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1篇

议论文的素材总是有很多，我们得将它整理好，使它们在逻辑上有条理性，有说服力。下面结合一个2016热点新闻素材来谈谈同一则材料如何使用多种论证方法。

2016年2月12日，常州游客陈某微博称，春节期间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北岸野生渔村”吃饭时“被宰”“被打”。一行20人共消费10302元，其中“鳇鱼中段铁锅”单价为398元/斤，14.4斤共消费5000余元。这一事件被舆论称为“天价鱼”事件。

但游客陈先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称，调查小组出具的调查情况“漏洞百出”。最终，在哈尔滨市政府的要求下，调查组经进一步深入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调查确认：“北岸野生渔村”把人工养殖鳇鱼当野生鳇鱼售卖，欺诈消费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未按时申请延续，无证经营；双方发生过肢体冲突，陈某被打情况属实；民警张某某出警存在不规范、不文明执法行为。

剧情反复逆转的天价鱼事件，你怎么看？请说出你的观点并分析论证。

一、用“例证法”

论点：对旅游宰客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对发展旅游业寄予厚望，期待其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是，有些地方不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而是将旅游当成了“摇钱树”、“提款机”，除了在景点门票上大做文章、经常念起“涨字诀”外，还将景区及周边的商店、宾馆等配套服务设施高价对外租赁。利益驱动之下，只要是景点卖的饭菜、饮料等游客必需品，远超市场正常价格。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售假卖假甚至强买强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此，有的地方不仅疏于严格管理，甚至对宰客事件听之任之。以“天价鱼”为例，调查组起初给出的结论是涉事饭店明码标价，并无违法违规之处。后来在公众质疑之下，相关部门才一步步还原事实真相。而对于因低价团费引发的导游辱骂游客、强制消费，几乎成了云南旅游市场上的一个顽疾。但直到国家旅游局专门出台相关规定，每次受到处罚的也只是导游，鲜有旅行社受到处罚。旅游市场管理失之于松，可谓一大病因甚至是病根。

【技法解析】

例证法也叫事例论证，是用令人信服的典型事例来证明自己论点正确的一种方法。它是议论文写作中最常用的一种论证方法。“事实强于雄辩”，在典型的事例面前，道理不言而喻。上段中作者以“哈尔滨天价鱼”与“云南导游辱骂游客”为例来证明“旅游市场管理松懈”的观点，论据恰当，有说服力。

用好例证法，还须注意以下四点：1.事例要典型、确凿，有影响力。一般来讲，应优先考虑著名的人物或事例，慎用校园、家庭、市井街头的琐碎事例。2.事例的叙述要简明扼要，高度概括，所叙述事例的重点部分要突出，切忌拖泥带水，过于详细。3.事例切忌单一狭隘，要丰富广阔，要点面结合，古今中外相映成辉。同类事例多时可考虑采用句式排比列举。4.切忌例子加论点，没有具体分析，叙事之后要有精当的分析论述，从而将摆事实和讲道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用“喻证法”

论点：比“天价鱼”更可恶的是带出的泥。

如果说“天价鱼”是此次挖出的萝卜，那么由此而来的“经营许可证”过期、高达60%的提成，就是由此带出的泥。泥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当地市场监管的失序，以及市场秩序的荒诞。而这，恐怕要比“天价鱼”本身要可恶得多。景区再好，如果暗含一个信誉丧失、暗藏杀机的消费市场，游客也只能选择用脚投票。据说这家涉事店已经无人问津，我们甚至可以想见，这家店将遭受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不能把由此带出的泥彻底清理，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下一次坑人的“天价鱼”呢？

【技法解析】

喻证法是用设喻来论证论点的方法。在议论文中，设喻可以使论点更易懂、更风趣，更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巧喻而理至”，喻证法能化抽象为具体、化艰深为浅显、化枯燥为生动。上段中，作者将“地方保护主义”比喻成拔萝卜时带出的泥土，这一比喻非常形象。萝卜是离不开泥土的，宰客一定有保护伞的存在，所以这一比喻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运用喻证法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1.以小见大，就近取譬。要精选生活中细小的、人们熟悉的事物作为设喻的喻体。喻体如果不是读者常见熟知的，就达不到喻证的目的。如《劝学》就用了大量生活化的比喻来论证论点。2.喻体不求形似，求神似。喻证的喻体是为了阐发观点，力求神似，以义取形。一定要对自己所要论证的对象和用来设喻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揣摩。

三、用“对比法”

论点：是该到给“天价鱼”除掉“腥味”的时候了。

“天价鱼”事件，之所以充斥“腥味”，其实是值得相关部门反思的。如果一开始就迅速介入调查，快于媒体的调查披露，并及时公布真相，不至于引起公众疑虑，错过了有效引导舆论的时机。一旦“腥味”未除掉，公众自然不知晓鱼虾“真滋味”，尤其是不及时除掉“腥味”，甚至让少数地方形象惹上一身“腥”，消费者嗤之以鼻自是必然。不可否认，盘活地方资源、开展旅游开发，尤其是一些充满乡土特色的旅游项目越来越成为搞活地方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的新兴项目。但一旦地方政府变身为“保护伞”，加上市场监管的缺位，短期内似乎“帮”了经营者一把，可这种放任“宰客”的行为蔓延，实则恰恰砸了他们的招牌。

【技法解析】

所谓对比论证，就是把正反两方面的论点和论据加以剖析对照，达到否定错误观点，树立正确论点的目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鲜明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一种常用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上段中作者认为“盘活地方资源、开展旅游开发”值得点赞，但倚靠“保护伞”恰恰是在自砸招牌、自毁形象。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一对比，读者立刻就会觉得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运用对比要注意所选取“两方”的正与误、是与非、新与旧的区别要非常明显，要有突出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必须要对所要论述的对象的矛盾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可以是人对人、物对物，也可以是纵向比较或横向对照。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2篇

那么，如何将新闻素材嵌入议论文呢？下面，结合一则新闻素材来介绍相关的写作技法。请看新闻素材：

2016年2月12日，常州游客陈某微博称，春节期间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北岸野生渔村”吃饭时“被宰”“被打”。一行20人共消费10302元，其中“鳇鱼中段铁锅”单价为398元/斤，144斤共消费5000余元。这一事件引发全国网民热议，被舆论称为“天价鱼”事件。

2月14日，哈尔滨市松北区政府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调查。15日，调查组公布了阶段性调查进展情况，引起公众质疑。通报称，北岸野生渔村大堂内设有相关食材价格公示及相关图解，属明码标价。鳇鱼销售价格不在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范畴之内，是经营者自主制定的市场调节价。

但游客陈先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称，调查小组出具的调查情况“漏洞百出”。最终，在哈尔滨市政府的要求下，调查组经进一步深入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调查确认：“北岸野生渔村”把人工养殖鳇鱼当野生鳇鱼售卖，欺诈消费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未按时申请延续，无证经营；双方发生过肢体冲突，陈某被打情况属实；民警张某某出警存在不规范、不文明执法行为。

剧情反复逆转的天价鱼事件，你怎么看？请说出你的观点并分析论证。

一、用“例证法”

论点：对旅游宰客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对发展旅游业寄予厚望，期待其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是，有些地方不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而是将旅游当成了“摇钱树”、“提款机”，除了在景点门票上大做文章，经常念起“涨字诀”外，还将景区及周边的商店、宾馆等配套服务设施高价对外租赁。利益驱动之下，只要是景点卖的饭菜、饮料等游客必需品，无一不是价格高昂，远超市场正常价格水平。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售假卖假，甚至强买强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此，有的地方不仅疏于严格管理，甚至对宰客事件听之任之。以“天价鱼”为例，调查组起初给出的结论是涉事饭店明码标价，并无违法违规之处。后来在公众质疑之下，相关部门才一步步还原事实真相。而对于因零负团费引发的导游辱骂游客、强制消费等恶性事件的频发，几乎成了云南旅游市场上的一个顽疾。直到国家旅游局专门出台相关规定，但每次受到处罚的也只是导游，鲜有旅行社受到处罚。旅游市场管理之松，可谓一大病因，甚至可以说是病根。

[技法解析]

例证法也叫事例论证，是用令人信服的典型事例来证明自己论点正确的一种方法。它是议论文写作中最常用的一种论证方法。“事实胜于雄辩”，在典型的事例面前，道理不言而喻。本段中作者以“哈尔滨天价鱼”与“云南导游辱骂游客”为例来证明“旅游市场管理松懈”的观点，论据恰当，有说服力。

用好例证法，还须注意以下四点：一是事例要典型、确凿、有影响力。一般来讲，应优先考虑著名的人物或事例，慎用校园、家庭、市井街头的琐碎事例。二是事例的叙述要简明扼要，高度概括，所叙述事例的重点部分要突出，切忌拖泥带水，过于详细。三是事例切忌单一狭隘，要丰富广阔，要点面结合，古今中外相映成辉。同类事例掌握多时可考虑采用排比句式列举。四是切忌例子加论点，没有具体分析，叙事之后要有精当的分析论述，从而将摆事实和讲道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用“喻证法”

论点：比“天价鱼”更可恶的是带出的泥

如果说“天价鱼”是此次挖出的萝卜，那么由此而来的“经营许可证”过期、高达60%的提成，就是由此带出的泥。这泼泼洒洒的泥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当地市场监管的失序，以及市场秩序的荒诞。而这，恐怕要比“天价鱼”本身要可恶得多。景区再好，如果暗含一个信誉丧失、暗藏杀机的消费市场，游客也只能选择用脚投票。据说这家涉事店已经无人问津，我们甚至可以想见，这家店将遭受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不能把由此带出的泥彻底清理，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下一次坑人的“万元鱼”呢？

[技法解析]

喻证法是用设喻来论证论点的方法。在议论文中，设喻可以使论点更易懂、更风趣、更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巧喻而理至”，喻证法能化抽象为具体、化艰深为浅显、化枯燥为生动。本段中，作者将“地方保护主义”比喻成拔萝卜时带出的泥土，非常形象。拔萝卜的动作基本是人人做过，萝卜是离不开泥土的，宰客一定有保护伞的存在，所以这一比喻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运用喻证法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以小见大，就近取譬。要精选生活中细小的、人们熟悉的事物作为设喻的喻体。喻体如果不是读者常见熟知的，就达不到喻证的目的。如《劝学》就用了大量生活化的比喻来论证论点。二是喻体不求形似，求神似。喻证的喻体是为了阐发观点，力求神似，以义取形。一定要对自己所要论证的对象和用来设喻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揣摩。

三、用“对比法”

论点：是该到给“天价鱼”除掉“腥味”的时候了

“天价鱼”事件，之所以充斥“腥味”，其实是值得相关部门反思的。如果一开始就迅速介入调查，快于媒体的调查披露，并及时公布真相，不至于引起公众疑虑，反而会有效引导舆论。“腥味”未除，公众自然不知晓鱼虾“真滋味”，甚至会让地方形象惹上一身“腥”，公众嗤之以鼻自是必然。不可否认，盘活地方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是搞活地方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的一个好项目。然而，一旦地方政府对此竖起地方保护主义的大旗，短期内似乎能帮助经营者搞好经营，然而这种“宰客”行为，从长远看恰恰会毁了该地的旅游事业。

[技法解析]

所谓对比论证，就是把正反两方面的论点和论据加以剖析对照，达到否定错误观点，树立正确论点的目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鲜明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一种常用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盘活地方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值得点赞，但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恰恰是在自砸招牌、自毁形象，作者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一对比，读者立刻就会觉得作者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运用对比，要注意所选取“两方”的正与误、是与非、新与旧的明显区别，要有突出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必须要对所论述对象的矛盾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可以是人对人、物对物，也可以是纵向比较或横向对照。比如：许多人都记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当然是诗的夸张，为了表现追求自由的强烈感情，才这样说。其实，生命是根本，如果生命都没有了，还怎么追求爱情和自由呢？

论证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如果仅仅使用一种论证方法，论述就可能显得有点单薄。为强化说服力，不妨兼用多种论证方法。不过，使用多种论证方法一定要注意突出其中的一种，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无论用哪种方法，都应当和道理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练一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写下你的感想。要求有明确的观点及综合运用上面的论证方法。

春节过后，迎来春运返程高峰。2月10日晚，在山东淄博火车站候车大厅内，一名男子面对前来送站的白发父母，情绪非常激动，跪在地上，磕起了头。淄博火车站工作人员张勇刚好目睹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儿子长跪泪别父母的画面。照片一传上网，立即爆红网络，引发热议。

据《齐鲁晚报》记者了解，跪地男子叫张金丽，今年46岁，父亲快80岁高龄，家在淄博新华医疗器械集团，自己在北京打拼，在这之前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生活。今年，他自己一人匆匆赶回老家陪父母过年。当张金丽在淄博站准备乘车离开时，面对前来送站的老父母，加上之前喝了点酒，情绪激动，觉得没有尽到孝道，愧对父母。

张金丽年迈的父母表示理解儿子：“现在年轻人都要忙工作，肯定会想他们，也会孤独，但是我们都理解。”老人说：“二儿子张金丽1990年就去北京了，现在已经在北京成了家。这几年由于比较忙，已经三年没回家了。今年我要求他回来，他本来不休班，跟别人换的班，才回来的。”由于时间仓促，这次张金丽是一个人回来的，虽然只待了三天，但老人还是非常高兴。“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高高兴兴喝点酒。”这次老两口把儿子送到火车站，大家都很不舍，才有了照片上的一幕。

可是不少网友质疑，北京到淄博的高铁只要3个小时，229块钱，往返很方便，即便平时工作再忙，难道抽空回家待一天，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吗？“这么近，火车也很方便，起码过年的时候要回家来看看，陪陪父母。”

[观点提示]

1.爆发的孝道感动中华

儿行千里母担忧，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华民族是一个乡愁情怀浓重的民族。照片中，长跪的儿子，已经年近半百，不能够守护在父母身边尽孝；白发苍苍的父亲，年近8旬，却无奈独守空巢。这是无数普通人家庭生活的写照。因为牵挂，因为思念，因为那深深的中华民族的乡愁情怀，海内外的漂泊游子们虽然无奈着，但也幸福着。在这样的乡愁情怀中，我们思念着父母，我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

2.张金丽给天下儿女上了一堂亲情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时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作为儿女晚辈，必须要反思一下自己在尽孝方面是否有该做而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如果有，就应该用行动来改变，而不仅仅是长跪不起。如今，高铁遍布全国，今后还将越来越方便。还是多回家看看吧！张金丽们！千万别再等到没有机会陪伴父母的时候，而追悔莫及。请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孝敬父母的根。

3.北漂汇集着多少铁血男儿奋斗不止的顽强毅力

从茫然随波逐流到功成名就返乡，其中的艰辛，非北漂者难以体会。他们究竟在追寻着什么？为了钞票？为了地位？不尽然也！对于大多数男人，尤其是有血性的男人，北漂并不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是为了充分展示男人的作为，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应该是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父母，寄予子女们的希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并不是都一味地为了钱财和地位，并不是都为了光宗耀祖，而是希望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为社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和价值。人生唯有如此，才会真正充满获得感和幸福感。

4.摆脱空巢，需要全社会的担当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让孩子能够陪伴在老人身边，这个基本责任担当光靠孩子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全社会的担当。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物质幸福的小康，也是精神幸福的小康，家庭幸福的小康，老人安度晚年的小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期盼我们的用人单位能够制定出带薪休假的“陪伴老人假”，让那些游子们能够有一段专心陪伴父母的时间；期盼我们的住房改革能够有一个“老人补贴住房”制度，帮助孩子们把老人接到身边居住；期盼我们能够有一个“城市爱心老人工程”，给父母异地的孩子们打造一个孝敬的平台。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我们应该让老人能够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敬老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3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200X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3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200X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20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5月17日德清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1、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德清》、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3月29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5月26日—28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5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2月24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420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5月14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2、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4月15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德清人才网”和《德清普法网》上。4月25日我县分10个考场30个场次对1747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200X（7）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2500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5月28日新市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200多人参加了学习。5月17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140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6月份三合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115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3、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10类的71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4月29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4月26日-30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317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54人、矿山安全员127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91人、砖瓦企业45人。6月3日-24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三合、洛舍、城关等乡镇的2500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10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1000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4、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12000多人次受训。莫干山镇中学、新市镇中学、三合乡中学、千秋外国语学校、德清学院、逸夫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150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38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29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3月1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莫干山外国语学校等12所学校获得200X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新市完小等学校获得200X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5．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6280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200X）6号文件。5月21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6月22日下午3点—8点30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300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0多份。有50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莫干山火车站广场举行“148”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1月7日德清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8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6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德清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德清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德清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6月25日举案说法案例103个，从200X年元月至6月25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992篇，平均每天上传5。6篇，网上点击率83127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21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200X）2号文件，表彰了200X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德清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德清》报、县电视台、电台、《德清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3篇，《湖州在线》网采稿2篇，《东方法治网》采稿6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德清”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6月25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新市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5月21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新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4月19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4—6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法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有的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重视不够，致使普法工作措施不够到位、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下一步普治主要工作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4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200X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3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200X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20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5月17日德清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1、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德清》、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3月29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5月26日—28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5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2月24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420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5月14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2、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4月15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德清人才网”和《德清普法网》上。4月25日我县分10个考场30个场次对1747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200X（7）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2500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5月28日新市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200多人参加了学习。5月17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140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6月份三合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115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3、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10类的71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4月29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4月26日-30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317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54人、矿山安全员127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91人、砖瓦企业45人。6月3日-24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三合、洛舍、城关等乡镇的2500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10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1000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4、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12000多人次受训。莫干山镇中学、新市镇中学、三合乡中学、千秋外国语学校、德清学院、逸夫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150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38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29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3月1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莫干山外国语学校等12所学校获得200X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新市完小等学校获得200X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5．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6280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200X）6号文件。5月21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6月22日下午3点—8点30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300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0多份。有50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莫干山火车站广场举行“148”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1月7日德清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8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6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德清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德清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德清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6月25日举案说法案例103个，从200X年元月至6月25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992篇，平均每天上传5。6篇，网上点击率83127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21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200X）2号文件，表彰了200X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德清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德清》报、县电视台、电台、《德清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3篇，《湖州在线》网采稿2篇，《东方法治网》采稿6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德清”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6月25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新市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5月21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新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4月19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4—6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法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有的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重视不够，致使普法工作措施不够到位、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下一步普治主要工作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5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200*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3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200*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20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5月17日德清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1、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德清》、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3月29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5月26日—28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5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2月24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420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5月14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2、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4月15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德清人才网”和《德清普法网》上。4月25日我县分10个考场30个场次对1747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200*（7）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2500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5月28日新市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200多人参加了学习。5月17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140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6月份三合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115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3、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10类的71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4月29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4月26日-30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317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54人、矿山安全员127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91人、砖瓦企业45人。6月3日-24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三合、洛舍、城关等乡镇的2500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10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1000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4、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12000多人次受训。*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150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38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29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3月1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莫干山外国语学校等12所学校获得200*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新市完小等学校获得200*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5．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6280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200*）6号文件。5月21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6月22日下午3点—8点30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300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0多份。有50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莫干山火车站广场举行“148”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1月7日德清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8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6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德清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德清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德清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6月25日举案说法案例103个，从200*年元月至6月25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992篇，平均每天上传5。6篇，网上点击率83127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21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200*）2号文件，表彰了200*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德清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德清》报、县电视台、电台、《德清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3篇，《湖州在线》网采稿2篇，《东方法治网》采稿6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德清”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6月25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新市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5月21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新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4月19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4—6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6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200*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3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200*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20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5月17日*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1、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3月29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5月26日—28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5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2月24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420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5月14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2、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4月15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人才网”和《*普法网》上。4月25日我县分10个考场30个场次对1747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200*（7）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2500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5月28日*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200多人参加了学习。5月17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140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6月份*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115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3、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10类的71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4月29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4月26日-30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317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54人、矿山安全员127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91人、砖瓦企业45人。6月3日-24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洛舍、城关等乡镇的2500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10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1000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4、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12000多人次受训。*镇中学、*镇中学、*乡中学、*外国语学校、*学院、*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150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38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29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3月1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外国语学校等12所学校获得200*年*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完小等学校获得200*年*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5．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6280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200*）6号文件。5月21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6月22日下午3点—8点30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300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0多份。有50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火车站广场举行“148”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1月7日*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8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6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6月25日举案说法案例103个，从200*年元月至6月25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992篇，平均每天上传5。6篇，网上点击率83127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21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200*）2号文件，表彰了200*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报、县电视台、电台、《*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3篇，《湖州在线》网采稿2篇，《东方法治网》采稿6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6月25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5月21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4月19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4—6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欺诈金额；惜赔金额；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机会欺诈；保险理赔；新《保险法》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115-06

保险欺诈（Insurance Fraud）是国际保险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全国保险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保险欺诈界定如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在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伪造、编造的有关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来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或给付请求的行为”。保险欺诈分为硬欺诈（Hard Fraud）和软欺诈（Soft Fraud）两种，前者指投保方在保单承保的范围内，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后者指投保方夸大合法的索赔，有时称为机会欺诈（Opportunistic Fraud）。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保险理赔诉讼大幅度增加，典型案件有2003—2004年信诚人寿300万保险合同纠纷、2005年深圳友邦重疾险纠纷、2006年中国保险报连续刊登“保险费自动垫缴”案等。保险公司败诉消息经媒体披露后，保险公司因识别欺诈错误背负惜赔（Underpayment）恶名。媒体关于保险公司惜赔报道是否属实，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有必要针对部分保险理赔诉讼案例作出定量分析。

一、文献回顾

理论方面，保险欺诈的成因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Caudill等（2005）认为理赔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夸大或制造保险事故难以鉴别。Moreno等（2006）认为，索赔审计并非总能有效抑制保险欺诈。实证方面，国外学者探讨索赔人、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等索赔特征对汽车保险欺诈影响，建立回归模型，找出欺诈识别的关键指标。Artis等（1999）发现，交警出具的责任划分报告可有效抑制保险欺诈，索赔人历史行为对索赔金额有明显影响。Derrig等（1994）发现，索赔人软组织伤害（Soft Tissue Injury ）若有律师或医师帮助更易欺诈，索要一般损害赔偿金（General Damages）。Harrington等（1998）了保险理赔存在种族歧视的误解。Loughran（2005）发现保险公司宽容一般损害理赔额（General Damages Awards），但严格限制特殊损害理赔额（Specific Damages Awards）。Doerpinghaus等（2003）发现女性、年轻（年龄65岁）司机承担更大过错责任。Richard（2000），Crocker等（2002）发现交通事故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索赔人获得较少赔付金额，与Doerpinghaus等（2008）研究结论一致，女性索赔人得到的赔付金额比男性低10%，年轻索赔人（年龄

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影响风险厌恶程度。Dohmen等（2005）指出，生物酶导致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差异。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男生冒险意愿显著强于女生。Haleck等（2001）发现，无论纯粹风险还是投机风险，女性风险厌恶程度高于男性，与Sorrentino等（1992）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倾向于低额但确实性收入。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Levin等（1988）以及Powell等（1997）用实证数据证明女性比男性风险厌恶程度更高。但Nowakowska（1979）认为，性别的风险偏好差异依赖于风险决策的环境以及具体的风险内容。Bajtelsmit等（1996）指出，性别导致不同的风险倾向，可能是生理条件差异，也可能是社会对不同性别存在不同期望。陈蒂（2005）发现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具规避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等风险意识。Haleck等（2001）发现，随着年龄增加人们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但65岁以上比其他年龄段呈现更强的风险偏好。孙悦、李纾（2005）发现，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研究生或以上）平均总次数最低。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家庭所在地同个体的冒险意愿负相关，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冒险意愿显著高于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项目（2006）测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发现经理压力（76）最大，其次是公务员（74）、职员（73）、无业人员（68），农民（60）、工人（59）；年龄21-30岁压力（71）最大，其次是年龄50-51（68）、年龄31-40（67）、年龄41-50（66）三个年龄段，但这三个年龄段差别不大，年龄61-80（60）最小。

本文借鉴伤害类型（外伤、软组织损伤）、年龄、性别等索赔特征对保险欺诈影响，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对风险厌恶程度影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差异，探讨投保方欺诈、保险公司惜赔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无论投保方索赔，还是保险公司愿赔，均受保险单信息、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案件情况等因素影响。假设法院居中公正裁判，投保方欺诈金额=（索赔金额-判决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判决金额-愿赔金额）。

1. 保险单信息。保险金额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险补偿，对索赔人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保险费是投保人直接支出的货币成本，索赔额大小决定投保方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收回成本。理性索赔人，既要弥补保险费，又要尽可能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理赔时，也不会忽视保险金额、保险费因素。

2. 投保方特征。投保方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理赔诉讼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能否获得法院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若索赔人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可能更偏好诉讼。业余时间长短以及工作外精力与面对的压力直接相关，若索赔人压力较小，可能更乐于诉讼。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索赔人，业余时间以及工作外精力差异很大，面对压力不同，必然影响索赔金额的提出。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存在差异，对索赔金额提出也会产生影响。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索赔人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估测其面对压力、风险偏好等因素，提出愿赔金额。

3. 保险公司类型。保险公司根据属性有多种划分方法。根据出资者国籍分为中资公司和外资公司，中资进一步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股份制公司。根据管辖级别，分为地市分公司和区县支公司。不同保险公司，经营理念、价值观存在差异，面对投保方索赔金额可能采取不同应对措施，进而影响愿赔金额的提出。

4. 案件情况。案件情况，包括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投保方索赔诉求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认可，关键在于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若系免责范围，可能面临拒赔。投保方是否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对索赔金额也会产生影响。若投保方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可能为急于获得赔付而接受保险公司较低的赔偿金额；也可能提出更高的索赔金额，以弥补自身伤害。投保方索赔有时非独立完成，亲戚、朋友、同事等非律师参与或律师参与对案情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强调保护投保方利益，索赔金额可能会提高，也可能因为法律对其加强保护而减少不诚信行为。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情形。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样本来源于课题组对国内10多家法院的实证调研，共获取2000—2011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案件175例，剔除5个信息不全的案件，最终形成有效样本170例。本文不存在投保方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的硬欺诈情形，所有事故真实发生，争议点在于是否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应获多少赔偿。

从保险单信息、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案件情况4个维度设置变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本文对调研所得数据，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以探讨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其中，回归分析涉及的基本模型如下：

Y=？茁0+？茁1X+？茁2D+？着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X为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索赔金额或保险公司愿赔金额；D为变量矩阵，即保险金额、保险费、保险事故类型、保险事故程度类别、诉讼参与人类型、是否适用2009年新保险法、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等；？茁0、？茁1、？茁2是回归系数矩阵，？着表示随机误差。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投保方索赔金额（54 259.80元）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6 254.99元），前者是后者的8.67倍。法院判决金额（32 994.64元），介于索赔金额和愿赔金额之间，欺诈金额（36 150.77元）低于惜赔金额（39 187.42元）。

高保险金额、高保险费对应高欺诈金额、高惜赔金额，低保险金额、低保险费对应低欺诈金额、低惜赔金额。国有控股公司欺诈金额（38 732.08元）大于股份制公司，但股份制公司惜赔金额（40 891.75元）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地市分公司欺诈金额（44 289.95元）大于区县支公司，但区县支公司惜赔金额（47 428.49元）高于地市分公司。

从投保方特征看，男性欺诈金额（34 284.5元）、惜赔金额（35 190.3元）均低于女性；年龄51～60岁欺诈金额（95 534.42元）、惜赔金额（87 128.91元）均高于其它年龄组，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19 333.33元）最低，年龄21～30岁惜赔金额（15 075.75元）最低；农民欺诈金额（40 119.02元）最高，工人惜赔金额（48 362.27元）最高，职员欺诈金额（15 757.93元）、惜赔金额（11 558.26元）均最低；未婚欺诈金额（25 440.74元）、惜赔金额（7 666.67元）均最低，离丧欺诈金额（50 836.77元）、惜赔金额（70 530.25元）均最高。

从案件情况看，北京欺诈金额（60 956.34元）远甚于外地，但外地惜赔金额（42 588.97元）远甚于北京，省会城市欺诈金额（53 038.41元）远甚于中小城市，但中小城市惜赔金额（40 882.17元）甚于省会城市，东部地区欺诈金额（55 762.31元）、惜赔金额（53 410.63元）均甚于中西部地区；工伤欺诈金额（60 956.34元）最高、惜赔金额（19 378.38元）最低，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伤害惜赔金额（53 410.63元）最高；残疾欺诈金额（53 038.41元）最高，伤害惜赔金额（42 588.97元）最高；非律师参与欺诈金额（39 525.09元）甚于律师参与，但律师参与惜赔金额（48 552.94元）甚于非律师参与；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43 313.03元）、惜赔金额（43 112.37元）均高于实施前。

四、回归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以对因变量贡献最大的自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程为基础，按自变量重要性大小为顺序逐个引入其余的自变量。

（一）投保方欺诈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欺诈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3。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索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257 055，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正相关，符合经验预期，索赔金额越高，欺诈金额越大。保险费回归系数是1.921 283，欺诈金额与保险费正相关，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越高，欺诈金额越大，可能是索赔人试图通过欺诈捞回缴纳的保险费成本，同时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额。北京回归系数为30 037.73，北京欺诈金额比外地平均高30 037.73元，可能是北京经济更发达，高房价、高工作强度、高消费等压力较大，在这样环境中的索赔人欺诈思路更加发散，欺诈手段更加隐蔽，例如相当数量的北京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住院后，连带检查、治疗疾病或使用一些不必要的、昂贵的药物，将医疗、医药费用合在一起向保险公司索赔，但这种夸大索赔额的软欺诈在外地较为少见。年龄61～70岁回归系数为-25 205.32，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比其他年龄段平均低25 205.32元，可能是年龄61～70岁多属退休群体，较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以及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心态更为平和，经济压力较小。残疾回归系数为10 850.19，残疾欺诈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0 850.19元，由于残疾后续治疗及康复费用较高，根据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仅对7级以上伤残支付保险金，索赔人为获得伤残保险金往往夸大伤残程度。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0 179.72，新保险法实施后欺诈金额较实施前平均低10 179.72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索赔与判决差额变小。

（二）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惜赔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为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4。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愿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816 210，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符合经验预期，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小。保险金额回归系数为0.228 215，惜赔金额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大，可能是高保额保单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将面临高额赔付压力。北京回归系数为-30 137.50，北京惜赔金额比外地平均低30 137.50元。地市分公司回归系数为-15 538.49，地市分公司惜赔金额比区县支公司平均低15 538.49元，可能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保险公司、地市分公司理赔人员业务素质明显强于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对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理解得更加全面、透切。死亡回归系数为12 451.09，保险公司对死亡惜赔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2 451.09元，因为死亡保险赔偿金远高于一般伤害、伤残，保险公司为减少高额赔付压力而惜赔。中毒、溺水回归系数为103 535.3，保险公司对中毒、溺水事故惜赔金额较其他事故平均高103 535.3元。年龄51～60岁回归系数为32 857.77，保险公司对年龄51～60岁惜赔金额较其他年龄段平均高32 857.77元，可能是年龄51～60岁临近退休，索赔心态较为平和；仍需继续工作，无暇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弱化其谈判能力，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较低，进而惜赔金额大于其他年龄组。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4 150.82，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公司惜赔金额比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这源于新保险法增加保险公司义务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判决与愿赔差额变大。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2000—2011年实证调研的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1. 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媒体关于保险公司理赔败诉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惜赔的客观事实，建议保险公司谨慎对待投保方索赔行为，仔细甄别欺诈和诚实索赔，避免因欺诈识别错误而背负惜赔恶名。

2. 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残疾甚于其他伤害，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对欺诈金额影响最显著，建议索赔人调整心态，诚信、理性索赔，保险公司深入研究并总结索赔欺诈规律，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3. 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保险金额对惜赔金额影响最为显著，建议保险公司正确对待承保保单的保险金额，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努力提高理赔人员业务素质，不再片面、机械地理解保险法律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代之以全面、整体、诚信理解。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引进高素质理赔业务人才；二是借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市公司集中理赔”的做法，地市分公司统一处理下辖区县支公司理赔业务。

4. 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低10179.72元，新法实施后惜赔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说明新保险法实施后投保方欺诈金额下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增加，这是由于法院判决时充分考虑了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增加保险公司义务之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新《保险法》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效果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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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8篇

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范式转移及其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间，媒介素养历经了四次可称之为“范式转移”的变化。

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打预防针，防止侵害。一些学者将这一范式称为源自上世纪30年代英国传统的“利维斯式”的观点（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即认为大众媒介只能提供低水平满足、造成当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因此“批评意识的训练”能够在公众提升对大众媒介的辨别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杨击，2006）；同样是基于保护主义范式，但却与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视角不同，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立足于道德维护立场，视大众媒介为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劣行的罪魁祸首，对其在传播性和暴力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刺激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因此提升公众的免疫力首当其冲 (David Buckingham，1998；宋小卫，2000)。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刺激-反应式理论为这一范式提供了相应的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持（吴翠珍，2004）。

上世纪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在接触媒介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思想脉络与二战之后传播科技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陈世敏，2005），也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其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负面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雷蒙・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1991），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不同媒介内容品质品位的良莠高下，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这一点，与传播效果“使用―满足”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

上世纪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参见 Masterman, 1998），所以媒介素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欧、北美许多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进入正规教育体制的同时，对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文化工业，批判的声浪也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点，在于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麻痹受众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近年来，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这一范式遭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介素养是一个远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领悟力复杂得多的概念；而媒介素养运动也不断提醒人们，媒介教育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媒介一无所知的人，实际上，受众早已在和媒介共生的社会化过程中，积累了基于切身体验的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如果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非老于世故的消费者，那么除了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以外，还需要提出关乎社会权力和行动建构的问题――“媒介教育当然需要教学生使用媒介内容，但是也需要教他们使用和挑战媒介组织”（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p109），以及需要深入探究影响公众媒介认知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心理机制和条件。Hobbs（1996）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autonomy）”。实际上雷蒙德・威廉斯已经证明早期有关媒介素养的争论就是围绕权力-控制关系展开的，在工业化早期，工人们被训练学习阅读，但是不被鼓励写作，这使得他们可以服从命令和阅读圣经，以利于道德说教，但却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而现代社会“机构的民主化，以及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非常依赖于大多数公民的能力，……以及……通过媒介活跃的介入”（Masterman, 1997，p60）。因此第四代范式的主要内涵是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即由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转为通过“赋权”“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而非仅仅指责媒介的不是”（陈世敏，2005，p11）。近几年，Potter（2004）发展了批判性解读，提出媒介素养认知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头脑复杂和大脑信息处理方面，可以说是对媒介素养“第四范式”极有价值的拓展。同时，在实践领域，媒介素养在健康素养和健康社区运动中，尤其基于新媒介技术及互动性，业已发挥出积极的作用（Lynda J. Bergsma，2004；Michael Rich，2004；Rachel Gonzales, Deborah Glik, Mehrnaz Davoudi and Alfonso Ang，2004）。

对媒介素养范式转移的上述梳理，基本上反映出媒介素养全球视野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媒介素养的四次范式转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式、尤其是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体现出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发展和社会对媒介问题关注重心转移之间的同步性。大众传播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为媒介素养研究所用。其次，欧美各国传统上看待大众媒介的角色功能，从来就是将自由经济造就的商业媒介视为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公众参与社会、建构民主最影响广泛的平台，也会因其趋利动机导致低俗化并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左右，因而对于媒介素养的理念和实践而言，无论其立足点是矫正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是推进积极的公民社区以改善传播生态，使之有可能接近民主制度对独立媒介的期许，都绝不仅仅只是强调着眼于公众一方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使用、参与和创造，而是同时需要全社会随时保持批判反思的立场来质疑媒介弊端的制度化成因。再次，媒介素养直接从草根的社会运动中汲取养分和动力，来自不同民间社会团体的媒介素养推广运动，不仅为媒介素养的理论发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研究路径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主动寻求和包容多元信息与观点、批判性地认识社会、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些本身就是构成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切，又都与大众媒介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息息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无论在认知还是实践形态上，都必然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素养和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媒介素养的中国十年：背景、进展、局限

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实践推广，近年来重要性不断凸现。同样与欧美国家通过媒介素养矫正社会问题、推动民主发展的两大目标相一致，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展变化的必然。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例如，卜卫，1997；宋小卫，2000），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大陆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大陆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如，蔡琪，2001；蔡琪，2002；张冠文，2004；蔡帼芬等，2005），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大陆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臧海群，2003）；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张开，2003）；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陈龙，2004）；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张开、石丹，2004）；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李琨，2003）；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田中初，2004）。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如，郑保卫，2002；吴廷俊、苏咏平，2003；林爱兵，2003；等等）。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孙卫国、祝智庭，2006）。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张学波，2005）。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南长森，2004）。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张志安、沈国麟，2004），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2006）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鲍海波、杨洁、王喜严，2004），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刘佳，2006）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陆晔、郭中实，2007）。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上述进展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起步的十年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短短的十年之内，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对有关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各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这些，比Hobbs概括的美国围绕媒介素养的七大争论，要更加莫衷一是。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制度的弊端，并强调受众接近、使用、表达、创造媒介内容等在内的传播权，然而大众媒介双重属性带来的困扰，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大陆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媒介素养：中国语境下的未来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的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因此寻找媒介文本的“弦外之音”，多年来从来就是公众媒介使用的目的之一。这一点，与欧美社会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又如，在中国大陆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预示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以及新闻传媒政治功能的演变和强化”（孙玮，2006，173页-179页），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这种媒介环境，也是与欧美社会完全不同的。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方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为我们开启了在媒介现实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和日新月异的媒介素养运动之间相互回望的窗口，而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素养，则迫切需要我们在这种相互回望中，勾勒出媒介素养相关核心概念之间的理论脉络，并最终从实践中呈现出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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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2002）：《媒介教育大众化势在必行》，《中华读书报》1月16日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 反垄断诉讼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将诉讼看作争议解决机制；二是以秩序建构为中心，将诉讼看作建构理想秩序的重要机制。反垄断法的产生、发展与有机社会的生成同步。垄断行为属于风险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延伸性、难以恢复性，因而反垄断法属于现代社会规制法。与此相应，反垄断诉讼应是秩序建构诉讼，在价值上注重竞争秩序的建构，在功能上主张司法能动、积极回应社会在竞争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在构造上主张放宽原告条件，建立多元参与的诉讼机制。

自反垄断法施行以来，虽有中国反垄断第一案、[1]北京网通案[2]等案件诉至法院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由法院完整地审结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反垄断案件还不多见。因此，反垄断诉讼成为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3]

目前，就实践来看，反垄断诉讼既有行政诉讼，也有民事诉讼，但从近两年来学术研讨会的相关议题、会议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的内容看，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主要是私人（经营者）对经营者提起的诉讼，即反垄断私人诉讼（指只有其利益和垄断行为直接相关的人才被纳入诉讼），且这种诉讼常常被称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受这一“前见”约束，学者们虽然注意到反垄断私人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性，但在分析上仍然以民事诉讼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来思考反垄断私人诉讼，把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主要功能定位于保护个人利益，即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4]与此相应，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价值也就定位于解决私人间利益争端。于是，对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思考主要聚焦于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模式、原告资格的确定、局限性和责任类型四个方面。[5]无疑，在我国目前没有专设竞争法庭，把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审理置于民事法庭的现实情况下，这些研究对利用民事诉讼推动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易于固化反垄断私人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这一观念，长此以往将在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研究上形成对民事诉讼范式的“路径依赖”，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将一个对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诉讼分割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和反垄断行政诉讼，既增加了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又可能对同一行为因不同法庭（民庭和行政庭）审理而得出不同的裁判结论。这不利于把握反垄断诉讼的本质和特性，也不利于建立新型的反垄断诉讼制度。

基于此，本文在吸收民事诉讼理念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要借鉴20世纪60-70年生于美国宪法领域的“结构诉讼”和欧美“规制法’，[6]的公益诉讼所取得的成果，在对反垄断诉讼的社会基础、法源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予以重新定位，并以此为指针就反垄断诉讼的模式选择和制度构造予以探讨。

一、有机社会：反垄断诉讼的社会基础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受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因此，对反垄断司法的价值定位直接关涉到反垄断诉讼制度的设计，是研究反垄断诉讼最根本、无法绕过的问题。反垄断诉讼作为实施反垄断法的重要机制之一，其价值定位不可避免地受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影响。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保护竞争本身，但反垄断法所要保护的竞争并非一目了然，[7]它不仅与一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状态有关，而且与一定时期人们对社会及竞争的认识观念有关。反垄断法的价值和制度构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8]这意味着，对反垄断司法的价值定位最根本的还在于了解反垄断法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观念基础。

19世纪末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个别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社会分工愈益细化，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使经济活动中产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犹如有机体内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而且经济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主宰，一切社会活动几乎都“镶嵌”于经济活动中。与此相应，在社会思想观念上，以生物学的有机整体主义观念思考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g]这些引致了社会从机械的个体社会向有机的整体社会转化。

把社会分为机械的个体社会与有机的整体社会这两种类型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其分类标准不仅与一定社会所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客观因素有关，也与一定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或认知、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有关。机械的个体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以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把社会看作个人之和，其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外在的、随机的、线性的简单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有机的整体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以生物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把社会看作是由具有不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其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必然的、网络式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10]

有机社会以内在的有机关系占主导，由具有不同功能的个人互动而形成，如同生物体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有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犹如细胞与细胞以及细胞与肌体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受人的意志控制的、内在的、自然生成的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是现代反垄断法的开端，但谢尔曼法最初遵循的仍是传统的法律观念，以个人权利（利益）为中心，认为垄断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力的经营者滥用契约自由、定价自由，侵犯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商业者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该法旨在保护实力弱小的工商业者和平民的权利，即保护的是竞争者和消费者而非竞争。[l1]这种观念在美国从反垄断法创立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至60年代。此后，美国反垄断法的观念有了转化，从传统法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转向现代法对整体秩序的保护，其标志就是“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这一原则的确立。[12]

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反垄断法几乎没有得到承认。t13]二战后，由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出于从政治、经济统治世界的需要，西方国家基于对美国的依赖，反垄断法才在形式上得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表现为许多发达国家在战后都制定了反垄断法。[14]但在实践中，往往是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反垄断法常常被许多适用除外制度所限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15]可见，在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反垄断法并不像许多反垄断法学者所说的是自由市场的大。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对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及弊端取得的共识越来越多，反垄断法才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之法。这不仅表现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都纷纷制定了反垄断法，[16]而且表现在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往往使竞争政策处于主导地位，反垄断法适用除外规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

历史表明，反垄断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社会从机械的个体社会向有机的整体社会转化的历程几乎同步。这意味着，反垄断法及反垄断诉讼所处的社会是有机整体社会，对反垄断诉讼的思考应采取生物学的有机整体观念。

二、社会规制法：反垄断法的基本属性

法律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而调整社会关系的，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遏制有害行为和激励有益行为。然而，一种行为是否有害，不仅与行为本身有关，也与行为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行为作用的“场”——社会形态有关。因此，研究垄断行为在有机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是垄断行为的社会弊害，是了解反垄断法规范及其诉讼的前提。

同时，法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一定社会的人们面对社会问题，在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知识的约束下而给出的解决办法，被主流观念接受并予以规范化的结果。[17]可以说，法是社会问题、社会观念和法学家的认知混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面对限制竞争（垄断）问题，不同的学者因社会观念差异，对垄断（限制竞争）行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看法就不同，就会提出不同的遏制垄断行为的法律制度主张，或对相同的反垄断规则有着不同的理解。

可见，深刻理解垄断行为的弊害，掌握反垄断法的属性、法律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对反垄断诉讼予以准确的价值定位和建构合理的反垄断诉讼制度的基础。

（一）垄断行为的社会影响

社会关系是以人的社会行为[18]为纽带而建立的，社会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能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但由于人的认知有限，所有行为的社会影响都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个方面，因而能为人们所述说的行为影响就不仅是一个客观问题，也是一个主观的认知问题。人对行为的认知不仅与自身的智识有关，也与其认知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有关。认知方式不同的关键在于把认知对象置于不同的关系背景中，人们总是在关系中认知被认知的对象。以行为作用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关系类型为背景，人的社会行为可分为个体与整体。

个体以机械的个体社会为作用背景，其社会观念是个体主义，认知范式是物理学的机械主义。由这种社会背景和社会观念及认知范式所决定，行为作用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人（自然人或法人），因而称为个体。

整体以有机的整体社会为作用背景，其社会观念是整体主义，认知范式是生物学的有机主义。这种行为作用的对象是社会有机整体，且行为人本身处于其中，因而称为整体。反垄断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观念基础决定了其规范的是有机整体社会中的行为，即垄断行为属于整体。因而，本文主要从整体性违法行为的有害性这一角度说明这种行为的特性及其社会影响。依笔者见，整体性违法行为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受害主体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即整体性违法行为损害的是有机整体的某一部分，即社会关系的子系统，如限制竞争行为对相关市场竞争的损害。而社会系统是一个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动态的关系体系，因而具体的受害主体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之所以受害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感受到损害，因而具体的受害者难以确定；而受害主体的开放，则是指限制竞争这种有害行为一旦发生，不仅损害现今正处于相关市场中的竞争者和消费者，而且会损害未来进人这一市场的、不特定的竞争者和消费者。

第二，受害客体的动态性。由于整体指向行为者自身也处于其中的、由许多主体在历史地互动中生成的开放的、流变的动态体系（自由竞争秩序），因而损害是不确定且难以计量的。

第三，行为的“自然违法”与“法定违法”并存。有机性违法行为既有自然违法行为，也有法定违法行为，但后者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法定违法是指本质上并不违反一般的社会正义或伦理道德，但是因维护整体秩序的需要而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19]因而，一种行为是否违法，不仅在不同文化和经济价值观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规定，而且因行为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同而不同，反垄断法实践中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法的合理性分析原则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第四，损害的行为结构性。整体是否有害，即是否违法不只与行为本身有关，而且与行为所处的结构体系有关；损害虽与违法行为有关，但不是违法行为单向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仅以某种行为本身难以说明其是否违法。如低价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的掠夺性定价行为，不仅在于价格是否低于边际成本，而且在于行为者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以及是否利用这种力量限制了竞争。而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以及是否限制竞争，则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力有关。

第五，行为的连续性与损害的延伸性、无限性。整体性违法行为多是发生在一定时期的连续。加之受害主体众多而不确定，受害客体为开放的、动态的、成长的关系体系，导致这种损害具有延伸效应。[20]损害因而具有无限性。

第六，损害与获益的严重失衡性。由于违法行为指向的是开放的有机整体，受害者众多，加之损害具有延伸性，因而违法行为人从违法中获得的利益与整个社会所受的损害严重失衡。一般来讲，违法者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整个社会所受的损失。

第七，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受害人和所受损害的不确定性、损害的延伸性以及损害和收益的严重失衡，使得整体造成的损害具有难以恢复性。对此种有害行为的防范最好在其未然之前，即采取事前规制。这不仅是因为违法行为一旦发生，损害的延伸性使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恢复，而且因为个体经济能力的有限性与损害的无限性，使违法者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事后的责任无法激励行为人防范违法行为的发生。[21]

上述特性说明，垄断行为是通过对一定的行为构成的结构体系的改变而损害他人的，对他人的损害是间接的、延伸的，是不确定的、或然的、相对的（或可变的）。可见，垄断行为属于风险行为，这是现代规制法对行为的认知模式。

（二）反垄断法的属性

基于法所处的社会形态以及对法所规范行为的社会影响的不同认知模式，笔者认为现代法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即个人权利法和社会规制法。

个人权利法在机械的个体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解决个体之间在外在关系中的利益纷争即利益冲突关系，主要方法是明晰个体权利并用于定分止争。因此，个人利益或个人权利为该种法范式的核心观念，主要的法律制度都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建构起来，笔者把这种法称为“个人权利法”。

社会规制法在有机的整体主义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解决主体间在内在关系中的功能协调，即结构合理性及由此而决定的秩序合理性问题，主要方法是明晰各主体在整体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社会风险性，进而确定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降低风险的发生。因此，整体利益或秩序建构为该种法范式的核心观念，主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对风险行为的规制，并要求所有处于此关系体系中的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笔者把这种法称为“社会规制法”或“社会责任法”。

社会规制法的制度和观念兴起于二战后，反垄断法、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都属于这种法律类型，可以说法律制度发达，内容繁复多样。虽然对此类法的观念还缺乏系统的提炼，但从既有的理论及法律制度所包含的观念看，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社会规制法都体现着以下基本观点：

第一，价值取向上的整体主义。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利益并非个人利益之和，而是独立存在的。在有机整体社会中，社会利益在个人利益谱系中的权重高于私人利益。[22]因而规制法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被称为“社会本位”。另外，社会整体利益的特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既存的社会整体中获得了好处，按正义原则，任何人都负有责任维护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因此这种法也可以说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第二，功能预设上的规制指引。有机整体的观念意味着人是社会的人，其虽具有理性，但其理性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社会观念等社会情境制约，而且受个人智识、所掌握的信息等制约，是有限理性。加之分工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任何人不可能对自身行为的风险及其对秩序的影响具有清晰的认识。因而，建立规制机构，利用专家的知识制定标准对具有风险的行为予以指引，是规制法的主要功能。

第三，运行目的上的风险防范与秩序建构。基于对有机违法行为所致损害的主客体的不确定性、损害的不可计量性、违法所得与损害（包括对个体与整体的损害）的极端不平衡和补偿的不可行性的认知，并且受法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预设的指引和约束，规制法的运行目的在于防范风险行为发生，维护或建构理想秩序。

第四，实现方式上的事前责任。基于有机行为的损害结果与行为结构的关联性，加之有机违法行为违法所得与损害的极端不平衡和补偿的不可行性，利用所有主体的力量，利用事前的积极责任，[23]使规制机构、社会成员以及行为者承担起与其社会角色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更有利于法律功能的发挥以及法律价值和目的的实现。事后责任则处于辅助地位。

第五，司法与执法上的积极能动。人的理性有限，加之分工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社会关系呈有机性、复杂性，不仅产生了风险行为，而且产生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差异。经验表明，专家对风险的认知更具科学合理性。[24]法律作为促成有益社会的行为、防范风险行为的规则，需要建立规制机构并授予权力，以便利用专家的知识，发挥其能动性。当今规制法中大量出现的执法司法化以及在司法中呈现的一定的能动性，就是对此的回应。

可见，对反垄断法应以规制法的整体主义观念来理解，这种法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在反垄断法中表现为竞争秩序）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非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其实现注重人的社会责任的担当，而非个人权利诉求的保障和个人过错的追究。

三、秩序建构：反垄断诉讼的价值定位

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不同的诉讼制度，不同的诉讼制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与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有关。从诉讼的价值取向角度讲，诉讼有两种不同模式，即争议解决模式和秩序建构模式。下面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分析并表明反垄断诉讼模式的应然选择，对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予以定位。

（一）争议解决模式

这种诉讼模式与个体权利的法范式相联系。在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法范式中，个体的利益都上升为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因而利益纷争就是权利冲突，最典型的形式就是两个人同时主张对同一财产的所有权。裁判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分清权利的归属，判定行为的对错，解决权益的争议。这一诉讼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争议解决模式的结构构造：利益的二元对抗与主体的三位一体。这一模式把诉讼看作是两个冲突的利益主体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对决，法官只是在中间充当消极的裁决者，整个诉讼就是由原告、被告和法官三位一体构造而成。在这一模式中，真正的利益对抗是二元对抗。

2.争议解决模式的价值追求：最有效地解决争端。这一价值目标根植于个人主义观念。按个人主义观念，利益冲突或权利争端的双方不存在共同依存的关系，即没有公共利益或公共目的，双方只有个人的利己动机，且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意味着法官只须作为双方争端的仲裁者或观察者而存在，并依赖纷争双方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努力表述和对于可能救济的主张，宣布各方的对错。因而，司法不必顾及公共价值，只要能够实现争端最小化或双方对裁决满意程度的最大化，法官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方法解决纠纷。[25]

3.争议解决模式的目的：恢复原状。这一目的根植于个人主义的自然法观念，认为在自然法的作用下，即使没有法院或是其他公共机构的干预，社会在多数情况下将存在于和谐的自然状态之中。“争议”这一概念本身就暗示着，其是对既存的良好社会关系秩序的扰乱，是一种反常现象。因而裁决的目的和作用只是对被破坏了的事物或秩序的恢复。

4.争议解决模式的功能预设：司法消极、独立。这两个功能预设根植于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政治传统，即民主和权力分立。这种传统与上述三种观念交互影响。这两个功能预设也是这一诉讼模式的结构构造、价值追求和目的的反映。据此，法院及法官在这一模式中扮演消极的角色。

同时，这一模式的价值追求和结构构造要求立法、司法与行政相隔离，即法院应该是独立的，在法的实施上不属于政府的某一构成部分。这是因为，这一模式暗含了法院的形成过程，即由于两个陌生人发生纠纷而需要一个价值中立的具有判定纠纷特定知识的第三者，因而法院应当在庞大的政府机构之外为公众所理解。它同时表明法院的正当性来自于公民在机构功能和价值（消极地解决争端）确定下的自愿选择，即两个陌生人自愿将争议提交法院，并接受裁决约束。现代社会，同意和机构特定化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但分化得更加细致。比如富勒试图将裁决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人参与程序的权利之上，使意思自治的程度更高。[26]

（二）秩序建构模式

这种诉讼模式与社会规制法范式相联系。在社会规制法范式中，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在个人利益结构中的权重大于私人利益，因而社会规制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社会公共利益体现在一定的行为互动形成的动态的关系结构体系之上。这意味着，对这种裁判形式而言，重要的不是判定行为对错，而是认知个体行为对结构关系的影响，再根据合理的关系结构要求或理想的秩序需要，对行为采取激励或惩处措施，以建构理想的秩序。

这种诉讼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大规模组织的运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它同时预设了如下确信：除非对这些特定领域的行为或大规模组织的现有结构进行规制，否则基本社会价值便无法获得保障。当拥有特殊力量、能够影响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可能带来较大社会风险的行为者超越规制法的标准时，法官通过对这种行为的矫正重构社会秩序。对这一诉讼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秩序建构模式的结构构造：利益的多元互补与多方当事人共同参与。这种构造根植于整体主义社会观以及在有机的、网络式的结构关系中行为的风险所可能导致的多元损害性。因而在这种诉讼模式中，参与诉讼的不是两方，而是多方当事人，往往表现在争讼双方是由众多的个体构成的群体（如反垄断诉讼中的原告群体包括竞争者、消费者、代表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或是组织（如作为反垄断诉讼中被告的行业协会、协议限制竞争的众多协议参加者、合并的各方参与者），这些群体和组织内部的各主体是可能就诉讼事项发生分歧的当事方。这样，这种诉讼中的对抗不是二元的。在这种诉讼中，大量的利益纠纷和对立观点盘根错节，而最终决定机构虽然从形式上说是法院，但依法成立的代表公益的专门规制机关对利益纠纷解决的观点对法院的裁决具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27]

在秩序建构诉讼中，原告一般都按其功能或角色予以细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实体—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关的引人。比如专设的主管机关或公益诉讼人，它们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受益者，它们代表重要的利益以及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是有可能成为法院行为受益者的群体。从被告的角度看，秩序建构诉讼的作用不再是对个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作出判决或给予惩罚，而是消除行为对秩序的损害或潜在损害所产生的社会风险。法院因此可以全面地考虑问题，并将救济的负担或社会责任分配给那些最有能力保全秩序的主体。

2.秩序建构模式的价值追求：宣示公共价值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目标根植于整体主义社会观和人性观。在有机的整体社会状态中，个人因分工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同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使人的理性有限。因而，任何人不可能完全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意味着专业执法者及专业法官对行为的社会后果，即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的了解有一定的优势。

可见，秩序建构诉讼中法院和法官绝非冷漠无情，更非忽视公共价值。相反，秩序建构诉讼是在相对比较抽象和原则化的规制法规范中展开司法的，必须顾及当下社会主流观念对有关行为风险、良好竞争秩序的观点。法官所作的任何裁判，都要与规制法对此领域已取得的有关良好秩序的价值相符合。例如，对一种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裁决必须与有关行为对竞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观念相符，这些主流经济学观念构成了秩序建构诉讼的实质基础。须知，秩序建构诉讼的社会作用不在于解决争议，而是在整体社会关系或行为结构中，对具有风险的行为以一定的标准或条件予以规制，并要求行为人遵守，即在秩序中赋予行为社会责任以具体的含义。

3.秩序建构模式的目的：建构有效和谐的秩序。这一目的根植于整体主义的社会法观念。法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社会是具有一定观念和智识的人互动形成的动态关系体系，是复杂的、变化的，社会需要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人以其理性总结经验来发现。这意味着，建立相关的公共机构对人类取得的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规范性共识予以宣示，并要求人们遵守，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建构”这一概念表达了对于现状是否公正的质疑，本身就暗示着不仅既有的秩序并非完美，而且秩序一旦被破坏也不可能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因而秩序存在着不断完善的可能，裁决的目的和作用不是对旧秩序的恢复，而是创造新秩序。

4.秩序建构模式的功能预设：司法能动及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配合。这两个功能预设也是这一诉讼模式的结构构造、价值追求和目的的反映。

受这一模式的构造及风险行为的可能损害后果的影响，在裁判中，法官至少应当考虑风险行为发生的关系结构及其他影响要素，受害人和受益人是否存在共生关系，并由此产生判断个人是否属于这一群体的标准。风险行为构成了对某种共生的关系体系或价值的威胁，因而无法采取诸如停止行为、赔偿、罚款等针对孤立行为的事后责任方式防止风险的发生。秩序建构任务的复杂性及困难程度与争议解决模式完全不同，因而法官也具有与消极裁判者完全不同的能动的行为标准。

这一模式的价值追求和结构构造要求立法、司法与行政相互配合。这一模式并不否定法院（司法）是独立的，在法的实施上不属于政府的部分，但同时认为，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并没有脱离社会的自洽的价值，因而司法作为实现法的价值和目的的手段并不能脱离社会。在现代社会，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是基于社会需要而设立的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机关，存在功能互补性。

这一模式暗含了特别法院或特别法庭的形成过程，即由于分工的细化导致有机整体社会的结构复杂，行为具有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具备不同专业知识的机构（规制机关）认知不同领域中行为的风险并提出防范风险的行为标准或规则，还需要一定的机关利用整个社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行为人是否遵守规则作出评判，这个机构就是特别法院。法院的正当性以及他们在秩序建构诉讼中行使的权力来自于他们履行特定社会司法职能的能力。[28]法院的正当性来自于它是公民履行社会责任在机构功能和价值确定下的必要选择，即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将具有社会风险、可能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提交法院，并提请法院裁决防止风险的发生。这也是在现代社会规制机构和法院的专业分化更加细致的原因所在。

（三）小结

基于两种诉讼模式产生的法律基础及其不同的特性，反垄断法作为现代规制法的属性决定了反垄断诉讼应为秩序建构性诉讼，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争议，而在于建构竞争秩序。这种诉讼模式的选择基于两种认识：第一，它建立在深刻意识到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经营者对具体个人经济利益的侵害，而是来自于大规模经济组织的限制竞争行为，以及现代国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当干预行为（滥用行政权力）对竞争秩序的破坏而引发的对不特定主体的社会害。第二，选择这一诉讼模式的另一认识基础在于，限制竞争行为的风险产生于对市场结构体系或竞争秩序的破坏，因而，除非消解限制竞争行为发生的市场结构条件，对竞争秩序予以重构，否则限制竞争行为的威胁永远不会消失。面对这种秩序重构的诉求，传统的司法救济，如损害赔偿、罚款甚至是刑事追诉都无法充分解决问题，需要新式的综合救济。

秩序建构这种新型诉讼标志着现代规制法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新的诉讼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其一是观念问题，即合法性问题，秩序建构诉讼明显地与已有的主流诉讼理论所主张的司法中立、适度保守的观念相冲突，加之法官知识有限，因而竞争秩序的建构对于法院而言是否是一个合适的使命，值得思考。但正因为是观念问题，就不可能给出确定的回答，因而本文暂不讨论。其二是它的工具主义。简单地说，是关于如何进行竞争秩序建构，特别是如何通过构造反垄断诉讼制度促使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这是本文最后要探讨的问题。

注释:

[1]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就在同一天，北京4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被广大媒体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一个多月后，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人所诉超过法定期限，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间题的解释》第41条第1款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2]北京网通案，即公益律师李方平诉北京网通公司以户籍为标准对客户实施差别待遇，请求赔偿一元的案件。按李方平律师所言，此案的目的“不仅为个人更为广大消费者”。参见“反垄断诉讼研讨会”之《会议纪要》，北京益仁平中心与法律顾问网联合举办，2008年9月20日。

[3]近两年来我国各种反垄断法研讨会均将反垄断诉讼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可以说明此点。

[4]参见刘继峰：《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中的问题及其解决》，《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5]学者们认为，从目的和内容角度，反垄断法私人诉讼模式有损害救济性激励型（以美国为代表）、损害赔偿和危险排除并重型（以德国为代表）和私人诉讼需“行政前置”型（以日本为代表），并对三种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在原告资格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以什么标准确定原告资格，即是以已经造成损失为标准还是以具有受害危险为标准确定原告资格。在私人诉讼的局限性上，学者们主要认为由于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以及私人原告与被告实力悬殊导致诉讼动力不足，因而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效果不明显。在责任制度上，学者们主要关注损害赔偿，并着重于多倍赔偿（通常称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利弊分析，并说明建立多倍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6]对“规制法”目前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它主要是指兴起于19世纪末并于20世纪60-7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的、有专门的由专家组成的机构执法的、针对社会共同体认为重要的活动以及因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危险的行为而采取的以标准、准人条件等规则施加的持续控制。其内容包括经济规制（如反垄断法等）和社会规制（如食品安全法、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权力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这是因为反垄断法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因而法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们如何行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他们自己的观念所决定的政策偏好。

[8]有关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观念对反垄断法的影响，参见[美]查理斯·r·基斯特：《美国垄断史—帝国的缔造者和他们的敌人（从杰伊·古尔德到比尔·盖茨）》，傅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以下。有关经济学观念对反垄断法的影响，参见[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反垄断法与经济学》，任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以下，第166页以下。综合性的论述参见[美]戴维·j·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冯克利、魏志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小丁：《反垄断与经济发展——日本竞争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日]来生新：《政府与竞争秩序》，《法律时报》（2001年）73卷8号；郭跃：《美国反垄断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9]有研究表明，在1890-1914年，整个社会科学总体上广泛地借用了生物学隐喻。参见[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以下。这种观念对法学的显著影响就是社会法学派的诞生。社会法学派在欧洲的创始人之一狄骥受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影响，把社会关系分为有机连带和机械连带，认为有社会就意味着有连带关系。连带关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参见[法]狄骥：《宪法论》第1卷，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页。

[10] 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整体主义解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以下。

[11] 有学者研究谢尔曼法史后指出：“立法记录中记录着许多支持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罗伯特。博克（robert h. bork）法官得出结论：‘《谢尔曼法》的立法历史……展现出唯一而清晰的政策目的—促进消费者利益’。”参见前引[8]，盖尔霍恩等书，第19页。

[12]笔者认为布朗鞋业案（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370 u.5.294（1962））是反垄断法观念转向的标志。参见刘水林：《反垄断法的挑战—对反垄断法的整体主义解释》，《法学家》201。年第1期。在此之前，“反托拉斯的大多数学生都曾学习过20世纪60年代前的那些遵循保护小厂商的民粹主义目标的案例和那些禁止拥有较小市场份额的公司之间的兼并案例”。参见[美]j.e.克伍卡、l.j.怀特编著：《反托拉斯革命》，林平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但其后，甚至早在50年代，反垄断法的观念已开始变化，正如布朗鞋业案的首法官沃伦在该案的判决意见所说：“总体来说，1950年《补充案》（即1950年订立的《塞勒—凯弗维尔法》）的立法历史表明，国会关心的是对竞争的保护，而不是对竞争者的保护”。参见前引[8]，盖尔霍恩等书，第37页。

[13]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189。年至二战结束，除了美国（1890年）、澳大利亚（1906年）和新西兰（1908年）以外，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反垄断法。

[14]如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制定于1947年，英国独占及限制行为调查管制法制定于1948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制定于1957年，《罗马条约》制定于1957年，加拿大竞争法制定于1985年，法国关于价格和竞争自由的法律制定于1986年。

[15]参见赖源河编审：《公平交易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页；前引[8]，格伯尔书，第334页以下。

[16]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竞争政策的国家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许多国家是于近期才颁布并实施反垄断法的。资料表明，1945-1964年间，共有24个国家实施竞争法；到1973年，达到27个国家（只增加了3个国家）；到1996年，已经有70个国家颁布了竞争法；至2。。3年则已超过80个。参见傅俊、张颖：《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7]不论是就社会制度的形成还是就其本质属性来讲，经济学从演化博弈论中得出的结论与社会思想家通过对社会体悟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即“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梁漱溟：《人生的省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8]这里的社会行为是指能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亦即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与其对应的概念是私自行为，即只对行为人自身产生影响或意义，而不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亦即没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法律规范的只是社会行为，而不是全部行为。

[19]see c. wells，corporation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7-8.

[20]损害的延伸效应是指，损害一旦发生，即使停止了违法行为，也无法阻止损害的存在或扩散。如当环境污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时，即使污染者停止了污染，环境状况也不能立即恢复。再如，限制竞争行为破坏了一个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后，即使停止了限制竞争行为，这一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不能立即恢复，甚至永远不能恢复，相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仍在受损。

[21]参见[美]史蒂芬·夏维尔：《损害赔偿责任抑或安全规制》，罗明译，载[美]唐纳德·a·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以下。

[22]笔者这里的社会利益也可称为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概念，借用的是经济学中划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标准，即从利益享有的角度，把利益分为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即不能把社会公共利益分割成不同的部分供不同的人享有）、享有的不可排他性（即排除他人的享有要么不可能，要么成本太高）、非竞争性（即既有的人所分享的利益不因参与分享的人的增加而减少）、可延伸性（不仅当下的人可以分享，未来的人也可以分享），其载体是公共物品，如环境、竞争秩序等。而私人利益则具有可分性、享有的可排他性、竞争性、非延伸性，其载体是私人物品。这意味着一定社会中个人的利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个人拥有的私人物品所产生的私人利益，另一部分是从公共物品中分享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这两部分利益在个人利益中的权重是不同的、变化的。

[23]法学界通常所说的法律责任只是事后的消极责任，即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但这并非现代法律中责任的全部。就现代规制法的规定看，人的责任包括事前的积极责任和事后的消极责任两大方面。事前的积极责任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行动，促成有利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后果的产生或防止坏的结果的产生。消极责任则只在行为对社会产生有害后果时，才要求行为人对这种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对于积极责任的担当，现代规制法通常采取激励性规范制度，如对受害人的多倍赔偿（即法律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美国反垄断法中的三倍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以及在美国公益诉讼中的个人告发诉讼制度；或采取授权性规范，如在当今规制法中常常出现的授予所有社会成员对违反规制的有害行为的检举控告权，通常表述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这些规范或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现代社会中的人（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对社会负责的人，不仅要求政府是“责任政府”，公司是“责任公司”（公司的社会责任），而且要求个人是“负责任的人”，即不仅不从事危害社会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负有检举、控告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的社会责任。

[24]参见戚建刚：《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5][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26]lon l. 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409（1978）.

[27]现代规制法一般都专设执法机关，这些机关往往具有准立法、司法和执法功能。由于具有专业性，其作出的行政司法裁决愈益受到法院裁判的尊重。如反垄断执法机关对一种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裁决在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承认。在日本，私人能否对一种侵害行为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取决于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是否裁决此行为违反反垄断法，这被称为“行政程序前置”制度。在美国，反垄断法虽没有行政程序前置的规定，但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作出的违法裁决可以直接作为违法证据用于私人提起的反垄断三倍赔偿之诉。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银行卡犯罪；储蓄合同纠纷；民事责任；承担

作者简介：李健男，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2）

一、问题的提出

1. 概况

银行卡业务是现代信息科技与传统银行业务相结合的产物，这种金融产品使得传统的银行储蓄、支付结算等业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同时也使金融消费者获得了交易的便利。正因如此，近年来，银行卡业务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银行卡业务建立在银行卡及其密码、终端设备，以及金融电子化支付结算系统的基础之上，从而为犯罪分子通过伪造银行卡、盗取密码进行银行卡诈骗犯罪提供了可能性。在现实中，这一类型的犯罪呈上升趋势，并因此引发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面对这种纠纷，不同法院在案件受理、举证责任分配、法律适用等方面做法不一，进而导致了判决结果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因银行卡诈骗引发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辖，甚至在同一法院由不同的法官审理，银行和金融消费者将会面临不一样的命运。当然，有些案件判决的不一致源于案情本身的差异，但也确有相当比例的案件属于类似案件，判决结果不一致乃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于与此类案件相关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所致，不仅造成了个案的不公，而且影响了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2. 典型案例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有必要列举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案例1】①犯罪嫌疑人窃取了武汉市市民胡女士的银行卡信息，并将该女士的25万元存款转走。胡女士银行，一审法院判决银行败诉，银行提出上诉。武汉市中院判决认定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驳回了胡女士一审诉讼请求。

【案例2】②程某在用银行卡存款时发现银行卡存款余额少了3万多元。程某以银行对其存款未尽到妥善保管的合同义务为由，将某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该银行赔偿其丢失的存款及相应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凭目前已知的知识和事实尚无法解释清楚，程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银行在提供银行卡交易服务方面存在过错，因而直接导致存款的丢失。而且，也不能排除程某自己不慎泄露或使用中被他人偷窥到密码，进而导致存款损失的可能性。最后，法院判决银行不承担责任。

【案例3】③廖某在晋江某银行办理了储蓄存折及银行卡，并存入126 000余元。吴某等人在该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及读卡器，窃取了廖某的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随后，吴某等人用复制的银行卡分24次将廖某账户上的存款转走。为此，廖某将银行告上了法庭。法院认为，确保持卡人存款的安全是商业银行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重要义务。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理，银行提供银行卡存取款服务，并从中获取利润，就应当对其系统未能识别银行卡的真伪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另外，银行卡密码均由持卡人自行设定，具有唯一性和秘密性，持卡人负有严格保管密码和防止密码泄露的义务。法院认为，廖某对密码保管不善是造成存款被盗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嫌疑人盗取持卡人密码和信息，复制伪卡冒领持卡人存款，银行方面疏于管理或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此，法院判决：银行承担70%的责任，储户承担30%的责任。

【案例4】④周先生在广州市番禺区某银行申办了一张银行卡，后该卡被犯罪嫌疑人黄某伪造，随后黄某指派陈某等四人先后窃取了57万元人民币。2007年，经警方追回约51万元。周先生以“银行失责”为由，状告该银行。番禺法院一审判决银行支付周先生其余的5.8万元存款，并赔偿11万多元的利息损失。该银行不服，上诉至广州中院。在上诉状中，该银行首次公布了银行个人密码（即“PIN”码）的技术原理，并认为 PIN码不可能在传输过程中泄露，持卡人应该承担PIN码泄露的责任。但广州中院在判决中认为，识别伪造的存折、卡，是银行应尽的合同义务。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周先生的损失，是犯罪分子伪造借记卡所致，银行未能识别伪造的借记卡，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对周先生的损失全额予以赔偿。

【案例5】⑤珠海王某的银行卡在ATM取款时被犯罪分子复制，卡内25467元被盗。王某和银行均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但尚未侦结。王先生将银行诉之珠海香洲区法院。法院认为，王某在银行开设活期储蓄账户，银行为王某出具了存折及银行卡，双方成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卡系双方储蓄存款合同的凭证，且该凭证由银行向王某出具，故银行对其出具的银行卡须具有识别能力，但在本案中，银行对自己出具的银行卡没有能力鉴别真伪，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银行卡并没有用于交易，故不能认为银行与王某成就了一笔交易，因此，银行须赔偿王某的全部损失。

3. 典型案例的分析

上述典型案例代表了我国法院审理银行卡诈骗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的几种路径：一是以涉及经济犯罪为由直接驳回持卡人的诉讼请求（见案例1）；二是认为持卡人无法证明因银行过错导致持卡人的存款损失，即事实真相不明，持卡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见案例2）；三是认为银行与持卡人均有过错，应分担持卡人的存款损失（见案例3）；四是认为银行未能识别伪造的借记卡，应赔偿持卡人的全额损失（见案例4）；五是认为持卡人的真银行卡没有用于交易，不能视作持卡人与银行成就交易，银行须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见案例5）。

以案例1为代表的第一种路径其实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存有争议，没有定论。就案例2至案例5这四种路径而言，尽管判决的理由、依据和结果有所差异，但法院对于上述四个案件所归纳的争论焦点显示是一致的：对于持卡人存款的损失，过错在那一方？如果都有过错，如何确认过错责任的分担比例？也就是说，对于此类案件，法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窃取的是持卡人银行卡内的资金，而不是银行的资金。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均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这里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持卡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给银行的问题。从上述4个案例的判决推断，法院的观点显然是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没有转移，否则又如何得出银行卡诈骗犯罪导致持卡人存款损失的结论呢？不过，根据我们对于存款行为法律性质的认识，⑥在本文所界定的语境下，银行卡诈骗犯罪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而不是持卡人的资金。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胜诉方应该是持卡人。这是因为，在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窃取资金的条件下，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并未成就还款交易，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银行卡诈骗犯罪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不过，要使这一结论成立，还必须讨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交易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第二，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客户参与了银行卡诈骗，否则，储蓄合同纠纷案不应适用所谓的“先刑后民”原则。理由很简单，犯罪嫌疑人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犯罪事实涉及的是犯罪嫌疑人对银行资金所有权的侵犯，与客户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

第三，如果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一概判决持卡人胜诉，银行全额履行付款义务，也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即很有可能导致持卡人的逆向选择，进而引发道德风险。⑦为了防范持卡人的道德风险，必须让在银行卡及密码的保护方面存有过错的持卡人就银行卡诈骗犯罪所导致的银行资金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以上所述的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存款交易的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持卡人道德风险的防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如果在这几个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仅有关司法实践有了统一的指导原则和路径，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某些理论方面的模糊认识。

二、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

1. 我国学者的观点

关于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我国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存款行为不转移存款所有权。尽管这一观点并未直接指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但既然认为存款行为并未转移存款所有权，那么这种行为应该是一般寄托行为。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寄托行为的规定，故存款合同应该属于我国《合同法》所规范的保管合同。第二，存款合同是一种混合合同。这种观点认为，存款合同是存款人与接受存款的银行双方目的竞合的产物，在结算账户基础上形成的存款合同，是委托合同（存款人委托银行代其收付款项）、消费寄托合同（体现存款人保管金钱价值的目的）、消费借贷合同（体现银行的消费目的）的混合合同，其他存款合同则是消费寄托合同和消费借贷合同的混合合同。{8}第三，存款合同是消费寄托合同。{9}

2. 我们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讨论存款行为（存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应拘泥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也不应局限于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作为存款合同标的物的货币资金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货币所有权的特殊性。

基于货币作为种类物和消费物的特性，在货币占有与货币所有的关系上，存在“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同时，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存款合同来说，尽管存款人的目的和动机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存款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同质性，既存款人有权利根据约定要求银行随时或者到期后偿还和支付存款本息；银行则有权利获得存入货币的所有权，有义务按照法定或者约定偿还存款本息。据此，关于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我们的结论是：{10}第一，依“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货币资金一旦存入存款银行，其所有权即刻转移。第二，基于存款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货币的特殊性，存款行为应该属于消费寄托。

3. 银行卡及银行卡余额的性质

既然存款行为属于消费寄托，那么，银行卡自然就是银行出具给持卡人，表明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成就消费寄托关系的凭证，这种消费寄托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银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权利，持卡人则享有随时或者到期要求银行偿还存入的货币资金并支付利息的权利。可见，银行卡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债权债务凭证。

既然银行卡是债权债务凭证，银行卡所记载的资金余额即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金额，也即持卡人对于银行的债权金额。

三、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尽管存款行为属于消费寄托，存款人存入货币资金后，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即刻转移至存款银行。但是，如果主张银行卡诈骗犯罪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的胜诉方应该是持卡人，还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即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行为是否构成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交易行为。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讨论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1. 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方式的革命

在传统的储蓄存款交易中，客户与银行之间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职员与客户之间面对面的对话并最后经由书面签字来完成的，签字意味着当事人对交易主体及交易内容的确认，当事人当然要对签字而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因交易主体和交易内容争议发生纠纷的概率极低。

但是，随着现代信息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应运而生。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银行不再是由银行职员作为代表，而是以包括POS机、ATM机等终端设备在内的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的形式出现，意思表示方式也不再是银行职员与客户面对面的对话并最后经由签字来确认，而是转变为持卡人与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之间的对话。这一意思表示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给意思表示方主体以及交易内容的确认带来了挑战。换言之，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既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方法，同时又需要一种新的规则，来确保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可行的方法是银行卡与密码的使用。因此，上述意思表示方式带来的挑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一是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二是银行卡与密码使用的效力规则。

2. 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不仅是银行一方进行意思表示的代表，而且是银行与持卡人双方交易内容的载体。这就要求：银行的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必须能够识别真卡与伪卡、真钞与伪钞，并能准确核对输入的密码，同时还要能够真实地记载和重现交易内容。这就意味着，银行真实意思的表示以及对持卡人真实意思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而对于持卡人来说，在银行卡交易中，意思表示则是通过银行卡的使用与密码的输入来实现的，换言之，银行卡与密码是持卡人进行意思表示，从事储蓄交易的两个必备条件，二者缺一不可。{11}根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的自然属性，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只能通过银行卡与密码来核对持卡人的身份和交易内容，因此，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在经过交易系统核查无误之后，应该视为已经确证了持卡人本人的身份及相关交易内容。也就是说，对于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来说（也就是对于银行来说），即便持卡人委托第三人使用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甚至是犯罪嫌疑人使用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即构成了持卡人本人行为的法外观，持卡人不能否认银行卡和密码使用行为的法律效力。唯如此，金融电子化交易动的安全才能维系，银行的合理信赖才能得到保护。同时，无论是德国法学家莫里茨·威尔斯帕彻的权利外观理论，还是海伯特·梅耶的与因主义的权利外观理论，都可以支撑上述结论。

3. 银行卡与密码使用的效力规则

鉴于上述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权利外观理论和信赖原则，就持卡人与银行之间通过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实现的交易关系来说，真卡与密码的使用不管是否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如无免责事由，也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效力规则，有必要将这一效力规则与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交易“私人密码的使用效力规则”进行对比。 “私人密码的使用效力规则”，通常被表述为“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的原则”（以下简称“本人行为原则”），即指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如无免责事由，则视为交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本人对此交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12}可见，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与本人行为原则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后者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当事人，而前者只适用于持卡人一方；第二，后者只涉及密码的使用，前者还涉及银行卡的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使用的是伪卡，即便使用了持卡人的密码，也不能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这是因为，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作为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一个重要工具，银行卡乃银行制做，银行自然有义务识别银行卡的真伪。确认这一点，也可以促使银行加快银行卡技术升级改造，比如将目前普遍使用的防伪功能较差的磁条卡升级为IC卡，并加强终端设备的防风险能力。{13}

4. 小结

根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交易意思表示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可以推论：

第一，对于银行资金的安全乃至整个金融交易的安全，银行自身有根据银行卡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提升银行卡、终端设备，以及支付结算系统安全技术等级的义务，也有加强营业场所及终端设备安全管理的义务，而客户也有谨慎保护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第二，除非存在免责事由，真卡和密码的使用应视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在交易金额的范围内，银行支付存款的义务得以解除。第三，在银行卡诈骗犯罪的背景下，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那么，银行卡诈骗犯罪侵犯的应该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对银行的债权无关，银行支付持卡人存款的义务不得因此解除。

四、银行资金损失的承担与持卡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如前所述，在银行卡诈骗犯罪背景下，如果真卡仍由持卡人本人控制，伪卡及密码的使用不应视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持卡人以储蓄合同纠纷为案由银行，法院应该支持持卡人的诉求。问题是，如果在银行卡的保管和密码的保护方面持卡人确有过错，致使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导致银行资金损失，而持卡人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显然会诱发两个方面的道德风险：第一，串通犯罪，即持卡人与第三人合谋，由第三人持卡取款，持卡人则以自己未取款为由要求银行付款；第二，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的保护。为了平衡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利益，也为了从源头上防范银行卡诈骗行为的发生，必须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正确导向将上述道德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1. 串通犯罪的防范和惩罚

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的第一种道德风险其实不能归结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风险，而是持卡人利用金融电子化交易意思表示的特殊性进行的犯罪活动，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自然有刑事法律加以防范和惩罚，不存在银行资金损失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进行分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从已经发生的银行卡诈骗案件看，持卡人串通作案的案件极少。这就说明，一般来说，理性的持卡人是不会去触碰犯罪高压线的。 此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恰好验证了孟子揭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命题。因此，对于持卡人串通银行卡诈骗这一风险，没有必要过多担心，更没有必要采取特别的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和惩罚。

2. 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防范和损失分担

对于上述的第二种道德风险，可以通过由持卡人承担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损失的方式来促使持卡人谨慎保护银行卡和密码，从而构筑起防范银行卡诈骗的又一道防线。{14}为此，需要讨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持卡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

几乎所有银行的借记卡章程（即银行出具的格式合同）均有“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的规定。如果持卡人既不妥善保管密码，又遗失了银行卡，导致存款被犯罪嫌疑人所盗取，根据本文所主张的持卡人意思表示效力规则，这种情形下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行为。这就意味着，持卡人没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的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持卡人对银行债权的损失应由持卡人自己承担。不过，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就本文讨论的范围而言，由于真卡仍然由持卡人持有，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银行卡诈骗犯罪侵犯的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对银行的债权无关，银行支付持卡人存款的义务不得因此解除。那么，银行资金的损失，是持卡人的违约行为所致呢？还是持卡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呢？抑或是持卡人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竞合所致呢？回答上述问题，还得从本文所讨论范围的事实入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侵犯银行财产权益的犯罪行为，持卡人即便是丢失了银行卡，泄露了密码，银行的资金也不会损失，更何况持卡人并没有丢失银行卡。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银行能够识别伪卡，银行的资金同样也不会损失。换言之，银行资金的被侵害不仅是持卡人与犯罪嫌疑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15}的结果，而且是作为受害人的银行与持卡人“混合过错”的结果。因此，银行资金的被侵害，实际上是持卡人的行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以及银行过错的一种无意识结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结论是，持卡人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持卡人应承担侵权责任，银行可以以侵犯财产权益作为诉因要求持卡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的损失。

第二，侵权纠纷应该另案还是与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合并审理

如前所述，在本文的语境下，持卡人以储蓄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判决银行承担支付存款的义务，法院应该判决银行全额支付持卡人存款，以履行付款义务。如果银行认为对于自己的资金损失，持卡人也存在过错，那么银行可以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不过，无论是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方便当事人实现诉讼利益的角度，抑或是从便于案件事实查明的角度，银行宜在收到书后向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法院提出侵权反诉，法院也应该将两个案件合并审理。

第三，如何确定此类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是各国侵权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而严格责任则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也将过错责任作为归责的基本原则，同时还确立了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以及公平责任。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侵权行为确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侵权行为，但是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作出特别规定，显然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如果从应然法的角度，是否应该将此种侵权行为纳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呢？换言之，对于持卡人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的侵权责任承担，存在修正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吗？ 抑或说，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是否会导致对于银行极不公平的结果呢？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证明持卡人有过错是否具有客观上的极度困难。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证明责任分配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一，过失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及过错推定责任正当性的弱化。我们知道，侵权法中过错的判断，故意比较容易，难就难在过失的判断。这主要因为，传统的过失理论认为，过失是行为人主观上的可非难状态，即应注意或能注意而不注意。{16}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主观过失受害人很难证明，进而导致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这也是过错推定责任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过，现代侵权法对于过失的认定已经不再探究特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采取基于社会共同生活需要而提出的客观标准，即所谓的“合理的人”标准或“善良管理人”的标准。{17}应该说，过失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过错责任原则进行修正的理由。

其二，当事人接近证据的距离、举证的难易程度、是否存在妨碍查明事实真相的可能性都应该成为证明责任分配所要考虑的因素。{18}显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较之于持卡人，银行有着天然的优势，{19}关于持卡人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理应分配给银行一方。否则，银行就可以凭借其天然优势，不向法庭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导致事实真相无法查明，持卡人承担败诉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持卡人承担了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法院也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给银行，以矫正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关系，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20}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学者库雷列夫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事实无法证明的不利后果，应当落到那一方故意不向法院提供必要证据而有罪责的当事人身上。”{21}

其三，“证有容易证无难”符合事物本性，因而成为了各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共识。基于这一共识，早在古罗马时代，法学家们就提出了“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这一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英国司法实践中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标准。{22}对于这一原则的长盛不衰，菲普森做出了如下解释：“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适用这条规则，除了因为寻求法律救济的人必须首先证明其案情外，还部分因为根据事物的性质，证明事物的不存在要比证明其存在困难得多。”{23}据此，如果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要求持卡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持卡人则很难证明，显然对于持卡人极不公平。

总之，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侵权责任的承担，没有必要和理由纳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

五、结 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这种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于，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提供的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由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提供的准公共产品，比如存贷款和结算，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数量巨大的金融消费者。正因如此，维护金融交易安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不仅关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本身，更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全体乃至全社会的安定；也正因如此，在处理金融交易纠纷时，既要顾及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要着眼金融秩序的维护和金融风险的防范。以上两点，当是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追求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立足点应该是：第一，促进金融电子化交易的健康发展，以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第二，促使银行增强作为准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堵住银行卡犯罪的可能性，以维护金融电子化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基于上述认识，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核心问题，我们的结论是：

第一，明确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正确处理银行卡犯罪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我们认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消费寄托，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即刻转移给银行。因此，银行卡是债权债务凭证，银行卡所记载的资金余额即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金额，也即持卡人对于银行的债权金额。

第二，明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方式和效力规则的革命性变化，是确定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行为是否构成持卡人本人与银行之间的交易行为的关键。对此，我们认为，银行卡与密码是持卡人进行意思表示的必备条件。因此，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和信赖原则，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应该是：真卡与密码的使用不管是否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如无免责事由，也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而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则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

第三，追究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过错侵权责任，是防范持卡人道德风险的必要方式。我们认为，在本文讨论的语境下，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行为构成了对银行的侵权，银行可以以侵犯财产权益作为诉因要求持卡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的损失。

注释

①案例来源：卞广春：《银行卡存款被盗是不是经济纠纷》，《长江商报》2009年6月3日。

②案例来源：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银行卡侧录盗刷纠纷案件法院判决依据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9年10月“银行卡纠纷案件研讨会”会议论文。

③案例来源：《法制晚报》2007年12月12日。

④案例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29日。

⑤案例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11日。

⑥详见本文的第二部分的论述。

⑦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⑧汪鑫：《金融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3-204页。

⑨强力：《金融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0}关于存款行为法律性质的论述，详见李健男：《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7年第5期。

{11}在本文所引用的案例4中，法院也持这种观点。

{12}孟勤国、刘生国：《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3}针对银行卡的伪造问题，VISA、MASTERCARD等国际信用卡组织推出了由EUROPAY、MASTERCARD、VISA三大组织制定的全球规范（即EMV规范），其目的就是以高容量和反仿制伪冒功能更强大的芯片卡取代现有磁条卡体系，用于银行卡支付服务，以提高安全性。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推广IC卡。

{14}另一道防线是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15}程啸：《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以第11、12条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17}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34页，第29页。

{18}胡晓霞、段文波：《主张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民法——以不当得利为切入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9}这是因为银行的营业场所（包括自助银行场所）均有摄像系统，持卡人的一举一动均在银行的监控之中，银行很容易证明持卡人在输入密码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持卡人让他人持卡进行操作等等。

{20}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21}（苏）特列乌什尼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李衍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第58页。

{22}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