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时间：2024-01-04 17:11:55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1
关键词： 不安全驾驶行为 影响因素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机动车的数量出现了非常迅速的增长现象，而且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的数字急剧升高。引起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往往是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现对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展开论述。
1.中国交通的特点
西方国家青少年在达到一定的法定年龄之后就可以驾驶汽车，而在此之前几乎不会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而中国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自行车，使用汽车或许会在很多以后，驾驶员骑自行车的经历也许会对其以后的驾驶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部分地区对于驾驶员的培训比较松懈，驾驶证的签发也不严格，因此容易引起驾驶员在没有对驾驶技术和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和充分的学习之后就开始驾车上路，这就给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埋下了安全隐患。
西方国家对交通法律法规的执行非常重视，对违反交通法规行为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在中国由于缺少交通警察、先进的监控设备及交通警察的监察力度不足等，导致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不能够坚决地执行。
中国的交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机非混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因此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互冲突、相互争夺道路空间的现象数不胜数。
2.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来自于驾驶员自身，主要包含驾驶员年龄、性别、心理状态、驾驶经历、对交通法律法规的态度等。外部因素主要包含驾驶员自身以外的车辆条件、道路环境和道路使用者等，如交通堵塞、前方车辆急刹车或车速过缓。
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到驾驶员的内部因素，进而影响到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因此，外部因素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是间接的，而内部因素对其影响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1内部因素
2.1.1心理状态
人的心理状态是指每个个体在感觉、行为和思维等方面所表现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容易导致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寻求某种感觉、冲动、易怒。寻求感觉是指人对某种新鲜，刺激的感觉和体验的追求。因此，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倾向是个体对新鲜感和刺激感的追求，这也可能直接导致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与此同时，这种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调节而引起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对新鲜、刺激的感觉的追求令驾驶员将超速等不安全驾驶行为认为是高超的驾驶技术的表现。
2.1.2对危险的感知
在驾驶过程之中，对危险的感知是驾驶员对潜的危险的主观感觉。因而，它可以预测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危险性，也就是说对危险的感知与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成负相关，即驾驶员对危险的感知越强烈，则发生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近期的研究表明对危险的感知也可能含有情感因素——担忧和顾虑，且人的心理状态也会对危险的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
2.2外部因素
驾驶环境中各种各样的环境特点都可能影响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在驾驶环境的研究中表明，也可以分为直接环境因素和间接环境因素。直接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来自乘客、时间的压力，间接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以下将介绍这几种外部因素对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产生的影响。
2.2.1乘客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就存在对于观众效应的阐述，也就是说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能够影响到个人表现的好坏，即乘客效应。对大量交通事故的现场观察和后期的研究、分析表明当车上有乘客时，驾驶员往往会表现出相对比较安全的驾驶行为，尤其是车上载有家庭成员时，驾驶员会表现出更安全的驾驶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也较少，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即当一位青少年驾驶员搭载一位青少年男性乘客时，驾驶员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不安全驾驶行为。
2.2.2时间压力
在对驾驶员的违章行为的报告研究之后，表明驾驶员在有时间的压力之下比无时间压力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违章现象，尤其是超速行驶。时间的压力听起来好像是驾驶员违章驾驶的一个较为正当的理由。对于那些追求刺激感觉的人来说，他们在存在时间压力的环境下对违章驾驶的行为比无时间压力的环境更积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追求感觉刺激的人很少会考虑到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利弊，甚至把存在时间压力的环境当做是应该违章的。
2.2.3交通堵塞
在现代的大城市中，堵车随处可见。在高度拥堵的道路上，驾驶员的心理压力较大，因此导致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明显较道路通畅时高。
2.2.4文化因素
个人在进行各自的社会行为时，也可能会感觉到来自他人的行为的影响，即个人主观规范。他人或者团体对于某种驾驶行为是否赞同或者支持都会影响到个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或者个人极不愿意服从他人和团体的态度，因此导致个人的驾驶行为与安全驾驶背道而驰。研究表明，个人主观规范可以准确预测个人产生不安全驾驶行为的现象和违章行为，而且个人主观规范与个人行为意识倾向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结语
从危险意识的层面来讲，使驾驶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其自身在驾驶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性，能够使驾驶员自觉地减少自己的不安全驾驶行为。个人对自身驾驶的危险性的认知，从理论上来说应当与自身的记忆中的相关行为的认知存在密切的关系。对相关行为信息认知的越多，个体对自身驾驶的危险性的感知度就会越高，进而减少自身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在对交通安全的宣传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影响驾驶员不安全驾驶的因素，正确地采取科学的措施，从而有效地减少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将交通环境改善得更为和谐。
参考文献：
[1]董航，林国桢，潘冰莹，等.2008年广州市居民不安全驾驶行为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2，28（8）：624-627.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2
关键词：消费者；移动支付；感知风险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0―0174―02
1引言
伴随消费者移动购物体验的逐渐提升，移动购物的交易规模随之迅速增大。然而，由于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存在于移动互联网市场，很多消费者对移动支付存有戒心。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11）显示，在整体手机网络应用中，手机在线支付仅占的8.6%。可见，在手机网民中移动支付的渗透率还是较低的。移动支付的低渗透率表明消费者认为在移动支付过程中会感受到更多的风险，进而影响消费者做出最终的决策。对消费者移动支付感知风险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解决移动支付安全性问题，还有利促进移动支付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2移动支付感知风险影响因素的假设
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将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感知风险分为如下五个方面：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影响移动支付感知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消费者认知、技术可靠性、社会环境和无线网络。
（1）消费者认知对心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影响。
本文把消费者认知定义为消费者的态度、经历和风险偏好：一方面，消费者的态度、经历和风险偏好影响了消费者进行某种消费的信息量，从而降低了消费者不愿出现状况的可能性――即感知心理风险；另一方面，感知社会风险的大小主要是由消费者是否在意他人对其进行某种消费活动的看法，那么不同态度、经历和风险偏好的消费者对待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态度也不相同。因此，对移动支付越感兴趣的消费者感知到的心理风险、社会风险越小，拥有越多的移动支付经历的消费者感知到的心理风险、社会风险越小，越偏好风险的移动支付消费者感知到的心理风险、社会风险越小。
（2）技术可靠性对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和功能风险的影响。
移动支付技术的可靠性越高，消费者就越愿意使用移动支付进行交易。本文中移动支付的技术可靠性主要包括终端设备的技术、支付平台的技术和移动近场支付的技术。首先，移动支付的技术越可靠，消费者顺利完成支付的可能性越大，产生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消费者感知到的财务风险就越小。同时，移动支付技术的可靠性还决定了消费者隐私泄露可能性的大小：终端设备的技术越可靠，其遭受黑客攻击、信息被盗的可能性越小；近场支付的技术越可靠，消费者隐私被复制的可能性越小。此外，支付平台和终端设备关于移动支付的技术越可靠，其移动支付过程中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越小，从而使消费者感知到的功能风险就越小。
（3）社会环境对心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影响。
消费者作为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个个体，其消费行为很可能会受到社会环境某些方面的影响，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本文中移动支付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朋友的推荐、完善的法规和社会的宣传。一方面，消费者行为受到社会群体环境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消费者身边人的思想和评价能够影响其消费行为，而且在中国，群体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比西方国家的体现更为突出，那么受到朋友推荐、社会宣传的消费者感知到的移动支付心理风险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移动支付的大力宣传可以使更多人了解移动支付，完善的法律法规使移动支付的使用更有保障，朋友的推荐也会减少亲友对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负面看法，使其感知到的社会风险降低。
（4）无线网络对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和心理风险的影响。
移动支付能超越时间与地点限制的支付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而消费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便利，主要是依赖于无线网络对移动支付的支持，因此无线网络技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对消费者移动支付的感知风险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移动支付消费者较关注无线网络传输的安全性，而没有加密的无线网络的安全性较差，消费者若在公共无线网络中完成移动支付，其财务信息很可能被盗用，从而产生经济损失，造成消费者感知到更大的财务风险；由于移动支付以无线网络为依托，无线网络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比如使用移动支付的消费者与网络连接后很容易被定位，从而导致消费者隐私的泄露，造成消费者感知到更大的隐私风险；同时，与有线网络相比无线网络给消费者的虚拟感更强，更容易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消费者在使用移动支付时产生忧虑的可能性越大，造成消费者感知到更大的心理风险。
3实证分析
3.1数据收集
本文调查问卷的发放方式采用纸质问卷发放与网络问卷发放相结合的形式。纸质问卷发放主要针对高校在校生，网络问卷发放主要是通过E-mail和问卷星网站的形式进行。本研究共进行了两次数据收集，在对第一次收集数据的进行分析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对问卷进行了第二次的数据收集。
3.2信度与效度分析
3.2.1信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显示：除了财务风险、隐私风险、消费者认知的α系数大于.5小于.7，其它6个变量的α系数都大于.7，表明整个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3.2.2效度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第一次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于感知风险的5个维度来说，Bartlett球形检验显示的KMO值为.633，在p=.000上显著，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可以做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感知风险维度的14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14个项目都能被这五个公共因子说明，并在其归属因子上的负荷大于.5，且成正比，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对于影响感知风险的4个因素来说，Bartlett球形检验显示的KMO值为.659，在p=.000上显著，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可以做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移动支付感知风险影响因素的12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12个项目都能被这四个公共因子说明，并在其归属因子上的负荷大于.5，且成正比，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2）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得出的因子载荷系数与拟合指标来检验各潜在变量的收敛效度。根据第二次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在各测量潜变量上的问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高于建议的临界值.40，且所有问题项对应的t值都大于临界值1.96，也就是说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充分表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
从拟合水平上来看，表1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评价标准要求。
3.3基于AMOS软件的模型拟合及评价
本文整体结构模型中共有9个研究变量，其中消费者认知、技术可靠性、社会环境、无线网络这4个变量是外衍变量，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这5个变量是内衍变量。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模型拟合程度良好。
为了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图3-1是根据第二次收集的数据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计算得到的标准化后的模型路径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消费者认知对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影响都是负向显著的；技术可靠性对财务风险和功能风险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对隐私风险的影响不显著；社会环境对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影响均不显著；无线网络因素对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和心理风险的影响均是正向显著的。同时，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高于.40，说明模型收敛性较好。
4降低消费者移动支付感知风险的建议
4.1加大技术投入提高移动支付的可靠性
图1显示技术可靠性对财务风险和功能风险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通信运营商应加大与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共同投入到移动支付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如加强对支付宝手机客户端、网银手机客户端的安全性研究等，完善移动支付平台技术体系，使移动支付成为一种更加安全、普遍的支付方式。同时，终端设备制造商也应加大对其终端设备安全性的研发，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信息的安全，提高移动支付顺利完成的可能性。
4.2净化无线网络环境提高移动支付的安全性
实证分析显示无线网络因素对财务风险、隐私风险和心理风险的影响均是正向显著的，因此需要加大对无线网络的相关技术投入，鼓励通信运营商加强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和服务水平，确保无线网络传输的稳定性。同时，通信运营商还应完善对无线网络的加密设置，规范无线网络使用者对其的使用，以保证无线网络环境更加可靠。此外，积极营造一个以诚信为本、激励守信者和惩戒失信者的社会信用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4.3完善法律法规以实现移动支付市场的健康运行
健全移动支付市场的法律法规，能有效地抑制违法现象。首先，应把安全性作为移动支付立法的重点要求，因为安全问题将会涉及传输信息的完整性和保密性、交易双方身份的真实性、交易的不可否认性等内容。为了保证支付更加安全，应该在立法的时候把安全控制技术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故意泄露消费者信息、利用无线网络盗窃消费者财产的违法分子，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对其的打击力度和惩处力度，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手段来确保移动支付市场更好的发展。
4.4移动支付营销方式多样化以改善消费者的认知
移动支付生态环境复杂，产业链较长，整个移动支付产业链的各方应凭借自身的优势资源，推出更加新颖的营销方案，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兴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加强与有团购活动的商户的合作，如商户可以把团购信息做成海报，方便消费者在看到团购信息时可以第一时间利用移动支付进行消费活动；第二，通信运营商与金融机构加大合作力度，利用其品牌优势稳定现有用户并吸引更多新的用户使用移动支付；第三，通信运营商加强与终端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合作，推出更便捷的近场支付技术，并利用广告对这种支付方式进行推广，以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来吸引更多消费者。
参考文献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3
【关键词】就业；安全感；不安全
安全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指“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丛中和安丽娟则认为，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感与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大学生就业安全感是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集中体现在大学生根据自身能力和掌握的信息等主客观因素对就业能否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一风险的预判。了解大学生就业安全感的现状和问题，对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课题问题的提出
（一）课题问题提出的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是国之栋梁，大学生对就业现状和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职业规划与展望以及对相关信息的取舍。当前，大学生群体数量的众多以及自身受教育的层次差异，导致其对今后的就业预判普遍不容乐观，缺乏就业安全感，这严重地损害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体现了出来。补救最好的办法是对症下药，了解大学生的就业安全感现状，弄清影响其预判的不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这是补救也是对症下药的前提和基础。
（二）课题问题研究的目的
通过了解兰州主要高校大学生就业安全感的现状以及探究具有相关影响的要素，为兰州主要高校提升学生心理安全感、减轻忧虑状况以及促进大学生的更好发展提供依据。
（三）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安全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大学生安全感尤其是就业安全感的研究同样具备以上两个学科的研究基础，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安全感进行了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安全感的研究主要考察整个社会的大群体，并且已经涉及到如学生、企业员工和患者等群体，尤其是对学生群体的关注；从研究内容看，当前安全感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与安全感有关的因素，而安全感现状调查、对策方面的研究较少。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大学生安全感的关注是相对不足的。而对大学生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即就业安全感的问题，学术界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应对措施。
赫剑梅在《风险社会与和谐校园：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量化分析――一项关于兰州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了操作化探试，主要从学生宿舍住所安全感、饮食安全感、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九个指标测量了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现状与特征。但是这种研究过于宽泛，没有深入研究大学生就业安全感的问题。陈斯燕在《大学生生涯不安全感的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大学生的生涯不安全感主要表现在个人与工作不匹配、就业能力不足、职业发展曲折、工作特征不理想、工作压力过大五个方面。该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价值，但是它未能针对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安全感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依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安全感的相关方面专家学者有所关注，但从整体而言，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不足的，宏观方面和微观的研究和协调还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综合研究，为提高大学生个人就业安全感提供依据。
(四) 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大学生就业不安全感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因此，指导大学生应对就业不安全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大学生要对今后要从事的职业进行重新定位。审视自身职业特点，挖掘先关潜在优势，确立正确的职业锚，提高自身应对职业发展的各种能力。其次，学校和社会要创建良好的环境，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和指导，提供更加便捷的职业信息，增进大学生就业的安全感。
（五）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1.研究的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分地区分学校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兰州本市的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和平镇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榆中县夏官营镇的兰州大学分校和西北民族大学分校，这几所学校基本上能够代表和反应兰州的教育状况，总共分发调查问卷3500份，每个学校700份，收回问卷3300份，有效问卷3100份，有效率约为88.57%，其具体情况如表一所示：
注：暂且以大学一二年级为低年级，大学三四年级为高年级。
2.调查方法
运用到本课题的调查方式主要有典型调查、个人调查，调查方法有问卷法、文献法、访问法、观察法。借鉴和运用安全感量表（SecurityQuestionnaire）（ 由丛中、安丽娟2002 年编制，分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和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量表（S-I）量表的相关内容。
（六）调查结果及其总结
1.对安全感认识的情况
（1）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知识的了解
从上表反应的情况可以看出，有45.16%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知识有很好的了解，有48.38%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知识有点了解，有4.83%不了解，有1．63%的大学生对这一问题没有关注过，从总体情况来说，有93.54%的人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了解，这说明总体情况是乐观的。
（2）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的调研所持的态度
上表反应对有关安全感相关的调研所持积极态度的（乐意配合）仅占46.12%，持消极态度的（包括看到很烦，不好推脱，不管不问三种）占53.88%，这一结果可以反应大学生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
（3）内心对就业安全性的感知
上表反映将近39%的人很有安全感或比较安全，有45.16%的人内心对就业缺乏安全感，有15.51%的人说不清，总体来看，所调查学生缺乏安全感，就业安全感感知状况不容乐观。
2.影响安全感的因素
你认为影响就业安全感的因素有哪些（见表五）。
注：次数，即被调查者选择此项的次数统计；重要性是根据各项次数由高到低得排序。从表中可以看出，个人修养有在3100个调查者中被选次数有2760次，重要性位居第一，人际关系排列第二，信息收集排名最后，家庭背景与人际关系的次数相近，学校的区别也有较多的提及。
3.就业安全感的性别因素
注：相对比可以用于描述两个不同范畴的数量关系。相对比的公式：相对比=f1/f2，相对安全感而言，男生对于女生的安全感相对比的结果是5／3.2≈1.56，结合计算结果可知女生比男生更加缺乏就业安全感。
4.就业安全感的专业因素
就就业安全感而言，理科生约是文科生的1.40倍，由此可得知理科生就业安全感总体比文科生要高。
5.就业安全感的年级因素
相对于就业安全感而言，低年级约是高年级的3.07倍；相对于不安全感而言，高年级约是低年级的3.52倍，这说明高年级大学生更加缺乏安全感，低年级同学更有安全感。注：高年级为三四年级，低年级为一二年级。
二、对于调查结论的梳理和探究
（一）被调查者普遍缺乏安全感，这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反映，与其有关的因素有以下几个：1.客观原因：地处西北的区域性限制，西北与中东部在经济上以及信息、交通、自然条件、人才流动等方面的差距，使得西部就业更加困难，大学生更加缺乏就业安全感；2.主观原因：就业等相关信息掌握的不足，自身专业水平的限制，所学专业本身难就业，就读学校的差距等。
（二）调查者消极应对的态度。从表三的数据可以看出对本次调查持消极态度的（包括看到很烦，不好推脱，不管不问三种）占53.88%，这说明大学生本身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本身的态度不够端正，还有调查者的调查方式不够科学合理。
（三）对就业安全感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有45.16%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知识有很好的了解，有48.38%对就业安全感相关知识有点了解。这说明安全感相关的知识在大学生这一群体中有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与学校开展的各种职业规划活动和心理辅导是分不开的。
（四）注重个人修养，对其他因素也很在意。个人修养在3100个调查者中被选次数有2760次，重要性位居第一，其他几个要素如家庭背景、人际关系、学校的区别、信息收集也有所充分的反应，这说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解决就业安全感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五）男女性别在就业安全感上的差距比较显著。男生就业安全感要高于女生，这说明女生认为有更多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自身更加缺乏就业安全感，这与当前文理分科男女比例悬殊及社会上对女性工作的歧视有很大关系。
（六）就业安全感在文理科学生上的显著差距。理科生更加具有安全感，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岗位对理科生的更大需求是有关的。
三、提出解决问题方案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阶段的重要时期，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国家社会就业政策的变化，文化氛围的影响等，使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形势日趋激烈，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强，日益缺乏就业安全感。因此，系统、全面地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安全感的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对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一）切实转变自身的态度，全面了解安全感及就业安全感相关的知识。
态度决定一切，知识改变命运。只有我们尽可能多的了解安全感相关的知识，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用积极的态度，探求的欲望，为解决不安全贮备知识能量。
（二）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行动，利用各种有利方式提升就业安全感。
就业不安全感的形成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弄清各种客体，多方努力。学校、家庭、社会这三方面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环境，也只有这三方共同作用时，才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就业安全感。学校要加强职业规划指导和心理辅导，家庭要给大学生一个宽松包容的氛围，社会要转变固有看法，提供来良好环境。
（三）内外兼修，深入了解职业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大学生要了解自身的优缺点，正确判断外部影响因素，深入了解职业锚，时刻心怀学习的意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四）改革相关制度，建立大学科观念，提升综合素质。
反思如今的就业难问题，我们不能否定它与我国有关方面的政策性安排不科学完善有关系，文理分科这一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文科学生对理科类的知识了解甚少，也造成理科类的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缺乏，所以，我们要有时代观和全局观，改革相关的政策，建立大学科观念，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做一个全面的人，提高自身竞争力，克服就业不安全感。
参考文献
[1]复早霞,刘明理.大学生参与创造力特征及其与心理安全感的相关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9,10.下旬刊.
[2]张军辉,往海滨.大学生安全感及影响的调查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
[3]杨洁,王东华.大学生心理安全感与人格关系的研究[J].中国校医,2009,23(3).
[4]赫剑梅.风险社会与和谐校园: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量化分析--项关于兰州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J].社科纵横,2007(12).
[5]陈斯燕.大学生生涯不安全感的调查研究[J].现代商业,2010(33).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4
摘要：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对理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个体、人际关系和文化层次，总结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引入的社会性别因素，及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情况，并展望了未来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在社会性别途径的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67－07
一、背景
艾滋病的快速传播，已造成世界性的公共健康危机。中国艾滋病的传播目前正处在加速扩散期，1990年以来，艾滋病检出报告数年均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艾滋病最初是在男性当中发现的，男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仍占多数，但目前，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在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中，43％是妇女，每年约一半新感染发生在妇女身上，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4％为妇女和女童，全球妇女和女童感染艾滋病的机会是同龄男性的2.5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不平等对艾滋病传播控制的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国外不少研究尝试从社会性别途径研究性风险行为的产生机制，希望能够揭示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各方面影响因素，从而为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这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不仅从人口社会学角度分析和解释了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途径；而且为社会性别主流化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对这些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从而为中国艾滋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二、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社会性别视野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生理性别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与生俱来，是后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社会性别指社会对男女两性的特征、角色、活动、责任的期待和规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结构，以及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途径。社会性别作为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学的核心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学说的发展，业已成为人文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正如Gary所言，社会性别无论是作为两性差异和分化的描述，还是作为社会建构的原则，对理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都有着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初步发展，人们对性风险行为的解释实现了从个体理性认知到两性情感和关系互动、从个体生物特征到社会制度特征的转变。一些研究对社会性别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深刻影响到两性的健康角色，以及两性对健康政策的受益程度；提出由于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差异，女性和男性面临不同的健康风险，家庭的不同资源分配，以及卫生系统的不同反应，并且两性寻求健康的行为和结果也有所不同。
进入80年代，Connell等建构了社会性别和权力理论，对权力的性别差异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在异性恋关系中对社会性别规范、感情影响和权力的互动机制进行检验。该理论认为，在男女两性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权力分配结构，这种结构给男性提供了主导、控制和压迫女性的工具，使女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女性在控制性生活问题方面的社会从属地位影响了女性的健康和行为，男性的个体权力如性自由、对性生活的控制，也会导致男性从事不安全的。
但是，直到90年代，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关系研究才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是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大会《行动纲领》提出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的主流，即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联合国的186个成员国，对此做出承诺，实质性地推动了社会性别分析在各研究中的应用；二是上世纪90年代，全球艾滋病的传播与扩散情势的恶化，在全球尤其是非洲撒哈拉地区人口的艾滋病感染率迅速提高，而且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女性的感染比例迅速增加并超过了50％。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性别规范已经根植于各个社会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健康系统和普通家庭之中，造成了两性权力分配的不均，深刻影响着两性对于的选择、对艾滋病感染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以及对艾滋病信息和服务的获取程度等。
由于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同，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西方学者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社会性别研究途径：一是通过研究性别差异，评估男女两性易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属性和特征。性别差异途径的内在逻辑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迫使人们以具有性别差异的方法活动的力量，它暗示了性别是造成特定的行为的原因；二是在环境层面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关注建构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联系、互动过程和认知实践，对艾滋病感染的影响。这种途径的研究主要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社会性别形成的过程和实践，并特别关注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女性的艾滋病性风险行为；三是认为艾滋病性风险行为是心理和文化的共同结果，注重分析社会关系和工作条件对心理认知的塑造，试图从性别文化规范和两性权力分配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及其制约因素。这种途径的研究不仅检验了文化特征和社会角色对的影响，而且关注性别在调节社会文化因素与性风险行为中的作用。以下有关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评述，便是对西方研究者沿着这三条社会性别途径趋近成果的总结和归纳。
三、西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因素
社会的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期望。调整着男女两性的行为选择，同时在个体、人际关系和文化层次，深刻影响着两性的艾滋病性风险行为模式。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通过在以上三个层次纳入一系列社会性别因素，有效地揭示了艾滋病性风险行为产生的社会性别机制。以下对相关社会性别因素的操作化情况进行归类，总结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样本中被检验的情况。
1、个体层次
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即个体对于社会文化建构中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可程度。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规范下，男性被赋予更多的权力，承担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女性则居于从属地位，承担照料家庭和子女的角色。对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认同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妇女应该将性生活的决定权交给男性，这就意味着如果她们的伴侣倾向于不使用安全套，妇女就被置于性风险处境。在具体有关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测量社会性别态度：
(1)特定性别态度(gender-specific role attitude)。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主要从特定性别方式，研究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社会性别角色态度作化为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它们反映了
个体行为符合某性别规范的信仰。针对青年和青少年男性群体的研究发现：倾向于传统性别信仰的调查对象比非传统型的调查对象，更少持续使用安全套，且有更多的。对澳大利亚女青年的研究说明，越具有男性特征，多、饮酒和吸毒后与临时的可能性越高，但它与安全套使用行为无关。对美国黑人和拉丁美洲青少年女性的研究说明，是否选择性风险行为(方式)与传统的男性信仰有关。
(2)性别差异态度(gender-comparative role atti-tude)。进入21世纪，研究者更多地从性别角色差异角度，分析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认为性别角色通过界定两性关系中各自的一般行为、性谈判行为，以及在这些活动中两性的角色规范来影响。因此不同于特定性别方式的研究，性别比较方式的研究所用的量表在设计上，更侧重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和角色期望进行比较。采用这种方式的研究较多，但是相关的研究结论极不一致：一是在性生活领域，同样持有平等性别角色态度，澳大利亚女青年有更多的；美国男大学生却拥有更少的；二是在一般领域，对于美国黑人妇女和拉丁妇女而言，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态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对于前苏联的女移民青少年，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对于男性美国黑人和拉美青少年，认同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更倾向于选择性风险行为。
之所以存在以上差异，可能因为社会性别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影响模式存在差异；在性生活领域与一般领域之间具有不同的反映；甚至相同的文化背景和领域下，由于社会性别是多层次构成概念，在不同的层次维度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关系层次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在理解对艾滋病的性风险感知和性风险行为中，除个体因素外，还需考虑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对于妇女群体更应如此。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性表达是情感和关系互动的过程而不仅是认知的问题，决策并非个体独立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的配合和性权力的分配。由此，伴侣间的关系在性风险行为的研究中备受关注。
构成两性关系的因素存在于关系的不同层面，反映了关系本质的不同特征。在有关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中，这类关系可被概念化为性权力、讨论行为、伴侣反应、关系亲密度、信任度、性满意度、关系稳定度等变量。
(1)性权力(sex control power)。权力是最突出的社会关系变量，当在两性关系中存在冲突时，权力可能是一个相关变量。不平等的性权力被认为是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预测指标。权力的界定有很多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是：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对于美国青年黑人妇女和低收入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证实，对安全套的自我控制程度越高，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越大；越是感觉能够控制伴侣使用安全套，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也越大。对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妇女的研究也显示，性关系的控制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会显著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但是有关性权力与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结论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者对南非青少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男女，以及墨西哥美国人等的研究，也得出权力与性风险行为不相关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部分证实了权力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如一项针对夏威夷大学生的研究，将权力的测量细化为调查者的权力、性生活的主导权、伴侣的权力、相关资源的权力、一般权力，以及性生活的从属权等6个维度时，只有前两个维度的权力与性风险行为显著相关。另一项研究针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从情感关系权、一般情感关系权和决策权3个维度测量权力，发现前两个维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显著相关。
(2)讨论行为(HIV-related communication)和伴侣反应(expectation reaction of partner)。的选择是伴侣之间互动的结果，伴侣间就性问题的交流和反应，可以衡量性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下，女性对性问题羞于启齿，往往默许了性风险行为的存在。因此，妇女如果能与伴侣有效沟通交流，说服并获得伴侣的支持，就可能避免性风险行为。大量的质性研究表明，对性问题缺乏有效沟通是艾滋病在异间传播的重要因素。如果受到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制约，男女两性对于性生活方式的选择都保持沉默，他们从事安全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在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下，女性由于拒绝丈夫的性要求或试图讨价还价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因而会冒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接受性要求。
以往研究中对于讨论行为和伴侣反应的界定，有些针对具体情景，有些则针对更一般的性关系。但无论是性偏好交流行为还是性信息交流行为，都与伴侣的反应高度相关。对墨西哥、多米尼克、波多黎各等国妇女的研究发现，讨论行为、伴侣反应与妇女的安全套使用行为显著相关，与伴侣讨论过的艾滋病问题越多、认为伴侣负面反应越少的妇女，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越高；对墨西哥美国人和海地妇女的研究表明，讨论行为与安全套使用行为也呈现显著正相关。针对纽约艾滋病阳性妇女的研究也说明，伴侣的支持与安全套的持续使用显著相关。
(3)关系亲密度(emotional closeness)、信任度(trust／Commitment)和性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sexn-ality)。关系亲密度、信任度和性满意度作为衡量关系紧张程度的三个重要维度，反映了两性关系的主观特征与功能内涵。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许多女性的社会参与机会被剥夺。从弥补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考虑，性关系对女性发挥着获取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功能。女性一旦失去这种功能，她们在性关系中的弱势和从属地位将更为凸显。
关系亲密度的界定侧重伴侣问的爱恋和浪漫感觉。已有研究发现，对于女性工作者，与客人关系亲密度越高，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越低；对于男同性恋者，亲密程度与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显著正相关。但就南非女中学生而言，在稳定的关系中，关系亲密度是持续使用安全套的显著预测指标；墨西哥美国人和美国大学生而言，关系亲密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无关。
关系信任度的界定侧重伴侣间的忠诚和坦白。已有质性研究提出，安全套是夫妻间缺乏信任和忠诚的表现，在稳定的夫妻关系中不使用安全套是安全的。对墨西哥美国人、美国白人妇女，以及美国黑人妇女的定量研究证明，忠诚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显著负相关。但对于美国纽约艾滋病阳性妇女，二者呈现正相关；对于美国大学生而言，关系忠诚度与性风险行为无关。
性满意度的界定侧重对伴侣间性生活及关系的
主观感受。有些界定针对具体的性生活，有些则从更一般的性关系角度界定。但对墨西哥美国人、美国大学生等的研究反映，不管用哪种方式界定性满意度，都未能证实性满意度与性风险行为的相关性。
(4)关系稳定度(duration and stability)。关系持续时间和状态作为衡量关系稳定程度的指标，反映了关系的客观特征与结构内涵。已有研究中对于关系稳定度的界定，有的侧重性关系的持续时间，有些侧重伴侣间年龄的差异，并且研究结论也极不一致。如有研究显示具有稳定关系的群体比临时关系群体使用安全套更为普遍；但是，也有研究提示关系长度与安全套的持续使用负相关。对赞比亚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安全套的使用与两性的年龄差异显著相关；但对美国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研究却说明，这种相关性不显著。
3、文化层次
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心理学现象离开他们所发生的环境不可能抽象的存在。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及其性别角色分工的差异也根源于社会化过程。在男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盛行的环境中，社会普遍认同由男性掌握着性生活的自，并拥有婚前和婚外性生活的自由；妇女则应该忠诚于，尽可能满足伴侣的性要求。为此，妇女较难拒绝伴侣危险的要求，从而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男女两性关于性关系的行为标准，反映了性别角色规范的作用。文化规范(culture noms)或群体规范(group norms)，对于理解性风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已有研究中，性别文化规范多被界定为同伴规范或群体规范，研究已经证实它们与艾滋病性风险行为显著相关。但是，由于测量方法和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已有研究对于性别文化规范的检验还不够深入。
四、未来的发展方向
社会性别通过从信念、规范、习惯和实践等方面，界定男女两性的角色和行为，对于艾滋病的感染和防治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决定个体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二是决定个体感染艾滋病后获得关注、支持和治疗的能力；三是决定个体受到艾滋病感染或影响时的适应能力。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对于理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在介绍社会性别概念、理论和研究途径的基础上，评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在个体、关系和文化层次的社会性别变量的引入和检验状况。结果说明，社会性别视角的导人有助于透视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可以有效提高研究中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解释力，而且，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研究样本，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作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由于社会性别途径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先前的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社会性别机制，在以下几个方向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1、对社会性别变量的进一步导入和检验
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作用具有多层次性，社会性别因素广泛分布于个体层次、关系层次和文化层次。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中，社会性别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已被证明有效。但是，各层次社会性别变量与艾滋病性风险预防行为的关系，在不同样本群体中的检验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以往的研究更偏重于对个体层次和关系层次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文化层次的探索还不够深入。而社会性别规范导致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已深深根植于各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中，表现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十分深远。可见，对于特定文化背景下各层次社会性别因素的作用模式，还需要在进一步的跨文化效度检验中予以诠译和检验，特别是有关文化层次的社会性别因素，还需要认真分析和挖掘。
2、将各层次社会性别因素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性别角色的构成存在多面性，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呈现出层次性和系统性。但目前还缺乏一个整体的框架，将不同层次的社会性别因素整合在一起，系统地阐释艾滋病预防行为产生的社会性别机制。因此，既无法进行统一衡量，不同层次和同一层次内部的社会性别因素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效应，也难于透视不同社会性别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开发一个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整体分析框架，从多层次反映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共同作用。
3、分析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影响途径的性别差异
当前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社会性别途径，以及广泛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情境对妇女艾滋病感染的影响方面。国外大量的探索性研究证实，妇女面对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权力不平等，在进行安全谈判和拒绝非意愿性生活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无形中增大了艾滋病感染的风险。也有少量研究发现，由于男性的特定社会性别意识和态度，以及男性的性关系行为方式，将男性自身及其女置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境地。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对于男女两性艾滋病感染的社会性别途径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方面，还缺乏全面的分析和判断，还需要在实证研究中补充有力的证据。
4、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干预上的应用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5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调查各类样本共计745人，煤矿工人545人，高空建筑工人200人。
煤矿工人人口学变量：煤矿工人男5 4 5名，年龄20－80岁，平均年龄4O.55岁：受教育程度：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2.2％，初中文化程度占50.5％，高中文化程度占14.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1％。
样本分别来自常德市澧县、浏阳市大窑镇澄潭江、宁乡县煤炭坝、郴州市嘉禾县。4个地区分别位于湖南省北部、东部、中部和南部，监督距离有远有近；企业性质有国有、私有：产业地位在当地有为主导产业也有非主导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有发达也有贫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此，选择这些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全面了解湖南煤矿工人的安全心理状况与安全感状况，能为政府分析解决煤矿工人身心问题提供具有实证基础的对策。
1．2调查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
从四个地区随机抽取的十八处煤矿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井下煤矿工人、地面工人、管理者，按照标准化的程序，施测，使用问卷对他们进行逐个提问回答。
1．2．2现场访谈法
对宁乡县、澧县、嘉禾县、浏阳市等三十多家煤矿企业的工人进行了访谈。
1．3调查材料
1．3．1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
马斯洛编制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简称S－I问卷)，共有75道测试题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根据马斯洛的安全需要层次理论，问卷分为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三个维度。按照马斯洛的统计标准，得分在24分以下者，具有安全感；得分在25－31分之间的，具有不安全感的倾向，但仍属于正常范围内：得分在32－39分之间的，则具有不安全感：39分以上的，具有严重不安全感，即存在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1．3．2煤矿工人基本情况问卷
煤矿工人基本情况问卷是由研究者自行编制的，旨在获得煤矿工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年龄、工龄、工作性质、工种、家庭基本情况、工伤情况、身体基本状况等。
1．4数据处理及统计方法：
对调查回收的问卷用SPSS13.O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因素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2．1．1煤矿工人工作的安全度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我们以高空建筑行业工人安全感作为对比项目，研究安全度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表2显示：煤矿工人的安全感平均分数31.73分，高空建筑工人30.64分，两者总体安全感平均分高，安全感差，处于“具有不安全感”的等级。
两者的工作环境危险系数高，工人个体差异较小，工作安全度低，致使煤矿工人与高空建筑工人的安全感都差，这说明工作性质的安全度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其他理论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2．1．2煤矿工人经济收入差异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表3显示 不同收入的煤矿工人安全感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的煤矿工人与高收入的煤矿工人安全感收入差异显著，煤矿工人的经济收入对煤矿工人安全感影响显著。
2．1．3煤矿工人工种性质差异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表4、表5显示井下工人和地面工人之间安全感差异不明显，但与管理人员的安全感差异明显。从表5中的安全、尊重、归属三个维度上看，井下工人和地面工人没有显著差异，但都与管理人员差异显著。
由于工种不同，煤矿企业内部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有很大的差异，这说明不同工种性质对煤矿工人安全感影响很大。
2．1．4井下特殊的作业环境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影响
煤矿工人井下作业的环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阴暗潮湿、空间受限，瓦斯、煤尘、水灾、火灾、冒顶、透水等潜在灾害时刻威胁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这种特殊环境直接对煤矿工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据此，我们从井下最常见的粉尘、振动、噪音、风速、照明、温度、湿度等综合状况着手研究它们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表6显示：环境总体状况’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影响很大，尤其是煤尘、噪音两个环境因素。
调查中76.4％的煤矿工人认为粉尘对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其中47.8％的煤矿工人认为粉尘对工作和身体有很大影响，受影响的工人以一线采煤工和风钻工为主。
调查中有64.7％的煤矿工人认为噪音对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其中27.5％的人认为噪音对工作和身体有很大影响，其中受影响的工人以风钻工为主。噪声作为一种紧张源，对作业工人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并引起强烈的紧张反应。其对心理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情绪反应之上，情绪直接作用于煤矿工人的行为，造成人的不安全隐患。
在其他相关研究中温湿状况对煤矿工人心理也会产生影响，但由于问卷的设计存在一定不足，温湿状况对安全感的影响在方差比较中差异不显著，我们又对温度、湿度对人体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一“煤矿工人的风湿状况”进行了研究(表7)。
表7显示：煤矿工人的风湿状况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影响显著。
由于煤矿工人工作环境的温湿状况、通风状况不稳定。这种不舒适温湿条件不仅会影响人的有关的生理参数，而且会影响到煤矿工人的心理状况，从而影响工人的安全感，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
影响煤矿工人心理安全的环境因素还有瓦斯、振动等因素，但由于本次研究的限制我们也就没有深入。
2．2煤矿工人的个体因素对安全感的影响
大量矿难事故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大多数事故的发生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有相当大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受人的内在心理、生理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研究人的行为，掌握人的行为规律，就可能预测人的行为，减少不安全行为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频率，达到企业安全生产的目的。
我国煤矿中“三违”现象是典型的“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近三年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矿难发生的直接原因，大部分是由于工人的“三违”行为引发的，可见煤矿工人的心理安全是生产安全的关键之处。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因素，我们从煤矿工人的年龄、工龄、文化水平、家庭经济状况、不良情绪、疲劳程度等方面来揭示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因素。
2．2．1煤矿工人的年龄分布特征对安全感的影响。
图1显示：在我们此次调查的样本中，煤矿工人年龄总体处于31－45岁，63.7％的井下工人、57.9％的地面工人、53.5％的管理人员在此年龄段：另外，处于46－55岁年龄段的井下工人占19.3％、地面工人占24.6％、管理者占25.6％；处于55岁以上年龄段(应退休人员)的井下工人占4.9％、地面工人占3.5％、管理者占7.0％。
图2显示：46岁以上的井下工人与地面工人的安全感明显比46岁以下的差很多，且井下工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安全感逐渐变差。55岁以上管理人员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加，安全感趋好。从分析图可以看出，煤矿工人的年龄对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且年龄分布结构极不合理。
对于管理人员来说：年龄较大的工人因为工作时间较长，比年龄较小的工人经验更多、工作知识更丰富、技能更成熟。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日趋衰退，但应对危险时，更能镇静地处理，所以管理层年龄分布结构较为合理；
对于井下工人来说：井下工人年龄分布结构就有严重的缺陷：大龄工人的身体素质、反应能力等方面较差，已经不适合从事井下繁重的高风险挖煤工作，他们从事井下工作会埋下人为安全隐患，致使事故的风险增加。据统计，人在20－25岁时事故率最高，30岁之后事故率有所下降，45岁事故率最低，45岁以后其经验较丰富，但由于生理机能下降，如仍在生产一线，事故率又会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私有煤矿大量使用大龄工人、国有企业已退休的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些都是不利于煤矿的安全生产的。
2．2．2煤矿工人工龄状况对安全感的影响
工龄是工作经验积累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缺乏工作经验，工人往往会表现出有较高的事故倾向，研究表明，人在工作一年或一年半以后，事故才显著减少。
图3显示：排除冒险心理的影响，工龄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能够抑制煤矿工人的不安全感。但存在冒险心理的工人工龄越长安全感越差，不冒险的工人工龄越长安全感越好。对于不冒险的工人来说，工龄越长，积累的经验越多，经验越多处理工作问题能力越强，能够沉着地应对困难，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安全感就相对好。但对于存在冒险心理的工人来说，工龄越长，经验越多，他们了解冒险生产的风险，但是迫于生产压力和生活压力，他们必须赶进度，多挖煤，多挣钱。这些冒险煤矿工人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安全，心里牵挂着地面上的家人，内心强烈的安全需求与现实中安全感匮乏的状况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工龄越长，心理冲突越强烈，安全感也就越差。
2．2．3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对安全感的影响
在研究中我们研究了煤矿工人文化程度与安全感关系，发现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对安全感有重要的影响。
表8显示：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人的安全感差异显著，文化程度高的工人安全感明显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程度越低，对问题的认识能力越有限，对其进行安全培训难度越大，培训效果越差，安全意识就越难深入其心。
在调查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的煤矿工人占82.7％，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占27.3％，其中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的工人仅占5.4％。由此可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煤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对矿工的心理安全感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2．2．4 煤矿工人家庭经济状况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图4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煤矿工人安全感明显差于经济状况好的工人；经济状况与煤矿工人的安全感成正比关系。存在冒险心理和不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的安全感随着收入的增加相对地提高；不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比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随着收入的增高，安全感相应增高。即使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安全感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安全感也会趋于好，但是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的安全感总体要比不存在冒险心理的煤矿工人低。
2．2．5煤矿工人不良情绪状况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在安全生产中，常常存在一些与安全密切相关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如果调整不当的话，往往是诱寻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我们研究煤矿工人工作中比较常见的工作心理状态：冒险心理、麻痹心理、紧张心理、恐惧心理、环境心理，以此来研讨不良的心理状态与安全感的关系。
*p＜0.05差异显著**p＜0.01差异极为显著
表9显示：在相关分析之中煤矿工人的恐惧心理、紧张心理、精神压力、环境心理的综合不良情绪与安全感有密切相关。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特殊的环境对煤矿工人心理的影响，在这里不再论述。生产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心理因素之一就是人的情绪水平，普拉切克认为情绪由三个位维度组成，即强度、相似性和两极性，并给出了雏形模型，它的八个扇面表示八种基本情绪，4.维持稳定的情绪水平有利于安全行为的顺利完成，过于激动和紧张而致使情绪水平失调就会产生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
2．2．6煤矿工人的疲劳状况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影响
疲劳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它并非由单一的、明确的因素构成。5.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由于生理与心理的状态变化，产生某个或某些器官乃至整个机体力量的自然衰竭状态就称之为疲劳。煤矿工人在持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长时间的体力或脑力活动就会导致机能下降，这时中枢神经系统就会产生抑制作用，导致人在行为上灵敏度降低，作业效率下降。我们主要从煤矿工人的工作强度、持续时间、作业时刻、环境压力等方面来研究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对安全感的影响。
表10显示：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高与疲劳程度低的工人恐惧心理、环境压力、精神压力差异显著。
3、研究结论
3．1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上的调查，我们得出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二是煤矿工人的个体因素。
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主要通过工作安全度、工种性质、收入状况、井下“粉尘、噪音、温湿”特殊的作业环境这几个因子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感产生影响，其中以工作安全度与收入状况为主导因子。
煤矿工人的个体因素主要通过煤矿工人的年龄、工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情绪状况以及疲劳状况七个因子对煤
矿工人的安全感产生影响，其中工龄、情绪状况以及疲劳状况为主导因子。
4、初步建议
本研究认为，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感的关键在于矿难多发，因此有效地解决矿难发生，有利于提高煤矿工人的安全感，解决好煤矿工人的安全感问题又对遏制矿难问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二者不能偏废其一。基于此，我们从煤矿工人安全感入手，特此提出建立“矿难三级防控体系”。
所谓“矿难三级防控体系”就是通过三个机制遏制矿难，其中第一级防控机制是调整治理矿难的指导思想，树立全社会的对煤矿工人的生命观和煤矿产业发展的安全观，这是防控体系的核心理念，二级防控机制是整治矿难的制度建设，这是防控的有力保证：三级防控机制是整治矿难的各项措施，这是防控的具体落实。三级防控体系缺一不可，相互补充，互为依存。
4．2．1一级防控矿难机制 全社会树立发展的安全观，加强生命观教育，给予煤矿工人平等的生命尊严。
4．2．1．1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在安全生产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树立绿色GDP理念，以促进煤炭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问题的解决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4．2．1．2煤矿企业推进企业安全文明建设，优化企业经营模式。
企业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标志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创建平等、幸福、和谐的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中国需要煤炭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需要建设的是健康合理的煤炭企业安全文明，煤矿企业应该将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科学型经营，实行绿色GDP经营模式，同时要以对生命尊严的平等待遇和良好的社会合作为基础，使煤炭工人均有一定的保障，不同程度地分享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4．2．1．3加强煤矿工人的生命教育，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安全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三大方面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个人和谐。其中个人和谐是实践“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要实现煤矿工人的个人和谐，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生命教育，倡寻煤矿工人的生命与自身、自然、社会、他人整体和谐为目标，通过良好的生命教育唤醒煤矿工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他们的精神世界，构建和谐的生活方式，改变工人“要钱不要命”、“冒险搏一搏”等不正确的心理。通过这些自身生命观的教育，激发煤矿工人的生命活力，以提升生命质量，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4．2．2二级防控防控机制 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科学的生命观”、“安全的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全方位的进行整治矿难的制度建设。
4．2．2．1政府应不断强化“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工作格局。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尤其是煤矿事故处罚、赔偿、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加大煤矿事故处罚力度，将事故成本调至大大高于煤矿企业收益，让发生事故企业赔不起，将事故处罚成本无限扩大，这样才能遏制住以“牺牲廉价煤矿工人生命换取煤矿高受益” 的畸形发展模式，为提升煤矿工人安全感创造稳定的环境。
4．2．2．2政府采取科学的方法强制进行职业筛选工作。
煤矿工人队伍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缺陷，因此要淘汰技能不合格的煤矿工人，劝退身心不适应煤矿工作的工人，尤其是有心理问题的工人。采取科学的手段，进行严格的审核淘汰，同时也要注意对淘汰工人的后续保障，解决煤矿工人队伍的结构性缺陷，根除隐患，以提高煤矿工人整体安全感水平。
4．2．3三级防控矿难机制按照“企业负责、政府支持”的原则，国家、地方、企业共同增加煤矿安全投入，加快科技攻关，完善煤矿安全机制。
4．2．3．1建立煤矿工人心理救助体系，进行心理辅导。
建立心理咨询室，对煤矿工人及时疏导煤矿工人的心理问题，将过度的“自保”和“焦虑”等这些不利于煤矿工人工作、生活的意识降低到最低点，转“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减少心理压力，委派心理咨询员，深入煤矿工人的家庭生活，研究和掌握工人的安全心理状况，减轻煤矿工人的家庭心理压力；适时开展煤矿工人的心理应激能力培训，提高煤矿工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4．2．3．2把握激励原则，调整煤矿企业分配制度，增加煤矿工人安全感。
劳动分配中，企业应该坚持激励原则和公平原则，提高煤矿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调动煤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煤矿工人的劳动动机不仅会受到绝对报酬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也就是说煤矿工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收入，还关心自己劳动收入的相对值，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就会造成煤矿工人强烈的不公平感，影响工作情绪。因此坚持动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是对煤矿工人激励的有效手段，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增加煤矿工人归属感，减少不公平感，这对提升煤矿工人安全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4．2．3．3增加安全投入，完善设施，减轻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增加煤矿工人的安全感。
国家安排专项资金、省级政府安排配套资金、企业足额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三方共同增加安全投入，加快安全机制建设。
企业自身加大煤矿安全投入，积极改善井下恶劣工作环境，完善配套设施，降低煤矿工人的疲劳程度，加快煤矿工人疲劳恢复速度，提高煤矿工人心理承受能力。同时煤矿企业要限制超产，理性平衡效益和安全，通过开发新技术，逐步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装备等，逐步降低煤矿事故的发生率，提高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为提升煤矿工人的安全感提供环境改造支持。
湖南在减少煤矿事故及其危害方面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面对数以百万计的煤矿工人对生命与健康权益、生存需求与安全需求保障的诉求，以及这种诉求得不到满足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煤矿工人的心理安全问题，我们的政府毫无疑问应当对此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安全生产，遏制住湖南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势头。只有建立“矿难三级防控体系”，煤矿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煤矿工人的心理安全、生命安全，社会安全才能得到保证，湖南的工业化进程才能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社会发展才可能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和谐，最终实现“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
1．《安全心理》绍辉 王凯华，安全心理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出版社，2004， 3第1页。
2．环境综合状况：粉尘、振动、噪音、风速、照明、温度、湿度七个因素。
3．《安全心理》绍辉 王凯华安全心理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出版社，2004 3第40页。
4．中教育星多媒体教育资源平台《情绪的维量与极性》2005年8月。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6
关键词： 母婴依恋 类型 影响因素 意义
一、母婴依恋
（一）母婴依恋的概念
依恋（attachment），是指婴儿与照料者（主要是母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用以描述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一种亲密感情联结。母婴依恋是发生在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一种依恋关系。依恋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表现为儿童对抚养者的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母亲哺喂和护理行为及新生儿的行为都由生物性先天预置所决定。然而，这种关系又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因此母婴感情联系实际上是一种生物—社会现象。母婴之间关系的质量由母性敏感性和母亲角色的双重因素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婴儿所赖以生存和生长的母婴之间的感情纽带的建立无可取代。
早期儿童的依恋质量会对儿童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性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一般研究者普遍认为，依恋是人类适应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婴儿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建构了婴儿终生适应的特点，并帮助婴儿终生向更好适应生存的方向发展。
（二）母婴依恋的类型
关于依恋类型的划分，安斯沃思建立了著名的“陌生情景”的实验室程序，此程序适用于10～24个月的儿童。安斯沃思认为，依恋关系中存在着个别差异，不仅存在不安全性的依恋，还存在安全性的依恋类型。根据在陌生情境下对幼儿与母亲分离与重聚时及陌生人在场时的表现，将幼儿的依恋类型划分为典型的三大类：回避型（A）、安全型（B）、矛盾型（C）。
A型——回避型（Avoidant）。这一类型的婴儿对母亲很少理会，母亲在不在场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多数时间他们是自己玩耍，很少会注意到母亲的离去。母亲回来时主动回避与母亲交往，抱他时会挣脱或身体移开、目光转移、平静地回到自己的玩耍中去。这种类型的婴儿接受陌生人的安慰就像是接受母亲的安慰一样，实际上，这类婴儿并没有形成对人的依恋，所以有的人把这类儿童称为“无依恋儿童”。
B型——安全型（Secure）。这类婴儿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喜欢与母亲接近，并能够安逸地玩游戏。母亲离开时，他们一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痛苦，当母亲回来的时候，寻求抚慰，并很快恢复平静、继续玩耍。对陌生人反映出不同程度的警觉与怕生，但有时也能试图接近和表示友好。
C型——反抗型（Resistant）。这类婴儿对母亲离开十分警惕，母亲离开后极端痛苦，但是当母亲回来时又表现出矛盾情绪。即寻求接触与接触抗拒，不容易平静下来，整个过程都表现出不安和痛苦。这类婴儿在陌生环境中哭得最多、玩耍最少；对陌生人难以接近，社会适应上表现消极。
三种类型中，A型和C型为不安全依恋类型。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驱动儿童社会性人格、情感和行为的发展，还能够驱动认知的发展。
（三）早期母婴依恋的影响
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构成了婴儿早期最重要的社会联系，对婴儿情绪、社会和认知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影响探索欲和能力的发展
安全依恋的儿童与父母建立了良好的依恋关系，会把父母作为“安全基地”，积极而愉快地探索未知的世界，提高智力和能力水平。此外，有利于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父母与儿童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有利于儿童把父母作为安心学习语言的“语言基地”。父母可在这一阶段提供良好的语言教育环境和条件，不仅能促进婴幼儿语言的发展，而且能提高儿童口语表达的质量。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就意味着父母与婴儿交往的时间多，与孩子说话，逗他玩的时间多，这有利于刺激婴儿调动各种感官感知父母的语言，积极地模拟父母的语言，父母自然就成为婴儿学习语言的重要基地。在敏感而热情的父母的关注和有意的教导下，儿童的语言技能会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2.影响性格的发展
儿童在六岁左右就初步形成性格的特征。性格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伴随其一生。早期若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对儿童良好性格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首先，安全的依恋能够使儿童在心理上产生安全感。若儿童在早期的关系中能够体验到爱和信任，他就可以安心地离开母亲并四处探索，因为他认为他的家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并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这样，婴儿就会对父母产生信任感并由此推及对他人和四周环境的信任，儿童就能很好地与他人进行交往。其次，安全依恋的建立会促进儿童自我认同感的形成，从而帮助其建立自信心。研究者发现，对父母或幼儿园阿姨依恋较强的儿童，其自我认同感也比较好。缺乏依恋感的儿童很少与大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他的一些想法和行动也就难以得到大人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连他自己也会对这些想法和行为产生怀疑。缺乏自我认同感的儿童很难建立自信心，有的甚至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害怕与他人交往，行为退缩，最终形成自卑的性格特征。
3.影响人际交往模式
婴儿最先交往的对象是父母，因而早期良好的依恋对儿童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安全依恋关系有利于儿童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和经验。具有依恋安全感的儿童对父母有信赖感和信任感，父母在与他人交往时就自然成为儿童的榜样，儿童在与父母的交往中也可以学到许多行为规则和交往的技巧。同时，安全的依恋还可以给婴儿注入自我肯定感，自我肯定状态有助于婴儿与他人交往和掌握交往经验和技巧。
其次，有安全依恋感的儿童所具有的健全人格特征，为其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关研究表明，儿童的合作、友善、亲社会行为和同伴接受性成正相关，而攻击与破坏行为则导致同伴拒绝，即不安全依恋与攻击性的相关较为一致。不安全依恋儿童的不良人格特征和行为预示着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而安全依恋儿童由于其具有的亲社会行为、合作、友善、自信、信任他人等健全的人格特征更有可能受别人的喜爱而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依恋是儿童早期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和组成部分。婴幼儿处于情感发展、情绪分化的关键时期，若能给予其恰当的安全依恋的培养，对其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应关注母婴依恋，并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幼儿，关注幼儿安全依恋的形成。
二、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
婴儿依恋的形成有许多影响因素，母亲的心理特点，家庭和社会环境及婴儿自身的特点等都会影响到其依恋类型。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是婴儿和母亲相互作用的产物，婴儿依恋的实质是母子相互作用的性质。母子相互作用的这种性质是最重要的。
（一）母亲的心理特点对依恋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与婴儿接触最多的是母亲，母亲的行为决定了婴儿的依恋目标。依恋是在婴儿与母亲的相互交往和感情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社会往过程中，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的敏感性及对其关爱很重要。若母亲非常关心婴儿所处的状态，听取婴儿发出的信号，并能够正确理解，对其做出及时、恰当、抚爱的反应，婴儿就能发展对母亲的信任和亲近，形成安全的依恋。墨森和凯根等（1990）在其有名的著作《儿童发展和个性》中指出，在母子相互作用和依恋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各种各样的分析都把敏感性、同步性和交互性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它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对婴儿信号的敏感性和反应性，安全依恋婴儿的母亲，通常对婴儿的一些社会性要求给予很快的、积极的反应，而且用一种适应于婴儿情绪和认知能力的方式和婴儿进行游戏式的、愉快的交流，融洽地对婴儿的信号和行为发生反应。另一种成分为热情、鼓励和温和，安全依恋婴儿的母亲，在与婴儿交往时，常使用热情、的语气和温和的要求，并常肯定、支持婴儿的行为。
（二）各方面环境的对婴儿依恋的影响
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恋的质量，其中包括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Thomas和Chess首先提出“拟合优度水平”以描述气质与环境压力如何结合起来影响儿童的发展进程。他们认为，如果孩子的反应方式与环境的要求一致，即达到一种“良好拟合”，那么他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如果孩子的反应与环境的要求不一致，也就是存在“不良拟合”，那么可能导致他适应不良。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儿童出现的行为和情感障碍及其导致的不良亲子关系。
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及感情关系等都会影响到依恋形成的质量。父母和子女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系统之中，父母的一些特征对儿童的依恋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高质量婚姻家庭中，母亲自身的依恋状况对儿童依恋的安全性无明显影响，但是在不良婚姻家庭中，安全型的母亲比不安全型的母亲更可能培养出安全依恋的儿童，因为母亲的安全型依恋弥补了低质量的婚姻的影响。Hedwig等研究养育行为和1岁儿童的依恋形成之间的关系，其实验结果表明：父母的自我弹性（ego-resiliency）、受教育程度，父母的配偶支持度及父母本身的依恋安全性都是抚养行为独立的、显著的解释成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依恋质量。
（三）婴儿的气质特点对依恋类型的影响
托马斯、切斯（1983）基于其一系列的研究指出，在婴儿期，孩子的气质特征（包括“容易型”和“苦难型”）都经常地、强烈地影响着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和行为，使母亲对不同气质特征的孩子反应不同。一般来说，对容易型婴儿，母亲倾向于反应积极、充满抚爱，与他们交往的机会更多，给予他们更多的注意和关注；对于困难型婴儿，母亲则倾向于反应消极、充满厌烦，她们或者因婴儿的过分要求和负担而怨恨、责备甚至惩罚孩子，或者因婴儿的经常性的大声哭闹和反抗而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很难为婴儿提供耐心、积极、循序渐进的指导。这种气质的婴儿形成稳定的依恋时间就比较晚。
婴儿的依恋行为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婴儿自己的气质，在实验中，那些容易教养的儿童通常被归为安全型依恋，难教养的儿童被归为反抗型依恋，行动缓慢的儿童被归为回避型依恋。可见，婴儿的气质类型是影响其依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母婴依恋安全发展的建议
母亲是婴儿自生命之初就与其最亲密的人，也是对婴儿影响最早、经常在他身边照料他、爱护他的人。正因母亲特殊的地位与角色，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教养，主动地接触、观察和了解婴儿的行为，不仅能读懂其生理需要，还能走进幼儿的内心世界，调动与幼儿情感交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母亲在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的同时，要多给婴儿提供情感的温暖，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
首先，母亲要为孩子提供细心、温暖的照顾。婴儿从6～7个月起，逐渐开始与抚养者建立依恋关系，一直到24个月时是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父母要细心发现婴儿发出的各种需求信号，及时满足他们的身心需要。例如，按时给婴儿喂奶，及时更换尿布，此外，母亲还要与婴儿谈话、逗婴儿笑，让幼儿真实体验到被爱的感受及愉快的经历。在母亲有爱的细心照顾下，婴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从而让幼儿对母亲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感。
其次，母亲要真诚地与孩子进行接触和交流。直接、自然地与孩子一起玩，用真切友好的声音对孩子说话或唱歌，并参与到孩子的游戏中。这种交流的习惯与气氛，会使孩子得到一种健康的情感熏陶，从而建立对母亲的信任与亲近感，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互动，形成对母亲的安全依恋。
综上所述，安全型母婴依恋关系的形成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安全型母婴依恋关系也影响到婴儿性格、能力及行为等各个层面，社会各界要重视和改善母婴依恋的质量，这将对婴儿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孟昭兰.依恋研究的新进展[J].心理学动态，2000，2，26-32.
[2]孟昭兰.婴儿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
[3]Cicchetti D，Cummings E M，Greenberg M T，Marvin R S.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Attachment beyond Infancy：Implications for Theory，Measurement，and Research.In：Greenberg，Cicchetti，Cummings ed.Attachment in the Preschool Year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210-315.
[4]许兴建.依恋研究综述.[J]柳州师专学报，2001，12，89-93.
[5]Bowlby，J.AttachmentandLoss.Vol.1：Attachment.London，UK：HogarthPress，1969.
[6]王金良等.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安全型依恋的培养[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8，7-8.
[7]宋海荣，陈国鹏.关于儿童依恋影响因素的述评.心理科学，2003，23（4）：172-173.
[8]庞丽娟.婴儿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9]冯娟娟.2—3岁幼儿依恋、气质特征与母亲依恋关系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5.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7
关键词：高速铁路 路堤稳定 底基沉降
在理论计算和数值模拟分析中，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土体参数，这些参数构成边坡稳定的条件，是影响边坡稳定的因素，如何选用这些参数，对计算结果至关重要。在设计过程中，土体参数大部分是根据现场取样试验测得到或根据手册按照相关规定由经验取得。土体是高边坡稳定的主要研究对象，坡脚和坡面的加固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土体失稳，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用到参数的主要是弹性模量，泊松比，剪胀角，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抗滑桩对于边坡的影响在桩截面一定的情况下主要在于弹性模量的选择，采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分别对这些参数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1、高速铁路工程计算实例
武广客运专线为京广客运专线的南段，途经鄂、湘、粤三省，于2005年6月23日在长沙首先开始动工，2009年12月9日试运行成功，于26日正式运营。全长约1068.8公里，投资总额1166亿元。列车最高运营时速达到300公里，最高试验时速可到394公里，全程票价分两等，在490～780元之间。武广高铁的开通，使得武汉至广州间旅行时间由原来的约11小时缩短到3小时左右，长沙到广州直达仅需2小时。武广高铁成为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武广客运专线在用的是超长钢轨，而非普通的25米钢轨。由于钢材料的体积受温度影响大，即所谓的热胀冷缩，一般情况下采用的是25米规格钢轨，并且在接缝处留有一定的缝隙。这就导致了列车在行驶过程中会由于钢轨接缝而颠簸。而武广客运专线为平均时速260千米每小时的快速客运专线，列车经过时哪怕是0.5厘米的凸起或缝隙都会造成极大的危险。所以武广客运专线在设计时便采用超长无缝钢轨，在适宜温度内施工（如长沙为17～25摄氏度），尽量避免减少温度对钢轨的影响，并且在钢轨下方设置有调节钢轨长度的混凝土块，保证了超长钢轨接缝处变化不超过0.1厘米，从而保证了列车的安全和乘客乘车的舒适性。
2、高速铁路路堤稳定及沉降影响参数优化设计
2.1针对边坡和地基两种路堤稳定主控条件，基于极限平衡分析方法分别建立了路堤边坡和路堤地基稳定分析模型，采用正交设计方法研究了对应计算模型的各影响因素主次顺序并对均质边坡条件下各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地基良好条件下路堤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路堤填料内摩擦角，均质土坡条件下边坡比与内摩擦角、坡高与黏聚力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取值水平不当会影响各因素的敏感性排序；地基软弱及地表倾斜条件下路堤稳定性主要受地基状态控制，地基土强度和地表坡度是影响路堤稳定的主要因素。
2.2采用ABAQUS有限元软件建立了路堤地基一体化有限元计算模型，针对地基良好条件通过正交设计方法分别对路堤沉降和地基沉降影响因素主次顺序进行了分析。路堤沉降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其主要影响因素为路堤填料模量和路堤高度。地基沉降分别采用线弹性和Mohr-Coulomb理想弹塑性两种模型进行计算，基于不同模型的地基沉降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得出的关键影响因素一致，均为地基土模量和路堤高度。
2.3基于低强度地基条件采用Mohr-Coulomb理想弹塑性模型对地基塑性变形进行了分析，随地基强度减小路堤稳定性降低，地基塑性变形增加趋势明显。对不同路堤高度条件下地基塑性变形y与路堤稳定安全系数x间对应关系采用负幂函数y=axb进行了拟合，路堤高度12m、16m、20m对应的a值依次为0.1169、0.1768、0.2951，b值依次为-6.875、-7.008、-7.052。采用正交设计方法分别探讨了软弱地基条件下地基沉降和地基塑性变形的影响因素敏感性大小，地基沉降主要影响因素为路堤高度和地基土模量，地基塑性变形影响因素主次顺序从大到小依次为路堤高度、地基内摩擦角、地基模量、地基黏聚力，四种因素极差值相差不大，均对地基塑性变形有较大影响。
3、高速铁路稳定因素的敏感性分析
3.1设计安全性，指设备的可靠性、可操作性、可维修性等。设备在投入使用的初始阶段，可靠性一般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使用后，由于磨损、老化、生锈等原因，其可靠性会逐渐降低，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必然会发生故障。因此，从安全角度考虑，相关工作人员应充分了解设备的可靠性，保证其得到及时修理或更换。
3.2使用安全性。设备的使用安全性包括设备的运行时间，维护保养情况等。设备运行时间越短，即设备越新，其使用安全性越好；设备维修保养得越好，其使用安全性也越好。影响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的环境因素，包括内部小环境和外部大环境两部分。铁路运输系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是由系统工作人员、系统硬件、组织机构（管理机构、维修机构、运行机构等）、社会经济因素等很多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构成。其内部环境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括内部作业环境和内部社会环境，但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出发，主要考虑内部作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内部作业环境主要包括作业场所的温度、湿度、采光、照明、噪声、振动等。影响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指自然界决定的而且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生态环境。
3.3管理因素：影响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的管理因素较多，主要有安全组织、安全法制、安全教育、安全信息、安全资金等。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概括的来说，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者消除运输事故及由事故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一切控制行为。具体而言，是指参与管理的人员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对系统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或消除事故的目的。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功能，可以使得人、设备、环境等其它要素组成一个协调统一的大系统。从表面上看，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设备、环境，但管理才是最根本和本质的原因，因为其它三个要素都是受"管理"支配，管理对运输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得到体现和说明：管理有助于提高运输系统内"人、设备、环境"的安全性；管理能够协调人、机、环境之间的关系；管理具有优化运输系统的整体安全功能的能力。
4、结束语
针对高速铁路施工区路段的封道形式、大车率、纵坡和限速模式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出了这些因素对通行能力的敏感性程度。高速铁路改扩建施工区情况复杂多变，对施工区技术人员进行交通组织能力要求较高，因此能够通过一定的模拟分析与计算获得相关的影响因素对通行能力敏感性大小，在理论上可以给予技术人员一定程度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李一龙.加强我国高速铁路安全管理的思考[J].科学时代，2011（10）
[2]冯睿为.高速铁路紧急救援系统设置浅谈[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02）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篇8
摘要：安全问题是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前提与保障。研究认为，影响北京奥运会安全的非自然因素要大于自然因素，境外因素要大于境内因素。降低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自然因素，消除非自然因素，建立安全奥运的预警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国与国之间、国内诸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合作互补。
关键词：北京奥运；安全
中图分类号：G81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1-0011-04
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的关键、基石与保障，又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国泰民安的重要目标。更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各种不安全时间的困扰。奥运的安全问题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因社会凝聚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即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虽然奥运会的安全问题未必会导致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肯定会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08年北京奥运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查阅了与现代奥运会安全保卫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近几届奥运会成功举办的经验和教训，为本研究内容的丰富提供了理论来源。
1.2.2 专家问卷法 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与北京安全奥运相关的各种指标，进行相应的分类，形成专家问卷，通过对体育学界、社会学界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30余人)和重点访谈，得出较为权威的意见和结论。
1.2.3 数理统计法 对专家的权威意见运用EXCEL软件进行数理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进行相应的分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奥运安全问题的内容研究 安全科学技术对“安全”的定义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即消除能导致人员伤害、发生疾病和死亡、或者造成设备财产破坏以及危害环境的条件”。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性是安全的隶属性。当危险性低于某种程度时，人们就被认为是安全的。根据安全的定义。本文将奥运会的安全问题归纳为自然因素安全问题与非自然因素安全问题两大类、若干小类进行研究(表1)。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定于2008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周时间。届时，预计将会有世界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等贵宾来京，来自国际奥委会、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28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官员近50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6000名，技术官员2500名，持证媒体人员2200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有近十万名。观众总数将达到几百万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被誉为和谐之旅，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也应该是一场和谐的体育盛会。然而，隐藏在这和谐盛会背后的却有一些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自然的，也有非自然的的。
2.1.1 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中的自然因素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等体育活动中，由于自然因素而造成的的安全问题屡见不鲜。炎热、暴雨、冰雹和地震都有可能影响比赛和破坏安全，1932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由于天气炎热，不少观众中暑晕倒；1964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奥会因天气反常回暖使积雪迅速融化，当局不得不紧急动员军队、学生和居民上山从阴冷处向滑雪场搬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8时45分气温仍然达到33℃，一名波兰官员当场休克并导致死亡，塔吉克斯坦奥委会主席心脏病发作住院，开幕式一周内300多位来宾因中暑病倒；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当天发生3.8级有感地震；200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由于天气炎热有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情况至今让人难以忘怀；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里氏4.5级有感地震均让人感到惊惶。不要忘记的一点是2006年由于台湾海峡地震而使得我国与美国等地的通讯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可喜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人类对于自然、地理、气候等灾害的预报能力日益加强，由于自然因素而导致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安全问题出现的问题日益减少，但也不容忽视。这些因素既有自然的，也有非自然的的。影响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的自然因素主要有：
地震因素。北京地区地震烈度为八度，经常受到周边地区地震波及，而且奥林匹克公园的园址，正好建在一个地质断层带的边缘上。如果奥运会期间北京发生了像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午一样的5级地震，那么我们能够精确地预报出来吗?虽然产生地震的概率非常小，也却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
暴雨、雷电、高温、冰雹等天气因素。8月的北京天气将呈现高温、高湿、雨水多的特点。根据过去30年观象台的气象资料统计，8月起，北京市气温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平均气温24.9℃。其中上旬为25.8℃，中旬24.9℃，下旬24.0℃，气温逐渐降低；虽然8月平均气温低于7月的26.2℃，但8月份的平均空气相对湿度是全年最高的月份，潮湿闷热天气还比较多，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难免会有中暑的危险。
沙尘暴。奥运开会期间不在3月、4月、5月沙尘暴发生的频繁季节，而是在8月份，这样避开了北京沙尘暴频发的季节。在2008年春季，在相同气候条件下，沙尘应该比平常少。理由是通过这些年的生态治理和保护，植被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植被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受沙尘暴影响的概率较少。
2.1.2 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中的非自然因素 与自然因素相反。非自然因素引起的现代体育赛事(奥运会)安全问题则日益突出。除了日益嚣张的国际恐怖活动以外，最常见的是球迷闹事扰乱，此外，还有交通、人为火灾等。恐怖行动除了1972年慕尼黑事件外，还有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生爆炸事件，致使2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另外，2002年5月1日，西甲联赛皇马与巴萨赛前，“埃塔”组织在伯纳乌球场附近的大巴上引爆炸弹。炸伤车上及周边共17人，1h后在不远处又发生连环爆炸，造成及其恶劣影响也属于恐怖事件之一。球迷事件如1964年5月24日秘鲁首都利马的国家体育场因裁判不公引起的球迷骚乱，因出口通道门反锁导致320人被踩死，受伤1200人；2007年罗马与曼联冠军杯比赛时，意大利与英国球迷的斗殴事件。火灾事件如1996年7月16日亚特兰大奥运会萨马兰奇下榻旅馆洗衣房发生火灾，7月19日凌晨2时中国代表团驻地火警误报，此举影响到数名有实力的运动员的发挥。交通、航空事件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航767客机釜山机场坠毁，一百余人遇难，打破中航航空史上的安全金身。 就北京而言，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国家分裂势力等是不愿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不愿看到一届成功的、和谐的奥运会在北京轻而易举的举办，定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阻止奥运会，包括恐怖袭击等，这已从奥运会火炬的全球传递过程中已经看到。虽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令全世界的华人为之愤慨。但同时也为我们善良的国民上了一堂“清醒课”：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尚有许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存在，风平浪静的社会环境下仍然“暗涛汹涌”。在我们以热情、宽容的胸怀欢迎世界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中间也会夹杂着凄风冷雨。
恐怖分子、流氓球迷。尽管奥林匹克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为奥运确立了“以团结、和平与友谊为宗旨；不受国家、地区、民族和宗教的限制”的理想，但奥运会确从未摆脱过政治等的阴影。随着国际局势不安全性的增加、恐怖分子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各种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由人为因素而形成的安全问题已经占到奥运安全问题的绝大部分。而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更使得奥运会沾染了血腥。可以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过去那个其乐融融的奥运盛会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届开始，奥运会被迫穿上了防弹衣、戴上了盔甲，主办方不得不按照打赢一场战争的规模去防范恐怖主义。现代奥运会虽说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却常常被恐怖阴影所笼罩。无论是慕尼黑奥运会、还是亚特兰大奥运会，其恐怖袭击事件足以给北京敲响警钟。同样，球场骚乱事件在现、当代国内外体育比赛中更是屡禁不止。2008年3月发生在新疆南航航班上的汽油瓶事件，2008年5月上海公交车燃烧事件以及胶济铁路的重大事故，在提醒我们，恐怖活动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恐怖分子可能就藏匿在人们身边，民众对于防恐意识必须要加强，防恐措施与手段也必须要采取。
流行性疾病。人们对于几年前中国的SARS、禽流感等流行性传染病大面积爆发仍然记忆犹新，而近期部分省市小儿手足口疾病的流行更是为奥运会期间的流行性疾病防范产生忧虑。流行性疾病对于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而言、对于人口密集的奥运举办城市北京、上海等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故流行性疾病对奥运安全的威胁也是不容小觑。
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安全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商场、旅馆、地铁、体育场和娱乐场等公共场所，意外事故层出不穷。最严重的要数各种火灾、飞机坠毁、火车相撞、房屋坍塌等，其中严重的公共事故往往很出乎意料。现代体育比赛事故的特点之一是：大量人群聚集在体育场馆内，进行或观看体育比赛，一旦发生公共事故，由于缺乏控制及管理，往往会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并使公共灾害事故扩大化。人群拥挤是主要原因。起因则是为骚乱、球场火灾、看台倒塌、球迷斗殴等；公共活动场所，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规模集会及游园活动。1991年9月22日中秋节，山西太原市全国“煤海之光”彩灯展，由于入园观灯人数超过规定人数近10倍，造成游人拥挤叠压事故。使105人丧生；1993年1月13日哈尔滨市旅游城“历险官”在开业前两天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炸死8人，伤数十人；1993年10月3日钱塘江涨潮时，造成59人丧生的观潮惨景；现代高层建筑不断发展，电梯及自动扶梯应用广泛，但由于电梯质量不稳，事故频发，且有一系列恶性事故。据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十大城市发生的电梯致死事故就有
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系统。2007年年初的台湾海峡地震，就使得中美海底光缆传输信号受影响达两周以上，而现在无处不在的电脑病毒、黑客入侵的事件也是对奥运会期间信息传播的一种无形的威胁。
交通、航空。据预测，北京奥运会期间，除日常交通出行和观看奥运赛事外，2008年北京还将成为旅游观光热点。城市交通需求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保障奥运会交通畅通不是一个简单的疏堵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工程。
人为火灾。就火灾来看，解放后50年来北京市火灾发展总态势为：20世纪50年代平均火灾次数700起，60年代年均828起，70年代年均1258起，80年代年均1780起，90年代年均猛增到4 500起。“火患猛于虎”，1950年火灾死亡3人，损失仅17万元；而1997年死亡153人，损失高达1.3亿元。占全国火灾损失的近四分之一。
可以说，往届奥运会和重大国际体育活动曾多次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虽然大多化险为夷，但其严重性足以为后来的大型体育活动敲响警钟。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为了2004年奥运会的安全花费创纪录的15亿美金，动用近7万名警察和士兵以及邀请北约地中海舰队将出动所有舰艇来保卫奥运会安全的行动，占到整个举办奥运会投入的1／5，其费用是悉尼和亚特兰大的5倍和50倍。单单安全保卫这一项经费支出，就很可能改变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夏季奥运会一直赢利的辉煌历史。
2.2 北京奥运的安全举措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研究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因素归结为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两大类，并根据专家意见，对各种安全因素进行相应打分，并统计出各影响因素指标的安全系数，根据影响因素安全系数的大小。给出安全预警举措。和谐奥运，安全第一。按照表3中安全因素系数的由低到高，本文将之分为3个层次进行系统的研究。
由图1可以看出，北京奥运会安全系数大于3.0的因素涉及到国防军事、公安系统和网络系统，都是非自然因素形成；安全系数在2.0～2.9之间的因素涉及到的系统部门最多，有地震、气象、卫生、军事、通讯等，既有自然因素，也有非自然因素；安全系数在3.0以下的多是自然因素，如气象因素。由此可以看出，非自然因素在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说明由自然因素导致的奥运安全问题可以通过自然规律和科技手段进行提前判断和预测。能够减少或杜绝危险的产生；但是非自然因素却因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变得难以把握，对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威胁反而更大。同时，由于国际局势的不安定性，恐怖组织、恐怖事件的存在。网络黑客活动的日益猖獗，又使得境外因素大于境内因素。对于偶发性因素，要做到反应迅速，应对科学、合理，将不安全因素降到最低。尤其要进行举办国与参与国之间、全球奥运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境内与境外合作，赛场内与赛场外合作，举办城市与非举办城市之间的合作。对于自然因素，应该做到早预报、早预防；对于非自然因素，尤其是恶意的极端分子、国家分裂分子，则应予以坚决打击，丝毫不能手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奥运安全的成功举措。
奥运会的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到诸多因素、诸多部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与国之间、国内诸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合作互补，共同对付来自境内外的各种非自然的、自然的因素威胁，以此达到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而言，正是由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和谐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社会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平台，使得社会各阶层、各系统之间的凝聚力在逐步的加强，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规划与整合，人民感到更加的安全，幸福指数无疑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促进社会更加的和谐与稳定(图2)。
3 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