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6:42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2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吸取并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经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

当代西方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科学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它为西方国家制定正确合理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逐渐的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有效的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经济工作者要深入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选择适用于我国并且行之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一、借鉴西方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理论,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进行微观和宏观分析研究的主要目标,合理配置资源在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认为资源应该有效的分为自然资源和先辈留下的资源这种类型。这两种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是属于稀缺的资源。不管是对于人类还是社会而言,它们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有着不同的用途。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生产以及经营,进而就可以最大化的实现资源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有效的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我国的资源短缺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最大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既定目标。有效的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合理的布局,合理的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是有效实现我国资源合理配置,以及确保资源实现最大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根据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可知,要想有效的确保资源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加强:一是提高企业的内部工作效率;二是提升产业的内部工作效率;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就可以有效的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1.提高企业内部工作效率的观点

首先,企业的内部工作效率要想提高必须要有效的保持供给和需求保持平衡。企业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按照最低的生产成本,就说明各种资源在目前的技术生产水平下得到了最为有效的使用,实现了产量的最大化。另外,由于产品价格等于产品的平均成本,因此产品的价格也处于最低价位。除此之外,当产品的边际成本与产品的价格相一致的时候,这时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最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其次,在生产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下列观点对于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水平和促进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就是厂商均衡的观点,这一经济学理论有利于确保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之间实现均衡,进而可以实现最大的经济收益;第二,生产要素组合观点。这一观点主要是为企业更好的实现生产优速的最佳配置提供了方向和思路;第三,边际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有效的控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掌握经营的时机,尽可能的规避亏损风险,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第四,存货管理观点。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导企业在面对产品滞销的局面时如何正确的处理积压产品,将产品销售出去,避免企业遭受损失。

最后,在消费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有以下观点值得借鉴:首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掌握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就可以保证企业的经营理念始终围绕着消费者为中心,进而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第二,商品的替代或者互补的观点,这一观点有利于促进我国消费结构实现合理化和科学化,进而有利于推动产品结构实现合理化;第三,消费者的观点,这一观点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增强消费保护意识,有利于消费者能够在现有水平下获得最大的消费满足。

2.提高产业内部工作效率的观点

有效的实现产业内部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通过规模经济这一途径。根据西方经济学中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主要是在一定的规模下,能够实现企业最大的生产效率,收获最佳的经济效益。可以借鉴一下观点:其一,可以根据实现领域进行规模的划分,将其分为生产和经营两种规模经济。生产规模经济可以借助现代化专业手段实现大批量的生产,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就可以促使生产成本的降低;经营上的规模经济就是最大程度的利用生产要素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通过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其二,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经济性,通过两个方面的合理分析,可以帮助我国快速的对产业经济的规模进行正确的认识,促进生产规模发展适度化,确保收益始终呈增长的状态,避免生产规模盲目扩大,出现经济过热的局面,有效的提高产业内部的工作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借鉴西方经济学市场机制理论,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市场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及时的反映和了解,这样就可以确保企业的生产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推动社会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分配和利用。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以下观点可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其一,供给和需求双方之间的交换的观点,这一观点有助于帮助我国快速的了解供求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建立既能满足民众需求又能获得经济效益的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二,价格理论中的弹性观点,对供求弹性进行全面的了解之后,就可以对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进而可以制定出科学的价格政策,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三,竞争理论。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没有竞争的经济是不完整、不协调的市场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特点,合理的竞争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我国而言,竞争应该是不同所有制下企业的公平合理的同步竞争。

三、借鉴宏观调控理论,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机制也有一定的缺陷,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市场机制中的一些障碍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不合理或者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局面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尽可能的保证市场经济能够得到平稳的发展。

对于我国的宏观调控而言,需要借鉴一下观点:第一,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解决措施,借鉴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国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世界各国物价上涨出现的原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解决国家的通货膨胀的措施,有助于我国快速的实现消除通货膨胀这一目标;第二,乘数和加速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国正确的认识和掌握宏观经济中的投入、就业等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化规律,进而正确的使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第三,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及解决措施。学习这一观点,我国就可以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一个科学而全面的了解,同时积极的采用供求管理和货币政策交互的管理,渐渐的淡化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确保国民经济能够平稳的运行;第四,经济增长及发展观点。学习并借鉴这一观点,可以正确的了解并认识我国的国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需求的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四、借鉴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理论,推动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目前,信息化、全球化、知识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标签,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西方国家紧抓时机,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不断的进行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使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加大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让现代化信息技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快速的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我国要快速的普及民众的信息意识,加快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进程,让人们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技术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信息产业打造程经济发展中的第四产业;其次,政府应该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指导,避免信息资源的孤立发展或者重复开发,确保信息资源的开发具有计划性、系统性、协调性;最后,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开发力度,推动我国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信息技术作为信息资源开发最为主要的手段,必须要时刻关注国际的最新发展动态,紧跟时展的脚步,快速的提高我国的计算机系统的发展水平,并对已开发的信息资源进行定期的完善和维护,确保信息资源为我国快速发展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

五、结语

总之,对于内容丰富,门类旁多的西方经济学而言,我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不可盲目照搬,要学会正确的评价西方经济学,进而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有选择、有针对的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对于那些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要有选择的借鉴,有效的利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光泽,等.西方就业理论及对我们的启示[J].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2004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3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在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中,总结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西方经济学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具体如下:一是逻辑性、系统性强,且理论流派众多。主要包含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相辅相成,前者以价格分析为核心,后者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和实践性并存,理论产生于经济生活,亦可用于指导经济生活。当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十分完整,可用于研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利用,但该理论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该制度更具偏向性。三是西方经济学中,方法体系和现实经济联系紧密,其产生和发展均立足于?F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之上。四是西方经济学中不仅包含有抽象理论,而且会灵活应用数学模型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且具有逐渐数学化的趋势。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中缺乏前沿理论的介绍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内容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忽视了对西方经济学最新最前沿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收纳和介绍,导致西方经济学教材整体理论体系不完整,影响学生多元化能力的思维的培养。

(二)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

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阐释和研究相关理论均会用到相应的数学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在学习时更习惯进行定性分析,而少用或不用定量分析,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理论逻辑的推导、数学工具的运用等均需要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才能深入的理解。

(三)理论与实际脱节

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主要针对研究了国外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分析甚少。此外,教材中虽有相关的案例分析讲解,但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学生依旧很难理解。

(四)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知识面广、知识点多、理解难度大,理解和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但在高校课时安排中,西方经济学课时较少。除此之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仍旧停留讲授阶段,教学方法单一,学习被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差。

(五)思维方法和工具应用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并灵活应用这些能力分析解决现实中存在经济现象核问题,这就要求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解相应的逻辑推导过程。同时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需要借助于数学工具,但多数学生对于各类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形并不了解。

三、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性并重的核心课程,高校教师在教学时,还需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培养学生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4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5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角度考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宏观经济自身特点的角度考察,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总体和总量作为研究对象,跳出单个经济主休的微观局限性,把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等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纳入研究框架,进而展示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这对读者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学习了微观经济学之后继而学习宏观经济学,宛如涓涓细水流入大海那样地顺理成章。可能因为西方学生和读者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直接体验者(或是受益者,或是受损者,或是益损相当者),也可能过于挑剔,他们在指责古典经济学(指微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和信息对称假定,以及数学克隆和帕累托最优等的描述远离现实社会,流露出厌恶情绪的同时,不少人也给新古典经济学(指宏观经济学)打出了低分。这可从发端于2000年6月法国学生以“四个反对”为特征的“后我向思维经济学改革运动”得到实证。法国学生使用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认为它存在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假定和模型等智力缺陷。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向思维”(指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去框定研究对象)已经形成自我封闭的体系。英国英格兰大学教授爱德华•富布鲁克毫不掩饰地指出,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当代经济学现实,也没有对民主社会中经济问题的批判性争论提供框架。多数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远离现实,阻碍了对许多实际问题如收入不均、贫困、发展中国家、移民、新经济和生态的研究,甚至发生美国经济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PrenticeHal.l1999)通过提供给学生似乎是来自精确观察的材料而误导了学生的事情。显眼的逻辑缺陷却被华而不实的假设掩盖了。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意识唯我独尊。认为在“新古典———凯恩斯共识”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符合所谓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对不属于主流派的其他研究成果予以排斥,采取不承认主义,贬称为“异端经济学”,阻碍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多样化。

第三,过度地使用数学工具,把数学工具当成经济学课程的目的。经济学不应以数学工具为核心,如追求约束条件最大化,寻求局部和一般均衡的极值,而应以现实生活的问题为焦点。早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严厉地指出,必须认识到过度使用数学可能是糟糕的方法,这种方法使那些不断展现其重要性但却无法转化为数学方程式的问题的研究陷入困窘。第四,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派仍满足于对自己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和科学性不足,许多观点已经演化为僵硬的教条,已经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阻碍了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学家以其职业的敏感性和立场的特质性,早已察觉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瑕疵种种:(1)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庸俗性;(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具有虚伪性;(3)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出现数学过度和数学克隆,引导人们追求只在数学模型中才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东西;(4)新古典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出现形式化、教条化以及高估美国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倾向。可见,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处在巨大的变革压力之下,它的方法论革命已经到来。

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

(一)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合理性和科学性。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发展过程,从与微观经济学融合生长到创新发展到独立发展再到综合发展,终于登上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宝座,这一历史长河足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时,必须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有三个进步:第一,它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必然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二,它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三,它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制造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治理,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研究和不治理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因此,我们有理由也应该接纳和认同新古典经济学中合理的和科学的成份,将其吸收,为己所用。(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如增加国民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充分就业、稳定物价、防止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滞胀等,正是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节约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主要经济标志。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高执行和贯彻的自觉性。

2.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飞跃的可能性,必须学会抓住时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其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式的。所以,中国在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均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掌握实现商品与商品市场均衡、货币与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两个市场均衡的具体途径,实现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及时察觉和发现结构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提高预测和防范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运行中的正常事故和突发事故的能力。

3.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了解和学习西方在解决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方面的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国家干预的意识和质量。中国拥有丰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缺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干预过度与国家干预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中国有的国民受新自由主义和汉森“混合经济”模式的影响,发生弱化甚至抵制国家干预的行为。中国是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过渡型国家,国家干预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存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既存在国家干预不足,也存在国家干预过度。国家干预的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因此,应着力解决:(1)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2)国家干预的依据;(3)国家干预的方法;(4)国家干预的成本;(5)国家干预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些方面,西方的经验相对成熟和完善,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及其他宏观政策等防止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理论和知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4•我们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可以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可以通过一定措施去加强和改进,关键在于做到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三、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反思属于哲学范畴。它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其文化基础在中国是“儒家文化”,“吾日三省吾身”;在西方是“基督文化”,“反观自然”。它要求行为主体运用逆向思维和换位思考,跟踪和监控自身运行的方向、方法和技巧,判断其正确程度,并据此予以纠正和修正。纠正和修正可以是原则性的或方向性的或全局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或时点性的或局部性的,目的在于使自身行为产生出最大效益。为了开展好宏观经济学教学,需要重点反思四个问题:是否存在错位现象即喧宾夺主;是否存在教条现象即照搬照抄;是否存在数学克隆现象即数学过度;是否存在反向替代即以“泊来”替代创新。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中国经济主导思想与西方主流意识的关系。正如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时,出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一样,中国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差异性,而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学习西方经济学不是为了把它移植到中国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不是为了这种替代去创造或者改变中国的经济条件,而是为了探讨在中国条件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哪些观点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运用。

第二,学习观点与崇拜观点的关系。任何理论都由众多观点群集聚而成,抽掉具体观点又要学习理论是很难设想的,可见,学习观点是掌握理论的前提。这里的争论不在于学不学观点,而是要不要把某种观点当成绝对真理和不可改进的僵化教条。在中国版本的宏观经济学书籍中,每一章之前必引一段凯恩斯或萨缪尔森的话作为信条去膜拜的现象并不鲜见。增加就业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防治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的两项最基本的对内政策。这两项政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然而,正如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评价这两项政策时所指出地那样:在货币主义和财政政策的菜单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两项政策的效果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劳动者的更多利益为代价。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却是以增加失业或压低工人实际工资为代价的。再如,赤字财政政策虽然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取得了增加就业的效果,同时却加强了资本输出和国际经济剥削,将负面效应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萨缪尔森根据心理原则(即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原因的观点,故然有独到的一面,却又有庸俗和虚伪的另一面,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烈化的事实。众所周知:(1)任何理论观点都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这三要素的产物,而三要素会随着历史进程地推移发生变化,可见,一成不变的理论及其观点并不存在。(2)以心理的标准去作为价值目标取向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违背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点。(3)建立在心理判断基础上的政策不可能成为约束、规范和统一社会所有人行为的准则和标的,也不可能给社会所有人都带来利益。因为个人偏好是不同的,个人偏好次序它只能指导消费者的个人消费行为,不能成为决定社会政策选择次序的根据。否则,社会将被迫接受“独裁”规则,即以独裁者的个人偏好去统一社会偏好去选择或制定社会政策,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的。(4)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上。生产关系既是一种利益格局,又是一种制度安排,离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很难对经济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做出正确判断,并制订正确的政策。因此,学习和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及其政策安排,其目的不是为了用“华盛顿共识”统一我们的认识,而是使自己多了一种思维路径,多了一种选择可能性,以便从更多更广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第三,运用数学模型与迷信数学模型的关系。数学及其模型的科学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数学被宏观经济学克隆而产生动摇。事实上,工具质量(如数学工具)和理论直觉(指理论原创,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经济理论观点主要靠数学工具论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同步发展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因为繁琐而抵制数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但是,据此把数学模型当成装饰品和“障眼法”,也是不可取的。可见,数学工具本身的科学性与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工具的程度,是两个既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能够用数学模型证实的东西不一定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数学是一个好仆人,却是一个不称职的主人”,若把掌握数学工具当成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或核心而过度地使用数学,会发生主仆颠倒,反而扰乱了序数关系,导致对宏观经济学的置疑。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教学改革 问题 对策

在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西方经济学属于基础理论核心课程,应用性强,地位重要。通过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理论、方法和相应的思维方式,进而建立期属于自身的完整经济学知识体系。无疑,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十分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充分了解其学科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才能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在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中,总结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西方经济学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具体如下:一是逻辑性、系统性强,且理论流派众多。主要包含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相辅相成,前者以价格分析为核心,后者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和实践性并存,理论产生于经济生活,亦可用于指导经济生活。当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十分完整,可用于研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利用,但该理论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该制度更具偏向性。三是西方经济学中,方法体系和现实经济联系紧密,其产生和发展均立足于F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之上。四是西方经济学中不仅包含有抽象理论,而且会灵活应用数学模型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且具有逐渐数学化的趋势。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中缺乏前沿理论的介绍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内容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忽视了对西方经济学最新最前沿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收纳和介绍,导致西方经济学教材整体理论体系不完整,影响学生多元化能力的思维的培养。

(二)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

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阐释和研究相关理论均会用到相应的数学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在学习时更习惯进行定性分析,而少用或不用定量分析,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理论逻辑的推导、数学工具的运用等均需要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才能深入的理解。

(三)理论与实际脱节

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主要针对研究了国外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分析甚少。此外,教材中虽有相关的案例分析讲解,但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学生依旧很难理解。

(四)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知识面广、知识点多、理解难度大,理解和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但在高校课时安排中,西方经济学课时较少。除此之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仍旧停留讲授阶段,教学方法单一,学习被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差。

(五)思维方法和工具应用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并灵活应用这些能力分析解决现实中存在经济现象核问题,这就要求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解相应的逻辑推导过程。同时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需要借助于数学工具,但多数学生对于各类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形并不了解。

三、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性并重的核心课程,高校教师在教学时,还需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培养学生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针对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教学改革措施:一是融合传统和现代教学模式:充分应用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直观、形象的展现教材中的内容和相应案例,同时梳理知识点,进行系统教学,充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水平;传统教学则着重逻辑推导,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二是结合封闭教学和开放教学模式:高校需注重实用性、前沿性教材的引入,同时在教材中融入我国现实经济中的现象和问题分析,丰富教材内容,提高教材的实用价值;三是结构式教学和创新式教学相结合:一方面适当增加西方经济学的排课,另一方面灵活应用案例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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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7

关键词: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与西方经济学教育并存的二元格局。总结这一格局形成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对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沿正确的方向发展,对繁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经济类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及二元格局的形成

(一)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中国经济学教育适应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和新观点,同时又有分析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调整课程设置。具体表现是:第一,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取得重大成果。徐禾、宋涛、苏星、于光远、卫兴华、谷书堂、蒋学模、魏埙、宋则行等一批著名学者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教材的最大特点是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系统而又科学的概括和介绍,又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际,进行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它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华外国经济学会组织了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并公开出版研讨内容,对我国人民了解西方经济学发挥了启蒙作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推出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读物之一。第三,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在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邹至庄教授。他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1985年出版《中国经济》,同时安排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87年他倡导中国大学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1992~1998年)。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对经济学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此阶段经济类专业的数量和学生规模进一步增加。之后,针对本科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口径过窄问题,1998年教育部第四次调整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由原来的近600种减少到249种,其中经济学门类的本科专业减少为4个,即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和金融学。

在该阶段,经济类专业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应用类专业规模膨胀很快,招生人数很多,考分很高,而理论经济学专业却受到冷落,报考人数少,考分也比较低,生源质量不高。在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依然在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继续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但由于经济学专业得不到社会的重视,生源质量不高,加之教师从事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支持,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这严重影响了基础理论专业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此阶段,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文献被系统而全面地翻译和介绍到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开始普及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均开设西方经济学,且课时大幅度增加。此时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西方经济学持以批评和保留态度被视为保守和僵化,而将其视为对市场经济做出科学概括的观点却大行其道。大学课堂上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都以介绍和阐述原理为主,很少进行分析批评。

(三)第三个阶段(1998~2008年)。此阶段,中国经济学教育将培养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优秀作为培养目标。为加强对经济类专业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指导,纠正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风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和教学,培养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人才,1998年5月教育部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长远利益出发,根据“扶强保重,合理布局”的原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水平最高的13所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设立了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基地的建设宗旨: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二是为国家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基础人才。三是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期间,经济学基地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经济学专业的建设,经济学人才质量显著提高,经济学专业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考生报考,生源质量显著提高。此后。教育部进一步规范了课程设置,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1998年7月,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经济学专业本科的八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这次会议统一规定了全国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2000年,在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吴树青教授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等教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并于2001年出版,至今已修订三次。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出现高潮、1993年原国家教委统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版以来,又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重大举措。该教材在内容安排、体系结构及理论创新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特色。这一阶段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转贴于

为适应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经济类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2007年,教育部启动了提高教学质量工程。作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在原来的经济学基地的基础上设立了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在应用经济学专业设立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在此阶段,教育部有关部门对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状况进行了调查,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也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和教学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2008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本科专业制定专业建设规范。在经济学教指委的领导下,高等院校经济学类本科专业建设规范的制定工作开始启动。该规范将在经济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课程设置、培养方法及基本办学条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以便指导高校的经济学教育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但在该阶段的经济学教育中,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的势头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表现有:一是管理类本科专业大都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经济类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被大大削减,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考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却被取消或削弱。二是经济学教育中弥漫着一种西方经济学崇拜思潮,西方经济学被看作“标准的经济学”或“规范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表述方式被视为经济学的“标准语言”,主张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要与国际接轨的声音此起彼伏。三是一些高校集中资源开设小型实验班,照搬国外模式进行所谓的“精英教育”,单纯强化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及数理能力的培养。四是把培养国际化人才定位为经济类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方式是采用国外的教材,聘请国外的教师,学生培养出来送出国外深造,美其名曰“人才培养不分国界”。在该阶段,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泛市场化主张的影响大大增强,并力图争夺中国改革理论的话语权。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分析可看出,中国经济学教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体系和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对经济类人才培养及经济学的发展正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形成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首先,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因素。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个别环节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可区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构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运行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这项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观点受到更多的追捧,这就在事实上为西方经济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次,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一直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学术界,科学探讨无禁区极大地解除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顾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舆论环境迎来了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由过去完全否定,转变为对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属性进行批判,同时,对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个别观点和个别原理给以肯定和积极借鉴,这就使西方经济学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可能。再次,西方经济学自身的特点因素。西方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完整的范畴体系,特别是它借助数学语言来表述理论观点的叙述方法给人们造成了规范而又比较严密的感觉。再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往往都是紧扣人的主观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而提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人不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只凭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居家过日子的主观感受就能理解其中的原理。此外,西方经济学原理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而形成的,学习西方经济学可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和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再有,许多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进行考核,往往强调在国外杂志上,而论文如果不按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进行写作,在国外杂志根本不可能发表。所有这些都为西方经济学教育和教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是一个既互补又矛盾的体系。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政治经济学以人与人的关系分析为主,强调财产占有和利益分配。西方经济学以人与物的关系分析为主,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两者关心的主题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具有替代性。所以,可保持一定的共处关系。其二,两种经济学并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思想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有利于相互学习和借鉴,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其三,两种经济学体系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发挥着各自的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的作用有互补性。二元格局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存在着矛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具有鲜明的辩证性和历史感;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它的思维具有突出的直线性和静止性。它们对大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和解释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甚至矛盾。如,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有制和产权、价值源泉、分配、国家职能和政府干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两种经济学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批判功能,主张不断的变革和创新。西方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学的无阶级性和非意识形态功能,主张对研究对象只进行不含价值判断的客观描述和实证分析,尤其是数学模型分析。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中国经济建设发挥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则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反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大力宣扬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稳定经济和实现经济转轨方面的“神奇”功能,把自由竞争和自发均衡的传统观念教条化,无视财富占有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的蔓延,极力诟病政府乃至国际社会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这些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进行认真反思已十分必要, 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类人才的培养及政府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保持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基于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及两个教育体系各自特点的认识,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问题上,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格局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但二者的并存不是不分主次的。我们认为,无论从理论的性质看,还是从理论所服务的对象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应而且必须占主流地位。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只能是辅助的、次要的,绝不能是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西方经济学所采取的方法论及理论框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不应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但它的个别原理和分析方法是可吸收和借鉴的。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关键是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趋势,致力于推进创新。对此,逄锦聚教授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认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规律看,政治经济学能否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能否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三是能否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经济社会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这三点既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方向。

第三,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二元格局向一元格局转变。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两种经济学教育体系并存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长期看,二者合二为一应是一个方向和趋势。两个充满矛盾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并存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探索二者相融合的条件和可能,力求在研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有机地纳入统一的经济学体系中。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成熟体系应是一元的,当前的二元体系并存只能理解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8

[关键词]罗运贵;《新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践

[作者简介]马芳芳,广西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嘉,广西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2-0018-05

罗运贵,广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先后出版了《货币发行量与2010年的中国》《宏观价值调控论一富国裕民之坦途》《宏观价值调控论――解决各国货币资金不足问题的途径》等多部学术专著,近期又出版了新著《新宏观经济学》。

《新宏观经济学》是罗运贵研究员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里长期艰苦探索、潜心钻研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努力探索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理论巨著。站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的高度,另辟全新的思路,以智慧的光芒点燃引路的火炬,探索着使全人类都能够富裕的幸福之路,这是一个清贫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为了使其理论能更好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并能更好地应用于实践,2010年4月25日,罗运贵《新宏观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在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研讨会由广西思维科学学会秘书长杨辉主持。参加研计会的有广西思维科学学会会长、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尹鑫,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部副部长刘旭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林琳,建行广西区分行琅东支行副行长李阳,广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前强,桂林理工大学教授李敦祥,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苏芳林,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巫文强及来自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其他研究人员和来自广西大学商学院的在读研究生。与会者指出,罗运贵的新著《新宏观经济学》是一部创新之作,是对传统宏观经济学体系大胆的突破。同时展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研究风格,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研讨会本着各抒己见、共同探讨的精神,就《新宏观经济学》中创新理论及理论推广作了探讨。

广西思维学会会长尹鑫首先发言,指出罗运贵研究员的新著《新宏观经济学》是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看经济。首先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高度。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也就是罗运贵研究员所说的“过剩经济”时代。而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是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何让世界经济良性循环,走向共同富裕,罗运贵研究员正是站在这个时展的高度看问题和分析问题,形成了新思路。其次是站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度。罗运贵研究员有20多年对经济学理论的潜心研究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如今,他能够站在前人或权威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度。

有新高度就有新视野、新思路,这正是罗运贵研究员新著《新宏观经济学》的成功所在。新的视角产生新认识和新观点,这与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罗运贵作为思维科学学会的领导和骨干,在新著中有他对科学思维方法的娴熟运用。他采用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以及批判性的思维方法,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一是表现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的辩证统一。罗运贵研究员是站在时展的高度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范围对微观的经济进行仔细的研究,在《新宏观经济学》中,他从经济思维的最小细胞基本概念人手,如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对“世界元”等新概念的提出,对前人的或传统的概念进行分析批判,提出新观点和新的思想。在宏观中包含着微观,微观中寓蕴着宏观。二是表现在逻辑的与历史的思维的辩证统一。罗运贵研究员在《新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就提出了“过剩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分析,新问题的提出与展开,这是《新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从“过剩经济”切入,也是他研究的新的时代的历史起点。这正是全书展开的特点和基本线索,也反映了他的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思维方式的运用。三是表现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辩证统一。在《新宏观经济学》中,罗运贵研究员有对现实货币研究的许多具体可操作的思考,如发票子与发国债等问题。同时也有对世界货币――“世界元”的超现实的抽象思考,有对物价、就业等问题的具体分析,也有对抽象的宏观价值调控的时代素描。这些独到之处是他的研究视野与理论功底所在,也是他具体与抽象思维的辩证统一方法的运用的表现。

在《新宏观经济学》中,还有值得称道的是罗运贵研究员以矛盾分析为主线,采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论战性的著作,在写作思维方法上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典范。

尹会长最后指出,讨论《新宏观经济学》这部书不是根本的目的,目的是通过讨论推动经济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为祖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贡献。

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在讲话中指出,作为罗运贵研究员多年的同事和领导,对其2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给予肯定。吕院长认为,罗运贵研究员是一个做学术之人,数十年如一日研究宏观经济学。《新宏观经济学》是他潜心研究的结果,其用心研究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尽管有些人对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一种观点的创新都要经历漫长的阶段。

吕院长从两个方面谈了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先,罗运贵研究员的出发点――以过剩经济为理论基础,就是一种创新思维。其次,这本书出版的时代背景是在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基础上,各国家、实业界、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怎样解决萧条经济。现在的新情况是萧条又伴随着经济过剩,无独有偶,世界上有些人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已提出和罗运贵研究员相似的观点。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分配不均、地区差别,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个视角上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新观点――发票子。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吕院长指出,由于罗运贵研究员的这种观点刚刚提出,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探索。某个观点、某个思维能解决广西及我国和世界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给作者也给社会一些新的启发,创造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

广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前强认为,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态度令人钦佩和感慨,几十年来把自己的研究中心放在货币问题上,超越功利,排除质疑和干扰,进入到忘我的痴迷状态。《新宏观经济学》创新多,很多都是以往所没有的观点。第一,罗运贵研究员重新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他认为,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宏观经济如何实现良性循环的社会科学,与以往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四大目标不同,罗运贵研究员强调经济的良性循

环,并提出综合指标、要素性指标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三大标志。这是极具创新性的。第二,罗运贵研究员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人力和物力资源,过剩经济已是常态,导致大量纯社会效益的项目未能搞好的原因是无成本资金不足,这种观点也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基础就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从而导致需求不足,我们看到的是在纯市场领域的生产过剩。罗运贵研究员的这种观点针对了一些领域,如基础设施、教育等,对这些领域投资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效益的,但在长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爱尔兰的发展就是对罗运贵研究员观点的一个有力支持。第三,强调了宏观价值调控对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金融稳定的意义。罗运贵研究员指出,在有效实行宏观价值调控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外债将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绝大多数国家将会没有外债和内债。这种观点对很多国家是极具意义的。另外,罗运贵研究员还提出了一个构想,建立联合国银行,发行超货币――世界元,并以世界元作为各国唯一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缓和世界经济波动。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不是孤独的,在上次G20峰会上就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王前强副院长就这本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给出了见解。过剩是因为需求不足,在国际上主要是欠发达国家,一国国内主要是欠发达地区和省份。如何解决现在所面对的需求不足,罗运贵研究员提出用无成本资金来促进发展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潜在发展优势的信心,同时也是对政府作为的肯定。对于如何去消除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差距,我们是依靠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可是市场的行为资金总是流向效益高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用超越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罗运贵研究员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所周毅所长认为,首先,作为和罗运贵研究员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对他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应给予肯定,经常就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与罗运贵研究员进行探讨。从最初的小册子到现在的新书的出版,周毅所长一直十分关注罗运贵研究员的理论研究,认为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是源于对宏观经济学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境界。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地区若没有这种人才是很难发展的。其次,对这本著作的推广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本书的理论是符合现在的发展趋势的,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要不断推广这种理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这种理论,以便更好地应用这种理论。

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所吴坚认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很多,但真正从事理论创新的工作者,即金字塔尖上的人不多,而罗运贵研究员就是金字塔尖上的几个人之一。他认为,评价一本书应从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理论方面罗运贵研究员填补了一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空白,目前我国没有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发展的是西方经济学。但是我们的现实基础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是成熟的市场机制,而我国市场处于转轨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还在制约我国的发展。宏观调控照搬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为此,我国需要一套新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宏观经济学理论,并在这一套新宏观经济学的指导下提出新的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而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无疑为我国改变现在的宏观调控手段方法,真正实现宏观经济良性循环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其将对我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

建行广西区分行琅东支行副行长李阳就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的时代背景作了简要说明,他指出,《新宏观经济学》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都陷入低迷的时候出版的,总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金融危机后,学术界、理论界都提出了一些观点来应对,比如周小川曾经提出建立超越的货币基金和用外汇储备给大家发钱,这些观点与罗运贵研究员的理论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这本书的前景是令人振奋的,前景可描绘为,实行这套方案,40年实现世界富裕。最后,李阳指出了这本书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在现实运用中应如何避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如何更好地监督政府对无成本资金的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林琳在认真研读了罗运贵的《新宏观经济学》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对本书的一些看法。第一,从经济视角的发展角度来看,每一个经济发展过程都有一个新的观点在背后支撑它,而这个新的观点就是制度的带动发展,从古希腊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当今的世界,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逐渐走向了垄断,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之下又会有怎样一个新的观点在支撑呢?罗运贵研究员在这方面作出了前瞻性和探究性的研究。《新宏观经济学》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一国的中央银行可以无偿地投放货币资金给本国的中央财政,通过“看得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社会中浪费资源甚至资源配置完全瘫痪的一些经济行为。但是,投放的资金为本国GDP的1%-5%,这个数值是如何确定的,或者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第二,罗运贵研究员用一种扬弃的观点来看待传统西方经济学,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地方。他通过分析研究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把凯恩斯主义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两个学派在政策层面有机结合在一起。此举乃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创举。第三,罗运贵研究员认为,单纯以市场行为运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就需要中央银行在其中扮演好协调者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罗运贵研究员通过将货币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划分了货币流向,以不同类型的货币资金来满足不同的货币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新宏观经济学》站在高立足点之上,将深奥的理论以通俗易懂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建设性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罗运贵研究员的研究目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部副部长刘旭友谈了以下几点:第一,罗运贵研究员《新宏观经济学》的旨趣很高。一般来说,著书立说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像中国古代的司马迁,“究天人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说”;还有一种就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们现在很多人著书立说都不能脱离上述两种境界,要么作者乐在其中,要么就是为了糊口。但是罗运贵研究员在这一方面完全是处于超然的状态,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竭心尽力地研究,这种精神感动了我们。从初识的《宏观价值调控论》到现在的《新宏观经济学》,总体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创新性更高。在本书中,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即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运用

了本书中的理论,那么该国消除贫困,走向繁荣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富裕的发达国家运用了本书的理论,那么该国也可以获得更大量的财政资金,逐步减少乃至消除目前所存在的巨额财政赤字。这正是体现了经济学的真谛一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综上所述,罗运贵研究员的这本书的研究旨趣是非常高的。第二,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一书的创新性很强,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实践上的创新,主要是对未来构想上的一种创新。书中新意迭出,让读者感觉像从来没有接触过此方面的内容一样,处处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尽管我们过去学过西方经济学,学习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是本书的观点绝对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要讲的是财政政策的问题,而罗运贵研究员主要讲的是发票子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发票子既可以解决财政赤字,又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与前人不同之处。当然罗运贵研究员在书中的观点是有假设前提的,即基于过剩经济的前提,书中的所有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经济的根本特征――过剩经济而展开的。过去理论界一直认为发行货币是一种短期冲击,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作用。而罗运贵研究员却敢于突破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冲击也能促进经济的实质性发展。这不得不说是理论上的重大创举。第三,罗运贵研究员的这本书有助于启迪思想,引人深思。怎么才算是一位好老师?能让你心服口服的老师不一定是一位好老师,因为你永远只能跟随在他的思想的后面。不能有所创新。而一位好老师,也许他的观点跟你的相左,但他确确实实让你深入思考问题,从而改变你的思想轨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好书也是如此。罗运贵研究员的《新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的许多观点让读者不禁陷入深思。比如说,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经纪人假设这个问题上,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如果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被的话,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构架也就不成立了。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怀疑的基础之上,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利润最大化问题。西方经济学也认为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一个常态,而是有一个谷底的。而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更为彻底,他认为厂商生产的常态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点,而是在平均利润率的点的附近区域上。本书中还有许多诸如此类极具创新性的观点,正是这些看是似曾相识却又在关键之处有着细微差别的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第四,为了使罗运贵研究员这本书更加出色,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必要进行完善的。要构筑一栋学术大厦,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罗运贵研究员一个人在学术之路上苦苦探索了数十年实属不易,应该是时候让更多人为他分担,为这栋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与战略》杂志社社长巫文强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上谈到《新宏观经济学》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他认为,《新宏观经济学》这本书是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著的,那么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呢?主流经济学形成于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之后。在斯密和李嘉图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繁荣期,是被普遍看好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他们的研究围绕怎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个中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它慢慢偏离原先的发展轨道,捍卫者们开始发现原来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在为资本家的利益而服务,资本主义经济学也就慢慢失去了说服力。比如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围绕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把经济人的特征看作是人的本性,把追逐利润看作是人的天性,无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还是官僚阶层的行为都是利益在驱使。因此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很功利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想方设法挣钱。然而我们会发现最有钱的人往往是最不幸福的,他们的幸福指数都普遍比较低。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理论基础的,是站不住脚的,但又很少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去主动反驳。现在罗运贵研究员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是值得称道的。可是,从思维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罗运贵研究员能先提出主流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比如利用财政资金去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然后再讨论主流经济学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巫文强社长认为,书中所提到的过剩经济特征对于《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实中过剩经济是否存在?以中国2008年的经济数据为例,2008年我国一共有3l万亿的产业增加值,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万多亿元,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8万亿元,扣除发放到劳动者手中的8万多亿元和政府的财政收入6万亿元之后,第二、三产业还有14万亿元的净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就不会用于消费,也不会直接与消费相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是过剩的,而且过剩得惊人。有钱人愿意购买的商品有限,穷人想要购买却苦于没有足够的钱,从而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罗运贵研究员所寻求的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所要解决的矛盾。

要真正实现良性循环发展,需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其中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基础性产业与重型装备产业也在逐渐地消失,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其实,像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也是愿意给予支持的,关键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于是,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中央银行可以发票子来解决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做好资本家不愿去做的、政府没有资金去做的而又关乎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事情。总的来说,罗运贵研究员的观点非常正确,有一定的前瞻性。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苏方林主要从模型建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任何一个理论,从它诞生到被人们普遍接受要有一个过程。空间计量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外就有学者曾在相关领域作过一些简单的研究。直到1988年,Anselin才明确定义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定义,并作了系统的研究。1995年他又将其思想程序化,设计出了空间数据分析软件。但是空间计量分析真正为学术界所接受还是近几年的事――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刊物上开始出现了有关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文章。因此,新的理论要想让人们接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罗运贵研究员在《新宏观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全新的、陌生的,对我们原有知识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一开始不太接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并不能否定其所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只要经过不断的完善,假以时日,本书中的观点也会在学界广为流行。

任何一个理论都需要闪光点。过剩经济是《新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闪光点所在。如何使过剩经济更具有说服力,作实证分析具体量化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李敦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一种理论要根据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罗运贵研究员经过不懈的研究敢于提出与主流经济学相反的观点,这就像当初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凯恩斯思想的提出一样,也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正确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对其的接纳与运用尚需要一段时间。李教授对《新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见解。以过剩经济为理论基石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调整。对于过剩经济还需要再作出更全面、更科学的界定,在逻辑上应更严密。

师从于广西大学黄绥彪教授的研究生陈国栋在发言中主要从《新宏观经济学》的优点和有待深入的观点来阐述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新宏观经济学》有四个优点:首先,作者研究问题时的视角比较宏大,立意是深远的。其次,这部书具有强烈的革新批判意味,本书从过剩经济的论证入手,以此为基础,指出了边际理论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作者在对利润最大化理论进行批判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平均利润理论进行了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这些新见与《新宏观经济学》的“新”字是恰如其分的。再次,《新宏观经济学》是作者运用流畅的笔触尽情在经济学的广阔天地纵横捭阖之后的结晶,文风清新朴实。最后,作者将分类的思维方法贯穿于全书,这对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通过分类,探讨也就有了针对性和依据,否则,理论的探讨容易流于概念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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