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意义范文

孝文化的意义篇1

一、“成长”的文化身份：

侯孝贤电影的青年亚文化之痛

侯孝贤电影对文化之根的追寻首先体现在对青年亚文化的展示与反思，文化身份在侯孝贤的青春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青年亚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侯孝贤对青年亚文化的展示集中于《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成长四部曲”，“成长”是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既有充满反抗、忧伤和失败的痛苦记忆，又有收获、爱情、激情的美好印记。从大的背景来看，侯孝贤属于台湾新电影创作的代表人物，其文化身份从原来对民族、国家等宏达叙事转向个性、底层、青年等个人化叙事，侯孝贤电影对台湾文学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吸收和借鉴也非常明显，其中就包含了台湾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从侯孝贤个人来说，个人经历和现代派文学喜好在其电影作品中若隐若现，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成为侯孝贤电影的内在特征。

青年亚文化的特点是反抗、个性、激情的过程，以及不可避免的失落、伤感的结局，侯孝贤的青春叙事是青年反抗一切、自我觉醒的历程。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成长中的青年以不同的原因（毕业或辍学）和方式（主动或被动）逃离了熟悉而厌倦的故土，贸然地开始了一段崭新而陌生的人生旅程，正如拉康所谓的想象域①，即自我认同和形成自我的阶段。自我认同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由于很难从厌倦的熟悉生活和对自己失望的家人那里得到身份认同，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闯荡就成为很多青年的不二选择，而都市带给他们的是更为严重的价值疏离和身份焦虑。

青年亚文化的根基是台湾乡土文化，侯孝贤对文化之根的追寻指向本土的历史文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现代青年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侵蚀。侯孝贤将台湾本土文化看成心灵的归属地，在《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等电影中他用诗意的视角对乡村人情进行了怀旧式展示，到后期《好男好女》等电影中更是把城乡对立作为反映台湾社会变迁的透视镜。侯孝贤镜下的田园风光和山水草木构成自然和谐的视觉效果，与城市中的车流不息的忙碌灰暗形成鲜明对比。带有自传色彩的《童年往事》将个人成长融入家族命运和社会变迁，三代人的文化记忆在对比、延续中成为台湾人文化身份建构的象征。同样，影片《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分别以编剧朱天文、吴念真的成长记忆为线索，这种自传体影片最能深切反映一代人形成自我、文化寻根的心路历程。《再见南国，再见》中的主要人物外省人第二代也带有强烈的精神自传色彩，外省人第二代在台湾既是本土的、边缘的，又是外域的、他者的，大陆与台湾构成人物的双重背景，都具有双重身份。台湾青年人或者由于对本土文化的厌倦（台湾原住居民），或者对于台湾本土文化的陌生（外省人），他们建构文化身份的出口都是西方现代青年文化，希望借助于新的文化经验来确认自我。

青年亚文化的寻根之旅必定充满坎坷和痛苦，悲情成为侯孝贤描绘台湾时代变迁的基本色调，构成台湾人文化身份的政治、社会、时代等成为电影重点关注的因素。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等在时间上接续起来，对台湾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身份变迁进行了反思，侯孝贤之所以抓取这些关于台湾历史的影像记忆，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台湾”②。悲情的基调主要来自台湾多舛的殖民历史，以及不断被分裂、重构的历史记忆，侯孝贤对悲情历史的片段式记录对于重拾被遗忘的历史尤其重要，这是文化身份进行自我定位、展望未来国族图景的重要途径。《戏梦人生》通过布袋戏艺人李天禄的坎坷人生展示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深切反映了处于黑暗压迫下的台湾人的悲惨生活。《悲情城市》直指台湾“二二八”事件，描写了林氏家族在政治动荡中的遭遇，展示了台湾社会经历的惨痛悲剧。《好男好女》用意识流般叙事将三段不同历史时段进行对比，以白描的手法展示了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现实场景。以上影片都直指历史禁忌话题，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政治影响，甚至引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新阐述和新话题。《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成就也说明了侯孝贤在电影美学和主题内容上的成熟和突破。与冰冷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侯孝贤电影塑造了真实、亲切、庞大的边缘人物群体，表现了林文清（《悲情城市》）、蒋碧云（《好男好女》）等被政治、战争等伤害的人们的伤痛和内心世界，从个人、家庭、历史等多个层面展示了个体经验、生命感悟和历史直觉。

二、“静观”的身份建构：侯孝贤电影的

时空流变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首先是一种时间艺术”③，时间是画面、音乐等其他审美因素表现人类情感的基本方式，“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侯孝贤电影是一种审美静观，试图通过表面喧嚣、纷繁、流动的生活表象和心理迷雾去透视宁静、无言之美，蕴含了深刻的本真的精神之纬，获得一种更切近生命本原的审美化存在。静观是对现在―过去的现代时间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在逻辑上类似于巴赫金的“节日时间”、洛斯基的“神圣时间”、伽达默尔的“游戏时间”等对时间的现代性批判⑤。在审美的静观之下，侯孝贤电影思考人在历史、现实和生活中的生命存在和身份建构，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语言、叙事节奏和美学风格。

审美静观成就了侯孝贤电影叙事的旁观视角和宁静氛围，促成主体的情感之流与客体的时间长河的交汇碰撞，时间在侯孝贤电影中变得绵长、审美、鲜活和自由。侯孝贤电影中的时间充满了感性体验，时间在静观之下随着情感的流淌而延伸或跳跃，直觉、情绪代替了知识、理性，电影中的人物因纯粹而真实，对这种电影的欣赏可以带来“审美解放”⑥的独特效果，让人从平庸、欲望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得以暂时解脱。电影《风柜来的人》有一个情节写从小渔村初到城市的青年人被飘到一栋未完工的高楼，窗外是灯红酒绿、车流不息的“电影”，侯孝贤的电影就像是站在高处俯瞰世界和自己的生活，用这种视角展示的日常生活显得熟悉而陌生――电影即生活本身。电影《悲情城市》写“小上海”的“莺莺燕燕”拍合照的经过，通过照相机的远距离观察，冷冷地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热闹喧嚣在闪光灯的“咔嚓”声中达到高潮，同时又归于沉寂，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又各奔前程，不管是生死离别，抑或是喜怒哀乐。电影《红气球的旅行》更是直白地显示出侯孝贤对时间的迷恋，宋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DV，试图用影像来记录和留住时间，来抵抗时间的流逝，影像中的红气球、小男孩与生活中的既不分彼此，同时又各有自己存在方式――时间的不同存在，影像是凝固和保存下来的时间，具有了某种可以感知和触摸的物质形式。影片中的主人公处于一种焦躁、缺乏安全感和存在感的生存状态，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在影像记录中才能得到片刻的安慰。在这个意义上，影像让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变得踏实，人们的心灵有了依靠。

审美静观要求侯孝贤电影镜头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镜头语言营造出静观的审美空间，这是中长镜头、固定机位等形式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侯孝贤电影经常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长镜头，镜头跟随列车穿越无数个长长的隧道（《恋恋风尘》），固定镜头中的阳子漫不经心而又无拘无束地打电话、晒衣服（《咖啡时光》），镜头远远地看着一老一少走在空旷、无边的油菜花间的路上（《童年往事》），红气球漫无目的地随风漂泊，引导着人的视线伸向远方（《红气球的旅行》）……侯孝贤偏爱于用镜头把人与世界的距离拉长，这和在时间上把人与过去之间的距离隔开的道理是一致的，也就是将感情进行冷处理，冷峻的外表为喜怒哀乐披上了一层厚实的外衣。因此，侯孝贤对于中远镜头、固定机位的偏好，实质上是一种看待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即冷冷地、远距离静观一切。无论是悲剧人物的悲催命运，还是喧嚣恶劣的生存境遇，都能保持一种审美的观照，不掺杂个人情感和主观好恶，让观众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电影《海上花》大量运用长镜头，全片只有四十个镜头，尤其是长达八分钟的开场镜头，营造出妓院慵懒闲适的叙事节奏，展示出封闭空间内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动态变化。电影《刺客聂隐娘》同样运用大量长镜头，美如油画的长镜头兼具精致而自然的特点，文言文的对白少而缓，营造出空灵、冷峻的审美空间。

无论是宁静、绵长的时间流变，还是冷峻、远距离的空间营造，都是侯孝贤电影建构文化身份的基本方式。侯孝贤电影的审美静观对象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是社会边缘人物，只有小人物才是社会真相的所在，这也是台湾文化身份的写照。侯孝贤电影中的主人公有混日子的滋事青年，有未婚先孕的单身女子，有被人鄙视的青楼女子，但他关注的不是道德或行为的价值判断，而是小人物真实的生命存在，尤其是笼罩在人们身上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漂泊感和疏离感。即使像《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时空跨度很长、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电影，侯孝贤也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进行冲淡，小人物的弱点、残疾、病痛等反而成为电影关注的细节。因此，日常生活成为侯孝贤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海上花》中的吃饭、闲聊等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发生在“长三书寓”一对对嫖客之间的故事都在日常生活的基调中被演绎，“去戏剧化”之后的妓院故事就有了别样风味，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单纯的交易，而是一种相对封闭空间内的生活状态。倌人和恩客之间是多年的熟客，就如日常的夫妻一般，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都放置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近乎停滞的时间状态既显示出醉生梦死的妓院风情，又暗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身份的焦虑。其中，“赎身”最能体现妓院生活的深层矛盾，除了表面上的勾心斗角、精明算计，还有寻求身份认同的强烈意愿。电影《刺客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有多重身份，作为刺客的她与师傅、家人、被刺者等都有着多重关系，这种关系让她纠结而倍感焦虑和痛苦，刺杀的成功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少喜悦，强加于她的任务和身份与她内心和本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侯孝贤剥除了刺杀故事的复杂性和阴暗面，让聂隐娘展示出简单而真实的一面――良知与道义，所有人的勾心斗角、阴谋暗战都消弭于刺客的本心。

三、“精神”的文化认同：侯孝贤电影的传统底蕴

文化身份的建构关键还是内在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影响，侯孝贤电影身份建构最核心的依托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割不断的民族精神和血脉联系。以方言为例，由于台湾的汉族移民中福建人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闽南人尤其居多，因此福建方言、闽南话成为台湾的通行方言。作为同一民族、同一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台湾与大陆其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因为政治等其他原因而完全分割，台湾社会在血脉关系、生活习惯、家庭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一直都保留着稳定的传统，这也是侯孝贤电影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侯孝贤电影在精神上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返乡和身份的重构。

语言和习俗等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侯孝贤电影通过台湾方言、习俗等确认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同宗关系展示出来。侯孝贤电影中有多种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出现频率最高，这既是符合台湾社会现实的表现，也是为表明台湾人的文化根基来自何方。习俗作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侯孝贤电影中承担了重要的文化认同功能，婚丧嫁娶、开业庆祝、节日祭祀等活动都在不同侧面反映了侯孝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影片《悲情城市》中的“敬天公”就是典型的闽南祭祀仪式，闽台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开业等活动中都有这种传统习俗，同样的习俗蕴含着同样的文化基因和相近的情感依托。还有丧礼的仪式也是按照闽台传统加以呈现，包括丧礼的道具、礼节、流程等都基本一致，相同的仪式下面是相通的心灵归宿。

戏曲、建筑等艺术形式浓缩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侯孝贤对传统艺术的电影展示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偏好和对身份认同的追求。侯孝贤电影中有大量中国传统戏曲的片段，其中最为集中的莫过于讲述布袋戏艺人李天禄一生的影片《戏梦人生》。中国传统戏曲源远流长，布袋戏只是其中相对边缘、起源较晚（十七世纪的福建）的一种汉族地方戏，在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区流传较广⑦。就是这种起源于大陆的汉族地方戏，李天禄的一生象征着台湾的文化命运，无论如何变幻，都离不开、割不舍传统文化的大陆源头。电影《红气球的旅行》中充满异域风情的皮影戏更具象征意义。从事皮影戏表演的主人公，以及来自中国的传统艺人、保姆，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都依赖于艺术的纽带，只有传统艺术才能让身处凡世的人们暂时摆脱世俗生活的无聊、欲望与争斗，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纯洁感情和心灵的安宁平静。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无论是因对怀抱孩子的刺杀对象心存善念而放弃刺杀，还是因一方百姓的安危而放弃刺杀表兄，都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侠义精神，以及侠客内心世界的挣扎与艰难选择。侯孝贤将狭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情愫和担当，将高高在上的道义化为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越是伟大的精神越显得朴实而自然。

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重构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侯孝贤电影对文化身份的探索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纽带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记忆中，更是体现和发扬于现实。随着台湾和大陆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的不断深入，阻碍台湾文化认同的障碍在不断被破除。侯孝贤以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的理解作为电影创作的文化根基，让电影带有明显的民族印记和文化色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精神。正是这种人文精神让侯孝贤保持着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于历史记忆与台湾现实的悲情追问。在文化全球化的视野下，侯孝贤的本土意识和后殖民精神交织在一起，既反映了台湾电影对于文化身份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文化认同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注释：

①[美]维多克・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著，章燕、李自修等译：《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

②侯孝贤：《为生活在现今做准备――侯孝贤访谈》，[美]李・埃利克森编，董晗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1期。

③[法]马塞尔：《马尔丹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④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⑤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⑥卢衍鹏：《审美解放及其批判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⑦王冬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再出发》，《学术论坛》2011年第7期。

*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项目编号：15-ZX-SG-03）阶段性成果。

孝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孝；文化；和谐；稳定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3]马宜章.传统“忠孝”伦理思想的现代扬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26）：35.

[4]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孝文化的意义篇3

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1］。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二、中西方孝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3643.

［2］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4）：107108.

［3］ 周志培.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75.

孝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孝道；传统文化；地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74-02

一、孝道的含义

所谓孝道，就是以孝为本的礼法规范，是尽心奉养父母的德行。《说文解字》释孝为“孝，善事父母者”。从字形分析，孝是老与子这两个字的合一，是讲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从内容上说，孝道的范畴包括尊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妯娌、团结连襟、敬长爱幼、扶贫济困以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有两种形态：一是对在世父母，即对活人的孝，包括奉养、尊敬、服从；二是对去世父母、先祖，即对死人的孝，包括安葬、祭祀，通常被称为“追孝”。狭义的孝指赡养父母，广义的孝指奉献社会，即做事情要合乎道德规范，能受到人们的称赞，使父母在精神上获得安慰与满足。简言之，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老、敬老、养老、送老，也就是“敬爱父母，反思祖先”。从动机看，孝是一种敬本心理。从效果看，孝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将礼法的外在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相统一，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其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变革五个历史时期。并从一种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演变为一种多元的文化体系结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和思想理念。

在远古社会，社会由无序的婚姻开始趋向于血缘家庭结构时，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就孕育了孝的萌芽。伴随着父系制家庭的出现以及对父子关系的确定，孝道观念由此产生。

西周是孝道的形成时期。周朝确立封建制度后，有了宗族制度，产生了五伦观念，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此基础上，孝道观念得以产生并在社会中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正式形成。

春秋至秦汉是孝道文化的发展时期。春秋时，宗法制开始逐渐瓦解，人民对祖先的祭祀活动由繁趋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进一步确立。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成为家庭血缘间最基本的义务。善事父母，成为孝道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春秋后期，孔子把孝和礼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孝道文化的内涵，至此，孝道文化有了人性论的依据，孝道从宗教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至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孝道文化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之中，为“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服务，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生活中贯通性和统领性的意识。

魏晋以后，孝道文化逐渐成熟。魏晋沿袭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著名书籍《晋书》中专门有“孝子传”一栏，记述当时著名孝子的孝行，以表示对孝的宣扬和褒奖。南朝时期运用中央监察官亲自出面弹劾和清议的方法，来监督孝道文化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到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文化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孝道教化变得日益绝对化和片面化，单方面强调子女对父辈、臣子对君王的绝对服从，出现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情况。

至近代，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不断渗透，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怀疑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与传统孝道文化，他们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揭露传统孝道文化的专制性、愚昧性和残酷性。至此，传统孝道文化开始摆脱封建专制性和愚昧性，开始向着新型孝道文化方向发展。

三、孝道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文化是由儒释道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儒学的主要精神是仁学，而仁学的精神又是由孝道出发的，所以说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鲜明特点。从纵向上看，孝道文化是贯穿天、地、人、祖、父、己、子、孙的重要链条，从横向上看，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人际与社会历史延伸的根据和出发点，所以孝道在所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1.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意义

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看。首先，孝道文化具有崇拜祖先、追求永恒的宗法性和人文性的宗教意义，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生命之无限永恒的价值。其次，它体现了中国人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识。祭祀祖先，生育后代，是基于孝的宗教情怀的人生义务。珍视生命，善事父母，则是人的现实义务。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看，孝是人类从内心发出的至诚至爱的情感，这种情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是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开展的实践出发点。

2.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起点，居于仁义礼智信等诸德之首。“百善孝为先”深刻体现了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从纵向上说由“八条目”构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由修身道德、齐家道德、治平伦理道德三个方面构成。其中，修身道德是基础，家庭伦理是核心，政治伦理是目的。孝道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三者之中，并且是这三种道德的核心与起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从横向上说是由“三纲五常”构成，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孝道直接体现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则体现了孝与忠的关系，孝是忠的基础，忠从孝中延伸而来。孝悌之道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也处处体现孝对女性的要求。可见，孝与“三纲”有着内在的精神统一性。“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孝与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亲相爱的情感与理智，其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孝与义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礼则是孝道的直接行为体现。智和孝相辅相成，互相体现。信含于孝又从属于孝。总之，仁义礼智信是实践孝道的行为规范，都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3.孝道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文化是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首先，孝道文化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精神基础。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和亲疏的宗子关系为基础，在政治上人分五等，官分九级，并以此为基础，分配土地、财产、行政权力等经济、政治利益与特权。孝道便是维护血缘关系和政治统治最主要的一项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封建社会中宗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相互交织，尽孝与从命尊上便合二为一，孝要求尊宗敬祖，所以孝便成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力武器。其次，孝是“家天下”和“家长制”伦理政治的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由于家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伦理的原理可以直接上升为政治的原理。伦理以血缘为基础，政治以伦理为本位，最终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为国家政治的法则，其实质就是用大家长治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儿子对父亲的孝是一种家庭道德，但“父父子子”可以直接引申出“君君臣臣”，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从家庭道德中引申出社会道德与政治道德。最后，孝道是传统社会政治稳定的伦理精神基础。孝悌是仁之根本，因为孝悌维护了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顺天下，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防止叛乱和逆反。

4.孝道文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方面，孝道文化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因而孝是封建统治者立法的对象和主要内容。伦理重在倡导，法律则重在惩罚，孝道在传统法律中，主要是对“不孝”进行入罪的规定和惩罚。另一方面，孝道对统治者和民众的法律观念、立法和司法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孝道是维护宗族与家族主义的首要观念与规范。尊重祖先，赡养父母，有利于宗族与家族的和谐稳定。家族的和谐稳定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只要家族利益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冲突，统治者就会维护这种家族利益。另外，封建皇族本身是一个大家族，封建统治者必然要以法律来维护这种家族主义，以保证家族和国家的稳定，因此致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特征。其次，孝道是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根本精神。所谓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尊卑有等，这种伦理精神在封建法律观念与实践中得到体现，表现为亲属相犯按照血缘关系等级加刑和减刑的原则。最后，无讼理想与厌讼法律观。儒家讲究仁政，提倡王道和礼乐教化，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因而视“无讼”为其政治法律理想，追求家庭和睦以致达到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封建法律主要体现为刑和罪的意识，这使民众形成了惧法惧讼意识。

5.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教育史中的历史地位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教育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根本内容。首先，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和核心地位，孝是仁学的根源，又是仁学的实践，所以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主要的地位。其次，孝道文化是道德的起点和开端。人类的品德由孝而产生，孝道是一切道德的动力。因此，一切道德教化，都是由“教孝”而树立起来的。最后，传统的人伦教育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而一切社会人际关系又都是在孝道的基本精神基础上推衍开的，因而人伦教育必以孝道为出发点和根本任务。

孝道文化不仅对中国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和教育等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间艺术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孝道文化的观念与实践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孝道文化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促使中国人民形成了仁爱善良、重德敦品、守礼温顺、忠恕利群、爱好和平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孝道文化的权威价值取向致使中国的国民形成了权威主义性格，崇古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国民形成了保守落后和因循守旧的性格，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导向使得中国国民形成了淡薄的权利意识和忍耐不争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谢宝耿.中国孝道精华[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查国昌.西周“孝”意试探[J].中国史研究，1993，（2）.

[3]涂爱荣.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追寻[J].学术论坛，2010.

[4]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孝文化的意义篇5

关键词：孝；党员干部；为官从政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48-02

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为官从政的重要法宝。《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将孝与政相结合，突出了孝的政治功能。自古以来，孝便在促进家庭和谐、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人们将孝道文化与社会现状相结合，除了告诫人们要孝敬亲长外，对党员干部为官从政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孝自爱身始，孝则不辱亲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受之于父母，是父母乃至先祖生命的延续，一个人无故毁伤身体甚至结束生命，表面上看是自己的事，实际上恰恰是不孝的表现。因此，保护好身体，避免其受到伤害，是行孝第一步。当然，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者除外，这部分人不但不违背孝道，反而是更高层次的“孝”。相反，如果战场上临阵脱逃，就会让父母蒙羞、让国家蒙难，那样的话，即使苟全性命也不是“孝”，“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

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不敢毁伤”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免受行政处罚等。不要因一时气愤而以身试法，否则，不仅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使父母受到羞辱。正如《弟子规》所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尽管当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封建社会那种光宗耀祖的意识，但子女在社会上取得重要成就也是对父母极大的安慰和报答，特别是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其家族也会引以为自豪。相反，做了坏事，就有可能辱没先祖名声，“如果通过贪赃枉法，索贿受贿，以养其亲……也不能算是孝”[1]43。

要而论之，行孝首先要爱己之身、不让亲人担忧，又要避免辱身羞亲。故孝自爱身始，孝则不辱亲。

二、孝为仁之祖，孝亲至仁民

《管子・戒》云：“孝弟者，仁之祖也。”高诱在《淮南子注・原道训》中，将“祖”解释为“本”，即孝是实行仁德的根本。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亲人恪守孝道，那么，他往往也会对工作尽心尽责、对国家尽忠竭力，这是由忠、孝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的。对于为官从政者来说，在家孝敬父母，才有可能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对人民施以仁爱、对国家尽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今天，“忠”主要表现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等。孝从家庭层面上升至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仁的实现。

孝，就家庭而言，是对亲长之爱；就社会而言，是爱他人之亲的朴素美德，即通过对亲长之爱扩展到爱社会上所有的人。换句话说，仁是由亲亲之爱推广开来的，孝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因此，孝不仅是公民个人修身、齐家的基本要求，亦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必备条件。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朱子注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上皆是说，人应当推己及人，由爱人及于万物，将亲亲之爱、家庭责任上升至民族大爱和社会责任。这正如《论语・学而》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今天我们讲孝，倡导由孝亲推至仁民，就是要从爱亲出发，继而推己及人，最终实现仁民爱物；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就是要做到廉洁自律、勤政为民。

要而论之，为官从政者若能以爱敬亲长之心来对待他人，必然会实现“近者悦，远者来”或“远者近，旧者新”的理想局面。故孝为仁之祖，孝亲可以推至仁民。

三、孝为廉之基，孝可以促廉

廉，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管子》将其与礼、义、耻一起视为国之四维。古圣先贤知晓廉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意义，因此十分重视廉德。如春秋时期宋国司城子罕以廉为宝，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至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盈财等等。

百善孝为先，治政廉为首。古代统治者在选任官员时，就极为重视人的道德品行。他们认为，只有在家孝敬亲长的人，才有可能在为官时做到清正廉明。例如，在古代“二十四孝”中，虞舜的“孝感犹臁薄⒔革的“行佣供母”、孟宗的“哭竹生笋”和王祥的“卧冰求鲤”，皆是因孝而获重用的例子；汉文帝的“亲尝汤药”和黄香的“扇枕温衾”等，则是孝子做官时勤政为民的典范。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充分吸收孝道文化在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官从政等方面的有益因素，加强对党员干部德的考核，把孝、廉作为选任干部的重要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孝可以促进廉洁，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在继承中华传统道德资源时既要肯定又不要盲目扩大传统孝文化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同时，要建设廉政文化，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不可忽视，优化顶层设计，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有效的机制，最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而论之，只有在家孝敬亲长的人，才有可能为官时做到清正廉洁。故孝为廉之基，孝可以促廉。

四、孝与义相连，真孝含谏诤

在当代社会，孝抛除了忠君的成分，却包含了“义”的内容。“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将其解释为：公正、合宜的道理、道德或行为。它体现在“孝”中就是谏诤。因此，尽孝时应遵循合理合宜的义的原则，即尽孝应合“义”，不义则“诤”之。

孟子曰：“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但倘若对方有错，究竟是曲意逢迎还是以义谏诤呢？《孟子・告子下》给出了答案：“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可见，对于长辈不义的言行不但不怨、不谏，反而盲目顺从，就是不孝。因此，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上级有错，下属对其进行规劝，不但没有违背道义，反而是下属的义务。由此看来，就尽孝而言，谏诤比顺从更为重要，当然也更难做到。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尤其应如此，不仅对自己的上级要以义谏之，对下属的批评意见，亦应做到：谏行言听，使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孝不等于唯命是从，不义不诤非真孝。即使一些人以行孝为名而陷上级于不义，也不是真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义则从，不义则诤。

要而论之，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上级言行合义则从、不义则诤，避免处在上位的人陷于不义。故孝与义相连，真孝含谏诤。

五、智为孝之方，谏诤则需智

谏诤，要以对方出现过错即“有过”或“不中道”为前提，并且只可委婉劝谏而不能激烈对抗，即谏诤需“智”。《古代汉语词典》将“智”解释为：聪明，智慧。作为“三达德”（智、仁、勇）之首，“智”是取得良好谏诤效果的重要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党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指出，批评要讲究方法。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做领导的亦不例外，关键在于，领导有了过错，做下属的是装聋作哑、为其掩饰还是厉声呵斥、粗暴对待？前者可能为领导日后犯更大的错误埋下隐患；后者则会对其造成身心上的伤害，更有违于“礼”。由此可知，行孝时，不仅需要以“义”辅之，更需要以“智”谏之，尽可能做到情义兼尽至于具体的谏诤方式，《孔子家语・辩政》《说苑・正谏》《白虎通义・谏诤》《风俗通义・过誉》和《后汉书・李云传》等皆主张“讽谏”。那么，何为“讽谏”？《白虎通义・谏诤》曰：“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即下对上不直指其事，而是用舒缓的态度、委婉的言辞，通过比喻和暗示等方法规劝，使其改正过失，最终达到“咎故不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目的。上级有错，做下属的要以委婉的方式对其进行谏诤，但如果对方不听从，又该如何去做呢？这就涉及“以智谏诤”的另外一层含义，即“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王阳明全集・悟真录》）。智者只有在适合谏诤的时候才谏诤，反之则否。具体来说，就是：不可则止、又敬不违。

要而论之，上级有过，做下属的理应劝谏，但要怡色柔声、委婉劝谏，尽可能做到情义兼尽、达到劝谏目的。故智为孝之方，谏诤则需智。

值得注意的是，在F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强调下级要尊重上级，事实上，作为领导，亦应当有令人敬佩的行为，即以仁义之心来对待自己的下属。这也就是说，孝不是单向的顺从与尊敬，而是上、下之间一种相互的道德要求，肖群忠先生将此解释为“义务并行互益性”[2]355。“君之视臣如手足”，臣才能“视君如腹心”；反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正所谓上慈下孝、上行下效，道理即在于此。

当然，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愚忠愚孝、上下相隐等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但不能因为它的某些局限性而否定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孝从家庭伦理出发，延伸至社会层面，对党员干部为官从政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不久前，包括传统孝文化在内的国学走进中央党校就是一个很好的力证。因此，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古代的孝道文化进行扬弃，正如所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总之，党员干部为官从政应当从古代孝文化中汲取精华，自爱己之身始、由孝亲推至仁民、以孝来促进廉洁、用智慧进行谏诤，真正让孝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参考文献：

[1]舒大刚.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孝文化的意义篇6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马列部，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孝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伦理规范。孝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丰富的和谐思想。高校弘扬孝道文化，把孝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孝道；思想政治教育；和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33-02

一、孝道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其核心精神便是“孝”，孝敬长辈、尊老爱幼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古辞书《尔雅》注“善事父母为孝”，孝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所谓的孝道，一般是指子女对父母要尽义务，包括尊敬、赡养、关爱、顺从、悦亲和送终等。孝道的本质是感恩，表现为子女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之心”和“孝敬之举”，以及由此而逐步升华到修身养性、爱国敬业等更高境界的文化道德层面。孝道是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根源。“孝道”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中华民族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二、大学强化孝道教育的紧迫性

孝道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也是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推进文化传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下，西方的自由、利己主义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造成很大冲击；独生子女身份使大学生从小受到溺爱，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日益金钱化；学校教育的重知识而轻思想品德，家庭教育的趋利性，凡此种种，使大学生德育水平下滑，孝道意识淡薄。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素质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高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把孝道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大力弘扬孝道文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其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平，维护社会稳定。

三、孝道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淀和谐基因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社会建立各类人际关系的价值基础，其核心就是仁爱思想。并且这种仁爱由家庭范围逐步延展到社会、国家层面，使对父母长辈的孝亲敬爱提升到对他人的尊重关爱、对国家的报效忠爱。孝道内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各种和谐思想，是保持家庭和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剂良药。高校弘扬孝道文化，并把它全方位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从多方面积淀和谐基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加正能量。

（一）文化和谐。所谓的和谐文化，就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的文化体系，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提炼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孝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孝道文化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孝道文化，其最终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和谐。孝道文化以感恩为基点，表达对父母长辈的尊重敬爱，维护家庭和谐，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由感恩之情发展到爱国之情，由对父母长辈的小爱发展到对他人、对社会的大爱，从而使家庭和谐上升到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我们所熟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等经典名句就是孝道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精髓，是建设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二）自身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条件是要有优秀的人才资源，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自身的和谐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人才因素。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养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道德水平，完善其人格，促进自身和谐。中国的传统孝道以孝敬父母为核心，这种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敬爱会进而延伸到对兄长、姐妹及他人的关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孝道是大学生爱心的根基，大学生具备了广泛的爱心，就会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这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三观”是大学生自身内在和谐重要的思想保证。“百善孝为先”，可见孝历来是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准则。《孝经·开宗名义章》强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从孝道教育开始，孝是道德教育的起点，如古语所云：“德为成事之本，而孝为入德之门。”孝道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的道德水平，有益于大学生自身和谐。

（三）家庭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社会就稳定，家庭和谐社会就和谐。孝道是维护家庭和谐的重要伦理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经》），行孝道是每个人必须做的事情。当代大学生孝道观念弱化，在高校强化孝道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孝道意识，促进家庭和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可见，行孝道首先就要尊敬父母，赡养父母。大学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珍惜生命，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既是孝行的具体表现，也是今后进一步行孝的基础和前提。大学生践行孝道，包括物质孝顺和精神孝顺。物质方面赡养父母，让父母衣食无忧，当然，这只是孝顺的第一步。《论语》记载：“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大学生不仅要做到物质孝顺，更要做到精神孝顺，多与父母交流沟通，关注他们思想情感变化，从精神上多加慰藉，消除他们内心的孤独、寂寞和空虚，切实让他们精神上得到满足，这才是真正的孝顺。高校重视开展孝道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知孝道、行孝道的知行合一体，营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论语·学而第一》）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四）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部分。加强孝道教育，不仅可以形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坚持做到“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而且可以形成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品质，是做人最起码的修养，大学生敬爱父母，源自于对父母的感恩。弘扬孝道文化，强化感恩意识，大学生会把对父母的感恩扩展到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知恩图报，从而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爱，不仅是对人的爱，而且也是对万事万物的爱，最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责任意识也是大学生践行孝道的精神动力。“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的最高标准是用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来扬名于后世，为父母赢得荣誉。大学要生扬名于后世，就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自己的综合素质，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生力军。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报效祖国，这才是孝的最终完成。感恩意识是大学生关爱他人、泛爱万物的情感基础，责任意识促使大学生提高自身素质，是他们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精神动力，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五）国家和谐。此处说的国家和谐，主要讨论的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基础群关系之间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的可能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可能在基层默默奉献。高校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无论将来他们处在哪个位置，对国家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孝道是中国古代的伦理规范，也是治国之道。汉代以来强调“以孝治天下”，孝道的目的之一是治理天下。《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用至德要道治理天下，则天下太平，民怨绝迹，而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是道德的更本，孝道教育可以提升今后走上领导岗位大学生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孝可以激发大学的爱国热情，“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传统孝道强调从爱父母为起点，由爱父母发展到最高的孝，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孝的本质就是仁，“孝悌也者，其为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爱人，这是爱国主义的感情基础。今后，不论在领导岗位还是在基层工作的大学生，都要深爱着伟大的祖国和淳朴的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尚无私奉献，以伟大业绩报效国家。

孝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并保留的文明积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孝道文化内涵丰富，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孝道产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出现了许多“愚孝”、“愚忠”等现象。高校在弘扬孝道文化、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应以批判精神对待孝道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发挥孝道在提高大学生爱国热情、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莉.论孝道文化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潘剑锋.论孝道道德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05，（9）.

〔3〕张明义.钟伟弘扬孝道 构建社会和谐[J].社科纵横，2007，（3）.

孝文化的意义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孝亲意识 民族凝聚力

孝道伦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孝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人际关系上,曾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变迁,制度的转换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西文化交融日益强化,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孝观念日趋淡薄。伴随着孝道伦理观念的缺失,必然出现家庭关系紧张、道德失范、社会秩序失衡的不良局面。

孝文化的形成和历史嬗变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①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产生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生于商代,也有人认为形成于西周时期。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孝意识被纳入到宗法制度之中,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宗法制度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统治阶级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实质上是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孝开始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转化。孝的内容也由单纯的善事父母扩展到敬奉祖先,祭祀先祖,孝从家庭伦理扩大到宗族伦理。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孝道随着宗法制度破坏而出现动摇,个体家庭经济进一步发展,养亲问题逐渐突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孝文化进行新的改造。孔子在西周孝亲意识的基础上将孝和仁、孝和悌相结合,提出孝亲不仅要做到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和爱亲。曾子则“移孝为忠”,将孝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经过儒家的改造,孝文化开始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将孝道思想首先伦理化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是《孝经》,《孝经》对孔、曾、孟等人的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阐述,并对孝道的内容进行了广泛化,使之政治化。不仅将孝道之义推广至社会,以解决国家政治的君臣关系,还一举把孝道推上了以孝治天下的极致地位。从汉代开始,实行以孝治天下,这一基本精神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孝道开始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汉朝确立的行孝的具体规范也加于纲常化并为后世的人们所遵循。唐宋以后,经过理学家们的宣传改造,由此走上极端化和绝对化的道路,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成为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合体。

纵观孝之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由于受生产方式和宗法制度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孝亲情结,这种发自本能的孝亲意识经过历代思想家的理论升华和统治阶级的推广扩大,使孝文化由家庭伦理转变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延绵多年,经过历代文人的改造和统治者的推崇,使之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虽然由于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而倍受思想家的批判,但其中的合理内核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民族精神。因此,在当代社会,批判地继承传统孝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孝文化,培养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是形成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犹若血液一般浸透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出现外族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够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御外侮。抗战时期,中华儿女无论是海外华侨,还是港澳同胞,都积极的捐款捐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奔赴抗战前线,杀敌报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侨居世界各地的华裔,有的已经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仍然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寻根祭祖、投资建设,以寄托他们的孝思之情。这种由敬祖孝亲的情感而衍生的邦国之恋、乡土之思,形成中华民族亲和力与向心力,将全球华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国家的富强而共同奋斗。因此,在当前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中承志立身、报效祖国等合理思想,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经济发展后劲。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为重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如果每个家庭都和谐相处,就为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孝道自古至今都是调节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良药。今天,虽然家庭结构和家庭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但孝道伦理在家庭和谐中的价值仍然存在,如果人人都能孝敬自己的父母,家庭就会和谐、幸福,家庭成员的身心就会得到调整,就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如果把和谐幸福的家庭人际关系推展到整个社会,无疑就会成为和谐社会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后劲。

培养个人道德情感,构建新型社会道德体系。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相对应,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其中,家庭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枢纽和起点。而孝又是家庭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孝道伦理的核心是养亲、尊亲和慈老爱幼,要求做儿女的要赡养、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使老人们颐养天年,这是做儿女的必须承担的义务,也是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体现。而家庭道德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辅相成的。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责任,爱父母才会爱他人、爱社会和爱国家。一个人对家庭有责任感,才会对国家社会尽职尽责。

传统孝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维持家庭、社会稳定的功能,而且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关键是要找到道德教育的起点,把道德教育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而孝文化所强调的对父母的爱心、感恩之心,就是一个人道德行为的开端,是道德教育的根基所在。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提倡孝文化教育,由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开始,然后推广到全社会的尊老爱幼,由爱自已的父母推及到爱天下人的父母,循序渐进,进而爱祖国、爱人民。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扩充到职业生活、社会生活领域就转化为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提高人文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传统孝文化倡导的尊敬父母、家庭和睦、尊长爱幼、扶危济困、忠于国家等优秀道德品质,已经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使之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支柱。因此,继承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不仅可以有助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道德意识,有助于克服当前日益泛滥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有助于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助于激发人们对生活、工作的热情,使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取向朝积极的方面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于促进以德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将有着积极意义。

倡导尊老养老,培养人本意识。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养老是未来养老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政府也正着力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机制。但是,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众多,社会养老基础薄弱,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养老的基本模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就是中国孝文化。在孝文化背景下,父母重视对子女的养育,子女成人后,从物质上赡养父母,在情感上爱敬父母,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都用法律和伦理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达到满足家庭成员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目的。继承和发扬传统孝文化,让更多的老人在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这不仅能够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保持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人性的教育与陶冶,人们的真情良知的回归,培养人本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合理挖掘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使孝道重新回归家庭伦理规范,把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融入和谐社会中,这些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增强个人孝亲的意识,规范现代社会家庭伦理,树立尊老敬贤的时代新风,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为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09年度曲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孝文化研究》,批准文号为:2009ZD001)

注释

孝文化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 第167页，第173页。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们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