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范文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1

【关键词】网络暴力；网络环境；构建

一、网络暴力的相关概念

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狂热、非理性的情绪支配下，在互联网上借助网络舆论力量，对他人进行言语侮辱、威胁诽谤甚至人身攻击等的群体性暴力行为。它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实施攻击者虽然往往是匿名的、虚拟的，但给当事人所带来的伤害却是真是的。实施网络暴力的网民被称为网络暴民。

二、网络暴力实现的主要形式、共同特征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网络暴力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最初阶段：倾向于“泛娱乐”性质的恶搞。网络恶搞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针对一定的人或事物应用各种手段炮制出来的违背常理，让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恶作剧。网络恶搞的对象可以是某件事物，也可以是具体的某个人。一般情况下的恶搞行为更倾向于一种“泛娱乐”化的哗众取宠的心态，虽然有着颠覆大众道德标准、混淆是非判断的嫌疑，但其暴力性质并不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网络暴力的初级阶段。

升级阶段：有一定攻击性的板砖。在网上，网民们把对某一问题的反对和批评形象地叫做给它拍“板砖”。“拍板砖”的行为比较普遍地出现在网络各种形式的表达里，比如新闻跟贴、“BBS”、论坛，近两年则更集中地出现在个人博客里。2006年，异军突起的博客成为了名人与公众面对面自由交流的阵地。然而，伴随着这一阵开博热潮，博客上的种种“板砖”恶战也开始蔓延开来。首当其冲的是一批文人博客上的口水战，比如轰动一时的“韩白之争”。在这场口水风波里，论战从文艺观不同，世界观迥异的争鸣发展到后来纯粹的人身攻击。而论战双方身后的一群支持者更是“砖头”乱飞：以偏概全发泄者有之，污言秽语随意骂街者有之，某些话之下流和恶毒，令人吃惊。因为已经涉及到相当程度的人身攻击，因此，这样的“板砖”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暴力性质。

终极阶段：终极追杀令――人肉搜索。

网络暴力的终极形式为网络“人肉搜索”，也称网络“终极追杀令”。网络人肉搜索本来是“猫扑（mop）”首创的一种搜索方式，后用来泛指在网上发起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网络人肉搜索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肉”（）。劫持域名、邮箱、封ID、窃取并公布他人私密资料，甚至是在现实生活中对网上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等，都是人肉搜索的后续行为。

2006年的“铜须门”事件不仅广被包括央视《大家看法》节目在内的国内媒体的纷纷报道，更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南德意志报》等多家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国际先驱论坛报》甚至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激烈抨击了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

经由人肉搜索促成的网络暴力现象到了2007年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其暴力行为的表达方式由以往仅限于在网上公布当事人隐私变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的人身攻击。2007年被媒体称为“第一桩人肉搜索案” 的“女白领自杀”事件，可以说是网络暴力从网络延续到现实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网络暴力由于其强大的群体性和攻击性，一旦失控，将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其一是挑战了传统的道德标准。比如那些低俗娱乐新闻在网络上的泛滥和前些年对“红色经典”无休止的恶搞。低俗娱乐新闻凸现了某些人阴暗的窥视心理和不正常的好奇心；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则颠覆了人们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判断的价值观念。

其二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某一事件从一新闻事件发展到成为网络暴力事件，其中经过大量网友的非理性传播，很容易出现偏差和夸大，而如果这种以讹传讹的传递过程造成的偏差成为了网络舆论的主流的话，势必折射到现实社会当中，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容易引发现实的社会矛盾。一些新闻，甚至是假新闻，在被网民不理性的传播下，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们所利用，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继而引发系列社会问题。如06年的“高州事件”、08年的“贵州瓮安6.28事件”等，本来都是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网民辗转传播后，却越来越离谱，最终引发成为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社会案件。

三、遏制网络暴力的建议及对策

党的十六大《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从“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这几个方面对互联网进行治理。这也是政府治理互联网的一个理念和方向。但是，就像网络暴力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样，网络暴力的遏制和消除也需要依靠除政府以外的网站经营者和网民等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政府：多管齐下，做好监管。具体而言，政府方面的作为应当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出台相关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细则，严格监督，规范管理。目前，国家针对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相对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还显得相对滞后，对一些现实问题覆盖范围不足，并且缺乏实实在在的操作性，在现实中很难具体实施。为此，要实现切实的监管功能，需要的是一些操作层面上，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法规的细则。

网站经营者：增强社会责任感，文明办网。其实，无论是“泛娱乐化”的恶搞还是目标明确的人肉搜索，说到底，每一次网络暴力事件的发展都需要网站管理者的助推――至少是纵容――比如管理员的反复置顶推荐。网站为访问量和点击率而炒作广受社会大众关注的网络事件无疑也是网站出名盈利的捷径之一。因此，要实现网站获利和树德的“双赢”，增加社会责任感，文明办网，应当成为网站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应有之义。

网民：加强个人素质教育，文明上网。

2006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把2006年度人物的桂冠颁给了“YOU”――全体网民。的确，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凭借互联网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因此，我们每一个网民也就责无旁贷的成为了网络文明的具体执行者。“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正因为如此，网络上的道德约束也要比现实社会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文明上网，强调得更多的是依靠个人道德和修养来维系的，一种个人的“自律”性道德。网络不文明行为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浮躁媚俗等不道德行为的网络版。据调查显示，中国的网民中18至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网民在结构上呈现低龄化的态势。年轻一代网民正处于道德观念的形成期，因此，加强青少年的个人素质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刻不容缓。

遏制网络暴力，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可能仅靠某一方面单独作为而实现。只有在逐步健全法治规则，依法治网的前提下，通过增强网站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网民的个人道德素质的综合手段来净化网络空间，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8

[2]《网络暴力 请善用你宝贵的话语权》央视网

作者简介：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2

（一）网络暴力理论维度的探讨与现状分析

网络暴力这一名词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其概念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它大致蕴含两方面，一是网络暴力是网民利用网络散布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言论；二是网络暴力是网民通过公布当事人隐私极大地影响了事人的生活。网络暴力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无须通过对当事人进行现实版的拳打脚踢，它建立在传统的口水战之上，又是对口水战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的崛起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国各种时事消息的传播、公民民利的行使都依赖于网络的发展。网络的虚拟性、非理性同时也滋生出网络暴力这一现象。

“虐猫事件”真正将人们带入“人肉搜索”时代。人肉搜索像一张网络通缉令，任何违背网民意愿的事件和人物都有可能成为网友的合力追击对象。姜岩死亡博客案和铜须门事件都深受人肉搜索的影响。

（二）网络暴力的特征

网络暴力的虚拟性、匿名性。由于互联网不采用实名制，网民能最大程度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受现实社会生活羁绊，道德、责任意识下降，易受其他网民激烈言语的吸引。正是这样，网络暴力的实施者就会脱离一般的社会制约，而变的更为暴力。

网络暴力的非理性性。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两大特性。人们处事奉行敌友、善恶的两极化标准。网民以青少年居多，青少年受网络暴力游戏荼毒，容易形成凡事不考虑后果、反叛易盲目和有事不废话就决斗的处事特征，加上青春期躁动的心理，在网络上容易扮演“愤青”角色。

网络暴力的群体化效应与审判性。人类具有天生的脱离群众的恐惧症，根据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如果个人在群体之中发出不一样的意见就会受到孤立，为不被孤立个体往往选择随大众。而且一些网民具有审判瘾，在现实生活中表达的观点无人关注，在虚拟社会中为一雪现实中的耻辱，往往发表最极端最强烈的语言。

二、网络暴力的危害及功能

网络暴力侵犯公民权利，践踏公民尊严。当事人通过发表一些打破道德底线且具攻击性、煽动性的言论践踏人权。王宝强离婚一案当中，网民人肉搜索马蓉的隐私信息，争当最高明的侦查心理学家，无视基本人权。

网络暴力扰乱网络秩序，无视法律规制。网民盲目跟风，对网络事件加以炒作，不按社会规范行事，导致网络秩序混乱不堪。网民对现实生活中对法制行政体制制度的片面刻板印象在网络上消除了后顾之忧就肆无忌惮的发表鼓动性言论，以为在群体的庇佑下可以无法无天，司法公信力的弱化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性都导致网民试图逾越道德底线，无法法律现象的发生。

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我们既要防范网络暴力带来的不良影响，又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网络是底层群众表达心声的通道。群众对现实生活不满情绪的发泄，是社会进步改革的重要力量。信息化革命时代到来以前，大部分人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官僚腐败现象选择闭口不言，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可知，人们是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大于他所获得的快乐，人往往会选择逃避。自古以来官官相护，使人畏于强权不敢上访。信息时代反腐检举成本低廉并有极大的安全保障，网络平台的公平性给了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有助于将人们从对社会现状无力感解脱出来。公民的正常的利益期待得到满足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三、网络暴力治理研究

面对日益突出的网络暴力现象和滞后的政府管理，应推进网络暴力治理在加强顶层设计和增进社会公识中齐头并进。笔者就如何规避网络暴力认为：

（一）发挥道德价值，促进网民自律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讲究教化，不经教育感化，即便列入法律，以国家强制之力予以保障，实际效用也无所发挥之地。根据《著作权法》第33条可知，著作权人一稿多投本属违法行为，可现实生活遵守此规定的人恐寥寥无几。法律明文规定却无人遵守，一则人们架空法律，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二则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可能会衍生出很多问题。资政议员胡i泰在道德与法律之争中说，“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法律是国家的制裁，道德是生于人心的。所以关系道德的事，法律并包括不住。”前人所言，于今日网络暴力之事，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笔者建议应弘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积极健康网络文化，加大网民思想道德教育力度，发挥思想意识的先进作用，促进网民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二）立足技术发展，规范网络运行

网络技术尚不够完善，是网络暴力产生的催化剂。笔者认为，一方面，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意识，增强互联网社会责任感。各大网站仍进行实名制，网站后台运营者应做好登记备案，应对网络暴力事件难以追到幕后黑手这一大问题，但同时也要注意衡平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网络技术研究投入，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过滤不良信息。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健全人格

许多法律意识欠缺的网民可能违法而不自知，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让人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网络青少年是年龄结构中最无所事事的群体，不被关注，青少年为摆脱现实世界的无助感与无力感，沉溺于网络游戏，而游戏暴力的打杀片段又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笔者认为，教育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应加大教育投入，注重教育青少年的德育，培养青少年良好品行，对青少年注重心理辅导，使青少年拥有完善、健康的性格。通过个别教育促进集体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利用集体力量来教育个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用文明的公共话语。

四、结语

对待网络暴力现象，我们要客观分析，不能因噎废食。通过对网络暴力现象蔓延的分析进行自我反思，从而净化网络环境，最大程度上发挥网络的使用价值。另外，网络暴力现象是层出不穷的，网络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从宏观微观方面双协调，既要合理规划法律制度、政府政策的顶层设计，又要注重社会道德规范的养成。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及规范作用等，通过法律的威慑作用使人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对一个人的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伦理道德教育可以增强网民的认同感以及安定感。

【参考文献】

[1]张义庭.网络舆情的暴力倾向及解决对策研究[J].情报杂志，2012（12）：87-89.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3

【关键词】网络暴力 成因 危害

一、网络暴力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网络暴力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在姜方炳主持的2010年浙江省社联重点立项课题《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主要对策》的主要成果中，将目前网络暴力的定义归纳为两类，一是基于道德约束的暴力行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网民在由信息网络技术构造而成的电子交互空间内通过舆论的“集结”优势对某一对象进行道德审判，其基本工具就是洛克所说的“名誉之法”。二是言论表达自由的异化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张瑞孺《“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特质的法理分析》中给出的定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①。

二、网络暴力的成因

1、网民基数大，青年网民比例高

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而年龄为20-29岁的网民所占的比例最高，占到30.4%。

这些青年网民心智尚未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对社会关注度高但是社会辨认能力不强，自我控制能力欠缺，极容易受人鼓动。他们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这种负面情绪的发泄手段就是激烈的言辞。《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伴随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的长足发展，中国社会正在涌现出一个‘新意见阶层’——关注新闻事实，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这些‘新意见阶层’，或因一个敏感事件、或因一个决策而随时通过网坛舆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网络力量。”在庞大的网民基数背景下，这些“新意见”的集结必然会产生不可预估的力量，而近年来的网络暴力的出现使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这股“力量”的可怕。

2、网民言论表达具有盲目性

在来势迅猛的信息洪流中，网民没有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条件，自主判断能力降低，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跟风行为，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羊群效应”。《2012年中国网民社交网站应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交网站用户在内容上还是以转发为主，原创内容的积极性并不高。分享和转发内容是用户最常见的内容生成方式。这也从侧面说明网民常常会被别人的思想所牵引，独立思考的能力已经弱化。

而在“羊群效应”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领头羊”，即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所谓意见领袖就是“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②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是群体膨胀的关键点，是整个事件发展的核心。网络意见领袖的号召往往会出现网民的跟风响应。如果这些意见领袖表达的观点在正义的旗帜下出现某种偏向，那么网民的集体响应就很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即“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再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③

商业网站为追求商业利益，增加点击率，在处理网民留言时，往往会过滤掉那些偏理性的内容，留下偏激的，呈现给受众一种群体情绪激愤的“拟态环境”。1949年美国信息学者C·香农和W·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种传播过程模式，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讯息会遭受到噪音的干扰，从而出现失真。商业网站对网民言论的处理就可以看做是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在这种“拟态环境”下，网民很难保证独立的思想，即使有网民想表达出理性的言论，也会在群体压力下屈从群体意志。

3、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矛盾激化

乌尔里希·贝克在2005年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就表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社会结构强弱的失衡，激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仇官”、“仇富”等心理上。因此一旦网络热点事件涉及到了官员、富人等的不道德和不光明的行为，往往会激荡起社会强烈的舆论波。互联网的高速、高效传播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负面情绪，导致这种舆论波很可能发展成为网络暴力。日本学者太田敏诚认为，社会信息系统是“不断生产、传达、加工和储存信息的活动……而人的认知、记忆、学习、传播、推理都是具有可塑性的”⑤这种可塑性具体表现为网民在没有完全掌握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会在诸如“为富不仁”“贪官污吏”此类的刻板印象中加入更加负面的想象，先入为主地认为事件中的官员或富人一定是道德沦丧的社会败类。

4、匿名性特征弱化义务承担

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为受众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意见自由市场”，借助虚拟技术构造而成的网络交互空间，为“网络暴力”的产生提供了主体多元化、责任分散化的舆论场域。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而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使得受众在传播中的互动更加积极和活跃，同时也更加无序和失范。2006年央视《大家看法》栏目播出了针对“铜须门事件”的一期节目，节目中“铜须”对主持人说：“他们（网民）可以在网上骂我，但是让他们站出来却是谁都不会站出来的。”这也表明了网络匿名性的特点使得广大网民似乎只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却不承担对言论负责的义务，对被攻击者的声讨成为一种“全民狂欢”。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三、网络暴力的危害

1、虚拟空间的“暴力”很可能转化为现实社会的暴力

网络暴力最初表现为网民在虚拟空间上使用侮辱性、偏激的语言，后深入发展为人肉搜索即利用广大网民的力量将被搜索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等等涉及隐私的内容全部公布于众。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除了能够满足网民情绪的发泄外，对事情的解决作用不大。还有很多网民不满足只是用语言“惩罚”，甚至将这种惩罚蔓延到现实中来，具体表现为破坏被攻击对象私有财产、打恐吓电话或发恐吓短信等等。如果任由网络暴力的无序和失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2、媒介被舆论所挟持，媒介审判出现

网络舆论的发展使得传统大众传播理论也有了变化，例如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拥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宣传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防止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⑥现在信息由原来媒介“推”给受众，转向受众将信息“拉”出来，公众通过各种途径对某一事件形成热烈的关注和讨论，近而引发媒体的报道，变成了大众对媒介的“议程设置”。

因此，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观点很容易被舆论所挟持，往往很难坚持客观、公正、理性的原则，导致“媒介审判”的出现。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魏永征在其著作《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对“媒介审判”做出了定义：“超越司法程序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媒介审判的发展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甚至会使得“法制”走向“人治”的歧途。

结语

开放的中国需要文明法治健康的网络世界，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广大网民，都应该珍惜这个平台。要求人人都用正确的方式说正确的话，是不现实的，但也应有法治意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是必须的。因为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这都是构建公序良俗的基础。⑦莫津津这段话给很多网民提了个醒：网络舆论成熟、健康地发展有利于我们权利的保障，应该从每个网民的文明发言做起。

参考文献

①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浙江学刊》，2011（6）

②⑥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9、194

③凯斯·桑斯坦 著，黄维明 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人民出版社，2003：47

④薛晓原、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奉献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1）

⑤太田敏诚：《社会信息系统序说》，富士通书籍，1996

⑦《人民日报》，2012-12-18

（作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学生）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4

这次会议提出了哪些针对政法机关未来工作的“任务清单”?释放出哪些新时期中央政法工作的新思路、新信号?“青海公安”微信平台为您一一解读。

新常态 新形势 新思路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政法工作意义重大。会议明确指出，全国政法机关要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提升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

两个意识、三大职责——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指导思想——会议明确，全国政法机关要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下大气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四个着力点——会议指出，全国政法机关要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思想政治和纪律作风建设为着力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重点防控五大领域风险

会议指出，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做到心中有数，重点做好反对暴力恐怖和维护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5大领域风险预警、预控工作，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

暴力恐怖风险是最现实的风险。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关于反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为契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条战线，全力打好主动仗、攻坚仗、持久仗。

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是根本。要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金融安全事关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政法机关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推动对民间融资借贷活动的规范和监管。要借鉴各地经验，完善跨地区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发现、预警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发应用，网络安全对国家不少领域安全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义。要按照建设网络强国的要求，坚持网上治理和网下管理相统一、专门力量和社会力量相统筹，构建维护网络安全新格局。要全力维护网络政治安全，提高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防范打击水平，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要针对新型犯罪动态化、智能化的突出特征，坚持打击、防范、治理并举，改进方式方法，增强预防打击犯罪实效，提高预防打击犯罪的科技化水平，增强打击新型犯罪的攻坚能力，创新完善打击犯罪组织形式，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平安的生活。

补齐短板 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会议指出，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关键要找准载体、破解难题、补齐短板。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基石。各级政法机关要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努力使基层更有活力、基础工作更加扎实、基层队伍更有战斗力。

基础工作不深入、不扎实一直是社会治理的短板。在更加注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今天，对社会治理基础要素数据全面、准确、鲜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推动以户籍管理为主的静态管理模式向以实有人口、实有房屋为对象的动态管理模式转变。

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推动群众工作与时俱进是实现社会善治的有效途径。要善于运用新的载体和手段，把各行各业中从业人员组织起来，把大街小巷中各类群体发动起来，让他们成为“千里眼”“顺风耳”，开创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新局面。

目前，信息共享和深度应用不够，是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大组织力度，搭建有效平台，提高信息综合利用水平和信息预警能力。

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权责明晰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使社会治理难题在执法司法环节加以解决，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支招公安改革 提高司法执法公信力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5

在2003年以来的不少重大公共事件中，如“孙志刚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华南虎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等等，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局面，网络舆论对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从而有效推动了一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让公众看到了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也使公众对网络民主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然而，随着公众网络参与的不断深入，网络多数暴政现象开始露头，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网络的新忧思。

网络的隐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建议，实现政治参与，网络民主在一些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孙志刚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都充分显现了网络表达的民主意蕴。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

■不可否认，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开始出现。互联网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政治参与者的来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在沟通、交流与讨论过程中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公开、平等原则，成为民意和公共舆论的重要聚集地。

在一些网络事件中，如“虐猫事件”、“铜须事件”等，一方面向世人彰显了网络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网络的负面问题。群情激愤的道德审判，曝光当事人隐私，进而围攻、谩骂当事人的事态演变，让整个社会开始反思网络的作用。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应当注意到，中国少数网络参与者随意在网络上宣泄不良情绪，一些网民在公共议题中缺乏真诚和理性，加上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和网状扩散性质，过去难以聚合的个体在网络上非常容易集群，致使网络空间中的多数暴政现象成为可能。

在这些事件中，网络舆论发生了蜕变，并逐步走向网络多数暴政，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您提到了“网络多数暴政”一词，如何理解民主与多数暴政？

■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多数原则。但是，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可能损害少数人的权益，并使民主扭曲成统治阶级打击少数人的借口，从而使民主走向坏的一面。在向信息时代迈进的过程中，公众在互联网上重新遭遇了19世纪政治思想家们对于民主政治所做过的最坏打算――“多数暴政”。

多数暴政与少数暴政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一种专制形态，背离了民主好的方向，侵害了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网络多数暴政往往是一些网民利用网络民主的旗帜，以民主的名义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从而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多数的假象

在网络世界中，往往会有“一呼百应”的效应，将问题几何级放大。这是否构成了网络多数暴政的诱因？

■网络传播具有“蝴蝶效应”，任何一点小小的浪花都有可能借助网络媒体变成轩然大波。网络论坛中一个帖子或网络上的一条小消息，可能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或介入，进而使事态不断升级，导致事实信息的扭曲和舆论评价的压倒性倾向。人们往往相信多数人的意见，由于网络传播中“蝴蝶效应”的存在，有些时候并非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甚至正好相反。

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相被假象所掩盖，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化解的事件被严重对立化和情绪化，任何与多数发言者立场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迅速地扣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谩骂和攻击替代了真正的理性批判。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多数暴政现象。

在您看来，网络多数暴政的成因还有哪些？

■在网络空间中，“群体极化”现象非常容易形成。为了避免怀疑与批评，网民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态度和立场相近或一致的场合表达意见，在认同感中肯定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比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并且导致在发言讨论中部分网民态度偏颇、言词激烈。

同时，由于网络空间领域聚集的网民群体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网络很容易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相同态度和立场的人频繁在网络上进行交流沟通，且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使之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强化了这一态度，形成极端倾向，造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您提到了网络群体“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人们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有时缺乏应有的理性，对许多不良社会现象的声讨和谴责往往偏离理性的轨道，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或者看法产生认同，形成某种非理性、情绪性的共鸣。

在现阶段，中国网民对网络舆论环境和自身网络行为影响的认识都十分有限，导致中国网民的网络行为表现得比较幼稚，经常出现一些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举动。这可能也是网络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网民要付出的学习成本。

在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情绪极端者不断得到鼓励，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势力变得越来越强，言词变得越来越激烈；而那些理性和温和的声音不断受到打压，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介于两者之间的声音，则一部分沉默，一部分走向偏激。如何来解读？

■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作“网络空间中的‘沉默的螺旋’”。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在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心理恐惧感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体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变化，但其影响依然存在；网民的从众心理继续存在，从众现象依旧普遍。网络信息越多，人们反而失去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时间与兴趣，沉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从而为网络多数暴政打开了便利之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网络多数暴政中的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多数。只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少数人的声音很大，表面上他们好像构成了多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数的假象。

道德的自律

如何看待网络多数暴政？

■网络的出现给网民更自由、更平等、更多样的意见表达机会和政治参与形式，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塑造着网络民主这种新形式。但是，网络民主具有两面性，应当坚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原则。否则，网络民主就会背离民主的初衷，形成网络多数暴政这一变种。

从一定程度而言，民主与多数暴政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在于是否能够尊重多数、保护少数。

如何避免或者减少网络多数暴政现象的出现？

■首先应当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引导网民理性看待网络舆论。网络环境中多数暴政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网络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问题，网民缺乏道德自律也是重要原因。网络道德可以说就是现实道德规范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是网络的开发、设计与应用中应当具备的道德意识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对于网络多数暴政下的少数，您有何意见建议？

■一旦发生网络多数暴政的情况，受到侵害的个体面临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处境。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一些受害者可能连辩白、证明、呼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此，保障这些受害者的言论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能否借用网络外的力量？

■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比较，具有信息源更权威、可信度更高的特点。针对一些重要话题和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跟进，适当引导社会舆论，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消除在形成过程中。

近年来，国家针对网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制，但似乎收效甚微。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网络立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中国管理互联网的法律规则存在过于分散、法律层级偏低、某些方面相互冲突、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此外，网民应当增强法律意识。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并不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就完全是非真实的、虚幻的和不存在的，可以说，在网络空间中，参与者、参与者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都具有真实性。如果网民的网络行为对他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触犯了法律，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6

作为一种交互性新媒体技术，微博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即时性交流平台。不过，媒介时代的微博，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传播由单向走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迅捷地传播或接收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释放了民间话语，甚或加速了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匿名、自由、双向互动的微博又使得信息内容繁富芜杂，泥沙俱下，甚或暴露出侵害他人隐私、损害公共利益、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等等负面效能。正是基于微博的双刃剑式效能，对微博的管理和控制成为了当下网络管理和控制的热门课题。无论是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的管理若干规定》，还是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都意图强化对网络的管控。不过，对微博的管理和控制，不能简单应对，而分析和借鉴海外微博管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则是实现我国微博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一大捷径。

一、网络实名制的正负效能以韩国为例

网络实名制，指的是网民必须用真实的身份证明申请网络账号并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或进行其他活动，如电子邮件、上传照片、网络游戏等的制度。韩国因其实行实名制而在国际互联网管理领域独树一帜，我们不妨以其为例分析网络实名制的正负效能。

韩国网络实名制始于2003年3月，其目的是减少网络语言暴力、虚假信息的泛滥、个人隐私的损害以及不正当地人肉搜索等。韩国国内因网络流言牵涉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韩国影视明星崔真实的死亡，更是进一步催化了实名制的扩散。2008年年底，韩国《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修正案正式，将网络实名制扩大到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人的所有网站运营商。韩国通过立法管理和教育内化等措施而实行的网络实名制，其最大意义在于树立起网民的社会责任和自律意识。首先，网络实名制，有利于责任到人，网络欺诈、诽谤、人身攻击等问题有所减少。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会通过网络注册的实名迅速识别身份、责任到人，有利于对侵权行为进行监管。例如，社交网站因为实名制的实施，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欺诈行为的发生，提高了网络交友的可信度。其次，网络实名制，也使韩国的购物网站和企业网站实现了最大效益。企业网站通过身份证号码对顾客进行信息分析，建立客户数据库，有助于展开针对性营销[1]。再有，网络实名制还为治理青少年“网络中毒”等社会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例如韩国网站系统能够迅速识别出上网人的年龄，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网民，则会采取限制游戏时间、减缓网游速度甚或自动断开链接等强制措施，此举受到广大青少年家长的支持[2]。

不过，韩国的网络实名制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一是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效果受到质疑。首尔大学的研究表明，实名制后的诽谤跟帖数量比实施前降低了1.7%；信息通信部的研究也表明，恶意帖仅仅减少2.2%。不仅如此，网络论坛参与量则从实施前的平均2500人下降到800人[3]，数据表明实名制的实效并不明显，而参与人群则急剧下降。二是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实行网络实名制后的韩国成为黑客攻击的主要对象。2005年1月，一份网罗99名韩国一线明星隐私的“X档案”在网上迅速传播；2007年8月，一家电信公司盗用顾客资料的情况多达730万件，占韩国当年1444万网民的一半以上；同年9月，有人通过网络盗用卢武铉的名义申请大选选举人；2011年7月，实名制社交网站Cyworld和NATE网被黑客攻击，3500万用户的个人真实详尽信息被泄露……大量隐私信息的泄漏，可能导致电话诈骗、发送垃圾邮件等非法行为，引发网民的不安。三是没有韩国身份证的外国人不能注册登录韩国网站，这让很多人对此颇有非议。

或许，网络实名制的负面效能引发了人们的反思。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裁判所8名法官一致做出判决，裁定网络实名制违宪，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将根据判决修改相关法律，并废除网络实名制。

二、匿名制的正负效应以美国、德国为例

匿名性指的是网络使用者可以凭借代号暂时隐匿部分或全部在真实世界的身份和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社会地位乃至气质、人格、自我等[4]。在美国，匿名发言权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不受政府非法干预；在德国，不仅叫停了因违反德国相关保护互联网匿名权法律的Facebook，还对希望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如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等人强烈进行了抨击。匿名制的微博，构建起虚拟的公共空间，消解或部分消解了现实权力关系构建的社会地位，每个人，不分肤色、年龄、国籍、民族、地位，都可以在这一公共空间自由、平等地信息，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这也使契柯夫的名言大狗小狗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了现实。不仅如此，匿名制还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匿名制的政治表达完全迎合了受众担心遭遇政治风险的顾虑，成为实现政治主体自主表达的“保护膜”[5]，激发了民众民主监督的热情。

不过，匿名制在给人们自由平等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能。首先表现为匿名制可能引发欺骗甚或是犯罪行为。匿名制给追查、确认欺骗或犯罪行为当事人带来了困难。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证实，网络匿名制为扰乱社会秩序、散布极端主义谣言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黑客、病毒、色情、欺诈、诽谤等也是利用网络匿名性特点而将邪恶的火焰从虚拟世界引向现实世界的例证。其次，匿名制下的网络社会，容易引发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是社会暴力在虚拟网络环境的一种延伸，一定规模的、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有违伦理道德或触及人类底线的事件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已经超出正常的评论范畴，不仅对事件当事人进行恶意诋毁式的人身攻击，甚至从虚拟社会转移到现实，对事件当事人进行挖地三尺式的“人肉搜索”，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并极有可能对当事人的心理、精神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再有，匿名制的微博容易成为谣言的滋生地。匿名制的正负面效能，在美国和德国的微博世界中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国外微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实名制，“看似美丽，其实不过是个"毒树之果"，看似诱惑垂涎，其实比曼佗罗花还毒。网络实名制……会大大削减虚拟世界带给网民的自由与快感，造就一个现实不自由、压抑的网络社会翻版。”而匿名制在给人们自由表达、参与社会管理、推进民主政治的同时，也酿成的网络谩骂、滋生的谣言、网络的欺诈甚或犯罪以及网络暴力等，无数媒体、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屡受其侵害。韩国实名制以及美德两国匿名制的微博管理呈现出的正负效能告诉我们，对微博的治理，缺乏的不是规制的手段，而是对互联网未来发展以及我们采取手段的深入认知。尼葛洛庞帝曾经指出，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6]，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向。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必然要释放权力宰制下被抑制、被忽略的民间话语，赋予社会每个人监督社会、参与社会的权力，而一旦强制推行实名制，在法律不健全以及权力与关系无孔不入的中国，必然将微博赋予举报信的性质，而成为现实世界的“翻版”。不过，匿名制也会使得微博传播的信息传播泥沙俱下，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影响社会的和谐。为此，需要对实名制和匿名制的优势与弊端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将微博的双刃剑式效能完全转化为正力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一)代码是微博管理的首要考虑因素

互联网世界的架构是代码，即建构互联网世界的程序和协议。代码决定了网络行为的可规制性，也是网络行为最为重要的规制手段，它能够通过网络基本结构的改变，将某些规制性要求暗含到协议或者程序当中，达到实现网络治理的目标，如兼顾保护隐私和可塑性身份认证成为登录网络的基本要求，进而对登录客户进行规制等，既规避了实名制可能导致的个人信息的泄露的弊端，也避免了匿名制无所规制和约束的自由性，使微博在正面效能方面运作。这既是实现微博正力量的首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对互联网进行管理的必要观念。

(二)增强政府对互联网规制的能力

微博是依靠互联技术建立起来的交互性新媒体，政府可以通过对互联网的规制来约束和监督微博，避免负面后果。一方面通过代码重整，即针对互联网核心层(比如改变TCP/IP协议)的改变或者代码调整，即针对互联网应用层(如各种软件、操作系统等)进行代码改变，来实现“他是谁”、“他做什么”以及“他来自哪里”的查询。

另一方面，也应通过法律制度以及条文条例等来直接对互联网企业进行约定和规制。这在权力膨胀以及强化人际关系的中国，后者更为重要。

在这一方面，国外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如，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修改相关的计算机欺诈法案，以起诉那些在网络上提供虚假身份等信息来伤害他人的人；印度修订《信息技术法》，规定印度通信与信息技术部有权查封网站和删除内容，网站运营商须告知用户不得在网站发表有关煽动民族仇恨、威胁印度团结与公共秩序的内容，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处以罚金或最高判处三年有期徒刑[7]。

(三)强化网民的自律

韩国实名制管理最大的益处不是对于网络安全系数指数的提高，而是培养了韩国网民的自律性。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对微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关键，既要对其进行教育，让其明确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他人隐私等信息给他人、社会带来的伤害，还要让其知晓一旦国家采取网络实名制，其话语权将被大大框限，不利于个人话语权的表达。因此，应该用好微博，用自身行为构建起一个民主自由的网络公共空间，实现公民言论自由、网络监督以及民主法治进程的双赢。（来源：《今传媒》杂志 编选：）

(作者简介：蔡之国，男，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电视艺术与新媒体研究；卢婷婷，女，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艺术与新媒体研究。)

参考文献

[1]唐美丽，曹凯.韩国网络实名制对我国网络管理的借鉴[J].情报杂志，2010(12).

[2]陶丹.韩国互联网实名制管理的特色与启示[J].中国记者，2012(1).

[3]张真理.“韩国实名制兴废”的启示[J].网络传播，2012(2).

[4]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徐振增.民主政治视野下的网络实名制[J].河北法学，2012(9).

[6]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加)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7

有人把2008年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年，把2009年称为网民问政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所采用的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选举进程和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我国从1994年4月起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至今只有十五年，但互联网的发展却十分迅猛。目前我国网民数量达2.98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互联网已经成为继报纸、电台、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同志2008年6月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在线交流，标志着网络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2009年2月总理在“两会”期间通过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网又与网友在线交流，再一次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地的政府官员也纷纷通过网络与网友进行交流。与传统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快捷、高效等优势，成为推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以2008年为例，从问题、奥运火炬事件、汶川大地震等重大公共事件，都有网络的深度参与。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当前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暴露的弊端

网络参与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提升政治参与质量、促进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给政治参与在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因此在肯定其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暴露出的问题。

首先，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政治参与中的无序性的特征，存在着公民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互联网本身就具有虚拟性与隐蔽性的特点，使“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这极有可能导致公民网络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互联网完全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大大减少了其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进而容易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如果公众为虚假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实际上，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政治参与不仅会使执政党和政府无法从网民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及时提炼出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而且会造成党的政策不能及时得到受信息蒙蔽或信息缺失影响的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使政府政策的实施和贯彻也难以顺利进行。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政治信息垄断，言论自由受阻，就很容易产生和传播谣言，但如果社会开放，信息畅通，很多“政治谣言”便会不攻自破。

其次，互联网带来了网络话语权的巨大差距，没有能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声音造成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网络话语权的巨大差距，其实质就是一种因信息落差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占有通常使年龄偏大、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互联网的使用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我国网络参与的主体80%以上都是年龄35岁以下的中青年，而且主要聚集在发达城市。农村与城镇在互联网使用上的差距较大，目前74.9%的网民都居住在城镇，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理论上平等的网络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在实际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等状态。此外，网络还创造了一个僵硬的阶级壁垒，使受到良好教育和未受到良好教育者阵线分明，从而造成社会断裂，危害社会稳定。

再次，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情绪化和网络参与的“多数人暴政”问题。“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6版，282页）网络民主的决策原则是多数原则，多数原则产生绝对的赢家和输家，是一种零和原则，少数的利益在多数原则中得不到保护。有序政治参与所成立的前提就是参与主体是理性的人，但实际上，网络空间是个体自由表达的舞台，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一些情绪化的见解到博客或论坛中，有些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很容易感染大量读者，从而形成一种网络主体的“集体癫狂”，给正常的政治行为与决策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多数人暴政”即舆论暴力会严重侵犯个体权利和个体利益。网民由于自身所处环境不同，个体差异很大，从而会对政治事件或政治行为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但是针对现实中所发生的某件事，那些持有相似观点的人会在网络上形成一股力量，剥夺不同意见者正常发表意见的权利或甚至对其进行人身侵害。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利益群体、各社会阶层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常因突发事件暴露出来。网络论坛争辩的双方有时不是均势的，可能一方握有话语主导权，拥有人数和话语权的绝对优势，政治舆论往往极具暴力侵犯性，个人利益在舆论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人肉搜索”就是这一网络暴力现象的集中体现，它通过互联网搜索到有关持异议者的私人信息，甚至将其家人的信息也一并网上公布，这无疑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形成了一种网络暴力。

第四，新网络的膨胀暴露了传统媒介在公民政治参与上的不足，对政治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传统方式不足，这种“瓶颈”状态促使网络参与作为一种下与上的对话渠道的爆满，并且产生了一定“放大效应”。再加上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与之不协调的方面，因而会对政治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在这样一个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电子荒野上，亿万个网民的亿万种声音必然导致国家的政治参与体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网络参政引发的“参与内爆”动摇了原有的控制政治参与的基础，从而对现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形成冲击。

最后，网络参与的便利性使得西方政治文化对于我国渗透更加广泛，使公民网络参与易于被误导。正是凭借网络优势，西方大国在输出信息的同时也输出他们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企图把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渗透到世界范围之内。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意识冲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不可避免产生相互冲击和震荡。随着网络规模的继续扩大，国家在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三、规范当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相应对策

网络只是一种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不具备价值判断和导向功能。但在网络时代，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无疑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点意见。

首先，完善网络立法，实行“注册参与”规范公民网络参与秩序。要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秩序，首先要完善网络立法，这是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的刚性机制，也是最主要的规制措施。目前我国的网络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网络发展迅速，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复杂多变，从1991年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到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我国的网络立法总体还呈滞后性，还存在许多问题。要规范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首先要完善网络立法:其一，提高立法层级，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作用，创制一部融合网络技术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同时鉴于网络技术发展多变的现实，在人大立法之外，可用相应的行政法规来弥补。其二，在立法内容上，网络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同时又不能损害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网络法规应体现二者的协调和平衡。所以，网络法规既要规范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又要保证公民网络参与的自由，需要为公民网络参与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制保证。

另外，实行“注册参与”将成为保证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的必然选择。所谓“注册参与”就是要求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时必须进行网上注册的制度。这种注册既包括公民身份的实名注册，也包括网民身份的虚拟网名注册。其中公民身份的实名注册是对法定公民参政权利审定和确认的需要，虚拟网民身份的注册则是网民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特点的需要，实施两种身份同时注册可以建立实名与虚拟身份的关联关系，既保证公民符合法定政治参与权的规定性，又体现了网络政治参与自的选择性，是公民身份与网民身份相统一的具体体现，集中反映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实行“注册参与法”将成为保证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的必然选择，这是制度与技术综合影响因素的必然选择，也是综合传统政治参与方式与网络政治参与特点的必然选择。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主体应当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两面体”，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公民，是不会排斥“注册参与”的。“注册参与”将是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必将成为未来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其次，政府提供开明的网络制度供给，形成与公民参与的回应机制，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电子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确立，意味着政府行政活动的中心要转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上来，而不是仅把提供公共产品当作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这也要求政府对网络参与的引导尽快实现由硬性引导向软性引导的转变。在整个政治参与过程中，电子政府和其搭建的政务平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电子政务能够为有序的网络参与提供许多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能够提供一条制度化的途径，把公民的网络参与纳入到政府规范管理的范围内。在网络时代，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是现实政府在网络上的存在，网络政治参与总是在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平台上实现的。网络是政治参与的载体，公民通过网络了解政府的政务信息，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电子政府对输入利益诉求政策的执行。公民通过网络向电子政府输入参政信息，电子政府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处理参政信息，再通过网络和政务平台反馈，这样就完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全过程。随着政府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将有更大的发展。

其三，宣传和开展马克思主义网络道德教育，加强个人和网络媒介自律，营建“绿色和谐”网络环境。网络时代的政治稳定需要参与主体提高参与理性，加强自身的政治辨别能力和政治认知能力，做到不盲从、不极端。虽然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主体，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可以随心所欲地宣扬自己的思想，但每个人也都应成为网络伦理道德的责任主体，应该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宣传和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也就是让网络活动主体提高自己的网络道德意识，从而对自身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网络道德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成为互联网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通过网络道德规范的学习，提高道德主体自身的修养，真正做到自警、慎独，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参与政府管理。同时网站必须完善信息管理，剔其糟粕、取其精华，营造绿色网络，建立网络信息传播新秩序。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面对西式强势政治文化的渗透，对民主化和制度化进程实行必要的政治控制是必要的。

治理网络暴力的建议篇8

韩国语言暴力严重

“善意回帖”的发起人是韩国建国大学教授闵丙哲，他发起此次运动的契机是2007年韩国女歌手U-Nee自杀。2007年1月21日中午，韩国女歌手U-Nee在自己的新专辑发表前夕在仁川的一间公寓中上吊身亡，关于自杀原因，据U-Nee的一位朋友透露，U-Nee一直因为在网络上遭到某些网民的无端谩骂攻击，如攻击U-Nee为“人造美女”、“整容美女”，这让U-Nee感到十分困扰。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人虽然去世了但网络上的谩骂并没有停止，甚至在U-Nee自杀的消息公开之后不久，还有人在她的主页上留言称“死得好”。

这件事给了闵丙哲很大打击，这也让他开始思考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网络语言暴力越来越严重首先是因为网络具有‘匿名与无限复制’的功能，无论是谁，因为看不到对方，所以才可以放心地进行语言攻击。其次，人在网络中会在潜意识里把对方误认为是前面的机器，而非活生生的人，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就会把自己的想法即刻表现出来。”闵丙哲对本刊记者说。

网络语言暴力已经成为韩国很突出的社会问题，据韩国网络振兴院网络伦理文化现状调查结果显示，10岁以上的青少年中有48%的人曾经发过恶意回帖。闵丙哲说，“现在，恶意回帖不仅针对艺人和政治人物，也开始攻击平民百姓和青少年。事态越来越严重，总的来说恶意回帖是无形的凶器。”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被称为孤立者论坛的网页中，多名学生为了要孤立一名学生，在该网页上写上诽谤讽刺的话，或者通过SNS，多名学生集中向一个人进行谩骂。”

针对网络暴力，韩国政府出台不少措施，比如说韩国从2007年7月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35家主要网站都要求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才能注册和发表评论，如不遵守命令，将课以3000万韩元的重罚。2008年10月，女星崔真实因为网络恶评自杀身亡，韩国国会认为是实名制不彻底所致，又通过一项修正案，将实名制扩展到所有日访问量超过10万的网站。韩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制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

但这项政策的效果并不好，到2010年，首尔大学的一项研究称，该制度实施后，诽谤跟帖数量从13.9%减少到12.2%，减少了仅1.7个百分点，和没有实行无甚区别。而在2011年8月，韩国政府鉴于网民个人信息被大量偷窃和泄露，决定废除网络实名制。

闵丙哲的民间努力

闵丙哲决定做民间的努力。他的实践活动从他的学生开始。2007年U-Nee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在他所教授的英语课程上组织570名学生，让学生们列出10名被恶意帖子所困扰的明星，并让学生们到明星的博客或是主页上留下鼓励的话语。很快，5700个善意回帖出现在了网上，经过媒体报道引发更多人参与，善意回帖运动从由此揭开了序幕。

他开设善意回帖运动本部官网，目前全国青少年留下的善意回帖已经超过了540万个，数字每天都在更新。他还召集学生制作标语和传单，在这个过程中从内心深处体会不能在网络上散布恶意语言。不止是学生，闵丙哲还发动韩国艺人们加入，演员李顺才、刘东根、徐京石、金勇万、日本艺人藤田小百合都加入到了这一运动中。

闵丙哲针对的群体扩展到国会议员中。“国会议员不时会发生肢体冲突，语言暴力也是常事，我想改变这种情况，议员们要多以善意对待对方”，他说。他起草了一份“善意回帖政治宣言书”，宣言书中提到“参与到鼓励别人，为别人打气的善意回帖中来，并宣誓用美丽的言行、态度来早就和谐的政治。”这一宣言书得到 98%国会议员的签名。

关于善意回帖运动的效果，闵丙哲说，“在通过问卷调查之后，曾经使用网络语言暴力的学生中25.2%参与善意回帖运动后，目前减少到了3.1%。善意回帖运动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及语言习惯形成有很大帮助。”

作为韩国外交部网络公共外交大使，闵丙哲把运动扩展到国际。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在内的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得知事件后，善意回帖运动总部即刻开通追悼网页，组织全国青少年上传5000多个追悼帖子，并制作成“追悼回帖册” 交给驻美韩国大使馆。

现在，闵丙哲多次往来于韩国与中国之间，打算把善意回帖运动带到中国。2013年9月30日，韩国善意回帖总部举行了主题为“扩展善意回帖・慰问中国四川地震灾民”的善意回帖音乐会。闵丙哲教授说，“我们组织学生哀悼雅安地震中的逝者，并向灾区学生提供奖学金。学生们写的善意回帖为增进中韩两国友谊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