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化学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0-25 17:13:23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阿尔都塞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23-02
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阐述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机器通常指的是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阿尔都塞认为,这些只能算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何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他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1]。他列举了诸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信息、文化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通常人们总是把宗教、教育、家庭……看做与国家机器相区别的市民社会的领域,而阿尔都塞恰恰把它们都视为国家机器,这样就将国家机器的概念的外延大大地扩展了。阿尔都塞阐明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一,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许多。“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1]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相对独立的许多部分所构成的,因此,被了的统治阶级失去了整个镇压性国家机器,却依然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保持自己的牢固阵地,被统治的阶级虽然尚未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却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找到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机会,用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对付掌权的统治阶级。这就使得多样性的、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充满阶级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
其二,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中央集权组织来保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阿尔都塞认为,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且充满矛盾和斗争,但是一般地说来,它是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的。“如果‘统治阶级’在原则上握有政权,因而能支配镇压性国家机器,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同一个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是积极主动的,因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的最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矛盾中实现的。”[1]
其三,“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执行职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1]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也是两者各自具有的最本质的特点。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说,它主要地大量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向人民大众宣传、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二、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功能解释
为什么说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阿尔都塞认为:(1)资本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管它们是什么,都是为了助成同一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它特有的方式助成这一结果。政治机器通过议会、公民投票,造成政治“民主”的意识形态;(3)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社会生活中,好比是一个演奏会,但这个演奏会,要受一个总谱支配,这个总谱就是当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在这个演奏会中,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肯定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学校。
他是这样来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许多是通过家庭、教会、军队、闲书和电影甚至是通过足球赛传播给大众的。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象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象学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学校给儿童灌输包括语文、数学、科学等基本知识,而这些基本知识是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着的,受教育者在接受各种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学校传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培养出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角色,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学校作为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显然比其他机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居于主导的地位。
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人个体,使个体成了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功能确保了主体对主体的臣服,正是通过镜像复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为它使得被统治阶级臣服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下。
阿尔都塞反对“文化”浪漫主义的观点,尤其是学校里的文科教育,表面上是在传授知识,实际上是在学习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要借得如何鉴赏、判断、利用这个“对象”,这种知识专注于懂得为了什么而如何去做的问题。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懂得为了什么而如何去做。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场所进行文化训练,从而学会在面对人的存在所包含的一切文化现象时,能够恰当地思考、判断并恰当地表现行为举止。文科教育的目标就是训练出有教养、有文化的人。阿尔都塞说:“人文学科以其不同形式所提供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存在于该社会内部的文化针对某些被神圣话了的对象所做的评价。要理解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文化’的意义,必须追问的不是人文学科本身,或者说不仅仅是人文学科,而是必须追问在‘培养’了这些技艺的那个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文化’,追问那种文化的阶级功能,进而追问那个社会的阶级分化。”
三、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点启示
1.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应,并对此作了认真的分析,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应该说这是有益的探索。其中,特别强调教育、学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剖析和批判了关于学校是中性环境的错误观点,指出学校既是受教育者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的场所,也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场所,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创造条件,这是很值得借鉴和重视的观点。同样,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用科学的理论把受教育者武装起来,为社会主义千秋大业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
2.阿尔都塞认为,教育与学校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占主导地位,突出了教育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既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深厚基础,是持久起作用的因素,又可以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成为强国的直接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对阿尔都塞“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实质的把握,我们应该明白,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将教育摆在了关乎资本主义生存发展命运的优先地位,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呢?教育的发展要靠国家强有力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和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的性质和地位,坚持教育是崇高的公益性事业的观点,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为人民办教育,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2]
3.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导地位的定位,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发达的实质推动力和根本原因,如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这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无启迪。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而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就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人才培养,教育为本。优先发展教育,才能化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提高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对教育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地位的认识。扩大教育规模,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必须统筹城乡教育,坚持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必须积极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充分集成各方面资源,提高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的水平,带动全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必须加强依法治教,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尽管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完全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奋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51-259.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2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机遇。全力推进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抢抓机遇，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弘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要突出重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要创新方法，在坚持原则、拓宽渠道、巩固阵地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
金融危机；高职学生；意识形态
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救世界”这句口号我们常常听到，西方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又活跃起来，是因为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一时之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人的感觉是负面的。我们可以看到从前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传统产品的生产过剩导致的，而这次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产品的过度生产而造成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在表象上有所不同，其实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只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表现。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的生命力。
1 金融危机给高职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并不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一样。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连接得十分紧密的制度，所以在健全的法制背景下，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实现较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并把个人自利导向社会创造。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成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却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向。新左派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却是解构有余、建构不足。因此，它的信众和影响只限于左派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西方左派理论家Alec Nove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了各种“可能的社会主义”后，感慨“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与资本主义相比，其他任何制度都必须或多或少地压抑人的自利本性，结果使人的自利本性以更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时，人们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下一面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一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后，我们其实很需要左派在世界范围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思想起到限制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左派的限制作用可能会比较弱这一事实。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趋势的加快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化，高职学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变化。
1.1 网络不良信息传播侵蚀我国高职学生意识形态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的重要工具。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下，有的学生对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地位的认同度在减弱，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少数学生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产生怀疑，认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个别学生不问政治，或者把政治非学术化，不能正确区分学术民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缺乏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1.2 西方价值观强势植入消解意识形态影响力
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筷子”，西方文化比作“刀叉”，我们应重视这样一种现象：近年来一些青少年放下“筷子”拿起了“刀叉”，良莠不分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在中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的生意越来越火，可口可乐成为饮料市场的“大哥大”，美国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得到年轻人的青睐，这些载体所携带的价值观念也在被“无判断”地接受。其背后则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强势，谋求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实现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从而实现一边倒的文化植入，使我国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来自外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发生着扭曲、变形，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
1.3 西方流行文化冲击高职学生意识形态的培育
流行文化是一种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流通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在校园流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较高压力和紧张的心理，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但是如果这种文化过分地强化和突出感官刺激功能，误解了文化的意蕴和艺术价值，缺乏现代人文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底蕴，缺少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就会使青年学生在淡忘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状态下，不问其内容的价值和意义，单纯地接受某种浪漫、奇异、刺激的文化信息，在是非辨别、价值判断等方面陷入混乱。
2 文化渗透的现状与分类
2.1 语言文化的渗透
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习惯和风土人情，而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得到了体现。文化意识，是人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领悟该语言文化的内涵，接受该语言文化的熏陶，并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一种追求文化的情感，它是人们对于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认识活动。培养跨文化意识，就是要培养学生对于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2 网络文化的渗透
我们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的防御能力最弱，接受能力最强、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一群人，他们身处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在依赖网络获取信息的同时，各种新鲜的中外文化思潮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在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信息大规模地向他们渗透和入侵的影响下，他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逐渐产生向往和羡慕，对美国式生活、思维方式顶礼膜拜。这样一来，在先进文化及其精粹还没来得及在其思想上扎根之际，他们就被外来的这些信息所淹没影响了，免疫力和识别力日益丧失。西方媒体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国家或组织趁机在互联网上通过网站、邮件、新闻评论、博客大肆进行宣传与颠覆，极力丑化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并传播庸俗、低俗和媚俗三俗文化，企图破坏高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削弱对党的政治信任，改变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年来高校大学生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现象正是最充分的体现，对我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3 消费主义文化渗透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其根源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以消费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大众传媒成为优势话语系统已经建立起了文化主导权。按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构建社会意义系统，并且以话语权力的形式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使得对符号象征意义的消费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借助于跨国公司这样的经济主体推行消费主义文化，通过互联网、广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建构一种社会意义系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起到控制和重塑作用。在西方取得文化主导权的消费主义文化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使中国深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3 金融危机进程中加强和改进高职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
金融危机对世界近期走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世界各国学者已经开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声讨，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会大大下降。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出台各种干涉经济的救市方案和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通过加强对经济的管理来应对危机。危机过后，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国（也包括美国）都在其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或多或少地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家原有的性质。今后，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极端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可能都不会成为主流，主导的将是混合性经济模式。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一定是一个能够抛弃“市场经济代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高效率，计划经济代表社会主义、专制和低效率”这种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一个能够非常务实地把市场和计划看作各有优劣的两大资源配置杠杆，并根据国内外经济需要而及时调整这两大杠杆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的国家。中国曾经深受意识形态主导经济之害，幸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达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共识。只要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能够坚持这一共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很可能就是一次机会。
3.1 进一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各种考验，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尤为重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只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勇于和善于回答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只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保持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
3.2 积极构建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教育的重要场所。高校校园文化具有整合高校资源、引导价值观念、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等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既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而又具有校园特点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现象。高校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确立主旋律意识与阵地意识，增强社会主义主流舆论的引导力，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构建高校核心价值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思潮。提高高校校园文化品位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高校文化资源。进行高校文化的交流与宣传，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数字媒体建设。抵制低俗、腐朽、落后的校园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非主流文化建设。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终贯穿价值观教育。
3.3 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引导作用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就要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增强学习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发展，就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按科学规律办事。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高校都在积极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机制，努力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大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校风；就要创新载体，优化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把道德教育与实践教育、团队教育、心理教育、网络教育相结合；就要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3.4 积极营造高校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和谐的校园文化应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浓郁健康的学风。学生学习风气良好，健康向上，目标明确，理想远大；二、严谨治学的教风。教师安心从教，严谨治学，为人师表，以校为家；三、浓郁的学术氛围。针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经常在校园举办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学术讲座；四、健康的文化氛围。定期举办各种艺术展演、文艺演出、歌咏比赛、演讲比赛、摄影或书法的特色比赛，组建各类学生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学、艺术沙龙；五、和谐的环境氛围。花草绿树，林间小路，相得益彰，相互映照，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完美的和谐与统一。使师生居于其中，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使学生在不经意间获得人格的感化、道德的升华，真正实现了“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六、催人奋进的校风。良好的校风由学校传统，校园文化，学校规章制度，校训、校歌、教风、学风、班风及教职员工的工作作风等共同组成。
3.5 加强网络阵地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
当今时代，信息网络在经济社会和校园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适应时展要求、运用信息网络开展的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工作，是加强网络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发高职校园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对高职院校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网上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复杂，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信息网络发展和高职院校实际，着眼积极发展运用、服务保证中心、注重实用实效、有利长期坚持的要求，加强网络教育基础建设，丰富拓展网络教育功能，努力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水平。要进一步加大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学生上网用网创造条件。要下功夫搞好校园网内容建设，增强网络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大力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坚持把运用网络开展教育与坚持传统教育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要积极发掘信息网络优势，把握网络教育特点规律，改进创新形式方法，真正使信息网络成为先进思想传播新阵地、学习成才新平台、精神文化新空间、工作指导新渠道。
4 总结
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耍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高职教育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真正使发展成果惠及数百万高职学生，关键是要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做得如何。具体而言，就是要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能否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能否继续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就是要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能否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环境；就是要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能否在多元文化体系中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马风强.高校抵御“”势力渗透维护安全稳定的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9）.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若干意见.2006―08―26.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9.
【作者简介】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3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4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探析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形成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对事物（包括对人的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与观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大学生的个体内在信念，那么，被动灌输培育方式能否帮助其完成转化？这一过程是否发挥了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的看法和最根本的观点”，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要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个体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内在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种从社会外在要求向个体内在价值转化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也包括个体过程，因此，可以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培育过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即“个体对特定社会刺激如事物、观念或他人所持有的，具有一定结构、相对稳定和内化了的心理反应倾向。”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结构内容，即十八大报告所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标准化的意义，不会轻易改变，因此比较稳定；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经过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总结和形成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并被实践证明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态度。
（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
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本认为，态度主要经历3个形成阶段。一是模仿或服从阶段。二是认同阶段，即主体努力使自己的认知、情感与榜样人物或外部要求一致，但这一阶段的认识未必深刻，也没有与自身原有的态度体系相融合。三是内化阶段。内化是指个人对态度的对象自觉形成特定的信念，并以这种信念指导行动。在这一阶段，外在要求与自身原有的态度体系相融合，形成新的态度，并不受他人关系和外界压力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相应要经历两个阶段。
1.认同阶段。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外而内的转化，需要被大学生所认同。认同的实现源于大学生的自愿接受，而强迫和压制可能会引发大学生的反感而被他们所拋弃。因此，在认同阶段，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特点，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载体等，使他们自愿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也自愿调动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自己的认知、情感、行为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一致。但在这一阶段，由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验还不够深刻，因此，当受到外界的影响时，大学生可能会动摇已经自愿接受的这一价值观念。
2.内化阶段。既然认同阶段的认识还不深刻，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中间阶段，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最终内化为大学生的个体价值观，就要采取更多的、尊重大学生主体需要的方式方法，使他们认识与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特别要通过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不断去选择、吸收和消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个体原有的价值观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让大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符合大学生的个体需要，具有价值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而使大学生自觉将其内化为个体的坚定信念，固定为个体价值观，这样，即便外界有再大的压力和干扰，也不会轻易动摇。可见，只有个体认同转化为个体价值观，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才算完成，指导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才有了根本依据。
综上所述，无论是认同还是内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变革被动的理论灌输机制，这也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身需求。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面临的挑战
过去，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一般采用“老师教，学生学”的灌输方式，这种单向的培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有利于统一大学生的思想，能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社会相对开放，网络技术普及，大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等不断增强，对传统的培育机制造成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动揺原有的主流价值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时期，利益分配格局由一元转为多元，人们对新生利益主体与利益结构之间价值观念产生分化、价值多元化选择更加明显。市场经济的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强调集体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使大学生无所适从；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和宏观调控的局限，影响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好想象；此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在社会中逐步滋生和蔓延，使大学生也受到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单一地采用理论灌输模式，不联系实际，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大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大学生便会发现理想与现实产生了脱节，容易动摇在课堂上接受的主流价值观。
（二）移动终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冲击单向度的沟通模式
当前，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使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大量的网络信息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认识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消极、腐朽的价值观也渗透、夹杂在纷繁芜杂的网络信息中。例如，暴力、金钱、色情等消极颓废的内容在互联网中被大肆渲染，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在互联网上，大学生可以随时通过双向互动方式，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者和追随者即时交流，其所获取到的负面信息，极有可能导致大学生对课堂上学到的正确价值观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可见，只单一地采用“教师教、学生学”的单向度沟通模式，忽视用大学生喜爱的方式进行双向的交流与对话，容易导致大学生思想误入歧途。
（三）“90后”大学生的特点呼唤培育方式的多元化
“90后”大学生的特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渴望获得认可，同时在个人价值选择上，务实而又略显功利”。“90后”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个性独立、崇尚自我，既愿意服从国家利益、服务社会和他人，以获得认同，又不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二是“90后”大学生被称为“网络一代”，他们在长期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平等等现代意识，期望通过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的方式交流思想、培养观念。三是“90后”大学生重视社会实践，希望借助社团活动、社会实习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见，“90后”大学生的特点表明了单一的灌输培育方式已经不适合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需要。
综上所述，客观条件的变化已经使大学生不愿意接受单一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因此，目前必须改革原有培育机制，注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应对客观环境带来的挑战。
三、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的路径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主客观环境都强调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在调动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根据培育内涵，创新培育机制、优化培育路径，促成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内化。
（一）创新教育解读机制：创设符合大学生需求的教育形式，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当下，单一地进行理论灌输已不适合大学生的需要，因此，要使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考虑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创设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方式和载体等，让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认知和情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一致。在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因此，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改变过去教授内容的零散性和非系统性，让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的科学性、逻辑的严密性和彻底的说服力，是值得认同的；同时，通过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和互动提问等教育方式、借助网络与师生面对面交流等沟通等手段，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讨论中，从而乐意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借鉴国外经验，在专业课程中也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分析和解决与专业相关的问题，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和认同核心价值观。
（二）创新实践转化机制：开展多样化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个体的体验
实践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认同到内化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仅包括事实性检验，也包含价值性检验。只有实践证明真理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真理才会为个人接受，并转化为内心信念。研究也证明，社会实践在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具有认知上的转化作用、认同上的强化作用和践行中的承载作用。应该说，社会实践活动是当代大学生喜爱的活动之一，通过各项实践，包括以社会实习与实践为代表的生产实践、以本科生科研创新、“挑战杯”系列比赛等为代表的科学实验和以各项主题教育、素质拓展、志愿者活动等为代表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大学生发挥着自身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并不断加深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认识与体验。实践能使大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时展要求，对自身成长也有重大意义，从而使大学生愿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个体原有的价值观逐步结合起来。
（三）创新制度保障机制：建立强制性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正确方向
制度是一个社会组织或团体中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并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它能强制地保障组织或团体的成员执行既定政策，确保目标的实现。大学生个体有差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体原有价值观的碰撞中，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大学生个体需要相偏离的情况，当个体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时，需要制度的强制力量来约束，以保证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正确方向。在现实中，一要创新管理制度。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思想教育、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等日常管理制度，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彻在每条具体的规章中，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日常化与生活化。二要创新监督考评制度。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为基础，通过自我测评、同学互评和教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查大学生思想行为的评价制度。三要创新激励制度。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对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优秀大学生给予表扬、肯定和奖赏，以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其他大学生的积极性，从而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引导整个大学生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四）创新文化渗透机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优秀的文化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当大学生个体原有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出现偏离时，借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对大学生进行软约束，能在潜移默化中使其摒弃个体原有价值观念中不合理的部分，让其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统一起来，逐步促成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重视发挥主体作用。因此，在培育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大学生养成自律自觉意识，变“要我养成”为“我要养成”。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诚信、和谐等理念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共通之处。引导大学生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的精华，就能更好地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
综上，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机制中，教育解读机制是基础，实践内化机制是关键，制度保障机制和文化渗透机制是重要保证，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因此，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创新培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并在大学生出现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时，及时采用制度强化和文化渗透的方式加以限制和影响，如此，就能够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相信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特别是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大学生的内心信念，并为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提供指导。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文化转型；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19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晓云：文化转型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时期，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转型也已悄然地展开，而当代世界也处于深刻的变革和发展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正值此时，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作为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领导者，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持久的精神动力，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尤为深刻。
一、文化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
从文化转型的全过程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恰逢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有着与文化转型同步的三个演进阶段，即：第一，深刻把握文化危机时代的主题和认清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第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多元文化的反思、批判，实现文化自觉；第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文化创新。
（一）文化危机是文化转型的开始
“所谓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地产生危机或断裂,同时又进行急剧的重组与更新”,“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种作用进行。……‘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兼容被排斥的、释放被压抑的能量,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1\]。文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依次经历文化危机、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三个发展阶段，而文化危机是文化转型的开始。这里的“离异”更多的是指文化危机阶段。
文化危机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通常表现为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范，但它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化，而是指“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2\]。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新媒体以其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个体性的特点，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的边界“壁垒”，挑战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新媒体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这种多元文化彼此交锋，莫衷一是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在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影响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也在各种新媒体的喧嚣声中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传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如儒家伦理）正在失去调控社会的功能，作为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又面临大众文化的疏离和精英文化的质疑，开始出现边缘化，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和文化失范的现象（即与主流文化的“离异”现象），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危机日益凸显。
（二）文化危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面临的时代问题
在文化转型期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文化危机是时代问题的集中体现，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多元文化对主流文化价值观认同上的冲突，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遭遇的时代问题（文化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主导性文化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生存性危机。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如宗法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束缚，经验对科学理性的拒斥，人治对法治的排斥等弊端。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在当代“批林批孔”及十年“”的浩劫中遭到重创。如今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尤其是西方大众文化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的侵入，使源于儒释道精神的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遭到损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断根的生存性危机，中华民族在毁坏精神家园的同时也将丧失文化竞争力。
2.作为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导致信仰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文化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享受，“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身却具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文化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逐渐丧失文化自身的本性。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因素有三个：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4\]。作为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日益被边缘化，因此，葛兰西提醒共产党人“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5\] 。
3.多元文化冲突引发的文化失范导致社会危机。在当代中国尚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呈现出异质的和内在冲突的特征，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开始在一个共识的空间中展开对话。……既有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对现性文化精神的批判，也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还有平民化的世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6\]。中国现代化进入前所未有的矛盾凸显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不可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大幅上升，加大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
二、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首要前提
从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来看，文化自觉是指文化主体对文化危机的觉醒、反思和批判，是文化危机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响，即通常由文化精英对文化失范现象的敏锐察觉，然后通过文化论争和文化启蒙对文化价值冲突现象进行自觉的、理性的反思活动。实现文化自觉，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反思，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独特功能认知上的觉醒，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文化创新的首要前提。
（一）文化自觉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该怎么走，要不要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学、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流派开展了一场文化反思和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的热潮。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7\]。下面让我们反省一下这场文化争论背后的实质为何。
1.对新儒学复兴的文化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海外华人圈中盛行的新儒学开始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学热”。新儒学是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代表，他们始终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化）的总体契合度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应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防止和克服“全盘西化”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倾向。新儒学复兴的背后反映的是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也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出了一个课题，即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它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就是必须重视民族文化模式的存在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
2.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文化反思。一直以来，我们以为现代化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开始出现，于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其从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进而激进地否定现代性，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过度发达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的宗旨，相反却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即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统治，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背后的文化根源。但是，后现代主义过于偏激地否定理性主义存在的价值显然是错误的。毋庸置疑，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要求和时代主题，但我们又不能不直面现代化的矛盾和悖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冲突和论争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扬弃现代化的利与弊。
3.对大众文化兴起的反思。大众文化是伴随大众传媒技术的普及，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领域的时代产物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与趋同化使人失去了创造性和个性；而大众文化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又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操控性，在娱乐消费的同时使人潜移默化地丧失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能力，技术时代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因此，大众文化既是现代社会文化异化的表现，也是人的异化的表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唤醒了社会活动主体（大众）的主体意识，人们放弃精英文化所倡导的对理想、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关注吃喝玩乐为内容的消费文化开始大行其道，哲学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大众文化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就是要充分认识大众文化对人的理性的操控和异化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化解大众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化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要前提
文化自觉还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反思，尤其是要对现时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性的反省和检讨。
1.作为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中华文化作为养育中国大众的基本教化作用，而显得曲高和寡。长期以来，我们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注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需求相结合，但对中华文化我们往往以批判其封建性、落后性而无视或否定其作为中华民族“第二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取代民族文化，即“中华文化”本体的不在场，这种单向的文化灌输致使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失去了“文化自然”的土壤。
2.作为学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忽视大众文化对理性文化的消解作用。当代大众文化给人们带来文化消费的巨大享受时，也对文化的审美性和深度意义产生消解，使主流文化逐渐丧失其文化的统摄地位，并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发生深刻的矛盾与冲突，“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化要求和大众文化的追求感官刺激的矛盾冲突；二是马克思主义弘扬崇高意义与大众文化追求娱乐人生的矛盾冲突；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求与大众文化的多样性诉求间的矛盾冲突；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性与大众文化的自发性的矛盾冲突等”\[8\]，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文化失范的危机。
3.作为大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忽视对文化主体（大众）的时代需求的研究。文化的主体是人，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内容设计上片面强调政治意义而忽略与大众休戚相关的人生意义，以政治教育取代或否定了对文化主体“人”的教育，造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脱离时代和忽视主体需求，导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逆反和抵触情绪。因此，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而是我们的理论研究站在时代之外，远离大众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时代问题，这使马克思主义难以赢得大众的价值认同，致使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
三、文化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要义
文化转型的实现路径，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通过文化整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结合；通过文化创新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双重使命。
（一）文化创新是文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和内在动力，文化创新包括文化观念、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创新，而文化创新的路径是由引发文化危机的矛盾特性决定的，无论文化转型还是文化创新，最终都是通过人的现代化得以实现的。
1.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创新实质上是要解决文化危机中的一系列矛盾，因此，文化创新大致有三种基本路径：第一，面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而不疏远和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个性，实现文化在互动中融合创新。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9\]第二，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传承与创新是任何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路径。没有传承，文化无法保存，没有创新，文化无法发展。因此，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关键是体现时代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第三，面对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通过文化交流与渗透，打破文化形态之间的壁垒，走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从方法上看，“这种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主张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10\]。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最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
2.文化创新（含文化转型）最终是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的。文化的主体是人，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会在传统人手中成为废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1\]。他认为现代人应该有12大品质，涉及现代人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即开放性的心态（乐于接受新事物和对社会的信任感），自主性的思维方式（主体意识和人本精神）和创造性的行为方式（进取心和理性精神），这正是现代性文化模式的体现。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初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时代对现代人格的呼唤。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观念的思想启蒙，广泛开展公民教育，以推进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培育公民主体性意识，实现人的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相适应的“文化自然”。
（二）文化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质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理念的转型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以及在对当代多元文化精华的整合、创新过程中，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
1.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结合方式的时代化，以构建和谐文化（即文化模式创新）为目标，发展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它具有世界性的品格；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形式又必然使其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注意吸收当代新儒学思想的合理成分，通过对民族文化模式和内容的反思，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强大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凝炼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国家价值观，培养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2.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政党文化理念的时代化，以科学发展观（文化理念创新）引领文化观念的转型，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正在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自身政党文化的转型，并形成了明显的趋势，即：从斗争哲学到和合精神，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从浪漫精神到理性现实，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12\]。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转型集中体现在其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中：从单纯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是经济高速发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在现代化建设的理念、价值取向和建设目标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
3.马克思主义通过不断适应大众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创建文化产业体系(体制创新)，发展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据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立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生产经营性两大特征,第一次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区分开来，这次文化体制创新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特别指出必须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扬文化事业之长（即文化事业对理想、信念、意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意识形态的弘扬），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在社会公益和公民文化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避文化产业之短（即文化产业的趋利，享乐和物欲化的追逐），克服文化产业化、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异化的弊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开放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新媒体时代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转型中的现实矛盾，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努力化解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扬长避短，努力探寻多元文化互补相生的动力机制；以文化体制的创新实现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推进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对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有效渗透与引导；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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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肇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在2008年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进入到“后金融危机”的艰难调整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仅仅在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和金融监管体系缺失上探求其发生的根源、诉求其解决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尝试从人学入手，探微其人性根源，从伦理着眼，透析其价值根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论析其深层根源，以期获得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人学探微：金融危机的人性根源
20世纪18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获得强势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将斯密这个具有内涵完整的概念体系的“理性经济人”割裂开来，使之片面化、极端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远离人文的科学主义，不讲道德的技术主义。这也正是他们主张“回到斯密”，从源头上去完整认识和把握“理性人”的根本原因。的确，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基本预设，但是，人类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以先验的人为起点的抽象人性预设，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的“社会人”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才能不断破解现实生活的种种奥秘，才能逐渐获得对现实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单一化，使本来不具价值判断的自利性转变为带有显著价值色彩的自私性。在这场危机中，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创造包装的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金融衍生品，昭示的再也不是人的合情合理的自利性，而是失去了公共性制约的自私性的贪婪。“理性经济人”自利性的单一化对政治领域的侵蚀，“理性政治人”逾越正常的物质需求底线，而将经济利益作为自身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从而转变为政治生活领域裸的“经济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沦为“理性经济人”竞逐利益的舞台，“理性政治人”也失去其公共性，而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理性经济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抽象掉“理性经济人”价值理性，单一化的“理性经济人”关心的只是以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的技术化方法去认识客观规律，由此造成了种种背离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痴迷于金融创新，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工程设计为思路，赋值和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搭建起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的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高效率，但同时也放大了理性所不及的风险，最终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片面性的畸形发展。
“理性经济人”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认知理性单一化，以认知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华尔街的金融界不甘心于普通的中介服务，而是从事风险经营，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贷杠杆推动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样，既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又可以将市场风险转嫁给证券市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精英，对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定、程序运行等方面体现的是其认知理性。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地救市措施，美联储在危机中通过向金融机构不断注资，最终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资产持有人。美国政府注资，必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导致私企风险转化为国家风险，市场信用危机转化为国家信用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都是由国家出面为国际垄断资本搭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控制的平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讲，无论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理性政治人”都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是人的真实本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一般条件和成为现实的条件，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金融危机具有了频繁性、国际性和严重性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只能是缘木求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伦理透析：金融危机的价值根源
自由与平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自由主义者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消极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平等是一个与差别相对立的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等同性或者无差别性。平等有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起点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是自由，它们就越自由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平等企图都会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仅仅是自由的可喜的副产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石。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个人全部生活的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仅于提高效率无补，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浪费，更危险的还给极权统治提供温
床；宣扬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培养了社会慵懒之风，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拆除各国的保护机制，实现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进而削弱国家，直至肢解国家，实现其浪漫主义的全球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频繁，贫困和失业交织，政治危机频繁，腐败寻租之风愈烈，暴力犯罪频繁，吸毒和恐怖活动猖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在劫难逃，其吹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自身也陷入金融危机的泥坑中难以自拔。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深陷危机中的美国垄断资本必将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
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揭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美面纱，展露其隐藏在表面自由平等价值理念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本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面对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困惑，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对自由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积极自由”；对平等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差别权利和基本平等。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得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从拉美的“圣地亚哥共识”到中国的“北京共识”，从俄罗斯对“自主性”国家的建构到东南亚国家渐次加强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等都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是强者对弱者实力悬殊的生存竞争，是强者对弱者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让弱者拆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来实现强者与弱者“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
自由和平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权利，在阶级社会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对于平等的阶级实质，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化，只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游戏；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
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经济强烈震荡，不仅会使国际经济秩序走向重组，而且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观念的重组。面对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障经济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理性反思
曾几何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意识形态不像善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将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种内容诱人包装华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直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1 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要求我们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与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势的传播手段，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在减弱，甚至有人主张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执政党如何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就成为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2 从理论特质上讲，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所蕴涵的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生命活力也在一片嘈杂的语录声中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创新和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致使我们又走上了经济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有意无意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不仅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3 从阶级性上讲，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其目的就是以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导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指出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路径，有且只有以实践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才能使虚假的意识形态变身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内容上的吸引性和诱惑性，以其包装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世化的、超民族的、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的超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由于长期以来心态的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接受，而没有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来揭示其资本统治的真实本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何在社会阶级关系调整境遇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现实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其“世界公民社会”的美丽梦
想，而是以资本的统治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触发了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历史的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升自主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并积极谋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伴随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指向性，在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特别是要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创新发展；通过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主流媒体的政治引导，取得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地位；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转变以知识求美德的思维路径，回归道德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各级各类党、团、群众组织整合社会，以心贴心、手挽手的形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渗透力。
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时代架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涵的价值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就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实践的浪潮当中，在实践中获得预防僵化的免疫力，在实践中汲取创造的生命因子，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有机化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典型理论 一词多义 中心义项 边缘义项 家族相似性范畴理论
1 引言
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变化。起初，词都只有一个意义，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个词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一词多义现象。一词多义现象(polysemy)是指一个词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义项。多义现象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断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也是人类对一个语言形式的核心意义扩展的结果。本文将通过认知语言学的典型范畴理论(the prototypical category theory)，隐喻和转喻为基础，来分析语言上的一词多义现象。
2 范畴化和原型理论
人们把世界上相同的或相识的事物从认知上归纳在一起，并赋予同一语言符号，这就形成了范畴，其过程就称为范畴化。认知语言学上的范畴跟传统的范畴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传统范畴理论看来，一个范畴中的成员必须满足某个范畴中的所有特征，如果它违反了其中一个或几个特征就被剔出这一范畴成员的地位。此外，结构主义语义学家认为，确定语义范畴的标准是充分必要的语义特征，即判定一个词是否属于某个语义范畴就是看它是否具备了该语义场的充分必要语义特征。而近代哲学家L.Wittenstein经过研究发现了传统范畴理论的不足，并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alance)。他认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范畴成员的特性不完全一样，他们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于同一范畴。而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如F.Ungerer et H.J.Schmid在“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举的“game”一例中，“游戏”范畴，包括多中游戏，有的游戏只是为了娱乐，没有输赢;有的游戏需要运气，有的需要技巧，有的需要勇气，也有是游戏兼而有之。然而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步，新的游戏产生了，游戏的范畴也发生了变化。如90年代的电脑游戏和网络游戏的出现并有新成员加入了游戏的范畴，是该范畴扩大了，其特征属性也更复杂了。
而Labove和Rosch在家族相似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成为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的核心思想。根据原型理论，在同一范畴中，成员的地位是不同的，即成员代表该范畴的程度不一样，有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和边缘的、非典型的成员之分。其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即是范畴的原型(prototype)，而其他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degree of typicality)，比如麻雀就比企鹅更属于“鸟”的范畴。此外，他们认为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只是相似程度的不同，典型成员具备所有或大部分该范畴的特性，而边缘成员只与典型成员具有很少的一部分相似属性。因此，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某甲认知对象可能完全成为一个范畴成员，而某乙对象可能部分划在该范畴之内;其中甲范畴成员和乙范畴成员之间可能存在某点或多点相似，因此，范畴应该是构成一个连续体。其中，典型(或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1)范畴的确定是凭借典型特征，而不是有充分必要条件来建立的;
(2)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彼此之间有典型程度差异;
(3)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征，且够成一个连续体;
(4)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
3 一词多义与原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概念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本质反映，是对一类食物进行概括的符号表征。而且概念的形成是以认知范畴为基础的。概念是词义的基础，词义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词又通过概念来反映世界上的事物或现象。随着认知的发展，概念将不断被扩充。这就是说，原有概念不断被扩充，形成一个更大的语义范畴。根据认知语言学，词义属于语义范畴。随着词范畴的不断扩大，其词义也将不断的发展变化。
语义范畴也是原型范畴，其义项成员具有不同等的地位，而是具有中心的、典型的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其中心义项就是原型义项(prototype meaning)，被认为是语义范畴最具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是人们最早认知习得的，也是语言符号初现时具有的最早或是“直接”意义。(赵艳芳，2001:84)语义范畴是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扩展的。其扩展方式是一种放射形结构，即语义由中心义项通过认知机制(隐喻metaphor或转喻metonomy)不断向周围辐射，从而初现新的边缘意义(non-prototypical meaning非典型意义)。下面用“head”一词来看原型理论在一词多义现象的解释。“head”的原型意义为“身体的前端部分”(top part of the body)，后围绕这个中心意义扩展为“事物的顶端”如 the head of an arrow;后来又逐渐扩展为“首脑，首长或是一个组织机构的领头人”如the head of college，the head of a delegation;后来进义不扩展为“重点，要点”，如 the head of a discussion;the head of a passage;后来还演化成为“才智，智力，或有才能的人”，如 use your head;the company needs several heads。从上面不难看出，“head”其它义项都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机制对其原型义项进行的拓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通过认知机制从原型意义而来的义项不能提升到原型意义地位。相反，由于社会文化和语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有些词的原型意义会逐渐沦为边缘的、非典型的义项，而原来一些边缘的，非典型义项将会转化为中心的，原型意义。比如PEN一词，最初来自于拉丁语，其原义为“羽毛”。由于当时的人们用羽毛当作书写工具，所以pen成为书写工具的名称。后来由于新的书写工具不断出现和其形状的多样化，于是pen的语义范畴也扩大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其原型意义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羽毛笔”转化为了今天的“钢笔”。这也正说明了语义范畴也具有原型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各个义项之间是具有不同的地位，而是围绕原型意义成辐射状不断扩散，其中各个义项之间具有明确的二分法，而是与原型意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知词汇语义学通过原型理论和范畴理论运用于一词多义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
(1)语义范畴不能以充分必要特征来进行二分; (2)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呈现出放射性的链状结构，其中各个义项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家族相似性，即语义结构呈现集合和重叠意义辐射集;
(3)语义范畴成员具有不同的地位，并不是每一个义项成员都可以代表该语义范畴，而只有原型意义最能代表该语义范畴;
(4)语义范畴边界具有模糊性，随着社会文化变化发展和语境的不同，范畴的扩展其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并出现与其它语义范畴交叉现象。
4 原型理论下隐喻和转喻对一词多义“原型意义”的认知拓展机制
传统语言学将隐喻和转喻看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因而只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对象。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认知能力的断提高，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使得要求语言要不断的扩展来实现对人类的需求。这样就需要非常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而对于抽象的事物现象将是一筹莫展。人的大脑不是具有无限的容量，而是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语言符号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其中主要是指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通过对已有符号和事物进行隐喻和转喻来认知新的，抽象的事物，这也是符合“省力原则(least of effort)”和语言的“语言的经济原则”。因此，隐喻和转喻是一词多义的拓展机制。
4.1隐喻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的本质是概念化。人类长借助简单的具体概念来认识抽象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说隐喻是通过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来了解另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隐喻中又一个重要概念是“映射(mapping)”。Lakoff提出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映射到一个不熟悉，较抽象或较难理解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过程。其中这种映射来自于两个概念，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即相似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用来互为比喻。
下面以“face”为例来说明，隐喻对“face”这个英语单词意义的拓展。
(1)face of a mountain，face of a building，face of a watch.其中，始源域为:人的脸一直在身体的最外层，最容易被注意;而目标域为:实体都有表面和各个侧面。从中可以看出，用人的“脸”映射为实体的表面。因此，“face”就具有了“实体表面”意义。(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 IS SURFACE)
(2)又由于脸上表情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是人们心情的晴雨表，最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出现了像“she had a face like thunder” equals to “she looked very angry”;“you are a good judge of faces” equals to “you can judge a person’s character by the expression on his face.”等隐喻用法。因此“face”具有了“人的表情”的用法。(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 IS EXPRESSION) 此外，“face”还可以表示“尊严”，如，it is a matter of face，I’m shocked that you have the face to rest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从中可以看出，“face”的原型意义——“人或动物的脸部分”通过隐喻机制增加了“实体表面”、“人的表情”和“尊严”等边缘义项。
4.2转喻
转喻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机制，当然也对词义的扩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涉及的是一种“接近(proximity)”和“突显(salience)”的关系。一个物体、一件事物、一个概念又很多的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的注意到其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赵艳芳，2001:116)比如，一个人会有很多特征，但它的丹凤眼最显眼、最突出，于是它被叫做“丹凤眼”。随着词语转喻用法的日益固化，其转喻部分意义也成为词义的一部分并被列入词典中。因此，转喻跟隐喻一样，也对单义词向多义词的拓展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是相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一个突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地名与机构”、“原因与结果”、“人名与作品”等之间的替代关系。如“国脚”代替着名足球运动员，“head”代替“智力”，“It is hard for me to read shakesphere”其中“shakesphere”代替其些的作品，“我需要几个帮手”与“我们组织需要增加一些心血液”为“部分代整体”和“这是中央电视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为“整体代部分等。
下面以汉语的“头”为例来说明转喻对一词多义的解释，汉语“头”主要有以下语义义项:(1)(人的)头部:如头脸、头骨等;(2)(动物)身体的最前部分;(3)(物体)顶端:山头;(4)(动物、物体)数量，多指牲畜:一头牛;(5)头发或头发式样:寸头等等。
其中，(4)和(5)义项是临近原则在起作用，即转喻的作用。第(4)义项是由第(1)和第(2)义项转喻而来的。“头”是一切事物的重要部分，头就可以代替整个事物(部分代整体)，并且能成为量词。头发长在头上，用“头”转喻指头发或发式就顺理成章了(整体代部分)。
由此可见，跟隐喻一样，转喻对词义拓展也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一词多义现象也可以从转喻得到解释。
5 “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对原型意义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是一词多义形成的原因之一。Ungerer和Schimd(1996:226)提出了多义词构成的语义范畴中的“原型转换”(prototype shift)和“原型分裂”(prototype splits)两个观点。“原型转换”指一个范畴的中心特征发生了改变，即一个词的中心义项慢慢变为该词的边缘义项，而原来某个边缘义项由于社会变化发展而突变为中心或原型义项。“原型分裂”指原型从一般到具体的变化。下面我们用“coach”和“idea”两个词的意义变化和构成来解释“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在多义词形成中的作用。
“Coach”在被引入英语时，指一种较大的封闭式的四轮马车，它内部设有作为并依靠马做动力。那个时候的其主要为皇家的正要服务的。因此“state carriage”是“coach”的原型意义，而其它意义属于从属地位。随着“coach”的广泛使用，普通居民也开始广泛的运用它作为叫他工具，因此到了十九世纪，“coach”的原型意义由原来的“state carriage”转变为了“state coach”。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铁路的使用和发展使“coach”又富于了新的意义——“旅客车厢”，并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很快这一意义随着铁路交通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成为“coach”意义中的第二重要意义。到了二十世纪，长途汽车成为“coach”意义的原型。这种词汇意义的原型转换不易被我们察觉，反而使我们决定这些意义是该词本身所具有的很自然低使用。但究其认知根源，是由于这些意义的重要属性在原型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比如“一种交通工具”，“四个轮子”，“内部设有座位”等。
“idea”一词义项形成是“原型分裂”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时期的“idea”一词的原型意义是“构想”、“思想”的意思，后来又增添了“信念”的意义，知道十九世纪它又具有了“灵感”和“目标”的意义。这些意义都变得越来越具体化，这正是“原型分裂”在多义词中的作用。
从历时角度看，一词的多个义项并存的共时表现是由原型义项通过“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不断变化发展而来的。
6 结论
一词多义是人类认识世界而不断的对世界的有效认知。通过认知语言学上的语义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可以对一词多义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其避免了传统语义理论中语义由一组成分必要属性来确定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语义的成分分析方法的弊端。此外，语义原型理论对教学上对词汇教学具有建设性的效果。它使我们认识到词汇的教学应从语义的原型语义义项开始，逐渐扩展到其由隐喻和转喻语义拓展机制得来的边缘义项。这正符合了人类认知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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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的意义篇8
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曾经长期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文化，而且其背后还有整个基层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上层的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作为建制化的保障。尽管儒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汉代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和宋明理学的几度重要变化，但作为一种普遍而稳定的思想范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叶。然而，1895年以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加速崩溃，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的解体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式微，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建制，从此儒家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孤魂。它之所以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其原因大半于此。
张灏把1895年到1925年即从甲午到五四这30年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代”，即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1]。这意味着，这一“转型时代”是20世纪与已往历史联结和沟通的桥梁，正是从这里出发，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首先面对的是转型时代的严重而深刻的危机。宋明以后儒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命题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其中一个是与个人安身立命有关的信仰或意义问题，另一个是由个人修身(内圣)推导出来的社会秩序安排(外王)的问题。按照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规划，中国历史上，愈是宣场道德至上的时期，往往是乱世、衰世之余或王朝积弱时期，应引起注意。当社会中的君子都以道德的自觉修身养性，并由己而外推，一步步将儒家的仁义原则扩大到家族乃至国家、天下，不仅个人获得了生命和宇宙的永恒意义，而且也将实现圣人所期望的礼治社会。然而，“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到20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概括地说，传统的危机表现为两个基本的层面：即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
针对于此，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主张，希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义的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愈加复杂和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思想模型。简单地说，分化成三个现代的思想阵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新保守主义。它们对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剧了危机本身。可以这样说，除了短暂的个别时期之外，这两大危机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解决，而且将这一问题遗留到了下一个世纪。
我们先看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儒家原来所建构的那套意义系统，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曾经维持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信仰和意义世界。只要按照儒家的那套修身的方式去做，生活就是有意义的，最终可以达到与自然融合的天地境界。然而，到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的双重冲击下，这一儒家提供的意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崩溃，从而使得从士大夫到一般民众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虚脱。张灏曾经将儒家的意义危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道德取向的危机。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由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组成。在1895年以后，先是儒家的三纲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受到谭嗣同等人的激烈批评；随后，儒家的德性伦理——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国家为轴心的社会理想，也在五四时期受到全面挑战，尽管德性伦理的若干形式还保留，但其内容已经大大地西化了。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取向的危机。儒家学说过去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和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架构，它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到20世纪初年，这一世界观已经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虚空。第三个层面是文化认同危机。中国过去所持有的世界意识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西方列强的侵略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接受了现代国际观念， 从而使得原来的文化认同、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颠覆[2]。凡此种种，组成了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意义危机，贯彻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
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宗教改革的成功，世俗层面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尽管夺去了原来属于宗教解释的自然和社会领地，然而，在道德规范、伦理德性和终极价值等形而上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依然保持强大的、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相形之下，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独立于社会政治系统的宗教，当儒家的社会建制崩溃之后，其信仰系统也难以继续维持。虽然通过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的重新诠释，儒家作为一种学理继续得以发扬光大，但它到20世纪与广大的民众、与一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脱离，只是成为学院大墙内缺乏社会背景的孤魂。
在五四运动中，启蒙者们踌躇满志地相信，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应该也可以解决信仰的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它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种确定不移的意义世界。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意义危机的大争论。结果是以科学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科学主义果然能解决中国的意义危机么？正如郭颖颐所指出的，中国的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3]。他们都力图用科学主义的方式，在中国重建一种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在内的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不过，无论是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者，还是唯物论的科学主义者，最终都没有解决20世纪的信仰危机，反而使得这一危机更加严重。
先来看经验论的科学主义。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科学是一种万能的方法，它不仅可以认知客观的世界，也可以建构起一个“科学的人生观”。然而，正如石元康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所欲追求的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一个最大的不同，乃不再是一个目的论的宇宙观，而转而成为一个机械论的宇宙观。在过去儒家或基督教目的论的宇宙观中，每一个事物在世界中都是有意义的、有理由的，这个世界因而也充满了意义。但自由主义所建构的现代世界，如休谟所说，事实与价值完全分离，应然与实然分离。在机械论宇宙观中，事物之间只是机械的因果关系，所谓意义只能到实然的世界外去寻找。更重要的是，事实与价值一旦分离，就意味着价值无法客观地被检验，现代的意义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世界，只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偏好和选择而已。价值上的“好”与道德上的“正当”分离，现代世界的人们只能就社会公共的规范伦理在正当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无法在德性伦理上完全一致。自由主义在价值问题上是中立和缄默的，它宁愿把信仰留给宗教而自我缺席。而现代社会主流思维的科学精神，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因此，在终极的信仰层面、在意义的世界里，完全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对你是神的东西，对别人可能是魔鬼[4]。这就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多元的、众神并立的现代社会。科学作为对实然世界的一种认知工具，根本无法解决应然世界的价值和信仰问题，反过来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剧了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当宗教影响还比较强大的时候，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这一危机还不显著。而对于本来就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当20世纪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儒家学说崩溃以后，在信仰领域便出现了一大片真空。中国的自由主义企图将科学的工具理性提升为价值理性，成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疑越过了科学自身的合理性界限，也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初衷。经验论科学主义在信仰领域的失败，再一次表明自由主义其实与意义世界无涉，它无力解决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
如果说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多为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话，那么唯物论的科学主义的代表则多为吴稚晖、陶希圣、陈独秀等党派型知识分子。根据刘青峰的研究，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前者强调的是方法，而后者更看重的是一般的知识。由于在中国的直观理性结构中，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具有常识一样的合理性，所以作为知识的科学要比作为方法的科学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它在中国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认知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而且也同样被看作是受必然因果律支配的可以信仰的人生观。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历史领域又往往导致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它后来转变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人生信仰，即以辩证的、唯物的必然因果为主导，用服从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来取代个人的选择自由，否认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以道德立场优先原则，重建一个革命的、能动的人生观[5]。到20世纪中叶，这一新意识形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普遍接受，纠缠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信仰危机暂时获得了解决。然而，新意识形态系统由于其道德上的高调性质，多适合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无法应对常态的世俗社会。它对人性的过高估计和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严重忽视，使得这一信仰不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勉强维持，就是流于普遍的道德虚伪。最后，当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又重新开始自己的世俗化进程时，新意识形态如同当年的儒家文化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意义危机。随着信仰世界的重新真空化和工具理性的高扬，这一危机不仅具有传统的性质，而且也带有现代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综合症状。
与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到20世纪，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同是现代性的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在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自律性市场制度。博兰尼指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6]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20世纪初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以9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从20世纪中国自身的历史分析，社会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比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更尖锐、更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吴承明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895～1913年期间，是初步发展时期；1914～1920年期间，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920～1936年期间，是资本主义化的时期[7]。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大幅变迁，主要发生在1914年以后，从1914到1936年，这2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蔽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如果说在1936年以前，由于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程度的话，那么，到4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而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在这普遍的贫困之中，上层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严重的结构性腐败令少数权贵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稀缺资源。这样，社会的正义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抓住了公正这面旗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持和呼应。
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对社会正义问题回应的产物。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曾经是启蒙思潮的一部分，当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未分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到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双方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虽然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平等和正义等问题上依然有一些共同的思想预设，但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具体的道路选择上，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师法苏俄的道路。他们高举社会平等的大旗，及时地回应底层民粹主义的要求，到3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意识形态的上风，最后以人民的名义，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目标。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欧美的自由主义，从17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19世纪边沁、密尔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分配伦理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西方自由主义人物来说，美国的杜威属于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而英国的拉斯基则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拉斯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他的费边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同时，力图将它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庄严辩护的学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主张平等、公正和大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却有可能在中国历史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公正和平等是一个与发展同样重要的问题，因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交换的正义”观，而接受新自由主义“分配的正义”观，他们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十分重视正义的问题。正义，在当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公道”或“经济平等”这样的说法，它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中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理念。早在20年代初，张君劢就明确地提出：“吾以直捷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8]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正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比如社会所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权益的落实等等，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以为像自由、平等、正义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恰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码的认知。这就使得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像当时一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的意义危机与秩序危机，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危机，从理论上说，它需要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予以回应。然而，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中，文化保守主义所重建的只是意义世界的终极价值，至于如何从内圣中开出外王，从意义世界推出民主价值，新儒家一直无法完成，也无从完成。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以科学主义的自信，试图解决形而上的人生观问题，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它仅仅回应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的建构问题，而对价值问题宁可沉默。它与文化保守主义一样，都并非是一种整全性的理论。但20世纪中国的整全性危机却要求一种简单明快的整全性理论，既作为形而上的信仰，又可以提供重建秩序的现实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在解决中国危机方面，就显现出其比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强有力的救世功能。它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来世瞻望和历史理想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为信念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提供了热烈的道德激情；另一方面，它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上的社会政治秩序设计，又以对独立、民主、统一和平等的种种承诺，迅速转变为可以简便操作、根本解决的社会动员。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纠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整全性危机的暂时克服。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如果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的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但1949年以后的30年中，这一转型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惯性。1979年以后，当其所依赖的社会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腐蚀而逐渐崩溃时，新意识形态如同过去的儒家一样也面临着无可幸免的整全性危机。
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再次困扰着世纪末的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仿佛经历了一个惊人的轮回，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也在痛苦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但这一次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充满自信，而是显得顾虑重重：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是否足以解决信仰和秩序的双重危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否还需要终极关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冲突？我们又以什么作为基础实现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又如何落实自由、民主、公正这些价值？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又如何排序？——对于这一切，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只能给予尝试性的回应，他们的智慧还很不够，只能将更好的答案留给新世纪的人们，留给更智慧的一代思想家。
注释：
[1][2]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9年4月号。
[3]参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参见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版。
[5]参见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1年4月号。
[6]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9～60页。
[7]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