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03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一）劳动力的数量会受到人口老龄化影响

变动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给劳动供给带来严重影响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劳动供给长期的人口总量的规模。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劳动者的个人偏好、以及劳动工资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因为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会大幅度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庞大，也间接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虽然随后几十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增加，但由于在劳动力增长的同时，老龄人口也会持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会被迫下降，2040年将下降到63.32%，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数和比例都会降至该预测期的最低。

随着我国社会整体老龄化程度加深，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也逐渐出趋于老龄化。我国的劳动力按年龄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劳动力为15 ^-29岁，中年劳动力为30-44岁，年长劳动力为45^-59岁。2005年我国青年劳动力是年长劳动力的1. 4倍，到2050年将会降到0. 81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

就目前情况来说，我国老龄化在短期内还不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虽然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已经是在后期阶段，而且我国老龄人口近年来急剧增多，老龄化速度迅速，所以在2015年前后我国将会失去人口红利优势，同时我国劳动力将会逐渐缺乏。一旦劳动力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我国就会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企业就应该重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等原因也让我们认识到劳动力短缺是经济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劳动力人口优势发展社会经济，为老龄化未雨绸缪。

（二）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1.劳动生产力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劳动人口年龄的不断增长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大多数劳动力进入中年或老年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完成工作，不能有效的完成工作任务，更无法适应现在快节奏的生产，最终会导致企业经济受损；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的劳动力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经常生病请假，这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再者，年长的劳动力大多都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们只具备长久的工作经验和技巧，没有时代前沿的知识见解，这将不利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有研究表明，很多举世闻名的天才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取得的，所以青年人才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所以老年劳动力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最终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根据不同方面做不同的分析。

2.劳动力市场受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由于老人的具有不同的个性，擅长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应该对不同老年人从行业、能力和知识水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某些老年人口运用其熟练技术和才能，可以自身独立有效的完成工作任务。这些老年人才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中依然有自己的优势地位。

目前我国低端老年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高端资源却十分短缺，人力资源结构严重不平衡。我国在IT行业、技工、精算、数字媒体等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全国一共有29个专业技术系列中，具有高级职称以上人数只占总人数的5.5%。因为老年人才开发的成本低，效益快，所以我国应该加大对老龄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以缓解我国的人力资源结构矛盾。处理充分利用现在职员工外，也可以对退休老人进行系统的培训，让他们可以社区、街道等岗位上任职。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人口规模乘以个人消费支出是消费规模，老年人口数量和平均老年消费支出乘积就是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老龄化对消费规模的影响主要就是体现在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上。以下以少年儿童消费系数是0. 5，老年人口消费系数是0.8，预测了2000-2065年的消费需求。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00年―2065年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老年人消费需求是11970亿元，2020年达到29724亿元，占总消费的17.2%， 到2040年达到149748亿元，占总消费额的29.8%，到2055年达到327218亿元，占总消费额的36.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00年的时候老年人口消费只占到总消费量的7. 39%，但是到2025年达到了45.89万亿元，占到总消费了的18.0%。

预测结果都说明出老年人口消费需求急剧增长，购买力水平快速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规模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

三、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影响农业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偏远地区的老龄化速度远高与城市老龄化速度，然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会对农业的生产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老化，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导致务农人员急剧减少，而且大多农民的教育水平都较低，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日本和韩国都经历着“三农”问题一一农业空洞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破产化。在我国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根基，只有先有农业的稳定才会有社会稳定的稳定。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对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影响我国第二产业

我国的第二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需要大量的青年劳动力，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在结构性和数量少都很缺乏。现在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都逐渐趋于老龄化，青年劳动人口正在不断减少，大致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老龄化也会造成一定的结构性失业，从而抑制整个产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一般年长的劳动人口都不会愿意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工作岗位和熟悉的地方，因为他们对长期定居区域和长期从事的工种已经习惯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大。这就使劳动力很难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转移，因此阻碍了产业的升级更新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充足的青年劳动力才能使企业顺利的进行大规模调整和升级。但是现阶段很难有足够的青年劳动力，因此重新培训和教育年长劳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重新培训的费用很高，而且由于老龄劳动力自身条件的限制培训效果不佳，因此大多的老龄劳动力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就会面临失业。

3.人口老龄化影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第三产业包含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中国老年产业主要第三产业中的家政服务业、日常生活用品业、卫生健康服务业、保险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和娱乐业、咨询服务业、教育产业、其它特殊产业等十个行业，这十个行业差不多涵盖了今后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老龄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因为知识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可以选择从事不需要很高知识水平的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庭护理，产品生产等。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可以从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如金融、旅游、咨询等。

目前很多跨国公司已经认识到了老年市场的可观性，并且在老年市场上做了相当大的投资，根据老人的需求创造出了大量老年人需要消费产品和服务，占领了大部分市场，获得了客观的收益。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痛也越来越多，所有瑞辉制药有限公司的用于降胆固醇和降血压的药品备受中国老人喜爱，很多的化妆品，手机公司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以前的化妆品几乎都是针对年轻人设计的，现在很多化妆品公司都瞄准了老年消费市场，专门推出了适合老人使用的产品。很多手机公司也根据老人的需求特点推出了各种的老年机。因此应该大力开发老年人消费市场，将老龄化的不利因素转换为有利因素。

四、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和储蓄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影响商业银行储蓄存款

一般来说，个人收入大多都是用于消费和储蓄。劳动人口在工作期间都会将一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为老年做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人口逐渐丧失劳动力，没有收入来源，其老年生活主要就是依靠年轻时的储蓄。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老程度的不断加深，年人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最终会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的大量留出。

老龄化不仅会对银行储蓄产生影响，还会印象社会家庭经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就代表着家庭经济负担的加大。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也逐渐下降，各种医疗费用将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因此下一代为老人需要准备一大笔健康资金，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下一代消费水平和储蓄。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我国在短时期内青年人口的数量不会有显著性变化，也就意味着我国年轻人供养老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必然也会导致家庭储蓄的减少，商业银行个人储蓄也会大幅度缩水。

2.人口老龄化影响商业银行贷款业务

目前，个人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个人贷款业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利润收益。但贷款业务在获利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银行利用此业务获得的利润越多，个人消费额信贷的风险也越大。

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是社会普遍现象。银行的贷款业务也会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尤其当年轻人的父母进入老龄化阶段的过程。2014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已突破2亿人，在2026年将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费用不断增加，子女不仅要承担父母昂贵的医疗费用同时还要负担直接儿女的教育费用，这会给普通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家庭的收支结构，间接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据央行的报告，我国在近期内将逐步进入违约高风险期，因为我国银行贷款业务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非良性贷款。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利率、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家庭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3.老龄化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服务

社会老龄化趋势，使得每个人越来越重视个人理财，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有了发展的空间。通过调查发现，预防性动机是过去人们将收入存进银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因为人们没有更多的投资选择。现在金融行业越来越发展，个人理财方式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人们对于投资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大多数人们都会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各种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收益率，这就促进了理财业的发展。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下降，心理素质也会逐渐弱化容易出现各种消极心理症状，同时会有记忆差、智力衰退、情绪变化大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服务意识。

4.人口老龄化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

老龄化影响资本市场主要是体现在储蓄和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流动上，不同个人或家庭的储蓄状态会随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绝大多数个人或家庭都会在工作稳定并且在工作上取得一定成绩时，才会有足够的储蓄存款，接着随着自身劳动力的逐渐丧失，收入也会逐渐减少甚至没有。

当人们年龄越来越大时，自己的资产组合也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一般都是具有系统性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将会对这种系统性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其相对的价格。

老龄化对资本的影响还体现在国际之间，因为国与国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样，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收益率也会有巨大差异。国际之间的投资的收益率差异就会引起资本的流动。发达国家大多属于年老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年轻性国家，资本都倾向于从年发达的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作人口所占比例会迅速上升，那么这些国家就需要更高的投资率，给这些大量进入劳动年龄的人配置资本。，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老龄化都比较严重，所有这些国家同时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力量。由于我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后期阶段，而且我国的老龄化严重，因此国内投资需求的快速下降，储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将被下降的投资需求所抵消，而储蓄一投资的不平衡（储蓄>投资）将会导致资本的外流。

五、人口老龄化影响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老龄社会中人们对于商业保险产品的需求变化是人口老龄化对商业保险市场的影响之一。我国的保险市场主要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社会保险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其特点是低保障、广覆盖，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求。而商业保险则可以给老人晚年生活带来更有力的保障，商业保险不断市场化，其在社会上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消费需求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同时老年人也越来越希望可以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度过晚年生活。因此大多数老人会选择储蓄养老，在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金。但是到通货通胀的影响无处不在，货币会面临贬值的风险，而商业保险则不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国目前很少有老年人认识到商业保险的优势，说明我国的商业保险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参考文献：

[1]韩淞宇.吉林省延边州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亚研究院，2010.

[2]付娟.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6.

[3]孙雯.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D].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

[4]寇进.空巢老人问题伦理审视[D].衡阳：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12.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2

【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经济影响

一、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1.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国家

我国拥有13亿的人口，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

2.流动人口规模庞大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专家预测，农村劳动力中还有1/3可能转移出来，成为流动人口。

3.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8.06，严重偏离了正常值106。

4.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 或国家)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以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的指标，指的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如果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按照国际老龄化标准来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突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现在我国的退休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仅仅覆盖了少数的国企职工和城市人口，而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陷入了着既不能依靠国家养老，又难以依靠子女养老的两难境地。

2.社会老龄化使得作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劳动人口将相应减少，由此降低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我国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需要供养的退休职工大于在职职员，这就成为企业生产与发展的重大负担。

3.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必然导致人们必须储备更多的资金来应对老年医疗的需要，这样就会降低社会的消费能力。

4.社会老龄化对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国家财政也带来了挑战。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会发觉，养老设施变得越来越缺乏而育儿设施会变得越来越富余。同时全社会的医疗费用也将大大增加，财政就要承受更大的负担。

四、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即由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必须增大税收和财政预算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就会加大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在扩大再生产方面的投资。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中国现阶段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在增加。据专业人士预测，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将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1998年劳动年龄人口7.9亿增加到2020年的9.2亿。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就业难的问题。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因为年长劳动者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人，因此劳动力的老龄化容易给技术更新和行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发展变得十分被动。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老年人与中青年一代人之间在利益分配的矛盾可能会更突出一些。退休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了社会保险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度的提高，在职人员逐渐感觉到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压力过大，于是出现了两代人之间究竟“谁养活谁”的说法，反映了我国当前代际矛盾的特点。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就对储蓄的影响而言，首先由于工作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老年消费人口的大量增加，使社会和个人储蓄能力相对下降。其次，国家、企业和个人增加对养老保险的投入，也可能会减少在职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再次，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总的消费人口增加和个人消费时间延长，因此也可能导致社会储蓄的下降。

就和社会投资的关系而言，老龄化使社会的储蓄出现相对或绝对下降，因此国家或银行的投资必然受到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该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4.人口老龄化为市场发展提供的机遇

（1）老龄化为消费品市场提供的机遇

老年人的消费需要一般体现为保健、实用和方便。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占社会总的消费份额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由于老年人消费的特殊性，因此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也要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老年市场虽然有所启动，但几乎还是一块未被开发的领域。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人口老龄化的后期，有关老年医疗保健的市场将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我国老年市场发展的人口学与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老年人收入偏低，这是制约老年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只有当收入水平到达一定的幅度时，市场才能真正启动。而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提高消费能力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些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和老年市场的形成。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3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3、关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说法。如有关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分析上，很多学者用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条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何利用更加科学的模型和方法来分析我国的这种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积极老龄化

一、引言

从1999年开始中国已经悄然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数量高达9062万人，比例达总人口的7.1%。2011年全国人口最新统计结果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12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35％。国际上通常将年龄在60岁以上人口比例10%以上，或者将年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7%为标准，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龄化标致，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在这个状态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了“未富先老”的状态，这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同时伴随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征，老龄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热切的关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基础上，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

1、对劳动力结构和劳动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从而引起未来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供给不足。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已超过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联合国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2000年已下降到0.93%，到2050年将降到0.42%。21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我国劳动力人口每年将平均减少100多万,这必然对生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对需求及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消费及需求的波动，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从宏观来看，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使得社会总的消费负担变重。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中老年人比例增加会使家庭中劳动人数减少，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家庭内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在总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会促使整个社会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护理及医疗保健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随着生活水平的特高，老年人对旅游、心理咨询、家政服务等消费需求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增加。这些对于现有的消费结构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根据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倾向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年龄阶段为退休而储蓄，储蓄率高，老年阶段则储蓄率降低。从我国现状看，老年人的储蓄率低于整个人口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年龄的提高，储蓄率不断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储蓄率提高，降低总储蓄水平。同时根据经济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则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筹措养老基金，强化储蓄养老，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

4、对财政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养老负担增加明显。1982年我国每100个劳动人口只需负担8个老年人，2000年要负担10.6个老年人，2025年负担18.5个老年人。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9.4，同时，我国退休职工将超过1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达到18万亿人民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0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替位》报告中的测算，我国养老基金中的统筹部分在未来30年里将出现年均1000亿元左右的赤字。然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等问题亟待解决。很多农村居民没有被纳入养老体系，目前养老制度只覆盖了全国15%左右的人口，远远低于世界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这意味着，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压力相对于城镇更为突出，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

三、结论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该研究主题具有长期性的社会意义，同时也颇具有学术价值。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对我们的社会保障能力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进步、人类寿命延长的必然表现。如果重视老龄化问题，积极和主动地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重视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帮助他们改善参与社会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则可能发挥老龄化其正面的积极功能，实现人口老龄化的框架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如冰.《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D].东北亚研究院,2010;5

[2]付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6;4月28日

[3]胡评述.《辽宁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0年4月：2~4,11~12,21~22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5

关键词：社会支持，老年人，家庭居住。机构居住。　分类号B844.4

1　引言

社会支持是指可以为个体所利用的重要外部资源。House等认为。社会支持可分成三大主要范畴：情感支持、认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涵盖表达爱意、尊敬和敬慕；认可支持包括表达同意和认可；工具性支持则包括提供金钱、时间和体力上的帮助。在当前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格外引人重视。

首先，研究者探讨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影响。包括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在减缓老年人机能衰退中的作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社会态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等。例如，宋爱琴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缓冲老年人压力的有害影响，从而有利于身体健康；当发生急性或慢性疾病时，社会支持能帮助老年人面对疾病、参与治疗和维持心理健康。杨平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主效应和缓冲作用：在有轻度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邻居、同事、家人、经济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多朋友、同事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有中度及以上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家人支持和较多安慰支持均能显著地改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Hays等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工具性支持和主观社会支持能帮助老年人抵抗衰退。主观社会支持能缓和抑郁对身体健康的有害影响。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也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态度和生活质量。Sinha等研究了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对老年人社会态度的影响。作者假设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会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结果支持了预期：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交互作用中能降低社会压力、提高老年人的感知控制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作者推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态度有显著的影响。吴小桃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著相关，尤其是主观支持。Rocio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会关系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Kim等通过访谈调查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高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包括提供和接受支持)有着更高的生活质量。Baxt等以农村老年人为样本，调查了人际关系对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大小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社会因素。

其次。研究者探讨了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在很多社会，家庭在提供给老年人社会照料和提供工具和非工具性的支持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社会和其他一些东方社会中尤其如此。成年子女们仍然习惯这样的做法：从自己的经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父母以表示孝敬。除了经济支持外，还给予老年人其他方面的照料，包括帮助老年人洗衣、购物、打扫和做饭――这些都是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给予老年人的典型支持。因此。大多数中国老年人更喜欢与尽可能多的家人住在一起。Litwun和Landau调查了194位75岁以上的老年人，证实了存在着三个独立的社会网络类型：家族、子女和朋友圈。其中家族网络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接着是朋友圈、子女。Stoller发现非正式的支持比正式的支持更有效。大约80％的农村居家照料由非正式支持提供。非正式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照顾起了更显著的作用。这些支持包括亲戚、教堂、朋友和邻居。

再则，研究者还探讨了影响老年人接受社会支持的因素。Spitze和Logan通过问卷调查了成年子女的数量和性别构成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影响随着支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对探访父母的频率有显著影响，女儿和父母有更多的电话联系。Silverstein等调查了成年子女的性别对老年父母社会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女儿提供支持的主要动力是两代间的感情；而儿子提供支持的动力主要是孝顺的责任、遗产的合法化和接触的频率。Houser，Berkman和Bardsley通过访谈和问卷。分析了子女对母亲提供的社会支持程度。结果显示，子女的出生顺序对子女提供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儿更多地完成照料活动和社会服务，提供情感支持；而儿子更多地提供建议和忠告。此外，作为中介变量的认知和人格影响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Ficker以老年病人为被试(这些病人在入院之前一直孤独地生活)。调查了认知和社会支持感知(PSS)的关系。结果显示，和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相比。有疾病的老年人感知的社会支持较低，和朋友接触也较少。这些发现表明认知功能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感知的因素。

Peadin和Schooler的研究显示人格因素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中可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例如。处理资源和处理类型是比较典型的两个人格因素。处理资源指促进人际关系的基本见解和认知能力：处理类型指在处理自己问题时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Andrews和Brown通过采访工薪阶层调查了人格特性对社会支持和抑郁危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生危机时，低自尊和缺乏核心的支持会相应地增加危险。

此外，居住安排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Barrera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是影响社会接触的决定性因素。Wister评估了独居、和配偶一起居住以及和其他人一起居住对非正式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社会接触，居住安排对工具性支持更重要；相对于已婚的老年人，选择独居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寻求友谊。Himes、Jordan和Farkas关于亚洲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加深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亚洲老年人更可能和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这可能是由于存在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孝顺传统。成年子女可提供的支持数量由地理距离、关系亲密度和成年子女经济状况共同决定。总的来说，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从成年子女那里接受了最好的非正式支持，居住在公共机构的老年人接受了相对较差的非正式的支持，而独自居住的老年人接受的是最差的非正式支持。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大都笼统地分析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情况，只有少量的国外研究涉及居住安排(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一直根深蒂固。老年人在家中安享晚年，由成年的子女照顾服侍，是受到普遍接受和支持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即过去四世同堂或三代合居的大家庭不复存在，代之以四个老人、二个成年子女、一个孙子或孙女的倒三角形式家庭结构；另一方面，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子女长大成人后成年子女倾向于独立或在异地工作，同时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养育自己的孩子，对父母的关心和照料“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机构居住成为老年人的一种选择。老年人在机构(敬老院、养老院、老年人日托中心等)居住，日常起居和生活照料有专门的人员帮助，又有年龄相近的老年人可以谈心交流，外出工作的子女可以放心地在外打拼。因此，在现阶段，机构居住已经成为部分老年人的一种选择，但是传统观念的存在或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仍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选择在家居住。那么，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究竟哪种居住方式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社会支持?本研究结合人口统计学因素，拟探讨我国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的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并研究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因素。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宁波市三个社区和三个老年机构中调查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180名。被试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工具主要包括MOS(medical outcomes study)社会支持问卷和自编社会支持问卷。

2.2.1　MOS社会支持问卷

研究采用Sherboume和Stewart编制的“社会支持问卷”测试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该问卷含有20个与社会支持有关的问题，可测试社会支持的四个维度，包括心理支持(有8个问题)、行为支持(有4个问题)、感情支持(有3个问题)和活动支持(有3个问题)；另有一个额外的项目，即有人帮你放松。消除紧张。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试回答当他们需要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这一支持。被试的反应等级分为五级，从“从未得到”至“随时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得分为1－5。得分越高，表明可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此外，在问卷中还包括一个结构性支持项目，即有多少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亲密朋友和亲戚。

该问卷具有稳定的信度和内在的效度。每个问题都与其假定测试的社会支持维度具有高相关：在心理支持维度分量表中，这种相关为0.82－0.90：在行为支持分量表中为0.72－0.87：在感情支持分量表中为0.80－0.86：而在活动支持分量表中为0.87－0.88。

此外，在问卷的内容之前插入了一些有关被试人口统计资料和社会心理因素的问题，如被试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职业状况等。

2.2.2　自编社会支持问卷

参照以往研究，自编了封闭式问卷，主要调查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否得到各类帮助，包括购物帮助、家务帮助、经济帮助、做饭帮助、洗衣帮助、外出帮助、旅游安排等7个维度。“有”记为1，“无”记为2。另外还包括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调查。分为是否有心理疾病、身体疾病和服用药物3个维度。“是”记为1，“否”记为2。

2.3　研究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共发放问卷180份，回收问卷163份，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57份。

采用SPSS12.0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

3.1.1　MOS问卷的结果分析

根据被试在MOS社会支持问卷上的得分，比较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老年人在心理支持、行为支持、感情支持、活动支持四个维度上的社会支持是否有显著区别，结果详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总分和分维度得分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心理支持、行为支持和活动支持方面，机构居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家庭居住老年人：而在感情支持维度上，家庭居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机构居住老年人。

3.1.2　自编问卷的结果分析

根据被试对“自编问卷”中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得到帮助”的自我报告结果，考察了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帮助的七个维度上(购物帮助、家务帮助、经济援助、安排旅行、做饭帮助、外出帮助和洗衣帮助)是否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3。

对表3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的结果表明，机构居住老年人比家庭居住老年人得到更显著的经济援助；但在是否得到购物帮助、家务帮助、安排旅行、做饭帮助、外出帮助和洗衣帮助等维度上，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老年人没有显著差异。

3.1.3　日常生活帮助对社会支持的影响

根据问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测试结果，即被试对“自编社会支持问卷” (在日常生活中能否得到帮助)和“MOS社会支持问卷”的自评结果。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结果详见表4。

对表4数据分别进行t检验的结果表明。能够得到购物帮助、做饭帮助、经济帮助、家务帮助、旅游的安排、外出帮助、洗衣帮助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得到日常帮助的老年人。

3.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比较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水平的关系，结果详见表5。

表5的结果表明，没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而在是否有身体疾病和服用药物方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没有显著区别。

3.3　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因素分析

3.3.1　人口统计学因素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

分析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这四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结果详见表6。

表6结果显示，(1)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女性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高于男性；(2)年龄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不同年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60－64岁的老年人与其他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均存在显著差别(p=0.01)。而其他年龄段之间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差异不显著；(3)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不同教育水平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高中学历的老年人和其他学历的老年人之间有显著差异(p=0.01)，而其他学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4)职业状况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不同职业状况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正在工作的老年人接受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已退休和失业老年人的社会支持(p=0.01)，而已退休和失业老年人之

间的社会支持没有显著差异。

3.3.2　社会网络大小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

分析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健在兄弟姐妹数量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结果详见表7。

根据表7结果可得，(1)婚姻状况对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已婚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离异、配偶已故和独身老年人的社会支持(p=0.01)；而离异、配偶已故和独身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2)子女数量、健在姐妹的数量、健在兄弟的数量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不同子女数目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有3个子女的老年人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只有2个、1个和0个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p=0.01)。而其他子女个数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有3个健在姐妹的老年人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只有2个、1个和0个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p=0.01)；而其他姐妹个数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有3个健在兄弟的老年人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只有2个、1个和0个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p=0.01)；而其他兄弟个数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4　讨论与建议

4.1　居住安排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发现，机构居住和家庭居住的老年人在MOS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心理支持、行为支持、活动支持的社会支持维度上，机构居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优于家庭居住老年人。这可以从宁波等沿海地区养老机构的条件现状得到解释。一般的养老机构房间硬件较齐全(有电视、空调、衣柜、热水器等)；就餐品种多样化。包伙与个人自选相结合；在医疗保障上有内设的医务室；在文体活动上，有可供的室、健身器材、书法、绘画、图书阅览室等；在管理上，制度较齐全，工作人员素质较高。机构居住的老年人有一个相对稳定可信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彼此熟悉，彼此信任，彼此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有一个稳定的机构照料系统。有专门的人员照料；在活动方面更加充实和丰富。和机构中其他的老年人有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生活背景。而家庭居住的老年人的人际交往相对来说比较松散与不固定，在家里除了亲人以外真正可以依靠的人很少，相对孤单一些。

在感情支持维度上。家庭居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优于机构居住的老年人，这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华传统上，老年人更倾向于和孩子居住在一起，特别是长子。老年人与家人合居的一个共同原因是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主要指更少担心照料日常生活(例如疾病和紧急情况)。家庭居住的老年人对来自家庭和子女的照料和支持感到高兴和幸福，和家人交流感情的空间与时间更方便，更温馨。所以在情感支持维度上家庭居住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优于机构居住的老年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对于家庭居住的老年人，应该着重扩大老年人的人际交往圈，丰富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提供日常的生活帮助等；而对于机构居住的老年人，更应该强调机构的人性化。从心理慰藉的角度满足老年人的感情需要。

4.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老龄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才能让老年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其心理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心理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心理问题有诸多方面，如离退休综合症、人际关系疏远而致使有些老年人出现失落感、自卑感；生理功能减退，行动不便、力不从心等使有些老年人产生焦虑、疑病；空巢综合症、家庭环境改变使老年人孤独、寂寞。忧郁等等。久而久之，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会诱发多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等。

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主效应和缓冲作用：在有轻度的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邻居、同事、家人、经济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在本研究结果中得到了验证：即有心理疾病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显著少于没有心理疾病的老年人。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5　结论

家庭居住和机构居住的老年人在MOS社会支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心理支持、行为支持和活动支持维度上，机构居住的老年人明显高于家庭居住的老年人；而在感情支持维度上，家庭居住老年人显著高于机构居住老年人。

通过分析人口统计变量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健在兄弟姐妹数量，日常生活中能否得到帮助等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具有显著影响。

得到购物帮助、做饭帮助、经济帮助、家务帮助、旅游的安排、外出帮助、洗衣帮助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得到日常帮助的老年人。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6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是确定和直接的。各国的经验表明,退休职工的人均医疗费用一般是在职职工的3~4 倍以上。而且,许多75 岁或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逐步丧失自理能力,需要长期护理服务和相应的资金来源。这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财政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现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还没有被任何可靠的医疗保险覆盖。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卫生服务体制的公平性(医疗保险覆盖面、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 和效率(加强医疗服务的成本制约、提高医疗成本的有效性) 提出了严峻挑战。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7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可持续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水平、人口因素等，特别是在我国人口因素问题是不容忽视，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约束影响作用更加明显。人口指标主要从为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两方面。目前我国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第6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年平均增长率仅0.57%。再者，人口结构变动才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因素中越来越重要的特点。人口结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引发了学者关注。

二、人口结构变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的影响因素分析

1、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不同年龄或者年龄组成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如果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即属于老年型国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下：

图1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已达到8.9%的高值，可见，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老龄化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兴起的原因。各国纷纷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学者从国外的经验出发来分析国外老龄化背景下政府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以期对我国产生启示借鉴来看，学者张东兰（2006）以德国的数据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促使人口年龄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黄元元，王晓燕（2008）分析了韩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在人口结构变化的作用下，政府要采取建立统一明确的指导思想、积极稳步发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社会保障法律建设、体现褒扬与惩罚机制等措施。李中义（2009）从日本的经验出发，指出我国应当尽早建立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创新性的提出将农村社会保障与农业政策相结合，采用基金积累制模式。王琼，曾国安（2011）则通过对英国政策选择研究来提出对我国启示，英国解决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国家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等问题时强调用促进就业的角度：比如消除就业歧视、提升劳动技能、帮助劳动者延长劳动年限等等。程宝良，胡宜（2012）在老老龄化背景下，以福利主义理论来分析了社会养老模式可能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增进老年人福利方面存在问题，我国应采取针对措施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

老龄化还导致家庭结构变化从而养老方式变迁。著郑功成他认为居家养老方式既包含了家庭内部的扶植，又包含了邻里之间的扶植。政府需要在规划和财政投入两方面出钱出力。

2、城乡地区人口分布变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一直以来总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了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上升。从2007年开始的数据为例：2007年末，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4.9%，2009年、2011为46.6%、51.27%。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人口城乡上更为突出。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突出。我国东西部二元化和统筹层次低使流动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到养老金的待遇，把这些养老金红利留给了当地造成了更大的地区差异，由于发达地区既得利益，全国统筹的改革难以实施，阻碍社保发展造成更大的贫富不均和不公平。

3、出生性别比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对象是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中国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关注。联合国认定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其他值域为异常。我国从64年至今都高于102，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依旧失衡严重高达117.78。

当前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政策都未考虑性别比.吴丹（2011）主张政府应使保障制度性别主流化.他认为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决策层中女性的缺席；男女两性收入的差异；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受到的就业歧视。因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将性别加以区分，不过，这一区分是否又是另一种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

三、结论

老年化对社会的影响篇8

（一）定义界定

郑功成认为，农民工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据此，本文界定的农民工是拥有农村户籍，在法律上享有农民的权利并承担农民的义务，却不以农业收入为主，外出城镇务工的人员。按照中国《劳动法》的规定，16岁以下的人是童工。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工作了。所以，根据调查问卷的设计情况，本文的青壮年农民工是指16~45岁（含16岁和45岁）的农民工。

青壮年农民工是高活力的群体，其工作变动相当频繁。因此，他们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持续性问题一直是实施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所以，本文以青壮年农民工为对象，通过分析微观因素对他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各影响因素。

（二）研究过程及手段

本文的分析基于2004年对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的一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在重庆市9个主城区（渝中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南岸区、江北区、渝北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和巴南区）务工的农民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50份，回收1106份，有效问卷为1083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7.9％。其中，符合本文界定的青壮年农民工的问卷有954份。本文主要是对这954份青壮年农民工的问卷进行处理，使用SPSS12.0软件分析调查数据。具体方法为：第一，以调查资料为依据，在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的具体状况；第二，运用双变量Logistic回归来拟合模型，寻求与青壮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倾向相关的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进一步探寻影响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中观、微观原因。

二、变量设定与测量

（一）因变量：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倾向

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倾向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一种自愿参与意愿。笔者以它作为因变量，进而从中观、微观方面来讨论影响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各种因素。在调查中，当问到“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可以自由地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你会做出哪种选择”时，样本中有51.8％的人选择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有43.4％的人选择不参与，另有4.8％的人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农民工在是否参与养老保险问题上的选择，故在模型中只选择那些表示明确意愿的样本。

（二）自变量的设定与测量

对青壮年农民工来说，影响其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就一般的影响因素而言，它们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的、中间层面的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层面的因素指那些与社会的发展、变动有关的影响因素。它们对整个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都会产生影响，是影响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共同因素，例如，社会进步的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等等。中间层面的因素主要指与个人所属的群体、组织有关的因素，例如，工作单位的福利待遇等。个人层面的因素主要指个人的素质和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等。中间层面的因素与个人层面的因素都与特定的具体青壮年农民工相联系，因而可以看作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因素。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研究主要探讨中间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即探寻与单位和员工自身有关的因素对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倾向的影响。具体所选变量的测量和赋值如同表1(略)所示。（三）实证模型的设定基于前面的描述和分析，本文将影响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行为意愿（以下简称为“参与意愿”）的微观因素设定为7个（见表1(略)）。其中，对2个虚拟变量，本文用XD表示性别，HD表示婚姻状况。

同时，建立含有2个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

Y=β0+β1XD+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HD+μi（1）

（1）式中，Y为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Xi为各定序自变量，βi为待估参数，μi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

三、研究假说

结合以上分析，根据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各中观、微观影响因素的不同特点，笔者对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各个影响因素做出以下研究假说：

第一，性别。性别的差异会造成人的性格、对事物的认识等的差异。所以，笔者认为，青壮年农民工的性别会对其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一般来说，男性由于整体上性格粗犷，眼光相对长远，所以，他们比女性更倾向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

第二，年龄。由于养老保险的专项功能，一般来说，年龄稍大的人考虑得更多，因而他们的需求和参与意愿也较年龄较小的人更为强烈。

第三，学历。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人的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受教育水平关系到个人素质的高低以及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因此，笔者假定，青壮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其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个人特征：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知感越强，他们就会越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在本文中，受教育水平直接以学历来量化。

第四，进城时间。农民工进城后，他们所接触的生活环境以及由这种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文化氛围等客观环境与他们在家乡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对于青壮年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的适应性、接受能力都很强，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讲，农民工进城时间越长，他们的这种接受倾向也越强。所以，进城时间越长，青壮年农民工越倾向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

第五，单位性质。从目前的机制来看，公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状况与其所在单位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国有、集体等公有制性质单位的人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更规范，劳动者的参与性也更强。所以，假定公有制单位的青壮年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性更强。

第六，月均收入。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涉及交纳保险费的问题，所以，个人收入水平应该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养老保险的主要微观因素。人们的收入越高，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也会越多，则人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会越大。

第七，婚姻状况。对青壮年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婚姻状况不同，他们对生活的稳定性的追求也存在养异。结了婚的人因为有家庭的牵挂，一般更倾向于追求稳定的生活，这就使得他们更具有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和意愿。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文献、专业知识和问卷调查所获得数据情况，本文选择了性别、年龄、学历、进城时间、单位性质、月均收入和婚姻状况等7个因素为自变量，以是否选择参与社会养老保险（0，1）为结果变量，在选入变量标准α=0.05和剔除标准α=0.10的水平上，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同时，用发生比率OR（OddsRatio）解释了模型中的变量。发生比率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即Exp（B），它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或者相对于参照类而言，发生比的变化。结果是，进入模型的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单位性质和月均收入共5个变量。回归方程经检验，模型有统计学意义（χ2=59.321，P=0．000），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略)。

（二）对结果的讨论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青壮年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的主要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第一，性别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因素。性别的统计检验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的符号为正。这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的青壮年农民工更倾向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青壮年农民工为男性时，其参与养老保险的发生比率为161.6％，这表明，男性青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的发生比比女性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上升了61．6％。这与笔者前面的研究假说是一致的。

第二，年龄也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因素。但是，在笔者定义的青壮年年龄段中，只有20~30岁这一年龄段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的年龄是影响他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负面因素，其参与的发生比率只有参照类年龄段的57．5％。

第三，学历的高低会显著地影响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学历的统计检验在5％的水平上显著的只有初中、高中／中专这两种情况，其系数符号均为负。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学历也是青壮年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消极影响因素，不过，随着学历的增加，其影响的程度逐渐减小，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发生比率由39.5％升至49.9％。

第四，单位性质对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入选因素中影响系数最大。其影响系数均为-1左右，也就是说，单位性质对于青壮年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具有负面作用，与国有单位相比，其他各种不同的单位之间这种负面作用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第五，月均收入是与笔者的研究假说相差最大的一个微观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只有月收入在400~600元这一阶段，才对青壮年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同样为一种消极的影响，因为其作用系数为-0.721。在此，笔者给出以下的解释：首先，当青壮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小于400元时，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只能维持其基本生活，没有多余的资金用来交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所以，这一层次的青壮年农民工基本上都完全没有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其次，当青壮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大于600元时，他们的生活相对较为宽裕，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养老保障较为自信，所以，收入水平在这一层次的人对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故这两类人的收入都没有对他们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影响力。

（三）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在对青壮年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具有15.2％的解释能力的微观影响因素中（鉴于本文只对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R2＝0.152表明这些因素仍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除性别外，其余各因素均表现出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即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从青壮年农民工本身的微观因素来说，青壮年农民工大体上都是不倾向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青壮年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表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青壮年农民工都不太相信社会养老保险，有的甚至认为它是骗人的。造成这种不信任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完善，制度不够规范。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存在缺口，例如，受户口、各种证件及费用、职业的高流动性及劳动就业合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基本上还没有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内。偶尔有发达地区先行，但社会养老保险的操作也是极不规范的，没能及时保障农民工的自身利益。其次，农民工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差，因此，他们极易受到因不规范操作给社会养老保险带来的损害的影响，从而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抵制情绪。

其二，青壮年农民工的经济能力有限。通过调查发现，青壮年农民工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自己未来的养老。他们出来打工的目的就是挣钱救急，例如，小孩上学、看病、盖房子、添农具等。所以，他们根本还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为自己的养老投资。

另外，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法律知识贫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差以及经济行为的短期性等都是青壮年农民工不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原因。

五、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青壮年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与意识不强。在对青壮年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具有15.2％的解释能力的微观影响因素中，除性别外，其余各因素均表现出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即在其他影响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从青壮年农民工本身的微观因素来说，青壮年农民工大体上都不倾向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

第二，政府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政府如果想要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解决好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必须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同时，针对影响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的现状，开展针对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宣传活动。只有农民工的主动性增强了，他们才会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双方互动机制，把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