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1

[论文内容提要]素以乡村人自居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诗人从外显的空间和内隐的精神两个层面客观细致地既展现了乡村生态的图景,又富含了人生深刻的哲理｡弗罗斯特的诗歌是外显与内隐的完美结合,它充满了对乡村生态的赞歌,表现了乡村生态的危机,也表达了诗人对乡村与城市和谐共存的关怀和企盼｡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出生于美国西部,但生活的地方大多是在老家新英格兰的乡村｡他一边教书,一边务农,一边创作｡乡村的自然世界和作者的精神世界成了他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的大量诗歌都是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田园和风俗人情为背景｡他也因对乡村的偏爱并创作了大量的乡村诗歌而获得了“新英格兰乡村诗人”､“工业社会的田园诗人”等称谓;并分别在1924年,1931年,1937年和1943年四度赢得美国的普利策奖｡

工业革命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带来了舒适的现代生活和无数的物资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在崛起的工厂,兴建的楼群,扩建的马路和超级市场的背后,人类的自然天性和心灵神性如同诗意的自然景观却遭到了无情的冲击而发生着变异｡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当美国诗界受城市经济和工业的影响,大力讴歌美国社会的工业文明之时,栖居乡村的弗罗斯特却敏锐地感到了工业革命给乡村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他另辟?菥?在强手如林的美国诗坛树起乡村诗歌的大旗,以呼吁国人对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生态的尊重和保护｡诗人从外显空间和内隐精神两个层面勾画了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图景与危机,表达了诗人对乡村与城市和谐共存的关怀和企盼｡

一､乡村生态的赞歌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声称:“文学始于地理”｡他的诗歌始于新英格兰乡村,他笔下对新英格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各个侧面的描写,决不是诗人泛泛低吟浅唱新英格兰乡村景色或是着力于新英格兰奇诡风光的猎奇之作,而是致力于天人的合一,自然力和生命力的合一的哲思大作,这才是使得他的新英格兰乡村奇异鲜美,使得他的诗歌耐人寻味,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弗罗斯特的这类诗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幽静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画面:波士顿以北多岩的农场,隆冬白雪覆盖的山林美景,新熟的苹果散出的幽香,林中鸟儿的合鸣,晚秋草地的温润葱郁,他的诗歌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精神焕发,犹如处在了一块远离尘嚣,一块不曾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净土之上,一片广袤无际的生存空间中,尽情享受那份欢乐与宁静,充实和惬意｡然而弗罗斯特的诗歌又不仅仅是让读者感到美的快乐,更让读者感到一种意义的深刻｡正如弗罗斯特自己所言,诗歌一定要“始于快乐,终于智慧”｡其实他这一文学理念在他许多的诗歌中得到了印证｡

1.牧场与母爱

弗罗斯特与乡村牧场有割舍不了的情感｡他的大半人生都在乡村牧场度过｡在那里他勤奋､吃苦､坚强;在那里他获得了伟大的母爱｡是母爱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使他终身受益,难以忘怀,由此他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牧场》｡《牧场》是弗罗斯特的经典之作,是其诗歌艺术中的主干和中心｡该诗地方特色明显,但具有普遍及深刻的象征意义｡《牧场》中的主人“我”准备去清理牧场的水泉,用耙子把堆积的叶子清理,再等着水流变清｡接着“我”正准备去牵小牛,却看到母牛正在舔掉刚出生的还站不稳的牛犊身上的血迹｡诗句表面平白无奇,但其实是外显空间与内隐精神的完美结合｡从泉水到牛犊，诗人勾画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广袤乡村世界｡其中有象征自然的牧场,有象征人类的牧人,有象征孕育生命的泉水,有象征新生的牛犊｡诗人从这幅和谐共存的乡村图景中获得了一种新生的力量,触景生情｡诗人以母牛的“舔犊之爱”抒发了他内心对母亲的深切敬意和特殊情感｡弗罗斯特在向读者展示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外显空间图景的同时,还向读者呈现了内隐精神的东西……母爱,和谐｡这首诗描写了大自然的美和大自然对人类母亲般的恩惠｡

2.森林与执着

新英格兰是以自然景观而迷人｡森林是那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夏天如绿色,在冬季似银色大海,美不胜收,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在那里有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故居,更有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诗句｡诗歌《雪夜林边驻足》把读者带入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中｡树林､湖泊､原野､村庄､农舍和白雪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震撼人心的风景图,诗中骑马人路过,被景色迷住,情不自禁林边驻足,雪夜森林的景色让他留恋忘返｡但骑马人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骑马人意识到任重道远,告别了森林,勇敢坚定地踏上了征程｡骑马人喻指诗人自己｡诗中的“森林”的深邃和幽静暗示了人生旅途的艰辛,同时也富有挑战之意,更是人类迎接挑战的原动力｡诗歌的精神实质在于展现诗人或乡村人不畏艰险和对人生桀骜的执著与探索,而这种执著与探索正是弗罗斯特人生旅途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3.桦树与意志

新英格兰的白桦树是一种常见的普通树,而弗罗斯特却对其有独特的见解｡他把白桦树和嬉戏白桦树的过程比作人和人生｡诗歌《白桦树》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诗意般的乡野景象,乡村顽童攀在被厚厚冰块压弯的白桦树枝上荡着秋千,无忧无虑的嬉耍,让诗人联想到自己童年时玩白桦树的情景｡诗人借助自己儿时的游戏寄托他的人生憧憬,把从地面腾到空中的动作比作是暂时地离开充满纷争的､被工业文明弄得杂乱无章的尘世｡在白桦树上嬉耍可以得到片刻的休息以便重新获得力量,再回到现实生活(地面上)中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诗中那被冰雪压不垮,孩童折不断的白桦树枝象征着乡村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诗人借此来歌颂乡村人的坚强意志,描述了乡村人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即小男孩骑塌一棵又一棵的白桦树来喻示人类征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的决心｡

4.苹果与劳作

新英格兰乡村人不仅具有勇于探险,不屈不挠的精神,还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摘罢苹果》歌颂的就是这种精神｡它是一首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田园诗歌｡描述的是一位农夫用梯子采摘苹果的过程｡农夫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感到十分劳累,在扑鼻的苹果香里渐渐坠入梦境｡然而他脚底感到疼痛难忍,难以支持住梯子的压力,即使进入梦乡,也不断被苹果滚入地窖的隆隆声扰乱,不得安宁｡因此,他转而觉得,尽管他一直梦想有这样的好收成,但现在他却心力交瘁,丰收的喜悦和满足遂变成劳累和担忧｡摘苹果时须小心翼翼,生怕掉在地上,因为一旦掉地,苹果就失去了价值,只能送到窖里酿酒｡诗歌描绘了果园的外显空间:长梯穿过树顶/竖起两个尖端/刺向沉静的天穹｡但在这浓郁的田园气氛后却隐藏着诗人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诗人在告诉读者:对劳动果实的满足和欣慰的同时,别忘了劳动者为了获得这样的收成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依稀能看到当年清教徒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5.劳动与梦想

劳动是快乐,勤劳是美德,不劳就无获,有劳才有得｡《收割》是一首颇为精致的田园诗歌,它给读者带来泥土的芳香,同时展示一位孤独的劳动者在炎热的太阳下专心致志割草的情景,镰刀割草的声音犹如割草人的耳语,“不梦想会得到那些不劳而获的礼物”也不梦想“仙女与小妖精施舍出的黄金｡”这些都是虚的,只有劳动才真实,“真实乃劳动所知晓的最甜蜜的梦”,“真实乃梦”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体现了弗罗斯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勤劳的双手｡《柴堆》同样歌颂劳动,弗罗斯特通过户外柴堆来展现乡村砍柴工辛勤的劳作,堆放整齐的柴堆在诗人的笔下不是没有意义的树枝或木桩,而是人类劳动的成果,砍柴工辛勤劳作的杰作｡

二､乡村生态的危机

弗罗斯特一生历尽艰辛与痛苦,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生活的艰辛,世事的沧桑使诗人对乡村对人生有着深刻及独特的思考｡他相信乡村代表普通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这一清新的认识决定了他诗歌中对乡村世界描写的客观与深邃｡透过诗歌对乡村生活的客观描写,读者可看到乡村世俗的不足和乡村生态的危机｡

1.人际关系思考

《修墙》描写了修墙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件,却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邻居家与“我”家之间的一堵墙倒塌了,“我”认为本可不修,方便两家来往,加强邻里间的沟通｡可邻居为了保护自家的利益,坚持要把墙重新修筑起来｡诗人借修墙来抨击一种根深蒂固的“高墙出友邻”的传统思想｡诗歌带着几分对邻里的揶揄,也带着对人类沟通上的障碍的无奈｡

《家庭墓地》中的夫妻关系由于丧失爱子的缘故而变得紧张､疏远｡对待丧子的不同反应和不同态度,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堵无形的墙构成交流的障碍｡妻子感到刀剜肉似的痛,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丈夫感到拔蛀牙样的痛,只是短暂的疼痛｡丈夫无法使妻子理解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帮助妻子摆脱痛苦｡妻子不理解丈夫为何对丧子如此冷漠无情,而丈夫也无法理解妻子的疯狂｡两人互不理解,互不关心,互不支持,导致了夫妻关系不可弥补的裂痕｡诗歌表面反映的是丈夫埋葬孩子,实则指夫妻误解断送婚姻｡弗罗斯特把这一家庭悲剧安排在新英格兰乡村的一个家庭中,但实质上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人际关系疏远和冷漠｡

2.城市文明冲击

乡村生态是指乡村人在一定自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与城市相比较,乡村一般都处于偏远封闭的地域,它有自己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的简朴生活方式,更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具一定自在意义的“小传统”文化｡工业革命在给美国城市带来丰富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贫乏的精神荒原｡城市里物欲横流,对物质财富变态的追求使人沦为丧失了人类情感,变成麻木冷漠的怪物｡城市里这种病态的生活随着交通､商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扩建和搬迁,渐渐入侵乡村｡这种入侵不只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入侵｡城市化进程破坏的不只是乡村生态,也破坏了乡村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弗罗斯特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对入侵给乡村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的愤慨､伤感和无奈｡《城中小溪》中原本围绕着牧场的小溪充满了力量和生机,现在却被抛进了新建城市下的乌黑发臭的水沟里,生长着的蓝莓被水泥固定在城镇的人行道上,苹果树被砍倒送进了炉子里,小溪一息尚存,但在见不到天日的地下叹息,也只是“徒劳无益”｡《路边小店》虽让乡村人获得了丰富的物资财富,却让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精神的东西,即:“自古以来的天性”｡两首诗在对工业文明持批评的态度的同时也表达了弗罗斯特对乡村生态对乡村未来的关怀和企盼｡工业文明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农业文明的消失,这是一种锐不可挡的趋势｡如何达到乡城和谐是弗罗斯特诗歌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

三､结语

弗罗斯特的诗歌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的诗歌的外显和内隐的完美结合｡诗歌对乡村世界和自然生态的描述,逼真贴切,诗歌中大量隐喻语言的运用,形象深刻｡诗人的体验建构于隐语语言层面,而在读者的经验层面上获得解读｡读者的经验各异,解读也各异｡但诗人对乡村生态的歌颂,对乡村生态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的担忧和抵制是明显的｡对于注重环保注重生态和谐发展的当代世界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弗罗斯特将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诗歌创作手法,对当今世界诗坛及我国的新农村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也是颇有教益的｡

[参考文献]

[1]蒋显文.提喻思维与诗歌创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5).

[2]刘保安.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2).

[3]吴景明.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J].文艺争鸣,2007,(4).

[4]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2

关键词：传统村落 文化保护 美丽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K878 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56-02

传统村落，通常情况下是指形成时间较早（民国以前），拥有较为丰富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聚落形态。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髓、民族文化的家园、中华儿女的乡愁、多彩贵州的靓丽名片。因此，对贵州传统村落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能够传承乡土文化和保存历史记忆，更是有助于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实生活需求。

一、贵州传统村落保护现状

贵州省共有426个村落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的16.7%，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云南。2016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1602个村落列入，贵州省又有120个村落入选。同时，据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资料显示，贵州省民族村寨较多，50户以上的民族村寨约有1万余个。在国家民委2014年的首批340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挂牌名录中，贵州省有6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入选，数量全国最多。

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即着手开展村寨调查并进行保护试点工作，建立了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进入国际化视域。“1995年，中国和挪威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对贵州省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拟筹建一种新型的文化机构――生态博物馆。至2005年，相继建成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和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1]但由于历史发展，贵州传统村落的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东南部分地区[2]，同时省内很多市州并不重传统村落的保护，很多市州在美丽乡村建设时只注重形象工程，追求片面发展，对很多村落进行统一“穿衣戴帽”，造成了村庄原始风貌的破坏。

因此，从总体而言，由于观念滞后、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无针对性的管理保护模式等诸多方面原因，贵州省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大多数的传统村落仍然面临消亡的危险，进一步加强其保护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贵州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及文化保护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8%。民族的多样性，使古村落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特征。吴正光在《领略贵州古村落古韵》[3]一文中从自然环境、历史流年、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美丽外观、鲜明个性、丰富的内涵等方面对贵州省的古村落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吴正光认为，形成于元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如花溪青岩镇、开阳马头寨、松桃寨英、雷山西江镇、锦屏隆里、黎平肇兴村等，是贵州最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古村落。李晓兰在《新时期贵州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一文中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地方历史文化的结晶与积淀、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意蕴”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贵州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贵州传统的古村落深刻体现了贵州各族人民的乡愁与记忆。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来，在贵州省传统村落文化方面的研究当中，主要包括村落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两方面。李松在《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思考――以贵州荔波水族村寨研究项目为例》一文指出，研究者应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进入社区，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能力和传统监督机制，在长期深入的调查基础上与村民共同谋划社区的文化发展和保护。刘晓晓等在《基于文化集体记忆的贵州雷山控拜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指出贵州雷山控拜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以重建村落文化集体记忆为核心，开展村落文化记录、村落文化交流学习、鼓藏文化凝聚力调查和文化传习等保护活动，实现了民族村落“活态”遗产的动态保护，保持了村落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罗德启在《中国贵州民族村镇保护和利用》一文中提供了贵州民族村镇保护和实践的一些具体有效的办法，认为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政策，特别要注重民族村镇整体风貌的保护，保护文化与发展旅游相结合。燕海鸣，杜骞在《社会学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以贵州塘都为例》一文中认为传统村落保护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为解决更广义上的三农问题提供一种途径，保护传统村落不仅要面向文化的保护，更是为维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秩序。蒋盈盈、王红在《浅谈贵州民族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以花溪镇山布依族村寨为案例》中提出综合性保护村落文化景观，理顺体制，形成合力，推动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袁承蔚等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贵州屯堡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一文中指出贵州屯堡文化村落保护与开发需要坚持“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引导，保护与开发并举，人文与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总路径”，特别要注意屯堡村落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另外，针对传统村落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和遗产保护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资料。

三、贵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的概念虽然最早源于浙江省安吉县，但从2004年起，贵州省就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着力推广起源于遵义市余庆县的“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创建活动，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面实施“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打造了“四在农家”这一张亮丽的名片，唱响了“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这一享誉全国的品牌。

据《贵州省推进美丽乡村小康寨建设两年综述》显示，“十二五”时期，仅仅是贵州的小康寨行动计划就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截至2015年10月底，全省累计完成投资75.19亿元，项目建设覆盖近2.6万个自然村寨。[4]李克明在《贵州毕节：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实践与目标思考》[5]一文中总结，近几年毕节市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2007至2008年起步试点、扩点村庄整治，2008至2009年持续抓了农村危房改造，2009至2010年重点推行了黔西北民居改造和建设，2010至2011年重点推行了“五园新村”建设，2011至2012年重点推进了特色小城镇建设，2013至2014年重点推进了农村“两个硬化”建设，2014年以来重点推进了通村水泥路（油）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美丽乡村公（户）厕和垃圾池的建设试点。作为“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的发源地，遵义市通过多年努力创建，全市农民受益率达90%以上。2014年，市启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创建工作，新增创建点322个。其中，按照全景域理念、4A级旅游景区标准推进33个市级精品工程建设；完成6条高速公路沿线林业绿化美化景观通道建设，覆盖120个重要景观节点、面积为10481亩，种植花草点37个、面积达3528亩。因此，按照农业部的美丽乡村创建的“十大模式”，贵州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侧重于生态保护、环境整治、休闲旅游、文化传承这四大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许多传统村落被湮没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贵州省自然也不例外。为此，贵州省接连出台有关指导意见，专门就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保护与发展初见成效。其中，通过大力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帮助民族村寨、传统村落改善水电路、排污等基础设施，扶持发展绿色有机种养等传统产业和传统手工业，让当地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生活，自觉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夏月华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问的矛盾，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做到规划有序、措施得当，将保护的理念贯穿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能使传统村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但文红《美丽乡村建设与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利用》一文着眼于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方法及开发模式，认为只要在技术和管理模式上创新，村落文化景观就完全可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陶波则在《六盘水“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一文中从六盘水当年“传统村落”零记录的现状反思，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日程，在小城镇和乡村建设过程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建设，既留住“乡愁”，又留下文化。

综上所述，对于贵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思路，目前的研究已有较为清晰的的认识，但仍存在着研究区域不平衡、研究角度不全面等各种问题，如对贵州省传统村落在微观方面的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州地区，以侗寨、苗寨的研究占据了大多数，而其他集聚地研究较少[6]，特别是对于铜仁市、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等地的传统村落研究较为匮乏。另外，针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法规不完善、保护与发展体系缺失、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难、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影响、人居环境改善与传统村落原始风貌变迁等问题的研究还较为匮乏。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传统村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点、与村民的内在关联，协调好保护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因地制宜，解决好传承和发展问题，真正在下一步美丽乡村建设升级改造过程中促进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

参考文献

[1]宋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贵州实践《中国文物报》2015-12-10

[2]佟玉权，龙花楼.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 《经济地理》 第35卷第3期 2015年3月

[3]吴正光.《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年01期 P23-28

[4]《贵州日报》2015-11-28

[5]李克明.《城乡建设》2014年10期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3

【关键词】故乡描写；作用分析

在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中，作者多处运用了景物、肖像、动作、语言、神态等多种描法，这些描写的运用，对揭示文章的主题思想、烘托人物心情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就文中的几种描写分别浅析如下：

一、景物描写

在《故乡》一文中，作者进行了许多的有针对性的景物描写，这些描写，对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烘托人物的心情，揭示社会现实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文中，作者眼中的景物都是灰暗阴沉的，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气。这些景物描写，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作者当时沉重心情的反应。这些景物描写，凸显了社会的破败和荒凉，使读者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现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读者对如何改变当时社会现状的深层次的思考。

第2段中，作者对眼前故乡的景物进行了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一描写，充分的显示了故乡萧条、破败的景象。家乡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都是美好而明丽的，在许多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对自己家乡的赞美。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的这么写呢，这正是给读者的警醒之处。这一段中的景物描写，既烘托了“我”的悲凉心情，又揭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给中国农村经济带来的深重灾难。

第6段中，作者通过对“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描写，既写出了老屋的破落，更显示了人的伤感。这一处的景物描写，照应了文中第二段，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家乡的破败和荒凉。不过，在第二段中是写的是远看，而这里写的是近看。由远而近，家乡的荒凉和萧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多看。这一句表面写“枯草的断茎”，实际上写的是当时农村凋敝的景象，通过这一描写再次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

第12段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我”记忆中的美好景色形成鲜明对比的荒凉破败的景象。这一描写，突出了故乡这二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我”的眼中，故乡一天天的荒凉和凋敝，日趋破败，儿时的美好印象是那么美好鲜明，眼前的故乡却是如此的荒凉和破败，不忍目睹。儿时画中那个活泼机智的少年闰土，他是那么可爱，胆大聪明，做事很有办法。可眼前的闰土迟钝麻木，完全没有了儿时的一点影子。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闰土前后变化之大，必然启发人们去思考造成故乡每况愈下，日趋破产的社会根源。

第88段中，作者再现了故乡美丽的神异景色。这幅画中，色彩依旧那么明丽，但少年闰土的形象已经消失了，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已被眼前残酷的现实抹杀。这一段的景色描写是对主题的升华——展示了对未来故乡的美好憧憬，同时也表现了“我”对创造新生活的热切愿望。

二、肖像描写

一般来说，作者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是为了突出人物的外表，引起读者的注意，加深读者对某一个任务的印象。但在鲁迅的《故乡》一文中，作者对人物进行的肖像描写，主要是为了突出艰苦的生活给人物造成的巨大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变化，揭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第55段中，作者有意识地把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外貌进行了对照描写。通过这一描写，闰土前后完全判若两人。少年闰土天真可爱，机智勇敢。他一点也不怕生人，和“我”一见面就熟，还主动约“我”出去玩，一会儿就和“我”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能够说许多有趣的事，并且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而且，少年闰土还十分能干，他敢在夜里去沙地里看西瓜，还能够装弓捉小鸟雀。总之，少年闰土使我十分崇拜。二十年后，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灰黄的脸色，很深的皱纹，肿得通红的眼睛，像松树皮一样的又笨又粗而且开裂的手，带着一顶破毡帽，完全是一副饱经忧患，生活极度贫困的样子，这时的闰土整日在苦难中挣扎着过日子，变得麻木迟钝，“像一个木偶人”。这一极具反差的形象对比让人触目惊心，使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让闰土前后变化如此之大。

第40段和45段，作者对杨二嫂的形象也进行了描写。二十余年的变化，使杨二嫂由一个“终日坐着”的“豆腐西施”变成了“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杨二嫂不仅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性格也产生了极大的扭曲。她已由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变成了尖酸刻薄、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喜欢搬弄是非，满身的市侩气息，完全没有了“我”记忆中的好印象。

闰土、杨二嫂前后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在军阀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日趋破产，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

三、动作描写

动作反应一个人的心里，一个人的不经意的动作，往往反应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在《故乡》这篇课文中，作者就对闰土这一人物的几次细微的动作进行了刻意的描写。

第70段和72段中作者两次写到：“他只是摇头”。第一次摇头，是对“我”的询问不知如何回答，“我”的询问勾起了他对自己种种苦难生活的痛苦记忆。第二次摇头，是他对自己这种苦难生活的无奈，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改变，也无力去改变。这两次摇头，表达了闰土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内心的不平，却又无力反抗，更不知道如何反抗以及如何改变现状的无奈心境。摇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更能体现闰土的无助。

四、语言描写

第18、21、23、26段中，作者对少年闰土的语言进行了描写，这时的他很健谈，有问必答，一说起话来便滔滔不绝，无拘无束。通过对少年闰土语言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天真活波，机智聪明。少年闰土使人感觉到可爱，天真。第60、62、66、71等段作者对中年闰土的语言进行了描写，这时的他不再有问必答，一下子变得十分谦恭和拘谨，儿时的天真洒脱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此时他对“我”的态度也突然间客气起来，一改儿时的称呼，恭敬地叫“我”“老爷”，认为儿时的“哥弟称呼”不成规矩，中年的闰土已满脑子里都是封建等级观念，生活的种种磨难和苦难的现状使“我”和闰土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时的他说起话来时断时续，不是沉默，就是抽烟，对于生活的苦却不知怎么描述。闰土前后语言的巨大变化说明他不仅在经济生活上困苦不堪，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五、神态描写

第59段中，作者写道：“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这一神态描写传神的刻画了闰土当时十分矛盾和复杂的心情：既高兴，又痛苦、难堪。见到了二十年未见面的儿时朋友，他高兴；可是二十年来的世态炎凉和自己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又使他感到痛苦和难堪。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4

摘要：精神家园是人类诗意栖居之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前期充满了对自己的故土商州风景和人性的赞美，九十年代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描写纯朴的美丽到展示故土的丑陋。这表现出他对当下社会污浊环境的失落和苦苦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苦闷。《高老庄》中的子路还乡后遭遇到了种种挫折导致子路生存困境的原因与他自身的乡土知识者身份和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作品中设置西夏这一新时代知识分子形象，只是作者乌托邦的想象，真正的解决之道并未提出。

关键词：精神家园；贾平凹；《高老庄》；子路；还乡

一

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坛上颇有争议的作家，如果从总体上审视他七十到九十年代的创作，可以发现作者审美心态和创作风格的变化轨迹。由前期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描写商州人的单纯、稚嫩，心灵的淳朴、率真，商州环境的清新、秀丽，乡野原生态的美，到八十年代以《商州初录》为发端，以《浮躁》为总汇积极的描写社会变革，介入政治大潮，使作品的现实性与寻根性结合并分析在改革的推动下商州发生的转变。八十年代作品中已经呈现出作者对现代性给乡土带来的利与弊的思考，但不够深入，整体上还是保持了前期的轻快、明丽的写作风格。不论是对景物的描摹还是对人性美的刻画都反映了作者此时对乡土的依恋和怀念之情。九十年代《废都》的出现，文本中的世纪末的悲凉和幻灭感，代表了作者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创作风格。此后的《土门》、《白夜》、《高老庄》由描写乡村的美丽到展示在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乡土的丑陋。与前期的作品风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经历了《土门》、《白夜》后，《高老庄》作为九十年代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说，代表了作家对九十年代的思考，因此可以更好的分析他写作风格转变的深层动因。肖云儒的话恰切的评价了《高老庄》在作者九十年代长篇中的位置“把《高老庄》放到他的这个长篇系列中去感受和思考，我感到，《高老庄》从很多方面看，都是贾平凹长篇创作的一个合题。我是说如果《浮躁》是一个正题，《废都》、《白夜》是一个反题，那么，由《土门》到《高老庄》便是一个走向合题、完成合题的过程。”［1］这个合题反映出作家对当时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担忧和渴望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可得的焦虑。文本中设置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自身命运，实际是作家自己内心情感的投射，是作家在现实生存中的亲生体验所引发的内心情绪的表达。在《高老庄•后记》中作家说由于“近几年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故和金融危机，使整个人类焦躁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世界，于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交瘁的阶段，上要养老，下要哺小，又有单位的工作，又有个人的事业，……经历了人所能经历的种种事变，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总在什么地方轻轻响起。”［2］理解《高老庄》及作者文风的转变后记是不可不读的。它从社会和自身的原因剖析了作家内在的写作动因。对于理解文本，并探究文本与作家的关系，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以及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大有裨益。可以说文本以艺术化的手法讲述了作家自身的困惑和对当下的思考。

二

文本中的高子路，年轻时一心渴望进入城市，摆脱自己高老庄人的身份。高老庄人特有的矮和丑的面貌使他即使在成为教授之后依然感到自卑。小说将笔墨放在了他从城市还乡的描写中，将他放入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加深人物生存状态的悖论。可以想见一个贫困的乡村中的人物在城市立足的困难，子路取得现有的地位，必定经历了众多波折。在他成为大学教授后，本以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摆脱自己原有的身份，享受来之不易的殊荣。可事与愿违，城市中的生活使他发现自己向往的只是一个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城里人的冷漠和卑鄙，利欲熏染下的勾心斗角，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这些将子路心中的伊甸园完全打破，迫使他想要再一次的逃离。初入城市之时，子路满怀欣喜，穿西服，打领带，按城市人的装扮要求自己。并且对前妻菊娃的乡土气看不惯，给她买时尚的衣服，叫她要化妆，努力把她打扮成城里人。因为菊娃没按照他的意愿来适应所谓的城市潮流，加之他为了新鲜而与一个城市女人的感情纠葛被发现，导致离异。可见一开始子路并没有真正的找到自己内心对城市的渴望之处究竟是什么。开始的盲目埋下了使他失望的种子。

西夏与子路的结合可以看作是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文化的交融。他们的夫妻生活在城市中十分融洽。但子路还乡后却渐生隔阂。首先是子路的衰退，使其回乡换种的计划失败。再次子路回乡后呈现的种种陋习，这是在城市生活中被遮蔽的，使得西夏对他的钦佩之情消失。西夏见到了他另一面的真实，一个真正的高老庄人的性情。回到故乡后的子路故态复萌，乡土文化中的自私自立，明哲保身，不讲卫生，舔碗，小气等习性很快代替了他在城市中养成的文明人的习惯。例如，子路在去自家地里泼尿后把屎拉在尿桶里，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总不能拉到地上让别人拾了去？小时候，我们在野外拉了粪，又不愿让人捡拾去，就拿石头砸溅了的……”当得知村民砍伐林木时，他只是告诫庆来及本家人不要参与，说毁林是不合法的，却不去阻止这种行为，倒在家里睡大觉。这些都从深处说明了子路虽身在城市但是根却从未离开过故土。这与子路融入城市，做城里人的愿望大相径庭，讽刺感和失落感充斥其中。

三

子路的悲剧其实也是贾平凹内心的隐痛，作品中以他的再次离乡为结局，悲凉的基调笼罩全书。如果结合子路自身特殊的身份和时代的背景来深入分析导致这一结局的成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子路们作为乡土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同于都市知识分子。出生于农村，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浸淫下成长，这使其性格深处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既继承了其中的精华也积习了落后愚昧的因子。但是他们与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不同，他们不甘于固守黄土地，而想要融入现代文明。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离开家乡，成为都市的外来者。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和都市知识分子同等的地位。因其艰难所以在认清自己所追求的都市文明丑陋的一面时才会思索自己奋斗的价值。慨叹自己命运的荒谬性。其次，在他们进入城市并得以立足之后，由于其自身乡土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们身上的潜在的农民的劣根性，和传统文化中对都市文明的排斥，使得他们无法完全适应现在的生活。这就造成了子路们“不乡村不都市又乡村又都市的尴尬身份的难以言说的酸楚，这其中更隐含着对自己无法摆脱乡村故土影子完全蜕变为都市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痛苦。”［3］

九十年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也是导致精神家园不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人与人的关系物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一方面本来就不适应都市的他们，面对当下都市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物欲横流，争权夺利的情景，不得不逃离自己奋力才得以进入的都市，回到乡土。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家乡也受到这次大潮的袭击，固有的美好怀念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家园已经由桃花园变为了芜杂的荒野。醇厚的人性美被金钱熏染之下的恶取代。所以导致他们在认识到城市文化中的弊端想回归乡土，找寻精神寄托时无家可归的结局。他们就像是飘荡在乡与城之间的流浪者。简单地说即是“都市人的显在身份，乡下人的隐形思维，”［4］使得“他们与乡村故土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无法完全融入都市的真正原因。”而社会的转型和世纪末的社会中的消极因素悲观成分，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内心的荒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浪潮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下降，由中心成为边缘。他们的启蒙地位已经丧失殆尽，余下的是时代变化中的失落感。

结语

《高老庄》通过描写子路还乡时的经历和所处的尴尬境地，使其最后像丢盔弃甲的逃兵一样再次离开。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曾明晰的表述了自己关注社会的写作态度:“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5］作家关注现实、悲天悯人的写作立场体现在文本中，就是他笔下的高老庄。高老庄形形人物的刻画，乡土芜杂环境的展示以及对城市和故土的复杂心态，实际是当代乡土社会的缩影和内心矛盾的流露。面对现在的社会，乡土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作家在作品中未明确提出的。也是需要进一步探求和解决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参考文献：

［1］ 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J］.当代作家评论，1999，（2）

［3］ 吴炫.悬空：90年代分子的存在形态――否定主义哲学社会透视之一［J］.文艺争鸣，1995，（4）

［4］ 黄志刚.都市的乡土守望者［D］.华中师范大学，2002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5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自然；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73-02

一、导论

发表于1878年的《还乡》是哈代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男主人公克林・姚伯自愿抛弃了巴黎这个花花世界的纸醉金迷，满怀梦想地踏上了还乡之路，回到了荒凉闭塞的爱敦荒原。在这儿他遇见了女主角游苔莎。游苔莎出生于蓓口――个海港城市，而后被年迈的外祖父带到了荒原。她的气质以及她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荒原的厌弃，使她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将返回城市的梦想寄托在从巴黎归来的游子克林身上，期盼着将来克林能带她到巴黎。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迅速结了婚。婚后，游苔莎发现克林打算留在荒原，而且克林因用功过度使视力受损而不得不转为干体力活，这一切使她前往城市的梦想破灭。在经过一系列的误解、矛盾、争吵和冲突后，游苔莎决定和自己的旧情人韦狄出逃，最后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双双溺毙于荒原的河里。

《野草在歌唱》（1950）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其中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南部非洲殖民地的白人女子玛丽的悲惨故事。玛丽小时的家庭状况拮据窘迫，父亲酗酒，母亲成天抱怨。长大后玛丽有机会进入城市，并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她本是快乐地生活着，但随着年华老去，她承受着社会对独身女子的压力，最后只得嫁给了只见过一面的农夫迪克・特纳。从原先舒适的城市生活转为艰苦贫穷的农场生活，使她感到无所适从。她在替丈夫监工时认识了当地黑人摩西，随后和他发生了暧昧关系。玛丽时时在自己脑中已成型的白人殖民思想和内心真正的渴求之间挣扎，最后白人殖民思想占了上风，她与摩西决裂。最终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被摩西杀死。

两部作品相隔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可以从中看出，它们所塑造的女主角是有共同点的：她们都憎恨自然和乡村，向往城市的生活，但因为命运的作弄不得不居住在乡村。她们痛苦，她们斗争，试图脱离乡村，最后却难逃悲惨的结局。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比较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命运，抉择，婚姻，心理和悲剧。

二、生态女性主义简介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股思潮的结合，通常认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郎索瓦・德・埃奥博尼发表的《女人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是生态女性主义诞生的标志。生态女性主义将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压迫联系起来，认为这两种压迫有着某种联系。“它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承认非生命物质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平等的地位，视自然界为有生命的，同时抨击传统的父权制世界观，抨击思维方式的二元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旨在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来，人和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和自然应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任何仇恨自然、破坏自然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都会以失败而告终。一个人如果抵制自然，憎恨自然，势必会失去快乐和幸福，有时甚至会以生命为代价。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成形，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早已见其端倪。以《还乡》和《野草在歌唱》为例，女主人公悲剧的根源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是和她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她们的遭遇，心理和最终的结局都与自然息息相关。

三、游苔莎和玛丽之比较

生态女性主义将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认为自然和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女性都热爱自然，向往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憎恨自然和反抗自然会使一个人失去幸福和快乐，甚至生命。这种观念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时有体现。以《野草在歌唱》和《还乡》为例，女主角的悲剧与其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出身和家庭。《野草在歌唱》中的女主角玛丽小时居住在南部非洲殖民地的一个“多灰尘的小镇”上，长大后她很高兴能离开家庭，脱离酗酒的父亲和唠叨的母亲，进入城里的公司工作。而《还乡》中的游苔莎的故乡原本在时髦的海滨城市蓓口。所经历的城市生活使她们习惯了并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游苔莎是在双亲去世后不得不由年迈的外祖父带到爱敦荒原定居的；而《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原本可以在城市一直生活下去，但因为年纪增大，她承受着社会对大龄女子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匆匆地和农夫特纳结婚并定居在乡间。游苔莎来到乡间并非自己的选择，而是不得已跟随自己唯一的亲人来到荒原；玛丽来到乡下的农场是由于自己对婚姻的选择而造成的，尽管她的婚姻充满了无奈。

对生活的反抗。游苔莎为了离开荒原，运用了她唯一的武器――她对异性的吸引力。刚开始她是打算和韦狄一起逃离荒原到美洲去，而后她改变了主意，将希望寄托在从巴黎归来的珠宝商人克林身上，她妄想通过和克林的婚姻改变命运，离开乡下。但婚后她发现丈夫打算留在荒原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不打算返回巴黎。最终在和丈夫经过了一番争吵后，她又计划和旧情人韦狄出逃，却在出逃中坠河身亡。而玛丽在对婚姻失望、对农场生活绝望后，也曾试过逃回城市做原来的工作，再住进原先的女子俱乐部。只可惜城市生活中已没有了她这么一个乡下已婚妇女的立足之地。

对自然的态度。毫无疑问，两个女主角都是憎恨自然，热爱城市的。对于玛丽来说，“她喜欢这个城市，住在这里自由自在。”而游苔莎则亲口说过，“您是说自然吗？我早就恨她了。”但悲剧的关键在于，她们所选择的配偶恰恰是厌恶城市和喜爱乡间的。对于玛丽的丈夫迪克来说，他不喜欢城市，厌恶城里的娱乐方式――如电影，他对城市里的一切感到恐怖，想要逃走，“他只有待在农场上才觉得舒适。”游苔莎所选择的丈夫克林正是厌倦了巴黎的繁华都市生活而返回荒原的，“要是把游苔莎对于荒原的种种恨拿来化成了爱，那你就抓到了克林的心灵了。”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她们的婚姻生活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煎熬。

最后的结局。两个女主角的最后结局都是难逃一死。游苔莎在做逃离荒原的最后尝试时溺毙于荒原的河中，为荒原所吞噬；而玛丽则死于黑人摩西之手，而“摩西是南非自然的象征，他充满着力量，积蓄能量以爆发，他不屈服，不甘于默默忍受。”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女主角都死于自然之手，这和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是相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名女性在临死时都和自然达成了某种和解和妥协。哈代并没有写明游苔莎是失足落水还是自杀，她在临死前，“她心里的混乱和外界的混乱那种协调的情况，是在任何别的场合里找不到的。”而玛丽则预见了自己的死，在她死的当天，她以一种矛盾的心情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这世界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奇迹，而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她呀！”两部作品在写到女主角之死的场景时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暴雨，暴雨暗喻着灵魂的荡涤，心灵的解脱，游苔莎正是在暴雨之夜坠河身亡，而玛丽，“她（玛丽）临死前的预言，死后天会下雨，这也暗示着雨会洗净她的身体和灵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最终和非洲原野达到了一种悲剧性的理解和和解。”

尽管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在心理，婚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结局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看到她们的不同。《还乡》中的游苔莎是个特立独行，有个性的女子，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限制，她生命中的重要转折都与男性密不可分：她从城市来到荒原，是由于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外祖父――决定在荒原定居；她想要逃离荒原，只能借助男性的力量――先与韦狄亲近，后来与克林结婚，对婚姻失望后又重新求助于韦狄。唯一一次可以离开荒原在城市中独立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也是由红土贩子文恩提供的。相形之下，《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虽然最终也难逃一死，但和游苔莎相比却独立得多：她是通过受教育离开了原来的家庭和小镇，来到城里工作；她嫁给农场主特纳是她自己选择的；她逃离乡村的努力，是到城里重新为自己谋份职业，她对异性的依赖比游苔莎要小得多。这和社会发展以及两个女主角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在对自然的描写方面，两个作者给读者的印象也是大不相同。在哈下，爱敦荒原是亘古不变的，是宿命的化身，是决定着故事中角色的命运的无情之手；而在多丽丝・莱辛的笔下，非洲原野是随着女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变化着的，最令人难忘的是玛丽死去那天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体现了她对自然美好的感受，以及她对自然的恐惧：美妙的晨曦，悦耳的鸟语，刺耳的蝉鸣，不祥的太阳……所有的这些，都是女主人公对自然的矛盾心理的体现。而作者本身的性别，对自然的描写是有一定影响的，“女性的作品变化多样，呈流动的韵味，体现出温婉的女性书写特色；而男性作家的作品形式整齐划一，文字风格单一，文中不免存有父权制文本的宏大叙事。”

四、结论

生态女性主义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憎恨自然，反抗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行为会最终带来不幸和悲剧。游苔莎和玛丽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观点。而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她们的遭遇又各有其特点。而作者本身性别的不同，又使这两部作品各具特色。

参考文献：

[1]王立娟，梁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

[2]多丽丝・莱辛著，蕾译.野草在歌唱[M].译林出版社，2008.

[3]哈代著，张谷若译.还乡[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郑丹.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看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6

观看了《美丽的大脚》我感慨万千，也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在平凡中超越。

以前，我总觉得伟大的情感与凡人的距离很元的，英雄只属于太过于华丽恢宏的史诗，不在凡人的眼里，可是当片子展现哪灰黄的背景和那群灰不溜秋的人，他们寒伧着，嗑碰着上演这些伟大的情感时，除了得到很多的思考外，泪水还是抑不住流了出来，我被美丽真诚的感动了，影片的主题丰富。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主人公在平凡中超越，她唯一出众的地方就是双能穿43.码鞋的大脚，她总是觉得自己这辈子不太成功，所以竭尽所能的让村里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平凡的张美丽没有平平常常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她总想“成功”，因为她深深知道命运苦于短暂和无常，总得做些有意义的事，来慰藉平凡的人生，她是个坚定的理想时间者，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关怀，完成了她一个平凡人的超越。

二、在粗糙中体现美丽。

何为真正的美丽？有人说，人是因为美丽才可爱，又有人说，人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张美丽常说自己不成功，一是“脚大心大”，二是长相不美，对一个唯美的人来说，那一群黄土地上灰暗粗糙的面容和衣着，实在谈不上美丽。当城市的人往他们身边一站，更显得他们寒伧。张美丽是那么忘情地投身与教育事业，可是她从来不懂得为自己打算并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无怨无悔。她的心灵是至纯至美的，她没有选择城市，而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守望那一片贫瘠的土地。影片最后电影放映员王树将光束打到小学校舍上，把学校装点成一座庄严的圣殿，那庄严的画面除了缅怀那张美丽圣洁的人性光辉外，也唤起了普通人心底的酸楚。

三、让心灵的光环照遍每一个贫穷的角落。

西部的生活虽然很落伍，文明的程度也相对滞后，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却是那么的强烈！对乡村人来说城市是他们的希望，因为贫瘠，城市显得那么高远。只有不懈的努力，获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进入那个新世界。当我们安逸地看《美丽的大脚》中那些因寒伧而起的诙谐画面是，我们是否感到心里涌起的一阵酸痛？是否想到要为贫困地区的耗子做些事情。支持教育，帮他们改变他们贫瘠的命运，实现他们美丽的梦想，尽一个平凡人应负的社会责任！献出你的一份爱，让心灵的光环照遍每一个贫穷的角落。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7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考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已经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美丽乡村”概念的出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密切的关系，“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在内的多项惠农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市场的活跃性。农村环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两大方面，由于长期“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分离状态，导致两方面建设都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这无疑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桎梏。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理念并将其纳入“十三五”规划，乡村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因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改善农村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相应地，在“美丽乡村”概念下所改良的农村经济必然将形成一种“新形态”。

 

“美丽乡村”与农村经济“新形态”概述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美丽乡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要求，在没有融入“美丽中国”执政理念之前，主要用来规范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社会问题，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明确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很显然，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重点突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性，其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两项是以实现农村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为目的，促使农村人口从温饱迈入小康生活水平。 “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重点反映在农村社会风貌的改良上，这也是“十一五”期间我国针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通过普及科学、民主、法制，改良落后、愚昧、迷信的农村社会。

 

关于“村容整洁”的要求解读，笔者参考了十七大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意见，本质上说是从社会公共服务角度，缩小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社会建设理念，不仅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概括其中，还将其视为一个重点工作领域。“美丽中国”的理念并非是单纯的改革发展范围扩大，而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入手，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的着力点;这其中，“生态文明”被置于突出地位，在“十三五”期间的工作中，需要不断地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毫无疑问，“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必须针对现有的农村社会环境进行重构，尤其是要积极引导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美丽乡村”的美不仅仅表现在外观上，还要美在可持续性发展层面，也可以说这种美不是人为生产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必然需求。

 

迈入“十三五”之后，“美丽乡村”的概念得到了升华，不应该再简单地理解为“美丽的村庄”，根据党的十八大对“美丽中国”的相关描述，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富起来的同时美起来;由此可见，美丽乡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简单地说，无论是经济收入增加而破坏环境，或生态环境优美但人民依旧贫困，都不能够称之为“美丽乡村”;只有实现生态环境、经济建设、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统一进步，才能称之为是中国“美丽乡村”。

 

很显然，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泛指人类在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所创造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综合，而这一观点的提出，恰恰是针对长期以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言的。

 

农村经济“新形态”的内涵。广义的“经济形态”指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中将经济视为一个社会整体，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形态”研究为“商品经济形态社会”。那么基于我国农村经济范畴来说，其形态进化的过程与宏观经济存在密切联系。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千百年来孕育了深厚的农耕文化，特别是在农村经济领域存在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快速恢复国内经济秩序、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工业领域倾斜，造成长期缺乏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市场的扶持。

 

事实上，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二元化”以及户籍制度的弊端逐渐凸显，从农民工进城到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农村经济从依附实现了独立，尤其在“十一五”期间针对农村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农村经济逐渐活跃，并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十二五”至今，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丰富，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瓦解了传统农村经济渠道，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新的农村经济形态再次萌生。

 

根据文章的研究范畴分析，笔者按照农村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经济形态的划分(1949～2015年)，大致存在三种类型：

 

第一，劳动力经济形态。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种全会期间，我国主要是劳动力经济形态。这一时期国家基础薄弱，农业人口多、产值低，主要以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势创造经济利润，农业税是农村经济形态中的主要因素;以公粮为例，数据显示，1949～2000年间，中国农民缴纳的粮食作物超过7000 亿公斤，是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很显然，由于经济体制、市场条件和生产环境等限制，劳动力在这一经济形态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第二，产品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到“十一五”期间(2006年)，需要区分的是，此处的“产品”是相对农村经济而言的，与《资本论》中关于产品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不属于同一范畴。这一时期农村市场开始活跃，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逐步深入，同时在现代化农业背景下，粮食作物产量提高，农业税压力减小，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体经营比例增加，劳动力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减小，并逐步开始向城市经济体系蔓延，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妹”、近年来的“农民工”等;人力资源的流动，直接导致了物流的加速，社会物资匮乏的现象开始逐步得到解决，因此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中体现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产品。

 

第三，资源经济形态。从2010年至今，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呈现独立，即“互联网经济”，它泛指通过互联网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综合。互联网技术的强大渗透能力，已经成为当前各行业、各领域不可或缺的应用。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规划，“互联网+农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事实上，在互联网经济影响下，农村市场“触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电子商务初期阶段，产品交易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范围，传统市场的吸引力开始减退。基于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原本被闲置的大量农村市场资源开始升值，如特色农业、土地资源等。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村经济“新形态”干预

 

农村经济“新形态”是一个相对性变量，“新”必然有“旧”预知对应。事实上，经济形态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从我国宏观经济角度来说，某一个时期特定的环境、政策、局势等因素影响，必然形成经济形态的突出特征。这种特征会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但必然会随着新的干预手段出现而彻底改变;“新”代替“旧”是一种进步，而现阶段的“新”必然也会变成“旧”。在限定“美丽乡村”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农村经济新形态指一个较为稳定的特征出现时期，即资源经济形态。

 

从理论上分析，“美丽乡村”的系统性体现在生活、生产、生态三个方面，在建设活动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陷，都不足以支撑“美丽乡村”的整体架构，并进一步使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态发展方向偏离。例如，单纯地重视生态环境美化，集中资金和社会力量改造农村生活环境，但却忽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长期维持较低状态。这样即便实现了“美丽乡村”的外部建设，也会由于经济水平的不适应性，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效果，一段时期后，片面的建设成果就会消失。总体而言，“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把握好经济形态的适应性，尊重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利用合理手段展开干预。

 

结合现状来说，广大农村市场直接向社会提供丰富资源，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补充，通过对资源经济形态的有效干预，可以促使“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更加突出。

 

生活干预。构建美丽乡村需要政府各级部门、社会机构、农村经济主体等共同参与，农村人口是主要的动因，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受益者。前期的政府财政主要用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水电、交通、饮水工程、文化广场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市场体系制度方面的引导，帮助农村市场构建完善的政策体制。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生活干预对象主要为基础生存条件改善，如危房改造、基础医疗、扶危救困等，这些是农村经济“新常态”实现步伐一致性的具体工作。

 

在实践的过程中，农村经济新形态的生活干预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区域对 “美丽乡村”的公益性抱有不满，原因是政府提出的大量建设项目往往缺乏资金，经济个体投入收益较小，反而增加了自身的经济负担。而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差、发展缓慢的地区，一方面希望通过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来改善投资环境、生产环境，另一方面则受到村级管理层的抵触，因债务问题引起纷争。

 

农村经济环境中的组织结构松散是一个典型问题，小农意识影响下人们习惯性的“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业的建设缺乏收益信心，这就导致现阶段农村经济“新形态”优势表现的个别性以及劣势表现的普遍性，与农村经济整体走势不符。

 

生产干预。资源经济形态的形成基础是农业生产的成熟性，包括农业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加工现代化、营销网络化等，改变传统的农作物经营模式，提高其市场附加值，进而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但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政府管理或接收，直接影响到了资源经济形态所具备的优势，如土地资源。“美丽乡村”建设中建设内容，如景观、广场、绿地、文化中心等，土地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短期利益的干扰，包括土地商品化、无偿强行占有等，农民无法享有到“美丽乡村”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之前，自身的权益也无法保障，因此造成较大的矛盾。又例如，在农村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农业生产中利用的现代化机械设备越来越多，道路损坏程度也不断扩大，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项目，同时也是经济新形态的构成因子，进一步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生态干预。构建“美丽乡村”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根据十八大的相关总结，生态文明是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设的系统性内容;同时，“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进步性，它把人类从工业文明以来造成的社会发展偏离进行了纠正，让人们认识到生态是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

 

狭义的说，生态干预是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部分，也是经济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当前的农村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环境基本实现了水电供应，人们独立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界限更明显。同时，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说，也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生态干预，包括化肥、农药等大量应用，畜牧业养殖所形成的污水、粪便排放，农作物秸秆燃烧所产生的烟气等，这些行为都是当前农村经济“新形态”的具体表现。

 

以雾霾引发的罪魁祸首之一—秸秆焚烧为例，一方面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景观影响很大，高温浓烟对大气、土壤都会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前资源经济形态下的因素价值转变。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秸秆是重要的价值物资，可以用来作为农村牲畜饲料、肥料、取暖材料甚至建筑材料，而在农村经济形态进入当前时期，经济价值衡量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导致资源处理的方式产生差异，而这对生态干预的影响是很大的。

 

农村经济“新形态”研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

 

优化农村市场经济结构。“美丽乡村”的基础任务是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农村经济长期存在的组织结构松散、竞争力不强的弊端，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的联系。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性的对比不难看出，社会行动意识依赖于社会构建形态。通过“美丽乡村”的理念改变乡村自然环境，实现整体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寻求更多的利益增长点。

 

另一方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丰富经济收入渠道。充分了解农村经济“新形态”便于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发展策略，对“美丽乡村”建设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有机采摘及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扩展了农村旅游市场的开拓，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维持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从侧面上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但不可否认通过工业经济的发展，我国迅速摆脱了贫困的事实。同时，另一个全新的问题也摆在全社会面前，即国民经济呈现的增长动力不足问题。 “十二五”期间的2012年、2013年年、2014年三年中，我国GDP增速维持在7.5%左右，而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速平均值为10%。根据世界银行的国民经济收入标准，2012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6100美元，这一标准已经排入了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队列，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很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呈现出社会财富容量较大，货币流动性差的特点，如果不能够寻求到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改良方式，经济资源就会陷入死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被称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来说，亟待一种长期投入、长期收益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美丽乡村”建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基于当前农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方式。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篇8

关键词： 光线 色彩 《透明的红萝卜》 生态美学

莫言的小说中存在大量描写色彩的语言，这在其作品的题目上就可窥见一斑。《红树林》、《红蝗》、《白棉花》、《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白狗秋千架》等都充满了色彩词语。“它以自己在艺术范畴中的本质意义（美）而与作品的文学意义相衔接。”①在涉及莫言小说里色彩描写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立足于语言手法的作用、色彩意象的内涵和色彩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本文以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为例，从分析小说中光与色彩的运用入手，以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对小说反映出来的莫言的生态美学观念进行阐释，挖掘作家作品中的生态主义倾向。

一、小说中光与色彩的运用

生态文学运用两种方式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通过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其带来的美景佳境唤起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或者通过描述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及其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从反面唤起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②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创作前后》一文中写道：“这篇作品第一次调动了我的亲身经历……写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③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从他对光线与色彩运用中发现他的生态观念。

（一）色彩混搭与光线安排

在小说中，莫言大量运用光与彩的交错糅合，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乡野农村画面。我们可以根据光线对于小说画面中色彩干预的程度，为色彩与光线的关系做出如下分类：光线明显型和光线暗含型。

光线明显型是指在提及颜色时，直接出现描写光线的词语或存在明显的光线指向。“她看到黑孩儿像个小精灵一样活动着，雪亮的灯光照着他的身体，像涂了一层釉彩。”“仿佛这皮肤是刷着铜色的陶瓷橡皮……”④在这幅画面中，菊子姑娘看到的黑孩是在“雪亮的灯光”照耀下的，皮肤“是刷着铜色的陶瓷橡皮”。“铜色”与“灯光”相互呼应，同时“灯光”本身也有“雪”色，色彩与光线的交错并相互产生影响，显出铜色的原因是由于光线照在黑孩儿黑色的皮肤上，泛出了光泽，因而有了金属的质感。在小说中，这类光线明显型的光色关系还体现在对具体事物的描写上。“泛着青幽幽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的红萝卜，都充满了光与色彩的结合。

光线暗含型的色彩描写主要是指在出现色彩词汇的描写中，光线并未直接出现，而是以隐含了某些事物形象或形容词语的方式出现，与色彩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画面，这在小说的题目中就能体现出来。“透明的红萝卜”中“透明”一词就与“红”色遥相对应。在对萝卜的描写上，“红”字体现了萝卜的外皮是红色的，而透明一词则体现了萝卜肉色，同时本身“透”和“明”又是与光线紧密结合的，这就使得这个“红萝卜”意象不仅颜色清晰，更由内而外发散出光芒，显得与众不同。在小说中，“火苗”、“钢花”等与火有关的意象与颜色词也常常一起出现，火花中隐含的光线因素也使得小说描写画面的光线感更加强烈。

这两种光线与色彩关系的类型，反映出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格外重视光与色的安排。光线与色彩的巧妙安排使得小说富有极强的画面感，和谐的光色比例把小说的画面也构建得动人而绚丽。莫言似乎是把文字当做画笔，在小说中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而且是具有西方印象主义特点的油画。这样独特的创作既是莫言小说的特点，又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感受和思考。“由它们所承载、反映、凸现的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终极对象：保有所有活性元素的生命感受―如同阳光、大气、土壤和水分之对于凡・高所一再描绘的那株大热的橙色向日葵。”⑤像凡・高一样，莫言在小说中也把自己对于宇宙和生命的思考蕴藏于一幅幅乡村油画中。

（二）事物的颜色化倾向

在光与彩的运用中，除了构成了光彩鲜明的画面以外，还集中反映在事物的颜色化倾向中。在生态主义的世界观中，首要的主旨就是“自然为本”⑥。生态文学的代表诗人华兹华斯写道：“在自然之光的照耀下，自然是令人尊敬的。”⑦在小说中，莫言通过把光线与色彩融入到对具体事物的描写中，使得事物的形象趋于颜色化，形成了类似符号的独特观感。

对于植物的描写，莫言格外重视在植物命名时融入颜色的因素。比如“紫穗槐”、“黄麻”、“透明的红萝卜”等，虽然表示光线或色彩词语已经通行在其命名中，但作者似乎格外在意，而使得这些带有颜色的植物名集中出现在小说里。在“黑土”、“红炉”、“紫红色头巾”等物品的命名上，我们可以发现莫言也非常重视颜色的表现。在描写钢钻时，作者这样写道：“烧透的钢钻白里透着绿……大锤轻飘飘地落在钢钻子上，钢花立刻光彩夺目地向四面八方飞溅。”（119）在“白”、“绿”、“钢花”、“光彩夺目”一连串与光和色有关的词语描述下，整个钢钻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颜色化了的，即颜色取代外形、质感等成了事物的特性。颜色词的重复叠加使用，使得事物的颜色化倾向更加明显。“烧透的钢钻白里透着绿”（119），“萝卜缨而绿得发黑”（95），“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132），这类以颜色叠加使用来表现事物的语句在小说中很常见，将事物的对立转化成为了颜色的对立。“黑烟”与“红炉”，“白桥”与“粉墙”，“紫红色的头巾”与“火红色的运动衫”，这种将事物颜色化的倾向，最终使得整个小说中不断呈现出色彩的冲突与融合。

“高明的生态文学作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探寻中，常常会将深邃的生态哲思、优雅的诗性气质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熔铸成为一个个别具洞天的意象世界，引领读者在诗化的境界中陶冶性灵，强化生态意识，探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⑧莫言虽然算不上生态作家，但在他创造的“高密东北乡”的世界中，乡土意识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在这篇小说中，莫言运用事物的颜色化手法，将光彩作为一个个意象，描绘了乡村的风景油画，更凸显了他对乡土的深沉思考。在生态批评看来，事物颜色化的倾向实际上是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一种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二、构建“地方”生态美学

“地方意识”主要是指“人对地方的身体附着和精神依恋”，以及“人与万物（地方）的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关系”。⑨正如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作品中显示出强烈的地方意识一样，在莫言的小说中也表现出地方意识的特点。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的名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中曾这样说道：“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无论是《丰乳肥臀》、《四十一炮》，还是《生死疲劳》和《蛙》，莫言有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他在“高密东北乡”中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幅幅可歌可泣的农村图画。因而，他的地方意识也集中在其间。

（一）人物形象的自然化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⑩在莫言的地方意识中，高密东北乡所构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环境也是一个生态整体，不仅有自然环境的多彩多色，还体现在所创作的人物的自然化。所谓自然化，是指“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相适应”。{11}也就是说在作家的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部分。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在“地方”中塑造了“黑孩儿”、“菊子姑娘”、“小石匠”、“小铁匠”、“老铁匠”和“刘太阳”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到浓烈的自然气息和乡土气息。以黑孩儿为例，首先在他的名字上就体现出他“自然之子”的形象特点。黑，是黑土地的象征，也是这个孩子的本质属性。他无名无姓，虽然有家，但同“野孩子”无异。其次，莫言在创作这个人物时，倾注了自己的思想、经历和意识观念，莫言曾说：“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12}这孤独的小黑孩与莫言童年时的记忆是相通的，他经常就独自一人在山间田野放牧。这个黑孩子感知自然的方式是作者生态观念的体现。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黑孩用右手抓起一把土按在砸破的手指上。”（101）这一个细节中，黑孩的手破了，他用泥土来止血。这正与他自然本质的属性黑土相对应，蕴含这中国古老而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莫言塑造的这个小黑孩形象，在这一个层次上，不仅是自然化的，更体现了作者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观念。在演讲中，莫言说道：“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可见这个黑孩子身上所反映出的莫言的地方意识中那种敬畏自然、尊敬自然的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再者，黑孩在小说中被形容成“小精灵”，与小石匠和铁匠师徒等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匠人们是改造自然的形象，他们身上有着人类的贪婪和欲望。比如小石匠对菊子姑娘的爱慕，小铁匠不满老铁匠不让他出师等，都可以和黑孩子的纯洁与自然形成鲜明的比照，表现了作者对于自然本真美的一种审美情趣。最后，黑孩子发现了“透明的红萝卜”意象。这个“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的红萝卜，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馈赠人类的象征，它代表着“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13}，因而只能由黑孩子这样纯真的人类形象去发现。

小说中人物自然化的倾向还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比喻上。“有几个姑娘夹杂在里面，想听又怕听，脸儿一个个红扑扑的像鸡冠子花。”（98）“在红花旁边又有一朵花儿出现了，那是指甲里的血渗了出来。”（102）“……他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103）“孩子发现，老铁匠的脸色像炒焦了的小麦，鼻子尖像颗熟透了的山楂。”（107）“老铁匠坐在草铺上，像只羽毛凌乱的败阵公鸡。”（122）在这类比喻中，有的将人物比做一种动物，如将老铁匠比做“公鸡”，也有将人的身体部位比做植物，将姑娘们的脸比做“鸡冠子花”，还有将人物的一些生理特点进行类比的，比如将黑孩子说话速度快比做“竹筒里晃豌豆”。无论如何，这些大量出现的比喻都拉近了人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距离，在语言上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了。这反映出莫言的生态美学观念中具有中国朴素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二）多彩“地方”的构建

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在语言里通过大量运用光与彩的交错与融合，使得整部小说富有很强的画面感，同时也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乡土的自然和生活图画。“以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来说，就随处可以见到对‘绿’的咏赞，字里行间流露着无限的欣悦与向往之情，流露着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珍爱。”{14}就像中国古人在诗词中表达对绿色的热爱一样，在小说中建构的“地方”中，色彩缤纷作为一个明显的特点，也传达出莫言对于自然的基本看法和深沉热爱。

在小说开篇，色彩元素便自然而然地映入读者眼帘。“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89）在莫言的这篇小说中，几乎每一页上都会出现表示颜色或者光线的词语，而他将色彩融入小说的方法除了前文所谈及的事物颜色化以外，还包括人物的颜色化和情节地点的色彩化。在小说中，人物色彩化最明显的对象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黑孩儿。这个孩子黝黑的皮肤和黑土地同色，这是莫言将其表现成为“精灵”的一种方法。黑孩儿是这片土地诞生出来的孩子。这里莫言引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方法，他自己也坦诚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在小说中，黄麻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黄麻太密了……湿漉漉，油亮亮”（94）“他看到黄麻叶子像波浪一样翻滚着。”（135）小说中存在很多类似黄麻地的色彩地点，比如小河、铁匠铺等，它们的不断出现使得小说描绘的这个“地方”多姿多彩。莫言在他的“地方”建构中，把色彩作为一个关键性元素引入，体现了他细致的观察，而这些色彩不仅仅是颜色上的冲击，更融入了莫言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敬畏。他把“地方”里的万物都着上了色彩，有了颜色，原本不具有生命的自然元素，如云、河、红炉、钢钻都有了生命，而那些原本有生命的人和动植物更加富有生命的张力。描写中融入大量色彩元素，在色彩之美、光线之美中蕴含了对生命之美的尊重，这反映了莫言万物有灵的生命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意识。

综上所述，在《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中，莫言十分重视光线与色彩元素的安排和运用。在他的笔下，描绘的景色生趣盎然，描写的人物有血有肉，建构出的“地方”多姿多彩。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莫言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对自然的热爱、对世间万物的敬畏蕴藏于光与彩的细腻变化中，在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乡村田野画中，展出了一个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图景。

注释：

①吴非.莫言小说与“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学.小说评论，1994（5）.

②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③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152.

④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118.后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本，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⑤吴非.莫言小说与“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学.小说评论，1994（5）.

⑥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5）.

⑦William Wordsworth，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ds of William Wordsworth，Boston：Houghton Mittllin Company，1904，p.83.

⑧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9-180.

⑨宁梅.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Ⅷ.

⑩王诺.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67.

{11}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

{12}转引自刘晓克.浅析《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黑孩.书屋，2009（7）.

{13}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5）.

{14}王先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6）.

参考文献：

[1]吴非.莫言小说与“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学.小说评论，1994（5）.

[2]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4]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5）.

[5]宁梅.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王诺.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7]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

[8]刘晓克.浅析《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黑孩.书屋，2009（7）.

[9]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5）.

[10]王先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