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中图分类号：A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261-02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 世纪40 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

2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 ”的假说 ，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2］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85-07

吴易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吴易风教授的研究工作起始于60年代初，他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于1965年，经过长期精心的修改，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于1988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为开端，吴易风教授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1 科学界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如何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者们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论断。吴易风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窄、中、宽三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界限，拒绝承认庸俗经济学的客观存在，揭露了西方经济学替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830年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当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理论的论述，在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以及“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代的经济学家；确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确定了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塞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2 恢复亚当‘斯密比较优势原理首创者地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普遍坚持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首创者。吴易风教授根据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认真研究，提出了亚当·斯密不仅有绝对优势原理而且还有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是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论证的。这样，吴易风教授就指出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亚当·斯密相对优势原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如此，吴易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约翰·穆勒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艾奇沃思、哈勃勒、米德、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不过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庸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一步一步地去掉了作为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吴易风教授还站到了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高度，指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教授批评某些国内学者迷信比较优势原理，主张接受现行国际分工模式，认为今后我国仍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继续为外国打工。吴易风教授指出：“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方面是有优势的，但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也不能只满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指靠人家，要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前沿性技术研发，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科技经济先进的行列。”吴易风教授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一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国内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往往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现代经济学。面对学术界存在的这种混乱，吴易风教授引用西方有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领域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

陈岱孙先生晚年曾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对此吴易风教授十分认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但关键问题是确实有人以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为名，行盲目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之实。那种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的人，在口头上也称自己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用成分和全盘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吴易风教授用一个医学例子予以说明。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吴易风教授事实上为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我们对它进行吸收借鉴也不能够没有革命性改造。这与吴易风教授批判学术界有人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

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谁应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基础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范式危机”的争论。一方认为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另一方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对此发表文章支持前一种观点，他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础理论，更不要盲目地把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在中国广为宣传。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他指出，“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他还系统地引证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森、彼得·怀尔斯的观点证明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4 如何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和王健教授合作的《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为科学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在数学领域里数学家用函数表示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把函数关系应用于分析生产领域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易风教授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对函数关系的这种运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是，吴易风教授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函数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为理论基础的。吴易风教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函数关系描述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在该文中，吴易风教授建立了奠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全新的生产函数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按照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否定观，吴易风教授分别在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等重要理论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并进一步进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易风教授长期耕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教学领域，早年他和高鸿业教授合作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它们的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1990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下）两册教材。这部教材为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基础。2009年吴易风教授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编写了《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不仅坚持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对许多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也做了最新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一部优秀教材。

二、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最新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经济：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则是始于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1 关于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阐释。吴易风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运动考察开始。通过对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起，至2002年6月八国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止这样一段时间反对全球化运动的考察，揭示了推行全球化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之所以反全球化，据说是因为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

吴易风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出发来理解全球化。西方学者通常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针对这个全球化定义，吴易风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或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当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实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全球化呢？吴易风教授以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科学地证明，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将是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至于“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做出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时期的全球化和我们今天现实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动因。”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吴易风教授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涉及经济、技术、民主和人权、法律、文化、语言等在内的全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内容既有反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合理成分，更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图谋。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吴易风教授提到要反对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要反对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现实的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呢？吴易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全球化还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吴易风教授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在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特别是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第三，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2 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吴易风教授撰写了系列文章跟踪研究这一轮危机的文章，并于2010年把这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

首先，吴易风教授用详实可信的资料阐述了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深入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和根源。他指出起因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中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以及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有直接关系，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制造了次贷泡沫，其实质既是满足政客们建设“所有权社会”所需要的手段，更是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次贷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以至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这场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吴易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其次，吴易风教授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视角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次经济危机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公认这次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分析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上升到主流地位，主导着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一轮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对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吴易风教授的看法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最后，吴易风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及到哪里，美国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输送到哪里。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越重，损失就越大。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什么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快，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却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走出危机的原因。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

1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新阐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任务，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了又一次大讨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等等，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这一次讨论的问题却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直接背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资源配置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向西方经济学，他们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吴易风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第2期）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易风教授坚持《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但是，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概括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他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教授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实有新意，对中国经济学界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此后国内很多学者沿着吴易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思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样，吴易风教授就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重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理论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此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大陆甚为流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因而主张要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1995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主张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国企改革。

他认为，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吴易风教授证实了佩乔维奇的论断，指出马克思早于科斯等西方学者以前一百多年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吴易风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吴易风教授对我国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私人财产原则及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批判。

针对以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为充分论证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吴易风教授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2007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一文，从学术背景、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是迄今为止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科斯没有生产关系概念”，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吴易风教授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及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方案，即使是在她的故乡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界也遭到许多人摒弃和唾弃的。这对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学者无疑是一种警示，而对那些执迷不悟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吴易风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榜样。

3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理论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问题，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呢？如果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就要理解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者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一内容、甚至是每一段文字都用数学符号表述出来，那么，作为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是无法数学化的。然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仅仅理解为一种数学化表述的趋势，也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的或主要的理论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表示，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这个命题还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吴易风教授正是沿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部分进行数学化的。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率领他们的学术团队最近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该成果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在该书《序言》中，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建设，但是他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相反，他们提出了使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前提问题。他们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数学化，首先“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按照这一原则，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所率领的学术团队分别对马克思的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4 以俄为鉴，指明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1995年，吴易风教授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发表了《访俄报告》，报告的发表正值我国国企改革推进之时。这篇报告包括“私有化及其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等10个专题。文章详细介绍了俄罗斯的改革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报告指出希望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俄为鉴，避免落入私有化和自由化陷阱。吴易风教授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个私有化概念，认为如果国企改革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失去对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权转移到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私人手中，企业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就是私有化。他认为“非国有化”实质上是变相的私有化，认为将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为企业所有权和国家最终所有权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3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1］李松龄，黄玉龙.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结合［J］.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07(1).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4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3.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1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04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国际贸易需求锐减、资本流入减少以及金融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的冲击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一事态的发展几乎完全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这场仍在持续而且其影响也还有待评估的运动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反思的深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带来诸多启发。

一、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本脉络

对于当前西方经济学反思的主要脉络，陈平（2009）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评述[1]，以下将首先对反思和争论的基本脉络进行回顾。2008年11月，英国女王曾向伦敦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觉察到危机的发生。针对英国女王的问题，2009年7月英国皇家学院给英国女王的正式回复承认没能预测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学界不了解系统风险，二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市场存在过度乐观的心理。英国皇家学院的回复事实上肯定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体系，认为问题只在于其发展还不够完善，从而没有实现对危机的预测。2009年8月，Hodgson等1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给英女王的信中则持于英国皇家学院不同的观点，该回复认为危机的发生与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有关，从而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

2009年7月以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和Lucas相继加入使得争论进一步升级。2009年7月，Krugman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中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害的。”[2]这一观点是对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评。8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Lucas同样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则对此前该杂志刊登的一组评述予以回击，并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了辩护，其辩护集中在两点[3]：一是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设。他认为与批评有效市场假设不切实际的意见相反，有效市场假设是经受了实际金融市场考验的理论。按照有效市场假设，如果有人可以预测到危机，那么只会使危机提前到来，而且试图避免危机和危机带来的衰退的政策是无效的。二是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他认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有条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是错误的。2009年9月，Krugma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文章系统的对美国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其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主流经济学对数理模型的过分推崇、对市场缺陷的忽视以及对市场主体理性的假设等[4]。随后，Cochrane（2009）则直指Krugman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经济学学术讨论的范畴。陈平（2009）则对Krugman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且进一步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数学模型，不仅是脱离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型。”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其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内的讨论。尽管像Krugman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观点非常尖锐，但总归摆脱不了上述框架的束缚，因此总是有隔靴搔痒的之嫌，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以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失在于其错误的整体论或者说是“伪整体论”。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整体论”批判

根据段伟文和徐兰（2009）的介绍，“整体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箴言……但整体论一词直到1926年才由斯马茨（J.C.Smuts） 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比较注重作为方法论的整体论，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科学研究有着最为突出的意义。从方法论而言，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对。在区分整体论和还原论时，段伟文还认为，“方法论的整体论主张，对于某个复杂系统的最佳理解应该致力于寻求在整体层面决定系统行为的原则，而不应停留结构层面或只关注组成部分的行为。……还原论者对既有的还原论的研究路径充满信心，而不加反思地认为，整个世界在存在论层面是一个等级化的有序世界，可以用分析还原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认识，进而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金字塔式的知识体系。”[6]

尽管还原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时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对构成性的实体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部分与层次的理解也不可完全拼接为对整体性的把握，强还原论则不仅没有改变这些事实，反而促使人们为克服其必然困境而寻求旨在理解整体性的整体论的认识论。”[7]因此，方法论上从还原论向整体论的转向成为科学向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领域发展的一种必要。不过，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与还原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对这一点，刘劲杨（2007）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整体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局域性，某个整体必然是更大整体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因此，他主张“整体论方法对还原论方法的超越不是抛弃与决裂，而是扬弃与综合。”[8]正因为如此，赵光武（2003）指出，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演化过程[9]。由此可见，从方法论上将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对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自然科学类似，整体论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美国学者D.C.菲立普在其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1988）中对整体论在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D.C.菲立普将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原则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采纳了有机论中的五个论点;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一个整体，甚至在人们对其进行研究之后也不能依据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来解释这个整体;第三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使用与整体及其功能相关的术语是必要的。其中，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所采用的有机论的五个论点分别是：（1）那种以生物化学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某些情况时证明是不适用的，例如生物机体、社会、甚至整个现实世界;（2）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3）整体规定着它的各个部分的性质;（4）如果认为部分是与整体相分离的，那么部分也就无从理解;（5）各部分是呈动态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他的划分方法常常用来判定一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否是整体论。通常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其中尤以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最为常用，而还原论则从方法上不承认整体论的全部或者部分观点。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经济系统由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主体与资源和产品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而结成。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既有个体的行为和利益需要关注，也有整体的特点和全局利益需要把握，整体论与还原论在经济学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相分离的现象非常突出。一般而言，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如个人消费决策、厂商生产决策、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等;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行为，如物价、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等现象。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又没有完备的宏观支持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重要问题。一个经济系统却是用两套联系并不紧密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体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整体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脱节严重。比如，即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分析工具之一的一般均衡分析也与其应该承载的整体论要求相去甚远。一般均衡分析认为，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各个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消费和厂商赖以做出经济决策的主要信息。这样的分析框架是与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相吻合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由于设立了各种假定（如信息完全、完全竞争假设等），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结果相去甚远。尽管像Lucas（2009）所辩论的那样，这些分析在假设条件下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与现实相脱节的程度实际上使得其分析没有多少价值，其整体论的名头也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可以还有发展和完善空间来继续进行辩护，并且描摹出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所有经济信息的数学结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论缺失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整体论上最致命的缺失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对个体主义的体认和对集体主义的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皇家学院（2009）所检讨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系统风险还只是表象，其实质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从体系上对整体论的容纳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上是“伪整体论”的，是为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实践服务的。简单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根本作用在于回答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方式的民主架构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石。西方国家是典型的投票社会，投票社会的治理由个体的分散决策来决定。即便是经济生活，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与投票机制相类似的机制。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分散决策来共同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而国家被宪法赋予或多或少的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要么只是事务性的，要么仍然受制于投票机制。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产生的结果，而不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以Lucas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甚至宣扬政策无效论，认为政府的干预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根本上否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结果的必要性。此次危机中，美国金融市场崩塌不能不说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有关。在这里，方法论上的整体论除了表现为被动的接受市场结果外，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比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的帕累托最优，其实质也只是对个体利益的严格保护，而不是真正整体论意义上的社会最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不了解系统风险和整体利益，而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并不关心整体问题，从而产生了只知个体诉求，不知整体诉求的经济学怪胎。在这样的经济学体系中，其整体论是虚置的，是“伪整体论”。

然而，缺失了整体论的经济学体系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需求。为此，对经济学的创新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经济学的创新分为改良和变革两种趋向。改良方面，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其中之一。陈荣虎和盛昭瀚（2006）认为因果关系整体论在完全肯定和否定当代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之间作了折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1]。变革的方面，创新经济学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李涛、王敏锋和李敏（2007）认为，创新经济学在其很短的发展时间里已经发展出互动学习理论、进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深刻体现整体论的理论体系，并且积极使用系统方法[12]。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引领西方经济学体系变革的重要范式。对于我国来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伪整体论”的批判对我们增强对整体论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学者较早的就开始了对马克思整体论思想的分析。蒂莫西・希尔（1989）发现“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整体论者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或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方法论，由此得出马克思是整体论者的印象;而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个体论者的人们特别要注意、或认真对待有关本体论的（相当有限的）著述，由此视马克思为个体论者。”经过细致的讨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方法论上的整体论者，但在本体论却是个体论者[13]。由此可见，蒂莫西・希尔的研究明确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该结论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的主要结论。

罗锦芬（2001）进一步指出，整体论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要方法，而且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中的整体论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并且以《资本论》为典型。她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整体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方法 ，即前面分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一定的意识形态之间静态、动态结构。第二，马克思在整体性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找到了整体分析的钥匙――商品关系结构。从而为研究‘该社会的客观形式及跟这些客观形式相适应的主观形式’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14]考虑到《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载体，不难看出，罗锦芬上述研究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将其整体论作为重要特征加以继承。比如，程恩富（2008）认为，应该“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而在他的设想里，新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15]。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整体论特征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优势。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讨整体问题时有着非常便利的理论框架。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而资本家则可以获得大量剩余价值，长此以往造成工人的有限需求与企业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反复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前，在近二十年来未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开始对经济学的作用报以非常乐观的态度。2003年，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Lucas宣称“阻止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16]。2004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4）将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归功于经济政策的改善[17]。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尚未消退之时，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决整体问题的失败的同时，再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简单回顾现有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整体论错误，并且深刻的表明现有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球和各国经济还将继续被误导，从而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的简单评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优越性，并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与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论体系，有着严重的“伪整体论”缺陷。正是这种缺陷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正是这种缺陷带来了此次大萧条以来规模的最大的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第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警惕西方经济学的“伪整体论”缺失，抵制对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不加区别加以应用的危险倾向。第二，应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论特征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整体论的经济学理论典范，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且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平.陈平对克鲁格曼反思的观察与评论[EB/OL].[2009-09-15]，http：///cn/ReadNews.aNew-

sID=10462.

[2]Krugman，P. Paul Krugman’s London Lecture： Dismal Science[J].The Economist， 2009：392（8635）.

[3]Lucas， R.E. In defense of the dismal science[J].The Economist，2009：392（8643）.

[4]Krugman，P.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N]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9.

[5]Cochrane，J.H.How did Paul Krugman get it so Wrong？[EB/OL]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Sep-tember10，2009.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johcochrane/research/Papers/krugman_response.doc，2009-09-10/2009-09-21.

[6]段伟文，徐兰.当代哲学视野中的整体论[A].谢地坤.中国哲学年鉴[C].哲学研究杂志社，2009：124-133.

[7]段伟文.走向整体论的认识论[N].光明日报，2007-08-03.

[8]刘劲杨.整体论误区及其局限[N].光明日报，2007-08-03.

[9]赵光武.用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复杂性[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1）：1-6.

[10]D.C.菲立普.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1]陈荣虎，盛昭瀚.因果关系整体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视角与争鸣[J].江苏社会科学，2006（2）：83-88.

[12]李涛，王敏锋，李敏.整体论取代还原论――创新经济学的范式变革[J].生产力研究，2007（21）：10-11.

[13]蒂莫西・希尔.论马克思的整体论[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9）：23-28.

[14]罗锦芬.试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论方法[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7）：31-35.

[15]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4）：15-28.

[16]Lucas， R.E.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93（1）.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6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中国学生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就不能不从中国的当下经济社会实践的方向――科技创新――出发。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方向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力创新的问题；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创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必须主动地回应这些问题，这就必然引起《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我们才能培养出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代经济学人，从而回应当下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方向的经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7

关键词：人本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人本导向；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目前，学界对经济学中人本思想的研究大概有三类：一是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概括和比较，倾向于历史视野；二是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倾向于哲学视野；三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争论已有的方法和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或者是否有可实现性，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决，倾向于现实主义视野。本文着重从第三个方面，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应用的局限性，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只重视经济视角而淡化社会伦理视角的现象和原因；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经典范式，超越“经济人假设”范式，以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人本思想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上的错位与融合

“经济人假设”从提出到发展是一个不断遭受批判同时也在逐步回应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界标到纳入社会界标，经历了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错位与融合。其错位表现在，从“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都以人的理性和自私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规定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动机，仅仅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而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仅仅依据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推理经济活动现象，而忽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将经济学变成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1、“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的错位

“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受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人性的“自利”与“同情”两面性以及寓言式经济史学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着重分析人的自利性，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并将其看作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导向“公利”的社会进步动力，于是将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利己心”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确立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体系，并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奠定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对当事人行为和动机的规定，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且在使用“最大化”一词时经常与“理性的”一词互换。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方法有关，他们只强调逻辑上的有效性，即只是要求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并不要求论据的真实性。每当规定一个目标函数时，都假定利用这一函数，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不同的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理论认为每位决策者做出的都是可以用理性的论据来进行表述的理性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更为简明易懂；更具有通用性；更具有可证实性；更具有可证伪性；具有较多的肯定；具有较少的否定。无疑这种简化的假设手段受到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欢迎，也得到多数热衷于以数学为工具来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必须掌握数理工具才能成为从事经济研究职业的不二前提，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演变为“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理性的经济价值观已成为进行一切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尽管亚当·斯密起初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将人性中的“自利”一面提炼出来，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硬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如古典市场经济时代)是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它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将人性中的“自利”锁定为永恒不变，割断了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性“自利”背后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许多“非物质动机”行为(如慈善捐赠、绿色环保、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何解释。所以，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是从人的私利动机和行为出发，以资源稀缺为约束条件，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置于核心地位的物本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可以说，这种绝对简化、抽象了对人性的研究，不过是过度张扬了人的自利性，试图将人的自利本性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人的自利看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但这一假设缺乏社会历史性的视角，也终将无法对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人类生产财富的经济行为涉及了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供求、成本、价格、竞争、效用，而忽略或者说故意将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作为外生变量。这种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不重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的行为，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价值理性”的旁落这样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以逻辑的有效性来替代与经验相关的难题的做法，也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虽然逻辑推理的实证过程很严谨，也只不过是“乐观主义的约定主义”，尤其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研究中心，只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经济学，只重视经济界标忽视社会界标，无力解释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必然最终滑向“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并致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越来越疏离。如果说这是“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表现，那么追根究底，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由其思想起源、本质要义及其认识论决定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其核心要义就在于：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都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可计算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认识论上来看，这种将人性假定为“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范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事实却证明，以此假设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2、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之间融合的努力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学界的质疑与争议之声从未中断过。因其抛开现实，预先设定好了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导致只能工具性地推导、演绎，而无法历史性地加以表述。这种被称为是“李嘉图式的恶习”的方法论范式饱受批判。因而，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开始丰富经济人的内涵，开始呼吁经济学转向人文视角，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强社会界标的视阈，重视制度、伦理道德等因素的约束，反思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经济人假设”也开始逐步向融合迈进。

首先，指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上存在漏洞。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在做出假设时的潜在条件：即如果现实的条件十分接近其假设的理想状况，那么从这个理想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接近现实的，是近似正确的。但西蒙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前提的非现实性并非科学理论中的一项优点；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对科学家有限的计算能力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由于近似值连续性原理是可以忍受的”。而李斯特则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

其次，对“经济人假设”在社会界标上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修补。西斯蒙第从伦理角度审视了“经济人假设”，批判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人的道德情感，并从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则认为这将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并且“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近年来滥觞的新制度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也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会影响个人选择的，所以他把利他性、人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了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并且还认为，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行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此外，新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力图使“经济人假设”通过道德伦理途径向社会界标靠拢，如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明确地反对忽视人的道德意识、自由、主观能动等伦理属性的经济学，将伦理道德重新引回了经济学。森在基本认同“经济人假设”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却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而“经济人假设”则将人的动机约束为唯一性动机——自利，因此他抨击“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性的”，他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主流经济学应包含伦理学的内容，并且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将走向绝路。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应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可见，伴随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修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地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非经济领域，力图弥合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人文关怀的发展轨迹，使抽象的“经济人”包含了更多“社会人”的因素，力求实现其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融合。虽然西方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原意进行了质疑、抨击乃至修补，但其主要诉求仍然囿于道德伦理和制度范围，对其理性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没有发生改变，因而“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其认识论基础——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由此，这种以历史唯心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模式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仍然贯彻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流变之中。可见，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加入了“人文”追求，却是从属于功利追求，只是使原来冰冷的“经济人假设”涂上了一层稍带暖意的伦理油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点：以人本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中心，坚持人本位，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主张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是途殊道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历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提到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家始终陷入对人的研究悖论，一方面为“经济人假设”能够进行富有逻辑的理论分析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对该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而束手无策，相反，马克思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否定把抽象的人物化的做法，强调对人的研究要克服异化，回到人本身研究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应地，马克思摒弃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从经济关系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进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层面，创立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所以，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导向，充满了辩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充满了人文关怀。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辩证分析，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确立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劳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但又反对黑格尔仅仅把人等同于自我，把劳动看成抽象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并证明人的存在性，使人成为主体。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着重研究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并从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本质做出了规定，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另外，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规定了人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论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为人是生产的主体，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生产过程总是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

其三，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历史性，体现在“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种历史性克服了把人当成是亘古不变的错误观点。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把人的“利己心”视为与生俱来、不分历史时点、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丰富的、历史的，考虑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色。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让我们认识到人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能动改造历史环境的主体，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内容也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的研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要坚决地彻底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另一种观点则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概念。本文的观点是要继承前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强调批判。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要避免批判方法论上的狭隘与偏颇。而“经济人假设”上放大的物本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放弃；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注入人文关怀的倾向是值得借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所怀有的人文色彩和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使它有可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的生命力必将融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文明潮流之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人们就“见物不见人”的责难，虽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完善，强化了人的自主意识，关注了对人的研究，但西方学者泥古执今，整体的理论体系还是“物主人辅”。说到底，西方经济学是物本经济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论，人被归结为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载体，人围绕着物而转。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是以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确立的理论，着重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正是马克思开辟了对人本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尝试，而“经济人假设”贫瘠的“实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光环的照耀下相形暗淡。

1、从“物本”还原为“人本”的世界观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法，高举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张扬人的自利性，缺乏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的人文关怀；强调个人主义，穷极为财是命，见物不见人；于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势必凸显的“异化”来看，即体现在人所制造的物控制了人、物化劳动控制了活劳动，马克思归结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到人的异化的裸物欲观，这恰恰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得失，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自利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疯狂仍然停止不下来，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益集团对资本增殖暴利的追逐、是资本拜物教淋漓尽致地展现。对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论述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科学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并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坚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经济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分析的逻辑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及其本质分析的根本取向始终是放在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中来完成。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整体分析方法，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回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注重人本价值，把人全面克服异化、彻底解放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样高度关注“个人自由”，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和个性。”只有在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讨论了空泛、抽象的普适性个人自由；而是将个人自由、个人的需要和发展价值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通过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到人本质的异化，从物到人的全部异化。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在于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物质财富飞速增长集聚的迷雾，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枷锁——“异化”也不断膨胀，要彻底消除异化，就得结束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才不会为少数资本利益集团占有而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利，才会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是其根本无法企及的。

所以，还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否认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但是在面临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终极目标上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分水岭。

2、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和现实导向

(1)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西方主流经济学沿着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似乎也未离开对人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出发研究经济现象，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方便地分析问题寻找到的一种工具，把人只是作为生产财富的要素而存在。所以在研究的方向上仍然是“重物”而“轻人”。约翰·穆勒更抽象了人的概念，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就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一切属性的“经济人”。这种对人性自利的过度标榜和张扬也充分体现在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定义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和动机看成是完全出于理性和自利的驱动，经济现象就是这种理性和自利的行为的结果，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和自利的追求可以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但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下提出来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前提提出来的，因而其解释力相当有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人的发展基础的超越。西方经济学也提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式分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所以个人的发展被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旧的分工、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终究会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首要打破旧分工的束缚，建立新式分工。第二，对人的发展目的的超越。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获得发展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因而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始终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范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都仅仅是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精神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第三，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如何配置资源，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充满了资本拜物教气息，其主要强调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的智慧仅仅是为了进行其价值创造，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而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类的，造成人依赖于物存在，并受到物(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而且还要受到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等摆布以及历史的束缚，因此人的本质被物化、异化了，人的能力、创造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执着于终极的价值判断，追求人的解放，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尊重人，尤其是要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创造能力、人的个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导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还原成现实人，似乎就是斤斤计较、孜孜求利的市侩商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归宿的，这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这种现实导向，表现为人的自由、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此，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改革发展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的方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用、由人民共享，促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地，衡量改革的成功、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建立在物质财富增长基础上人的自由、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拖欠工资”、“开胸验肺”、“血煤窑”各种“强资本弱劳动”现象；“三聚氢氨毒奶粉”、“苏丹红添加剂”、“地沟油食品”各种唯利是图行经，如此等等，无不颠覆着西方经济学倡导的“经济人假设”公理，也再次说明市场经济中“私恶”对“公利”的主动侵害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要纠正这些偏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必须尽快转变到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上来；只有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断迈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目标。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模式 西方经济学 中国化 经济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5－0074－02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使人们更好地生活与发展，脱离实际生活的经济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一 西方经济学的特点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应有的特征就是对人的关怀和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揭示，对社会制度的剖析。西方学者绝大多数都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为资产阶级政府提供经济理论及政策的。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是我国目前各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西方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一门研究市场经济的学问，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总结。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资源配置问题，论证了价格机制如何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从而证明了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它的核心内容国民收入的均衡决定理论，在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经济持续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进入我国大学课堂以来，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核心内容。

二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教学

从西方经济学的主导思想来看，主要强调资源稀缺，同时强调要有效率地使用它。如果说，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并且把问题集中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方面，那么，这些问题好像并不需要“中国化”。但实际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避免地要介入经济制度。配置方式总要具体到不同的解决方式，而这些解决方式是由特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我们所说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三类，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混合经济制度。区分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制度，既包含资源配置方式因素，又包含所有制因素。暂且不涉及所有制因素，单从资源配置方式因素来说，纯粹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集权计划经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当今所存在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经济制度。这是政府和私人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决策的混合经济制度。也正是在混合经济无确定比例的前提下，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表现出实践活动的差异，即不同的国家都试图在自由经济和集权经济这两种极端的制度之间选择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以至于市场或者计划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公认的一种观点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混合经济可以是以分散决策为主，也可以是以集中决策为主。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主要讨论以市场机制为主、配合以国家干预的经济制度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问题。虽然混合经济是当代经济的基本特征，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混合经济主要表现为依靠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市场机制以自由交换为特征，主要是个人决策，即一种分散决策。而分散决策的结果势必会出现个人的最优结果未必是社会的最优结果。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为此，在中国经济模式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需要剔除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需要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和国情差别的，在西方可以用，在中国也同样可以用。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理论。例如：国有企业不能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如果用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统一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得要领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目标函数可能是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的替换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前提经济条件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都是发达、成熟的市场，货币工资形成机制和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完善的。它所描述的关系已经被一些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事实所“证实”，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适合一切国家的经济情况。如果我们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出一个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曲线；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

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有着大不相同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搬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息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 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刺激投资的机制，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相关经济问题。在进行这些理论讲授时，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改造。

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理论认识，它是由意识形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组成的综合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在对经济问题分析的结论中和提出的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探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有其科学的内容，仍然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也是我国目前各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论证了价格机制如何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从而证明了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它以国民收入的均衡决定为核心，在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经济持续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进入我国大学课堂以来，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核心内容。这些经济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每一个概念、经济模型、结论都要用一个实例或一个案例加以讲解。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伟辉、钱常胜.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J］.学术论坛，2006（4）

［3］殷德生.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J］.财经问题研究，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