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范文
时间：2023-12-26 17:34:38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1
一、经济利益冲突的成因及具体表现
自有文字形成以后到现代媒体技术出现之前，无论载体形式如何变化，人们都是通过直观方式获取信息，档案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随着缩微技术和音像制品的出现，人们需要借助仪器设备读取信息，档案工作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机读档案相应而生，但其仍属于辅助部分，并未给档案工作带来根本性变革。在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中，利用者的借阅、使用、复制等行为都要同档案机构发生直接关系，在支付作者报酬、支付服务费用等方面可以遵循既定的操作规则，达到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合法利益的目的。
信息化的发展使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作中产生的大量信息，以数字化的编码、程序化的数据库、电子化的信号等形式存在，档案工作相应建立起数字、电子、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一方面要建立全新的现代化档案工作模式，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档案成果，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这就必然带来社会各主体利益的分化与冲突。在分化过程中，由于我国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建设相对较慢，社会治理机制难以适应处置各种利益矛盾，使矛盾和冲突构成了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这种矛盾凸显在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
（一）对于原始档案信息形成者来说。作为原始知识创造者，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使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智力成果被非法传播和使用，作品未经许可便被制成多媒体、数据库，被传播机构非法复制，使他们的无形资产得不到恰当的保护。数字化档案的特点是知识密集性，在进行有偿服务和价值认定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有形商品计价原则，他们的权益将会受到损害。档案信息包含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利用者通过这些成果转化成增值产品后，其经济效益就会大大增加，但原始档案信息形成者却没有应得的利益。
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作为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公民或社会组织，在自身和知识产权被他人利用时，都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档案信息化而言，因档案信息产品而产生的经济效益更多地落在信息传播者和加工者，甚至是参与者的手中，原始档案信息形成者的经济利益实际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原始档案信息的形成者也逐步开始认识并开始争取自身应得的经济利益，这是档案工作信息化中知识产权利益关系方面出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
（二）在档案工作者这一方面。在信息化工作中，档案工作者承担着信息整理、传播等具体的职责，发挥着档案信息由管理到开发利用，由具有价值到实现价值的纽带作用。档案工作者涉及的知识产权的利益关系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开发、编排档案信息过程中与档案形成者之间就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发生的利益关系；二是在档案信息化工作中，以网络、数字等形式提供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中与利用者之间就知识产权问题而发生的利益关系。
作为工作的职责，档案工作者有义务加快信息化进程，促进信息资源的流动，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但要面对信息化进程中知识产权认定和处理与原始档案信息形成者的经济关系的难题。网络空间是一种只能感知的存在，在网络的空间里没有中心，没有集权，利用者使用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特点造成了档案工作者不能成为有效控制和管理档案信息的实际困难，使档案利用者的行为无法得到认定，也很难追究其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档案工作者在信息化过程中进行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同样享有知识产权，但是传统的档案管理思维方式常把这种智力劳动单纯地视为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所属，很少重视档案工作者应当享有的经济报酬，档案工作者积极性无法调动，其工作进展与信息化要求相差甚远。
（三）对于档案利用者来说。利用者需要的是健全的社会信息服务体系，尤其在利用档案信息进行文化学习、科学研究等目的时，认为除设备配置、上级网收费之外，不应当再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使用原始成果进行再生产的利用者们，反对对档案信息的利用进行严格的限制，以使他们能合法地利用现有的资料、数据和成果进行信息增值生产。同时，由于他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成败风险，所以在投资趋向上更乐于减少成本投入，结果是回避知识产权中的经济关系，大量使用不可控制的网络资源，引发实际问题；对于成功的信息增值生产者来说，新的产品信息，一旦形成档案并纳入信息化的系统，他们的身份就转变成为了产品作者，要反过来维护知识产权，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档案工作信息化目的虽然是为了完善社会网络服务体系，实现国家信息化的总体目标，但在使用网络资源尤其是档案这种特殊的信息资源的时候，档案利用者使用非常规或不正当的使用方法，包括：引用和复制档案信息内容且侵犯了档案形成者应得利益所造成的与档案形成者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不恰当传播或使用档案工作者提供的档案信息造成的与档案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产权利益关系问题等。
二、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立统一关系
综上所述可见，在档案工作信息化和知识产权保护中，档案信息的形成者、工作者、利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关系，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档案开发和提供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服务。而保护知识产权对属于知识产权的档案利用范围、程度和时间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和矛盾。现实中保护知识产权在某一程度上制约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范围，影响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时间，但保护知识产权又促进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一方面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发挥科技的先导作用，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有利于开展科技的协作，使人们在一个公平、合法、有序的法律保障条件下共享人类的财富；另一方面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赋予产权人一定的义务，即将成果运用于实践之中，使之产生社会效益的义务，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这是引发知识产权经济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因。知识产权代表的是个体利益，是私权的一种，参与文化活动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权的一部分。在积极推进档案工作信息化的进程中，信息拥有与使用中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赋予档案所有者公布档案的权利和限制利用的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但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必然会影响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影响社会公众获取档案信息的正当权利。因而《档案法》第19条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第20条规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在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档案所有者的义务，既保障他们享有的知识产权，又防止了不正当的知识垄断，使得档案信息能广泛传播，充分发挥其效益。
三、完善平衡机制，协调档案工作信息化中的经济利益
《档案法》对档案的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尊重档案所有者的权利，保护其不受侵犯，但也对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滥用权利，形成对公众和国家利益的损害。我们完全赞同知识产权以保护作者利益为核心，但切不可忘记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对作者的报偿，而且是对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激励。所以，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获取之间合理的经济的平衡机制，是解决好上述问题的关键。因而，应采取必要的方式协调、规范各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应是档案工作信息化进程必须维系的基本原则。公共利益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档案工作信息化中，应明确区分公共信息和有偿信息，并在网上公布时予以标明。对属于公开、公众的尤其是具有明显社会和经济效益，能够促进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成果，要无偿地提供给广大利用者，不能设置附加的收费协议或收费程序，侵犯公众的合法利益。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为了保障国家知识安全、维护档案的完整，必要时，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报酬或补偿使档案所有者放弃部分权利。对拥有知识产权的档案信息，要核定有偿使用的标准，明晰各方的经济责任和义务，设置相应的计费、付费和审计程序，保证公平合理的经济运行秩序。为了激励社会文化的发展，要明确授予社会公众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利。在档案事业领域，无论是原始档案作者还是档案工作者，产生的凡是属于知识产权保护范畴的智力劳动成果，都应当明确其知识产权应有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要赋予他们监控和跟踪知识产品的权利、自主使用或享有产品利益的权利、参与信息化管理的权利、消费或根据使用流量获取报酬的权利等。
（二）发挥档案部门的宣传教育作用，引导各方共同维护经济关系的平衡。在这个环节中，档案部门担当着协调原始档案形成者与利用者关系的重要角色，其运行状态与效率直接影响到工作目标是否可以实现。档案部门要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在公众中树立起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一种不同利益团体所认可的良性的利益平衡关系。同时，让利用者认识到实现当前知识产权者的利益，可能就是在维护今后自己产生的智力成果的利益。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2
（一）档案知识产权的法律认定。在档案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档案信息不可避免的将会以数字形式存储或展现在信息网络中，并且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使得网络用户能够充分发掘和自由利用社会共有信息资源，并且信息化手段的发展和丰富，也使得数字档案信息被利用的模式多元化，这必然要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高校档案信息作为档案作者的智力成果，理应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现实中的档案管理工作，现有档案在信息化建设中未经作者同意进行加工，或者作者过于滥用保护权利，都会造成档案信息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对现有档案进行知识产权的法律认定。此外，档案信息的数字化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始档案知识产权的法律认定，二是档案加工或管理工作者所享有的知识产权的法律认定，三是档案信息化建设平台或软件系统的知识产权法律认定。
（二）档案形成者、工作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高校档案管理及信息化建设中，档案权力者往往设计到两个方面，一是档案的创造者，而是档案的数字化建设者，二者对档案信息具有智力劳动成果，并且以现在的档案利用形式而言，数字化与信息化是档案利用产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档案的最初作者为档案创建了价值，使高校档案具有了价值，而这个价值的实现，以及价值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转化则需要档案管理者、开发者、信息化建设者来完成，这就使得档案的作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了利益关系，因此档案原始作者与档案信息化建设者二者利益的法律确定将影响档案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使得高校档案利用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一些不当操作容易引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比如不当传播、复制、引用等。
（三）高新技术应用类档案的知识产权问题。高校档案数字化建设及信息化管理模式下，档案信息在网络环境下的复制而产生的二次效益不易被认定，容易引发复制品、复制行为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数字信息数据库保护问题上，数据库开发者与档案建设者之间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认定，另外一个数据库中设计多个档案信息或者存在档案信息的交叉融合现象，这种状况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高校档案数字化建设后，有关网络传播、网络出版、网络编辑等形式的档案信息缺乏准确的知识产权法律认定。
二、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在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中，应以我国宪法为根本依据，确保档案权利人的相关权利，并针对网络特点制定包含网络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借鉴《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法律体系，以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相关法规、决定、命令、指示、章程等为法律参照，完善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法律制度。以法律手段保护高校档案的知识产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确立法制化建设的目标，鼓励知识创造，突出体现社会化利用与提高科技水平的目的，明确基本法律的强制性与社会公德的引导性；第二，明确高校档案创作者、所有者、数字化建设者、管理者、利用者等知识产权相关者的具体权利义务；第三，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赋予高校档案管理机构行政权利。
（二）经济制度的协调机制与维护。高校档案管理及利用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可针对这一特征建立相应的经济制度，实现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服务性与经济性的统一。根据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市场需求特性，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应充分体现档案信息服务的公共服务性，体现互联网共享的特征，通过市场化运作来实现知识产权的利益性。此外，针对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中涉及到的相关权利人，即原创作者、信息化建设者、档案管理者、档案经营者等，要建立规范各方利益关系的经济制度。此外，结合市场经济特性，建立经济平衡机制，协调档案工作信息化中知识产权中的利益问题。
（三）档案数字化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在高校档案数字化建设与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关于档案信息收集、编排工作是为了实现数字化改造而进行的，档案工作者要对其潜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要考虑到档案信息的价值，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与价值标准进行归纳与整理。对于某些档案信息的直接数字化转换或信息化转换工作，可参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相关复制、复印、印刷、录音、影像等规定，制定相应的档案数字化转换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此外，高校档案数字化建设中数据库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是编研数据库还是全息数据库，都能体现数据库建设者的独创性智力成果，应享有相关知识产权。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中的网站资源建设、域名等都应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3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像钢铁一样硬”
2004年，中国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组长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2004年8月至2005年底，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主要目的是加大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有效遏制各种侵权行为，增强全社会的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在进行专项行动的同时，政府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工作。从2004年开始，中国将每年4月20日至26日确定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在全社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增长，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也不断强化，对此，总理提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像钢铁一样硬，而不像豆腐一样软”。2006年是快速发展的一年，知识产权在中国各项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历史性提升，而这与中国政府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按照《2006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国家保知工作组在全国50个城市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并启用了统一的“12312”举报投诉服务电话。截至去年底，共接收举报、投诉1288件，提供咨询服务2万多起。
软件正版化工作深入推进。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版权局、商务部颁布规定，要求在国内生产和销售的计算机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国家版权局会同八个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实施方案》。
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先后开展了“阳光行动”、“蓝天展会行动”、“山鹰二号行动”、“反盗版百日行动”等七个专项打击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836件，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988人；专利、海关、工商等部门受理和查处知识产权案件17243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人民币。
继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联合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高检院、公安、版权、工商、海关公布了加速行政执法向刑事执法移送的四个规定。
知识产权立法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国务院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明确了录音录像制品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完成了涉及不正当竞争、植物新品种、权利冲突、音乐电视纠纷案件的四个司法解释的拟定工作，其中两项已于今年年初出台。有关部门还制定或修订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总担保办法》、《专利审查指南》、《商标审查标准》和《商标审理标准》等部门规章。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工作力度继续加强。全国海关共查获各类进出口侵权货物案件2473件，涉及侵权货物数量近2亿件，案值超过2亿元人民币。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库内新增知识产权备案近2000件，比上年增长近50%。截至2006年底，有效备案数量达到9917件。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形势喜人
1996年9月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成为第一个地方专利保护方面的法规。在全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浪潮中，广东省也加快步伐，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道路上越走越好。2006年，广东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商标注册量都再创新高，连续12年保持全国首位。同时，法院、公安、海关等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部门加强了对专利、商标、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有效地维护了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有力地支撑了创新型广东建设，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发展。
2006年，广东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90886件和43516件，同比增长25.85%和17.95%，分别占国内的19.32%和19.4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1351件，同比增长65.7%，占国内的17.5%。广东省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连续12年位居国内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位居国内第一。全省专利申请的结构趋于合理，专利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广东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也持续快速增长。截至去年11月，注册商标已逾35万件。省工商系统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去年新增驰名商标29件，为历年之最，使广东省驰名商标总数增至84件，跃居全国首位。省工商局积极稳妥地开展著名商标培育认定工作，8月以来共受理广东省著名商标认定申请432件，延续认定申请265件，合计697件，比上年增长了36.9%。
在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方面，广东省深化了与港澳及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的合作。截至2006年底，粤港知识产权合作已形成定期会议与项目合作相结合的机制，两地知识产权部门已召开五次专责小组会议，开展了2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的“正版正货”承诺活动、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系列研讨会等等，已成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的品牌。同时，广东海关利用与香港、澳门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举行双边联合执法行动，查获侵权案件近30宗，开展案件协查30余宗，有效打击了跨境侵权行为。此外，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自2004年正式启动以来，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力度持续加强，合作效果愈加显著。截至2006年底，已成功召开三届知识产权合作联席会议、两届知识产权合作论坛，开展了17个合作项目。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现已成为全国首个知识产权领域的跨部门、跨地区的联络、协作、服务和工作平台，强化了全区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助于推进全区域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促进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去年，省政府正式发文成立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印发了《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至2007）实施方案》。经省政府同意，省整规办成立了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督办和行政执法责任制。中心自成立至2006年底共受理知识产权举报投诉18件，共办结17件，办结率达95％。同时，省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各成员单位及各有关单位加强沟通与协作，推进全省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省知识产权局与省公安厅联合设立了知识产权执法联络室。省工商局积极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逐步建立商标专用权跨部门保护机制。广东海关继续加强与公安、专利、工商、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部门的合作，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效能。
2007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规划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专利申请量达到100万件用了15年时间，从100万件到200万件，用了四年时间，而从200万件到300万件只用了两年时间。“创新成果的增加再次印证了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
为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2007年4月1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了《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具体措施从去年的160项增加到276项。根据这一计划，中国今年将在立法、执法、审判、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在立法方面，将起草、制定、修订14个涉及商标、版权、专利和海关保护的法律法规，出台七个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法律法规保障；
――在执法方面，将开展“反盗版天天行动”、“打击盗版教材教辅专项行动”、“蓝天会展行动”等14个专项整治行动，计划对全国范围内的音像书籍盗版、网络侵权、商标侵权，以及流通领域特别是中外知名的商品批发零售市场的假货等范围广、影响大的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给予严厉打击；
――在审判工作方面，将采取8项措施，保障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创造活力；――在机制建设方面，将采取建立高效的执法协调机制，完善、规范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等八个方面、46项具体措施……
中国还将于今年内正式公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邓军对此表示：“这一战略的出台，将对推动中国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发挥有力的指导作用。”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将不断加强，各种侵权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打击。
作为一个最大和最富有朝气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已经被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也备受世界的关注。加入WTO后，中国将在更深层次参加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只有加大自主开发知识产权力度，加快制度建设，尽快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中国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相关链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大事记
1982年、1984年、1986年、1990年、1993年，我国商标法、专利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先后颁布施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建立。
1978年、1980年、1985年，商标局、专利局、版权局先后成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体系渐趋完善。
1992年，《专利条例》颁布实施，同年开始举行专利人资格考试。
1993年、1994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华商标协会相继成立，知识产权行业协会组织逐步走向完善。
1994年6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7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通知》。
1992年1月17日与1995年2月26日，中美两国政府两次签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2003年起，中美双方每年举行一次知识产权圆桌会议，就有关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1996年9月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成为第一个地方专利保护方面的法规。随后，四川、湖北、山东、辽宁、安徽、山西、浙江、广西、河南、福建以及厦门等地相继颁布实施专利保护条例。
199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指导监督全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1980年6月3日，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项下的义务。这是标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国际接轨的两座里程碑。此外，多年来，中国还相继加入了10多个国际公约、条约、协定或议定书。
2000年9月16日，全国商标人资格考试在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沈阳、杭州六考区同时举行，这是首次面向全社会的商标人资格考试。
2004年8月，由吴仪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成立，大力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统筹协调。
2004年8月至2005年底，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4
关键词：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宁波
中图分类号：F7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3－0059－07
出口商品中大量侵权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关注的焦点和欧美等国对我施压的重点，甚至诉诸WTO。一些国家已经将来自中国的商品作为其海关查验的重点，造成中国商品通关时间延长，贸易成本增加，对我国整体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毁坏了我国和我国企业的国际形象，阻碍出口名牌战略的实施，严重威胁着我国传统商品在国外市场的占有率。依法实施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是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概况
自1995年起，海关开始在进出境环节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实施保护。自2001年我国人世以来，海关查获的以货运渠道侵权为主的案件数量每年都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尤其是近两年，海关查获的侵权货物增长更为迅猛，2009年全国海关共扣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货物65192批，价值3.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5％和23.3％。2009年查获案件的迅猛增长，除了货运渠道侵权案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外，主要是行邮渠道小案值、多批次案件飞速增长所造成。
海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两种执法模式。主动保护指海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主动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被动保护指由知识产权权利人(主要是商标注册人、专利权人或著作权人)向海关提出申请，海关依照其申请对其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在海关查处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是在事先没有权利人的申请或者举报的情况下由海关主动查获的，而且绝大多数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出口货物案件。
海关在进出境环节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维护了正常的进出口秩序。海关通过发挥其进出口监管职能，能够做到及时制止侵权货物的进出口，有效遏制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活动，维护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秩序；
(2)维护我国出口产品的声誉。由于受假冒侵权货物的影响，我国出口商品的声誉遭到严重的破坏，传统市场不断萎缩。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海关在出口环节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阻止假冒我国传统名牌产品混入国际市场，维护中国商品国际声誉；
(3)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可以通过对国际贸易商品的进出口监管有效制止在境内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海关对进出口侵权货物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还可以对将来国际贸易中的侵权行为产生威慑作用。此外，海关在口岸查获侵权货物，还能够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人民法院解决和处理侵权纠纷提供证据。
几年来进出口企业主动选择海关来对其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数字方面。在2002年之前，总署每年收到的来自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备案申请平均只有500件，但自2003年以来，收到的备案申请已增加到每年平均1200件。截至2009年底，海关总署共核准有效备案12188项；其中商标7416项，著作498项，专利4274项。
二、宁波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海关执行知识产权边境执法保护过程中，涉及宁波市内企业的案件为数不少，有本地企业出口侵权产品的，也有外地企业出口侵犯本地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分析宁波市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的侵权与被侵权的原因，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进出口企业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水平。
(一)宁波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宁波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的逐步提高，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逐步减少，但侵权现象目前仍较严重。2009年1～11月宁波海关查获宁波本地企业出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案件51起，案值402万余元，查扣各类侵权货物4ll万余件，同比分别减少16.4％、减少50.6％和增长204.2％，显示出侵权案件货物案值小数量多的特点。
海关也查处多起宁波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被他人侵权的案件。如2006年至今，通过宁波海关与宁波富达电器有限公司的共同协作努力，共查获了5起出口扫地机侵权案，查获涉案扫地机约14520台，价值约89万元。2009年宁波海关查获侵犯本地企业知识产权货物71起，案值约1015万元，查扣货物约170余万件，分别增长24.6％、15.6％、2.3％。
(二)宁波企业出口侵权产品的原因分析
1、对定牌加工出口(OEM)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审核不严
据测算，目前定牌加工形式出口约占宁波出口总额的75％左右，而这些定牌加工出口所使用的品牌绝大多数均来自于境外。在承接定牌加工业务时，部分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尚可，但对法律理解不准确，多数企业认为只要外商出具有关证明就可，而不去审查相关证明的合法、有效性。少数企业对外商提供的标牌的知识产权状况根本不审核，外商要求使用什么品牌，就使用什么品牌。仅少量企业在承接定牌加工业务时请法律顾问严格把关。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未有效审核知识产权状况就盲目接单、生产、出口，往往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如宁波海关查获的侵犯“NaiGe”商标权袜子案，当事人就是根据外商要求作定牌加工后组织出口。
2、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和规范
大部分外贸企业没有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日常管理的一部分，相关内部规章制度建设非常不健全，没有制度化，没有设专门部门和人员。有的外贸公司虽有专职律师，但仅审查外贸合同，不审查知识产权事务。企业与业务人员之间就知识产权的约束状况几乎空白，公司部分业务人员私自接受国内外客商定牌要求供应的商品，因数量较少，订单不需要层层审核，造成知识产权管理上的漏洞。
3、为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渠道而侵权
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率普遍较低，竞争呈白热化，并存在低价竞销、侵权假冒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部分外贸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进程中，主要还是依赖争抢客户这种传统的较低层次的竞争。在各种进出易会上，不少外商往往要求指定品牌，但自己又无授权，但是为了获得长期的销售客户和稳定的销售渠道，部分外贸公司明知侵权违法，也往往贸然接单。
4、为谋求额外利润铤而走险
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不规范，诱使部分企业通过侵权谋求额外利润。“拿来主义”带来的低成本和高利润，诱惑某些企业明知故犯，铤而走险。在开展
正常贸易的同时，有意识地打一些“球”，而且作为一种“预期内的风险”，大单子凭个人的“风险”意识，可能慎重一些，小单子往往做下去。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出口大多做成小票单子，分口岸出口，即使被海关查获，损失也不大。
(三)出口产品侵犯宁波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因分析
侵犯宁波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与宁波广大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意识不强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若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则能更好地发挥海关对知识产权的主动保护职能。一般说来，企业保护出口商品不被侵权，应该主动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备案，发现侵犯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应及时向海关申报，及时向海关通报产品信息和出口动态。
1、宁波进出口企业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意识不强
宁波企业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意识在近几年中有明显增强，截至2010年3月底，宁波市知识产权海关备案共计249件，占全国总备案数的2.0％，详见表1。但申请备案的企业相对集中，其中7家宁波企业占了总备案数的56％。大部分出口名牌都还未进行备案，不少中小企业甚至不知道海关知识产权保护。
(1)备案数量不断增加，涉及企业不断增多但仍相对集中。目前宁波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数249件，涉及的企业达68家，分别是2005年的2.5倍和6.2倍。其中商标类备案增长较快，到2010年共142件，涉及49家企业，分别是2005年的8倍多和6倍多；专利类备案增长幅度小，2010年共107件(其中外观设计88件，实用新型15件，发明4件)，共涉及25家企业，分别是2005年的1.3倍和8.3倍。其中6家企业兼具商标和专利备案，他们分别是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均胜工业有限公司、奇迪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克英孚宁波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无论是商标还是专利备案，涉及的企业都相对集中。备案商标中，超过5件的企业有5家，备案商标共计75件，占总备案商标的53％。这5家企业分别是宁波萌恒工贸有限公司，备案商标30件；宁波业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备案商标22件；宁波均胜工业有限公司，备案商标10件；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备案商标7件；宁波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商标6件。备案专利中，超过lO件的企业有4家，备案专利共计64件，占总备案专利的60％。这4家企业分别是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案专利27件；宁波均胜工业有限公司，备案专利15件；宁波成路集团有限公司，备案专利11件；宁波启发制刷有限公司，备案专利11件。详见表2。
(2)备案企业占比低，出口名牌备案少。备案企业占出口企业比例低。宁波是贸易大市，2009年宁波出口总额386.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3.2％；新增对外贸易经营备案登记企业2216家，累计获权企业达1.29万家，有外贸实绩企业近万家；全市共有1200多家企业，在境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注册了6176件境外商标。而目前宁波知识产权海关备案企业共68家，仅占宁波进出口企业的0.53％，占境外注册企业的5.7％。
宁波是知识产权大市，目前已拥有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20个，占全国总量的1／10以上；拥有浙江出口名牌75个(不含20个商务部出口名牌)，约占全省总量的1／3；宁波出口名牌75个(不含商务部和浙江出口名牌)，县(市)区级出口名牌126个，共计市级以上出口名牌170个，县(市)区级以上出口名牌296个。
宁波出口名牌备案少。在170个市级以上出口名牌中只有12个在海关总署进行了备案，备案的名牌仅占7％。其中20个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中只有7个向海关总署办理了知识产权备案手续；75个浙江出口名牌中只有1个向海关总署办理了知识产权备案手续；75个宁波出口名牌中只有4个向海关总署办理了知识产权备案手续。由此可知，宁波尚有很多知名企业未意识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重要性。
(3)不少中小企业甚至不知道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据2008年由宁波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联合宁波中院知识产权庭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宁波73家企业的调查(以下简称“08调查”)中，除了10家企业未填，还有近1／4的企业不知道海关知识产权保护。
2、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
(1)宁波缺少真正意义的中国乃至世界驰名商标，且多为加工贸易、定牌加工企业，企业知识产权(尤其是商标权)在对外贸易中的含金量不高。
(2)宁波高新技术产业95％以上仍属于加工贸易产品，自主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甚少，也导致了在出口时无需考虑知识产权中专利权的保护。‘在“08调查”中，显示宁波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滞后，仅有6件国际专利，还是由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拥有。
(3)不少企业由于海关对有侵权嫌疑的货物进行查验时：先要缴一笔与货值相当的担保金(未进行知识产权海关备案)，让他们觉得麻烦；不少小企业无力提交海关核定的担保金，所以不愿意主动去备案。
(4)企业对知识产权申报存在理解误区。部分企业认为应该向海关申报的知识产权仅指在国内已注册的商标或已在海关总署申请保护的备案商标，对未注册或未备案的品牌不需申报。
三、加强宁波进出口企业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1、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
应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目标考虑，向社会各界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摒弃一些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充分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为此，必须做到：
(1)引导企业增强知识产权战略意识，逐步淡出“贴牌生产”，把知识产权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具，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和品牌意识，积极推动权利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为此，要完善已有的进出口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奖励制度，进一步降低政策优惠的条件，简化申请程序，并及时公布和广泛宣传相关激励措施，用好用足宁波市《贯彻实施细则》的相关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与保护，尤其要鼓励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到主要出口国的相关部门进行申请保护，努力推动宁波市从贸易大市向贸易强市转变。
(2)设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宁波本地企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许多技术问题无法自行解决；同时又由于这些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行业相通、产品雷同，碰到的大多数问题是共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建立这样的服务中心，可以专为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培训、信息、法律和技术咨询服务，加强中小企业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出口产品被控侵犯知识产权时，引导其根据对方知识产权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技术引进时，帮助企业进行专利法律状态的查询；在技术、产品出口时，要引导其充分重视知识产权调查，避免发生专利和商标侵权。
(3)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共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生产及流通领域的管理，杜绝侵
权产品出口。进出口商品侵权涉及生产、运输、销售多个环节，知识产权保护涉及海关、工商、公安、科技、新闻出版等9个部门，海关要加强与相关执法部门联系配合，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增强打击和保护力度。对侵权问题十分突出的小型制造业，要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促使企业守法自律。对内贸市场的假冒伪劣行为，要严厉打击，进行市场整顿，实践证明：内贸市场健康规范，外贸侵权至少在思想意识和生产环节就少了生长土壤。规范对外贸易经济秩序，海关要变被动查处为主动服务，加强规范和引导，增加执法透明度，推动权利人加强与海关的联系配合，杜绝侵权产品出口。
2、鼓励企业主动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
加强企业海关备案的观念。根据《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规定，企业可将其知识产权(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手续。备案之后，全国42个直属海关均可以直接从网上查询备案信息，海关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一旦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企业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嫌疑的，立即主动通知相关权利人，启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目前全国海关90％左右的侵权案件都是海关在没有权利人举报的情况下，主动查获的。
权利人事先是否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会产生很大差异。
(1)备案是海关主动保护的前提条件。按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海关发现侵权货物即将进出境，也没有权力主动中止其进出口，也无权对侵权货物进行调查处理。
(2)备案有助于海关发现侵权货物。由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备案时，需要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状况、权利人的联系方式、合法使用知识产权情况、侵权嫌疑货物情况、有关图片和照片等情况，使海关有可能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并主动予以扣留。
(3)已经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经济负担较轻。根据海关总署有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规定，在海关依职权保护模式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提供的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事先未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则不能享受上述待遇，必须提供与其要求扣留的货物等值的担保。
(4)备案可以对侵权人产生震慑作用。
(5)有些并非恶意出口侵权产品的企业也可能通过查询备案，了解其承揽加工和出口的货物是否可能构成侵权。
另外，要及时依法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手续。宁波海关相关部门表示，海关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后，因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供确切情况而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的，由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行承担责任。因此，知识产权权利人应该在办公地址、电话、人等联系方式变更后，及时依法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手续，以免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5
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成果转化能力成为企业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新要素，增强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成为企业发展新战略，本文立足于此背景，探讨企业档案及档案工作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对知识产权战略下的企业档案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的英文是IntellectualProperty，即智力成果权，是国家赋予公民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力。早在18世纪，智力成果权就与物权、债权并列于财产权之中。[1]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的激烈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知识成果的占有、传播、转化和应用进入白热状态，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制高点。
二、企业档案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企业档案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对社会及企业有保存价值的信息集合，其必然包含了企业在研发中形成的智力成果以及智力成果的形成记录，因此企业档案是知识产权的存在形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之一。涉及企业知识产权的档案包括科技档案、专利档案、商标档案、商业秘密档案等。其中科技档案的范畴较大，是技术研发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一切图、文、声、像记录，如企业编制的手册、标准、规范、通用图，企业自主研发的软件或程序，企业的工程图纸、设备数据等；专利档案是专利申请、受理、保护过程中形成的直接记录，也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智力资源；商标档案是企业商标注册及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包括注册名称、域名、商标、图形标识等；[2]商业秘密档案是指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且采取保护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如企业的产品配方、项目设计方案、招投标计划等。广义上说这四类档案都属于企业的科技档案范畴，是企业的科技结晶，受知识产权保护。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企业档案是对企业活动的真实记录，对企业行为的真实反映。档案的参考凭证价值和法律效力决定了企业档案可以作为维护企业知识产权的有力凭证，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手段，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发展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知识产权战略下企业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工作在企业、行业间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及不均衡性，知识密集型企业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视知识产权为企业发展的生命力，但在大多数中小企业中，知识产权意识及保护力度依然薄弱，甚至屡有侵权事故发生。[3]总体来看，知识产权在企业间的运作水平仍然较低，体现在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就反映出诸多与知识产权战略不相适应的问题。
1.知识产权档案范畴界定不清知识产权档案或重要的科技档案较一般档案而言，凝聚了更多的企业智力成果，其经济效用、科技效用乃至法律效用决定了知识产权档案的特殊性，一般涉及知识产权的档案应当采取特别的保护策略。但是目前一些企业档案工作者缺乏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在归档过程中存在不能将知识产权档案与其他类型档案区分的情况，各类档案无差别保管，给知识产权信息的遗失、泄露或产权纠纷的发生带来风险；[4]有些企业虽然将知识产权档案单独设类保管，但由于对知识产权档案范畴界定不清，会存在归档不全的情况，如只关注各类专利，而对于知识产权所包含的其他涉及到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的资料未能给予同等重视；另外，不同类型产权资料其保护期限、开放范围以及权利归属的界定都存在差异，档案工作者如果不具有充分的产权意识和产权知识，就难以区分各类技术成果对档案管理的不同要求，对知识产权档案的保密、降密及解密工作也就难以为继。
2.知识产权档案归档质量不高产权档案的详实完备是保证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但是由于产权档案的特殊性，在现实管理中，其归档质量往往难以控制。首先产权档案的经济价值致使一些技术人员在归档时不愿意将自己所掌握的全部资料提交档案部门，少数技术人员拖延归档或将核心资料占为己有，以大量的一般性材料或复印件应付档案部门，致使一些高价值的知识产权资料随着技术人员的流动而遗失；其次产权档案的科技价值致使一些部门只专注于科技成果奖的申报或科技成果的推广而忽视了对科技文件的专利申请以及对技术文件的保护，致使一些技术成果长期堆积在技术部门，或被其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5]另外档案人员由于专业受限或权利意识不足，对待知识产权档案的归档工作采取被动的态度，不督促项目组及时提交材料，对提交后的材料不仔细检查核对，发现遗漏或问题不及时处理，也会导致大量技术资料伴随项目结束而难以收集。
3.科技档案管理缺乏监督机制科技档案的形成取决于技术资料的积累，技术资料的积累渗透于项目开发的各个环节，从项目的立项、研发，到小试、中试，再到申报、投产，每一个环节都会形成种类繁多的技术文件，技术人员由于工作接替或缺乏档案意识，在日常的文件材料积累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规范、不重视或不全面的情况，这就需要档案人员深入课题组，督促、指导技术人员做好技术文件材料的日常积累工作，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文件材料的移交和归档。但是许多企业的档案管理部门并没有建立健全的项目监督机制和规范的科技档案管理制度，档案人员与科研项目相脱节，与项目管理人员缺乏沟通，对项目形成过程技术文件材料的积累不能形成有效的过程管理及前端控制，不但影响了科技档案及产权档案的完整性，也使企业产权保护工作受到掣肘。
4.科技档案的利用与保密工作难以协调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企业内部智力成果为企业专享，并激励企业智力成果的积累和增长。科技档案作为企业智力成果的结晶，由于其价值性与机要性并存，在开发利用方面往往难以掌握好“度”，容易产生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档案部门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对科技档案以“守”为主，为了确保科技资料的不泄密、不遗失，通常将归档后的科技档案束之高阁，不开发、不解密、不转让、不销毁。[6]由于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具有时效性，同时知识的更新周期日渐缩短，长期搁置的科技档案其知识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流失，因此科技档案的被动保管实际上带来的是资源的流失，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初衷相违背。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对科技档案的机要性没有采取应有的重视和特别加以保护，档案部门对技术资料的借阅和利用不加以限制，致使技术部门或技术人员出于利益、职位或评奖等考虑，而随意复制、翻译、传播、转让技术成果及专利，同样造成企业知识资源的损失。
四、知识产权战略下如何加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
完善的档案工作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当前企业档案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与知识经济要求、知识产权战略不相匹配的问题，如何从法律、制度及技术层面加强档案工作，尤其是科技档案工作，使企业的科技档案真正参与到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规划与应用中是知识时代给档案工作者提出的新的要求。
1.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增强法律运用能力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是目前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存在的问题，也是产权保护工作在企业间应用不均衡，甚至难以为继的思想根源。档案工作者要做好科技档案的管理与开发工作，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产权意识和产权知识；其次，科技档案的开发与保护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也是以法律保证为前提的，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增强自己的法治素养和法律知识。
2.建立健全科技档案管理制度科技档案是涉及企业技术核心的专有档案类型，其专业性的特点及价值对于企业的知识积累及知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密切联系的对象。为了保证科技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安全，需要从制度层面上给予更严格的管理与控制。首先是归档制度，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档案部门应当根据企业科技成果的类型对企业科技档案的归档范围给予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以防止由于档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差异而带来的差异化归档，归档制度还应对归档时间、归档手续、归档内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进行严格的控制，以便将科技档案归档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阶段、部门乃至人员，从而使归档工作有据可凭、有据可查。[7]其次是监督制度，档案工作者应该在项目开展之初就对技术部门提出文件质量控制要求，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实时跟进，定期监督、检查文件收集情况；在项目结束后清点全部文件，对遗漏的文件应及时催补，并就项目的文控工作进行总结报告。另外就是关于科技档案的安全制度，如档案的复制、借阅、利用的程序控制和手续控制，对或涉及产权的文件材料的保密控制等，都应纳入到安全制度规范内。
3.提高电子文件的技术保护手段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子办公更加便捷，文件的形成、传递、加工都更加高效，电子文件与档案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电子文件的安全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恶意篡改、删除、盗取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对于企业科技档案乃至产权档案的保护，除了实体的安全控制外，更要注意信息在个人IP端和局域网系统中的保护。一般的技术保护分为宏观保护和微观保护，[8]宏观保护即防止外来计算机对用户计算机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防火墙”系统来实现，除此之外文件系统过滤驱动技术也可以实现对文件的访问控制、对重要文件的还原处理以及对机密文件的加密操作；另外加强网络监测系统对于控制内部人员的规范化操作，防止对机密信息的有意传递和泄露有监督作用。[9]微观保护即对电子文件本身的保护，在其被恶意访问或窃取后仍能保持内容的机密性，目前微观保护的主要手段即数字加密技术。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仅是保护自主技术的问题，也是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一种体现。企业档案是企业高价值信息的凝聚，其中技术档案和产权档案更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息息相关，既是产权保护的对象，也是产权保护的依据，同时是产权开发利用的基础，档案工作者应当从知识产权需求角度出发，思考如何通过完善档案管理工作，促进企业档案在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红，罗军.企业知识产权档案战略性管理刍议[J].档案学通讯，2010(3)：88-90
[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
[3]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基本问题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0(4):59-63
[4]何京芳.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J].陕西档案，2008(3)：34-35
[5]林园子.论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7)：83-85
[6]牛万福.知识产权保护与档案管理[J].黑龙江史志，2013(21):136
[7]罗军.将档案工作纳入现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J〕.档案学通讯，2005(5):79-80
[8]常宁，赵岩.浅谈档案管理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9(23):72-73
[9]向媛媛.论新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A].“纪念建国60周年”档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9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海关；国际贸易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商业重要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作用日益彰显，知识产权及其保护日益渗透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也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国际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指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等实施的保护。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国际立法和欧美等国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来看，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利用海关的执法作用来保护知识产权，对进出口贸易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打击，禁止侵权货物的进出口，从而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我国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方面的立法和保护取得很大进步，但在保护的主体、客体、程序方面仍需要进行完善。
一、我国与海关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领域内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一）法律：《海关法》、《刑法》第三章第七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
（二）行政法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专利法实施细则》、《著作权法实施细则》。
（三）行政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
（四）海关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海关总署有关公告等，如《海关关于实施对奥林匹克标志海关保护的公告》等。
（五）国际公约：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六）其他：包括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以上体系中，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海关条例》）和《关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为核心的保护体系。
二、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从海关近年来查获的侵权案件来看，知识产权边境侵权存在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境的侵权现象比较普遍，出口货物侵权占了绝大多数，进口货物侵权占有率极低；二是涉嫌侵犯国外知名商标专用权的案件占大部分，涉嫌侵犯专利权特别是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的案件较少。三是依职权保护模式查获的多，依申请保护模式查获的少。
三、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1.保护的客体范围过广[1]、主体范围较小[2]
目前我国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5大类。依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欧盟大多数国家海关的依职权保护客体不包括专利权。而我国迫于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承诺在边境保护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专利权类型多（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一般不经过实质审查，只进行初步审查，权利状态不确定）、技术复杂，认定侵权难度大，且专利权往往争议大，纠纷多，给海关执法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在我国，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能得到边境保护的权利主体只包括著作权人及著作权专有使用许可的被许可人、商标注册人和专利权人。而《TRIPS协议》及美国把边境保护的主体规定为权利持有人，“权利持有人”涵盖了注册商标所有人、版权的持有人、任何受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权利持有人，甚至还包括独占使用许可的被许可人。因此，我国的权利主体范围过小，存在漏洞，特别是当使用知识产权的被许可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因没有法律主体资格而很难向海关申请边境保护。
因此，有人建议将专利从客体中排除，提高通关效率，但作者认为，更应当提高专利方面的执法水平，加强与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准确、高效地解决专利的侵权保护；通过立法扩大主体保护范围，有效保护相关权利人。
2.知识产权备案的变更与撤销存在漏洞[3]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有效期为10年，知识产权备案可以获得海关的依职权保护，有效期内，当知识产权状况发生变化时，如果权利人没有及时向海关总署申请变更或注销，可能会造成海关执法的错误扣押，既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也妨碍他人合法的进出口。
因此，应当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权利人不及时变更或注销其知识产权的不利后果，并且该不利后果应该足以督促权利人在其知识产权发生改变时，及时的变更或注销备案。从而保持备案信息的有效和准确，提高海关执法的准确性，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
3.保护申请程序存在漏洞
依照《海关条例》，权利人必须就每批侵权货物向当地海关申请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当侵权产品集中在一些知名品牌时，为了全面有效的维护权利，相关企业每天必须向各地海关提交保护申请。例如，对于某知名品牌企业，如果侵权货物在不同地方的海关、不同的时间内分不同批次分别进出口，则权利人将向我国各地海关分别多次反复地提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或者出现某地海关在短时间内反复通知权利人提交申请的状况。此外，在海关执法过程中，经常有一批侵权货物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品牌的情况，每个品牌的侵权货物不算多，但加起来的全部侵权货物数量比较大，根据现行《海关条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海关必须分别通知每个品牌的权利人，并要求他们各自提出申请，造成基层海关工作量非常大，同时也加大了办案的难度。
因此，建立一种体制，使得权利人申请一次便可以覆盖所有海关，并且申请一次并不是一次有效，而是规定了有效期限，权利人在申请时根据需要选择一个有效期限。这样既可避免浪费权利人的资源也可以提高海关的工作效率，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4.依申请保护申请中的证据要求、担保金额要求不利于权利人行使权利
在依申请保护的申请环节上，《海关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并提供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并要求申请书中列明“侵权嫌疑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时间、运输工具等。”这么高的侵权证据标准是（下转第13页）（上接第11页）权利人很难获得的，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的技术性强，需要依靠科技手段进行取证。毕竟在海关正式扣留侵权货物之前，权利人通过正常渠道几乎没有可能查看到货物，对侵权情况的掌握程度应该比较低，难以收集到确凿的证据。这样严格的要求，几乎剥夺了权利人通过依申请保护模式获得海关保护的机会，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是非常不利的。
依申请保护模式需要提供的担保金要相当于涉嫌侵权货物的价值，而依职权保护模式下担保金以10万封顶。制度上的不公平抑制了权利人依申请寻求海关保护的积极性。
因此，在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比例非常低的情况下，应当适当降低依申请保护的证据标准、担保金额标准，让更多的权利人可以通过依申请保护模式获得海关保护。当然，降低证据标准会存在恶意延迟货物通关时间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这便要求提高海关的执法效率简化程序，以缩短时间，平衡权利人和相对人的权益。
四、总结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制度为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正常的进出口贸易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还应当在保护的主体、客体、程序方面进行完善。在保护主体上，应当扩大主体的保护范围，应当对知识产权的被许可人的权利进行保护；在保护客体上，应当区分保护客体的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客体制定对应的保护程序，特别应当区分出技术性较强的专利客体，加强与相关知识产权部门的联系，有效地对专利类型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在程序上，对于知识产权备案的变更与撤销的有效性上，应当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权利人不及时变更或注销其知识产权的不利后果，并且该不利后果应该足以督促权利人在其知识产权发生改变时，及时的变更或注销备案；对于保护申请程序中的多次申请，应当建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联动机制，提供高效、全面的保护；对于依申请保护申请中的证据要求、担保金额要求过高的情况，应当充分考虑权利人的利益，在有效防治恶意拖延程序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据要求和担保金额。
参考文献：
[1]崔少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研究[D].中南大学，2011.
[2]唐东华.美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2010.
[3]郭道贵.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启动环节的制度完善[D].西南大学，2012.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7
论文关键词 著作权 刑法保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针对著作权的网络犯罪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新的信息传播特点决定了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的后果更为深远，侵害程度更严重。
一、现行刑法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
（一）立法保护
对于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国起步较晚。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并为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定。仅有其他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有保护。
2000年12月28日，《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12月20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明确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2006年5月18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对著作权的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2011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管辖、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刑法中“发行”的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间接侵权等方面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进行了解释。
（二）司法实践保护
近年来，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司法系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步增大。以检察机关为例，近几年检察机关每年批准逮捕和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在2000至3000人左右，2008年至2010年11月，检察机关共对75件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进行了监督。
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与限制性
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虽要加强刑法保护，要清楚的界定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不能以刑事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一）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法本身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这决定了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部分，在法律保护时受到了限制。且著作权是一种私权，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需要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只有某些对社会危害严重的侵权行为才会触发刑事程序，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是需要有适度性的，只有当民事、行政手段不足以承担该权利的保护责任的时候，刑法才能介入。
（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
对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立法的限制和司法的限制上。民事法律中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属于附属刑法，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没有相应的条款，相互脱节，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附属刑法规范会被束之高阁，无法适用。
网络发展日新月异，迅速更新的网络技术对公安机关技术侦察的技术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公安机关的人员结构以及设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而大部分检察院与法院刑事审判庭没有对知识产权案件形成专门的办案组，使得司法中的刑法保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一）基本理念的发展趋势
1．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
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是指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逐步增加其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也是逐步增强的。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主要突出地表现在从“弱保护”向“强保护”的发展趋势。长期实行“弱保护”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但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和发展程度的提高，“弱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更大。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来源，知识产权可能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超过传统工业。因此，强力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
2．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
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意味着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多种机制和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首先在法律体系中，要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民事保护相结合，才能对知识产权实行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其次还必须重视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要想更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必须促进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编织更加严密、合理的刑事法体系，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二）立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1．完善刑法立法模式
网络下的著作权的保护在刑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要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加强保护。
首先要扩大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作品形式应是逐渐扩大的，把传统形式的作品进行转化后的数字化作品应列入保护的对象之内。
其次，要调整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对接。如“复制发行”与“复制、发行”的调整、“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等，要与《著作权法》保持一致。
再次，要逐步取消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性的限制性规定，将具有营利目的行为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要调整刑罚结构，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将司法解释中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模式纳入刑法规范；设置资格刑，使之可以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
另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犯罪进行专门性立法模式，制定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别刑法，以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虽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致周延，但是是可以通过在现有刑法框架内，通过修改刑法典、法律规范文件、附属刑法等方式，进行完善，在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出现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并不是仅通过专门立法来解决。
2．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发挥附属刑法作用的前提，是在刑法典中规定惩罚著作权犯罪的基本原则，使附属刑法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不致使得附属刑法归为摆设。在著作权领域内，附属刑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等设计知识产权犯罪的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法规中，其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具体犯罪的相应刑罚。要做好刑法典与附属刑法构成要件的对接，使得惩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更为严密。以德国、法国等国家为例，就采用了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相结合的模式，我国可以在研究其立法模式上进行借鉴。
四、检察工作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上的发展趋势
（一）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目前著作权的公权力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的行政保护上，但是行政机关在日益猖獗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面前，常常仅从维护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进行查处，很少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很难帮助被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相对于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而获得的不法利益来讲，行政部门的没收和罚款对侵权人根本无法达到遏制其违法行为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侵权。2011年初，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将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作为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的协调对接，加强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1．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对于著作权犯罪的监管和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首先要立足本职、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做好案件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抓住证据收集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对于移送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侦查。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依法审查批捕、起诉，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司法建议，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规范衔接程序。
2．完善协调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要结合“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与各部门及时做好沟通、联络、协调工作，及时对重大案件进行会商，研究部署案件调查和嫌疑人查控等工作，对大要案件和涉及敏感人物、敏感问题的案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研判和剖析，以达到及时、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效果。
3．逐步实现信息共享
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机关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要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共享网络，加强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衔接工作效率。
4．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要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过程中全面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对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立案监督，对于重大、有影响的著作权网络犯罪，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或根据需要主动派员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还要履行职责，查办发生在执法严重不公背后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有关制度落到实处，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制度的有效运行。
（二）执法专业化发展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8
内容提要: 作为WTO成员，中国必须在国内实施TRIPs协议。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内和他国的知识产权提供了较好的司法保护途径，但TRIPs协议在中国的实施仍然任重而道远，在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使中国更好地实施TRIPs协议。
一、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要求
TRIPs协议全称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性质为国际条约，系WTO一揽子协议之一，凡加入WTO的国家或地区就一揽子加入了该条约，并受其约束。根据条约必守原则，WTO成员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在其境内实施该协议。根据国际条约法理论，国际条约的实施以条约义务为基础，包含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含义。前者指的是条约在缔约国之间的遵守。缔约国有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为确保缔约国遵守此义务，条约一般都设有政治性或法律性的监督机制，包括一定的国际机构和程序，对缔约国履行条约进行监督。后者即条约在国内层面的实施，是指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即缔约国采取立法、司法和其他措施执行条约。一般而言，国际法通常并不致力于它的规范的执行，而把它的实施委诸义务国，后者须致力于通过国内的实施规定执行国际法规范[1]。
与以往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不同，TRIPs协议一方面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尤其是该协议第二部分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与程序(该协议第三部分)。这就既规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又规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TRIPs协议可谓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的“全面”文件[2]。这是以往的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以及其他大多数国际条约都没能做到的。首先，在国际层面，TRIPs协议作为WTO的一揽子协议，其国际层面上的监督归属于WTO体系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总理事会下设的TRIPs理事会对TRIPs协议执行情况的具体监督检查。其次，在国内层面的实施。国际条约能否在缔约国国内得到充分和有效实施，缔约的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目前，在WTO大多数成员中，TRIPs协议条款都是通过成员制订和实施国内立法加以实施的。与其他协议相比，TRIPs协议的国内实施不仅需要与之相符的立法，更需要这些法律的实施与遵守。这就决定了TRIPs协议国内实施的复杂性[2]。TRIPs协议第三部分的第41条到第61条规定了成员应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保证TRIPs协议前半部分所承认的“实体权利”能够得到行使和保护。简言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包括两种途径：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本文仅涉及后者。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通过司法途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其主要是由知识产权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具体而言，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般原则
在知识产权实施方面，WTO成员应遵循的一般原则规定在TRIPs协议第41条，它要求各成员应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同时，这些法律的实施程序应避免产生对合法贸易的各种壁垒，并为防止有关程序的滥用提供保障。实施知识产权的程序应体现公正、公平。有关案件的处理尽量采取书面的形式，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应有机会对行政性终局裁定，根据一定的国内法规定的管辖权，提请司法审查(TRIPs协议第41条。)。但是，这些规定并不要求各成员提供与其一般法律实施不同的知识产权实施。换言之，各成员可以在国内一般的法律实施基础上，从行政和司法两方面加强知识产权的实施[3]。因此，上述规定也是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施TRIPs协议时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透明度要求
TRIPs协议第63条第1款规定，一成员有效实施的、有关本协议主题的法律法规，终局司法裁判与一般适用的行政裁决应以本国语言和使政府与权利持有人得以获取的方式，予以公布，或在此类公布尚不可行时，则使公众可获得(TRIPs协议第63条。)。这也就是对与TRIPs有关的法律法规、裁判文书的“透明度”要求。换言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应符合透明度要求，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向公众予以公布。
(三)知识产权的民事侵权救济
TRIPs协议第42条规定了任何知识产权的民事司法程序应采取公平、公正的程序，具体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通过各成员方国内法规定的民事司法程序，实施协议范围内的知识产权，被告有权及时获得详细的、说明原告请求的书面通知，以及当事人有权聘请法律顾问、提出要求或证据，必要时应确保为当事人保密。第43条是有关举证的专门规定；第44条到46条依次是关于禁令、损害赔偿、销毁侵权产品的规定；第47条是关于获得信息权的规定；第48条是关于对被告的赔偿；第50条是关于临时措施的规定。这些民事侵权救济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证据。TRIPs协议第43条对证据的提供做出了专门的规定。该条包含两个要求： (1)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提供足够的支持其权利主张的、并能够合理取得的证据，同时指出了由另一方当事人控制的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的，则司法当局应有权在适当场合确保对秘密信息给予保护的条件下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 (2)如果被要求提供证据的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严重地妨碍执法行动的程序，成员可以授权司法当局在为当事人对有关主张或证据提供陈述机会的前提下，根据已提供的信息(包括因不能取得信息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申诉或者陈述)，作出初步或最终的决定，但应向当事人提供听证的机会。
2.禁令。禁令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一种制度，TRIPs协议第44条所指的禁令针对的是进口的侵权商品，因此是一种阻止侵权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一种命令。因为一旦商品被海关放行，它们就可以进入不同的销售渠道，从而更难以控制。该条所指的禁令适用于已开始的侵权，而不是尚未发生的侵权。后者在第50条关于“临时措施”中作出规定。
3.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对民事侵权普遍适用的救济方法，对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损害赔偿如何适用，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侵权行为认定之后，司法机关应有权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1)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费。其中应包括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增加的开支，其中还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2)在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情况下，协议并未要求成员必须给予权利人救济。(3)如果成员决定给予救济，它可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4.特殊救济。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在对它施加保护时，只采取一般民事救济，往往很不够，还应采取一些特殊的救济。比如对于现有的侵权商品，如不进行有效的处置，仍有可能进入商业渠道的机会。因此，除责令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外，针对知识产权侵权时常发生的盗版、假冒行为，TRIPs协议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司法当局可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有关商品、原料和工具排除出商业渠道，甚至予以销毁；对假冒商品，仅去除非法附着的商标，尚不足以允许这类商品投放商业渠道。
5.获得信息权和对被告的赔偿。TRIPs协议第47条规定了权利人的“获得信息权”，也即成员可规定，只要非与侵权的严重程度不协调，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将卷入制造和销售侵权商品或提供侵权服务的第三方身份及其销售渠道等信息提供给权利持有人。第48条规定了“对被告的赔偿”，这是为了防止权利的滥用而规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所要求的措施已经采取，但该方滥用了知识产权的执法程序，司法当局有权责令原告为被告支付开支，其中包括律师费。
6.临时措施。为了及时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保存和固定可能灭失的证据，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初采取临时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各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实践中，临时措施是普遍采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措施。鉴于此，TRIPs协议在第50条也专门对临时措施做出了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临时措施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制止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活动的发生，尤其是制止包括刚由海关放行的进口商品在内的侵权商品进入其管辖范围的商业渠道。其二，保存被诉为侵权的有关证据[4]。由此可见，TRIPs规定的临时措施有两种：其一为临时禁令，其二为证据保全措施。TRIPs协议还规定，在经过一定的合理期限后，如果申请人仍没有提起诉讼，那么根据被告的请求，司法当局应当撤销其采用的临时措施，或中止其效力。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或者如果临时措施由于申请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而失效，或者以后查明并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或危险，司法当局应根据被告的请求，责令申请人向被告提供由于这些错误措施而造成的损害予以适当赔偿。
(四)司法审查
TRIPs协议第41条第4款规定：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要求司法当局对行政终局决定进行审查，并在遵守一成员有关案件重要性的法律中有关司法管辖权规定的前提下，有机会要求至少对司法初审判决的法律方面进行审查。由此可见TRIPs协议将司法审查主体定位于法院。TRIPs协议第62条第4款与第5款作了明确规定，有关知识产权的取得或维持的行政决定、异议、撤销和注销的行政决定均可进行司法审查。因此，TRIPs协议并未要求在所有的程序中都必须给予当事人提供司法审查的机会，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无罪判决，在异议不成立或行政撤销不成立的情况下，各成员都无义务提供司法审查的机会。
(五)刑事程序
第61条是TRIPs协议中唯一一条涉及犯罪问题的条款。与有关民事程序和临时措施的规定相反，它规定得很笼统。它既要求对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刑事司法保护。同时又让成员自己决定如何去履行这些义务。它要求各成员对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提供刑事程序和惩罚，具体包括监禁、罚金，以及没收、销毁侵权产品以及任何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物品。该条款还允许各成员自行决定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罪行采取刑事措施。必须明确的是，对于何种程度的盗版构成“商业规模”，各成员有权“根据其法律”进行规定；而各成员对此进行规定时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是这种规定应当与同等严重性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水平相一致；二是这种刑事处罚的规定足以威慑盗版违法行为[5]。
二、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可知，对知识产权最强有力的保护是司法保护。我国对知识产权虽然实行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但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目的是适时、正确地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民事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要方式[6]。根据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要求，在入世前后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体
在过去，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健全，法院极少受理知识产权案件。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我国迄今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在我国现阶段，各级人民法院是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要主体，在涉及刑事程序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时，可能还会涉及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我国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前身为海关法院)及其联邦上诉法院(前身为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受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1]，但自1993年起，我国陆续在各级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地方法院单设知识产权审判庭298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84个，共有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2126人[7]。这些知识产权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地域管辖与审级管辖，有权受理各种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不论是中国公民或法人，还是外国公民或法人，只要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遭到他人侵犯，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有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案件，可能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分别适用相应的诉讼程序。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般原则和透明度要求
TRIPs协议要求实施知识产权的程序应公平公正。在中国诉讼制度的传统中，往往重视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随着人们法制意识增强，程序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诉讼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在2007年修改了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了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规则，进一步细化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详见中国政府网http: // gov. cn/ziliao/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8. htm， 2007-10-28.)。另一方面，法院系统也开始积极探索，探寻中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之路，因此目前中国诉讼制度的整体机制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才偏离了人们的预期目标。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度保障，建立公正公平的程序，这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的必由之路。在过去，一般而言仅有案件当事人和法院持有生效裁判文书，对于其他公众并无取得或获悉这些裁判文书内容的途径。根据TRIPs规定的透明度要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公布终局司法裁判，鉴于此，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也已经并陆续汇编包括知识产权案件在内的审判文书，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公开供查阅[3]。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正式开通了“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http: //ipr. chinacourt. org/.)，截至2009年2月底，已经有55772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7]。由此，公众可以全面地了解有关案件的审理情况，这是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取得的一大成绩。
(三)知识产权的民事侵权救济
1.证据
我国没有专门的证据法，但在民事诉讼法的第六章以专章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还主要适用2001年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这是我国民事证据规则中与TRIPs协议第43条最为接近的规定，但也不尽相同：其一， TRIPs协议的规定是指在一方已经充分举证其权利的情况下指出对方控制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司法当局可责令另一方提供，而《证据规则》规定的是一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持有证据的情况，可见，两者适用的前提并不完全相同；其二，在另一方拒绝提供的情况下，TRIPs协议规定司法当局在做出最后决定时应考虑已经出示的证据以及受拒绝接受信息之消极影响的当事人所做出的陈述，这与《证据规则》规定的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主张成立，两者的含义是非常接近的。其三，因为知识产权可能涉及需要保密的信息，TRIPs协议还规定司法当局在责令当事人提供证据时应当提供适当场合确保对秘密信息的保护，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对此我国法律应予以完善。
2.禁令
我国没有禁令制度，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裁定“先予执行”和判决“停止侵权”是类似于禁令性质的措施，两者都是在当事人已向法院提起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后，法院在诉讼中或者诉讼结束时作出的命令。在诉讼前，权利人不能要求法院作出“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不得进入市场的命令”，必须明确的是，禁令不同于“诉前财产保全”，后者是关于一种为保证将来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能予以执行的强制性措施，其针对的对象是有关财产或者争执的标的物，不是行为[8]。如前所述，为履行TRIPs协议的义务，成员可用现有的法律实施方法来实施条约义务，对于禁令的要求，我国可通过责令停止侵权达到相同的实施效果。
3.损害赔偿
侵权人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损害赔偿是最主要的一种责任形式。在中国，过去的知识产权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只是做了概括性的规定，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计算方式和标准均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使得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85年和1992年颁布了《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如何计算损失赔偿额和侵权期间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是以权利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的利润作为损失赔偿额，专利侵权还可以根据专利许可使用费来计算，上述规定对于损害赔偿标准的从无到有来说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两个司法解释仍存在不少缺点：专利侵权中以减少的销售量作为计算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影响销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所得利润计算，但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利润会有不同的结果，且在侵权人未获利润时不能适用；因为专利许可有多种形式，专利许可使用费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额，故以此为标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9]。
为了弥补有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中的缺陷，并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我国先后于2000年修订了《专利法》， 2001年修订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其中都增加了侵权赔偿数额的专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2008年12月又做出了第三次修正，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6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修正)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48条的规定。)。《专利法》于2008年12月又做出了第三次修正，在新《专利法》第65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46条规定：“第56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至此，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全面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就近几年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我国在损害赔偿方面的做法是符合TRIPs要求的。
4.特殊救济
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救济还要采取一些与一般民事救济不同的救济方式，因为对于现有的侵权商品，如不进行有效的处置，仍有可能进入商业渠道的机会。TRIPs协议第46条对针对知识产权侵权时常发生的盗版、假冒行为，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是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的特殊救济。我国2003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27条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可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海关应当转交给有关公益机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有偿转让给知识产权权利人。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无法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且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在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侵权特征无法消除的，海关应当予以销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27条。)虽然海关措施并不属于司法保护的范畴，该这些规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郑成思教授对此曾说过：“即使在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多于一般民事救济的特殊救济的同时，TRIPs也仍旧没有忘记：第一，不能因特殊救济而损害第三方(非侵权人)的利益；第二，适用的救济方法(例如销毁侵权商品等)应当与侵权活动的严重程度相协调。”[10]但是对于中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体制中，并没有要求救济适度的具体规定或原则性规定，这将不利于法院判决的协调一致，这也需要立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完善。
5.获得信息权和对被告的赔偿
TRIPs协议第47条规定赋予了司法机关责令侵权行为人坦白交代其他侵权事实的权利，侵权人应交代生产和分销侵权货物或服务及其销售渠道涉及的第三人，在拒绝交代时，司法机关对其不合作的行为可以按照国内法予以制裁。这一规定有赖于强有力的国内法的配套规定，否则难以发挥预设的作用。由于法治水平不高，法律措施不配套和司法机关权威性不够，我国国内立法对于拒绝交代的违法行为人尚没有有效的措施，这需要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实践，才能确保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该规定的实施。
与其他权利一样，法律程序方面的权利可以善意地对无辜的被告使用，而有时则是滥用。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在非善意的情况下，被告可能就因诉讼程序而支出的费用和遭受诉讼程序的困扰而请求原告给予赔偿，特别是根据不全面的未经质证证据紧急采取临时措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1]。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而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害的情况，规定了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6条。)，但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而导致被告损失的情况，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有人通过侵犯名誉权等方式来寻求补偿，但基于我国侵权构成的理论，要举证证明对方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并非易事，即使赔偿也只限于直接损失，对于被告因诉讼而生的间接损失也是很难得到赔偿的。由此，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而通过立法予以完善。
6.临时措施
TRIPs协议第50条用8个条款规定了从申请到采取临时措施，以及申请方申请有误应作赔偿的整套程序，它是围绕申请人申请程序以及司法当局采取与撤销有关措施的程序展开的。临时措施与我国民诉法中的证据保全有共同之处，均是为了防止证据丢失；但也有不同之处，前者只能由申请人提出，且范围不限于证据保全，而后者除申请人外也可由法院主动采取。临时措施与我国民诉法中的财产保全虽然都可能涉及对财物采取强制措施，但二者存在较大差异：其一，前者是针对权利正在被侵犯或者侵权活动发生在即，后者是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其二，前者是针对侵权行为与被诉的侵权商品；后者是与诉讼有关的财物。临时措施与我国民诉法中的先予执行都有立即停止侵害的性质，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其一，前者为了制止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发生，后者为了追偿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追索劳动报酬且情况紧急；其二，前者适用的前提是侵权活动发生在即，后者强调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生产经营，而且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12]。由此，我国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均难以完全实现TRIPs协议规定的临时措施之目的。
鉴于此，我国在加入WTO之前，为了达到TRIPs协议第50条临时措施的要求，相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都对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作出了规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修正)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49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32条的规定。)。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指知识产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发现自己的权利正在被侵犯或即将被侵犯，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避免侵权发生或者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在提起诉讼前请求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保全等民事措施的行为[13]。除此之外，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还明确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6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修正)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50条。)。TRIPs协议并没有限定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采取临时措施，事实上，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均有可能依据权利人的申请采取临时措施，这取决于各成员采取司法机关为主还是行政机关为主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中提到了一起典型的因申请临时措施错误的损害赔偿纠纷(江苏拜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苏省淮安市康拜特地毯有限公司诉许赞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详见《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案情简介》，《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21日。)。在该案中，南京中院根据申请采取了诉前停止侵权的措施，其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人宣称的专利权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被申请人遂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赔偿因其申请临时措施所导致的损失，最后经二审判决申请人应对被申请人给予赔偿。这一案件也是TRIPs协议在我国实施的又一例证。
(四)司法审查
在我国现有制度中，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TRIPs协议规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部分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具体适用现行的行政诉讼程序。一直以来，主要是由行政审判庭受理这类司法审查案件，最近，这一做法有所改变。2009年6月22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理分工的规定》，将涉及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一、二审案件，规定由北京市有关中级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人民法院报》2009年7月1日。)。
(五)刑事程序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97年修订的，在其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以专节的内容(第213条到第220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对于TRIPs协议所要求的对“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进行惩罚，不仅在我国刑法中有所规定，而且在知识产权法中也都有相应的规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修正)第5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47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这一点上，我国法律的规定高于TRIPs的要求，不仅涵盖商标和版权领域、还延伸到专利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后者将前者规定的刑事门槛由1000张降低到500张，但司法实践中要对所有非法复制500张的盗版行为都予以刑事制裁，在当前的中国国情之下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中国目前的盗版行为依旧比较严峻，主要的原因在于执法问题，而这又根源于知识产权的“刑事门槛”超越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法院通过行使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审判职能，对知识产权提供了全方位的司法保护。各级法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在坚持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的同时，不断增强司法保护透明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法院对于适用临时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相对积极，实际裁定支持的比例也相当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多部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促进了各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中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从无到有、不断健全，知识产权审判力量由弱到强、不断充实，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和专业水平稳步提升[7]。就最近取得的成绩而言，2009年4月2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二八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全面展示了我国2008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在司法方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权利人和公众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公安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执法职能(《二八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详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 // sipo. gov. cn/sipo2008/dtxx/zlg-zdt/2009/200907/t20090702_467303. html， 2009年4月21日。)。
三、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国入世后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施TRIPs协议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如下主要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缺乏协作。我国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实行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管辖制度，两者的管辖存在重叠之处，这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虽然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纠正，但是该程序的启动通常有赖于当事人的起诉，而且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处理的依据和所处立场不尽相同，也可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14]；两者缺乏协作导致执法效率低下。
第二，传统的普通法院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在我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可能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知识产权庭一般只能审理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对于知识产权的行政和刑事案件仍分别由行政庭和刑庭进行审理，对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只能上诉到受诉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但不少知识产权案件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种传统的普通法院审理模式常会导致审判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情况。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分散在不同性质的审判庭审理，审判力量没有得到整合。审判的综合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审判中可能还会出现法律理解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将可能严重影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功能的发挥。
第三，法官专业化程度不高，法院系统普遍实施的法官轮岗制，不利于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和积累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经验。不少知识产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且涉及知识范围甚广，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不可能具备这些复杂的知识背景，因此难以单独完成对案件的审理，这需要具有中立地位的专业人士参与到诉讼中来。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定期轮岗制，使得审判人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熟悉知识产权审理业务，审判质量无疑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第四，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审判实践缺乏统一性。由于我国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难易度都差异极大，客观上也造成了各地法院审理水平的差异[15]。发达地区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占了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绝大部分，内地和西部地区案件过少，这将影响到审判庭的稳定和审判水平的提高，而且进一步拉开案件数量和审判水平的差距。如果问题不解决将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水平，导致案件过分集中在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但由于有权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不利于审判实践的统一。实践中已经出现当事人就性质相同的侵权行为主张权利。但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不同的处理结果，出现了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例如，驰名商标的认定，就存在认定标准不尽一致的情况[16]。这直接涉及法制统一的问题，应予高度重视。
诚然，在中国实施TRIPs协议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上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采取下列对应措施以改进司法保护：
第一，协调执法和司法。为此首先应确立以司法机关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实施协调机制[14]，并加强司法机关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在知识产权协作管理与保护方面，加强司法机关与工商、版权、专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上的衔接，实现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经常性地进行业务交流与信息沟通，共同探讨保护策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邀请其参与案件调解工作。加强司法机关与知识产权、外事、商务、科技、信息产业、新闻、宣传等综合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沟通协调，扩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力。形成良性互动，在规范市场竞争、鼓励自主创新的同时，也有效地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空间[17]。
第二，改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深入开展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的试点和探索[18]。对此，2008年出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序方面表示了明确的关注，提出要“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 // gov. cn/zwgk/2008-06/10/content_1012269. htm ，2008-06-01.)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已经建立了“三审合一”的模式，被称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浦东模式”[19]。其后被多个地方法院效仿，开展由一个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试点工作。“三审合一”审判方式，是减少三大诉讼程序衔接障碍至关重要的组织保证[20]。实行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审判方式，符合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的要求，有利于统一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和维护司法权威，也有利于审判资源的整合和专业审判人才的培养。如前所述， 2009年7月1日开始，最高法院把部分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划归知识产权庭进行审理。
第三，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发挥陪审员的作用，注重专家意见。知识产权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审判质量，影响到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评价[17]。要保持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稳定性，并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和交流，提高专业审判水平。发挥陪审员的作用，挑选知识产权业界内的资深人士充任陪审员，协助法官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陪审员的专业作用，把陪审员的专业知识运用到人民法院的裁判中去[21]。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很多，法官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熟练把握，此时知识产权专家，特别是技术专家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把专家意见的听取和主动征询专家意见作为法院审判活动的辅助手段，并形成长效机制以保证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水平。
第四，建立知识产权的上诉法院，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审判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基本上是中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高级法院作为第二审法院。从审级上讲，大多数案件在高级法院就得到终审，并产生法律效力，很少有二审案件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行使监督权，但数量极其有限[16]，这样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到，要“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 // gov. cn/zwgk/2008-06/10/content_1012269. htm ，2008-06-01.)。建立知识产权的上诉法院，集中专业人员处理某方面的专业问题，这既提高了诉讼效率，也有利于保证同类案件判决的一致性。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设立不应再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而是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或地域特点来进行设置，这将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此可参照海事法院的规划设置，在全国按照地域分布设立若干跨省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每个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负责审理其管辖范围内由各中级法院呈报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终审权仍归最高人民法院[22]。不同的上诉法院之间应在最高法院的主持下加强交流和学习，才能有效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于促进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保障和推进作用。TRIPs协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切实履行TRIPs协议，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知识化的时代趋势。
注释:
[1] [奥]阿菲德罗斯.李浩培译.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28.
[2]冯术杰.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TRIPs协议国内实施领域的局限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内知识产权法实施阶段的争端考察[J].环球法律评论， 2006. 362-363.
[3]张乃根.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9， 252-253.
[4]王传丽.国际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63.
[5]贺小勇.论中美知识产权“刑事门槛”争端的法律问题[A].孙琬钟.WTO法与中国论丛[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58.
[6]杨翰辉，胡刚，陈三坤.WTO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规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203.
[7]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0年成就显著[N].人民法院报， 2009-09-11.
[8]陈锦川. TRIPs的执法要求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下[J].电子知识产权， 2000， (8)： 50.
[9]刘剑文.TRIPs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442.
[10]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156-157.
[11]孔祥俊.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399.
[12]吕国强.TRIPs协议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J].人民司法， 2000， (6)： 13.
[13]方明.TRIPs协议中的临时措施及在我国的适用[J].学海， 2003， (4)： 147.
[14]冯汉桥.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问题研究[A].孙琬钟.WTO法与中国论丛[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360.
[15]马迅.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之缺陷及完善[J].中国科技论坛， 2008， (2)： 123.
[16]罗东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J].法律适用， 2006， (4)： 5.
[17]周晖国.知识产权的民事司法保护[J].人民司法， 2006， (4)： 31.
[18] 2009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举行———万鄂湘出席会议并讲话[N].人民法院报， 2009-09-11.
[19]浦东法院立体审判护卫知识产权[EB/OL].中国法院网http： // chinacourt. org/public/detai.l php？ id=165141 ，2005-06-13.
[20]林广海.“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保护新机制述评[J].河北法学， 2007， (2)： 185.
[21]徐家力.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律适用， 2006， (3)：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