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范文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1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旦发生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沿海地方政府，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核心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一方面，海洋环境污染复杂，治理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单个地方政府难以承担全部治理活动。尤其是面临重大海洋环境突发事件时，仅靠单个地方政府也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扩散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各地方政府的互不合作，分散运作，往往会因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而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外溢甚至矛盾冲突。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则有利于共同提高治污水平，实现海洋环境的改善，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各地方政府共赢的局面。可见，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各政府的协调与合作，而地方政府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引发的“各自为政现象”是协调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传统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多是由中央政府凭借强制权力在沿海地方政府间实施科层型协调机制。诸如在处理海洋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中建立中央一级海洋环境管理机构，联合沿海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对突发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做出自主、统一管理；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并通过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来加强环保执法等等。然而，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污染自然累积性决定了治理污染难以有清晰的行政边界限制，是一种跨区域的公共物品，无法回避“搭便车”及外部性原因引起的供给与维护等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必为自身海洋开发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承担责任，科层协调机制存在着无法掩饰的运作困境并常常遭致失败。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率先进行先进设备或技术投资的地方政府不愿同落后地区分享自己的投资成果，彼此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各地方政府理性博弈的结果便导致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间的自然无关联。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部门在权衡利弊后，往往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科层型协调机制之外有替代选择吗？若我们将海洋环境污染看作是公共池塘资源，将海洋环境污染区域看作一个社区，将沿海地方政府看作是平等的社区成员，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或许可以成为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困境的一个出路，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科层型协调机制的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但是这种协调机制强调基于协商的沿海各地方政府间的沟通与信任关系，而“利益关系”是地方政府间最根本最实质的关系，因此，在构建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前，必须要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行为。

二、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的利益博弈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本文将采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分析方法，解读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过程中的动态行为。在地方政府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博弈模型中，各地方政府的行动是选择污染治理的投入，由于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行动总是开始于一个沿海行政区政府，称之为地方政府1，地方政府1首先选择污染治理投入q1≥0。随着海洋环境污染的漂移和扩散，上级政府（中央政府等）要求污染涉及到的以及即将涉及到的各毗邻沿海辖区政府协调合作，共同治理污染，此时，后加入的为地方政府2观测到q1，然后选择自己的投入q2≥0。因此，这是一个完美的信息动态博弈。因为地方政府2选择q2前能够观测到q1，而地方政府1首先行动，不能根据q2来选择q1，因此，地方政府2的战略应该是从Q1到Q2的一个函数，即S2：Q1→Q2（这里Q1=[0,∞）是地方政府1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Q2=[0,∞）是地方政府2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而地方政府1的战略就是简单地选择q1，纯战略均衡结果是投入向量（q1,s2(q1)），支付函数为u1（q1,s2(q1)）。假定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逆需求函数为P(Q)=a-q1-q2，则支付函数为：πi(q1,q2)=qi(P(Q)),i=1,2（1）求解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可以选用逆向归纳法。首先考虑给定q1的情况下，地方政府2的最优选择。地方政府2的问题是用尽量少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产生出最大的治理效果，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2(q1,q2)=q2(a-q1-q2)q2≥0（2）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意味着：s2(q1)=1/2(a-q1)（3）因为地方政府1预测到地方政府2将根据s2(q1)选择q2，地方政府1希望其他地方政府能够较多地分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降低自身的治污投入而能产生较好的治理效果，则其在第一阶段的问题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1(q1,s2(q1))=q1(a-q1-s2(q1))q1≥0（4）解一阶条件得：q1*=1/2a（5）将q1*带入s2(q1)得：q2*=s2(q1)=1/4a（6）（q1*,s2(q1)）就是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这里的q1*=1/2a和q2*=1/4a是此次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地方政府2由于拥有信息优势在治污投入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投入仅为地方政府1投入的一半即可达到预期的治污效果。但如果地方政府2在决策之前不能观测到地方政府1的投入水平，此时地方政府2的信息优势就不存在了。这也可以解释现实海洋污染治理过程中，哪怕是各行政区海域污染面积几乎同等大小，也总是由某个地方政府担任治污主力，投入较多，其他地方政府发挥参与和辅助的作用，投入较少，并不能达到治污成本均摊的现象，这就导致各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先行动，除非有上级强制压力或者社会舆论压力或者是地方政府间形成的协议，否则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是符合逻辑的做法。协议约束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较为科学有效的方式，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不排除地方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治污投入或者少投入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监管成本是巨大的。通常上级政府不愿意花费巨大成本进行信息收集和辨别，而且上级政府实际监督能力也不足以展开核查就能查出各地方政府是否消极对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理性的上级政府会选择不核查，即处于“理性无知”的局面。而在上层政府不核查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不投入或者少投入了。以上讨论的是序贯博弈，前提是一次性合作。但是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关系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没有一个沿海地方政府可以独善其身，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动态多次的，这就创造了重复博弈的条件。也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都清楚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沿海各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而且在历次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的表现是观测得到的，一个地方政府可以使自己在某个阶段博弈的选择依赖于其他地方政府的行动历史（即针锋相对策略，如：如果这次你选择了不作为任由海洋环境污染扩散至我辖区海域，我下次也将选择不作为任由污染漂移至你辖区海域），因此，在重复博弈中地方政府的战略空间远远大于和复杂于在每个阶段博弈中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重复博弈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均衡结果。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和信息的完备性。重复次数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地方政府只关心一次性的污染治理投入；但如果博弈重复多次，每个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信息完备的重要性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特征）不为其他地方政府所知时，该地方政府可能有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以换取长远利益。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地方政府间能否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关键在于三个要素：技术路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这三方面要素就构成了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框架。

三、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构建

1.技术路径：电子政府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问题展现了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对话以促进沟通进而达成沿海地方政府间集体理性行动的美好愿景。尽管如此，这一愿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沟通技术手段的改进。电子政府的蓬勃兴起为这一愿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谓电子政府（e-government）简言之就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和行政区划界限，快捷便利地政府相关信息的网络平台。电子政府的建立，为跨行政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创造了技术条件。不仅有利于增进地方政府间横向信息交流、建立信任与协调合作，也有利于海洋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情况的通报和信息共享。其运作形式依赖于互联网络支撑下的电子信息系统拥有如下优势：支持开放各种政务信息且可供跨界查询；协同各行政区域信息使跨区亦能以连贯一致的方式敞开；任何政府组织均可以交互表达和传递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交换的“直通”。可见，电子政府的广泛应用对于沟通沿海地方政府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培养相互间的信任感、促进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协作治理大有裨益。同时，电子政府使得政府治理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政府决策层的管理幅度也随之拓宽。如“省管县”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扁平化”改革。电子政府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使省县间时空距离大为缩短，为省管县提供了可行性。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各省级政府获取来自县级政府有关辖区内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种信息就将更加便捷和真实，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基层政府乐于接受的治理决策创造条件；同时，“去科层化”的省管县改革，亦为县级政府间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也有助于县级政府间协作完成省级政府交付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任务，从而有利于省辖海域范围内环境污染问题的减少，增进县级政府间横向协调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电子政府也为拓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参与主体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合作关系，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地方政府决策的监督，使地方政府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决策更趋于合理。一旦地方政府对辖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出现了地方保护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形，该地方政府即可能遭致公众的拷问并削弱公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这将极大增强地方政府寻求与毗邻合作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此，地方政府间依托电子政府实现信息共享与交流，确立互信关系，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能够形成真诚合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反馈及时的互动协调机制。

2.组织形式：政府联盟

短期的约束性协议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不作为或者虚假作为，而依赖上级政府的强制力监督成本是巨大的。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避免“搭便车”行为，实现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的目标？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中组织成员结盟的形式，将地方政府结盟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西方蓬勃兴起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正是依托政府间联盟的组织形式支持。所谓联盟通常指州（省）际政府间通过签订协议、成立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形成的一种联合体，该联合体是“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主要采取协商、合作的协调途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作为区域公共问题的一种，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同样需要地方政府间联盟的达成。后者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机制的组织形式在地方政府间发挥独特的协调功能，既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利益诉求，同时亦通过积极磋商，彼此取得谅解和妥协，共同着眼于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长远利益，进而实现海洋资源的公平开发和海洋环境的合作治理。实际上，通过地方政府间协议、协会、联合会、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沿海地方政府间联盟的做法，早已经成为各国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普遍经验。比如日本在濑户内海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濑户内海所属各个县市成立了海洋环境保全知事、市长联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共同担当治理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使得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地方政府联盟目前多应用在河流水环境协作治理过程中。如美国俄亥俄河水治理协定在八个州之间达成协议，由相关政府间的27人组成委员会领导，其预算由各成员单位议会拨款提供，这一协定下产生的执行局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制和环境污染治理时很好地充当了协调单位的角色。我国近年来随着跨界河流污染的加重，也出现了一些以协议或会议等形式缔结的流域政府间联盟，如为了解决鲁苏边界跨界河流污染纠纷，山东省临沂市与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建立了污染防治磋商协调机制，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实行轮流牵头，定期召开会议，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通报河流环境质量，先后制订了鲁苏边界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环境污染联合处理机制和跨界污染联合防治若干措施等，逐步形成了鲁苏边界的联合污染防治机制、应急预警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边界污染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环境监察互动机制五个合作机制，成绩斐然，被认为能够破解当前水环境管理垂直分级负责造成的职责权限制约和利益本位弊端，调动同一流域跨行政区的各级政府站在流域整体的高度开展污染治理工作。因此，可以借鉴跨界流域水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经验，以地区政府联盟的组织形式作为构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支撑，共同做好海洋环境污染顾湘：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府际协调研究：困境、逻辑、出路治理工作。

3.利益分配：补偿机制

由于当前世界各国跨界区域公共问题凸现，公共管理中跨越行政边界的行为及其合理性已经被广泛接受，不论是国家绩效报告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引证说明跨越边界线的必要性。理由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最好的解决之道不是重新设计组织章程，而是融化组织间的僵化界限”，地方政府间关系逐渐塑造成一种既不同于科层制、亦区别于市场机制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即模糊地方政府间管辖权，构建起信息有效沟通的平台，建立起地方政府间较为融洽的信任关系，强调运用讨论、磋商、交流等手段形成相互认可的解决之策，而不需经过行政程序逐级运作，形成的协议也可通过相互间的制约机制得到落实，运行效率极高，进而实现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正像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协调机制会陷入失灵一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同样指出当人们面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通常都会有很强的规避责任、搭便车和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诱惑。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也面临着各种运作失灵的困境。上文曾指出在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过程中先行动的地方政府往往付出的治理成本较高，治污设备先进并且投入较大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与其他政府分享。因此，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主要是建立补偿机制。各地方政府在平等、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追求各政府主体间的公平。建议建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基金，通过统筹规范沿海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由各地方政府派员筹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用于支持海洋环境保护项目和海洋污染治理项目。该基金的构成要遵循“经济公平”的原则。以各方从合作治理中的投入情况为依据，投入较多的政府拨付数额比例较大；但同时，不能忽视各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成本负担能力。当然，由地方政府承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全部成本是不合理的，需要从中央层面建立海洋污染溯源追究和补偿机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应的技术标准，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所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最终只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近年来，沿海地区已经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做出积极探索。如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正在开展本地区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的地方立法工作；天津、山东、广东等地海洋主管部门开展了向海洋生态损害责任者索赔的实践。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指出国家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及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从而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经济调控手段和可持续的财政机制。

四、结语

总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的具体运作将会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电子政府的运用描绘了一种美好的愿景，但电子政府往往受制于软件、硬件、环境和人员等方面的条件，地方政府间容易出现“信息鸿沟”，反而会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间相互沟通的能力。地方政府间联盟旨在消弭地方政府之间的隔阂，更多地兼顾效率及公平，然而不论是联盟协议达成、遵循以及补偿机制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缺乏外力强制性干预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协商、自觉和追求“好声誉”等软约束来达成一致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实践中仍应考虑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型协调机制相结合，推动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整体效果。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2

关键词：环渤海污染；“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污染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59-03

2001年，面对海洋环境专家“渤海可能变成‘死海’”的警告，为了拯救渤海，国家四部局联合海军､环渤海四省市(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政府开出了斥资555多亿元､15年三个疗程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药方。计划在2005年“碧海计划”第一个“疗程”的结束之年，使渤海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与2003年相比，渤海海域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分别增加280平方公里､2 060平方公里､2 470平方公里。2006年上半年，渤海污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呈现整体恶化趋势。显然，“碧海”药方疗效甚微，渤海依然笼罩“死亡阴影”。那么，什么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计划实施后，为何污染反而加剧？渤海的污染治理如何能更见起色呢？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深受重视。1986年，环渤海地区建立了由天津､山东､河北､辽宁三省一市及其17个省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共同组成的环渤海环境保护协作组，编制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海洋环保协作组织。2001年，国务院又批准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被列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工作，成为“33211”工程。“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要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日程表为2001―2005年，使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2006―2010年，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2011―2015年，海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初步改善。

随着备受重视､设计完善､部署科学､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本应能还渤海波清浪白､鸟飞鱼跃､一片碧海的“鱼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然而，三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渤海的污染反而加剧了。那么，原因何在呢？

第一，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自身水动力条件较差决定了它自净能力有限。渤海是全球11个典型的封闭海之一，水交换能力差，海水的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达15年，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几年内消除。渤海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陆源污染，流域周边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污水､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外，海岸曲折､水流交换不畅，也使得海水的温度､PH值､含盐量､透明度､生物种类和数量等性状发生改变，对海洋的生态平衡构成危害。从2005―2006年中，天津市海洋局对15个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监测数据表明，天津市入海排污口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污染严重，93：3%的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放现象，超标入海排放现象不仅发生在天津。《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河北､山东超标的排污口数量分别为54个､31个和75个，分别占所监测排污口数量的65：1%､96：9%和96：2%。

第二，多头管理造成“群龙闹海”､“治而反污”的现状。由于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因而在渤海污染治理上，惊动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多部门，形成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多省､市齐抓共管的局面。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多部门齐抓共管，不但没有治好，反倒越治越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条：一是“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二是渤海致污源涉及多个省份，污染责任认定比较困难，容易相互推诿。各个省市往往各自为战､治理步调不一致也是造成渤海污染治理不见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本已脆弱的海洋环境不堪重负。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由于环渤海地区充分发挥了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才､流通的突出优势，并且抓住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北京奥运的历史机遇，近年来经济迅速腾飞。然而，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排污总量有所增加，环境更加脆弱。比如，环渤海地区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工业，如原盐､原油､“两碱”(纯碱和烧碱)､钢铁､玻璃等，它们的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约束强，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生产工艺落后，渤海遭到空前的污染，变成了“纳污池”和“垃圾场”。

第四，狂捕滥捞也是祸端。不可否认，狂捕滥捞也给渤海的水产资源以致命打击。由于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渤海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群落生产力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山东省15万平方公里近海渔场除部分中上层鱼类外，大宗品种洄游鱼类基本形不成渔汛，局部海域呈“荒漠化”。曾经盛极一时的渤海中国对虾和小黄鱼产量分别由历史最高年份的4万吨和1：9万吨下降到目前的1 000吨和几十吨。当务之急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减少捕鱼船，帮助渔民转产，防止捕捞过度。同时，要坚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使资源能够再生和持续发展，严禁破坏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项目上马。

第五，治污资金短缺是羁绊。据了解，由于资金匮乏､市场化运作机制未建立起来等原因，碧海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进展还不理想。有关资料显示，自2001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治理设施建设的进展和运行情况不容乐观。辽宁省政府最新的一份资料显示：“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环保工程项目，尚有三分之一没有开工建设，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金投入未得到相应的保障，中央没有补助，地方特别是县区经济困难，建设资金难以到位……”类似的观点，在环渤海区域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六，法律体系存在缺憾。《海洋环境保护法》配套法规建设的滞后是影响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因。我国1982年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后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相关的配套法规并没有随之修订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可以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外，沿海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岸带环境管理等还存在着立法空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遏制海洋环境污染关键靠法制，只有把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海洋污染不再继续。

目前，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增长极，应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并重。要做好环渤海地区污染治理则是当务之急。究竟该如何突围污染､“拯救渤海”呢？

第一，坚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的原则，建立区域性河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环渤海四省市对保护海洋环境具有共同的责任，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性污染统筹防治机制。通过把渤海综合治理的权利和责任交给环渤海的地方省市政府，从而为渤海环境执法扫除“障碍”。首先，解决越治越污问题，关键要强化各省､市大区域的环保战略意识，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相关省市应该把治理渤海污染､保护渤海的环境当成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有你我之分，各自为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通报6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时，就曾指出：“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要消除“布局性的环境隐患”，要对抗“结构性的环境风险”，要在区域内进行环境､资源的整合，建议建设跨省市的联合污水处理厂，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湿地生态工程建设，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其次，应该弱化部门利益､强化部门责任问题。绝不能因为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越治越污，就放松了对部门的责任约束。各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和监察执法工作，尤其要认真解决“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问题，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不能履行职责的部门，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要严格追责问责，依法严惩。

第二，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推动环渤海地区的产业整合，在加大对环渤海地区传统工业改造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调整现有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针对环境污染重的企业应加强管理力度。比如，为了彻底治理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天津市出台了十条严治污染企业的措施。这十条措施是：(1)对清理出的死灰复燃的小冶炼､小炼油等企业，一律取缔，采取拆除设备､断水断电的强制措施，对有工商执照的，要吊销执照，防止死灰复燃；(2)对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的企业一律关门，生产设备就地销毁，严禁向其他地区转移；(3)对未经环保部门批准的项目必须立即停产，拆除生产设备，一律不得恢复生产；(4)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5)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有偷排偷放违法行为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6)目前已经停产的企业，未经市环保部门验收，一律不得开工生产；(7)拒不执行停产决定的企业，一律由区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强制执行；(8)对治理达标无望的，一律关闭；(9)企业建设过程中需同时修建和完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排放出路问题；(10)对环保审批､验收和排污申报登记手续健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要采取严格的日常监管措施，确定稳定达标。环渤海经济圈不可缺少环保这个关键的内容，环渤海经济圈首先应该是环渤海环保经济圈。

第三，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在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组织下，建立环渤海各省市协调机制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力，相对淡化国家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执法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四，预防海洋污染关键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利用生物技术改进海洋生态环境。渤海治污的主要阻力源于向渤海排污的受污染流域污染源的种类多并过于复杂。治理渤海环境污染的重点是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海洋部门要根据渤海的海流､被污染情况及海域沿岸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来确定渤海能够接纳的污染物限度。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污染物入海总量和达标排放双控制度，根据海域的污染物最大接纳量来分配各个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量。尤其是沿海省市流域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海事､渔政､交通和海军要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同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工商总局､司法部､安全生产监督局已经联合下发通知并在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可借鉴美国的生物技术进行污水处理，他们通过酶打开污染物质中更复杂的化学链，将其从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低分子有机物或二氧化碳､水等无机物。这种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工业废水､湖泊､河流､景观水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中；也可利用不同生物的吸收､摄食､固定､分解等功能来达到生物净化的目的。借鉴此项技术，我国在渤海有机物聚集较多的内湾或浅海，有选择地养殖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紫菜､江蓠等大型经济海藻，既净化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五，树立科学发展观，排除渤海治污的内在阻力，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和高效使用。要搞好渤海环境污染的治理，首先应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但值得思考的是，在明知会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仍持续向渤海排污，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企业治污积极性不足。事实上，污染严重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陈旧落后，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环保矛盾。以辽宁省葫芦岛锌厂为例，随着国家调整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战略，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尽量挤出资金，用于帮助企业提升环保能力，国家环保总局也几次特许其延期达标。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厂方都尽可能“省”几道工序，少投几种药剂。显然，在生存和健康面前，工人们选择的是生存；在稳定和环保面前，政府选择了稳定。另外，《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还发现，严重污染的背后是“法不责众”的企业心态。显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是“污染容易治理难”的环保困境。为调动治污积极性，填补治污资金不足，可以考虑治污项目市场化的改革。环渤海省市就此做了有益的市场化尝试，如辽宁省近年来在筹措环保项目资金方面，采取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拓宽外资渠道､积极推进治污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及运行管理市场化改革和按市场要求调整污水处理费等一系列措施。专家认为，治污项目如能赢利，将为其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同时可有效缓解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情况，实现环保与资源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市场化和政府公共经济行为的合力，希望往日碧波浩渺的渤海早日摆脱“海洋环境污染”这一多由人类自身行为制造的自然灾害，达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人水相谐的感人境界。

参考资料：

[1] 渤海治污“越治越污”没治了吗？http：//www：people：com：cn/

[2] 肖笃宁：地球科学系列――环渤海三角洲湿地的景观生态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

[3] 专家警告渤海污染继续恶化可能变成死海[N]：经济参考报，2006-06-29：

[4] 刘元旭，罗博：渤海治污缘何难见成效[N]：中国海洋报，2006-07-12：

The Reason and Counterplan of the Pollution around Bohai

LI Shu-wen

(Beijing Material Collge， Beijin 101149， China)

Abstract： The warning of″ Bohai may become＇ Dead Sea＇″ from the ocean environment expert makes″ the blue sea activity plan of Bohai ″ coming out：However， in the year of the first ″ treatment″ in ″ the blue sea plan″， is over， people discover the curative effect of ″ blue sea″ very small， Bohai still covered with″ mist of death″：So， what is 《 the blue sea activity plan of Bohai》， with renovating the ocean environment pollution plan implement， why pollution turns worse on the contrary？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3

【关键词】海洋污染；危害；途径；防治措施

0 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越来越频繁，航运业也随之不断的发展，船舶活动对海洋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船舶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民营个体船舶，船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和增加效益，在船舶防污染方面的投入往往不足，致使船舶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海洋环境。

1 海洋环境污染的危害

海洋环境的污染物大体可分为三类：1）生活污染物；2）油类污染物；3）物理污染因子（辐射、噪声等）。船舶生活污染物排人海中之后，会逐渐被海洋中的微生物氧化分解，消耗掉海水中的氧。当海水中溶解的氧不足时，船舶生活污染物就会发生无氧分解，即发生腐烂，致使海水发臭，对海洋生物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危害。例如，船舶生活污水排放入海后，由于船舶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磷酸盐和硝酸盐，容易造成海水富营养化，致使海水中的澡类大量繁殖。在这些藻类死亡后，枝叶氧化腐烂，消耗海水中大量的氧，致使高级海洋生物无法生存，海水变黑腐臭。另外，1ml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中往往含有几百万个细菌，其中大部分是病原体或是诱发因子，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播，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船舶活动往往会因船舶操作不当或船舶事故而造成海洋油污染事件的发生，当船舶油类污染物入海后，往往会在海面上形成一层油膜，油膜存在不仅降低了阳光向海水的辐射，削弱了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致使地球上氧气量下降，同时还阻挡了空气中氧向海水中的扩散，破坏了海洋食物链，最终导致生态的失调。因此，海洋污染不仅直接危害着沿海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而且还会破坏海滨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2 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途径

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主要是通过事故性和操作性等因素将污染物带入大气或海洋而造成污染。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有：

1）船舶压载水、洗舱水、生活污水、含油舱底水的排放。

2）船舶垃圾和包装有害物质的倾倒。

3）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溢油入海。

4）船舶有毒液体的排放。

5）船舶废气的排放。

3 减少船舶对海洋污染的措施

3.1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和完善海洋环境法律体系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人类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活动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海洋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应根据现代海洋污染的表现形式和国际相关海洋防污染条约的规定，在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不断完善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全面强化海洋环境管理，提高人们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

3.2 通过船员培训教育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船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对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发现，船员的安全意识、防污意识和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致使违反操作规程的现象比较严重，是造成船舶海洋污染事故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提高船员的安全意识和防污染意识是减少船舶海洋污染事故的有效途径。通过船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船员对防污染设备的操作技能以及对国内和国外相关防污染公约和法规的认识，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的强化，使船员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外，公司应该制定相应的考核和激励制度，是船员能够自觉学习相关知识，提高操作技能和安全管理技能，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从而保证船舶的安全航行，保护海洋环境。

3.3 加强船舶安全检查，完善船舶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机制

作为船舶污染防治监管的主管机关，海事主管部门应具备配套的、有效的海洋环境污染监督管理机制。在船舶安全检查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检查船舶防污染设备的配备是否符合标准，还要对船舶防污染设备的性能和结构以及使用情况作详细的检查和记录。除了对防污染设备做严格的检查之外，还要对船员严格检查，一方面严格考察船员对船舶防污染设备操作程序的认识以及操作的熟练程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操作程序或不规范的操作，要及时纠正并要求整改。另一方面还要考察船员对一些国际防污染公约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 使船员能够真正具备防污染知识，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以及船舶防污染设备的操作管理技能。此外，海事主管部门还应配备必要的装备和仪器，加强危险品货物运输船舶的现场监督以及船舶防污染设备的专项检查，对于一些违章操作以及违法排放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应加大惩治力度，要求及时整改并承担相应责任，增强船方的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

3.4 建立完善的海洋污染监控系统，提高处理海洋污染事故的能力

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船舶污染海洋事故，分析和判断船舶污染事故发生的规模、地点，扩散趋势等，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将船舶污染损害降到最低，在国家沿海海域建立先进的网络化监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船舶将海洋污染物直接排放入海的违章操作，还应建立陆-海-空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利用巡逻艇、直升机、卫星等设备加大海洋监控力度，对于一些故意违章操作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和个人，应加大惩处力度，并限时整改，使船员能够真正吸取教训，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减少人为故意违章操作而引起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在做好海洋环境污染监控的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还应做好海洋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以及应急反应体系，一旦海上发生船舶污染事故，能够整合较多的应急资源，建立强大的污染事故处理力量，并且能够自上而下有条不紊、积极有效应对和处理污染事故，使污染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4 结束语

海洋占据了地球将近四分之三的面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海洋庞大的资源，但是随着海洋环境不断的被污染，海洋资源也正遭到巨大的破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人们已经深深的认识到了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尤其是一些沿海发达国家不断采取措施甚至是通过立法来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保护海洋环境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真正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从而主动承担起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尤其是作为船员，应该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和活动都直接影响着海洋环境，不断提高自己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自己对船舶防污设备的操作技能，不断改进自己对船舶设备尤其是船舶防污染设备的管理方法，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使船舶航行更安全，海洋环境更清洁。

【参考文献】

[1]吴险峰.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分析[J].新安全，2004（10）：45-46.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4

一、《条例》出台实施的意义

《条例》出台一是激活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极大促进了海洋环境管理事业。《海洋环境保护法》是一部涉及海洋污染控制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诸多内容的综合性的环境法律。由于这部法律对海洋环境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涉及海洋环境管理的诸多内容，诸如对陆源河口及排污口、海洋石油平台、海洋倾废、海洋工程、海岸工程、船舶及港口等六大主要污染源的控制，对海洋养殖业的合理规范，对珊瑚礁、红树林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等等。但多是原则规定，可操作性不是很强，需要较多配套的行政法规对其中涉及的各方面内容予以明确具体的规范。而《条例》是自《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后出台的第一部配套的行政法规。这部法规的制定为具体、有效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二是更进一步实现以法规的强制力推广和强化人们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一个时期以来，海洋工程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无序、不科学建设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乱围填海、炸岛、违法设置排污口等，尤其是用垃圾填海，导致了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隐患，随着污染物在海洋中的不断扩散和污染物化学反应的不断加剧，将严重影响未来我国的海洋环境。《条例》的出台，将有助于依法严格管理和控制不合理的海洋工程项目建设，有利于教育人们热爱海洋，提高全民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三是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和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而重要的基础。实践证明，不合理、不科学的海洋工程建设已经给我省的海洋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直接影响着我省海洋经济强省的建设与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条例》的出台，有利于遏制违法的海洋工程建设，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保障海洋生态系统安全，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相和谐。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实施中应当重视或解决的问题

《条例》共计八章59条，是在认真总结涉海工程环境污染防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从海洋工程污染预防、海洋工程建设和运行中的污染控制到海洋工程的排污管理、海洋工程造成的污染事故的预警和控制，实行了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事前评价（报告书编制内容、单位的相关资质、评价中的部门协作机制、环评权限、重新评价等），事中监视监测，事后监督（后评估、排污费征收、总量控制、三同时制度、排污报告制度、废弃拆除设施的报批制度），责任承担。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完善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了对海洋工程建设、海洋工程运行过程中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监管，加大了对海洋工程运行后排污行为的监管，细化了有关海洋工程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措施。从总体上讲，《条例》有几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明确了海洋与海岸工程界定（第三条内容）；二是落实了“一条龙”管理原则。实现海洋工程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的全过程；三是深化了监督检查的权限与范围。从操作层面上讲，将海洋工程环保管理的原则、内容都具体化、程序化了，可操作性很强。第一，关于海洋工程建设前的海洋影响评价制度。在海洋工程建设之前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上控制和减轻海洋环境污染。《条例》规定，一是要求海洋工程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价，并明确规定了评价的原则和要求；二是明确了海洋工程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核准的权限和期限；三是完善了海洋工程环境报告书重新核准的规定。第二，海洋工程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它的污染损害的监管措施。加强对海洋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污染损害的监管，是防止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条例》做了四项规定。一是明确海洋工程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二是对海洋工程环境的影响实行后评价制度。三是补充了对不同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特别管制措施，比如围填海工程的核准权限与听证要求等。四是明确凡是使用期满需要弃置、拆除或者改作他用的海洋工程要经过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第三，海洋工程运行后对它的排污行为要进行监管。这是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海洋环境中的一个关键，也是规范日常排污行为的需要。因此《条例》做了四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要求海洋工程排污必须进行报告。二是海洋工程排污核定和排污费收支要实行严格的监管。三是对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中的废物加强管理。四是对污染物的排放实行限排和禁排制度。第四，关于海洋工程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处理。为了防止减少海洋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及时处理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突发事件，提高应急反应能力，《条例》做了三方面的具体规定。一是明确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二是规定了污染事故的报告制度。三是对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此外，《条例》还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进一步深化了行政监督检查权，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强化了海洋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检查手段。为了有效的防止企业污染损害海洋环境，《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民事责任，要求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建设单位必须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要赔偿损失，以加大违法行为的成本。

但是回过来讲，尽管《条例》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问题做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仍有一些不足与应注重之处。如①《条例》中没有明确定义海岸线，而海岸线是划分海洋工程和海岸工程的基础，也是明确海洋工程主管部门和海岸工程主管部门职责划分的依据之一。②排污口的设置管理。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排污口应当深海设置、远距离达标排放。这样就涉及到离岸排放的管道，使得排污口的建设既涉及陆源污染控制也涉及海上污染控制，既涉及海岸工程管理的有关问题，也涉及海洋工程管理的有关问题，以及其他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诸如海事、军队等的有关管理职责。③围填海、滩涂改造、海上堤坝等工程。这些工程建设一是可能造成对海岛、海岸线的破坏，使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受到严重的恶化；二是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资源的严重损害，最突出的问题是破坏滨海湿地、红树林；三是可能造成对海洋环境或者海洋生态系统的污染。有些地方围填海工程使用的填海物质是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城市垃圾，使得潜在的污染将会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④挖沙、炸岛采石、海上水产加工船等问题。⑤公众参与、听证（对象、程序、内容、意见采信）制度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第十条第二款）。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所使用的调查监测资料应符合国家海洋主管部门的要求（我省海洋环保条例已有明确，要通过海洋计量认证的业务机构所采集的数据）。⑦《条例》实施初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核、核准的衔接。

三、《条例》实施过程中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在贯彻实施好《条例》中，应坚持①求真务实、勇于创新②把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③体现连续性、提倡开创性④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等原则，处理好“三个关系”：

1、注意处理好《条例》和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深化理解，搞好衔接。《条例》是根据1999年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来制定的，对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专门做了一章，海洋工程这个概念在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后作为法律的概念提出来的。但是和老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配套条例，比如1990年出台的《海岸工程条例》正在修改尚未公布。因此，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海洋工程条例和海岸工程条例之间可能有些条文不一致。而《海洋环境保护法》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比较，有些地方表述也不尽相同，如海岸工程项目的审核，在《海环法》中要有海洋主管部门审核的意见，而在《环评法》中只说了海洋工程项目的环评按《海环法》规定执行,没有提涉到海岸工程环评的程序，等等。因此，在贯彻实施《条例》过程中必须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专业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新的法规和旧的法规规定不一致时应该适用新的法规的要求来执行实施。

2、注意处理好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协同合作，服务经济。海洋工程污染防治工作涉及的面比较广，影响因素也比较广，涉海管理部门也比较广，有环保、海事、渔业、军队等，这就更需要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陆海联动，军民共管，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3、注意处理好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即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条例》对海洋工程项目环评的许可监督、执法部门赋予了很大的管理执法权，同时也对其的管理执法行为或者说行政行为做了很多规范，如核准内容、核准时间、环保设施验收、污染事故的报告与处理、排污费征收等等，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都为进一步加强对海洋工程的监督管理，有效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规定了很多行政审批，要加强管理，同时又要求行政实施人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遵循依法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为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当前需要做的工作

1、加强学习培训和宣传贯彻。一是《条例》与相关法律法规，二是《海洋工程环评技术导则》与有关环评规程、监测规范等。

2、加强配套制度的修改完善与调研建设。如：《浙江省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程》、《浙江省海洋工程环保设施验收办法》和《海洋环保听证管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海洋工程设施弃置拆除管理》等。

3、加强海洋工程监控技术设备与人才建设。建设一个环评技术专家库和一支“三同时”监测、验收、监督的专家技术队伍；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台站调查监测仪器设备的改造、提升，加快业务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

五、加强“行政安全”。

《条例》赋予了各级海洋行政部门很大的行政管理权，我们手上的权力大了，但责任也大了，应该说压力更重了，要依法许可管理，务必依法行政，做到“行政安全“。一是建立一个海洋工程环评核准工作制度，杜绝一、二人说了算的现象。二是在核准过程中，充分考虑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和相关政策制度的一致。三是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的意见，强化“三位一体”，严格把握好海洋工程环评的技术质量关。四是切实把握“核准”的全过程，将“便民、高效”理念贯穿整个实施运作中。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5

关键词：港口；环渤海；立法规制；国外区域治理；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22-02

在建立海洋强国的今天，我国北部沿海以青岛、大连、天津为核心的港口群，背靠正在迅速崛起的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凭借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的竞争优势，依托北京奥运和承接日韩制造业转移的良好机遇，港口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港口经济效应日趋明显。但随着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海洋利用活动的日益频繁，渤海生态环境却承载着巨大压力。渤海是典型的半封闭性内海，生态环境脆弱。保护渤海生态环境健康，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一、渤海海洋环境污染现状

渤海是半封闭的浅海，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和中部海域组成，由辽东半岛、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平均水深18m，海岸线总长3 784km（其中陆地岸线3 024km），面积77 284km2。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目前我国货物进出口约90%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的，因此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沿海港口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港口业的发展也速度惊人。然而，优秀的自然资源经过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已经给渤海海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002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为3.2万km2[1]，占渤海总面积的比例41.3%。沿海的工业点源和城市生活污染仍然是渤海污染的主要来源。1999年，渤海沿岸主要入海排污口直接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为5.6亿吨，生活污水6.1亿吨[2]。渤海的赤潮发生年均数大幅增加，且持续时间长，面积加大，尤其是辽东湾西部、渤海湾西部比较严重。1998年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赤潮事件，从7月到10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5亿元[3]。锦州的五里河口Hg的含量已达到三类沉积物质量标准的3倍以上，近7km2的区域无底栖生物[4]。

渤海海洋环境污染其表现为：水动力条件改变、岸线资源缩减、海湾属性弱化、近岸海岛消失、渔业资源衰退、海岸景观破坏、海洋污染加剧和湿地功能退化。

二、港口污染防治相关概念及国内立法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82年颁布，1999年后对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则说明我国海域污染防治法制渐次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主干，以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为补充，与部分国际公约相协调的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概况。其中，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先后制定了一批部门规章为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法》及与其相配套的管理条例。渤海海域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和了一批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例如，《天津市海域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其他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其他部门法也加以补充。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都有相应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防止污染损害的规定。

我国亦曾加入海洋污染防治的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并且我国已经将我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等的规定在国内法中体现了出来[5]。

三、我国渤海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渤海海域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近20年我国海洋经济高速发展，但当时的时代因素和立法条件限制，渤海海域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法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职能交叉。环境保护部建立的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与国家海洋局建立的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之间也存在职能交叉，亦有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职能交叉、“海域”与“河域”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

其二，《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了，但其配套法规没有及时修改。自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后，《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于2009年9月2日修订。即其修改的时间推迟了10年，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迄今还没有修改。这会给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其三，行政处罚额度过低，起不到惩罚的作用。2011年国家海洋管理部门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第85条，对造成渤海严重污染的康菲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20万元。这一处罚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不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其四，《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为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提供依据。国外针对生态损害的赔偿请求的司法实践已有多例，然而，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难以支持生态损害索赔。虽然2012年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共同设立基金用以赔偿溢油造成的渤海生态损失，但是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

四、国外区域环境治理的立法经验

国外对于区域防治污染的法律制度与我国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我国与国外一些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有所区别。

（一）美国

美国长期工业发展阶段积累起来的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面临“先污染、后治理”的难题。美国关于水域环保方面的法律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部，一部是《1990油污法》，另一部是《水清洁法》（Clean Water Act）。美国没有参加关于油污方面的国际公约，理由是国际公约的规定没有美国相关法令细，标准也没有美国的高，美国法律更有利于保护美国的水域环境[6]。

因此，2005年，美国《五大湖环境恢复法》适用于五大湖区的环境保护。该法在监督、管理、咨询和协调等机制建设方面是区域水域环境保护立法的典范。该法规定成立美国环境保护署大湖区项目办公室，启动大湖区环境恢复补助方案；成立大湖区环境恢复咨询委员会；设立层级高覆盖面广的大湖区联邦协调委员会，并建立大湖区水质监测常设机构。

美国的环境法是在以专门的环境法律为主干，以相关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背景和基础的框架中运作的，新生的环境法也可以比较平滑而有效地运作。

（二）日本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海洋曾经也受到污染。特别是日本的濑户内海污染更为严重，赤潮频繁发生，造成鱼虾大量死亡，水产资源衰退，对海洋生物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阴冷的“坟墓”。

1997年制定的《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是典型的适用于封闭海域环境保护的法律，可直接借鉴。该法值得借鉴之处不仅仅局限于要求政府制定净化濑户内海污染水质的基本计划，改善濑户内海的水质，而且要求政府对陆源污染进行严格控制和对海岸进行特殊保护。之后，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改为永久性的法律，并更名为《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该法的条文内容具体，责任明确，各府县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各自行政范围的污染问题均有具体防治办法[7]。该法的制定对日本成功地治理濑户内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对渤海环境治理的启示

由于渤海各海域部分的地理条件存在差异，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各海域、各地区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突出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不与国家相关立法相抵触，并与它们的配套条例相协调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制定适用于渤海严重污染区域的特殊法，建立特别的区域合作组织，制定区域性海洋污染防治规划[8]。

首先，统筹规划，建立统一的行政协助制度，协调相关部门。新修订的《环保法》第7条已经有相关的原则阐述，但制度设计应做到以制度来避免和纠正政府角色的异化和沉沦，回归它所应当扮演的唯一角色——环境管理者[9]。无论是考虑当前环境恶化现状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失灵，还是增强立法技术，完善环境管理法律制度，关乎生态文明的行政协助制度都应及早建立。

其次，加入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强化环境管理法规建设。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践，对生态利益关系相对明确的区域，应由生态环境受益地区采取资金补助，技术、人才等定向生态经济援助，生态移民等多形式进行补偿[10]。环境评价和环境监测，区域性企业准入、退出机制等相关法规从严规定。

再次，设立多部门多行业参与的跨区域环境保护协调委员会[11]，统筹考虑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广泛调动海洋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环评、听证、协助执法等各环节，促进政府决策更为合理高效。

最后，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环境法规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近岸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我国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近海珊瑚礁大部分消失，减少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大规模经济损失及生态破坏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2002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1.

[2]国家海洋局.2000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1.

[3]王志远，蒋铁民.渤黄海区域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4]国家海洋局.2001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2.

[5]马英杰，赵丽.我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建设[J].环境保护，2013，（1）.

[6]李迎春.关于环境行政组织若干问题的探讨[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

[7]密晨曦.国外区域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对渤海环境治理的启示[J].环境保护，2013，（1）.

[8]李玉鸣，港口城市国际研究主题的分析[J].经济地理，2000，（2）.

[9]王曦.“环保事业基础法”：让特殊的《环保法》特殊起来！[J].绿叶，2011，（1）.

[10]刘晓光，朱晓东.黑龙江省限制开发区域林业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探析[J].生态经济学，2013，（3）.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6

一、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结症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三)加强法制化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文件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对沿海居民造成不利影响，政府本应通过立法以及制定相关政策等措施来保障沿海居民的相关利益。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各地补偿措施不统一，使得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法律不仅规定原则性的损害赔偿制度，同时也应该明确规定各项责任赔偿。我们应借鉴美国在责任细化方面的举措。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制定并通过了《海岸带管理法》、《油污染控制法》等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石油法》明确规定了责任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包括清除费用和损害两个方面。清除费用主要包括美国联邦政府清除油污的成本以及个人依法依据国家规定清除油污的成本，而损害则包括自然资源损害、生计损害、税费损失等。规定较为详细清楚，避免了因法律模糊不清造成的补偿不统一行为的发生。④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将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细化，使各地的补偿工作有法可依。在我国，部分地区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补偿工作的实施。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7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长三角地区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也凸显出来，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不可遏制的排污行为，违规排污严重污染了毗邻海域环境，见表1。面对不断恶化的海洋环境，江浙沪意识到合作治理污染的紧迫性，并迈开了合作治海的步伐。在正式的合作治海之前，长三角各地方政府间就存在着分散的、自发的合作，这些合作多是由跨界水污染纠纷引起的。直到2002年10月，国家海洋局、江浙沪海洋主管部门首次就长三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事项展开协商，才真正拉开合力治海的帷幕。从产生合作治海的萌芽到基本形成合作治海理念，再到采取合作治海的各种尝试直至现在合作机制的日趋完善，江浙沪三地的合作初见成效。合作方式也从最初的信息交换、高层领导会晤等浅层次、非正式的合作走向开展联席会议、建立联席会议办公室、海上联合执法等深层次、正式的合作。十几年来，两省一市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协调会、讨论会，合力编制、共同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计划或规划，见表2。

二、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中的问题

尽管长三角两省一市从开始合作治海到现在，初步取得了成效，近海水域的污染问题也有所缓解，但仍有些问题不容忽视。例如，虽然每年两省一市都举行例会，商讨海洋环境保护的重大事项，但这种高层领导或部门间的交流、合作还不够常态化；所达成的部分合作事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启动，以致一些老百姓把长三角的合作称为一个诱人的“画饼”；江浙沪的合作就目前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共同制订计划、协议等，然后各省市按照计划或协议上的要求去执行，也就是说，三地的合作还多停留在文件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实践中。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合作治理主体———比较单一合作治理的内涵要求治理主体应该是平等多元的，市场和社会应在污染治理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主要起引导、服务和协调的作用。这既有利于在污染治理政策制定之初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有利于在政策执行阶段，能够得到更广大群体的配合与监督。反观长三角的合作治理尝试，从最初的合作倡议到中间合作事项的商议再到最后合作计划的实施，各个环节无不是政府在全程包揽，市场和社会的主体地位明显缺失。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方式把市场和社会置于被动的服从地位，使他们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违规排污行为屡禁不止；公众由于海洋环保意识和公民意识较弱，也缺乏保护海洋渔业环境、监督违规排污行为的自觉性。

（二）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程度低“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间能否合作，取决于能否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以及完善的合作规则。其中，制度环境是基础保障，组织安排是结构保障，合作规则是约束保障。”长三角区域在合作治理中主要是通过开展访问，举行会议，签订宣言、倡议书或协议，制订规划，成立组织机构等约束力比较弱的方式，整个过程中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合理的组织安排（缺乏相应的协调和监督机构），没有完善的合作规则（主要是集体磋商“，没有一套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2］），因此，他们所做的努力往往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没有约束力，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行政力量不相上下，遇到利益相关的事项很容易开展合作。一旦彼此间出现强大的利益冲突，就难以协调，这些约束力弱的协议和不成熟的机构就会“不堪一击”。

（三）合作治理过程———沟通不畅长三角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江浙沪地方政府在制定各自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及规划时不仅要着眼本辖区，还要着眼大局，针对区域性的、共性的海洋环境问题与周边的地方政府形成良性的沟通关系。然而，现实中两省一市却缺乏类似深入的沟通与合作，致使各地制定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或规划在具体内容上差异很大，导致出台的政策或规划无法对接和协调，表面上是三地合力治污，但实质上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例如，针对沿海从事港口、码头、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和《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上海目前对此项还没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两地有明显不同。《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而《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拒不清除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使用海域或者海岸线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同一事项，两地的罚款数额差异很大，产生不公，不利于长三角日后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进行联合执法。所以，长三角在今后的合作中，应开展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并把沟通内化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去。

（四）合作治理目标———本位主义本位主义是一种只顾个人而忽视集体，只顾局部而忽视整体利益的思想或行为。利益当前，选择合作与否是地方政府经常要面临的选择。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作出只顾本地利益，背弃整体利益的选择，就会使集体陷入“囚徒困境”。长三角曾经轰动一时的江浙边界污染事故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麻溪港位于浙江省王江泾镇和江苏省盛泽镇之间。20世纪90年代初，上游盛泽镇大力发展纺织印染业，却没有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所以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麻溪港，导致下游王江泾镇的水产养殖业受损。为此，两地纠纷不断，相关部门多次介入处理，但双方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不肯让步。上游的利益代表者重本地经济轻环境保护，包庇纵容本地企业；而下游的利益代表者因水域污染给本地水产养殖业带来很大损失，更看重环境保护。双方各有偏好，分歧比较大，总是协商无果。2001年，愤怒的王江泾镇渔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4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堵上游污水，把反污染推向高潮。此次事件最终惊动了国务院才得以平息。

三、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主体单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阻碍长三角是个经济发达、对外交流多、比较开放的区域，民主意识相对较强，但还是难以抵挡我国传统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大包大揽，长期固守传统，不肯放权或授权于市场和社会，唯恐失掉政府的权威和全能型政府的形象，因而处处抑制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社会难以壮大使得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使人们的个体意识觉醒，让公众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不断追求经济利益。而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对落后，使公众的民主意识相较个体意识略显不足。这种不平衡导致人们在政治领域趋向于作出更自利的选择，而不是更民主的选择。因而，多数人揣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掺和政府的事。

（二）制度化程度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长三角两省一市在合作中会涉及方方面面的事务及权责，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就会出现地方割据、无序竞争、利益分享不均衡等问题，使合作陷入僵局。因此，高效的合作必须有刚性的制度来作保障，这些刚性的制度规范首先需要国家从宏观上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形式、权责等予以规定，其次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的特殊情况和现实需求制定更详细的合作协议。然而，在现实的合作治理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和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中对跨区域的水污染治理的权力行使、责任分担等没有明确规定，对责任追溯程序及赔付金额也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合作将得不到任何惩罚，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

（三）沟通不畅———彼此间信任的匮乏合作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对合作治理的理念不够了解，心存顾虑。加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怕因合作带来本地利益的“外溢”或“亏损”，因而不愿意沟通或是在沟通中不积极，甚至故意隐瞒信息，最终导致沟通不畅。此外，由于我国的公共参与机制不健全，政府对社会也缺乏一定的信任，未能开辟广泛的渠道把社会力量充实到部分社会管理事务中来，使得一些有心参与合作的社会团体和公众不知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阻碍了上行沟通。

（四）本位主义———分税制与绩效评估制度的漏洞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既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地经济的增长、不顾区域环境容量埋下了隐患。长三角各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经济的发展，不断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哪怕是污染性项目也敞怀迎接。由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加之“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流域政府对辖区内微观主体负外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自觉支持的地方保护行为，以此在短期内降低辖区总体经济成本或提高总体经济收益，并且增加官员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收益”。近年来，长三角一些地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癌症村”就是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恶果。此外，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政府绩效评估本是提高政府效能和公众满意度的一种手段，政府效能的高低，公众对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本该是由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来评价的，可我国的绩效评估方式却是“上对下”的，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只需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无须对公众负责，因而公众反映上来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很多被推诿搁置。例如，浙江省坞里村的工业区自1994年以来入驻了二十多家化工企业，在那以后当地的水和空气都受到严重污染。村民们为此苦不堪言，经常向当地的环保局举报，终因证据不足等各种原因被搁置。同时，过分注重GDP的考核指标也给了地方政府一个以污染海洋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冠冕堂皇的幌子，使地方政府常常借口发展经济在即，不断招商引资，而忽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其结果是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在缓慢“爬行”，人民的满意度、幸福感在降低。

四、优化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机制的建议

当前，我国的四大海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尤以近岸海域的污染最为严重。对此，各海区周边的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合力治理的意愿。虽然各海区有自身的特性，但在实际的合作中还是有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政府在合作治理中大包大揽的行为很普遍。海洋污染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不仅需要发达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更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作保证，如果这巨额的费用单由政府来提供，从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应该尽快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充实进来，改变过去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状态。通过对长三角各地方政府目前开展的合作治海尝试的分析，发掘其中的问题，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可以为今后各海区污染的合作治理提供借鉴。

（一）合作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不是万能的，大量实践表明政府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也有失灵的时候。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本质上属于公共问题。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唱了多出的“独角戏”之后，逐渐暴露出它的“势单力薄”。而厦门PX事件、汶川大地震等又一次次证明了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完全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吸纳强大的社会力量，让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到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治理中来。合作治理的主体概括起来说，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首先要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放权或授权于市场和社会，由原来的控制型职能转变为服务型职能，自己主要起“掌舵”的作用。其次，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多半是市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伴生物，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污染的治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政府可以采取经济手段来严格控制或调节企业的排污行为，采取法律手段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采取道德手段向市场引入环保理念，使市场在经济与环境的平衡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是海洋渔业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近年来，跨省的水污染纠纷不断，因海洋环境污染造成各方渔民的利益频频受损的案例更是此起彼伏。这都说明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它的触角正伸向社会领域，且已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因此，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政府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市场起辅作用，社会是中坚力量，起着基础性作用。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交往行为过程变得易理解和更可预见，起着有效协调和信任的作用。”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信任关系、调和各方利益的过程。如果合作方式游离在制度之外，没有制度作为约束和保障，彼此间就无法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因此，采用制度化的合作治理方式在政府间的合作治理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实现制度化，首先必须保证民主，否则就会出现“霸王条款”。地方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社会的主体地位，给予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一定的自。具体说来，在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要尽可能吸纳不同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参与协商和讨论，听取不同意见，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阶段，鼓励不同群体间互相监督，并开拓多种渠道方便群众检举和报告；在污染治理政策的反馈阶段，要对收集上来的意见或建议认真整理、调查和分析。其次，国家应该抓紧出台规范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法律法规，从宏观上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构建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要提高自身的制度创新能力，根据现实需要制定出合理的适合本区域、本合作事项的区域性政策，建立相应的执行、协调和监督机构。最后，在合作治理中，各主体要遵循一定的合作规则，比如出台的政策、协商好的制度、签署好的协议，任何一方都要切实遵守和履行，互相监督，切实做到公平、诚信、友好。

（三）合作治理过程———互信化互信是地方政府参与合作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互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赢。首先，地方政府要有开放自由的心态，培养合作精神，积极主动地与周围省市交换和共享信息；同时还要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私营企业、公众参与合作治理，在合作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其次，市场和社会要信任地方政府的能力，关注、支持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配合、监督地方政府的执法行为，勇于检举和报告企业的各种污染、破坏海洋渔业环境的行为。最后，互信应该是贯穿合作治理始终，是连接地方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纽带。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合作中始终坚持互信，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维护好整体利益。

（四）合作治理目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既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区域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双重责任常常让地方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一方面，工作性质要求他们从整个地方的全局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努力地实现全局利益，如就业率、GDP、生态环境质量等；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本身是社会中的一员，有着自身的利益取向，如增加个人收入、升迁职务、展示和发挥个人能力等。”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偏向公共利益。市场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没有任何管制的情况下，市场很难自觉地去维护公共利益。社会是污染的最终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他们有权利要求企业停止污染或损害，也有权利要求政府治理和改善海洋环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因此，社会是最强大最有可能偏向于维护公共利益的主体。

综上分析，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利益附着点，并充分挖掘他们的合作潜力。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艘船，那么政府就是船上的舵手，时刻掌握着方向；市场是船员，船要航行离不开市场这个充满活力的划桨者；而社会则是船体，是承载舵手和船员，支持和保障航行的基础性力量，见表3。首先，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最权威的维护者，应以身作则，扮演好“公共人”的角色，凡事从大局着眼。地方政府要摈弃以往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与市场、社会建立起互动合作的关系。把环保理念引入市场，鼓励发展绿色产业，采取多种手段调控企业的排污行为。优化公共参与机制，使社会团体和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合作治理。其次，企业要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在生产中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律和法规，采用绿色环保技术，生产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最后，社会，特别是公众要强化自身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保护海洋环境，积极主动地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电话等渠道了解海洋环境信息，参与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治理行动。

五、结语

后工业时代是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只是其中之一。面对危机，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互相竞争无异于自相残杀，只有合作才能促成共赢。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公民社会开始发育但还显羸弱，传统文化正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但还有一些陈旧观念顽固地扎根在人们的心里，需要不断发展的精神文明来将它慢慢剔除。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调节和控制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步伐。相信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能的良性互动合作中，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状况将会大有改善。

治理海洋污染的方法篇8

第一条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任何船舶、平台、航空器、潜水器、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排放有害物质，倾倒废弃物，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也适用于本法。

第三条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并有义务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的确定，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负责船舶排污的监督和调查处理，以及港区水域的监视，并主管防止船舶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船舶排污的监督和渔业港区水域的监视。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用船舶排污的监督和军港水域的监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主管防止海岸工程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章 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六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必须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选址，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七条 建造港口、油码头，兴建入海河口水利和潮汐发电工程，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产资源。在鱼蟹回游通道筑坝，要建造相应的过鱼设施。

第八条 港口和油码头应当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水和废弃物的接收和处理设施，配备必要的防污器材和监视、报警装置。

第九条 海涂的开发利用应当全面规划，加强管理。对围海造地或其他围海工程，以及采挖砂石，应当严格控制。确需进行的，必须在调查研究和经济效果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大型围海工程并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林、风景林、风景石和红树林、珊瑚礁。

第三章 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条 开发海洋石油的企业或其主管单位，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应当提出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防止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有效措施，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海洋石油勘探和其他海上活动需要爆破作业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第十二条 对勘探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油料，应当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漏油事故。残油、废油应当予以回收，不准排放入海。

第十三条 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含油污水和油性混合物，不得直接排放；经回收处理后排放的，其含油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四条 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不得向海域处置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他工业垃圾不得对渔业水域、航道造成污染损害。

第十五条 海上试油时，油和油性混合物不得排放入海，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防止污染海洋。

第十六条 海上输油管线，储油设施，应当符合防渗、防漏、防腐蚀的要求，经常保持良好状态，防止漏油事故。

第十七条 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污设施和器材，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井喷和漏油事故的发生。 发生井喷、漏油故事的，应当立即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油污染，接受国家海洋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四章 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八条 沿海单位向海域排放有害物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排放标准和有关规定。 在海上自然保护区、水生养殖场、海滨风景游览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本法公布前已有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应当期限治理。

第十九条 含强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向海域排放。 含弱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确需向海域排放的，必须执行国家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条 含传染病原体的医疗污水和工业废水、必须经过处理和严格消毒，消灭病源体后，方能排入海域。

第二十一条 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应当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放，防止海水富营养化。

第二十二条 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邻近的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水质标准，避免热污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二十三条 沿海农田施用化学农药，应当执行国家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不经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不得在海滩弃置、堆放尾矿、

矿渣、煤灰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依法被批准在岸滩设置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的，应当建造防护堤，防止废弃物流失入海。

第二十五条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和水系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入海河流的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处的水质处于良好状态。

第五章 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禁止任何船舶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

第二十七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设有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

不足150总吨的油轮和不足400总吨的非油轮，应当设有专用容器，回收残油、废油。

第二十八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备有油类记录簿。 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

第二十九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排放含油污水，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的排放标准和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油类记录簿。

第三十条 载运有毒、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排放洗仓水和其他残余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排放的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航海日志。

第三十一条 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排放放射性物质，必须遵守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船舶进行加油和装卸油作业时，必须遵守操作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发生漏油事故。

第三十三条 造船、修船、拆船和打捞船单位，均应备有防止污染器材和设备。进行作业时，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废弃物污染海域。

第三十四条 船舶非正常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害物质，或有毒、含腐蚀性货物落入造成污染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五条 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有权强制采取避免减少这种污染损害的措施。

第三十六条 所有船舶均有监视海上污染的义务，如发现违章行为和污染情事，应当立即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渔船也可以向就近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发生污染情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登轮检查处理。经港务监督授权的政府有关机关的公务人员也可以登轮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港务监督处理。

第六章 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

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审批，发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

第三十九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按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废弃物装载之后，批准部门应予核实。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由驶出港的港务监督核实。

第四十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倾倒废弃物的船舶须向驶出港的港务监督作出书面报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期满不又不履行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三条 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赔偿责任；

（1）战争行为；

（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过失行为。 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凡违反本法，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坏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二）“渔业水域”是指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

（三）“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四）“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

（五）“排放”是指把污染物排入海洋的行为，包括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

（六）“倾倒”是指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载运工具，向海洋处置(文秘站:)废弃物或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包括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浮动工具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现行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凡与本法抵触的，均以本法为准。

第四十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可根据本法制订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法，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