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范文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供给侧；ICT服务增值；数字经济；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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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贸易赤字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5－0104－04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美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两国间出现了关于贸易的诸多分歧，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已逐渐成为两国关注的热点。

2003年9月和10月，美国财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相继访华，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谋求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们也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提出议案：2005年一年内先后有7份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使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最引人关注：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在政界备受关注，在学术界也逐渐成为中美两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针对性探索始于本世纪初，由汇率对一国贸易收支的相关研究发展而来，将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将对这一新阶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税收角度对美国贸易赤字进行实证分析，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赤字的影响进行对比，认为税收结构是美国贸易赤字更重要的原因。

一、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持有两种观点：一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美国在贸易账户上的窘境；二是多数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很难改善美国的对华贸易收支，并不是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良策。

2004年6月，美中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USCC(2004，P.37)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声称，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低估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核心因素，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15％至40％，损害了美国制成品的竞争力，加剧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侵蚀着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这给中国出口保持了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6)在谈到中国汇率管理问题时提出，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是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相比而言，更多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作用很小，并非美中贸易赤字的主因。

Lahreche-Revil&Benassy-Quere(2001)认为，虽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吸引FDI起着作用，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影响。Fung，Lawrence(1998)、Davis，Weinstein(2002)以及姚枝仲(2003)的研究结果也都认为美中贸易逆差并非归因于汇率因素。

Greenspan(2003)驳斥了美国制造商声称中国操纵货币，致使美国失业增加、美中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Mundell(2003)也批驳了“人民币升值论”，认为贸易账户顺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ardy(2003)表示，强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不会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结构性赤字，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关系。

Eckaus(2004)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并不确定地表明是人民币／美元汇率出了问题，仅强调中国贸易和汇率问题是相当不正确的，而且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快速增长源于人民币贬值的观点不为数据所证实，因为这样的贬值没有发生过。牛向东(2004)也指出，美国所指责的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贸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陈建超(2007)在分析美国贸易赤字时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美贸易顺差的现状依然难以改变，因为中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所能抵消，也不会在长期内消除。Keidel(2007)通过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比重，认为2005-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迅速上升不是汇率变化带来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世界的贸易关系的改变，即使美国想要对中国施压，中国还未真正放开进口限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而汇率不是。

二、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到，理论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分歧，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清晰，所以，有关学者又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早期的实证研究很少针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侧重于估算我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进而检验我国国际收支是否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厉以宁(1991)以1970～198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估计得到我国进出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小于1。陈彪如(1992)用1980～1989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为-1.0248，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中性的。戴祖祥(1997)估计了1981～1995年我国的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我国的贸易收支。

以上研究大多建立在多边贸易基础上，没有考虑双边价格弹性，用于分析具体的双边贸易时，不能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得出具体结论，也不能研究不同贸易伙伴间的竞争关系，所以，从本世纪初，更多的学者开始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进行针对性研究。

实证研究的方法是针对性研究的基础，多数实证研究都是在Goldstein和Kahn(1985)提出的“不完全替代模型”的框架下或是该模型的衍生模型框架下进行的。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进口品和出口品是国内商品的不完全替代品，并定义进出口需求函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被更多地应用，实证研究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采用了Engle-Granger两步法(Engle和Granger,1987)，但是在对两个以上变量作协整检验时，这种方法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以不同

的向量作被解释变量时，可能得到向量之间不同的协整关系。所以，检验多向量之间协整关系时，大多采用Johansen系统估计法Johansen，1988)，该方法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所有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当这些变量的某个线性组合具有平稳性时，就认为这些变量之间是协整的。此后，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Pesaran(2001)又提出了一种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模型框架下检验协整关系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变量可以是1阶单整的也可以是平稳的，所以在实际处理时，事先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

朱真丽(2002)以Goldstein和Khan的进出口模型为基础，并结合了Marquez(1990)的处理方法，以1981-2000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我国的贸易收支弹性，同时还计算了中美的双边贸易弹性，得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为－0.30，从美国进口的价格弹性为－0.95。

沈国兵(2005)考察了1994-2002年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问题，数据分析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由于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差异，沈国兵进一步采用EG两步检验法，分别对基于美国和中国1998～2003年月度统计数据得到的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对美净出口和人民币汇率月度等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两国月度统计数据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但是，沈国兵的实证检验的最大缺点就是当贸易收支发生变化时，无法识别这种变化究竟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引起的、还是源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王胜(2007)又进一步建立了VAR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以下四种冲击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贸易、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文章通过采用多向量Johansen协整检验及方程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文章又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同时，刘伟(2007)也通过建立VAR模型，重点考察了1990～2004年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假设检验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

此外，金洪飞(2007)使用ARDL框架下的协整方法，对中美贸易的收入弹性和实际汇率弹性进行了经验分析。文章通过分析1994年1月到2005年3月的月度数据，得到在ARDL框架下我国对美国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为-0.310和1.01l，实际汇率弹性都是不显著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不会显著影响中美贸易，而且其符号经济含义也不合理。文章又对中美贸易与两国货币双边实际汇率以及两国收入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我国对美出口与美国的国民收入以及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之间是否长期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即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贸易赤字依然很难得到改善。

三、税收制度与美国贸易赤字关系探析

由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结果都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主因。下面笔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恒等式X-M-Kr=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Kr为对外转移支付，S为私人储蓄，I为国内投资，T为政府收入，G为政府支出)，从政府税收的角度探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现行税收制度会使政府收入受到一定损失，可以用税收支出来衡量，税收支出是指由于联邦税法的条款规定一些项目可以排除、扣除和抵免等方式排除在税基之外而造成的政府收入损失。

依照上述分析，本文选取1983-2006年美国年度数据①，以美国贸易赤字(TD)为因变量，在自变量中，初步选取储蓄一投资缺口(SI)、政府税收一支出缺口(TG)、对外直接投资(FDI)、公司资本支出(CE)、政府税收支出(TE)。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后，发现只有序列SI、CE、TE与TD均为一阶单整，FDI在取对数后也成为一阶单整。因此为避免伪回归的发生，在回归方程中最终选取LCE、LF-DI、LTE和SI等作为自变量。

下面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拟合，其结果显示如表2：

从方程1中可以看到，SI和LTE均为影响LTD的显著变量，储蓄一投资缺口与贸易赤字成反比，税收支出与贸易赤字成正比关系。方程2-4为在控制了SI与LTE的影响后，其余变量对LTD的影响。从中可发现，在加入LCE、LFDI后，LTE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说明二者与LTE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方程5中可看到，当删去LTE后，LFDI、LCE的显著性均有很大提高)。虽然方程1-5的拟合情况很好，但D-W值说明方程均存在一定的序列相关性，因此再加入因变量LTD的滞后项(见方程6)。此时，LFDI、LCE均不再显著，但LTE仍较为显著，LTD相对LTE的弹性为1.28，即当政府税收支出增加1％，贸易赤字将增加1.28％；除去LTD的滞后影响，SI与LTD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显著。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美国经济    贸易逆差    名义逆差    实际逆差    经济福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关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实际数据及影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争议。本文试图从贸易差额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视角，从多个层面探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真实内涵。

   一、 美国持续扩大的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

   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83年的外贸顺差局面，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由此进入长期巨额的逆差时期。1980年以来，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1981－1987年和1991－2000年为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两个阶段分别增长了543%和498%。1987－1991年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这并未影响扩大的总趋势，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呈现出扩大态势，1999年贸易逆差高达3389亿美元，较上年增幅53.7%，占GDP的3.6%，较1990年增长了3倍，创造了历史新纪录；2000年贸易逆差3697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表1）。2001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负增长，在连续11次调低利率之后，美国经济有转暖趋势，专家估计，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贸易逆差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逐渐扩大，估计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增加至4188亿美元，2003年将续增10%至4571亿美元 。

   表1    美国贸易逆差一览表（按国际收支情况统计）        单位：亿美元

时间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贸易逆差 15 64 -9 55 -89 95 311 339 276 255 280 360 671 1125 1222 1451 1521

时间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6 2001 02.1-6 2002*

贸易逆差 1270 1152 1090 741 961 1326 1662 1737 1969 2103 2204 3389 3697 1848 3580 2252 4200

资料来源：1971－1996年数据转引自赵涛：《“美元利益”支撑美国经济高增长》，《理论前沿》2000年5期，15－16页。1997年以后数据引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9月，其中2000－2001年数据系笔者根据《中国证券报》有关资料整理,*为修正后的预测数。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亦与贸易逆差同步出现。1999年，其经常赤字达3400亿美元，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4446亿美元，占GDP的4.6%，2001年美国经常帐赤字为4174亿美元，虽然比上有所下降，但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复苏将使美国经常赤字扩大至4500-5000亿美元 。与巨额贸易逆差与经常赤字伴随出现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1991年4月－2000年10月，美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保持112个月，经历了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长的时期（参见表2），从1992－2000年，年均GDP增长率将达3.7%。2000年10月以来，美国经济出现调整，但200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6.1%，一度显示了其强劲的恢复势头 ，而失业率由1996年的5.5%降至1999年的4.1%。通胀率则甚至于实现了“零通胀”，1991年3月－1995年平均为2.98%, 1996年为2.6%，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到1.6%，1999年为1.9% 。

   表2  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及GDP增长率、通胀率与失业率一览表   单位：10亿美元 %

时间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1-3 2002.4-6

经常赤字 91.9 5.7 56.4 90.8 133.5 129.1 148.2 166.4 220.6 340.0 444.6 417.4 -- --

GDP增长率 1.7 -0.2 3.3 2.4 4.0 2.7 3.7 4.5 4.3 4.2 5.0 0.3** 6.1 1.1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升值压力 贸易顺差 人民币汇率

一、引言和问题提出

弹性分析法认为，货币贬值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进出口商品数量，最终改变国际贸易收支。李天栋等（2009）研究了形成我国贸易余额的新机制，提出GDP增长的收入效应对贸易余额产生影响。张茵和万广华（2005）研究表明，大部分贸易收支的波动来自需求冲击，汇率的作用明显小于需求。许雄奇等（2006）研究则表明，财政赤字和GDP都对贸易收支有格兰杰影响。那么可以看出，汇率，GDP，CPI，财政赤字都可以作为求贸易收支的解释变量。

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两国货币价值比较的基础是货币的购买力，而国际收支学说认为，国际贸易顺差会给本国货币带来升值压力。因此，对汇率的影响因素的总结有：货币购买力，利率和贸易收支差额。

我国有连年的国际贸易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预期。基于此，以及各方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本文利用欧盟的数据试着测试国际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升带来的压力程度。

本文把影响汇率的因素分为两类：国际贸易差额和其他因素。首先用欧盟的利率，GDP，CPI和财政赤字的数据建立模型，求出这些变量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假设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放开，这些因素不变，代入对应变量的中国实际数据得出中国新的贸易收支。然后再一次利用欧盟数据，建立贸易收支和其他因素与汇率的模型，用该式和中国其他因素的实际数据以及新的贸易收支，由此求得人民币的汇率升值趋势和比例。

二、建立模型和实证分析

（一）假设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突然放开，但此时只有贸易收支改变，国内的其他因素仍然不变，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和假设前提。

（二）用欧盟数据推导收支的实证分析方程式①

传统理论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形成和调节有重要影响，因此汇率变量本应该出现在收支决定模型中。但是，本文最终目的是求出汇率，所以要将汇率因素从收支中剔除，所以建立的模型用除了汇率外的重要变量推导出贸易收支。在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中引入4个解释变量：X1为GDP，X2为CPI，X3为一年期贷款利率，X4为财政赤字。

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检测多重共线性，然后通过逐步迭代法修正多重共线性，在此财政赤字变量未能通过所以舍去。用图示法通过异方差检验，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但自相关检验不通过，接着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最后，用G-Q检验，异方差通过（图1-1）。

得到方程式①：

Y=-437199.9-0.101971X1+6533.716X2-6587.343X3

把方程式变量对应的中国的实际数据代入方程式①，得出新的收支，称为从2003年起“中国新的贸易收支”。

数据如下（百万元）（从2003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4季度）：

基于欧盟实际数据的方程式中各变量的关系已经反映了汇率影响，所以得出新的收支吸收了突然放开的汇率的影响，但仍有其他因素的非理想数据对收支的压力。

（三）再次利用欧盟实际数据建立实证模型，推导出其他因素加上收支与汇率的关系方程式②，引入4个解释变量：X1为国际贸易收支，X2为CPI，X3为一年期贷款利率，X4为GDP。（图1-2）

得到方程②：

Y=0.207783+1.52E-06X1+0.024217X3+3.73E-07X4

在欧盟的理想环境和理想数据下，该方程式是理想的式子，方程式②中的汇率的逻辑和关系是：收支变量已经剔除汇率的影响而且由其他因素决定，所以汇率已经吸收了其他因素影响。

代入上文求出的中国新的收支和中国的其他实际非理想数据，求出一个称为人民币的新汇率，此汇率反映了中国的其他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下为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在理想关系式中，从2003年到2011年，汇率升值74.6%。如果实际汇率也按此关系升值，那么2011年汇率应该是2.27，而实际是6.3，升值64%，意思是当多年来积累的中国的经济因素GDP，CPI和利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都能充分反映时，美元对人民币应该是2.27。可以看出，现今中国的这些经济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有很大推动作用。

三、 结论和意义

本文用欧盟的数据建立模型并将模型运用于我国的经济数据和现状，试图测出我国的中国的经济因素具体给人民币带来多大的升值压力。通过检测：

（一）GDP，CPI和利率使2011年人民币升值64%。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其他因素和收支所用的变量，即贸易收支和其他，从本文结论来看，其他因素（非连年贸易顺差）对人民币升值推动很大，能给稳定推进的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式和方向或者改革提供启示。

（二）从其他因素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贡献度超过74%也能看出，利率，经济结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国内因素的改革也是刻不容缓。这些因素积累的不止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有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5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6.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1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需求转变

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开放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多重挑战，也必然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1对外开放的战略面临着由出口贸易导向向进出口贸易平衡转变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对外贸易政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这种鼓励出口、替代进口的方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也产生了较多的贸易矛盾。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步向进出口平衡转变，让国际市场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2007年，广交会的名字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变更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我国外贸格局从出口导向向注重贸易平衡的转变。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600多家企业参展，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这些措施的出台，是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外贸思路转变的一种表现。

1.2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面临着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发展迅速。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相较而言，服务贸易发展则相对滞后。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服务贸易占比为14.7%，低于全球23.1%的平均水平[1]；服务贸易逆差约2582亿美元，与同期货物贸易约6100亿美元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主动推进服务业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自主创新，减轻高端消费服务和高新技术服务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可以预见，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转变将是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整体结构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1.3对外开放的市场面临着由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转变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2019年6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将发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放宽资本市场外资限制。这些措施都意味着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面临着由传统的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转变。

1.4对外开放的主体面临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早在1998年，党的“十五大”即提出了实施“走出去”的对外投资战略。2007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位，存量位列全球第三位，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2018年，共实施完成并购433起，涉及63个国家(地区)[2]。可以说，“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趋势之一。

1.5对外开放的经济形式面临着由传统贸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以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B2C)进出口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52.3%。预计到2020年，全球电商(B2B)的跨境交易额将达到2.3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交易额将达到1.2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一半[3]。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可以预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面临一个更加数字化的经济时代。

1.6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面临着由自由贸易主流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转变

近年来，随着全球各国经济增速放缓，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与此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遭遇到的外部阻碍也日渐增加。2016—2017年，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反规避、保障措施超过215起；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337次调查[4]。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

2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不足

从目前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来看，总体仍是围绕着传统的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知识、实务能力培养展开，尚未充分体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才需求的变化。

2.1缺乏阐释新时代对外开放国家战略的引导性课程

目前许多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缺乏对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前沿、趋势进行深度解读的引导性课程。许多学生对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应用的认识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相对模糊。一些高校虽然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但基本上属于被动性、应付性地增加课程，缺乏课程之间整体性、系统性的考虑。

2.2核心课程、基础课程设定需更新优化

根据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称新《国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础课的建议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则建议从“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法、国际商法、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物流学、服务贸易、期货市场学、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商务谈判”等课程中选择至少6门开设。总体而言，反映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时代需求的“新课”不多，而且与同一大类学科内的其他专业课程重复度较高[5]。

2.3缺乏面向对外开放重点区域的特色课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涉及领域广泛。2018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但是，目前面向“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重点区域的特色课程却是相对缺乏的。一些学校开设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地理等类课程，有的内容未有实质性更新，有的则缺乏针对性和深度，使得学生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些重点区域的认知是模糊的、有限的。

2.4跨国投资、国际金融、跨国经营管理类课程有待加强

目前，许多学校对国际贸易人才能力的培养仍停留在“贸易”或者说“商品交易”的层面。随着对外开放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转变，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在跨国投资、国际金融、跨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人才缺口也越来越大。一些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中，超过65%的企业面临国际投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中资企业内部国际化人才供需平衡的比例分别约为10%(管理序列)和20%(专业序列)，远低于外资企业55%和71%的比例[6]。

2.5贸易冲突应对、危机管理类课程不足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加深，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多。从企业层面来看，越来越需要能够应对贸易冲突、进行危机管理的专业人才；从国家层面来看，也需要提高对外开放各类主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意识，这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目前课程设置看，这一方面的课程是相对薄弱的。一些学校尽管开始了世界贸易组织概论、国际商法等课程，但基本上是基础性的、理论性的内容，对一些重点贸易对手市场规则的解读以及实务层面如何具体操作的演练是比较弱的。

3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建议

当前，中国进入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新时代。原有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课程体系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应当紧跟国家战略和时代变化，进行课程体系建设改革，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为国家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3.1以服务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为课程体系优化的中心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应当紧紧围绕时代需求和国家需要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应增加一些阐释新时代对外开放国家战略的引导性课程和专业课程，使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同时，应注意课程体系优化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随意“塞进一门新课了事”的形式主义问题。

3.2以突出专业深度拉开课程体系优化的空间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等教育教学理念时出现了偏差。以为“厚基础，宽口径”就是什么都要学一点，过度看重数量的增加，忽视了质的问题，导致学生知识基础过于“扁平”而没有“厚度”。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同类学科的基础课重复挤占了专业课的空间，使得许多学生产生“我们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的疑问。在新时代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将由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未来更加需要的是人才的知识深度和专业化。因此，课程体系优化应当顺应时代需求，更加突出专业特性，增加一些有深度的“金课”，减少一些“水课”，从而拉开课程体系优化的空间和深度。

3.3增加面向重点区域的特色模块

对外开放由出口导向向进出口平衡转变、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对外贸易参与主体面临着由“让别人了解自己”向“深入了解别人”转变。如何熟悉、融入对手成为众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年海外并购投资失败的案例中，84％的原因都与人员和文化有关，文化融合成为首要的痛点和难点。面向未来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区域，比如“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地区，可以考虑增设国家制度、商业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以更好地熟悉对手，服务对外开放新格局。

3.4提升面向重点领域的专业模块

随着新时代对外开放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领域拓展，由传统贸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应进一步夯实“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贸易模块”的课程设置。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应重视加强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与新的信息技术融合的“新金融模块”的课程设置。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先后开启了自由贸易区、国际自由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试点建设，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这些平台所在区域的高校，应当重视这类“新平台模块”课程的建设。

3.5加强贸易冲突应对、危机管理类的经济安全模块

尚在协商解决之中的中美贸易争端表明，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贸易摩擦高频化、常态化的阶段。这就要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不仅要“会做生意”，同时要具备危机管理知识。应当从“实战”的层面，重视优化关于国际贸易争端预防机制、适应规则、处理流程，特别是主要贸易对手的规则惯例、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课程设置，全面提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应对突发风险，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管理的能力和大局意识。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7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6.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8

然而，两名学术研究人员估计，苹果公司的iPhone，这种最畅销的美国科技产品，实际上在去年为美国增加了19亿美元的对华贸易赤字。

这怎么可能呢?研究人员称，衡量全球贸易的传统方法所产生的数字，不能反映全球贸易的复杂性，因为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往往涉及多个国家。

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研究人员称，这给人造成一个扭曲的印象。

尽管iPhone是完全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拥有的产品，其大部分零件在亚欧大陆多个国家生产，但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数据仍然把它当作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中国所做的只是装配和运输这最后一步。

尽管鸿海精密的中国工人的人工费只占手机全部价值的3.6％，即6.5美元，但是手机的装船批发成本约178.96美元则全部计入中国。该计算结果发表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

苹果公司的发言人拒绝评论这项研究。

其结果是，根据官方统计，“就算美国公司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也不会增加美国的出口”，YuqingXing和Neal Detert在他们的报告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们是一家在东京的智库，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两名研究人员。

他们说，这并非是高科技产品的问题，而是如何对进出口进行测量的问题。

这项研究加剧了对传统贸易数字日益广泛的争论，这些数字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为了对付中国的货币政策及其不公平的贸易举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正是基于传统贸易数字发动了相应的政治斗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十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只是‘中国组装’，构成产品商业价值的却是来自多个国家”，“制成品的原产地概念已逐渐过时”。

拉米说，如果将贸易统计方法进行修订，以反映各国实际贡献价值的多少，那么根据美国的数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减半为2268亿美元。

纠正这种偏差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了解产品构成的详细信息。

按照不同国家贡献的增加值对进出口进行分类会产生一些有争议的结论。例如，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需要将本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增加值方法显示iPhone的销售使美国经济增加了，而非像传统方法那样显示的减少了。

考虑到美国在2009年销售了1130万部iPhone，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iPhone出口额为20.2亿美元。再扣除中国进口的美国零部件，在iPhone上的中国贸易盈余即为19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

如果只计入iPhone里面中国所贡献的价值部分，出口相同数量的伊hone手机会形成美国481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这是在考虑到部分美国公司的贡献后。

最近的研究结果与加州大学的个人电脑产业中心的分析大致相似，他们分析了苹果另一产品iPod的制造和贸易情况。该项研究也发现，即使贸易统计数字将全部产品价值都计入中国，中国劳动力价值也只占iPod的几块钱。

9月份中国总理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就引用了该研究，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被夸大了。很多中国的出口产品是按合同为国外公司生产的，因此，美国不应该批评中国有很大的贸易盈余。

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才是这一体系的主要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