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保护范文

原生态保护篇1

关键词：文化遗产 ；生态博物馆 ；原生态环境保护

Abstract：Challeng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a new idea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ecomuseums ar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into areas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useums. The inner difference between ideas of ecomuseums and traditional one is that ecomuseum emphasizes the protection within the places where culture developed and management by local people, thus offering an organic protection of origi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heritage. By reviewing foreign literatures on idea of ecomuseums, combining with effective civil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ecomuseums, this essay will clarify the modern signification of ecomuseums construction and bring out some thoughts o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musems. I hope this essay can be help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useum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ecomuseums；Origi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3-4（7）

1国际生态博物馆的产生与探索

近现代公共博物馆诞生以来，曾经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例如法国卢浮宫的理念是“艺术属于全体人民”，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宗旨是“在民众中间积聚和传播知识”。进入20世纪，由于工业社会对农村生活的侵蚀，由于战争对民族文化和文化设施的破坏，博物馆逐渐进入专业化和职业化阶段，历史导向、学术研究和业务规范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主流。这些做法虽然有利于博物馆一些基础工作的加强，有利于博物馆的规范管理，但是也将博物馆从“创新”转向了“保守”，导致博物馆工作的“学术导向”、“藏品导向”和“内部事务导向”。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经验博物馆学”是以藏品的管理、研究和利用为核心，其视角是“精英”，其核心是“理性”，其基础是“经验”，其导向是“历史”，博物馆更将自己归属到社会精英和高雅文化的领域中，在博物馆自身与民众、社会之间划了一条鸿沟。事实上，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对其是保护文化遗产还是破坏文化遗产的争论便从未停止。批评者认为博物馆把艺术与历史遗物从它们的原生地移走，放置在展厅中，切断了历史传统的生命血缘与整体社会文脉之间的联系，失去了相互之间关联性，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意义。

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人口、环境、资源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人们试图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起新的生态价值观，认识到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应该进入一个用生态文化适应新环境、建设新社会的时代。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其内容包括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美学、生态艺术等诸多方面。[1]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产生之前，曾出现过一些新型博物馆的形态，例如产生于19世纪末的瑞典斯坎森露天博物馆。20世纪初，北欧国家还曾出现过保护乡土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运动，其特点是以一个特色文化乡村为核心，将其视为一个活态的天然生态博物馆。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当地的文化节日、集市贸易、婚丧嫁娶、民居民宅、表演游戏、歌舞弹唱、玩具器物等各种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有形与无形遗产都是其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借以弘扬当地传统文化[2]。1956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户外民俗博物馆，即日本民家聚落博物馆。随后，户外博物馆开始出现在日本各地，注重保存在建筑和民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文化遗产。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实践，首先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随后才在欧洲获得迅速发展。“生态博物馆”一词来自于法语ecomusee，是生态和博物馆概念的结合。任何重要概念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在法国博物馆学界两位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人物G.H.里维埃（G.H.Rivière）和H.戴瓦兰（H.de Varine）的推动下得以实现。在G.H.里维埃的指导下，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于1967~1975年创建了法国地方公园系统。在H.戴瓦兰的指导下，于1971~1974年在法国勒特索煤矿区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开创了工业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先河。1974~1979年在G.H.里维埃的推动下，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开辟了新的实验区，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扩大到小型社会的整体，被称为“社会生态博物馆”。[3]1968年，G.H.里维埃强调指出，民族学博物馆的目标是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他关于民族学博物馆的任务和陈列思想中已经蕴含了“生态博物馆”的基本思想，即博物馆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实践，要与社会发展同步，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要根据社会发展需求重新认识和定位博物馆藏品的作用，要发挥博物馆的特长，为广大民众服务，努力增加广大民众的福祉。[4]

1971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9次大会在巴黎举行，这是一次被称为试图定位当代博物馆社会地位与角色的重要会议，新思维、新观念正在改变世界及博物馆。会议做出了修改博物馆定义的决定，增加了博物馆是公共机构的一部分的观念。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阐述了自己国家和民众的文化特点和当代需求，强烈表达出建立和发展非欧洲式博物馆模式的愿望。来自贝宁的博物馆学家认为，博物馆没有投入到当代世界中去，没有真正成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所有国家的博物馆都是高人一等的，对于大多数民众没有多大用处，博物馆是过时的事物应当消失。G.H.里维埃和H.戴瓦兰为法国首任环境部长R.普杰（R.Poujade）的主旨发言而创造的“生态博物馆”一词，成为了一场博物馆革新运动的标志。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博物馆学者和博物馆工作者，R.普杰指出，“我们正在向一些人所说的生态博物馆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路径，通过它，公众首先是年轻人将能够重新认识人类、人的占有物及人的环境的基本原理的演变”，他公开地将博物馆与环境联系起来，并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指出要建立一种与传统博物馆完全不同的新型博物馆，寻求掌握未来的各种文化和物质手段，服务于整个人类。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博物馆发展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72年，法国环境部和国际博物馆协会法国委员会在波尔多召开了“博物馆与环境”专题国际研讨会，会议认为一个博物馆必须努力与其服务的社区实现完全的和谐共生，并确认与环境有着特殊关系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可以称之为生态博物馆。1974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0届全体会议上，“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被纳入博物馆定义之中。国际博物馆界出现的生态博物馆运动，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是对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基本理念的回归，是对后工业化社会反思的结果。伴随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日益加深，带来了许许多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城市病”：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衰竭、贫富差距、犯罪率高，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水准的下降，使后工业社会陷入层层的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活质量的日益低劣，机器产品的日益泛滥，居住环境的日益拥挤，人们开始厌倦城市，崇尚自然，向往乡村的宁静生活，萌发回归自然的情感与行动，追求一种朴素的社会生态，出现反城市化的潮流。因此许多城市居民开始摆脱喧闹和污浊的城市中心，回归到景色自然的乡村和朴实无华的小城镇，城市空心化现象逐渐呈现。在这一情势下，生态博物馆的产生是博物馆事业对社会发展的时代响应，成为促进人类社会现代生态意识和现代环境意识不断觉醒的积极力量。

生态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力求积极响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力求使博物馆成为所在地民众实现发展的手段和工具。G.H.里维埃在1985年，曾将生态博物馆定义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或地方）权利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他在文章中指出，生态博物馆像一面镜子，当地民众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照出自身的形象，通过这面镜子追寻到当地的历史演变。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是当地民众树立在游客面前的一面镜子。[5]“正如传统博物馆的诞生，是少数精英人士将自己的收藏转化为博物馆或向普通民众开启大门一样，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民众眼中的博物馆依然是上层社会的俱乐部”[6]。他认为如果博物馆被赋予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那么它必须根植于它的社会，“只有这样，博物馆才能真正深层表现传统社区，传统社区才会真实直接反映于博物馆中，使得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能够交互地表现出来”[7]。生态博物馆在结构上还原了被传统博物馆生硬分离了的物和它的原生环境，使之具有整体认知感。K.赫德森（K.Hudson）在《有影响力的博物馆》一书中，曾评价生态博物馆给世界博物馆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正在于这种让地方的人们参与规划的“双向沟通的制度”[8]。

由于生态博物馆具有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性质，并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益回归原生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传播，成为一种保护本国文化形态和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目前世界上已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其中，西欧、南欧约有70座，主要集中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北欧约有50座，主要集中于挪威和丹麦；拉丁美洲约有90座，主要集中于巴西和墨西哥；北美洲约有20座。另外，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等也有类似的保护文化生态的形式。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环境、生态等方面条件的差异，各地区的发展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各地民众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使得与所在地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生态博物馆，呈现不同的组成形态和运作方式。例如北欧突出农业和工业经济的产业型生态博物馆，北美地区则强调民族文化特性的族群型生态博物馆。虽然生态博物馆仍处于试验之中，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但是这种模式所反映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紧密结合的观念，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生存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的退化、地区差异的加大等，各类全球性的问题和相互联系的危机日益尖锐，这些引起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注意，人们开始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传统的发展观念、模式、道路等进行反思。1999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2次大会在墨西哥通过了《乡土建筑遗产》，这是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该阐述了乡土建筑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的意义，即“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经被公认为有特征的和有魅力的社会产物”。同时强调指出：“由于文化和全球社会经济转型的同一化，面对忽视、内部失衡和融合（因而导致彼此的独特性逐渐消亡）等严重问题，全世界的乡土建筑都非常脆弱。”对于乡土建筑的保护，还提出一些基本原则：应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需依靠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实现乡土性的保护；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应尊重和维护场所的完整性、维护它与物质景观和文化景观的联系以及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传统建筑体系和工艺技术对乡土性的表现至关重要性，认为这些技术应该被保留、记录，并在教育和培训中传授给下一代的工匠和建造者。

进入新的世纪，国际博物馆领域推进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心转向社区、转向文化原生地的努力不断加强。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为此提供了经验，人们通过生态博物馆，探讨与人类有关的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同时，生态博物馆将促进社会发展视为最重要的职责和基本任务，制定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明确目标，将生态博物馆与社会条件和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生态博物馆各项资源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发展层面评估生态博物馆社会效能和业绩，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增加生态博物馆的自身价值。通过为社会发展服务，密切关注所在地的特殊社会条件和发展需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促进了生态博物馆的多样性，加深了人们对生态博物馆普遍本质和价值的认识。例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建立和实践始于2000年，由一些学者与当地政府、社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共同创造设计提出实施方案。其宗旨是力图以保护、创新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和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展示给意大利国民和外来参观者，借此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乡村“生态博物馆”实施以来，受到国民的普遍关注，并且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9]

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旅游，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记住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化，通过一个个具体村庄的历史和文化，让青少年知道自己故乡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曾经历过的生活和走过的道路，了解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乡村内也建有室内博物馆，但是只作为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室内博物馆的建设风格完全与周围的环境、民居相协调，对当地的自然、历史、文化进行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所展示的展品包括考古发掘实物、乡村历史上各种传统生产生活用品、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以及对当地各种野生动物、植物的详细介绍，配有很多精美的照片资料。室内博物馆中制作有影像光碟，多层面地放映自然和人文环境，反映当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还专门设置展示空间张挂社区儿童们以当地自然景观、文化景观为题材而创作的各种绘画作品。乡村“生态博物馆”更大的展示空间在有形的室内博物馆之外，整个社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农牧生活场景都被纳入生态博物馆的视野之中。当地社区的生产方式成为展示的对象，保留了过去各村各户的农地界碑，而过去的牛厩羊圈，成为真实再现过去畜牧生活场景的场所，连当地森林牧场中每一种草的标本都有展示，相关内容标示得十分详细。

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关系，不少意大利的山地社区每年以乡村的大本营所在地为核心，以周围山林牧场为半径，进行周期性的流动农牧活动。例如每年3月至7月，村民就赶着牛羊，举家搬迁到草青林茂的林中居所。村庄民众过去的农牧生活，盖木板瓦的木楞房、各种农具、制作奶制品的器具、厨具炊具等皆完整地保留着，同时还保留着村庄民众的家庭生活场景，例如菜地、猪圈、水井、室外喂猪的地方和猪食槽等，以及村庄民众伐木用的斧头锯子、用水力来进行锯木的水车等，都如实地展示，并且还可以进行演示，使参观者能够领略到村庄民众各种真实的生活情景。有的乡村“生态博物馆”还包括“艺术和工艺园”，里面陈列着村庄里各种传统的工艺品和制作工艺品的工具，例如木纺织机、酿酒器具等。还专门为参观者设计了非常详细的各种徒步参观路线，除了可以到达当地各个自然景观、文化景观，还普遍设计出与相关的文化路线，作为生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内容主要是反映村庄民众的生活，包括教堂、村庄民众在随季节迁移过程中所用的路旁祭坛、民间信仰中的神山等，还包括村庄民众收藏的各个时期的宗教绘画、雕塑作品、宗教装饰品、圣经等，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宗教题材的艺术品。

2我国生态博物馆的有益实践

古代形态的博物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近代形态的博物馆则是从西方传入并得以逐渐发展。我国博物馆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国外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1986年，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开始在国内传播，例如在《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上，开始引进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包括介绍生态博物馆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文，并发表了我国博物馆理论界对生态博物馆的讨论文章。此后，我国博物馆界开始与国际同行合作，引进生态博物馆模式并使之中国化，海先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对生态博物馆作出如下定义：“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的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和新方法”在我国，生态博物馆格外关注人类学资源丰富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实践首先选择了西南地区的贵州，该省境内现有苗族、侗族、布依族等19个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对外联系较为不便，因而生活方式、民间习俗和文化观念等受外界影响较小，民族文化保存较好。同时，当地气候温暖，山清水秀，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构成一幅幅人间仙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具备发展生态博物馆的良好基础。

1995年，《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重视和挪威政府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并纳入了《1995至1996年中挪文化交流项目》之中。随后，建立梭嘎生态博物馆项目获得了贵州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梭嘎生态博物馆建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深山中，这里居住着一支远离外界，仍然生活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中的苗族群体。这里山高缺水，每年有三个月要到山下背水，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在建立生态博物馆时，当地仍保存和延续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艺术。但是他们没有文字，靠刻竹记事，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一生态博物馆社区内分布有12个行政村寨，社区总面积达到120多平方公里。1998年10月，梭嘎生态博物馆及资料中心建成开放，成为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此后在贵州又相继建立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初步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群。它们不仅代表4个不同区域的民族，而且具有不同环境和不同的挑战。当地民众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固有感情，对脱贫致富和对外界的向往，热情地支持和参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实践。

生态博物馆的思想产生于欧洲的后工业社会之中，是一种深刻的理念，不可能在距离这个时空十分遥远的我国民族村寨中自发产生。在我国，在这些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的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这些民族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但是，要使村庄民众接受生态博物馆，需要走很长的路，进行中国化、本土化的实践。所谓中国化、本土化就是和我国乡村的实际相结合。在梭嘎生态博物馆创建之初，就把帮助民族村寨“脱贫”作为第一任务，因为村庄民众是重视眼前利益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无暇顾及文化的。如果人们必须外出谋生，就是建立起生态博物馆也难以巩固。“这也就是国际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不容易长期维持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保留地如此，新西兰毛利人保留地亦如此”。所以生态博物馆首先做的是运用挪威政府的捐款和我国政府的拨款，进行引水上山、引电上山的工程，并修筑了出山的道路。村庄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村庄民众开始接受生态博物馆的项目，随后生态博物馆又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由村庄民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然后再培训村庄中的年轻人运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开展文化记忆工程。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开始逐步实现，村庄民众的文化主人地位也开始得以实现。

从此，生态博物馆逐渐成为了提高民众文化意识，保护文化遗产所在地自然环境，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2001年在内蒙古建立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敖伦苏木草原文化生态博物馆，2003年12月，广西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展示中心在怀里村奠基。由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怀里村目前仍保存、延续着白裤瑶极为独特、完整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包括染织文化、礼仪文化、制度文化、铜鼓文化、丧葬文化、建筑文化等，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广西境内处于封闭、偏僻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独立、缓慢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民众生活水平的相对低下，民族文化保护状况较为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与背景下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探索在落后地区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2006年，在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建立了布朗族生态博物馆。近年来，新疆、福建、湖南、黑龙江等地也陆续提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目标和构想。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着经济落后、文化丰富的特点，正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地区。这些已经建成的生态博物馆，开始承担保护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蒙古族、汉族等多种文化的任务。

多年来，学者们对生态博物馆的性质、信念、价值观、目的、特点、工作方法、组织建置和管理体制等课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和讨论。概括而言，生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征，一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二是强调原地保护展示和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三是在发展中保护，即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与发展。针对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创造的经验，项目科学顾问D.M.布斯特(D.M.bust)先生和我国同行一起研究提出了《六枝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6、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些实践原则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更好地尊重村民的主人地位。

人类对自身的文化遗产，从任其自生自灭，到开始自发保护，再发展到全球性协作保护；从对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展到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期间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类社会对自身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化。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少数民族地区对自身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失，正在加速着民族文化的丧失。由此，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成为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文化战略。生态博物馆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有所不同，有着更广泛的含义。传统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与之同时发生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本理念之上，即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环境之中。因此，生态博物馆不是一座建筑、一组建筑群，而是一个社区。例如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地域概念，不仅指堂安侗寨，而是包括所临近的8个侗族村寨组成的生态博物馆社区，约50平方公里。从这种意义上讲，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面积。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将三江境内苗江15公里流域范围内的高定、独洞、座龙、岜团等村寨列入生态博物馆范围，保护范围内侗族传统建筑文化底蕴丰厚，其中包括风雨桥13座，鼓楼26座。

生态博物馆往往不具有确切的地理分界，可以位于一个聚落、一组村庄、一座城镇，其范围可能是它的核心区域，也可能是它的全部。生态博物馆空间的内容“与传统博物馆或遗址博物馆相比则更加复杂，它是自然与人文、有形与无形的结合，包括自然环境的一切因素，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一切物质生活方面，以及人的习俗、传统、观念、仪轨等一系列非物质形态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社会――自然的完整系统。整个系统是作为遗产存在的，而内部的各项因素既可以作为单独的遗产存在，也可以作为整体遗产中的一个要素而存在”。[10]壮族是广西的主体民族，在靖西县旧州街，壮族刺绣、织锦、土司遗存、民居建筑、山歌艺术、壮剧、木雕、节日等民族文化保存的丰富性、完整性使之成为壮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像这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村寨，在我国的边远地区还有很多。在这些生态博物馆中，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系列要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生态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走出神圣的象牙塔，将博物馆特有的保存与延续理念带入文化和历史得以创造的原初土壤中，那么，将传统博物馆工作的重心由馆藏文物转向内涵更广泛、层面更多样的文化遗产，则是博物馆领域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的积极实践。

2008年10月，“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贵阳召开。会议代表认为，乡村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长期相互作用的共同作品，是人类活动创造的并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体现了乡村社会及族群所拥有的多样的生存智慧，折射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区别于人类有意设计的景观和鲜有人类改造印记的自然景观，是农业文明的结晶。乡村文化景观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保存着民间传统文化精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乡村文化景观所蕴含的自然和文化多样性是未来理想生活的活力源泉，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鉴于乡村文化景观的性质和特征，倡导保护乡村文化景观，应当注重保护乡村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川泽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村落的居住环境，保护村落文化记忆，保持村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实现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时的整体保护。鉴于乡村文化景观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仍然在继续发展和不断变化，倡导尊重乡村文化景观的演变特性，延续村落的文化脉络，维护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村民是乡村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的重要力量，重视村落发展诉求，维护乡村文化景观发展途径的多样性。

2010年8月，笔者考察了贵州黔东南地区的数座侗族村落，看到经历了千百年变迁的侗族地区，正在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进步，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也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可喜的是，这里青山绿水的秀美景色犹存，人们仍然享受着良好的居住环境。究其原因，正是侗族民众世世代代，不论在村落选址建设，还是在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利用方面，始终顺应自然规律的结果。世代居住于此的侗族民众，选择在依山傍水的坡地上建设村落，这样可以不占耕地或少占耕地，特别是不占良田，这是侗族营造村落和修建房屋的基本原则。侗族民众在选定和营造村落以后，对于土地总是渐次开垦，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为原则。在水资源的利用上，侗族村落周边有着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侗族民众在溪水中所筑堤坝的高度和所拦截的流水量，都以满足其村落农田灌溉的需要为原则，而不超量堵截水源，以保持溪河下游流水不断，使下游的民众也可以正常用水。在村庄内，村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石板砌成道路。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交通堵塞、空气污染、水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正在日益困扰着城市生活的时候，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侗族村落，却维持着越来越让城市居民羡慕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共存共荣的道路。

地扪侗族村寨，位于黔东南州黎平县茅贡乡的大山深处。清水江的一条支流从村中弯曲而过，将母寨、寅寨、模寨、围寨、芒寨等5个自然寨分成了两大片居住区域。全村人口500多户，2300多人。根据地扪侗族古歌传唱的内容可知，早在唐代人们就在此居住。地扪积淀着千百年来的侗族风情文化，淳朴浓郁，原汁原味。“饭养命，歌养心，酒养神”，在这些密切的交往活动中，地扪村民世代相处和睦，团结友善，热情好客，构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旋律。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加强了与相关高等院校、文化研究机构的合作，成为研究侗族人文生态，学习侗族语言，了解侗族戏曲、侗族音乐以及侗族传统工艺的工作基地，收集整理和储存各种文化记忆，促进当地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香港城市大学师生3次造访地扪村寨，研究侗族鼓楼的传统建造技术，记录侗族口述历史，并与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少数民族档案库”。地扪村寨文化旅游一直秉承和谐发展的理念，即不能在异化、透支文化资源赋存的基础上发展旅游，而是要在符合自然和人文生态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地开展民族村寨和侗族文化的生态旅游，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村寨民众达成利益共享关系，实实在在地促进当地民众提高收入、保障就业，从而达到保护乡村生活方式、保护乡土文化的目的。

近年来，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重点帮助村寨民众培育生态种植养殖业和传统手工业，以推动当地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手拉手”活动别开生面，活动的一头是城市家庭，另一头是乡村家庭，通过农产品的直销，使两个家庭建立起经济关系和社会情谊，用“一袋米”架起城市与乡村互动的桥梁。2009年秋天，香港、北京、广州的一些家庭，开始收到一袋来自地扪的有机红米。红米装在自造的土纸做成的袋子里，袋子上标识着米的产地、重量、品质，以及生产者的名字。这是一袋真正的绿色生态有机米，从播种、育秧、施肥到收割，全程由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进行质量监控。从脱粒开始，进行评定等级、包装、编码，建立完整的档案，然后通过物流发送到城市的家庭。这些家庭是与地扪村寨农户建立“手拉手”活动中一对一联谊关系的家庭。为了加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促进双方了解认知，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牵线搭桥，帮助更多地扪村民参与有机红米示范种植，并与相关城市家庭建立稳定的关系，实现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手拉手”结对直销，通过组织消费者到访生产现场参观考察，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机红米只是地扪物产走进京、穗、港家庭的第一步，今后家织布、手工纸、茶、油、家酿酒等绿色产品，也将通过一对一的直销方式走进城市家庭。（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周鸿．生态文化与和谐社会[J]．光明日报，2006-07-24（9） .

[2]向云驹．原生态文化是生活中的文化[J]．中国艺术报，2007-06-15（6） .

[3]鲁娜．中国民居五书：记录的不仅仅是建筑[J]．中国文化报，2010-06-03（10）.

[4]宋向光．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对博物馆学发展的贡献[C]//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53.

[5]海伦娜・弗里曼．没有围墙的博物馆[J]．国际博物馆，2006（2）：55 .

[6]黄春雨．理想与现实――生态博物馆必须的对接[C]//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62 .

[7]杰拉德・柯赛．从向外延伸到深入根髓：生态博物馆理论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事业[C]//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155 .

[8]张涛．反思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瓶颈[J]．中国文物报，2006-06-23（5）.

[9]杨福泉．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对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启示[J]．中国文物报，2006-06-23（5）.

原生态保护篇2

 

关键词：原生态 民族艺术 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二、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 

由于原生态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一直处于被主体文化忽视的边缘地带，所以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但其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总和，一直引导着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所以，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保护这一民族的精神核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从研究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其寻求的是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的文化特征。在文化研究，特别是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应当从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艺术形式和神秘的文化入手，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了解最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

原生态保护篇3

原生态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原生态文化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成为人类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原生态文化概念的

内涵及价值认识

黔东南州于2001年到2002年间在我省首先提出了原生态文化概念,并把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商品、一种旅游资源加以保护,对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传承价值展开研究。当时提出了“原生的民族文化、原始的自然生态、原貌的历史遗存”这一旅游文化概念,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在凯里学院专门成立了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对这项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关于原生态文化概念的定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原生的民族文化,第二是原始的自然生态,第三是原貌的历史遗存,也就是民族的、自然的、历史的概念。

原生态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之后,紧接着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原生态文化价值的问题。原生态文化的起因、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专家的研究和对这种价值的提出,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从价值的可用性来说,起因主要是背包族和游客通过走村串寨提出了原生态文化的价值需求及可用性(旅游需求价值)。

价值首先是一种交换,没有交换就没有价值。而交换是一种群体对另一种群体的需要。专家、背包族和游客发现了原生态文化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城市人又感觉到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愉悦心境的生活方式,这就必然会产生交换,并因为交换产生了价值。现在我们认可这种价值和保护这种价值,是在城市的人们需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如果原生态文化始终隐藏在深山老林里,没有被人发现,那就谈不上交换价值,而只是一种无形的价值形态。

城市人的生活需要决定了这种原生态文化的价值。今天我们生活在城市,有些人还生活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城市喧嚣的生活环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质量,很多人对自身发展的空间产生了否定,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从自然来到现代,现在又希望从城市回到农村去,从现代回归自然,这是一种生存的环境、空间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过去原始的状态。这两种东西,一种是需求的要求,一种是存在的价值。因此原生态文化的价值主要是从生存质量和空间质量上来理解的。

原生态文化保护的紧迫性

对原生态文化如何实行科学的、有效的保护,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地方领导的角度出发,我们与专家、学者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都是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在我省各级干部中,就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族等多种民族成分。通过这批主体看原生态文化的流失,我们可以看到原生态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今天,在他们身上,原生的民族文化已经或正在消失,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都看不出来了。例如我本人是仡佬族,可是现在别人已经从我身上看不出有多少仡佬族文化了。这都说明了原生态文化保护的紧迫性。

对于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加快对原生态文化保护的立法步伐,依法进行保护。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目前一些地方对原生态的破坏性开发仍然比较严重。二、对原生态文化保护圈的设置应加大力度。通过圈内功能划分,分强度进行保护。三、把“政府主导、主体受益、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单靠任何一方面都是做不好的。各级政府要加大发挥主导作用的力度,让广大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在保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辨证地认识原生态文化的

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如何辨证地认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科学、有效地做好原生态文化保护、开发工作,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对原生态文化进行适度开发是保护的一种手段,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通过对原生态文化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体现其传承文化(祖先文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提升群众对自我传承文化的认知度,增强自我传承文化的自豪感,提高对自我传承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增强自我传承文化保护的精神与经济的支撑,拓展原生态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对原生态文化的最大保护。

我们要保护一种价值,就必须发挥这种价值主体、群体的自觉性。在铜仁地区、黔东南州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最大的矛盾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近年来,许多年轻人为了发展外出打工,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唱着民族歌曲出去的,回来的时候却都穿上了牛仔服,服装换了,歌不唱了。这种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给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为什么原生态民族文化会流失?如何不让它流失?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群众对本民族文化有自豪感,有价值认同感。但是怎样才能让他们有自豪感?有价值认同感呢?人们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民族文化的存在一定要给他带来最大的生存快乐。如果他现在的文化生存状态与发达的文化生存状态比较,不能给他带来一种最大的生存快乐,他是不愿意保护的。特别是经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年轻一代。老的一代可能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而保护,而年轻一代却做不到。老百姓要保护这种文化,就是要在这种文化交换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他的生存需要。而这种生存需要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收入的增加。

如今在铜仁地区、在黔东南州,人们自觉保护村寨,让游客去观赏他们唱歌、跳舞、参观村寨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展示所产生的收入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土地上劳动的收入,有时甚至大大超过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这就能够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保护民族文化。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世代居住的木板房、竹楼更能吸引游客、能获取更大的传承价值,而改造成砖房后由于没有特色反而失去了吸引力。因为砖房在这种文化形态中是没有价值的,在砖房开设的农家乐,游客是不愿意去的。

铜仁地区原生态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如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全区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2项,部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5个、省级民间艺术之乡10个。其中尤其以梵净山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更为神奇、独特。目前我们首先通过对梵净山旅游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把保护圈和开发圈有机分离,并专门成立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地区风景名胜管理处,各司其职。其次,建立原生态文化保护协调机构,全面普查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建立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教育体系,加强原生态环境保护,营造人与自然融合的环境。为促进对铜仁地区丰富的原生态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工作,先后建立了国内第一座傩文化专题博物馆,设立了中国思南土家花灯艺术陈列馆,积极筹建萧笛艺术博物馆,成立石阡木偶戏抢救领导小组,等等。第三,以旅游为抓手,进行适度开发,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铜仁地区坚持把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以开发促进保护,保护推动开发,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打造“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原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大力发展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原生态文化资源开发、优化原生态旅游发展环境、构建原生态文化旅游跨越发展的平台。

原生态保护篇4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wwW.133229.COm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3]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4]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n].中国文化报， 2001－07－13.

原生态保护篇5

随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容量已经不堪重负，脆弱的生态系统也遭到致命的打击，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旅游业迅猛发展，加上缺乏规划和管理，国民生态意识较差。有的风景区出于经济目的，热衷建设，盲目扩张；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废渣、废物剧增。有的地方在风景名胜区邻近盖工厂、办企业，甚至在景区违法进行采煤、采矿生产，浓烟滚滚，污水横流；如较为典型的海南五指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开发建设小水电站案件，云南绿春黄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建设水电站案件，内蒙古大青沟部级自然保护内非法建设空中索道和旱地滑道等旅游设施案件，河南黄河湿地部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违法建设交通设施案件。

二、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1规划先行原则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分区的特点和要求，依据资源类型、景观特色、环境条件，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编制生态旅游的总体规划，提出旅游发展战略、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及保护管理措施、确定接待容量等，经专家评审并提交规划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实施，严格执行。拟建设的各类项目，均需经相应程序、组织相关单位和领域专家会审，有效防止建了拆、拆了建及其他公害的发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良性循环。

2适度建设原则

坚持服从规划、高效利用的指导思想，建设规模与游人容量相适应，对自然保护区现有的管理设施、野外保护设施及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等进行改造与利用，旅游设施建设不能超出环境容许的限度，避免盲目性开发；要处理好旅游旺季与淡季的关系，在旺季游客过多时，要利用现有当地农民闲置的空地、房间开发农家体验游、疗养游、采摘游等，有组织地调动当地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旅游，如欧洲几个旅游业较发达的国家，供旺季使用的“补充住处床位”比正规床数还多。这既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也是分享建立自然保护区给当地带来的红利。要建立、引导在区内旅游观光、区外娱乐消费的模式，使自然保护区青山依旧、绿水长流。

3统筹兼顾原则

统筹旅游开发、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按照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要求，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旅游发展生态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化，积极推行绿色环保的开发、经营和消费模式，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旅游产业，建立生态环境与旅游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实现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整体环境，保持乡土本色，突出田园特色，发展乡村旅游。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统筹协调旅游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理顺相关利益为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4和谐协调原则

原生态保护篇6

关键词：草原生态旅游；旅游环境容量；环境保护；法律保障

【正文】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65年，由美国学者贺兹特建议对文化、教育和旅游进行再反思，并提出包含生态旅游含义(ecological tourism)的倡议。即提倡对当地文化与环境最小冲击下，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与游客最大满足的旅游活动。自此，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启了生态旅游的新时代。草原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多功能性。它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净化环境、营养循环、生物多样性和游憩休闲方面对维护人类生存，保持生态平衡起了重大作用，因而草原生态旅游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因为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工作压力也不断增加。所以人们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释放压力，回归精神的宁静，这使得生态旅游在国内异常火爆。尤其是草原的夏秋，香花遍野，芳草依依，迷人的美景使人心旷神怡。因而草原生态旅游也成为现代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一种体现。当前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原则等方面给予很大关注的同时，也为草原生态旅游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学术专家以、旅游业内人士及生态旅游爱好者们一直都在探讨，希望中国能早日出台生态旅游质量标准，促进中国生态旅游稳步、健康、科学发展。因此，从法律层面探讨草原生态旅游的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

一、草原生态旅游概况

草原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之一。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提供资料，我国可利用的草原面积为3.365亿公顷，占世界草原总面积的7.1％左右。而且几乎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草地类型。从热带亚热带草地、温带不同类型草原，泛滥草原（又称河漫滩草地）到高寒草地等，有草甸，有草原，有荒漠。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地，由不同的植物组成，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呈现不同的景观。草原不同于森林、农田，它以其辽阔美丽、多彩而为人们所称赞。正因为如此，草原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草原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十分突出。比如有水草丰茂，原始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若尔盖大草原，有“手摸白云天，脚踏花草地”的空中草原，有保留着少数民族文化遗风和生活习俗的呼伦贝尔东部草原，有“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之称的伊犁草原，有大面积的草原和沙漠，以及有上千大小湖泊的鄂尔多斯大草原，和群山争雄、江河奔流的川西高寒草原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草原，以其特有的风景、地貌和民俗风景吸引着大批累于都市繁重生活压力的人们参观旅游。因此，国内草原生态旅游前景良好。然而，草原生态系统如其他特定生态系统一般，具有自身的群体、群落发展和结构。草原生态系统是草原地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和草原地区非生物环境构成的，进行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基本机能单位。其中，人类活动对这一动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在全国绝大多数草原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系列生态问题，如草原退化、碱化和沙化、气候恶化以及严重的鼠害等等。这是由于人类生态观念不强、盲目发展而对草原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违背于可持续发展道路而造成的生态恶果。我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面积已近18万平方公里，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因沙漠化已丧失了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草原生态形势严峻。传统的草原旅游给当地经济与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了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利益，但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环境、教育、民俗等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甚至旅游部分地加剧了景区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草原生态旅游又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从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不尽人意之处。

二、在草原生态旅游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来说，草原旅游资源，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及独有特色，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则更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草原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力（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有限。作为对生态旅游生态化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的旅游环境容量（TECC），是衡量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数。其内涵为：“某一生态旅游地环境（指生态旅游环境系统）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生态旅游相关者）及未来人有害变化（如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染、 旅游消费舒适度减弱、旅游经济受损等过程）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生态旅游地（或景点、景区）所能承受的生态旅游活动强度，一般量化为旅游地接待的旅游人数最大值”。[1]根据这一概念，不难看出，它是衡量生态旅游环境保育和生态旅游发展之间是否和谐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开展生态旅游时既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又要强调生态旅游活动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据此也可得出：草原生态旅游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旅游环境容量出现偏差。对这一地区的开放就必须谨慎，游客流量和相关活动的开展就必须考虑对当地社区的影响。[2]第二，草原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1、草原生态法律体系不完善。一些从事旅游管理的部门人员和部分学者，往往热衷于资源的开发、景区的规划设计和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分析研究，而不太注重从事宏观的诸如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分析研究，生态旅游法律、法规、政策滞后于生态旅游的实践。[3]在旅游法方面，没有全面规范旅游业的基本法，而且规范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定也存在虚置问题。并且法律运行保障不畅，具体如何落实和操作一直缺乏程序性的落实机制。环境保护方面也没有针对旅游尤其是草原生态旅游这一特殊行业可能产生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必要的规范。这对草原生态旅游的持续健康开展是个巨大的隐患。2、草原生态旅游法律缺乏统一系统的管理体制。当前我国就草原生态旅游管理方面存在着多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管理权限和管理重点，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这就使得草原生态旅游区管理出现不作为、滥作为或者各自为政，极大地影响草原生态旅游的进程。第三、缺乏科学的草原生态旅游法律保护意识。虽然追求健康、亲近自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对于草原旅游资源的开发却存在着“挂生态旅游之名，行破坏生态环境之实”的现象。这也说明人们对草原环境保护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第四、草原生态旅游环境质量标准不健全。因为草原生物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必须有相应科学的质量标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尚未有一整套系统衡量草原生态旅游质量的标准。第五、法律监督不力。有关行业法规亟待出台，监督稽查制度需要建立和完善。[4]

三、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更好的用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草原生态旅游

草原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部分，必然符合生态旅游的较高层次要求。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把生态旅游如下简明公式表示：

生态旅游=感受与享受自然+认识与研究自然+保护与发展自然[5]

原生态保护篇7

关 键 词：原生态民歌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和谐发展

原生态民歌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与某地域或某民族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民风民俗等融为一体，并与特定的传承人、受众、方言或民族语言、功能指向、价值认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息息相关。“原生态民歌”这一概念的出现，笔者认为，是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新定位和理性审视；是由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膜拜和对自我文化的漠视转变为大力强化发展自我母体文化的必然诉求；是在我国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后，对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寻求根的支持的必然选择。

原生态民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的价值超越了时空，是联结着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家园。这些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世代中国人的情感认同，解读着当今民间纯正、鲜活的生存信息。因此，保护原生态民歌就成为时代必然，而对于保护原生态民歌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就成为民众的共同关注。以下是笔者对保护原生态民歌在当前中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几点认识。

一、有利于保护母体音乐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或民族在重大或转折性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再行认定与评估，并据此对古今文化进行整合，构建符合本国、本民族人文精神的发展环境与模式。wwW.133229.cOm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其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是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民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歌的种类异彩纷呈，也就孕育了如今多样而独特、久远而亲切的原生态民歌。民族民间音乐是音乐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所言：“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个尊敬的心态的。”①面对被我们误读太深、渐已淡忘，即将消失却滋养我们已久的天籁之声时，尊重并保护原生态民歌，普及传统音乐知识，弘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就成为我们急需达成的文化共识与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真正理性去关注和保护性地开发原生态民歌，则既强化了自身音乐文化归属、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也为应对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母体音乐战略资源，更为当前我国音乐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也就是说，中国人要搞好属于自己的现代音乐，首先应当学好中国自己的传统音乐。正如中央音乐学院周青青教授在《中国民歌》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歌不仅是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也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基础。”②因此，保护好原生态民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的母体音乐文化。

二、有利于推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产业、旅游经济的发展

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新秀而蒸蒸日上，旅游业成为市场需求而如火如荼，这是人们寻求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也是原生态民歌的发源地、传承地。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不仅为中国的崛起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还为我们留住了那些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遗产。面对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机遇，实施文化扶贫战略，借保护原生态民歌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风，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主流媒体宣传、各级政府的资金扶持，利用某地域或某兄弟民族音乐文化特色来发展旅游经济，将保护原生态民歌、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人们对异地和异民族音乐文化的消费需求，推动乡村建设相结合，对“乐失求诸野”后遗存于广大农村中的原生态民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进行可持续性开发。从而改善民间艺人的生活水平，改良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改变农村的文化贫困状态，最终实现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产业、旅游经济的双赢。纳西古乐为纳西族、丽江古城带来的丰厚回报；南宁民歌节成为广西经济振兴、旅游业兴盛的助推器等，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原生态民歌在歌唱方法、曲调创作、情感表现等方面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其一，从歌唱方法上来看，从《礼记乐记》《东府杂录》等书中所记载的历经数千年总结而成的中国古代声乐理论中，汲取精华；从兄弟少数民族独立、完整的声乐体系中借鉴经验，比如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等，从而推进演唱方法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

其二，从曲调创作来看，原生态民歌的曲调数量可谓浩如烟海，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曲目，要不断传承并成为创新的素材。如孟姜女调、茉莉花调等一些作为母体的时调在我国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发展中所体现的“同宗性”。

其三，从情感表现来看，原生态民歌所唱的亲情、爱情、乡情、友情等具有众所周知的普遍性、本真性、普适性。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相似的人事使那一首首歌曲跨越时空，使“天涯共此曲”“此曲共千秋”“今人未唱古时歌，今歌却被古人唱”成为可能，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兰花花》《茉莉花》等。

四、有利于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淀成的文化传统，将长期作用于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传承传统，需要个性与多样性，需要不断创新。

首先，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传承传统。当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世界共识的时代潮流时，寓教于唱的原生态民歌所讴歌的“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华文化的和谐传统，以及所蕴含的民风民俗、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人文底色，影响着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将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保护原生态民歌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知程度，引发了人们关于音乐文化遗产的思考，增强了传统音乐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只有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适应性转型，进行接续历史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才真正有利于整个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

其次，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个性与多样性。“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原生态民歌曾经是中华民族最为普遍的精神食粮，保护并合理地开发各地域、各兄弟民族原生态民歌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有利于丰富发展我国各地域音乐文化和各兄弟民族音乐文化，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音乐文化品种的个性和多样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王洛宾对维吾尔民歌的垂青、杨丽萍对云南各兄弟民族音乐的依恋等都已为此作了很好的诠释。

再者，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继承。无论是基于传统上的创新，还是源于对不同个性的借鉴，同则不继，异则相生。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冲刷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生态民歌，将继续不断地为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技术、经验和创作素材。这是由原生态民歌质朴、真实、亲近自然，直接源于生活的特性决定的。诸如歌剧《图兰朵》中的《茉莉花》；源于内蒙古民歌《墙头上跑马》的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等。

结语

历史总让人惦记，传统也无法割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谁对历史了解得更透、更多，谁就更有可能有所成就。”

保护、发掘原生态民歌中蕴含着的大量精神文化资源，就是在保护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护民族的文化生产力，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守护民族精神家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增强国家发展软实力的现实所需。历史证明：这一选择是极其明智和负责任的，这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文明的多样性有利于人类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共生。如果我们对这点认识不清，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生存智慧不足。我们必须以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文化发展模式所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来适应环境改变和促进社会发展。

在农业、工业、信息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将长期共存的形态下，在片面追求西化和现代化所导致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双失衡的境遇下，那些在几千年农耕时代里与大自然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耕文化，就如那些在广袤的丛林中还未被发现的不计其数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一样，其中必然蕴含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基因和作用，必将对人类日后物质、精神生活的发展做出难以估料的贡献。

注释：

①原生态民歌为何具有如此魅力.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6日.

②周青青.中国民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第1页.

参考文献：

[1]张伯瑜.音乐流变——传统音乐繁衍与消亡的内在因素.人民音乐，2002年第2期.

[2]田联滔.溯本求源小河淌水.人民音乐，2004年第11期.

[3]杨民康.“原生态”与“原生态”民间音乐辨析.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4]和云峰.质疑“原生态”音乐.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

[5]黄允箴.撞击与转型——论原生态民歌传播主体的萎缩.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

[6]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原生态保护篇8

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末，人们印象中的新右旗就是四个字“偏远、落后”。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观念陈旧、生活原始是不争的事实，就连代表新右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阿拉坦额莫勒镇在外人眼里也是一个大的村屯，体现不出一点现代气息。为了改变贫困和落后的现状，勤劳朴实的新右旗人民在旗委、旗政府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使草原各项事业得以发展，但由于受历史、自然等诸多因素影响，发展速度仍较缓慢，明显落后于先进地区和其他兄弟旗市，形成越困难越落后，越落后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

新右旗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处，是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因拥有“呼伦湖”、“贝尔湖”而闻名于世，是著名的巴尔虎草原的一部分。新右旗地域辽阔，水草丰美，全旗拥有天然牧场2.05万平方公里，占全旗总面积的81.2%，境内草场植物种类达62科229属448种之多，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畜牧业成为全旗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旗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进入21世纪，由于牲畜头数的连年增长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新右旗牧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往日“靠天养畜”和偏重数量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旗委、政府果断提出，经济要健康发展，畜牧业必须实施“收缩战略”、“生态战略”，草原休养生息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002年，新右旗五大班子审时度势，提出了“生态立旗 、畜牧业稳旗、工业强旗、旅游业兴旗、口岸活旗”的发展思路，以小城镇建设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掀起经济发展的高潮。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助推器，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要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两者并进。新右旗具备了发展工业的矿产资源优势，已经发现大型银铅金属矿 2 处，大型铜钼矿 1 处，中型银矿 1 处，铅锌、银锌矿 1 处，小型矿床及矿点数 10 处，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十多种，并且储量大、品质高、易开采，丰富的资源为我旗发展工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走工业化道路是我们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

工业发展让百姓得到了实惠

实践证明，新右旗立足于“一眼望三国”、“一地靠三边”的独特地理优势，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国家重视加强同俄蒙经济技术合作和自治区重视东四盟市发展的战略机遇，审时度势，结合旗情，以“没有优势创造优势，没有亮点创造亮点，没有机遇创造机遇”的豪情壮志，发扬“求实创新、迎难而上、奋勇拼搏、敢于胜利”的新右旗精神，按照 “生态立旗、畜牧业稳旗、工业强旗、旅游旺旗、口岸活旗、文化名旗、科教兴旗” 的总体思路和 “工业发展、人口转移、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发展定位，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培育壮大“石油业、有色金属开采业、畜牧业、旅游业、口岸经济、绿色能源、煤业、渔业”支柱产业，使全旗经济社会走上了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旗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之路，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变，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验了“无工不富”的历史笺言。

据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到2010年10年间，新右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9倍。 2010年全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15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3.3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35.58亿元，其中：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34.6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7.18亿元，10年中分别增长76.6%和122倍、5.4倍，三次产业结构为7.3 : 77.1 : 15.6。2010年，全旗财政收入（原口径）100224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18元、牧民人均纯收入9057元，10年中分别增长89.4倍、1.7倍、2.2倍。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0年间增长80.8%，达到28.1平方米。全旗电话普及率为每百户59部，移动电话普及率达每百人115部，互联网络用户占全旗总户数30.4 %。

2010年，全旗1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58.8亿元，同比增长42.9%。其中，石油开采业实现产值17.1亿元，有色金属采选业实现产值39.4亿元，肉食品加工业实现产值1.1亿元，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值9,548万元。与此同时，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国家产业和投资政策，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6,413.7万元。跻身于首届“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100个县”行列。旗政府所在地阿拉坦额莫勒镇形成了“五横六纵三出口一环路”的市政路网框架，民生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看病、居住等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10年来的发展，得益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工业成了全旗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成为带动三产、推动一产的强劲动力。

推进工业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和谐并进

草原是牧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草原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牧民的生产生活。然而几十年来，全旗的牲畜迅猛扩张，牲畜由1949年的38.9万头只增长到200多万只，即使在正常年景牧草也基本上被“啃光剃净”。尤其是近年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正视这一现实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和建设，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而，近年来，旗委明确提出了实施以“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围封转移战略。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4529万元，实施了禁牧休牧工程、绿色通道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生态移民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工程。

实践中，人们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单靠畜牧业，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牧区推进工业化，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牧区建设，多渠道转移牧民就业，引导牧民进城入镇，让分散定居的牧民在城镇定居，并在城镇实现就业，这是转移牧民就业、富裕牧民的有效途径。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观念，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并非工业活动的必然结果，只要控制在自然环境容量的限值内，不超过自然净化能力，其负面效应不会造成对社会和人居的压力，从而实现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认识到发展的环境压力，并不是要减缓我们的发展速度，那种认为只有经济零增长才能保护环境的观点早已被现代文明的实践所抛弃。因此，我们在发展中要注意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妥善处理好工业废气、污水和废物的排放问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城镇发展的必然进程。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实现新右旗新的跨越，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做大经济总量、增强经济实力，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实现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第一，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改变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索取对象的观念，树立起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基础的观念。要辩证认识物质财富增长与人类全面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是对人类全面发展的直接残害，要树立绿色GDP观念，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赢。第二，要让公众的知情权、异议权得到保证和发挥。公众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及时纠正失误，也有利于对失误及时补救。今后，我们要在草原立法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的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公众有提出异议和建议的权利和渠道。第三，政策制度的执行要有刚性。建立健全草原生态监理监督检查查处机制，对草原上一切非法经济活动，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以法治手段进行规范，做到依法保护草原生态。第四，积极引导矿山企业绿色生产，做到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政府要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起生态环境税的统收、统支、统管制度。要综合利用财政、投资、信贷、价格等政策手段调节影响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自觉树立节约资源、主动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第五，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通过发放草原补偿金、提高草原监理人员待遇等方式，调动草原监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要实行有偿开发，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健全各种资源有偿使用和合理补偿机制，形成可全面反映资源状况的价格机制，有偿开发草原。第六，培育适合本地区的产业。目前，资源型企业开发的多是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资源一旦开采殆尽，将无法再生。因此，面对有限资源，必须科学合理地加以利用并保护好物种种类。而对可再生资源――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是很科学合理的，应该加大开发利用的进度和力度。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在巩固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的基础上，以项目为依托，以产业为导向，提质扩容增效，着手培育和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接续产业，促进传统工业替代升级，规划建设旗域工业经济带，推进新型工业化体系早日形成。第七，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信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的质量。因此，要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制度，让大家知道他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生活的环境质量是否安全，尤其是气象、环保、农牧、林业、水务部门，要对气候、水源、草原植被的主要指标进行密切检测，及时报告有关指标的变化动向，做好前期预警工作，提早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第八，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要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要善于学习其他地区保护治理生态环境的经验，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切实保护好环境，从而实现工业化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和谐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