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7:21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1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规律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内容构成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理学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问题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自然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法律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会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教育、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参考。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对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应作孤立的、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它既不是包医包治的特效药方也不意味着要搞惩办主义。而是主张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恰如其份地结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各项措施。为此，就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都归于制度化处理，都诉诸法律解决；而是指把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重要领域实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这些领域不能单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还要靠必要的强制和法律，这方面的越轨行为要受到惩处，要为这些领域树立普遍的、稳定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损害可以求诉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有形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活动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规范的现实对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观念，后者乃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强调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及其管理应实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严格要求，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才能落实各项措施，收到实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须有其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来密切配合，特别是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等）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标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结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场合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别是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没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况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在此情况下用法律手段强化道德教育和推动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十分复杂，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既是道德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法制建设的新问题，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对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态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却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展到人的思想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所以“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19]因此在实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线，掌握好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防扩大法律责任的界限和范围。
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战略和策略问题，初步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这也是其难点，是最薄弱的。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律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地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增强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应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和带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道德建设适时和适当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应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职业道德即“政德”建设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时及时推进那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进而扩展到各类社会组织和法人。以利于惩治和防止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理论研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哲学家--法理学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 30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8]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1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依法治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律体系构筑上虽然历经波折，但是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推进和谐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较晚。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正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和补充，才能保证我国在法制建设道路上走的更加长远。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引发了人们新一轮的反思，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空白与发展的重要分割点。从时间上来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非常年轻。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不例外。我们在研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时，应该从源头抓起，客观、辩证地分析其中的足与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先导，为我国后期法律援助制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我国法律条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律援助精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立法层面和实务操作层面初现端倪。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人们日渐意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并经过反思、总结形成了对法律较为正确的认知。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国家加快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步伐，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也因此重回建设浪潮。律师制度经历了由道义层次上升到法制层次的转变，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创造了契机。各地各级政府在国家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引导下，积极响应，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法律援助活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引发了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新一轮的思考和研究。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
经过长期的反思、总结，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并日趋健全和完善，但是现实印证，其仍客观地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层问题
法律援助制度反映了国家法制的文明程度和进步程度，其重要的考量标准是立法权是否完善统一。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制面前人人平等，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提供立法保障。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法律援助方面的立法，只是分散的体现在其他法律条例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它主要从保证法院审判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规定，缺乏一定的全局性和系统性。此法律条例没有规律程序衔接，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体现不明显。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还停留在行政层次上，其作出的规定具有一定笼统性，不能发挥强有力的效力。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新旧更替的时期，对援助制度的需求量骤增，立法空白问题凸显。立法层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侦查层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从而为打造中国完善的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应该渗透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当中。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侦查机关肩负着清查案情事实、全面搜集犯罪证据并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而在初次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律师申请保护的权利，同时还有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但是以事实来看，侦查机关并未有效地落实告知义务，导致犯罪嫌疑人由于不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及其申请程序，最终被动的放弃权利主张，司法公正得不到体现。除此之外，法院是我国唯一行使审判权的机构，其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被告人罪责及其要承担的刑罚。然而在具体案件侦查阶段，我们常常会遇到因为案情不清、证据不足、罪犯不全等法院无法判定罪责和刑罚的问题。因此，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细化法律援助程序。
（三）审判层问题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例，只要符合经济贫困等规定标准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就有向刑事法律援助机构提请帮助的权利。但是由于各地的标准不一致，导致该项法律规定在执行中遇到重重困难。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法院可根据对被告人审查是否符合规定七大类情形的结果，决定是否为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然而事实上，很多被告人由于自由受限或其他个人原因，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加上法院又不愿自行调查，导致被告人权利无法行使。另外，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还明文规定，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等，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就有权申请刑事法律援助。但是事实上，与被告人相比，这类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寥寥无几。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该同时关系被告人和被害人。
（四）实践层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需要依靠法律援助机构。而法律援助机构清晰、完善的组织结构又对我国刑事法援助制度的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在我国构建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并未体现，其大多数被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如此，我们很难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定性和定位。一旦法律援助结构驳回申请人的申请，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该如何行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时，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定性还可能引发援助行为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部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存在偏见，他们虽然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补贴，但是补贴费用毕竟有限，使得他们在整个案件处理中索然无味，积极性不高。如此，法律援助质量无法得到有力保障。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缺少独立性，经费投入自然也就无法独善其身，不利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建议
作者根据上文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足的认识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几种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强化立法建设
强化立法建设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工作和重要任务，对保证整个刑事法律的顺利实施和推进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进一步体现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和精神，我国应该把法律援助权利纳入到宪法中，从立法的层次，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法律援助制度的普及夯实基础。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性，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又同时关联到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观念的落实，需要扩大受益人群和延长申请时间，细化刑事法律援助程序，将法律援助渗透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当中，使相关机关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建立规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除此之外，由于各地经济、人文情况等存在差异，各地应该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发扬法制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刑事法律援助实施细则，从立法层次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二）完善援助体系
以现前的侦查技术水平来看，我国还很难不依靠犯罪嫌疑人口供就能侦破案件。在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在具体的侦查实践中，部分侦查人员为达到某种目的，时有发生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的行为，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引发了人们对侦查机关的信任危机，影响了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新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时期，侦查机关必须要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法律援助权，消除对律师的抵触情绪，回归刑事法律援助正确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借鉴英美等国的有效经验，建议国家将值班律师制度引入到法律援助制度中，全方位保证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值班律师制度是指由政府出资建设独立职能机构，请专业法律援助服务律师帮助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制度。
（三）建立保障机制
任何制度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作支撑。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应该包括物质保障和评估保障。物质保障方面，国家在设立独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此方面的经费投入、资源投入以及人力投入等，提高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补贴，引入专业领域内的高素质人才，准确传达我国的法制观念，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评估保障方面，则需要国家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对承担法律援助职责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全面考核，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管，给予优秀律师适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一经查办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明确他们肩负的职责和拥有的权利，转变其思想观念，保证各环节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落实。另外，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还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受理投诉案件，最大限度地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价值的发挥。
（四）扩大受益主体
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扩大受益主体，始终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法律中人情的一面。国家应该根据当前的经济、人文以及社会形势，适当放宽享有刑事法律援助权利人的考量条件，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引入到法律层次上。具体而言，可以将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的刑期提升到10年以上，并随着后期的完善进行再次提升。各地各级相关机构或单位还应该在保证法律公正性、严谨性以及威严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以事实说话，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正确的论断，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辐射范围。值得提出的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还应该体现出法院的义务和责任，当遇到申请人无法自主提供证明材料时，法院应该出面进行调查和评断，在法律中确定法院的援助职责，能够保证符合条件申请人法律援助权利的行使。
四、结语
总而言之，未来我国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上还有很多任务和目标。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本文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可能存在不足，希望其他学者持续关注我国的法制建设，全方位审视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并提出更多有效的完善建议，而国家相关部门则应该重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完善，以推进我国法制建设步伐，为人民创造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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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法制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不断深入，政治、文化、思想也呈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法制建设是国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人民的保障，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的法制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际交流，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逐渐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基础国情、满足我国建设需求的法律制度。法制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文化、经济等都是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不断的变革和进步，我国法制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
一、简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全球化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的传递不断的加快，全球化的深入不仅有了物质基础，还具备了坚实的科技保障。随之，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不同人群之间的依赖性逐步增强，这也是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此外，随着制度的改善和组织的创新，社会结构与功能出现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全球化更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尽管全球化发展迅速，国家仍旧是基本的政治单元，资源和利益还是由国家承载和分配。不同学者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全球化始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西方国家的引导下，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进而发展到政治、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
（二）法制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定现象，它与历史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主要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比较，通过比较来显示现代化的特征。法制现代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法制现代化是法制形式和法制价值二者现代化的相互统一。所谓法制形式现代化就是指法制体系的整体内部结构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产生了变革和发展，体系的架构日益贴近现代社会，逐步科学化、合理化，其组成成分也更加完善和多彩，是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真实反映。法制价值是支撑法制形式的核心理念，它为法制形式树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并且推动了法制形式的转换和进步。第二，法制现代化的独立性与法制对社会依存性之间的相互统一。发饰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它依赖于政治、哲学、宗教等多个体系，在上层建筑之中，不论是法制还是哲学、宗教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社会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所以，一方面要确定法制现代化具有独立性和完善性，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法制现代化有所依靠。第三，社会法律生活的全面变动、迁移与法律规范体系变革之间的相互统一。从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看，法制现代化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变革，还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改进和推动，法律思想、实践、理念也是变革的重要内容。第四，传统法制和现代法治之间的相互统一。虽然法制在不断的革新和发展，但传统法制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的体现，在现代法制革新和完善的过程中，对传统法制的研究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建设的趋势
（一）全球化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全球化对法制建设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法制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会出现变化。全球化改变了社会的开放性，封闭社会的的传统法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那个对东方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有详细的考察，并且将其与世界法律进行对比和分析。马克思注重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了解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为东方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方法。在当代，全球化的深入在客观上改变着我国的开放程度，中国必须突破传统的封闭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经济条件的统一，必然促使着政治、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所以各国间法律制度的交往也更加的深入，交往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在现代社会之中，每个国家都无法脱离世界独立发展，法制建设亦是如此。第二，全球化会使法律移植的进程加快。法律移植是一种推动不同国家间法律趋同化的手段，然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思想，法律制度受到它们的影响，任何两个不同的国家都无法形成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相应的本土化过程。而全球化加强了各国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各个国家间的适应性越来越强，从而降低了法律移植的难度。第三，全球化对于法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全球化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法制意识，也会推进法制意识的现代化。法制意识是法律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受到法制趋同化的影响，法制建设是在吸收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意识的优良成果，并且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进行改良和创新，是法律的公民性、可行性等方面得到强化，进而促进我国现代化法律意识的形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目标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建设有特色现代化法制中国
现代化法制中国的建设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确保法律制度与现代化社会相符合，形成高效、廉洁、协调、公正的制度体系。第二，要建设现代化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它展现了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以及社会要求。所以在法律规范的建立一定要具备明确性、严密性、连贯性等特点。第三，建立现代化的法律组织机构。现代化的法律组织机构要有明确的分工，实行法律操作、实现、创制等职能，成为法律运行的基本保障，确保法律制度在社会运作中能够顺利实践，使其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第四，建设现代化法律设施。所谓现代化的法律设施，就是先进的技术基础和优越的物质条件，讲这两者合理的运用在法律实践活动之中，从而实现法律创制、执行等多个方面的提升和完善，加强法律运作的质量和效果。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法制现代化是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中国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实现现代化法制社会的建设：首先，加快法律移植的建设步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在不断的加深，人们的接受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进而简化了法律移植的要求。目前，法律国际化是法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确保中国于国际上各个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就要自主做出选择，展开法律移植工作，吸纳更多国家的先进思想和技术，进而实现多样化文化与制度的交流与融合。不过，中国的法制建设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之上，要构建一个满足中国发展需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社会；其次，要实现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立法、司法、执法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在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进行法制法规的建立，确保法律体系的逻辑严谨、概念严密、程序严格等等。在内容方面，现代化的法制建设要反应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实现以人为本，建立公正严明的执法机构和司法制度，绝不纵容犯罪、，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注重司法的完善，司法是市场经济的保障，是运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受到市场经济特点的限制，司法无法成为法律体系的核心，也不能作为其他法律法规的基础，司法要具有相应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司法的完善是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三）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和方向
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依法治国，法制国家的建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民主政体的确立、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分工、对法律治理的绝对服从、市场经济的开展、社会文化的理性发展。经济发展为我国法制的建设提供了基础的物质保障，而现代化法制的建设也有效带动了经济的进步、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法制和经济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在社会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具备自主、诚信等属性，这些属性都需要依靠法律法规的约束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需要法律制度来加以限制，从而保障市场的主体地位。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法制建设的基础，而法治建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由此可见，民主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约束和支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法制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推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综上所述，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促进了国家与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法制建设带来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法制社会，中国要更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需求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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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4
中图分类号： D26；D9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106－05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逾九十年。经过九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建党之初只有53名党员的革命党发展成了拥有超过8000万党员①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也不断与时俱进。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行政管理由人治迈向了法治，我们党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有了巨大变化和发展。
一、从轻视法律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初步确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律，如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46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7年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等。但由于这个阶段属于特殊的革命时期，还基本谈不上法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稳定状态，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批新的法律，如宪法、婚姻法、法等，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至党的“”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研究达到了改革开放前能够达到的顶峰；同时，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党的“”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②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上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③虽然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当时的法制属于一种过渡型的法制，法制建设基本出于服务政治的需要。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上，主要强调法律服务于政治，强调政治挂帅；在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上，重政策、轻法律，强调法律服从于党的政策。这种法律观念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反映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制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法律工具论上。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的树立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由于当时执政党在法制建设上出现了认识偏差，因此，我国在开始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执政党高层却存在着严重的轻视法制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经常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所习惯使用的群众运动方式来解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无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1955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及之后掀起的全党整风、反斗争等运动，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法制建设。伴随着党内政治上不断地“左”倾，党内轻视、蔑视法制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直到“中”出现“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全党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轻视法律、甚至是践踏法律的极端现象。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5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规律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内容构成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理学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主权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权，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宪政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问题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自然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法律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会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教育、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参考。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对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应作孤立的、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它既不是包医包治的特效药方也不意味着要搞惩办主义。而是主张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恰如其份地结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各项措施。为此，就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都归于制度化处理，都诉诸法律解决；而是指把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重要领域实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这些领域不能单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还要靠必要的强制和法律，这方面的越轨行为要受到惩处，要为这些领域树立普遍的、稳定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损害可以求诉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有形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活动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规范的现实对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观念，后者乃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强调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及其管理应实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严格要求，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才能落实各项措施，收到实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须有其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来密切配合，特别是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等）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标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结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场合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别是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没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况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在此情况下用法律手段强化道德教育和推动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十分复杂，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既是道德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法制建设的新问题，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对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态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却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展到人的思想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所以“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19]因此在实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线，掌握好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防扩大法律责任的界限和范围。
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战略和策略问题，初步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这也是其难点，是最薄弱的。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律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地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增强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应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和带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道德建设适时和适当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应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职业道德即“政德”建设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时及时推进那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进而扩展到各类社会组织和法人。以利于惩治和防止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理论研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哲学家--法理学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4]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 30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人民日报》1996年2月 9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18]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104页。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6
卫生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联；同时，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又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紧密相联。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文革开始。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比较重视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促进包括卫生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把关心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及时制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一九五四年宪法第九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些规定，为我国卫生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宪法依据。这一阶段，我国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种痘暂行办法》、《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等，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停滞阶段。卫生领域不仅没有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已有法律、法规也无法执行。
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一九八二年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新宪法为新时期卫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84年到今年 7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了药品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红十字会法、母婴保健法、食品卫生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9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医药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1件行政法规；卫生部、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400多件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我国的卫生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卫生事业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医学科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概括起来讲，我国现行的卫生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范预防保健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预防保健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尘肺病防治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在预防保健方面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传染病预防控制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开展预防传染病的健康教育，消除传染病传播危害，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设立传染病预防、控制和疫情管理的组织或者专业人员，设立传染病医院或者指定医院设立传染病门诊和传染病病房等；二是，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三是，传染病疫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四是，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以及与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等控制措施；五是，国内交通卫生检疫制度，国境口岸传染病检疫、监测和卫生监督制度；等等。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应急管理体制与职责；二是，建立全国和省两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启动制度；三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制度；四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公布制度；五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
（3）职业病防治制度。根据对职业病预防重于治疗、防治结合的特点，主要规定了以下制度：一是，建设项目预评价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二是，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审查制度；三是，劳动过程中对职业病的防护与管理制度，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责任制度；四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建立和完善职业卫生标准体系；五是，劳动者享有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保护、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六是，对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的救治和保障制度。
（4）公共场所和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卫生责任制度，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必须持有“健康合格证”，对经营单位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的报告制度；二是，对学生健康进行监测和健康教育的制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制度等。
（5）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和公民生殖健康权益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实行婚前保健服务制度、育龄妇女和孕产妇的孕产期保健制度以及婴儿保健制度；二是，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制度，明确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特定项目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三是，为了加强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管理，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保障公民的生殖健康权利，规定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免费向农村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二）规范医疗机构、人员以及医疗救治行为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医疗救治技术，降低病死率，制定了执业医师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规范医疗机构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医疗机构执业实行许可证制度；二是，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预防保健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三是，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等活动依法实施严格管理，并建立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制度；四是，为了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科学性、公正性，实行由医学会负责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的制度；五是，医疗事故赔偿制度。
（2）规范卫生技术人员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实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二是，为了保障农民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和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建立乡村医生注册、培训和考核制度。
（三）规范与人体健康相关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与人体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保证其产品质量，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制定了食品卫生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药品行政保护条例》、《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营养、卫生标准；二是，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的卫生条件和卫生要求；三是，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凡是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一律不得经营、使用；四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用于清洗食品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洗涤剂、消毒剂，必须按照国家卫生标准、检验规程进行监督管理；五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六是，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生产人员实行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的制度；七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的制度。
（2）药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药品统一实行国家药品标准，对药品生产实行批准文号管理制度；二是，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生产（包括配制）、经营药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三是，对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实行分类管理制度；四是，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实行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五是，对放射性药品、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的制度；六是，建立血液制品管理制度，对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保证血液制品的质量。
（3）化妆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化妆品生产企业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二是，对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实行健康检查制度；三是，对生产化妆品所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实行卫生标准管理制度；四是，对进口化妆品、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料进行安全性评审制度。
（4）医疗器械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和产品生产注册制度，规定了进口医疗器械的注册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规定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规定了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制度；对部分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强制性安全认证制度。
（四）规范传统医学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了继承和弘扬传统医学，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制定了《中医药条例》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确立了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制度；对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规定了对中医药事业的保障、扶持制度，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鼓励研制开发临床有效的中药品种，对质量稳定、疗效确切的中药品种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五）规范卫生公益事业的法律制度
为了促进卫生公益事业的全面发展，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制定了红十字会法、献血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确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我国公民自愿参加红十字会的制度；确立了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的制度；规定了红十字标志使用制度。
随着卫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卫生标准工作相应的不断加强和发展，卫生标准的实施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发布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环境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职业病诊断、放射性疾病诊断、传染病诊断、地方病、血液、临床检验等各类卫生标准1255项，其中国家标准1029项，卫生行业标准226项。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相配套的卫生标准体系，为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特点
卫生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具有我国法制建设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点。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卫生保健为中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因此，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不仅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医学科学的许多特点得到突出的体现，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与医学等自然科学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促进。研究、认识和把握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这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是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为根本目标的，它直接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人人享有健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生命的不断延长，又主要是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法律的保障。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基本上体现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根本目标。今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更加自觉地把维护和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根本立法宗旨，以对公民的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客观反映医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进一步明确政府、有关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向公民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健服务，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科学是一切疫病的克星，卫生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医学科学，是在对疾病的病因分析、控制措施、治疗方法和技术规范的反复验证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只有正确地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对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生命科学的探索进入了全新的境界，使医学科学的许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科学理论被运用到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使卫生立法和卫生执法工作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例如，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认真研究和运用传染病防治的“三环节，两因素”（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医学理论，针对传染病控制的不同环节和有关因素，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因此，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特别是在今年的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如，由于在职业病防治法中较好地运用了“三级预防理论”（一级预防是指致病因素的预防，二级预防是指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三级预防是指在患职业病后要采取措施防止病人残障），使职业病防治法在逻辑上比较严谨，在执行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高度关注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化，要在学习、研究医学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时客观地反映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提高立法质量，为医学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卫生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疾病的预防治疗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有时对一些疾病的防治问题，还可能演化成社会政治问题。例如，由于艾滋病和疯牛病的蔓延，曾经导致了一些国家政府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把卫生法律制度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研究、去思考，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为疾病的预防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又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
（四）卫生法律制度建设，需要研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
同疾病进行斗争，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课题。随着交通的发达，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频繁，各种传染性疾病很容易跨国境或者跨地区迅速传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这就需要加强国际之间在医学领域的密切合作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对一些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治疗措施。目前，被人类攻克的许多疾病，都是不同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拼搏的结果。世界各国都是通过立法确立本国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而这些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许多都反映了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特别是对一些疾病控制的立法活动，越来越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重要成员，对发展全球卫生事业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注意研究国际通行做法，大胆借鉴其他国家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国际卫生法规、食品法典等，对我国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加入了《国际卫生条例》、《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精神药物公约》以及确定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阿拉木图宣言》等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我们在卫生立法工作中必须认真研究、体现这些国际条约中的共同规范。
以上这些特点，既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是今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工作中需要继续坚持的好做法。
三、对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前几个月暴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我们同这场灾害进行了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果断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军民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广大医护人员和科技工作者临危不惧、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敢于胜利的结果。实践再次证明，我们党具有应对任何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 体验式教学;教学效果;党校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青年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QN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阳，广西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部讲师。研究方向：应急管理及其培训。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12-0016-02
【摘 要】 提高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对促进基层部队依法治军和提高部队打赢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作用特征、模型建设、方法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阐述提高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的方法，以期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硬领导力;建设;依法治军
【作者简介】 解旭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队管理系讲师，中校，军事学硕士。研究方向：领导与管理科学。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12-0018-03
基层军官硬领导力是相对于软领导力而言的，是指通过维持和推动基于上级授权、法规、制度等条件在内的实施决策的系统，实现对组织所规定的权力、法规、制度等利用和维护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便于领导者们在领导权限范围内快速找到符合自己解决问题需求的钢性手段，并利用其做出正确的决策，产生最佳效益。
一、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的基本内涵
基层军官硬领导力的内涵包括基层军官的基础素质、思维方式、实践经验以及对领导方法、领导技巧的把握程度以及法规政策的运用、个人综合能力等在实施领导行为过程中的综合表现。依法治军是我军提高打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力构成中，领导的法治硬领导力居于核心地位，直接影响信息化体系作战能力的发挥。加强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就要了解基本内涵，熟悉作用特征，掌握建设模型，提高建设方法。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是部队领导者职能的体现，是以依法治军为前提，以组织赋予部队领导者的权力为核心，重点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手中权力，作为领导好下属的基础。
二、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的作用特征
1. 依据法律法规规范决策主体
依法决策是现代行政决策区别于传统决策的显著特征。部队领导者应从国防和部队建设的长远和大局出发，遵从国家法律法规、军事法条、军内条令条例等，着眼权力行使与法制化轨道并轨确定的权限、内容、程序、方式，积极有效地行使手中权力。强化党委决策权力约束机制和监督制度，防止决策权力和决策责任分离，完善决策体制，规范决策行为，建立严格的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决策和依法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决策者的主观随意性和个人专断，克服感情、部门利益等各种狭隘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
2. 依据职责权力规范执行决策主体
决策是一种权力，执行决策也是一种权力。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干扰现象，主要表现为本该下级按权限实施的，由于上级单位、部门或个人插手，使下级无所适从。同时，由于上下级、整体与局部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致使某些下级以功利态度对待决策。为此，应确立决策执行主体责任制，明确职责权利和义务，从制度上保障决策执行主体的执行权利、强化执行责任，真正维护决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3. 决策监督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决策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决策权的制约，部队建设内外部监督体制机制已比较健全，体现着以法规和制度制约权力的关系，在不同军种、不同兵种、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阶段都有明确的监督职权和责任，使部队建设决策和执行的全领域、全过程，都处在协调高效的监督体系之中。但过度监督和过滥监督会损害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创造性、积极性，因此对监督的主辅责任、程序、方式等也应严格明确。
三、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模型
1. 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纪律建设
从严执纪是维护法规制度严肃性、权威性的重要保障。纪律严明，法规制度就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否则就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就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队以严明的纪律与公正的奖惩制度著称，军人在纪律的约束下逐渐形成自我管理的内驱力，更利于向着组织目标迈进。纪律是军人的生命，法规条令是部队领导工作的基本准则。要依据法规制度抓领导，抓制度建设和法纪建设，确保各级部队领导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2. 加强不打折扣的服从意志建设
没有执行力，落实力就无从谈起。只有坚决服从，并克服困难去做才能得到好的落实结果。军队塑造的是执行文化，合理的授权、明晰的执行标准、创新的方法、较快的速度都是打造执行力、成就落实力的必修课。提高动态领导质量，关键在于坚持领导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在抓紧抓实部队战备训练任务的同时，加强领导工作建设，对领导过程中暴露的矛盾问题，认真分析研究，找准症结根源，下力做好补短板、扶弱项的工作，确保动中抓领导工作，科学推进、健康发展。
3. 加强保证完成的落实能力建设
落实能力说到底就是部队战斗力的标准，就是军队领导依法治军的能力。部队领导要直接参加作战任务，要在适应军事斗争需要、服务军事斗争准备中不断发展创新，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当前，部队建设中进一步强调了树立依法治军领导能力的标准，这是践行强军目标、提高打赢能力的时代要求。落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做，重要的是要有效益，要提高战斗力，最终提高打赢能力，才称得上是真正落实到位。美军强调：“一名理想的陆军领导者应具备出众的才智、气质、专业才能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并能以身作则。领导者能够并且愿意为了部队的最大利益在上级领导的意图和目标范围内果断决策，认识到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部队才能够成功完成和平和战争时期的任务。”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促落实，形成责任网络，个人、组织、单位全面高质量落实，保证落实能力的最大化。
4. 加强监督严格落实的保证建设
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权力失控和滥用，就必须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没有监督就没有落实。结合部队具体工作，加强权力监督是保证部队纯洁稳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前提。各级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规范权力运行、确保队伍风清气正的指示要求上来，定期研究分析部队权力运行情况，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制定整改措施，不断规范权力的运行。权力过分集中，极易造成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最终导致拥权自重、，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合理的监督机制，适时的经验总结，恰当的查漏补缺，能够让工作落实更加完善，更加高效。明确监督内容是权力监督制约的重要环节，否则监督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如今，监督内容不规范、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重组织轻个人，有的重工作轻生活。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规范、统一、协调单位建设的各项工作。要纠正各种不良现象，必须强化落实规章制度的意识，坚持依据规章制度实施领导，坚决抵制不良风气，按规章制度促进各项工作抓落实。
四、提高基于依法治军的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的方法
1. 严格落实制度
在突出从严执行纪律中加强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纪律是执行政治路线和落实法规制度的重要保证，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必须坚持从严监督、从严执纪。纪律是军队的命脉。从严执纪是维护法规制度严肃性、权威性的重要保证。纪律严明，法规制度就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否则，就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就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部队领导是从严执纪的执行者和践行者，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必须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依法治军的核心紧抓不放。为此，必须强化个人无条件服从于法规的意识，严格用法规制度规范和指导部队的各项工作，狠抓领导者的榜样示范作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部队领导干部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的对象，如果严兵不严官、严部队不严机关，就会影响法规的权威、阻碍从严治军的落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部队领导既是从严治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从严治军的执行者和先行者。部队抓制度建设、法规建设离不开领导，落实法规制度必须从各级领导抓起，强化领导者的法规制度观念。当前，少数领导者还存在着重经验、轻法规制度，落实制度重走过场轻质量的问题，这对制度的权威性、公正性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部队现状来看，有些规章制度刚性执行不彻底，规章制度的刚性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做好部队领导工作关键是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坚持从领导者自身抓起，是提高部队制度落实标准和效用的重中之重，在建立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应注重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强化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一是严格各项纪律。严格政治纪律，确保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严格组织纪律，确保令行禁止;严格财经纪律，按照改进作风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切实加强经费、物资管理，严禁挥霍浪费、违法乱纪;严格群众纪律，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坚决避免和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二是加强纪律检查。纪律检查是落实依法治军、维护纪律规定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以来，纪律检查工作在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必须充分发挥纪律检查部门的职能作用，重点是严格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军事训练和以及经费、物资和装备管理部门的廉政监察工作。三是敢于较真碰硬。对违纪现象迁就照顾，不处理、不报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敢较真碰硬，或者严下不严上、严兵不严官，等等，无异于姑息养奸，会对法规制度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在执行纪律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非常鲜明，要敢于碰硬的、动真的，尤其是对于严重违纪现象，要从严从快处理，确保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落到实处，为实现强军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 优化法治环境
要在优化法治环境中加强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要创造遵章守纪的法治环境，通过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增强广大官兵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人，坚持严部属先严领导的原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在落实各项制度中发挥表率作用。坚持抓部队先抓机关，教育机关干部勇于吃苦、甘于奉献，牢固树立依法从严就是抓战斗力建设的思想，始终把从严治军方针贯穿于部队领导的全过程，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依法从严领导的目标追求。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部队建设，确保部队依法治军，提高部队战斗力。一要坚持令行禁止。大力强化纪律观念，针对部队存在的阶段性倾向性问题，狠抓作风纪律集中整顿，引导官兵对法纪常怀敬畏之心。应着力于工作秩序正规化，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标准、措施和程序抓工作管部队，坚决清理违反规定的“土政策”和单凭经验的“土规定”，不断提高部队的正规化水平。二要坚持认真较真。突出问题牵引，结合平时检查、蹲点帮抓，深入调查研究，对一些违反政策规定、制约部队建设的矛盾问题，不回避、不推诿，认真查根源、找原因、定对策、抓整改。突出纠风治理，对顽疾问题，不怕反复，不怕麻烦，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突出严格执纪，对违规违纪的人和事，敢于较真碰硬、查责问责，不当老好人，不怕得罪人，绝不失之于软、失之于宽，通过严格奖惩，形成良好导向。三要坚持以上率下。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带头是最有力的命令、最鲜明的导向。各级领导要坚持严下先严上、严兵先严官、严人先严己的原则，带头模范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始终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坚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敏锐性，带头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经常把自身言行与法律法规对对表，注重自我警醒、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以自身正气引领部队风气，以自身硬气带出部队士气，以自身底气赢得部队服气。
3. 从严执行纪律
在突出严格落实制度中加强基层军官硬领导力建设。条令条例和法规对应该落实的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其规定的只是内容和形式，没有规定落实制度要达到的质量。执行法规制度既不能“缺斤少两”“偷梁换柱”，也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加码”，要结合实际抓落实。部队建设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部队领导者要深刻领会建设的内容，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不因任务转换而松劲、不因有了进步而懈怠。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揭露矛盾和问题，制定措施和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增强自觉性和责任感;坚持科学督导促落实。检查指导工作要根据被检查对象的实际，督促检查落实应做的工作和应达到的标准，切实调动各级领导干部落实制度的积极性。发挥多管齐下的系统效应，是提高部队领导制度落实标准和效用的重要推动力。
“空谈误事，实干兴军。”依法治军的关键在于落实，重点也在落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部队建设，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使依法从严治军落到实处。一要党委依法决策。决策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加强权力约束，充分发扬民主，确保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有效运行。要依据规定要求，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根本标准，注重提高决策质量效益，重大决策前要充分调研论证，充分考虑“是否符合政策规定”“是否有利于战斗力建设”，克服决策中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二要机关依法指导。机关是贯彻党委决策的职能部门，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机关依法指导，要严格依据条令条例形成机关与基层的良性互动;要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统筹谋划、部署工作、检查讲评，都要遵循法规，有理有据，不偏离法制轨道，保持部队秩序。三要单位依法运转。部队依法运转的关键在落实。依法从严治军，需要一手抓领导机关，一手抓部队，上下合力，整体推进。狠抓共同条令的学习和运用，从点滴入手，逐条逐项抓对照，一步一动抓规范，强化官兵的作风纪律养成，培养官兵听令守规的惯性。狠抓依法运转，围绕经常性工作，对照要求，接续用力抓好经常性落实，真正做到不论任务怎么变换、环境如何变化、上级是否检查，都始终如一地把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作为部队建设的关键来抓。
参考文献：
[1] 居继清，余维祥.新编领导科学概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篇8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立足本职，以普法为主线，以服务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首任，以民间矛盾纠纷排查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司法干警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牢固树立“立警为公，司法为民”的思想观念，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保驾护航。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全力维护我市的稳定工作。
二、工作目标
今年，我局的总体工作目标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四个重点、采取四项措施、围绕四个环节，完善四项管理，抓好四项强化，实现四个突破”。
（一）围绕一个中心，开展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为中心，促进服务意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提高服务质量，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保驾护航。
（二）突出四个重点，深化“四五”普法教育。一是落实党政机关干部常规学法制度。二是抓好各种对象法律教育培训工作。三是制定各类普法对象的考试考核制度。四是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三）采取四项措施，开创省级依法治市试点工作新局面。一是加强严格依法执法。二是加强行业依法治理，重点抓好学校等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三是加强依法治村居、社区，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四）完善四项管理，提高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一是完善“148”法律服务管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中心管理。三是完善律师公证工作管理。四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
（五）抓好四项强化，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行政队伍。一是强化镇街道司法所的建设。二是强化村居调委会主任素质教育。三是强化机关内部管理。四是强化机关党建工作。
（六）实现四个突破，确保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一是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上要有新突破，以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的带头作用推运全市学法用法，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基层依法治理要有新突破，通过开展“民主法制示范村”活动，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年度内要有30％的村实现“示范村”标准；三是刑释教安置帮教工作要有新突破，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好释解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力争实现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的工作目标；四是法律服务工作要有新突破，在为市政府配备法律顾问的基础上，要继续向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学校延伸，并在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做到顾问单位和当事人都满意。
三、工作任务
(一)、认真谋划，积极部署，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普法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四五普法”，加强“三个建设”即：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设；寻求“三个突破”即：在普法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力度上寻求突破；在普法工作的管理方法上寻求突破；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上寻求突破，形成“大普法”的工作格局。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全面实施《XX市领导干部学法八项制度》，对领导干部、政府公务员进行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国家基本法律、市场经济法律法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特别是新的宪法修正案和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证》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培训，培养“懂法型”干部，为建设“法制化城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法制基础；把普法合格证制度与干部任免使用制度和年终考核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将我市领导干部、政府公务人员普法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以切实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真正使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执政；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2、继续深入开展“法律五入”工作（法入社区、法入农村、法入学校、法入企业、法入市场）。组织、搭建社区普法载体，使普法入区入院；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的作用，积极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课师资的培训工作；与工商、税务部门联合，建设、完善各类专业市场普法阵地，利用广播、板报、标语、散发普法小册子等多种手段向商户普法，培养他们的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和诚信经营意识；探索企业普法的新路子，在规模以上企业建立法制室，使企业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运行。
3、深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积极响应、科技部、司法部、文化部、卫生部等十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在2004年继续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送法制文艺、送普法资料、送法制电影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法律大集”和法律工作者进村入户，把“三贴近”，即贴近农村、贴近群众、贴近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法律知识，送到农村，送给农民，引导农民群众学法、懂法、守法、护法、依法办事，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完善普法骨干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市普法讲师团建设，乡镇办事处建立普法小分队，村街建普法小组，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向纵深发展。部门单位普法员要达到干部职工总数的10%，村街普法人员达到5—10名。农村普法工作强化农村法制学校的普法主阵地作用，同时组织律师、讲师团定期巡回讲演宣传普及法律。法律宣传内容有针对性，坚持同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相结合，同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同村务政务管理相结合，同送法进户相结合，同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相结合，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5、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在全市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展“八个一”活动，即建立一个依法治理工作机构、制定一个依法治理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和完善一套依法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一支法制宣传队伍；开辟一块法制园地；每季开展一次法制宣传咨询活动；每月开展一次民间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建立一个安置帮教工作站，落实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各总结一个依法治理典型，以点带面，将依法治理工作在全市铺开。
（二）、加强网络建设，健全制度，探讨新时期做好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新途径
司法行政工作今年要充分发挥整体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分析研究解决农村存在的各类矛盾，整合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等多种力量，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在全社会形成以稳定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的良好态势。
1、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加强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按照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搞好市、乡（镇、街道办事处）、村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稳定调解员队伍，完善工作制度，严格调解程序，规范调解行为，强化素质培训，提高调解质量，增强调解能力，全面推行和深化人民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和人民调解员等级制度，实现各级调解组织软、硬件的规范达标。认真做好社区矫正试点的准备工作。
2、努力形成安置帮教工作良性运行机制。抓住“三大重点”，解决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难点。一是抓重点对象，每年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一次集中摸查和清理。二是抓重点区域，把安置帮教工作的重点放在乡镇（办事处）、村（居）委会，要求村委会安帮小组对解教人员实施“一帮一”、跟踪回访等制度。三是抓重点先进典型，鼓励所有刑释解教人员以先进代表为榜样，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走向新生。①、建立健全衔接制度，包括重点对象接回制、回归人员登记核实制、信息反馈制，做好衔接措施的落实。②、多方联动，帮助、引导刑释解教人员解决生活出路问题。③、加强对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的管控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建立对脱管、失控刑释解教人员的追查、协查、通报制度。④、加大帮教力度，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
3、加强司法所建设。按照上三级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加强“两所一庭”建设的要求，全面完成司法所的立户列编。加强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实现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两所”合一。构建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平台，做到编制、人员、工作的最终“三落实”。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等工作整合在一起，为基层群众服务，积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增收，为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树立大服务思想，进一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继续贯彻“满足需求、服务发展、规范执业”的指导方针，突出抓好四项任务：
1、完善监督管理，扩大服务领域，全面提高律师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在深化“两结合”管理的基础上，加大行政监管力度，确保律师行业有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管理的建章立制工作，提高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开展个人开业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研究制定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范标准，逐步实现律师机构标准化管理。
积极搭建平台，拓展服务领域。要进一步发挥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优势，搭建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平台，逐步建立对口服务机制，为政府部门提供课题调研、法律意见。
2、以“诚信服务”为重点，全面提高公证质量。
根据中国公证员协会《关于深入开展公证行业文明创建工作的意见》，以“诚信服务”为主题，深入开展全市公证行业文明创建工作。通过学习、自查、整改和检查验收，大力拓展和规范公证法律服务，全面加强公证行业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坚持推行要素式公证书，抓好公证质量；要配合《公证法》的出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提高全市公证员依法服务、规范服务的意识，努力把公证行业建设成诚实信用、高度文明、社会信赖的行业。
3、进一步加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和执业人员的管理，不断适应司法改革的发展要求。
要做好现有鉴定机构的核准登记，增加各类鉴定机构的数量。要拓展资产评估、建筑工程质量评估等新的业务领域，满足社会需求。要认真做好已核准登记的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调查摸底工作，扎实稳妥开展司法鉴定人的资质认证；编制完成我市司法鉴定人名册，向社会公布。要加强调研，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研究制定执业证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保证司法鉴定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4、严格管理，健全监督，全面整顿法律服务市场，优化法律服务环境。
加大对投诉律师案件的查处力度，整肃律师行业纪律；利用诚信信息系统公布律师违法违纪情况；充分发挥属地管理的优势，联合公安、工商部门，对全市律师法律服务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重点查处假冒律师执业、非法成立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未经许可设立法律服务分支机构等违法行为；开展全市公证处设立分支机构情况大检查，对有违规情况的公证处进行整顿。
5、加强引导，健全机制，为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以“扩大服务、规范管理”为重点，全面提高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法制化建设。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进一步规范全市的法律援助工作，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各级政府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的职责任务；确定法律援助执法检查等制度，将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健全法律援助工作质量监督和评估机制。要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要求，健全规范接待、咨询、受理、审查、决定、指派、办理、监督等环节，实现全程规范化管理，并建立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对援助案件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社会组织、社团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认真抓好法律援助队伍建设。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深入学习《法律援助条例》，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坚持把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作为律师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广大律师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识；狠抓法律援助各项制度的落实，大力宣传、表彰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机构和个人，形成一种以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荣的社会风尚。
继续抓好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要利用新闻媒体和典型案例加大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注重宣传效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市法律援助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网站的作用，扩大宣传覆盖面。
（四）、提高队伍素质，推进行风建设
1、科学管理，加强培训，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按照人力资源规范管理的要求，出台市局机关职位管理办法，量化绩效考核标准，实现职位职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继续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开展人才需求调查，建立人才信息管理平台。按照人职匹配的原则，通过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岗位成才”为中心，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继续抓好干部日常培训和公务员“四五”普法考试工作。通过举办全局干部“写作业绩十佳奖”和公文、新闻写作“十佳能手”大赛等活动，鼓励干警立足本职，钻研业务，增长实际工作才干。
2、严格依法行政，提高管理效率。
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完成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认真组织全体干警学习《行政许可法》，开展行政许可岗位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与考核。建立、完善行政许可实施的程序制度和具体操作规范。
根据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制定市司法局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对行政许可活动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现有工作中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地方，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宏观性、科学性，依法、高效履行职责。
3、坚持标本兼治，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行政监察工作。
要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加大检查力度，确保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高监察效率与质量，促进机关工作规范化、正规化。严格执行机关岗位工作程序，加强对行政审批、财务制度、人事制度三项改革的行政监察。
要继续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办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带有行业特点的违法违纪案件以及人、财、物等权力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和影响首都法律服务市场环境的案件；健全案件分析制度和案件通报制度，研究预防治理对策，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要紧密结合队伍建设的实际，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要大力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的先进典型，推动全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4、提高基础设施与信息化建设水平，为加快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按照“满足需要、适当超前、功能完备、便于操作”的原则，构建全局的办公信息化平台。依托市政府政务专线建成纵向联通各乡镇的信息高速公路。加强市局机关网站建设，整合不同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将网站建成对外宣传的窗口。要加大对基层投入的力度，加强以司法所为重点的基础建设，为司法行政各项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5、完成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