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范文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1

但是，毋庸讳言，在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较量和斗争：一种是以美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一种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在全球范围内潜在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危机；一种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效遏制，南北差距的逐步缩小，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这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于全人类的、本真意义上的全球化。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全球化真正形成并获得健康发展，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体现出的基本要求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除了它对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外，是否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国际意义？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我们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决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体化，而是分工体系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公正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平等互利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等等。

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是由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些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通过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将发展中国家与它们所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捆在一起，并将其作为“金元大国”的原料供应国、技术附庸国、资本输出国和剩余产品倾销国纳入全球劳动分工的新格局。在这种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强大冲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状态。这样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如世界资源配置不公正不合理，南北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本泡沫化等等。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这种现状应当改变。

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并行，区域经济集团化或经济多极化也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区域经济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对立的统一。在现阶段，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经济上的霸权主义，有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行不悖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充分认识现阶段资本全球化“双刃剑”的特点，它对自己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迎接严峻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利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大力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形成新的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同时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对美国及其追随者不应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靠说教，更不能靠施舍，只能靠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应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在经济上扶持不发达国家，不仅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是自己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要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关键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要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首先应当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尤其是要注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个代表”首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首先要体现在先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先进生产力之于物的因素，它要求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或者说只有高科技包括信息化、网络化，才能构成当代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之于人的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是要具有创造和掌握高科技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领导管理水平。其次是要体现在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层面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改革和调整与其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等。三是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就是说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以及意识形态必须与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相适应。总之，要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密切相关。在20世纪60-70年代及其以前，全球经济是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那时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而在当今全球经济呈“后工业文明（以高科技为主体，以信息化为标志）—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梯次结构为基础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发展格局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则处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如不高度重视发展以高科技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而只是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为目标，甚至停留于农业文明阶段而止步不前，毫无疑问，必将长期处于被半边缘化甚至边缘化的被动地位。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紧紧抓住并充分/:请记住我站域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努力提高自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就应当按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使其生产力要素的培育以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当然，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存在着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对此既不能脱离实际的简单的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制度和政策，而应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总之，从本国国情出发，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素质和改革调整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发展中国家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化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全球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我们所主张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要消解各民族文化，更不是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称霸于全球，而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各主要民族先进文化的充分交流和某种程度上的全球交融与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充分体现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演化等等。文化全球化的目标是要形成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万芳竞秀、彼此借鉴、繁荣昌盛的局面。

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问题也相当突出：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泛化于全球；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化，以消解对方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行干涉主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在西方文化及其新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的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呈萎缩之趋势；作为对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之泛化和强大冲击的反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固守或复活文化“原教旨主义”，从而严重妨碍了民族文化之适应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要有效地遏制西方文化霸权，积极推进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推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先进文化也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三个代表”之一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认为，先进文化是指对人类社会实践具有正确导向功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教化功能，对民族具有凝聚功能，对后进文化具有改造和引导功能，对反动腐朽文化具有抵制和批判功能，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具有融合功能，对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功能，而且具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品格的文化。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否先进，关键在于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否有力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意志和根本利益，能否不断地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最先进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同样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主要表现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过程和一种状态，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一体化。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规则及其安排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的统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与时空相联系的概念；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存在多种不对称结构。

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1.贸易自由化与全球网络化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扩展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不仅规范了世界贸易的规则，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各国海关和市场准入的门槛。战后运输和交易手段的进步及贸易信息网络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现代海陆空主体的运输系统，使国际贸易的商品流转更加方便快捷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

2.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跨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第二，国际金融市场迅速扩张。第三，金融自由化还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开展，使新的金融工具，进入市场和金融机构不断涌现。第四，一个以国内外金融市场相互贯通，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依托，通过信息网络和金融网络运行的全球统一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无国界的金融大市场正在形成。第五，全球一体化金融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也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际竞争。第六，伴随着各类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连为一体，金融活动的全球协调和风险规避等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性问题。

3.国际经济协调机制逐步形成

战后，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国际经济协调问题，构建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协调的组织，使世界经济的运行不仅受到自发的市场机制和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调节，也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调节，进而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经济全球化的意义

1.经济全球化为后进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但是，它们毕竟获得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宽松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2.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瓦解，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今天大国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单边主义和军事干涉主义尚未消失，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话交流、和睦相处、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将构成世界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也将是世界和平趋势不可逆转的基本条件。

3.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

（1）对发达国家的负面作用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部分人群的利益也受到一些损害。例如，在贸易和资本自由化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上取得了进展，其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业产品，依仗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低廉的优势，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到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受到冲击，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社会上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垄断国际市场，赚取高额垄断利润，将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一些国内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不同程度的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增加了对外籍工人的雇用，从而减少了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

（2）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了加速发展的机遇，但其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商品市场的依赖。二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科学技术和尖端产品方面的优势地位，严格限制尖端技术和尖端产品输出国外，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拉大。三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和最快地采掘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不顾后果地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恶化等。

（3）对整个世界的负面作用

对整个世界来说，在经济全球化中，伴随着生产要素在国际上的加速转移和移动，全球性公害问题日益突出。如非法收入的国际转移，非法移民的增多，越境走私的泛滥，非法武器的国际扩散，传染病的国际蔓延，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等。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和多领域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与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它们的危害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也涉及发达国家，甚至涉及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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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3

【中图分类号】 F75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7.002

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与新兴保护主义（the new -new protectionism， NNP）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也是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国际贸易增长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并构建相应的治理机制加以妥善应对。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担当起推动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历史重任和大国责任。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TPP、欧盟国家出现的反移民思潮与政策都是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量，必然成为阻碍产品与要素跨国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必然损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也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学术界已经关注到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①与新兴保护主义现象②。因此，系统探讨逆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及风险治理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紧迫性。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密切相关。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经济和政策后果便是在西方国家最早出现并向全球不断蔓延的新兴保护主义理论思想及社会运动，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全球蔓延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向新的方向发展演化。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社会思潮、理论建议和政策措施给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成为新兴保护主义产生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逆全球化为新兴保护主义准备了社会与利益集团基础，创造了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社会政策工具和组织手段。新兴保护主义不仅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内容，其本身也成为推动逆全球化演化的重要力量。新兴保护主义对逆全球化发展与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更多。新兴保护主义限制产品与要素跨国流动的手段更多也更为严格，加剧逆全球化程度。新兴保护主义除了强调利用传统的经济手段特别是关税手段外，更偏重使用非经济特别是非关税手段对产品与要素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阻碍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手段更为多样，也更为严厉。

其二，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理由更多。除防止外国商品与要素进入本国市场以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外，新兴保护主义还可以以非经济理由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些非经济理由涉及到五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与军事利益，也就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外国商品与要素的流入，或者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对外出口产品、要素或者某些先进技术；二是意识形态利益，即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推行反全球化思想意识和政策措施，或者为了维持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及其规则体系而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三是文化宗教利益，即以保护或者宣扬某种文化或者宗教理念为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排外或者保护主义措施；四是政治利益，为了实现某些政治目标、获得政治权力、谋求政治利益而采取的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一些西方家以维护民主自由、反对所谓的“独裁政权”为由而对某些反西方国家采取的各种经济限制与贸易制裁措施；五是利益集团利益，为了维护某些金融、市场、资本与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美国为了维护硅谷某些信息技术产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限制某些通信设备企业在美经济与投资活动。

其三，新兴保护主义反对与阻碍全球化的程度更深。新兴保护主义限制商品与要素跨国流动及配置的政策措施更为严厉，为了实现保护本国市场、维护本国就业利益或者实现其他经济、非经济目标，可以采用比传统限制措施更为严厉的措施。例如，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进口关税，虽然当选后没有立即实施，但反映了美国国内某种政治力量反对中美贸易、反全球化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贸易限制措施可能的程度。

其四，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地理空间范围更广。新兴保护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也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使得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卷入保护主义的漩涡之中。保护主义影响的地理空间范围越来越广，不仅严重威胁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甚至会改变全球市场的竞争方式，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理空间范围。

其五，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内容更为复杂多样。新兴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限制商品的跨国流动，还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可移动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配置施加影响，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排外主义反对外国移民、限制难民进入本国。除了新兴贸易保护主义之外，还出现了新兴投资保护主义、新兴产业保护主义、新兴市场保护主义、新兴技术保护主义、新兴劳动保护主义等。

总之，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多样。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

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下图可以看出，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包含了对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与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各种经济风险进行评价、预测、警示、防范与控制五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节和内容，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预防和控制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并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

中国作为全球新兴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与第一制造业大国，是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需要在防范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方面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倡导并主导推动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国在遏制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消极影响，构建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的进程中，可以在如下五个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第一，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中国虽然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理念的最早倡导者，但却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发展的受益者。这一理念不仅有利于中国贸易与经济发展，而且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与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应继续推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承担起新兴大国的全球责任。

第二，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和推动者。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与贸易大国的快速崛起，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竞争体系，因此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竞争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作为全球市场竞争的早期获利者和维护者，随着其原本在全球市场竞争地位的相对下降，出现了偏离其原本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倾向，这些经济体中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则会对全球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中国理所当然需要承担起维护和推动全球市场竞争秩序的历史责任。

第三，逆全球化的纠错者与解构者。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逆全球化思想和政策主张，不仅阻碍了全球化进程，而且损害了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西方国家不能在自己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拥有竞争优势、能够获得递增利益的时候便以全球化推动者自居，当西方国家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弱化或者不能够获取其需要利益时便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以损害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从而谋求个别国家的经济与市场利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获利者和推动者，需要对西方国家中出现的各种损害中国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逆全球化行为及政策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纠正各种错误主张和政策措施，化解逆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第四，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与化解者。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国际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不仅损害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贸易大国的贸易利益和市场发展利益，而且损害了整个国际社会分工合作与贸易利益。选择新兴保护主义的少数国家及其利益集团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利益，其推行保护主义的理由具有随意性和扩大化倾向，各种非经济或者非贸易理由成为其推行保护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借口，甚至采取各种严厉的非经济手段实现其最大化利益目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与贸易大国，应坚决反对任何新兴保护主义行为以维护国际社会及自身贸易与发展利益，成为新兴保护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和相关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化解者。

第五，全球经济风险机制构建的推动者与领导者。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也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各国经济力量分化的产物，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与运行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各种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风险，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作为西方传统保护主义与新兴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国，也是全球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国，需要担当起推动和领导全球风险机制构建的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风险的制度化组织公共产品的责任。

概言之，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是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贸易大国与制造业大国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起推动者和领导者的大国责任和历史重任，同时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和化解者。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涉及到风险评价、风险预测、风险警示、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稳步推进，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

评述性结论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与制造业大国，倡导并领导推进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与完善，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力，有利于引导各国共同参与推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新兴保护主义是指在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想和政策偏好影响下出现的利用各种反全球化的经济与非经济手段以维护本国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的各种思想意识、行动与政策措施。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或者经济体是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恿α浚中国则是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贸易与发展利益受新兴保护主义损害最大的国家。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多样。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这些不确定性风险，涉及到贸易摩擦、冲突与贸易战风险，汇率波动、货币与金融危机风险，宏观政策失效与政策目标冲突风险，军事摩擦、冲突与战争风险，甚至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衰退与危机的风险。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是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涉及到风险评价、风险预测、风险警示、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稳步推进。中国应该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和化解者。但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也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与优化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稳定国际市场秩序方面发挥大国领导作用创造了机会。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5JZD037、11AJL004、17JFZX02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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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4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国际与国家；利益博弈；制度变迁

一、 引言

随着全球生产的社会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各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使全球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小的局部市场地变化，都将影响全球的经济变化，从而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但是，地球村市场毕竟是由独立政权体系下的不同国家控制下的各国市场组成，因此，如何使全球的整体利益与各国的个体利益实现博弈的均衡，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就成为经济学和法学共同关心的焦点。要实现全球市场规制度制度的现代化，就是应当根据经济法理念，首先，分析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各国政府间利益、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的博弈；其次，构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市场与政府、全球社会整体与局部各国的关系的和谐制度。

二、 经济全球化需要以经济法理论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

市场机制是一种建立在优胜劣汰竞争规则上的资源配置机制，核心以资本为纽带的商品价值规律，本质是资本的盈利性及其扩张性。当然，市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特定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下其市场区域范围是特定的，也就是说，市场的区域范围是随历史时间和其所处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市场机制必然导致该条件下的市场区域内的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相对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市场来说，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政府调控的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冲突；相对于全球或全球部分几个国家或地区组织的区域如欧洲联盟，则是区域政府联合体的资源配置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冲突。总之，社会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矛盾的运动，首先，导致了国家与法律制度的产生；其次，市场的异化导致了政府或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理念产生。

1.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导致国家及法律制度的产生。在人类物质生活领域一对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基中，集体与个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相互转化。例如，欧盟区域经济利益相对其成员国家来说，是集体利益，而相对全球来说，则又成为个体利益。因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由于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就必然存在交易或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了包括国家和市场交易在内的各种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冲突各方的利益博弈均衡，实现各方利益共赢。

各利益冲突的个人或集团，为了防止在冲突中不至于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达成一种默契的契约，一定的地区范围内，让渡人民部分自由和权利组成国家制度，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实施保障通过认可或制订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当市场力量超出一国的力量时，就会产生如欧盟的区域国家联合体政府，与相应的市场相匹配，并通过制订国家联合体制度来保护各方的利益。所以，法和国家的产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因此，人类发展史就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史；而作为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度则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制度通过提供基本的结构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

从利益博弈的视角看，针对全球经济发展而言，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形态组合的博弈，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二是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博弈，三是各国政府间利益博弈，四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其中，政府或不同政府的联合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而市场代表个体利益；而政府又存在全球所有政府应当共同维护的全球利益与区域各国联合体如欧盟或个国的利益博弈，市场则存在全球社会整体市场与区域国市场、区域国市场与单个国家市场、单个国家市场与个体市场的利益博弈。因此，要实现全球市场规制的理想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种能使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并实现博弈各方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制度，这种价值追求正是经济法理念的体现。

2. 经济法理念是全球经济制度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理念是指人们由一定世界观所决定性的对事物价值的认识和追求；法的理念则是对法的精神或价值的理性概括和追求。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冲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调和时，就客观需要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利益代表国家通过其执行者即政府解决这种冲突的制度规则从而实现利益博弈的均衡，但是政府不是天然的价格必然容易导致政府人官员的私人利益与代表利益的冲突而产生权利寻租等问题，为了实现社会集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就客观要求“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耦合。而人们对这种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耦合的价值需求的概括和追求就是经济法理念。

经济法理念是一定区域或全球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包含以消费者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三项基本要素”；在兼顾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种将使全球社会整体利益与区域或国家个体利益、国家与国家、政府与市场协调发展的制度从而实现全球各种市场博弈利益的均衡发展制度，这正是经济法理念所追求的目的，因此，经济法理念是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三、 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构建

尽管制度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由于源于实践中利益博弈结果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其中的国际间通过谈判而形成制度，相对于制度需要来说永远是滞后的，而当社会群体觉察到新制度有可能获得在现行制度条件下实现不了的利润时，才可能会引起制度变迁；而如何实现制度变迁，则依赖于利益博弈各方的力量及谈判能力。因此，这就要求，在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时，首先应当分析目前市场全球化语境下存在的问题，其次，根据问题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构建可靠的全球市场规制制度。

1. 目前全球市场制度存在的问题。全球制度是全球利益博弈的规则，从广义上说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是由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制定或认可并有强制力保证的习惯或成文规则；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自发形成且没有强制力保障的不稳定的规则或习惯。非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来源之一，往往是市场创新的结果，除非正式制度严重损害正式制度所保护的利益外，一般是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因为，制度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是有谈判能力的人或团体为了其自身或团体利益而创设的，所以，他可能会为了制度设计人的利益而损害整个全球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全球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因发达国家将高消耗技术和高污染的废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影响全球环境利益外，主要具体表现为：

（1）国际组织成为经济强国谋利的工具。2007年，主要国际机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弱点。如：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穷国和富国都深受其害，但是国际能源机构似乎不足以对此做出反应，而其27个成员国并不包括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甚至成员国之间其权威性也有限。在全球金融领域，货币基金组织似乎面临着重要性下降以及失去合法性的危机。MF的会费缴纳国已经用脚来投票，而且它还面临新的批评，因为其对最近的金融危机缺乏预警。

（2）以美国为标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下的制度输出导致全球的资源浪费，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在东南亚危机中，美国和其影响的IMF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削减支出来减少赤字，却全然不顾这样必将导致下列严重的结果：如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使上千万的人沦为贫困人口，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监管人员放松市场管制并任其自由发展的恶果。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觉到了多年来自己所受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欺凌所产生的痛苦，这些国家被要挟采用了美国的组织制度，解除了对经济的监管；尽管美国承诺这些国家最终会得到更多的好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3）美国经济霸权对自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制采用双重标准不利于全球权威制度的形成，增加全球市场制度交易成本，损害了全球的整体利益。从东南亚危机与2008年的美国危机对比可知，发达国家在美国危机中采用了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及其主导下的IMF却强迫他们采用顺经济周期的政策，如提高税收和利率、削减支出，这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很大的经济波动，而发达国家则因逆经济周期政策而波动很小。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本次美国危机的政策，自然其经济波动也会很小。因此，这种双重标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损害了全球整体的利益。

总之，从全球制度的视角来看，目前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输出导致因缺乏政府调控而引起的市场失灵；其二是美国经济霸权导致的为了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利益而损害全球社会利益；其三是跨国企业个体利益或美国等发展国家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操控发展中国家政治及经济从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全球社会整体利益

2. 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完善。综上所述，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完善主要是如何实现全球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如何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或各国政府联合体与市场个体的均衡发展。而全球市场规制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内法而体现，因此，全球市场规制制度的完善应当以耦合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国际规则和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变迁。

（1）国际规则及其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完善。首先，各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地缘或文化传统观念构建国际自由贸易区域形成自己的政府联合体，一方面，实现国际区域经济与其本国个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联合体形成自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从而摆脱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制度的控制，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新秩序规则制定时的谈判能力。其次，通过政府联合体，制度国际区域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国际区域市场机制耦合的市场制度，实现区域集体利益与个体成员国及其个体企业利益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三，国际区域新制度，改革现有的IMF或WTO等国际组织规则，使国际双边或多边规则起到维护全球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第四，通过国际区域新制度促进或形成国际规则的权威性，防止如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双重标准，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2）国内法的完善。首先，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借鉴根据自身因素而建立的国际区域市场规制制度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合理成分，完善本国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制度，形成全球化趋势下的本国市场规制制度，从而实现本国社会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区域集体利益与本国国家个体利益、全球集体利益与区域个体利益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其次，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新问题，从全球集体利益的高度，制度本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为参与国际市场规制制度提高本国的谈判能力，从而实现与全球集体利益协调发展条件下的本国利益最大化。第三，通过完善国内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市场规制制度及丰富全球语境下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旧秩序规则的改革，从而实现本国个体利益与全球集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四、 结论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在物质生活领域中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其在全球经济中具体表现为：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各国政府间利益、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

目前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其一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输出导致因缺乏政府调控而引起的市场失灵；其二是美国经济霸权导致的为了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利益而损害全球社会利益；其三是跨国企业个体利益或美国等发展国家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操控发展中国家政治及经济从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全球社会整体利益。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在兼顾个体利益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变迁或完善就需要以经济法理念为指导，通过分析目前全球市场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国际规则和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变迁。

从国际规则及其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变迁看，首先，各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地缘或文化传统观念构建国际自由贸易区域形成自己的政府联合体，一方面，实现国际区域经济与其本国个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联合体形成自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从而摆脱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制度的控制，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新秩序规则制定时的谈判能力。其次，通过政府联合体，制度国际区域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国际区域市场机制耦合的市场制度。第三，国际区域新制度，改革现有的IMF或WTO等国际组织规则，使国际双边或多边规则起到维护全球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第四，通过国际区域新制度促进或形成国际规则的权威性，防止如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双重标准，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从国内立法的完善看，首先，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借鉴根据自身因素而建立的国际区域市场规制制度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合理成分，完善本国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制度，形成全球化趋势下的本国市场规制制度。其次，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新问题，从全球集体利益的高度，制度本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为参与国际市场规制制度提高本国的谈判能力。第三，通过完善国内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市场规制制度及丰富全球语境下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旧秩序规则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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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项目号：20090911）；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统计测度、国际比较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2013LD03）。

作者简介：周明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生，高级经济师；肖宏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5

论文摘要：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技术的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等也日趋明显，因此面向开放系统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全球化程度、对外开放战略分析的研究日渐重要。同时，区域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区域竞争力、城市一区域的整合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加入WTO，中国城市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快速发展。本文阐述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1全球化与地方化：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和竞争的外部环境

一般城市发展和竞争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竞争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激励”或“滞缓”影响。在研究“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后，Thrift和Amin发现即使用最通俗的解释，全球化也要求地方走向全球；而有些地方相反，是全球走向地方。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在地化”)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两大潮流，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一体关系——“全球地方化”(gloealization)：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接。波特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对手不能模仿的事物——知识、关系网络、动机等[，3l。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在于网络社会，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或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与此相对应，基于全球化的区段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以及全球化、地方化作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竞争潜力发挥提供机遇和威胁，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1．1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分析：全球化与城市竞争的全球网络优势

全球化是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和市场集中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场所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跨国金融制度的建立，产业资本主义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增长。Castells阐述了技术革新，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的革新，重新组织了物质基础的社会。全球化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也称为地方空间。在评述1990年以后信息化社会所浮现的结构性趋势时，Castells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结构过程中的重大转化之一是全球空间逐步取代地方空间，也就是全球跨越实质地理界限的、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空间接合取代传统地方发展的自我范畴局限。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透过一些必要条件与全球城市构成网络和体系密切接合。

全球空间是一种网络空间，网络构建有其自身的规则。通过网络结构分析，全球城市体系是一种由节点、路径和流组成的空间结构图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点。构成全球空间网络节点的是那些能够孵化出创新环境，同时又处于地方空间网络体系的顶级位置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发育史和庞大的人口、空间规模，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跨国公司的总部云集地、创新中心地或生产、加工地。全球城市的空间排列和等级关系决定网络特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是网络的空间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流是平衡力量，控制流的权力大小决定城市的地位和等级序列。信息时代的城市竞争主要吸引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资源，而作为具有网络结构的全球空间，资源配置是其功能之一。网络配置资源既不是通过市场的分散交换机制，更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和国家意志，而是通过网络机制。全球空间的独特功能在于其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其它空间组织形式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空间的网络关系提供了城市竞争的外部环境条件，那些位于网络节点位置的城市有机会接近、吸纳各种机遇和资源，从而创造城市竞争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因此，在全球化空间发展模式下，当今城市的张力是镶嵌在全球化脉络下进行的，一般(西欧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也许因为全球化过程而呈现一定阶段的暂时衰落现象，如欧洲、北美的一些城市)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市得到重振(如柏林、维也纳等)；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的边缘化倾向明显，经济两极分化，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变迁。这种源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城市竞争优势可以称为全球城市网络优势(global networks based advantages)或城市体系优势，即城市的竞争优势与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架构网络的节点、路径、流等密切相关。

1．2城市发展的地方化分析：地方化与城市竞争的地方据点优势分析

1．2．1基于资源要素、交易成本的地方经济资本的高速流动和全球化使得地方或区域经济失去意义，形成O’Brien所谓的“地理学的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该说法一方面假定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向有利的地方投资，以及生产的资源因素(如土地、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甚至信息等)不构成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假定各地的生产已经标准化，因此资本可以随意配置，使用当地劳动力、基础建设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以强化竞争力并占据市场。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假定有很多问题，首先不同商品资源因素的限制性不相同。其次，交易成本构成资本移动的限制因素。1)资源要素与区域经济。资源要素是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城市和区域竞争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包括劳动力、原料、土地、交通运输，还有信息的获取。有些商品的生产需要特定区域的人力、原料、信息，其受制于地域条件的程度较高。另外，某些商品则不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如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高流动性廉价劳动力就是最主要的成本比较优势来源；而一些高技术产业则需要技术和设计能力，受到资源因素的限制。因此，资源因素尤其是人力并非随地可得，而是相当依赖地区的社会制度、学习机制、网络和地区知识。在全球化阶段，虽然商品或者资本有高度的流动性，但是区域经济的某些商品，由于有一些社会制度特质，并不会失去重要性，“地理学的终结”此种说法被过分夸大。2)交易成本理论与区域经济。交易成本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从该理论出发，资本全球化也不会使区域经济消失。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关注生产组织，也关注制度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竞争的重要性。“制度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加上被采用的技术)而决定交易和转换的成本”。不同的地方，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规范，形成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制度促使区域、城市等不同层面的“地方”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域尺度”。许多学者对决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社会和制度因子作了大量研究，诞生了“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注重“规则、作用渠道”以及使“学习”成为可能的组织和合作行为方式。Amin和Thrift引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全球化进程对镶嵌在“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将其定义为制度“集中度”或“密度”(institutionalt lickness)，凭借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创造地方强有力的经济节点。

因此，从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地方经济不会因为高度的全球流动而失去重要地位。相反，全球竞争的激烈、知识经济的出现刺激了基于地方、内生资源的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和政治转型使竞争加剧，也促进地方或国家经济脱离各种制约和社会的根植，引入新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区域经济或者地方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1．2．2地方经济、地方空间与城市地方据点竞争优势与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相比较，基于“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地方空间是一种物质性空间，是物质的载体。地方空间规模的扩张是区域经济竞争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中心城市的组织、服务能力及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全球经济特征是国家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情形。全球经济的实际运作和结构牵涉的只有经济部门、国家以及区域的部分区段，而其所占比例视部门、国家或区域在国际分工的特定位置而定。这种全球化的区段化(segmentation)特征给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从这方面讲，无论是位于全球城市网络上的区段，还是网络外的区段，它们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地方”的空间单元，对区段内城市的竞争优势有很大的影响。上述分析中，地方空间一方面是区域一体化、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发展推动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的融合过程。

从城市的外部竞争环境角度看，城市竞争优势一方面源于全球城市体系优势，另一方面地方化趋势和过程使城市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所在区域和地方，包括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的整合程度等，这可以认为是城市竞争的区域优势或城市竞争的据点优势(1ocation—based advantages)。总之，“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需要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重视全球链接，更应重视城市与区域所具有的地方发展能力，需要可持续的地方发展。

2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2．1分析理念与指标体系(图1)

当前全球经济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城市再结构(restructure)的机会和威胁，然而这只是一个大环境下的趋势，要掌握城市竞争优势的外部环境源泉，还必须透过地方向度加以决定，界定城市发展优势面向，这才是建立与其它城市进行全球竞争的基础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基础”(1oc~basis)。

借鉴意大利的一项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的指标体系以及假设前提，本文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指标体系选取参考表1、表2。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2中国城市全球化程度分析

根据表1，本文采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地级以上城市(本研究未包括西藏、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城市)全球化程度进行分析。将前述关于全球化的指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最终城市全球化程度得分如表3。

2．3中国城市地方化程度分析

关于地方化过程的城市区域整合的实证分析，近几年意大利等国家对其研究比较深入，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过程并不能使城市脱离区域城市网络或者城市发展文脉J。地方化程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区域竞争力。地方化深刻、长远地影响城市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影响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地方化趋势使城市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处的区域竞争力，尤其是区域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能力。2)城市区域整合度与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除与所在区域竞争力密切相关外，城市与区域的整合关系也不能忽视。一个城市所在的区域竞争力再强，一旦城市与区域关系脱离，区域竞争力也不会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方面：一是区域产业整合发展，主要是指区域产业群提高。城市与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0n)包括两的发展；二是区域空间的整合发展程度。

2．3．1区域竞争力分析以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基本的区域分析单元，根据表2选取区域人均GDP、GDP总量、地均GDP作为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省、市区竞争力最高；其次为河北、黑龙江、湖北、海南、新疆、吉林、河南、湖南、安徽；其余省、市区竞争力相对较低。

2．3．2城市区域整合度分析选取的10个指标经主成分分析后归为3方面的主成分因子：1)人均产品销售收入、人均GDP、地均GDP、人均批发零售贸易额反映的是城市的生产率；2)市域GDP总量、市域客运总量反映的是城市的总量经济，其中两个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指标，金融保险业从业人数和科研综合技术从业人数也被归纳为总量经济中；3)市域客运量和地均客运总量则反映了城市的交通流状况，据此得出全国地级城市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

2．3．3城市地方化程度综合分析区域发展要经历极核发展、点轴发展和网络发展3个阶段。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区域发展阶段可划分为低水平均衡期、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均衡4个阶段。一般按照区域竞争力(A)和城市区域整合关系(B)的不同分为4种(表4)：A与B均高的属于高水平均衡期(I)，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明显；A与B均低的属于低水平均衡期(Ⅳ)，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弱；A高B低的是集聚期(Ⅲ)，城市区域关系开始密切，城市地方据点优势尚较弱；A低B高的是扩散期(Ⅱ)，城市地方据点优势较强。根据表4将城市区域整合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结果连接起来，得出中国城市的地方化程度(表5)。

3结语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6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制度变迁　转型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广泛地实行市场化改革，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了与以市场经济为本质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差距；二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发展政策上减少了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在空间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本身既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占全人类1／4的人口，卷入了这场壮观的变革。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型国家。

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即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的能力。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所以，对转型国家而言，转轨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就在于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否有效运行。如果对制度安排没有足够的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的效益；如果对实现新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就无从谈起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型。因此，转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关转型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好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谈及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有很多诸如原因、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路径依赖等问题吸引我们的视线。但这里，笔者想另辟蹊径，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其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

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指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始点可视为15世纪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甚至更早。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现代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以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现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越广越深的国家，它的增长就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由于转轨经济完全可以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显然，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的基础上(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机。

首先，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之一，又是经济全球化推而广之的结果，此外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转型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了中央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国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从内部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转型国家突破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限制，开始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经济往来，从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其制度效率也不无关系。

其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扩展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渗透，未来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些集团以其显著的经济成效吸引着各一体化组织的转型国家，因此，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是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绝好机遇，同时一体化组织制度趋同的要求，无形当中也为各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种交往活动，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他们期望加入欧盟。这当然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够顺利地加入欧盟组织，那么欧盟的经济制度就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加入欧盟的期望，成为了中、东欧转型国家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轨的动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个转型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与欧盟进行合作。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具备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务等等。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必须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以欧盟的制度安排为路径，逐步与之趋同。

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捷克、匈牙利、波兰被正式邀请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关于成员国资格的重要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虽然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加快与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相似的努力，亚洲的转型国家也在进行着。这一地区的目标集团首先是东盟。越南在1995年成为东盟的成员国，老挝则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因为1997年夏天的政治动乱而被拖延了。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转型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是唯一可以使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小经济差距的方式。这取决于，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其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不过，东盟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集团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就有时间来支持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转转型国家之间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以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为宗旨的新区域组织。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体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主要渠道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7

关键词：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

一、全球经济的逐本溯源

全球经济，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方向与进程的双重属性。所谓全球经济的方向属性，意即立足于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经济局面的角度。所谓全球经济的进程属性，意即现阶段的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着生命力的概念，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还有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种种的不确定性。

（一）前全球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的萌芽

追溯历史，人们曾长期处于一种闭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经济形式单调，集群意识淡漠。直到原始社会后期，个别地区才出现了部落内部或族群之间偶然为之的商品交换。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生产原料的进口。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贸易通道逐步开通。16世纪初期，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正待萌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经济最终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又反哺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日益成熟，初显环球同此凉热。而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可视其为全球经济的萌芽。

（二）全球经济的形成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步发展

全球经济存乎于全球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全球经济以及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经济全球化历经了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要素跨国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全球经济的对应形态，连贯起来，亦演绎出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

第一，贸易自由化与商品全球化发展阶段。1948年1月1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为战后消除国际贸易障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增速显著，全球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场兴起并日渐成熟。

第二，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全球化发展阶段。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经济资本全球化过程的动力来源。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搭建起庞大细密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越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均已形成。2与此同时，各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银行业与工业中的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全球经济的要素――全球资本，逐步形成并稳步发展。

第三，经济要素跨国化与生产全球化发展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产业革命，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寡头巨鳄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促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它不仅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也为全球化生产准备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获得了大发展。原有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国际分工转变，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全球生产体系。

对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并无时间上严格的界限，仅仅是经济在全球维度发展经由商品市场扩大、资本跨界、生产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现的一个大致的时序，各个阶段逐次出现并继续发展而并无替代。换言之，当今全球经济似已超越了三个阶段，却将三个阶段渐次出现的特征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还包括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类问题的全球性蔓延，而这种蔓延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现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例如第二阶段所涉及的资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在世纪之交接连不断的金融风暴席卷之下已然成为当代全球经济的焦点。

二、全球经济的概念界定

全球经济，学界迄今尚无确切定义，由于诸如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等类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就立足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本身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国际经济，是指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围内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国家之间商品贸易、金融投资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等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意即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界限，扩展至双边抑或多边，但视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经济，是指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其视野所及则是全局性的。

就出发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又显示出了共同性。无论是强调经济发展国际化延展理念的国际经济，还是强调各国经济活动总和的世界经济，都是从民族经济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换言之，相对而言，无论是带有整体意义的世界经济还是带有部分意义的国际经济，在研究视野上皆存在着局限，而这种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视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成为一种必然。

（二）区别于国际经济的全球经济

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无论就内涵抑或外延均有着一定的相似度，但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称国家间经济，相对于民族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领域、标的范畴指向性强，特征明确，因此其概念也相对明晰。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相类似的，国际经济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分配、贸易、投资、服务等多种形式，需要应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相关的各种问题。但与民族国家经济不同在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层面提升到了国际层面，对于相关经济问题的应对是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引申和扩展，经济运行的范围更广阔，由于每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体系的差异，因此国际经济交流更为复杂。

国际经济虽以国家间的经济形态而得名，但民族国家仍居主导，其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下所维护的主体利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一点，恰恰展现了全球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区别。换言之，全球经济时代，即便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立场和出发点已然与国际经济产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如果说民族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好比是一个理性个体，那么，他们从事任何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经济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利他”色彩，虽也是在追求净收益最大化，但出发点却不再囿于个体，而上升到了整体利益的高度。

言及经济，无外乎治理。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全球经济，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难度及效度而言，则大相径庭。“脱离社会背景的全球市场是难以调控的，即使在调控者有效合作和他们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全球经济需要构建能够应对全球市场复杂状况的既有效又统一的超国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状态下，民族国家的第一主体地位如若被颠覆，进而这种构建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以此模型展开治理就更无从谈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国家仍为主体且其国内政策权威不容颠覆的国际经济面临治理问题时便从容许多。

国际经济带有一种“国际化”的倾向，而全球经济则带有一种“星球化”的倾向。国际经济，强调交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规模（跨越国界）的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投资、服务、经济观念等的流动。且流动的数量、范围和频率上，一个地区更多地影响到另一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全球经济的“星球化”倾向则是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展露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国际公司，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企业集团，各子公司或部门保留着较高的独立性，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动机就是为本国的民族国家经济谋利并以本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为基本约束。与之不同，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它是真正的无固定地点的资本，没有具体的民族国家身份，实行超国家的管理。贸易方面，纯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便落户于哪里）；金融方面，通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场的力量来支配，不必听命于国家的货币政策；生产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流通顺畅；运作方面，通过高透明度的全球经营为全球市场服务，致力于建立和谐的全球市场秩序。简言之，跨国公司不再像国际公司那样，受到具体民族国家政策的干扰，甚至不再受限。国际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区别也印证了以之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在参与者权限方面的分歧。

（三）区别于世界经济的全球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著述中，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均系高频词汇，但却普遍存在着通用、混用的情况，很多学者甚至完全无视二者区别，这样的做法不免偏颇。虽然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在立场、主体、问题及趋势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差异仍不容忽视。

《经济大辞典》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 对此，可作下解释：第一，世界经济是由各国市场经济基础上构成的复合型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第二，世界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的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是由各国在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二次再生产过程”。第三，世界经济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运作的有机整体。下面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使全球经济的概念在前述比较所得结论基础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从世界经济的三层次内涵入手，逐点对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作以比较。第一，与世界经济相类似，全球经济亦为一种复合型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而这种“复合”的意义却与世界经济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世界经济是一般社会经济的类别之一”， 那么全球经济则应该是一般社会经济的最高类别。全球化发展至今，全球经济的涵盖力和调控力的应运而生、应运而长有目共睹。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理论的突破与质疑似可从侧面予以印证，从仅仅立足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对外贸易的“H-O定理”，到质疑 “里昂惕夫之谜”而主张将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贸易壁垒干扰及消费偏向等“局外”因素纳入到贸易体系当中，再到“离岸外移理论”提出欲明辨经济全局需要微、中、宏观多维思考的观念。世界经济的宏观视野日渐突出，但较之全球经济仍相去甚远，分析视角的局限导致世界范围经济全局关乎效率、公平的问题仍难于解决。第二，与世界经济不同，全球经济不再是民族国家经济外部联系的“二次再生产”，而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再生产体系。全球经济所关注的，是多维经济领域内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再是单纯地将局部经济的个体效能予以简单叠加。第三，虽然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全球经济的行为主体仍然不能够将民族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与世界经济比较起来，全球经济活动将以可以统揽全局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组织为主体，而这种独立主体的立场更为中立，境界更高。

从时间上来看，世界经济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当此之时，全球经济仅仅是萌芽，全球经济理念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生的，相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在经济领域，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全球经济呱呱坠地之时世界经济已年过期颐呢？首先，二者的产生均借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19世纪60-70年代与20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当然是相去甚远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识。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统一的世界市场出现，交换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经济生活中的资本、货币等领域也逐步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全球经济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生产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所带来的是全球化，在规模、深度、广度、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动之下，生产力水平远胜从前，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覆盖全球的贸易及要素流通网络，高起点平台的搭建为全球经济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通过同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在全球经济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长历程中，全球经济的内涵在不断地充盈完善。所谓全球经济，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满足人类社会整体性需求、优化配置世界市场要素资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性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及其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及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

三、全球经济的特征

全球经济并非各个民族国家国内经济的外部延展，亦非国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简单加合，而是一种经济范式的重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包含着微观、中观、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具备其独有的特质，也对整个世界的前行发挥着基础性的多重效能。

（一）规范的市场性

全球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亦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以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遵循市场经济规制，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其一，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中，“无形指挥棒”指挥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各种协议，发生各种经济联系。其二，机制市场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商品价格、利率等重要的经济参数更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自由调节，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经济参数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场运行由经济规律指导，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的特质，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诚然，规范的市场性作为商品经济的特征无谓新生，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却是不容忽略的，另则，更高层次的规范性和市场性也是以往经济形态所不具备的。

（二）多维的复合性

全球经济，是民族国家经济、国家间经济、跨国家经济及超国家经济等多元复合的有机体系。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已然具备微观、中观、宏观各个不同层次的多维经济视野，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多元主体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组织、跨国集团以其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还体现在目前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性地位的民族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新兴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

（三）高度的整体性

全球经济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首先体现于商品。全球经济是较世界经济视野更宽泛、层次更复杂、境界更高旷的商品经济，表现在全球经济所涉及的全部经济范畴、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都积淀于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程序都渗透着商品经济的特性。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无非是从商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到资本全球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蝴蝶效应”，再到生产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这也正是全球经济特征逐步凸显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内涵丰富，是一个兼具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概念；具备微观、中观、宏观的多维视野；既是一种经济范畴，又是饱含生命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时载体。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表征，表征着未来全球经济的态势和走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维度。

参考文献：

[1]刘淼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英】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Dickson， A.，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1997.

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变革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提出来的，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经济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法变革的几大动力

(一)国家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在当今它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这就使国家行使的范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某些在传统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事项进入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规则调整的范围。例如GATI和WTO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谈判来降低关税并约束关税，这无疑就是一种国家经济的让渡。其次，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将越来越多的各国国内政策纳入其视野。WTO协定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就是国际经济条约调整各国国内政策的表现。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确在向市场让步，适当放松了其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但是，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缺乏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资本的扩张不一定能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相反地，会使财富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也不同。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商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跨国公司。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会冲破各种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国，进而也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商人还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为了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国家赋予其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并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转三、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际经济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有新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规则统一的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主体的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惯例。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人们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成为统一的商事惯例，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其次，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一些国家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也推动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

最后，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事实上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2)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

(三)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大为加速。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由此可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只有最终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发展o

(四)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

电子商务就是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直接进行交易，从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均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新的交易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由电子商务所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均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