人观察“大象 ”的这些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关于“大象”的完整的影像｡

一､价值的起源

价值起源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活动｡?①当人们认识一个事物时,首先认识这个事物的色彩 ､形状､结构､功能,然后认识其对人的意义或与人的关系｡如:我们在认识猪肉时,首先 知道猪肉中蕴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知道它可以向人提供营养,补充人的体力脑力消耗, 再后就知道猪肉能给人带来利益｡前者是对物的功能的认识,后者是对物与人的关系的认识 ,再后者就是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当一个物能给人带来益处时,或一个物对人意 味着利益时,我们说这个物对人具有了价值｡价值是人的利益的代表｡价值如同公斤､米等 物理量一样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只是由于价值代表的利益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价值这个概念 才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价值的功能在于对利益的度量,如同公斤､米､速度､温度等是 物理学的物理量一样,价值是经济学的“经济量”｡

价值形成于人类对财富的转移和交换活动｡由于财富的主体特性,决定了财富的转移､流 通､利用只能通过财富与财富之间的有偿交换来实现(也可赠与和遗传)｡价值作为利 益的代表,或作为度量利益的“经济量”,就在财富与财富的这种交换活动中应运而生了｡ 具有不同功能和效用的财富,就是通过相互比较其对人意味着的利益来实现相互度量和相互 评价,进而实现等价交换的｡价值作为利益的代表,作为度量人的利益的“经济量”,就这 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对经济理论研究的视角,并因此而具有了极为广泛和极为重 要的意义｡

二､价值的定义

价值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利益,也是人所追求的利益,是物的效用和人的需求的统一｡效 用是物存在和运动所形成的功能,需求是人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效用和需求是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提供者,一个是需要者,本质都是人的利益｡效用和需求的统一形成 价值,可以表示为:价值=效用×需求｡?②

如果我们把物能提供的利益定义为效用价值,把人所追求的利益定义为需求价值,把劳动过 程支出或消耗的利益定义为劳动价值,那么,人造物的价值=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 值;自然物的价值=0+效用价值×需求价值｡具体物的效用总是凝结在物上,因而是恒定 的;但由于人对物认识的角度､程度和时间的不同,具体物的效用又表现出多样性和历史性 ｡人的需求则随着人所处的时间､地域､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的活动的动机､ 目的,及活动所依赖的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当物的需求价值为0时,自然物 的价值为0或处于潜在状态,如:空气､阳光和水的价值;人造物的价值等于其劳动价 值｡当物的需求价值大于0时,物的价值处于现实状态｡当物的效用价值一定时,物的需求 价值越大,物的价值也越大,如:天然钻石的价值｡当物的需求价值一定时,物的效用价 值的增加,也会使物的价值增加｡在我们的研究中,上述的价值因素关系式还不具有计算的 功能,它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物的价值和其价值因素之间的变化规律罢了｡但物的价值之 间的这种关系对物的价值量计算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规定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价值量的计算

物的价值量是物的劳动价值､效用价值､需求价值总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的利益的大小 ｡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不同物的价值因 素总体的一定状况,构成对人的一定的利益,这些对人具有不同利益的物通过相互比较形成 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价值量的关系｡某物的价值量就是它所当 的比照物的数量,亦即:某物的价值量就是此物在一定时间､地域和社会条件下所当的货币 的数量｡由于物的价值因素随着时间､地域和社会各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物的价值量也 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物的价值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如:文物的价值｡

从形式上看,物的价值量是在物物交换过程中通过人相互比较其利益形成而确定的｡但事实 上,物的价值量是由物的价值因素相互作用,或由物的价值的客观规律形成和确定的｡物的 价值量的计算公式是:v=c+er｡v=个体物的价值量,c=个体物的成本,e=效用基数,r=需求 度数｡其中,e=c,r=b/s｡b=需求量,s=供给量｡?③物的价值量的计算公式,表明了物的 价值量与其价值因素之间的量的关系,并可适应各种物的价值量的计算｡

把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确定为相乘的关系,是因为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对于物的价值具有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事实上,由于财富意味的利益和人所追求的利益是潜在的,效 用价值和需求价值也只是两个抽象的､潜在的价值因素,只有在它们相互结合时才能形成现 实的､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价值,而这个现实的价值只有一个｡因此,在实际计算时,我们用 效用价值来承载这一现实价值,并把它确定为效用基数,而把需求价值作为一种需求度数来 处理｡根据利益用利益来度量的原理,我们把制造物所耗费的利益或价值作为确定物的效用 基数的依据,即:物的成本等于物的效用基数;其含义是:投入一定的价值,必须能够产出 与投入等量的价值｡用物的成本来确定物的效用基数的另一个依据是生产力的生产原理｡生 产力对生产对象的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的功能实现的｡根据系统论的原理,系统的功能大于其 要素之和,并且系统要素越能协调运作,其功能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在这里,我们把生产 力功能大于其要素之和的一倍作为生产力的标准功能｡假使生产力要素价值是v时,其功能 价值就是2v｡其中,一个v是要素价值或凝聚在产品中的利益投入,另一个v就是生产力功 能创造的､新增的价值,亦即产品的效用基数｡我们把生产力的2v功能称为生产力的理想功 能或生产力的理想的功能价值｡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像这样的“成本加倍 法”已经成为许多工商企业产品定价的惯例｡需求度数是根据边际效用 原理设定的,用以确定一定供求状态下人对某物的需求强度｡需求度数与需求量成正比,与 供给量成反比｡由于效用基数和需求度数的相乘关系,一定的需求度数将会增强或者削弱效 用基数的价值含量,这与价值的原理或实际的价值现象相吻合｡另外,需求度数具有方向性 ,正方向表示需求强度,负方向表示供给强度｡

四､一般价值论及其意义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价值概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与否｡价值之 于经济理论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并不在于价值对经济活动的计量功能,而在于价值的本质和 价值的内容｡价值计量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即是价值理论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说,价值理论的研究起点和 经济理论的研究起点是一致的｡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就会形成以什么为起点的经济学理论, 这就是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作用,作为用“始点研究法”创立的经济学说尤其是 这样｡

然而,由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决定的价值的本质是客观的､不以任何理 论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正确的价值概念只能从人类的生命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中去寻找､去抽象､去概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人类的整个价值活动和价值现象 ､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认真地分析人类关于价值的已有的理论,认真地吸收各个时代､各 种学派､各种学科对价值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和已有的人类价 值理论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价值理论,才有可能揭示出更科学､更真实､更有普遍性的价值 的本质｡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的抽象和概括｡当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认为价值是什么 时,我们在反映这种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中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我们的经济理论认为价值是 什么时,反映具体学科的哲学理论也应该认为是什么｡所以,只有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 学价值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实现使用价值､需求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实现利益､ 财富和价值的统一,以及这三者的统一,这样的价值概念才可能是正确的价值｡

目前,在应用经济学中,把物品的货币值作为物品的价值,并据以建立了整个应用经济学的 计量体系｡如财务､会计､统计､银行等活动中对物品的计量均以物品的货币值为依据｡尤 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几乎所有对人意味着利益的事物都可以､ 并且实际上都用货币作为其计量的等价物,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本质通常被看作是人们的经 济利益｡在哲学中,价值被认为是物对人所意味着的积极意义,并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 ｡如果用严格的机械论来解释“意义”这个词,意,即意味,表情达意的意思;义,利也( 义利观);意义就是意味着的利益｡哲学的价值比较本质地揭示了价值的内容,已经接近于 应用经济学中价值的含义｡在我们传统的理论经济学中,把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作 为价值的本质,忽视了“使用价值”对物的实际价值形成的作用,也没有把对物的价值形成 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的需求作为物的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论经济学中的价值只能解释人 造物的价值,而不能解释自然物的价值;不仅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价值现象严重脱节,而且 失去了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计量意义｡

科学地认识物的价值本质､价值因素及其构成,实现利益､财富和价值的统一,实现劳动价 值､效用价值和需求价值的统一,实现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价值的统一,形 成能够计量人类利益的价值理论,为建立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经济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 的起点,就是一般价值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注 释:

①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19.

②李德顺.价值新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34.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7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致力于建立一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经济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浅析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对立统一

1 社会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讲到，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作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在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有效地利用生产性资源。因为人们有效利用生产性资源是一种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说，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生产力研究的学科，它的强项不是生产关系研究。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它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马克思终生致力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确是对立的关系。

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的，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联、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在对立的统一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讲到，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研究生产力变化规律的西方经济学与研究生产关系变化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研究的，不然，就提不出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论断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把生产力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也很重视生产关系问题，然而，又理智地拒绝研究生产关系，人为地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但是，就系统、完整的这门经济学来讲，它应是全面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研究，而不该顾此失彼。

2 理论基础：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争论而不能统一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指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庸俗理论，判定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客观唯物的科学理论。他们认为，商品是以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效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一经生产出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发生边际变化，从而是一个客观的唯物的概念。由此得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因它的主观唯心性而不具有科学性。劳动价值论把使用价值当作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客体，是具有客观唯物性的，因此也就具有了科学性。

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主观地使其完全对立起来，二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用价值被认为是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其显著特征是有用性和稀少性。在效用价值论者看来，物有用而不稀少，没有价值；物稀少而无用，也没有价值；只有既稀少又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效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效用价值的一个特征看待，则劳动价值论者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使用价值的定义看待。因此，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看作商品的两个因素，认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进而为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且由于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两者的对立统一，所以就有了统一的可能。

3 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可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学理论。因为我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就必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又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成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完善，法律法规亦不健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不和谐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和谐的问题仍很突出。若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统一起来，就会因看到这些不和谐现象而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否定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因为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而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话，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而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统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M］.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经济作物的定义篇8

关键词：法；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189-02

一、法的产生

诚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规律，法也不例外。劳动发展史是马克思探求社会发展史的钥匙和途径，对于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也应该借助于这把钥匙。“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并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影响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影响人们的意识，在经济基础变更的基础上，社会所有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慢慢地发生变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所决定的社会和生产关系中追溯法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国家和法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随着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为了适应阶级统治和社会控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氏族社会的领导人开始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转化，脱离了惯有的社会体系，权力的承接也由推举制转为世袭制，氏族机关也开始向奴隶制国进行转化，在社会道德和宗教文化中，也加入了类似保护私有财产和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条款。私有阶级就随之产生了，并且制定了新的社会规范，如习惯法等，这就是法的萌芽。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法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与占大多数人口的被剥削阶级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为了维护其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仅仅靠原始社会的手段和方式显然无法满足，于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这一暴力机关便产生了，以国家的强制力和惩戒力为后盾的法也就满足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需要而随之产生了。法的产生满足了奴隶主阶级统治镇压奴隶和维护奴隶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法产生的阶级基础。同时，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关系、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等社会全方面深刻的变革，从而使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有阶级为了进行社会强力的管理和控制，保护其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阶级利益，常需要借助于暴力手段，国家和法适应和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法也是为了适应阶级社会强有力的控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法与经济基础

我们探讨法与经济基础的理论依据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及其辩证关系的基本观念之上，上层建筑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基本观点。不能离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进行孤立的分析，不然无法说明法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法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性质。也无法指出，特定的历史时期，法律既要保护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允许其他生产关系形式的存在和一定程度内的发展，肯定他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对法的决定作用，集中体现在经济基础决定法的性质、内容、变化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首先，经济基础决定法的性质。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处于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了其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以及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制定法律。由此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法律与其相适应，为其服务。一定条件的物质生产条件就是一定法律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法律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性质所在。历史上的法，从本质上可以分为奴隶社会的法、封建主制定的法、资产阶级的法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制定的法。其次，经济基础决定法的内容。确定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用规范的语言来肯定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义务、权利关系及其界限，是法律的主要内容。历史阶段经济基础的性质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剥削阶级通过占有所有权利，被剥削阶级占有所有义务。这是社会生产关系对抗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法律的阶级性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也是剥削阶级社会法律的本质特点。再次，法律内容要随一定时期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法律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经济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基于发展巩固自身利益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进行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社会改革，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款，用来调整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如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最后，经济基础决定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性质。在不同历史时期，凡是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生产关系反映生产关系客观要求的，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在其之上的法律对这种生产关系的保护、巩固和发展，就会对社会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生产关系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那么立于其上的法律就将是落后的、反动的，妨害社会发展的。

总之，研究法与经济基础关系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的关系固定化、公式化，我们应该立足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立足于当时整个社会物质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情况上，立足于一定历史阶段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来分析，对此要全面、历史、具体地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关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法，一定经济基础是一定法律的现实基础。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和内容。我国法律的制定要自觉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根据法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调整、推动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矛盾的主次方面唯物辩证关系，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市场既通过自身的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去驱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具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过于强调本位利益的反作用力，影响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进行适当的计划调控和行政管理，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如何做到将计划调控、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相耦合，保证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需要法治。因此，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的保障和推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而无产阶级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也必须反映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当今社会市场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大都是因为法制建设不健全或者比较滞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的确认，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来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商品化，市场交易双方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规范和解决提供方方面面的保护，通过经济法规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备，保证市场行为的法制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是法治经济。“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双重性，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权力经济行为和盲目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等而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关系，而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了遏制和彻底杜绝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等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法治化来规范和惩治违反生产关系和r值规律的行为，对公共权力加强制约，确保人民的权利服务于人民。运用完备的法治制度来组织管理市场生产经营行为，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包括政府机关、企业、个人都必须依法守法，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为经济服务，使法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调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提升全民的经济法治观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经济法治环境，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对法及法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探知了法对提升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十三五”建设的重要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指导下，对我国各项事业进行理论探索和研究，丰富了我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坚持和扩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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