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5 23:17:05
原生家庭论文篇1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著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 一 ）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
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 二 ）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否则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应以《刑法》规定的有关家庭暴力罪名为基础。可以适用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罪名主要有：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伤害罪是指必须给被害人造成达到法定伤害标准的伤害，包括轻伤、重伤。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是指以暴力手段干涉他人结婚和离婚自由的行为。④我国刑罚的有关罪名基本涵盖了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家庭暴力行为方式的基本范围：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伤害行为、长期的暴力行为以及长期的精神伤害、拒绝抚养行为和暴力干涉家庭成员的婚姻自由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应包括符合伤害罪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这些行为不需要情节恶劣作为犯罪的要件，但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 三 ） 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 19 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比如美国 1974 年《联邦禁止虐待儿童法案》规定，对儿童虐待和漠视是指对于 8 岁以下儿童负有监护义务的人对儿童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性侵犯以及对于儿童的无视，从而显示出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受到损害和威胁的行为。⑤这种对于宽泛的家庭暴力范围，受中国文化现实的制约，不适于中国的国情。再如对于婚内强奸的理解，在国外普遍被认为是妇女人权的严重侵犯，有的国家以强奸罪加以惩罚。而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的争议，司法实践的判决也是相互矛盾。 （1995 年姚某诉白俊峰强奸案。法院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婚姻存续期间，强行与姚某生发生性关系，不构成强奸罪。⑥ 1999 年上海青浦法院对一起婚内强奸进行审理，认定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⑦。 ） 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强奸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 四 ） 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性侵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历史发展
“自从有人类所记载的文字开始，家庭一直是其成员进行暴力活动的舞台。”
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统治阶级都曾支持家庭暴力，甚至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合法地位。
家庭暴力首先是阶级不平等的产物。在阶级严重对立的社会中，家庭暴力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作为统治阶级作为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工具。家庭暴力是社会成员地位不平等的反映，也是人类不平等思想的产物。
中国的家庭暴力直接渊源于封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和宗法等级制度。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封建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从而引礼入法、礼法融合。孔子从等级名分角度论证礼的价值，强调“必也正名乎”，⑨正名的具体要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国则君臣等级森严，在家则父子、兄弟、夫妇尊卑有序，从而形成中国的父权和夫权的观念。汉代的董仲舒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出发，将孔子的理论阐发为三纲学说，即“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⑩。
为了加强封建意识的控制，统治阶级还通过立法直接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合法性，从而巩固三纲学说。元律规定“诸父有故殴其子女邂逅致死者免罪”。明清法律规定“子女违反教令而依法处决，邂逅致死者无罪”。如非理殴杀，法律虽然认定有罪，但处罚极轻。封建法律还确认翁姑可以对子媳行使父权，如殴骂翁姑即为不孝，其翁杀之无罪。为了确保父权的统治，汉朝以来的法律都规定了“七出之条”。凡此七种情况，丈夫可以任意休妻，妻子如去控告丈夫即使属实，也要判罪，作为对“干名犯义”的惩罚。⑾
总之，中国封建法律为确认父权和夫权的统治，都规定对于父母殴打子女，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不予惩罚，造成死亡才予以轻微处罚。这种规定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经过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教化，人们的头脑里逐渐接受了父权和夫权的观念，从而形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成员人权的漠视，对于家庭暴力容忍的观念。
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统治，早期的古罗马帝国在法律中确立了家父权制度，规定子孙有接受监管和惩戒的义务，家长对家子行使监护权、惩戒权，甚至有权杀死家子。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和商业的发展，法律对家父权逐步限制，亲情义务逐渐让位于法律的义务。⑿但是，存在着强烈等级观念的中世纪，家庭暴力作为等级差别的产物和反映，一直存在于各个家庭之中。 14 、 15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封建的神权，重新开始对人性、人的价值的肯定。 17 、 18 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开始明确提出人权的观念，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反对封建社会的统治。令人惊奇的是，这一人权的观念并没有冲破家庭蓠障，深入到家庭中，解放在家庭中饱受压迫的妇女。比如法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顺应夫”，“居住地点由丈夫选择，妻子有义务相随丈夫，与丈夫住在一起”。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为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作辩护。卢梭告诫女人要把男人当作主人，“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她们应该把父亲和丈夫的话当作宗教的话加以接受”。洛克认为“男人是强者和能者，妇女要服从丈夫”。由于地位不平等，从而使得人们的权利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能将平等的观念从政治生活扩展到家庭生活。家庭仍然是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的暴力活动的舞台。 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人们重新认识妇女的人权，提出妇女人权只是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关注家庭内的暴力，开始重新审视人权的新观念。
家庭暴力是伴随着不平等的地位和观念的存在而存在的。要消除家庭暴力，必须首先消除人们头脑里的不平等观念。即使在阶级矛盾缓和的社会，如果人们头脑里的平等意识尚未建立，家庭暴力作为相对独立的上层建筑的反映仍将继续存在。反对家庭暴力的价值在于建立全体人类真正平等、安全和互相尊重的人权新模式。
三、家庭暴力的原因
（ 一 ） 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⒀
1. 西方学者研究家庭暴力产生的因素
（1） 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 暴力循环周期因素。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调查人员对 13 岁一组的小孩进行家庭暴力调查时发现，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比未遭受家庭暴力的父母，对孩子进行暴力惩罚的比率要高 57% .父母之间的暴力也被证实与对子女的暴力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妻子实施暴力的丈夫对子女也实施暴力的比率比不对妻子实施暴力的丈夫高 37% .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的暴力和婚后配偶之间的暴力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成长的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比率，比在没有暴力或很少有暴力的家庭成长的丈夫要高 600 倍。
（3）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 社会压力因素。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 社会交往障碍因素。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除了以上的因素，不同的学者通过各自的实证调查还发现和证实了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其他因素。比如庞大的家庭规模，体重偏低的婴儿，儿童的早熟，父母子女之间缺乏沟通，曾经遭受过其他的社会暴力等因素。
2. 家庭暴力原因模式
学者运用实证调查的数据，通过分析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家庭暴力原因模式。
这些模式主要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家庭暴力的原因。
（1） 施暴者的个体模式。学者从施暴者的主体人格障碍入手，探求和家庭暴力之间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注重发现个体的精神障碍，过度酗酒，吸毒以及其他社会越轨行为的关系。
（2） 社会病态模式。这种模式更倾向于从家庭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的压力来研究家庭暴力的原因。它还注意家庭日常的矛盾冲突的积累、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对于施暴者的影响。
（3） 社会文化模式或社会生态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从宏观上进行分析。家庭暴力被视为与家庭成员地位不平等、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
（ 二 ） 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 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影响我国家庭暴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结果显示， 45% 的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有其自身的原因。⒁特别是在封建观念较深的农村，家庭暴力的产生大都与父权和夫权观念相联系。这一落后观念另一负面的影响是受害人对于家庭暴力的容忍和麻木，从而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上海妇联对 100 名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进行调查，只有 22 人想到向有关机关进行控告⒂。”
（2） 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⒃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社会生活压力与中国对子女的家庭暴力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历史的原因，下岗的工人多数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这一生活的现实，加上大量独生子女的存在，使得很多家长都对子女提出过高的要求。由于我国教育水平的限制，大多数的学生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父母“望子成龙”和子女“不思上进”的矛盾冲突中，很容易演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原生家庭论文篇2
[关键词] TRIZ；家庭教育；教育模式；教育
[作者简介] 黄曼莹，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物联网与计算机应用，广西 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 G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3）03-0042-0002
《南国早报》最近刊出的漫画发人深省：中美的家庭教育对比，中国家庭注重培养孩子成才，美国家庭重视培养孩子成长。在独生子女遍布的今天，“一个孩子+六个家长”的“1+6”的成长环境，“小皇帝”、“小公主”们得到了太多的宠爱，孩子只管学习，其他一概不闻不问。“马加爵事件”令人震惊，这背后所隐藏的传统家庭教育模式的软肋也随着马加爵案件凸显出来，传统的家庭教育偏重于对孩子智力的培养，忽视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孩子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基地，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应该把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当成家庭教育的基础来进行。本文基于TRIZ（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理论，对家庭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利用TRIZ理论分割、抽取、变害为益、复制等发明原理，结合TRIZ理论的技术系统的提高理想度法则、减少人工介入的进化法则和动态性可控性进化法则等，对家庭教育的创新实践模式进行探讨[1]。
一、TRIZ理论与家庭教育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是家庭教育的基础。教育口号常常喊着“把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传统的家庭教育由于受到我国教育现状的影响，把对孩子的智育教育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忽视了对孩子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帮助与引导，孩子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多为“读好书、上名牌大学、找份好工作”的模式。利用TRIZ理论的结合、平衡、均势等发明原理，把培养孩子的“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同时进行，融合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进行教育，避免过分重视智育的失衡情况[2]。
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到现代的“知识改变命运”都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中，父母由于工作压力较大，没有很多时间和孩子多沟通，而爷爷奶奶辈为了弥补以前对自己孩子的关爱，对孙子辈是疼爱有加，恨不得把天上的月亮都摘下来给他（她），“读书”的孩子在“1+6”的家庭中往往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一般的位高权重：只要学习好，没有什么不可以。结合TRIZ理论技术系统进化法则，家庭教育应趋向于动态的发展势态，改变当前“学习好就是一切”的落后的思想观念，把家庭教育的模式向着适应性、流动性和可操作性增加的方向发展。
二、TRIZ理论融入家庭教育的实践模式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不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把TRIZ理论融入家庭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方面，创新家庭教育模式。
（一）TRIZ理论融入家庭教育的教育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内容无处不在。依据TRIZ理论的分割、抽取发明原理，把教育内容分割成细小的部分，融入到孩子日常生活中，抽取重点，结合生活实际，随时随地进行教育，把教育贯穿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比如，孩子小时候走路摔倒，不要马上把他（她）扶起来，也不要怪椅子不好地不平，可以在这时候进行抗挫折教育，平静地告诉孩子摔倒不要紧，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看似简单的生活问题，孩子在摔倒爬起的过程中领会到人生的路途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必须学会坚强地面对失败，而爬起则是赋予孩子自信的力量，使孩子明白自己完全有能力直面失败，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整装待发，接受新的挑战。
在家庭教育中，生活中的反面“教材”同样可以适用，利用TRIZ理论变害为益的发明原理，利用反面“教材”的有害因素取得积极的教育效果。《论语》中的“见不贤而内自省”说的就是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犯了和他（她）一样的错误，若是有错误就及时纠正。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经典有：《大学》、《中庸》、《老子》、《论语》、《弟子规》等，结合TRIZ理论的复制发明原理，使用现有的、简单的经典故事，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弟子规》经典故事讲述了许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生哲理，“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非常生动而有益的故事，通过这些经典故事教育孩子要做个有德行、孝顺父母的人，做个讲信用、懂礼貌的人，做个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南宁市已经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孩子通过诵读经典来感悟经典，进而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践行经典[3]。
玩是孩子的天性，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游戏、玩具、朋友越来越多的时候，外界的诱惑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就经常表现出做事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对时间的管理越来越差。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融合TRIZ理论向微观级和场的应用进化法则，教育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掌控自己的时间，首先让孩子学会把大块的时间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时间来进行管理，然后帮助孩子提高每一小块时间管理的效率，增加高效管理小块时间的数量，进而实现高效时间管理的目的。要让孩子学会进行高效的时间管理，依据TRIZ理论减少人工介入的进化法则和动态性可控性进化法则，在帮助孩子进行时间管理的过程中，慢慢减少父母的帮助，逐渐让孩子自己安排每一小时间块的用途，若是效果不佳，就及时介入，和孩子一起探讨，改善他的时间规划，进而实现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的目的。
（二）TRIZ理论融入家庭教育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家庭教育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依据TRIZ理论的自服务发明原理，父母通过自我教育，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综合素质。“身教重于言教”也强调了父母身体力行的重要性，父母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能较好地组织和实施家庭教育。父母健康的身体素质，是孩子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的前提，良好的体魄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运动心理学中心主管特伦特·皮特里和其他研究人员以得克萨斯州5所中学的1200多名学生为对象研究发现，“孩子身体越强健，考试分数越高。”不仅如此，身体强壮的孩子，具备良好的注意力和高效的记忆力，德育、美育等方面的学习能力都比较强，因而，在德育、美育等方面也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效果。父母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好的品德素质、较高的文化素养也会对孩子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知识面越来越广，在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与父母在思想观念上难免会产生冲突。由于孩子和父母关系亲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会暂时处于无效的状态。根据TRIZ理论的中介物发明原理，这时候应该让亲戚、朋友或者老师帮忙传递或完成家庭教育。利用TRIZ理论的有效行动的持续性发明原理，父母在平时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结合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应该在当天、第2天、第3天、第7天进行强化教育，以保持教育效果的持续性。
（三）TRIZ理论融入家庭教育的教育环境
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家庭的父母蛮横专制，不尊重孩子的意见，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要么经常与父母顶撞，形成叛逆的性格；要么委屈接受父母的意见，形成懦弱的性格。良好的家庭环境，并不是指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而是指给孩子创造一个轻松、和谐、平等的生活环境。结合TRIZ理论的提高理想度法则，孩子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体的结合，有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做错事的时候。理想度是指孩子做好事情和做错事情的比值，根据TRIZ理论提高理想度法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努力提高理想度水平，即提升孩子做好事情的概率。依据TRIZ理论的普遍性、复制发明原理，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批评的环境中，孩子很快就学会了谴责；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满友善的环境中，孩子在生活中就学会善待他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中，孩子就学会了尊重他人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自；如果生活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中，孩子就会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
三、结 语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把TRIZ理论的普遍性、抽取、分割等发明原理，依据TRIZ技术系统的向微观级和场的应用进化法则等，融入到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环境中，可以实现良好的家庭教育，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谢有琪.从思维模式看中英家庭教育的差异[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7）.
[2]陈文.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与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4）.
原生家庭论文篇3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著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成因 对策
Abstract ：The act of violence among kinsfolks takes place in family’s violence . The serious family violence has endangered the victim’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as infringed the victim’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day by day, have destroy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caused the extensiv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order to offer in an all-round way , more concrete , more proper assistance of victim of violence to the family,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social effect , must set up the law , society , society of psychology every aspect and support the system . The research of the violence of Chinese family exists insufficiently, is not merely shown as government’s decision department and ordinary masses’ neglect of this question, still display it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lack the data investigated about family’s violence real example, thesis about family’s violence and writing rarly. In practic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s of people and changes of the society, the violence crime hidden in the family reveals out apparently gradually, the report about incident of violence of family is frequent day by day. This kind of state not merely requires the decision depart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question, require the academia to study and offer a standard of violence to the family even mo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 example , analyse the reason of family’s violence ,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 offer the basis in theory for the fact that the legislative body makes and improves the law about family’s violence crime. Because of this, I launch describing on this question, am in the hope of casting a brick to attract jade, hope more scholar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violence question of China .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 ？” 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 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 19 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强奸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 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性侵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 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 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 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 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C、 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
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分析，有 75 起属于此种情况，占 29% . 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 55 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 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
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
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 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
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 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 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
教育水平低下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家庭暴力是对大多数家庭潜在或者现实的威胁，因此对于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4 社会调解机构作用的发挥。
重视社会调解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中国历来具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对于家庭矛盾的调解，具有防范犯罪、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而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5 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作为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被害人，在经济上负担不起法律帮助的费用。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能重视这一问题，建立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肋的机构。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比如妇女权利法律语音热线，北大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等。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结语
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一段期间内仍将会存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和救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尽管新婚姻法较之以前更进一步完善，但消除家庭暴力仍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来抵制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将不再是“家务事”，“清官也能断家务事”了?而新的婚姻法总结旧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纳百家之言，集万民之智，作出了修改和补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所谓“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注释：
① SeeRichardJ.Gelles, ? DomesticCriminalViolence, ? inMarvin E.WolfgangandNeilAlanWeiner,ed., ? CriminalViolence ? (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2)PP.202.
②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 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4 页。
④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的转型》，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6 页。
⑤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8 页。
⑥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⑦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2001.9.62-63
2 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1997.93-94
3 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南京,2001-11-25
4 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1年4月29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5 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2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6 参见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原生家庭论文篇4
关键词：家庭暴力 伦理道德 舆论监督
家庭暴力不仅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还直接或间接地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伤害和威胁，严重的家庭暴力还会对创建平安社区、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描述家庭暴力现状和分析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源于调查访谈基础上的家庭暴力现状
本次调查总共随机发放了100份问卷，实收99份，有效问卷99份。其中性别分布：男生69.6%人，女生30.4%人；年龄分布：12岁45.5%，13岁48.5%，14岁6%；生源地分布：城镇63.6%，农村36.3%。学历分布：小学 4.5%，初中 31.3%，高中 40.9%，大学以上 22.7%。本次调查关于家庭暴力现状得出以下结论：
1、家庭暴力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未处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人数为43人，占总人数的43.4%；处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人数为56人，占总人数的56.6%，其中“有，而且次数很多”的人数为10，占总人数的10%。
2、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是躯干虐待、言语羞辱。
调查得知，“徒手或用工具打”、“言语羞辱”这两种形式仍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但是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形式所占比例也不容忽视，有14.3%的人曾经被父母“不予理睬”，有13.2%的人曾经被“限制与同伴交往”。这些冷暴力形式虽避免了子女的皮肉之苦，但对子女的人格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3、很多人对家庭暴力认识存在偏差。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传统，家长对子女拳脚相加、恶语相向被认为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许多人都不把它们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认为只有像媒体披露的一些极端案例才能算是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来加以分析：
（一）宏观原因
1、传统伦理道德中 “男权”和“父权”文化的浸染。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家长制还残存在部分人的头脑中。很多丈夫对妻、子的占有、支配意识很强，把妻儿视为私有财产。在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下，成年男性是家庭的主宰。这就决定了男女之间、长幼之间在家庭地位方面的不平等性和非均衡性。
2、社会舆论监督不力和媒体导向错误。家庭暴力历来被视为家庭私事，村（居）委会不问，司法机关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媒体错误导向也是引发家庭暴力的因素之一。
3、反家庭暴力法规尚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宪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虽然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不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规范且缺乏细致的规定，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原因
1、父母婚姻关系的裂变。在调查中发现，暴力家庭中父母婚姻裂变的比率为10.7%，而经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这一比率高达20%，而非暴力家庭中父母婚姻裂变的比率仅为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关系的裂变会对子女的健康成长产生阴影。
2、家庭经济压力。在调查中发现，非暴力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明显好于暴力家庭。非暴力家庭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数为55.6%，而暴力家庭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数为69.6%，这一数值比非暴力家庭高出14个百分点，这说明暴力家庭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
3、夫妻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在调查中，53.5%的非暴力家庭中的子女选择“家人之间收入基本持平”，经常遭受家庭暴力的子女选择这一选项的人数仅为20%。与之相对地，50%的暴力家庭子女选择了“父亲”这一选项，这一数值比非暴力家庭子女高出12.8个百分点。以上两组数据说明，家庭成员收入方面的差距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因素之一。
4、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你的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开展友好沟通吗？”的调查中，暴力家庭的子女选择“经常开展友好沟通”的人数为19.6%，仅为非暴力家庭的1/3左右，而选择“几乎没有或沟通方式极不友好”的比率为21.4%，非暴力家庭子女这一选项比率为0%。通过对比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暴力家庭和非暴力家庭在沟通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5、施暴者文化水平不高。在调查中发现，在经常处于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67.7%，母亲为88.9%；在偶尔处于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34.8%，母亲为32.6%；在未处于家庭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25.9，母亲为30.2%。对比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父母的文化水平与施暴频率是成反比的。
除了以上所总结的几点主要因素以外，家庭暴力还与子女的性别、年龄、生源地等方面有一定联系。此外，父母感情不深、自身性格缺陷、就业困难等微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庭暴力的起因。
参考文献：
[1] Kate standle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p.71
[2] 转引自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
[3] 转引自张怀承:《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原生家庭论文篇5
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社会内部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旧式婚姻和传统家庭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热潮，到四十年代为止，先后出版了像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中山书局，1929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年）。钱穆《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家庭》（《人言》1卷29期，1934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 1934年）、董家遵《论汉唐时代的离婚》（《社会科学季刊》1卷1期，1935年）、《论古代法婚年龄》、《我国收继婚的沿革》（《社会科学季刊》1卷2期，1935年）、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1936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1947年）等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著作。进人五十年代以后，因为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学派，遭到批判。这样，领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婚姻、家庭史研究，也相应走向沉寂。一直到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随著整个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给社会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冲击，促使人们把相当多的目光转向对婚姻、家庭等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也连带地推动了史学界在婚姻、家庭史方面研讨的兴趣，每年都有一批文章或著述发表，研究层面也在不断地披展深入。
为介绍方便，下面我们分婚姻史和家庭史两个内容，对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情况，作一鸟瞰式介绍。
一、有关婚姻史的研究
（一）通论性著作
在婚姻通史性研究中，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是一部份量较大、功底厚实的好书。全书54万余字， 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再次重印。其内容按卷分为：总论，包括婚姻语源、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政策；婚姻之形态，内含婚姻与政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冥婚、收继婚。他如婚礼、定婚、结婚。离婚、媵妾、赘婚与养媳，均各占相当篇幅。包涵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的三千余年，既按门类，又照历史顺序，一一加以叙述。本书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对所涉及的史实，均详加考订，从不妄加推断，同时又力图连系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对婚制婚俗的影响并中间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据作者弟弟方生教授在序言中称：该书早于1957年已完成初稿，后因某种缘故，直到30多年后方得与读者见面，其时作者已作古20多年了。所以当我们介绍这部“史稿”时，一方面为作者及原稿所遭受的厄运而深觉叹息，同时也对中华华局支持此书出版，使大家能见到洋洋巨著而衷心地感到高兴。
孙晓的《中国婚姻小史》，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是一部简史性质的我国婚嫁制度、婚嫁习俗史。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则将婚姻和家庭绪合一起，分别从横面和纵面，概述他们的演变。出版于1991年的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主要谈我国古代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妇 女政策的专著，但也辟出篇幅论述婚姻方面的事。此外，出版界为配会社会与史学界研究的需要，还先后重印了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前者属于谈婚姻的专史，后者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其中也对当时的家族。婚姻形态作了一定的剖析。
论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1990年4期）。作者认为，婚礼不只是男女碓立婚姻关系所举行的一定的仪式，而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随著社会的变迁和婚姻形态的嬗替，不断演变，改变内涵。婚礼的产生和演变，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恬方式的变化。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先秦时期，系指我国远古先民们由原始公社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这一漫长的活动年代，在婚姻形态上经历了杂婚、行辈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以及伴随一夫一妻同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接著两汉又加以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对于婚姻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讨论这一时期有关婚姻问题的专著有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等。郑书讨论的是先秦时代的婚姻，彭书就汉代人们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结构、婚龄构成，以及结婚步骤、妇女再嫁、婚姻的法律规定、婚姻思想、婚姻观念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中有一章专谈婚姻。作者首先介绍了我国早期婚姻形态的演变进程，又专就夏代婚姻、商代婚制、家族支配下的婚姻运作礼规作了系统的论述。
属于这一时期的论文也有了不少，比如宋镇豪《商代婚姻的运作礼规》（《历史研究》1994年6期），李衡眉《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2期），陈延嘉《关于（左传）中“蒸”“报”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肖汉平、杨有礼《从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期），陈绍棣《春秋战国婚俗》（《百科知识》1990年4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彭卫《论汉代婚姻关系的构成》（《学术月刊》1985年10期）。《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求索》3期，1988年）等。李眉衡的文章考察的周人昭穆制度和姬姜两姓互为婚姻的做法，认为这里体现了由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台氏族婚姻组织的转变，把区分相邻辈份之间的界限，放在高于区分两个氏族之间成员界限。王小强的论文是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筒《日书》的资料，确认秦人中下层社会的婚姻、家庭生育观，即具秦楚文化交融的特点，又与后世观念有相近之处。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点，可喜的是这十多年来有根大的转变，反映在婚姻史研究上也是一样，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仅发表的论文就不下数十篇，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
发表于198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的叶妙娜《束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侗案研究》，通过对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揭示侨姓士族为保持世族门第，在婚姻上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王连儒《束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一文，著重用实例说明谢氏当家这隆盛时，如何通过与士族联姻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过人们对士族地位的认可，保持和延续族望和门第的整肃。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2期），谈的是北朝士族，因上层政治权力更迭，一些胡人统治者，以及由于获得权力地位上升的寒门势力，也挤进了以崔、卢二姓为代表的士族婚姻圈，反映了固有士族势力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考订了三国时女子婚龄为17岁，男子15一17岁；西晋时女子13一16岁，男子15岁；南北朝时女子13岁，男子北朝14岁、南朝10岁。文章还解释了婚龄降低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关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2期）的论点是：人口状况与家庭宗法观念的改变，是造成人们早婚的主要原 因。早婚对缓解当时的人口稀少，促使大家庭的普遍出现，起到相当的作用。
还有，像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3期），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1期），施光明《晋代妇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历史知识》1988年1一2期），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号），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3期），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著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2期），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3期），易国强《试析两晋南北朝士族门第婚姻形成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3期）等等论文，也都参与了对婚姻问题的讨论。
由于南北朝是一个民族迁徙频繁、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所以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各少数民族的婚姻问题。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考察了北朝鲜卑族婚姻中群婚制残余，妇女社交自由，通婚不论行辈。不重门第，以及表亲婚、交换亲。冥婚、早婚等习俗。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落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一文指出，鲜卑拓跋部贵族婚配，在北魏前期，多限于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到后期，汉族已占有优势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氏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1期）确认，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冲击下，氐族的婚姻也受到激荡，族内婚走向瓦解，实行与汉。羌等族通婚。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4期），在考察了北朝诸民族通婚形式、特点、影响后，认为北朝的通婚形式具有羁縻型、结盟型、进贡型、笼络型、门第型五种形式。各民族间通婚频繁，门阀等级婚被打破，在婚仪、婚礼中融人了不少胡族特点，胡汉、夷夏有别的观念淡薄。北朝的婚姻观。婚姻习俗，一直影响到唐代。
在唐代的婚姻史研究中，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7期），叙述了当时通行的婚礼。婚俗，以及男就妇家成礼、男居女家的婚俗。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4期）和《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两篇文章，实际上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前文是从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论述唐代婚姻风气相对开放，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后文则著重于作社会心态的探索。由于唐代处在一种既“封建”又“开放”的社会情势下，使得唐人婚姻心理亦兼具封建时代共有的婚姻观念，和当时相对自由开放气氛下特殊心理的两种特性。李向群认为唐代皇室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是受到拓跋鲜卑的影响，并具体叙述了这种婚姻的表现形式（《唐代婚媾中的不计行辈 婚》，《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蔡伟堂《关于敦煌画（婚礼图）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1期），根据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41幅相关的壁画，考冀了由盛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婚娶礼俗。金眉《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史学月刊》1993年2期），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全议》（《学术界》1994年2期），梁长根等《唐代传统婚姻道德的裂变溯源》（《社会科学》1994年4期），则讨论了婚姻的裂变问题。
在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到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婚俗的。如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3期），张锡禄《南绍王室婚姻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1期），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析——兼论突厥世系》（《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1994年），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等均是。傅永聚的《历人的涉外婚姻》（《人文杂志》1994年3期）一文，反映了当时外国侨居人士的婚姻情况。
（3）宋辽金元，这一时期的成果，多数集中在宋朝。张邦炜付昏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是把宋代的婚姻放到当时的整个社会，放列唐宋历史变动的潮流中进行考察的一部专著。其内容包括婚姻制度、婚姻观念等。张邦炜在另一写论文中，就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联系唐代。‘婚姻必由谱系”，到宋代“士庶婚姻浸成风俗”，后妃“不欲选于贵戚”和宗室嫁娶。‘不限阀阅”，认为这是风气的大转变，构成宋代婚姻制度的重要特点，表明在社会政治中，已由早先的门阀制转到官僚政治的阶段（《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6期）。与张文相类的还有昊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V《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1期）等，当宋代出现“婚姻不问阀阅”的同时，另一种婚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价值取向，却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3期），揭示了这一动向。在宋代婚姻问题研究中，也有一些是谈婚俗、婚礼的，如刘德谦《交杯酒及其它——漫谈宋朝的婚俗》（《文史知识》1982年4期），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文史》24辑，1985年），吴宝琪《宋代的婚姻》（《历史知识》1986年5期）等。
离婚和妇女再嫁，也属于讨论的热点。代表性的文章有唐代剑《宋代妇女再嫁》（《南充师院学报》1986年3期），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年），呆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年1期）等。在文章中，有人批驳了这么一种观点，即随著宋学的兴起，妇女地位也跟著下降了。可从宋代妇女再嫁人数之多，现象之普迤，并受到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保护，说明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宋代妇女不以再嫁为耻的原因：1、受唐代风俗的影响，贞 观念淡薄；2、婚姻开放；3、战乱之际，妇女难保贞 ；4、金人习俗影响。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则从婚姻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宋代的妇女地位，结论是比前代有较大提高。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1993年1期）、邢铁《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4期），以及盾自斌《咯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年6期），都是从婚嫁财产权和角度考察妇女地位的高低。作者们认为，虽然宋代妇女在结婚、再嫁时，对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并不完整，与男子相比，仍处于从属卑下的地位。有的学者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加以说明，大体南宋不如北宋，南宋前期与后期也有差别。
辽金元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他们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分别活动于东北和塞北地区，有著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有关这一时期婚制、婚俗的文章，多有联系或追溯这些民族固有习俗等方面的。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自蔡美彪于60年代提出部落外婚制观点后（见《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5期）） 80年代，又有向南。杨薇提出氏族外婚制（《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5期），和孙进己的胞族外婚制（《契丹的胞族外婚制》，《民族研究》1983年1期）。 1993年，席岫峰在《历史研究》（第2期）撰文，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他认为契丹的婚姻界限是姓。它起著“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以姓为界，实行两姓婚姻是契丹最主要的特征（《关于契丹婚姻制度的商榷》）。随后，蔡美彪在《试论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中确认，辽朝建国后确立的耶律氏与萧氏，并非古老的氏族或胞族的称谓，也不是部落名称，而是在氏族部落制解体后，互通婚姻的两大集团分别采取的共姓。《辽史》的记录，亦证明两大集团并存的通婚事实。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北方文物》1994年1期），程妮娜《契丹婚俗采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了契丹族的婚制。婚俗，日益增多的民族问通婚，以及婚姻观念。婚龄等问题。
比较起来，金、元两代的文章相对较少。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期），认定女真不存在“妻后母”的风俗，接续婚只存在于兄弟之间。但也有人表示升议，确认女真族有“妻后母”之俗（王叔官：《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2期）。王世莲《金代非女真后妃刍议》（《求是学刊》1992年2期），对金代非女真后妃及其所起作用作了考述。
元代有关婚姻史的成果有王晓晴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5一6期）和《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史学月刊》1990年6期）。前文认为收继婚本属蒙古婚俗，汉人受此影响，采用此种形式。蒙古收继婚包括平辈收继婚和升辈收继婚两种，汉人收继婚多表现为叔嫂收继的做法，在地区上北方多于南方。至于元代的赘婚制，文章碓认乃是因金元招费婚式影响的结果。李逸友对元亦集乃路遗址出土的一份元代晋同婚书作考释，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属于卖身文契一类的束西（《黑城出土的元代婚书》，《文物天地》1990年2期）。张靖龙《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1期），联系了前代的婚俗和贞操观，以及元代社会诘 因素，政府对妇女再嫁所采取的宽松自由态度，考究了再嫁之风盛行的原因。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亦对元代婚姻问题多有论述。
（4）明清时期。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32辑，1990年），对明代宗室的婚嫁制度作了考释。大体在宣德以前，多选择与文武勋贵联姻，利用婚姻钮带，把双方的利害关系连系在一起。正统以后，鉴于“靖难”和诘藩叛乱的教训，对宗室和姻亲多有限制，所以情况有所变化。许敏《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借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笔触，就明清之际我国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纳妾制度等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笔者同时指出：这些传教士基于一种不充分的认识，或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局限，在看法上并不都是客观全面的。赵毅、赵秩峰《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4辑，1994年），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现象作了透视。作者指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中所产生的偏激。
在清代婚姻史研究中，冯尔康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集》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就清代包办的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制度、婚龄、童养媳制度、旌表贞节、寡妇与再嫁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一基本框架，后来在与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经充实重现。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和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在涉及婚姻状况部分中，谈了“家庭成年男子中未娶者所占比例”，“有关多妻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妇女再嫁”等三个题目。作者认为，家族中成年男子未娶者比例高低，多妻和妇女再嫁的情况，都与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受封建礼教束缚程度的大小，有著密切的关系，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清史研究集》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对婚姻关系中空前恶化的女子贞节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作了介绍和剖析。
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讨论清代皇族婚姻的。刘潞《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官博物院院刊》1991年4期），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皇帝为例，对其婚姻的政治特点作了分析。作者指出：四帝婚姻状况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感情。杜家骥根据《玉牒》及有关资料，对清代皇室联姻的特点、目的。形式及作用，依照不同时期，作了不同的分析（《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4辑，1990年）。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也是通过《玉牒》资料来作研究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皇族人口政策，清帝的多妻状况与皇族的妻妾来源，皇族宗室多妻制的衰落与人口萎缩，皇族人口萎缩的原因，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清朝皇族的人口政策，婚姻形态与变迁，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作了仔细的考究。此外，像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官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王道成《从薛蟠送妹侍选谈起——关于清代的秀女制度》（《北京史苑》1985年出版），刘潞《论后金与清初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3期），又《对清太祖。大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3期）等文，也主要谈帝王之家婚姻的。
二、有关家庭史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家庭问题经常与家族或宗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其实，家庭与家族或宗族，虽有某种不可分之处，但内容上毕竟存在诸多的差异。家族或宗族指在同一地域内，由同宗同姓。有共祭宗祠。同一谱牒，并用族规。族训，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血缘性群体。家庭主要是婚姻的产物，包括同居共爨的父母子女等等。不过因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乃是家族构架中的基础，家族或宗族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对家庭控制的强和弱，所以有关家族。宗族史的论著，总不免要涉及家庭问题。鉴于目前评述家族。宗族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已有不少，此次我们只介绍有关家庭史的论著，至于中间可能出现的交叉，那是因为被介绍的论著，内容中互有关连的缘故。
（一）通论性著述
在80年代重开家庭。家族史研究的热潮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正如有人在评议该书时所说：“作者从家长制家庭这一重要社会历史现象人手，全而论述了家长制家庭的早期形态，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和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提出了许多启人思考的观点”（徐枫《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中国史研究》1993年1期）。在书中，作者认为秦汉以后，封建家长制家庭结构模式的特征是：父权至上，父与子构成家庭的核心和主体，以及封建宗法等级格局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琉，决定著家庭中人际往来。关于社会职能，主要体现为“奉先思孝”。“子孙昌炽”上，另外也包括了生产。分配。消费职能，以及其它方面的职能。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出版于1992年（人民出版社），也是一本上迄原始社会末期。下至近现代的通论性专著，讨论的对象是家族制度。但如前面所述，因为家族和家庭相互关连，所以也有相当笔墨是谈家庭的，如原始家庭的发生。发展，个体婚姻形态下个体家庭的产生，战国。而汉时期血缘关系的松弛和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北魏到唐的世家大家庭，宋以后的大家庭及其形态结构等等。另如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亦都多少不等地涉及到家庭形式。组织。功能。结构，以及国家与家庭，国家的家庭政策等内容。
在论文方面，杨堃的《家庭婚姻史略说》（《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1期）等论文，从民族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家庭、婚姻发生。发展的看法，并就一度支配我国学术烦域的摩尔根五种家庭形态说提出质疑。王跃生《中国传统社会的维系与离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 期）认为，家庭的“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同时期彼此互有强弱，然从其总趋势来看，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则愈来愈占据主导位置。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文，对有人所持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反映的是母系对偶家庭。4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代表了父系家庭这一说法，表示升议。作者认为，就文化遗址来看，两者无本质差别，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早在远古时代一至迟到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男子的从妇居，待生子长大，然后挈其妇子鼓舞同归的习惯下，因而构成几个最基本的亲属称谓——舅、姑。勇、甥与父、子关系的转化，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标志。勇甥两字并加男字偏旁，表示是从男子的称谓而赋予新义。祝瑞开《我国一夫一妻制度家庭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6期），讨论了从夏商周到秦家庭形态的发展过程，大体夏商周三代贵族实行的一夫正妻下的嫔妃媵妾制，虽具有一夫一妻制某些特征，实际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周代的士是一夫一妻制，但亦有拥有妾媵的，庶人则处于对偶婚残存形态，以后逐步变化，直至秦统一，一夫一妻制家庭才在农民中广泛确立，成为婚姻基本格局。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6期），也确认秦是个体小家庭定型化时期。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阎爱民《两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特点》（《历史教学》1990年3期）和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化》（《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3期），讨论的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两文都认为秦及两汉家庭人际关系是相对平等、独立、自由的，家庭成员个性强，束缚较小。马文还认为到了东汉，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夫妻关系已日益不平等，父子和兄弟之间，父亲具有绝对权威，兄长的地位高于弟弟。喻永长《西汉家庭结构和规模初探》（《社会学研究》1992年1期）认为，西汉时的家庭多属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喻文也认为西汉小型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内部的“分力”大于“合力”。这种小型家庭结构，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繁荣了封建经济，保证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家庭各成员的地位，父母妻子属于“同居”的范围，没有分居的兄弟、兄弟子亦属“同居”之列，但同在一户之内的奴婢却不得归于“同居”，叫做“户赀”，性质与蓄养的牛马相等列。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199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就周代家庭形态进
行讨论的专著。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文有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3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常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1期）等，集中讨论了家庭规模、结构和家庭伦常问题。关于家庭结构，冻文指出，汉代以来一般百姓5口之家的小家庭居多，到了十六国北朝，在坞堡组织的督护制下，人们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实行大家庭制，这与东晋南朝的父子兄弟分居升财，形成某种反差，找其缘故，除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外，亦有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南北方的家庭规模结构的差异，至隋代基本消失。赵文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结构的特点归结为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之所以如此，政治上是门阀士族制的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严重，以及受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经济方面与自然经济结构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亦不无关系。至家庭伦常，葛文探讨的是东晋南朝情况，由于门阀势力盛行，使名教重心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转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关系上，而且这种风气已超出上流家庭家族的范围，流行于整个社会。刘文从六朝时期家庭关系的演变谈到家庭伦常的变化。当时正处于从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向分而治之的小家庭的演变过程中，于是强化孝道便成为时代的需要了。
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朝嫡庶身份的差别》（《历史研究》1994年1期），主要谈社会对嫡与庶的看法，但也牵涉到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嫡庶之别的传统礼俗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直到魏晋之际，庶生子的身份待遇并未显著受到歧视。永嘉之乱后，北朝轻视庶子之风变本加厉，以至有庶生子“不预入流”，不录家籍，不被举养等超出一般嫡庶贵贱之分的常规。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家庭史的文章不算大多。值得一提的有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魏承恩《唐代家庭结构初采》（《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2期），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3期，1991年）等。义儿即养子，是通过人工方法扩大、补强拟制亲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把下层优秀人才选拔到社会上层来，从侧面冲击了传统的门阀制度。文章认为畜养义儿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唐时代的义儿使军，与私兵制有根大关系，另如宦官制度亦对义儿的盛行有相当影响。晚唐五代的义儿制，直到明清仍未泯灭。刘永华利用敦煌文书，考察了中唐的变迁情况。他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导致家庭功能外移，促使社邑的出现和增多。
（3）宋辽金元。邢铁在《宋代的家产遗瞩继承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6期）一文中指出，用遗嘱方式决定家庭财产继承的习俗，由来已久，宋代成为定制，被广泛使用。作者认为，远瞩继产方式主要不是财产私有权强化所致，而是家庭观念的影响，体现的是家长对家庭门户和家人的终极关怀。唐代剑《试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7期），对宋代官府大力提倡旌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提出看法，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庭是贯彻封建专制的楷模，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培养封建人才的基地，调和阶级矛盾的场所。发表于《浙江学刊》（1993年1期）上的杨志刚《司马氏家仪和朱子家礼》，对用来作为家庭处事准则的宋代两部家训作了探索。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型时期的文化产物，很有典型性。
对辽金时期的家庭研究，有孟古托力的《契丹族家庭探讨》（《学习与探索》1994年4期）。他认为契丹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然后是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很少。家庭成员地位及关系随著社会的不断变动而不断变化，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契丹族社会状况。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2期），就女真家庭的发展变化、类型划分、组织结构等等，作了探索。
（4）明清时期。在我们介绍的这一时期家庭史研究中，郑振满《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两书值得一提。它们虽然都只谈福建，而且重点放在家族组织上，但也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内容。两书凭依的资料除一般文献书籍外，均采用了碑刻、民间文书和田野调查材料，郑书中有一个题目是“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对家庭结构作了动态性分析。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从福建来看，明初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升财的现象相当普遍。明中叶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大家庭的发展趋于稳定，并表现为收养义子之风的盛行。清代大家庭更有普遍的发展，不过一般只能维持三四代。至于家庭结构的演变规律，是沿著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而变动。成长的极限不同，演变的周期亦不一致。笔者还对有人所说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能实现毕世同居大家庭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在福建，也存在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陈支平在论述家庭的裂变时说：一方面，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犹如细胞似地不断繁殖裂变；另一方面，在平均析产制原则和家族观念影响下，家庭过继、抱养、顾香火等继承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小家庭经济的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家庭的公有经济却在裂变中不断壮大，造成家族与家庭财产界限的混淆不清，从而削弱了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福建社会与经济的进步都很不利。
唐力行采用家谱资料，适当加以量化，对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地区的家庭结构作了抽样分析，大体核心家庭占65.1%，主干单核心家庭占21.7% 主干双核心家庭占13.2%。核心家庭占有主导的位置，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表现为大宗族小家庭的形式。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商业发展对家庭裂变的影响，家产和族产。儒家伦理与维系家庭——家族的关系，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家庭结构与同期西欧、中欧家庭结构的升同等问题（《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家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1期）。许檀考察了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作者认为，就山东全省而论，嘉庆年问户平均人口为6.91人，道光中叶5.87人，宣统年间又降为5.49人。从清中期至清末，山东的平均户规模在6口上下。至于年龄结构，五六口之家的大小口比例为3:2-4:2。作者还根据宁海州（牟平县）绅士王梦泉写的《咸丰十一年九月被难大小男子妇女节义纪实》一文的资料，对所载197户1354人的户口纪录作了个案分析：核心家庭占35.53%，直系家庭占29.44%，联合家庭32.99%，有严重缺损的家庭占2.03%。家庭规模（经修正），1-3口占20.16%，4-6口占44.86%，7-8口占16.46%，9-10口占11.11%，11 口以上占7.41%（《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赵世瑜以读史札记的形式，谈了对明清时期家庭家长制权威的看法。他说：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两代同居的核心家庭，或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甚至在家族共同体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的权威，这不仅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类戒条的约束的结果，男性家长本身负有春育家口的责任，生活来源要靠他维持，这也是重要原因（《冰山解冻的第一滴水——明清时期家庭与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清史研究》1995年4期）。
清代按社会形态，分为前段和后段，后段属于近代史时期，不过作为一个朝代，仍有其整体不可分的一面，故仍适当加以介绍。讨论清代后期家庭和婚姻形态的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其中涉及家庭内容的有：家庭的成立（婚姻条件及择偶标准、婚姻礼俗、离婚、纳妾等），家庭结构及其关系（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生产功能、教善功能、生活功能）。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论述了婚姻和家庭结构。姜涛认为：清代沿袭前代传统，仍以复合家庭为主导形式，这并不是说复合家庭占了压倒多数，而是说它是清代家庭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主要价值取向，从家庭规模来看，仍只是5口左右。这是因为若干新立门户的家庭往往只有夫妻2人或至多1-2个子女，而“一夫挟五口”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的，很可能是造成每户平均5口人左右的根本原因所在。行龙在《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也认为，中国历史上5口之家占绝对优势，大家庭并不占优势，他还考察了自乾隆晚期后清代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是在由大变小，其原因与家庭社会功能缩小，封建家庭制内部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封建宗族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最后顺便提一下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颇不少，有的已结合各朝代作了介绍，另外还有一些像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和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等，都各有特色。这些著述虽然重点不在谈史，然与史学仍关系密切。
三、回顾与瞻望
上面，我们对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婚姻。家庭史的情况，作了择要介绍。通过介绍，可以看到，特别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进展是很快的。首先，发表的论著数量激增，平均每年在十数写至数十篇，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年老学者，更多的还是中青年学者，说明它已把很多人的研究兴趣吸引过来了。其次，论文的触及面也相当广泛。在时代断限上，从史前时期起直至近代，差不多都有文章。涉及的范围，以婚姻史为例，由一般的婚橙、婚俗到婚姻形态、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婚姻结构、婚姻政策，以及各阶级、阶层通婚状况，民族联姻，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变化等等，都有人研究，而且既有横向的面的论述，也有作纵向的史的考释。第三，拥现了一些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著述，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王玉波《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等。另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迢》、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在有关家庭婚姻方面，各都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至于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认为这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基础是扎实的，同时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工作。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成绩时，还应看到它的不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谈成绩更为重要。
一、研究的点和面尚不平衡。从时代来看，上古先秦时期的成果不少，奴晋南北朝的讨论也很热闹，可有像晚唐五代却十分沉寂。相对说来，明消时期亦与其拥有丰富的资料而显得很不相称。再从研究的问题考察，一些文章常常集中于几个热点讨论，如早期家庭形态，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朝的皇族通婚等。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了这个时期、这个集团或阶层有关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和家庭史包括了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对推动研究可起放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不断地向外披展，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不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另外，对比婚姻史，家庭史的成果相对较少，同时却有不少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颇多重复雷同，这也是一种不平衡。
二、应该更多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各学科问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了发展的潮流，史学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样存在借鉴吸收的问题，特别像婚姻、家庭史一类的题目，本来就关连到很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都把它列为研究的对象，另外与法学。医学等学科也有关系。所以应更有条件夫吸收、去借鉴。在国外，利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成果研究婚姻家庭史，已是非常普遍。我们的有些学者也尽力在这么做，在前面列举的文章中，有关婚姻形态、家庭绪构的内容，它们的划分标准，包容内涵，就得益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再比如有人考察结婚率、初婚年龄，这无疑是受到人口统计学的放示。总的说来，这样文章的比例还较小，传统题目、传统手法的文章占有多数，说明步子跨得还不大。不
断吸取其它学科的营养，把它用到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更新角度，披大视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三、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与第二个题目实际上互相连通的。其实各学科问的借鉴吸收，就包含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史学方法，是通过对史科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等等，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虽不能都搬用于史学，但有的方面，象研究婚姻家庭史，就可参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分类法，定量、定性数据统计分析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借鉴吸引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丰富自身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在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是史料问题。这除了像明清史尚有大量文献史料可供发掘，更主要的是指改变史料审视的角度。婚姻家庭史属于社会史的范围。社会史的重要特点，就是研究的范围包含了各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下层，相对说来，它的面更广了。过去我们习惯于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题目探寻爬梳资料，对可供社会研究的资料，常因注意不够而被忽略了。前面我们介绍婚姻史讨论中的一些热点题目，实际上多系从社会政治史的角度去考察婚姻问题的，是用熟悉的资料写传统性题目。扩大研究范围，请求方法多样化，首先亦得从搜集资料开始，用新的角度对过去的史料作新的审视。
原生家庭论文篇6
关键词：家庭暴力社会关怀培育
近几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渐突出，成为学术界、理论界不断探讨的话题。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剧了婚姻的动荡，造成了家庭的危机，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多数学者均倾向于通过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加强社会立法和对施暴者进行严厉惩处等方法加以解决，笔者认为上述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仍是头痛医头的“堵”的方法，不是最终手段，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关键是要把家庭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并运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
一、家庭暴力的特点及其危害性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由婚姻、血缘、收养、或法律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以压制对方或以发泄敌对情绪为目的的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仅指夫妻间的暴力，它是夫妻矛盾冲突激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行为。从内容上看，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身体接触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即精神暴力。从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以及各项研究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普遍性和严重性。早在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进行了一次入户抽样调查后，就得出结论说，有近三成（部分媒体报道为29.2%）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其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占了79.4%。2000年，江西省妇联也在全省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说，自1995年以来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家庭占34.58%。另外，据全国妇联最近调查显示，我国30%的家庭存在暴力，家庭暴力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暴力手段的不断升级，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成员伤残、自杀或他杀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家庭暴力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2、主体的特殊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其中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主体，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占绝大多数，由于一些男性的夫权思想、经济地位、生育观念等原因，致使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端对妻子施以拳脚和蹂躏，在他们的暴力之下，许多妇女被剥夺了平等地位和人格尊严，承受着屈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有的甚至命归黄泉。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是家庭暴力的施暴主体，占家庭暴力73%，由于这部分人文化水平低，行为粗野，当家庭发生矛盾时，总是以武力解决。
3、隐蔽性和长期性。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家里，除了当事人外，常常不为人所知，而当事人又大多碍于情面，不愿“家丑外扬”，致使家庭暴力能公之于众的很少，仅占实际数量的10%。受害人常因缺乏多次累积的伤情原始记录和法医鉴定依据，致使调解和诉讼困难，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同时，施暴者对家庭成员往往连续加害，受害者多长期遭受侵害，有的则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4、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的家庭暴力形式多样，既有对家庭成员肉体的暴力，包括殴打、脚踢、烧烫等伤害身体的攻击行为；又有精神暴力，包括用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他人自尊和人格的语言或足以引起他人强烈不满的言语等等；还包括待，主要指刻意攻击他人的性器官，以胁迫或暴力方式强迫发生性接触、等行为。同时，家庭暴力在产生原因和危害等方面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其产生既有观念因素，又有经济、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
5、循环性和延伸性。家庭暴力的发生一般呈循环性，其过程大致为：紧张状态阶段，即双方出现言语攻击和敌对状态；暴力阶段，即紧张压抑爆发为对受害者的攻击；亲密阶段，即施暴者表示悔恨，使受害人满怀希望，但绝大多数情况是这一循环再次简单重复。另外，家庭暴力呈延伸性，一方往往将对方的亲属作为泄愤对象，有的将插足家庭的第三者作为报复目标，把家庭纠纷的矛头指向他人。
6、解决手段的非理性。从掌握的情况看，发生家庭暴力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非理性手段解决，他们要么忍气吞声、“家丑不外扬”，要么试图以暴力相报复。而有关部门则往往以“家庭暴力是家务事”为由，对家庭暴力不理不睬致使一些家庭暴力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甚至发展为恶性刑事案件。
从以上家庭暴力的特点可以推断出其危害性是相当大的，首先，它容易引起家庭成员尤其是受暴者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变态。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家庭成员大多都性格内向、孤僻、软弱、心理压抑、缺少合作精神等，这对他们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其次，会导致家庭成员的逃避、恐惧感，使家庭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和家庭的社会化功能遭到了削弱。因为家庭是个体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它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家庭中的道德观念、语言习惯、兴趣爱好等都直接影响着每一位成员。已经有研究表明，在长期家庭暴力氛围中成长的孩子的暴力倾向普遍大于其他的孩子，而且，他们的情绪不稳、冷淡、缺乏同情心还有的倾向。最后，对社会暴力起着加剧、恶化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社会暴力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暴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会连带出“以暴治暴”以及其他社会暴力的产生。例如，在一些调查中显示出女性所犯的杀人重伤案件中，她们的丈夫是主要对象，这就说明犯有杀人或重伤罪的女性，其犯罪原因与所受的家庭暴力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二、家庭暴力的成因
西方社会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早于我国，因此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家庭暴力的成因方面，有以个人为取向的理论，如个人病理模式论，认为施暴者有精神疾病或性格缺陷，如缺少自尊、不成熟、精神分裂症等，这导致他背离非暴力的行为规范①；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如暴力循环理论（亦称为“代际间的暴力传递”），认为生长在暴力家庭中的人，通过习得的行为，可将暴力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一个暴力不断再生的循环②。此外，一些社会学者在采纳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时，还指出暴力循环理论的一个变量，即一方面暴力行为是儿童时期在发生暴力的家庭里习得的，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存在一种“亚文化模式”，在这种环境下，诉诸暴力是作为更广泛的生活方式而习得的，如从邻里之间、从犯罪亚文化或团伙中或从诸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特定职业中习得的③；文化与社会结构论，如文化认可暴力论，即在许多层面，暴力是为文化所认可和鼓励的，甚至是一种深感荣耀的文化表述形式。这种文化就是大男子主义文化。持此理论者阐述说，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社会以及家庭的传统父权模式的表现。“对妇女的暴力——是文化的各个方面所认可和允准的”④。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对家庭暴力的成因大致有个人——家庭——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解释范畴。同样，在我国，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微观方面的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宏观方面的社会因素，而且两者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就使得家庭暴力更加复杂化。
1.微观分析
尽管每一起具体的家庭暴力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但细细分析，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找出一些共同的原因。
微观方面：家庭暴力的发生可以是有直接缘由的（应该说，多数家庭暴力都是有直接缘由的），也可以是无直接缘由的（如有的施暴者由于自身存在性格缺陷或患有某种精神病，完全或部分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无直接缘由的情况多与精神、心理疾病有关，因此不予赘述。
在有直接缘由的家庭暴力中，这个缘由从发生的主体上说，可以是施暴者的原因，也可以是受害者的原因，还可以是双方的原因。从受害者方面的缘由说，受害者可能有过错（比如对配偶不忠诚，对上辈不孝敬，或者在家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角色、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尊重乃至羞辱对方，甚至先动手打了对方，等等），也可能是无过错但有缺点，比如心眼小、脾气不好、爱唠叨等，从而刺激了对方，触发暴力发生；也可能根本就是无过错，莫名其妙、无来由地便遭受对方的暴力侵害；从“双方共有”方面的缘由说，是指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也就是说，双方都有过错、缺点，又不能相互原谅、包容和妥协，于是，摩擦变矛盾，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冲突升级，酿成暴力；再从施暴者方面的缘由说，其施暴可以是有原因或有借口的，也可以是毫无缘由的，比如纯粹就是恃强凌弱，或是上面说的施暴者有精神或心理疾病。
在有缘由的家庭暴力中，按缘由指向的对象可划分为三类：一是为谋求物质利益或以谋求物质利益为主（比如争房子、争财产等）；二是为追求精神利益或以追求精神利益为主（比如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等）；三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利益兼而顾之（比如既要财产也要离婚）。具体性的缘由主要是在家庭事物、孩子教养及情感交流等方面的矛盾⑤。
2.宏观分析
（1）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
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家、著名的文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女人是造成的，而不是生成的”。“妇女们总是依附于男人，虽然不是他的奴隶。两种性别从未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甚至今天，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仍被严重地束缚着。在法律上女人的地位和男人相差很远，常常对她们非常不利，即使她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抽象的承认之后，长期持续的习俗也阻碍这些权利得到更多的实现”⑥。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第二性的说法，认为男人是世界的主人，而女人则是从属于男人的，她们在社会地位上是排在男性的后边的。攻击性、支配和力量被看成是男性的特征，男性有权支配女性；在中男性总是扮演着侵犯者的角色，而温良、贤淑、妩媚则成为女性的象征。传统女性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其行为特征就是顺从，女孩从小就得养成顺从的习惯。现在，虽然强调男女地位的平等和女性自身的独立，但是在深层文化上人们仍然鼓励女性对传统角色的追求。因此，女性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从属地位，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属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男性则容易扮演施暴者的角色。这是传统的夫权思想及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2）公力救济的软弱性，使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者无法诉诸于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助长了施暴者的行为。
公安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对于一般的家庭暴力案件，大都是以“家务事”为由进行调解而不是处理。有的受害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提起离婚诉讼。但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第一次提起离婚的案件，若对方不同意离婚，法官要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则判决不准离婚，并且在半年之内无新的理由不准再行。这一方面使受害人对其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施暴者因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恃无恐，客观上助长了其暴力行为。
（3）社会冷漠、宽容与否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适宜土壤。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简单地看成是“家务事”，“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孩子不打不成才”、“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方圆”等观念和心态，也影响着社会对于家庭暴力危害性的认识，导致了施暴者的为所欲为与胆大妄为。不少单位、居委会、邻里以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很少认真过问。同时，虽然我国颁布了《婚姻法》以及有关的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但有了法律的规定并不等于实际的贯彻执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法律仍会存有漏洞。
三、培育社会关怀意识，解决家庭暴力
正因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解决家庭暴力也应该多管齐下，有体系、有步骤地加以解决。目前，多数学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主要有3个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并严厉惩罚施暴者；建立家庭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宣传，提高家庭成员的维权意识。笔者认为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可行的，而且如果三个方面密切配合、相互作用，会十分有助于家庭暴力的解决。不过，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培育出社会关怀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社会关怀的体系。正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林认为：“未来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但又受到道德义务的指导和约束。”家庭暴力的解决需要制度、法律的保证，但更有赖于社会的平等、自由、尊重、包容等各种精神的支持，这便是一种关怀。是社会包容的心态与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对不同于自身的他人的存在，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人的选择给予承认和尊重。它是自由社会的精神土壤。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每个社会公民、家庭成员的处世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利己到利他、从强权到理性、从暴力到尊重，社会因之能够良性运行，家庭也能够和谐美满。
首先，关怀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仁厚慈爱态度，它是生存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社会是由不同生命组成的，它既有老少、男女之分，也有健康、病弱之别；既有有权有势者，也有无财无权者。在有无数差别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尊严都是一样的，理应受到保护与尊重，因此不应侍强凌弱。以平等的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是社会良好的品质。
其次，关怀的社会表现为对他人价值选择的尊重，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从而使每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选择为何种角色的权力，不可强求一致。只许高尚不许平凡，只许完满不许缺憾是非现实的思维方式与心态，只能扼杀生命的真实与自由。
再次，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不同思想观点的容忍与尊重。这便是思想自由。社会不因他人思想与其自身相佐而剥夺他人思想的权力，也不应以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人。人们彼此尊重、相互理解。
最后，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犯错误者采取的宽容态度。一个宽容的社会，应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每个人不应生活在害怕犯错误的恐惧中和无法改正错误的绝望中。人犯错误的权力，也与其他权力一样，不可剥夺，因此不应把犯错误视为大逆不道，更不应阻塞犯错误者改正错误的道路。
要培育社会的关怀意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构建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社会的一定文化价值背景对其成员和行为的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强调个人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社会显然会比一个注重身份或出身价值的社会宽容度更大。因此应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人格、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来就是平等且具有价值的。另外，将传统道德中尊老爱幼、相敬如宾等美德与现代意识诸如民主、平等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泛宣传。
2.建立补偿性的社会规范，代替约束性的社会规范。因为约束性社会规范的性质偏重于对个人行为偏差的惩罚上，把任何威胁或违反集体良心的行为都视为违法、犯罪，这不利于人们的心理发展和关怀意识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人意识代替了集体意识，社会规范的性质就应转变为偏重于对偏差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的赔偿上，帮助人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增强社会理解。
3.加强人们尤其是对下一代人的情感教育。历红曾将情感教育归纳为：爱憎情感的教育；幸福感、愉教育；理智感、道德感、美感教育；义务感、责任感、成就感教育；自尊心、自信心教育五个方面⑦。通过这些情感教育，能使人们富有爱心、责任心，心理更加健康，能积极、有效地面对各种问题，从而增强社会关怀感。
注释：
①R·Dobash.Withfriendslikethese,whoneedsenemies?[Z].PaperpresentedattheWorldCongressofSociology.Stockholm(Aug.1978)
②J·Renvoize.WebofViolence-AStudyofViolenceintheFamily[M].RoutLedgeandKeganPaul,London,1978
③GillHagueandEllenMailos.DomesticViolence[M].SagePublications,1996
④S·Schect.TheWomenandMaleViolence.TheVisionsandStruggleoftheBatteredWomen’sMovement[Z].Pluto,1982
⑤胡佩诚.200对夫妇家庭暴力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4
⑥曹秀谦.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治思考[J].政法学刊.2000.4.
⑦历红.情感教育探悉[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参考文献：
[1].黄列.家庭暴力的理论研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2.3
[2].肖士英.道德冷漠感与制度性道德关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原生家庭论文篇7
论文摘要：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暴力都是一个严重问题。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为了更好了解潮汕地区家庭暴力情况的现状和原因，寻找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制家庭暴力情况调查问卷，并将调查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1.精神虐待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形式。2.男女双方所承受暴力差异很大。3.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这主要是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城市与农村联系紧密、人们对精神虐待的忽视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等造成的。因此，为了在潮汕地区消除家庭暴力，我们可以从观念和法律两方面着手，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
1.引言
“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家庭暴力都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1】。我国有关法律文献将“家庭暴力”定义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它不利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
而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部。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环境，该地区的家庭暴力情况会呈现自己的特点。但是，综观各种文献，研究家庭暴力资料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研究的对象放在全国上，很少涉及地方。研究潮汕地区家庭暴力情况的资料基本没有。而此次研究便是研究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对策。这既有利于丰富家庭暴力的相关研究理论，也有利于为人们解决该问题提供参考，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2.研究方法
2.1问卷
根据刑法、婚姻法关于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条文，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自编家庭暴力调查问卷。
在潮汕地区发放问卷，问卷在市区发放300张，在农村发放300张，一共600张。回收问卷570张，回收率为95%。
2.2统计分析
收集调查数据，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运用因素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3.结果
3.1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形式是精神虐待。
表1 未旋转和旋转后各因素的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1
2
3
根据各因子包含的信息，将因子1命名为“精神虐待”；将因子2命名为“躯体虐待”；将因子3命名为“经济侵犯”。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精神虐待”这个因子在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为31.266%。可见，精神虐待是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3.2男女双方所承受暴力差异很大。
表2.男女双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异性检验
因素
精神虐待
9.291±1.602
8.422±2.502
躯体虐待
6.712±1.382
6.083±1.680
经济侵犯
5.005±1.535
3.833±1.271
在表2中，精神虐待（P=0.000）、躯体虐待（P=0.001）和经济侵犯（P=0.018）这三个因子的P值均小于0.05。二者的差异性显著。可见，潮汕地区男女双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3.3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表3.城市与农村家庭暴力显现差异性检验
在表3中，三个因子精神虐待（P=0.974）、躯体虐待（P=0.261）和经济侵犯（P=0.494）的P值都大于0.05。城市与农村二者的差异性不大。因此，城市与农村的家庭暴力现象的差别不大。
综述所述，潮汕地区的家庭暴力现状呈现一下几个特点：1.精神虐待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形式。2.男女双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异很大。3.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4.讨论
笔者认为潮汕地区的家庭暴力之所以呈现以上几个特点，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4.1 对精神虐待的忽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暴力只是表现为对躯体的伤害。因此，人们会比较注意家庭中的躯体伤害事件，而对精神伤害的关注会表较少。 这是因为“由于精神暴力很难被外人直接发现，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表达所遭受的精神伤害，所以这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对家人的伤害更加隐蔽。”【2】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潮汕地区有很好的保存。传统文化中爱护身体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潮汕人，使他们在侵犯时更多选择了精神，而不是躯体。这些导致了精神虐待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成为潮汕地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转贴于 4.2重男轻女的观念 “潮汕地区自古封闭，三面环山，一面向海。”【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或者闯荡海外谋生，便是潮汕人的出路。而出海、上山这些高危性劳作自然难以由女人胜任，而只有由男人来承担。因此，自古以来男人便成为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他们深受传统观念，特别是三纲五常的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潮汕地区的男权主义极为严重。而女性在面对不公平时又选择了逆来顺受。所以，重男轻女的现在在潮汕地区较为普遍。这就造成了男女双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异很大。
4.3 城乡联系紧密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造成了潮汕人与粤北的客家人和珠三角地区广府人联系较少，另一方面使得潮汕人之间联系较多。在潮汕地区，城市与农村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他们在家庭观念上也极为相近，差异性不大。因此，城市的家庭暴力现象与农村的差别不大。
5.对策
5.1 改变观念
为了保护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利益，消除家庭暴力的现象，需要改变人们一些错误的观念。
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传统观念。在上文中，我们知道精神虐待之所以成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般只是关注躯体虐待，而忽视精神虐待。因此，人们应该全面认识家庭暴力，全面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人们重男轻女的观点，提倡男女平等。不仅男性要认识到这一点，女性更要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面对家庭暴力，女性不应该选择逆来顺受，而是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权益。
5.2 完善相关法律
《刑法》、《婚姻法》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定义和限制。但是，其中的条文大多只是与躯体虐待相关，对精神虐待和经济侵犯的限制较少。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张亚林.论家庭暴力[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5):385
【2】何 蕾. 家庭暴力的状况[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1）：39
【3】马发腾.潮 地 婚 姻 庭 观 念 剖 析[Z].
Abstract
Both i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domestic violence is a serious problem. It does harm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harmony of the fami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asons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in Chaozhou-Shantou area better， look for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I made the home-made violence questionnaire and analyses the collected date by SPSS13.0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Psychological abuse is the main form of domestic violence. 2.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n and women in the violence. 3. There is not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in the violence. This is mainly because of patriarchal attitudes， the close contact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neglect of the mental abuse and the moral tradi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we should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in Chaozhou-Shantou area from the concepts and legal.
原生家庭论文篇8
关键词：家庭暴力；理论分析；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31-02
一、家庭暴力的定义及特征
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的行为。我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有3%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主要为男性实施暴力。中国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也显示，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为61.6%和54.8%。在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时期内曾遭受过男性言语攻击、身体伤害等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1]。它的主要特征有：行为的隐蔽性是家庭暴力最显著的特征，受害女性的外伤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精神上的折磨却较为隐蔽且不易被发现和关注；家庭暴力的形式主要有：拳打脚踢、器械攻击、言语攻击、情感折磨等。
当前，家庭暴力的主要危害有：家庭暴力侵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如果不及时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受害女性本人又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在保持沉默、长期遭受暴力的扭曲心态下，采取了不理智的手段――故意杀人，酿成恶性事件；家庭暴力给子女造成不利影响，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是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夫妻双方的吵架、谩骂和暴力行为都会对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产生消极作用，子女更容易产生恐惧、自卑、焦虑和厌世的情绪，有的子女甚至会选择离家出走、荒废学业、走上犯罪的歧途；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暴力会使家庭逐渐走向破碎，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家庭暴力的理论分析
（一）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把家庭看作是完成社会所需功能的组织，着重强调家庭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所发挥的积极功能[2]。帕森斯认为：由于社会的变迁，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的分解以及核心家庭的产生，家庭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功能日渐衰弱，以前家庭生产的功能由工厂接管，家庭的教育功能也随着学校、监狱、警察的出现减弱等。同时，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出现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打破了家庭的和谐，家庭传统的教育功能被学校取代；家庭的保护和惩罚功能被警察、监狱取代；家庭的赡养功能也被疗养院、敬老院所取代，现代化进程加快，使家庭的社会功能正在悄无声息地减弱。家庭所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少，家庭成员的集体归属感也在逐渐地减弱。功能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妇女操持家务和养儿育女的地位之间存在着矛盾，即女性的家务劳动者的身份与现代男女平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冲突，而这无疑是现代家庭解体的重要原因。传统家庭功能正在逐渐丧失，这使得家庭也在逐渐地演变成一个异常脆弱的组织。家庭暴力及其消极后果便是家庭功能衰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家庭的脆弱使得家庭的凝聚力不断地减弱，这种凝聚力的减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家庭有了暴力倾向。
（二）冲突理论
冲突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社会中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根源起源于权利、财富等，冲突论者认为家庭组织总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争斗和冲突[3]193-207。例如，经济组织要实现利润的不断增加，必然要求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这就使得家庭中夫妻两个都处于工作的重压之下，同时又要满足家庭教育和娱乐功能的要求。家庭的功能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冲突，夫妻角色上的冲突也在家庭内部不断显现。最终，家庭成为了产生家庭冲突和家庭暴力的温床。冲突论认为家庭暴力往往是男性面临的社会冲突和家庭冲突的宣泄方式，家庭内部受害女性则成为了男性宣泄的出口，在关系越亲密，感情投入得越多的家庭内部，冲突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就可能是非常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当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节奏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冲突也不断增多，家庭外部的冲突复杂多样，男性在工作、社交中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冲突，工作压力增大、市场竞争激烈、社交复杂等等。家庭内部的冲突主要是内部因素引发的，家庭经济困难、突发变故、代际差异、家庭矛盾等等。这些内外冲突共同作用于男性，使很多男性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压力下就容易产生挫折、焦虑和压抑等心理问题。这种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正常的疏导，就要寻找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便成了其“攻击对象”。
（三）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总会理性地权衡其行为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霍布斯在其“攻击――赞同命题”中写道：“当一个人的行动实际所获得的期望报酬比他所预期的大，或者说没有遭受到他所预料到的惩罚时，他采取这种赞同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这种赞同行为的结果对他而言就变得越有价值。当一个人的行为得到了他预料之外的惩罚或者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报酬，他采取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行为的结果对他而言才更有价值。”[3]219-230该命题认为当施暴者的行为未遭受到他预料中的惩罚时，他就有可能采取对女性实施家庭暴力的赞同行为。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正是由于男性在对受害女性实施了家庭暴力后几乎不受社会干预制约和道德谴责，实施暴力的男性所受到的惩罚也是微乎其微，既没有法律的制裁，也没有公众的谴责，即男性对受害女性实施暴力行为后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如此，这种较小的惩罚结果无形中就助长了家庭暴力高频率的发生，也必然会使家庭暴力的发生愈演愈烈。
（四）符号暴力理论
布迪厄认为，隐藏的符号暴力具有合法性且不易被识别，因此最符合社会系统的经济学，也是施加于人的最经济的支配方式[3]247-255。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男权文化和暴力文化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文化根源。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早就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日常生活里，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思想还留有很大的残余。特别是在封建观念较深的农村，父权和夫权观念还普遍存在，家庭暴力的产生大都与这些因素有很大联系。同时，这一落后观念使受害人对于家庭暴力一忍再忍和产生麻木，从而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1949年，波伏娃出版的《第二性》中就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4]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强迫地标签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女人永远生活在男人为她们编制的牢笼之中。在家庭层面中，男女的家庭地位不平等。在经济上，女性依附男性，男性因为经济地位的优越，在家庭中掌握着主动权、支配权，夫妻之间一旦产生不同意见或矛盾，男性掌握着主动权，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当矛盾冲突到一定程度，男性的支配便表现为对女性实施暴力。
三、预防家庭暴力的对策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单位，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不仅需要个人的改变，更需要社会方面的努力。
（一）构建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2001年4月我国在新修改的《婚姻法》中，才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明确地写入到了草案总则和法律责任中[5]。所以，没有做到对有家暴的男性实施应有的惩罚，导致他们在实施家暴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小于他们的预期。同时，受害女性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在家庭中，夫妻双方经济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于我国女性长期被赋予“相夫教子”的角色，基本上没有工作的机会，经济上无法独立，在精神和生活上依赖着男性，即男性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所以，要预防家庭暴力就必须从社会层面上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实现在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平等主体地位，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舆论和道德谴责，使得家庭暴力的男性在实施过程中付出更大的成本。
（三）组建社会支持网络
在实施家庭暴力后，女性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因此，为预防家庭暴力应该组建一个预防家庭暴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充分利用亲朋好友、社区、邻居、民间组织和相关政府机构，建立精神支持、家暴援助、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支持系统，为夫妻双方提供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和良好的沟通技巧，在社区中为广大家庭开展家庭暴力的社区教育，宣传家庭暴力的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和社区的稳定和谐。
综上所述，家庭暴力作为影响家庭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正在愈演愈烈，要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必须正确认识，理性思考，尽快建立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公众树立性别平等的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充分保障受害女性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健康和睦，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13―237.
[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4][法]西蒙・波伏娃，著.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