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范文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1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3—0092—08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2）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交换形式，具体地说，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3）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的，它们怎样有机结合成统一的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要回答改革实践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首先必须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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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关系理论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分析为经典所形成的观点。它通过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工作者的广泛宣传，已变为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概念。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时，提出了“四环节说”和“三方面说”，以及把二者综合起来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是把马克思分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转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当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其实应当是生产关系存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中，至于存在于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说明的。“三方面说”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说明，他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学教科书在系统阐述这个观点时，把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四环节说”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综合在一起，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表述为三个层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从以上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存在着两个局限性：第一，这种理论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而排除了对其他关系的考虑，至少是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其他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应当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产斗争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中，这种理论却陷入了解释困境，暴露出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我们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组织。对于这件事情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使用土地的自，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一句话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只是最表层的解释，从深层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合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更适合那时中国多数农民个人的活动能力。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不仅指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要适合，而且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也要适合。

第二，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1）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且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内容时，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然是基础。（2）只有在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成为经济基础时，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才被凸显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才能被看作基础，由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要改变一下上述条件，把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范畴之中，并且在同生产力的联系中来考察生产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未必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在改变着上述条件，它需要我们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个核心来重新思考生产关系体系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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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概念是由交往形式术语演变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交往形式术语，并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但在表述这些基本思想时所使用的术语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含义比较宽泛，交往形式术语就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后来进一步研究的著作中就很少使用交往形式术语，而在表达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时则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概念，并在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时突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概念在以后的解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简单化，直到今天人们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这才产生了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解释的困难。

人类思想史证明，一个思想、一种理论一旦成熟就容易被教条化、简单化，思想只有在形成时期才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形成时期的思想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理论，要回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有必要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理解生产关系理论应有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的发展”[4]（P25）。分工一方面使人们处于利益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必要，利益的对立和交往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而且又不断产生这种交往形式。这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P41）。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交往形式实际指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可以称为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无论用什么术语表达，它反映的对象就是市民社会（经济社会），而实质只能是“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那么在生产力发展出现分工以后的历史阶段上，各个人之间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依据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交往的中介物，可以把各个个人的一切物质交往的内容具体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交往；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劳动产品（物质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以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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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使用和支配工具，只是因为他具有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因此，在这种交往中，人与人进行物质交往的实际内容是因使用和支配工具所发生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具体劳动”或“个别劳动”过程中，这是直接生产的过程，因而同生产力之间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既然这种交往是以生产工具为媒介的，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是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劳动能力的交往和交往形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在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马克思把它称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是“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4]（P71），“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4]（P72）。单独的个人“只要具有普通常识”就能够支配和使用工具完成具体劳动。每一个劳动者既是一个依靠体力活动使用工具的工具劳动者，又是一个依靠脑力活动支配工具，并使自身活动（活工具）和生产工具（死工具）相协调的管理劳动者。因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4]（P58）。手工工具的经验技能性特点还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分工，至多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存在一些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场合只要靠经验就可以协调大家的活动，管理活动还没有被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独立劳动。但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还不是独立自主的活动，它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从生产过程的外部，即从政治上层对具体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进行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在具体劳动过程的外部形成对立。政治权力对具体劳动过程的统治代替了管理。

在以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成为机器，马克思把它称为“文明所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这种工具使“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4]（P71），在同一时间内相互交换其活动。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机器的应用使“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力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完成分工”[4]（P72）。“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4]（P71），它一方面要求把操作机器的人变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机器的构成把工人分解为从事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简单操作者，成为活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按机器的性能和运转规律组织协调不同工序、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劳动者之间互换活动的工作交给脑力劳动者。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个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段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P367）在手工工具生产中，劳动者是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器生产中，具体劳动过程内部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管理活动的职能。这种职能最初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兼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管理就具有二重性质：“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P368）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生产力发展使机器工具自动化和复杂化，从而使管理工作中的技术因素增加，使管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需要靠科学头脑指挥的专门职业，具体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变为股东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而把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了懂得经营的内行们——董事会和经理阶层。因为在现代生产活动中，“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3]（P394）。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才能看到具体劳动过程成为独立自主的活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过程，这是社会直接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

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它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性能和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当这两种工具分离时，这仅仅是抽象的可能的生产力，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实现二者结合的社会条件，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生产组织形式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外部条件，即在进行具体劳动之前就必须确定的前提条件，而生产组织形式则是内部条件，在整个具体劳动过程中始终必须依靠这个条件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就表现为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生产工具性能所决定的劳动者之间能力交换的产物，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形式，是劳动者个人借以实现自己活动的社会形式。同时，这种生产关系（即生产组织形式）又是管理劳动者借以进行管理的手段，他们运用、巩固、维护和不断完善这种关系来维持生产过程的秩序，使生产过程能够顺利的正常进行。因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矛盾。生产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工具的性能，这里说的生产工具包括使用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执行的是活的生产工具的职能。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为或活动的关系”[4]（P78）。生产组织形式必须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相适应，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

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具体解释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60年代我们在农村搞过“三自一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比较适合我国的农业生产力状况，即手工工具的性能和农民的劳动能力。后来在城市改革中，人们把这种承包制形式搬到企业生产中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合大生产。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如果我们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那就必然会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误以为不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因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不同于作为制度内容的生产关系，这两个层次尽管有联系，但却不容混淆。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有些企业生产搞得好，有些企业生产搞得不好，关键的问题是管理，而管理的内容就是创造出更能适合生产工具性能和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并使二者协调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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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和交换者出现的。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他有权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而他之所以成为交换者，是因为分工把他的劳动产品变为个别劳动的产品，生产发展又使他的需要成为社会性需要，即成为不断增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他只有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要。这种交往的社会条件是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人与人交往的实际内容则是因占有和交换劳动产品而发生的社会需要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它包含了所有具体劳动过程。不同的具体劳动通过劳动产品的联系构成了社会总体劳动。劳动产品的联系实际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社会需要交往，这种交往随着劳动产品的存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在小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没有产生真正的分工，因而具体劳动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社会分工，它们之间缺乏经济联系，各自独立生产着自己的必需品，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产品这时以实物形态存在着。但是在整个社会内部却已发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并脱离开物质劳动过程，他们把物质劳动的重担全部转嫁给体力劳动者。物质劳动就是具体劳动，这种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但要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而且还要养活脱离物质劳动的社会统治者。社会统治者和具体劳动者之间以劳动产品为媒介必须发生交往。但是这种交往不是以劳动产品的交换为基础，因为具体劳动还不是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是受生产资料占有者支配的活动，具体劳动者还不是为自己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为统治者、为自己的主人而生产。因而他们的劳动产品还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还无权进行交换。社会的统治者根本就不劳动，他们没有什么劳动产品可以交换，在社会内部他们也不需要交换劳动产品，而是直接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进行剥夺，把具体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据为己有。这是以对劳动产品的掠夺为基础的交往。交往的实际内容只能是这样的社会需要：一方是统治者需要劳动产品，这是他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是具体劳动者需要权力保护，这是他们的生存和进行具体劳动的安全需要，也是他们生存和劳动的社会条件。一切具体劳动都必须同社会统治权力进行交换，用他们劳动的产品换取对自己生命和劳动的权力保护，而社会的统治者则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索取一切具体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供他们享受，并以此来巩固、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因此，这种交往产生了社会统治者对具体劳动者的直接统治和剥削关系，产生了人身依赖关系，产生了权力经济（也叫自然经济），即依靠社会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统治。

在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产生了真正的分工，因而在具体劳动之间也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分工。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它们的劳动产品也以商品形态而存在。具体劳动之间必须进行产品交换才能进行再生产，而且具体劳动之间也能够进行产品交换。因为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生产资料所有者不是在具体劳动之外，从政治上利用统治权力支配劳动，而是在具体劳动内部利用经济力量支配着生产过程。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就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产品交换也就是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交换，而且是平等的交换。交换的实际内容是他们之间的社会需要，这种社会需要是以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需要。要满足这样的社会需要，具体劳动的产品不但必须同一切其他具体劳动的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而且还必须同社会中非物质生产性的活动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把人类各个具体劳动在性质上的差别性消灭掉，抽象为在性质上相同的人类一般劳动。一切具体劳动只有在同其他活动的交往中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人类一般劳动，才能成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便是无效劳动。把各个具体劳动联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的力量已不是外在的政治权力，而是内在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取代了已往的社会统治者成为新的权贵。版权所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产生了社会总体劳动，这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即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扩大的生产力。当劳动产品以实物形态存在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是政权力量，这种结合是外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仅仅是量的扩大而无质的飞跃，把一万个小生产式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仍然是小生产。但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就成为纯粹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从经济运动内部把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就成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我们从社会总体劳动范围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发现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实际指的是社会总体劳动，即扩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指的是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方式，即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的交往形式。在大生产阶段，当劳动产品以商品形态存在时，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必然发生的交往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关系。

也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提出对证券、股市这些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东西要坚决地试。因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劳动产品还只能以商品形态存在的情况下，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就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关系，使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依靠货币的力量，运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各个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交换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明确化和普遍化，它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范围内，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形式，它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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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以生产要素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生产要素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这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因素，其中生产资料是已往劳动的结果，是凝固化、物态化了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把这称为“死劳动”。劳动者是从事现实劳动活动的人，因而被马克思称为“活劳动”。无论“死劳动”还是“活劳动”，都是人类劳动本身。以生产要素为媒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的实际内容就是劳动本身的交往，具体说就是“死劳动”和“活劳动”的交往，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交往和社会总体劳动中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5]（P44）。

在原始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才以它们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是由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由分工所导致的，“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4]（P73）。在小生产阶段，由于分工还不发达，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彻底分离，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同时也占有了劳动者（如奴隶制），或半占有劳动者（如封建制），劳动本身的交往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依靠政治统治力量强制性地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起来。只有“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的时候[4]（P72），“活劳动”与“死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才彻底发生分离并陷入对立，劳动本身的交往才成为必然，“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4]（P73）。这是只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条件。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产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因而以它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劳动交往及交往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当劳动者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资料主要是奴隶时，就产生了奴隶制；当劳动者依附于土地，而土地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土地的等级占有产生了封建等级所有制；当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而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资本的占有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必然是不同的，由此所决定的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看到了私有制社会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不劳而食者和劳而无食者等社会矛盾现象。这些就是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所反映的实际内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着眼于以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形式问题，在这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但是，物质利益在分割之前首先必须实现出来，或者创造出来。要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合作需要特别强调：最直接最基本的合作是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的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许多劳动者齐心协力使用工具生产出劳动产品；比较间接和复杂的合作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不同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转化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劳动，或者成为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形式也看作是生产关系，在这两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以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需要合作关系表现出来的，它们实际反映了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利益关系包括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物质利益关系本身也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矛盾关系，合作体现了人与人利益的统一，分割表现了人与人利益的对立。人们只有合作才能做为社会力量去改造自然界，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只有通过分割才能落实到不同的社会集团，最终成为个人的消费品。在物质利益合作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合作关系：即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社会需要合作关系。在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阶段的分割关系：即生产过程之前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生产过程完成之后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在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和合作关系之间，应当强调分割关系贯穿于合作关系之中。因为在具体劳动之前必须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具体劳动过程的始终；在社会总体劳动形成之前必须明确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贯穿于产品交换过程的始终；最后以产品的分配关系实现了利益的分割，而分配又是一次新的占有。这种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又成为决定经济制度性质的标志。因此，当人们为了变革社会制度，需要确定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时，人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当作基础性的关系，这无疑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但当人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我们必须注意生产关系中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在不改变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交换形式的变革将具有更突出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3—23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

近年来，传统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弊端突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日常管理工作也暴露出了体制不畅、机制不活、产权不清、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由于农村经济管理权高度集中，少数村干部随意支配集体资产，侵害农民利益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农民群众上访、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积极性。为了从根本上剔除传统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弊病、化解因其弊端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破除制约发展、影响稳定的体制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昌平区积极探索和实践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昌平区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当前改革的理性选择是股份合作制。

一、改革的背景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区域面积1352平方公里，西北、东北分别与延庆、怀柔接壤，西与门头沟相连，南与海淀、朝阳相通，东与顺义毗邻，是北京的北大门，素有“京师之枕”、“甲视诸州”之称。城区距市区约30公里，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15个镇（地区办事处）和一个企代镇行政单位（北企公司），农业人口22万，共有153个社区、304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312个。南部农村接近北五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也是城市扩张的重点地区。全市闻名的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居民小区都在昌平区界内。

解放初期，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它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合作化时期、时期、经济合作社三个主要时期，其产权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按份共有到共同共有的演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经济合作社以行政村为单位得以建立，解体。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带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村级集体产权客观上发展成为“非排他性”的村、户两级的产权构造（温铁军，2001），但时期遗留下来的“三级所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所特有的弊端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步入快速发展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首都郊区城市化步伐也不断加快。昌平区由于其区位优势，城乡结合部、城镇周边的土地、人力、金融等资源加速向城市流转，呈现出“四多、四少、四难”的新特征，即拆迁征占地多、占地拆迁失去土地农民多、外来流动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少、农民就业岗位少、农民收入少、文化娱乐活动少、区域环境难整治、社会治安难管理、保障集体组织成员就业难、凝聚广大群众人心难（袁家方，2006年）。产权制度安排“共同共有”，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组织内部合理流动机制、优化组合的机制无法建立，同时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机制也缺乏，再加上来自组织外部的各种社会负担，最终导致其市场竞争能力不高、经济效益低，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受到更大冲击。在乡或者村的范围内，明确界定产权所有者的“共同共有”产权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产权是清晰的，其财产所有权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随意侵犯；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每一个成员，从实质来看其产权，却是不明确的、不清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份额，不知道自己权利有多大，权力如何行使，即表面上人人有份，实质上人人无份。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资产日常管理工作也暴露出了体制不畅、机制不活、产权不清、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由于农村经济管理权高度集中，少数村干部随意支配集体资产，侵害农民利益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农民群众上访、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积极性。

二、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基于以上背景，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在不断加强。随着京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必然性，其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调整提出的新要求。

（一）改革是解决京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集体经济组织面临新问题的有效途径

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是新形势下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多或少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在局部地区引发的利益冲突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目前，农村不少地方出现“无地村”、“无地户”，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其直接原因是土地征占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农民后顾之忧和长远生计仅靠征地补偿费和外出打工收入难以解决。集体经济现阶段发展与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集体资源，如何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即如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

城市边界范围的扩大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地方“撤乡并村”、“村改居”，农民变为居民，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原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被严重损害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变更了其对集体资产的关系，资产被大量平调或流失。因此，如何防止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流失，对其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已刻不容缓。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加速，户籍也不再是社区内成员身份的唯一标准，流动性越来越强，成员构成日趋复杂，分化后因土地补偿费、集体不动产的利益而造成的冲突更加凸显。在实践中最突出表现的问题是“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利益实现问题，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还出现社区成员为利益而逆城市化。

（二）保障集体资产安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需要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3

一、市场经济改革及其理论创新

市场经济，是一种按照价值规律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果，从理论层面看，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从实践层面看，构建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理论认识深化的必然抉择。

市场导向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建立，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及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与高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人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升华。

正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与理论创新，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成就主要表现在：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中，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12年的世界第二；中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末的3.31万亿美元。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成功的改革不代表没有失误，更不能因为成功而忽视失误，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系统地总结和反思这些失误的理论与政策，为以后更好地推进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

二、市场导向改革的理论与问题

市场导向的改革当中，针对价格改革、住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理论发生过很多的争论，由于受到各种错误理论的影响或指导，使得政府采取的政策并不能够真正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有些政策还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现简要总结和回顾有关的几种错误理论导致的问题。

1、“价格双轨”与“双轨合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改革过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指令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即实行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经济形式，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同时依靠经济参数、经济杠杆、经济法规的粗线条、大弹性计划管控经济。市场导向的价格改革有多种选择，例如：有控制的价格改革、渐进式的价格改革、完全自由的价格改革等，“价格双轨”只是其中一种选择。价格改革，是实现从行政管制为主到市场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本质性转换的基础环节。可见，价格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居于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回顾30多年的历史，“价格双轨制”就是在市场导向改革过程中因错误理论指导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价格双轨制”，是将生产资料的价格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计划内”由国家控制，“计划外”由买卖双方协商议定，因而出现同一地区、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状态，国家计划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部分或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可以实行市场价格，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某些紧缺商品价格等。由于当时许多生产资料短缺，出现卖方市场，协议价格一般高于计划价格；因而，同一种产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市场存在两种价格的所谓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称之为“价格双轨”。

实践证明，实行“价格双轨制”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双失误”，它是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新体制取代之前，为了搞活企业、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加短缺产品的供应而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进入了改革误区，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反映了双重经济运行机制和双重经济管理体制的交错并行。改革为“价格双轨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一方面，市场价格的利润空间刺激企业的“虚假需求”，制造“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巨大的价格差吸引着各路“能人”，寻租现象与行为普遍发生。

为了解决“双轨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央采取了变“双轨”为“单轨”即“双轨合一”，确立了市场导向的新的价格改革思路。“双轨合一”使得价格改革重新走向正轨。一方面，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的物资种类和比重逐年减小，最终实现“双轨”变“单轨”，由市场决定价格；另一方面，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的价格分期、分批、分步向市场价格靠拢，逐步缩小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与比重，最终实现市场价格的单轨性。“双轨合一”基本消除“价格双轨”带来的各种弊端，还原市场的本来面貌，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统一的出清价格。

2、“价改中心论”与“企改中心论”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选择上，究竟是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改革优先？从1985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中就存在着“价改中心论”与“企改中心论”。

“价改中心论”者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的导向作用是通过价格的导向作用来实现的。价格改革是最基本的，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价格不合理，价高利大的产品就会盲目发展，低价利小特别是亏损的产品就更有可能产生萎缩，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只有调整价格体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做到活而不乱。只有以价格改革为重点和中心，生产要素才能合理流动，资源配置才能优化，从而企业才能活起来。他们还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只能通过利润来衡量。但如果价格不合理，许多企业盈利多是由于产品价格过高，或者所用原材料价格过低；许多企业盈利少是由于产品价格过低，或者用高价的原材料。用不合理的价格是无法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因此，调整价格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从而督促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通过价格改革，实现通过市场形成价格，企业自主定价、自负盈亏，使企业按市场价格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向和规模，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机制的转换，推进企业改革，逐步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企改中心论”者认为，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放开价格只能引起价格的轮番上涨，而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价格的全部放开应当是经济改革的最终成果，而决不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突破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活则全局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活了，中国经济从基础层面和总体状态就活了。

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的结果是“价改中心论”占了上风，价格改革过程中又是“价格双轨制”占了上风。于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严重失误就在这里发生了：1988年夏天的价格改革闯关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众性挤提存款和抢购商品即“抢购风”和1989年的“”，也就是“88、89双风波”先后证明了“价改中心论”的失败和“价格双轨制”的破产。

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企业既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社会生产的基础，离开了企业改革及其活力的激发，价格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当然，企业改革又不能没有价格改革的配套，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中主要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住房私有”与“保障民生”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错误理论的影响，一些脱离中国国情与国力的认识满天飞，包括鼓吹“住房完全私有化、商品化”。

2000年初，中国的福利分房制度终止，货币化分房方案全面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这也直接刺激了商品房市场的发展，之后，中国房价进入井喷时代。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住房改革不能完全市场化和私有化，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但仍然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特别是人均土地占有量是世界人均土地资源量的1/3，因此，要做到完全住房私有简直是“天方夜谭”，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民以食为天，以住为地。住有所居是民生大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进入商品交易，一些住房实现私有，乃是改革过程的实际，不值得大呼小叫，但要完全“商品化、私有化”，恐怕就有问题。现在看来，确实也出现了问题，百姓对房价暴涨的反感以及政府对房价的“屡调不降”就是明证，所以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同时完善经济适用房建设，就是对住房改革的一次调整。

4、“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受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西方经济学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影响，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但是，并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衡量多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合理的核算体系，导致了实践与理论出现了偏差，直到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根本扭转。

合理、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和谐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收入分配的失范和不公现象却明显地凸显了出来。近几年来，基尼系数屡创“新高”，甚至跨越了国际警戒线。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不只是对穷人不公平，实际上富人也是不可能享有公平的。况且，一些人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甚至比起人们当年所说的“暴发户”还要来得“痛苦”，他们奢侈的消费令世界瞩目。进而，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公德急转直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金钱和财富，而不是诚实与守法。

不仅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依靠诚实合法的手段和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如此，和谐社会断无成功之可能。需要说明的是，新阶段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绝不是新形势下改换了面孔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套用新模式的大锅饭。“差距”还要有，“共享”要强调。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民生的要求。要真正、切实、迅速、有效地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在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改革成果共享走向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三、严重失误的理论分析与启示

回顾这些理论，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在新时期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上理论导致的种种问题，给我们以启示，在改革实践中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及时纠正改革中的错误，实现科学发展。

1、理论到实践的传导不能失误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比如，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变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确保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如何抓住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加快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如何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把中国工业化果断地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转移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实现信息化”的轨道上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去解决，因此，正确的理论至关重要。但是，正确的理论并不能保证就能够指导好实践，就一定有理想的实践效果，这其中，理论到实践的传导至关重要，不能发生偏差，否则就会出问题。例如，前面讲到的住房改革，政府出台的政策并没有明确提出将中国房地产完全市场化，但在实际操作中，严重存在着把房地产市场向完全市场化推进的趋向。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理论与实践能否结合，结合的质量高不高，直接关系到科学理论能否产生实践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要避免发生偏差，坚持做到理论对则思路清，思路清则行动明，行动明则效果佳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发展理论。

2、理论是实践的函数

从新时期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的曲折来看，有两个严重的教训：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为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上的从“本本”出发，而不是根据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的具有惯性的倾向，顽固地排他性的倾向。主观主义则表现为经济浪漫主义与经济空想主义，当然包括不从实际出发只凭感情或想当然而臆定出来的某种经济目标、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等。正是主观与教条在经济理论界的存在，才导致“价格双轨制”、“价改中心论”等理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至少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理论是实践的函数，用理论指导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实际。因此，理论必然随着国情的变化而改变，不能完全照搬书本的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更大胆地冲破旧框框、旧习惯势力、旧体制及旧理念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中国的各项经济改革更加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M].海南出版社，2011.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不断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观念，探索公有制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并最终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随着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确立公有制，商品、市场也会随之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经典阐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商品和市场经济。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建立之初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深受内外之困，迫于当时的情景，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随着战乱的平息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战时共产主义由于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列宁审时度势确立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品买卖。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的概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商品的存在，虽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大突破，但其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后也没有坚持下去，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的伟大实践，也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向苏联学习经验，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必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在我国的发展，以及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党开始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随着“”的粉碎，我国经济面临崩溃，改革势在必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也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论断彻底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意识形态分开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理论观念，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新的事业，要经过艰辛探索才能不断得到完善和走向成熟，经过长期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供给不足，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思想学术界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期，各方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各种矛盾、分歧不断。存在理论认识不足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在理论不充足或者与实际情况背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进一步深化发展，就会引起社会经济的混乱甚至倒退。从而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易突破，在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不乏很多人怀疑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盲目坚持和崇拜，认为社会主义搞了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再加上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确取得过重大成效，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本身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征，以及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社会现象，更让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质疑。另外，党的十提出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把它解读为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思想混乱，造成社会动荡，阻碍改革的向前推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解决策略

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多变，思想观念相互激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高举市场化改革的大旗，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一，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3]。这句话深刻的揭示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者要深入市场内部，做好调查研究，在积累大量数据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虽然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要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免陷入盲人摸象、揠苗助长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第二，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的基础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潮流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走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改革之路。运用世界眼光、历史眼光、批判的眼光，超越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清除思想上的陈旧观念，清楚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还离不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为市场经济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邓小平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5

[关键词]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8-0050-04

前苏联经济体制是构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改革进程,以及它对前苏联社会经济乃至对作为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利弊

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重大项目,特别在工业化时期,建成了大量重要项目。第二,利用这种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前苏联基础工业,在工业化时期这一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利用这种体制,通过对落后地区加大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了这一点。第四,利用这种体制,促进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谈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西方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二,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第三,借助于斯大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很难说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成就,是前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苏联剧变。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感,对生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的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浪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第五,出现一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简式”的经济领导干部。

(二)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1.赫鲁晓夫的改革。面对上述弊端,前苏联在战后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前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了农业,因为当时前苏联的农业形势十分严峻。采取的措施是,首先于1954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上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提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主要有: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改革;拖拉机站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垦荒;等等。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革,在1957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前,先在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大地方权限的目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工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然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第一,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1]

2.勃列日涅夫的改革。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目的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把党分为工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了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作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先错了第一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5)将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尽管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纵观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最后以失败告终,有其共同性原因:一是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向,从而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是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三是没有把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四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几点启示

总结前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基本制度后,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2],“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这里就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我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方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即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

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如果用一个字可归结为“看”,如果用三个字可归结为“不争论”。“看”就是他看准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这三项重要改革政策,从经济学来说,是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不久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一直批判市场经济;二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革都不能触及的。长期以来不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侵害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四)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探讨,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应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情况,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根据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

(五)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前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高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即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与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前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前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

(六)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束缚,特别是要冲破斯大林的所谓“共同规律”框框。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以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1954年出版的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留给人们的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得出的“共同规律”。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前苏联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被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一来,本来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大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行改革了。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在1978年讲的以下一段话作为结语,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5]这句话,不只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党用来增强执政能力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138.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6.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6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叶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么导致地方分散主义，形成“诸侯割据”，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应有的整合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么导致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从而也不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彻底贯彻。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应从分散的职能改革、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转向权力、职能和机构相复合的机制性改革，从外延式的局部调整转向内涵式的整体推进，形成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协同发展的局面。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在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同时，向行政人员传输改革意识，培育行政人员支持改革的心态、观念和行动。（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第1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超级秘书网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7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篇8

从上世纪70年代未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不断探索的伟大革命。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2008年，中国迎来了两场“考试”。一场是“上帝”对我们的考试一一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场是“世界”对我们的考试一一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事实证明，我们通过了这两场考试，让全世界的“裁判”收起了挑剔的目光。两场考试，不仅增强了中国的自信，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一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曾发挥过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作用被过分夸大，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场“”。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就是在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比较落后的。如何使世界近1/4的人口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如何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走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这是改革之初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和现实出发点。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85％以上的投资由企业和社会自主确定，4/5的就业岗位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30年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和创新可以概括为：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可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依据。

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但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而且也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把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区分开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如同志所讲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了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方法。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改革理论的出发点。

――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换机制、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解决姓“公”姓“私”问题。对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一种形式可以为多种所有制所用，怎么有利就怎么用，这是我们的一大发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权制度，确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一大二公的”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国农村改革的许多经验都是由基层首先创造出来的。30年来农村改革在理论上的建树有：一是突破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理论；二是推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形成农产品市场体系的理论，三是突破传统做法，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四是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最特殊、最艰难的一步，唯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实现。

――从“国有国营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构筑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30年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企业是市场主体；二是提出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暂时市场效益好就认为改革已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的探索，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始终相伴相随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国家定价、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我们在市场体系理论方面的突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承认生产资料、生产要素都是商品。都有价格；二是逐步培育市场化价格体系；三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1994年以来，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相对滞后，直接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从“指令性计划”到“国家宏观调控”。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高度计划统一，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替代了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制。30年来，政府从行政性直接计划管理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初步建立了协调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发展，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特色和理论创新。

――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我们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突破主要分为四步：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是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结合起来；四是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理论涉及激励和动力机制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是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30年来，我们摒弃了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模式，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利用冲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的有利时机，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初步建立了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30年改革，我们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是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也在扎实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之中，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奏出雄浑激昂的改革乐章。

二

中国的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贡献。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在通过改革完善自己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是体制演进的方式。一切制度要存在，都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不断改革。可以说，改革是制度生存发展的重要方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途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

(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各国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在上世纪最后1/4的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是的剧变。这两个事件分别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僵化的、未能不断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全党全国人民深刻总结了通过“”这种方式搞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在对“”进行否定的同时，我们也对计划经济的17年进行了反思。反思之后我们并没有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决定搞改革开放，进行新的探索，开始了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长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代马克思一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共存。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想赢得这场竞争。实际上，这场竞争不但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参考面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计划经济；而我们改革的参考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市场经济。纵观近代经济史，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是相互融合、交替使用的。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实践了凯恩斯理论，实际上是借鉴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合理元素。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要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积累和扩大物质财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级的制度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力正是体现在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改革、不断探素和不断发展的能力上。不改革，制度就要僵化，就要束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没有活力，就是死路一条。不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不能参与国际竞争求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也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不可能开放；不开放，也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伟大的改革。封闭的国家、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也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说到底，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与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一样，都是空中楼阁。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判断其是否适合、是否合理的依据，否则就会被生产力发展所抛弃。只要有发展，就要有改革。改革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集中精力尽快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致力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长期发展、长期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历史规律。没有一个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中国的实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深意之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后落脚点是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谈所有权和分配制度，那么，就偏离了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发展就是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国的财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用双手积累和创造的。只有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

展，不断地解放、保护劳动和劳动者，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四)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在不断改革、探索中发展和前进的制度。改革是历史进步的基本道路，它不是一两代甚至几代人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只要有发展，就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只要有发展，就必须有改革，发展与改革是相生相伴、相依相存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革也必将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一诞生就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其生命力和前途就在于不断发展、不断改革，不断地释放制度活力，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解决当前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仍在改革。历史没有终结，发展没有终结，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终结。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是制度进步的基本方法，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发展就是死亡，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就必须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三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探索，既是实践的探索，又是理论的探索。实践探索是理论探索的动力和源泉，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从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市场经济方向，坚持对外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义语。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必须冲破与完成现实任务不相符合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理论的框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天地。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在历次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抉择中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根本原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最大的思想解放，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过去的成绩归功于解放思想，未来的改革发展还得依靠解放思想。改革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在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任何历史的重大变化、重大发展都伴随着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思想的重大解放。中国的未来，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前途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

历史是由发展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发展史。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探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就是探索、建立适应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上层建筑。制度是人造的政治设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存在，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判断经济体制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关键是看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论出发来思考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三)坚持市场经济方向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揭示了“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在性质上都属于“手段”和“方法”，与社会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观念，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取向的改革指明了出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好比是餐桌上的筷子和刀叉，什么工具和方法有利，就用什么。无论采用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哪一种体制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用哪一种体制。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迫于外来压力或出于书本教条，而是出于对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再认识，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认识。这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四)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为了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是永恒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永恒的。“渐进式”改革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中国的改革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决定了中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中国的改革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先农村后城市，先局部探索再全面推开，先引入市场机制，计划与市场机制并存再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摸索实践，渐进地推进改革。制度的进步、发展、变革，不是自身决定的。没有所谓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度，制度可以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替代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发展速度、改革的快慢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句话，渐进式改革的方法是由发展决定的。我们对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较深的改革事项，先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行业、企业进行相关改革试验，抓住一些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循序渐进地推进整体改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震动小、成本低、成效大的改革之路。

(五)坚持对外开放

一切开放都是以我为主，要依据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打开国门、全面开放，认真研究和吸取其他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既认真遵守又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才有机会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国的现代化站在世界文明的肩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离不开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竞争与合作。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对国内改革产生过巨大的也是正面的推动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仍将是推动我们跟上时代潮流、不断改革的重要动力。

(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一种道路、模式和方法可供我们照搬照抄，中国的改革只能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创新体制和机制，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条路将来要永远走下去。

四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我国体制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大块头、高速度、多变化”的厉史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未遇到过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变化都要求有新的改革，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今后的改革将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将更加复杂而艰巨。

(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显著增强，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要素市场建设、垄断行业改革、城乡统筹发展、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等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其中，有些改革不仅涉及经济关系，而且涉及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不仅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而且涉及深层次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体制；如何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如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如何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保障公平竞争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改革任务。

发展必须是科学的，科学发展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低速低效的、大起大落的、不安全的发展都不是科学发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协调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

(二)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新矛盾、新问题的凸显期。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不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反对“东教条”，又要反对“西教条”；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易”了、看“近”了；把资本主义看“短”了、看“轻”了。而剧变之后，又有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中，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考虑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防止和克服急躁情绪。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解放思想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度的设计离不开人的实际利益。当代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创新探索。我们要在推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解放劳动和劳动者，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前，思想是解放的还是僵化的，解放的程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发端于解放思想，它的继续推进和深入同样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三)在进一步改革中建立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体制

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维护经济安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体制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保障安全，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没有安全、不能持续的发展不能叫做科学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制度和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而这种体制、制度和道路必须是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安全的。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等“硬约束”长期存在，而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技术、标准、规则等“软约束”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过去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是“内河经济”，即使有问题，“肉烂在锅里”，财富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38％达到2007年的67％，快速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开放经济体，已经步入外向发展的“海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将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被卷走，一去不回头，经济也可能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

目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垒球化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在利益驱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无虚不乘、无孔不入，其流动之迅速、能量之巨大、形式之隐蔽、手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不安全的经济不可能发展。稍有不慎，中国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就会被国际资本席卷而去。在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花大气力研究和建立制度性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优势转嫁风险、攫取利益，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安全问题，保障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