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市民社会/国家/逻辑方法/实证方法

【正文】

一

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拉宾在他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就是作为第二阶段出现的[1](p18)。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莱茵报》撰稿，在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来又担任主编，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因为《莱茵报》被查封而退出该报后，着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欧洲主要国家近25个世纪的历史和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写下了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这一阶段的主题就是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认识环节，决不是马克思单纯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法”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念的简单的、逻辑的否定。作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决定性起点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是一项科学发现，它的形成轨迹完全符合科学发现的逻辑，就像自然科学上的任何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一样，它也决不仅仅是抽象思辨的产物。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看作一个认识过程和各种认识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不仅可以从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历程的分析中得到证明（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任务），而且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2](p81-82)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将问题的提出（即“使我苦恼的疑问”）与问题的解决（即“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联系在一起，这正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阶段。而“苦恼的疑问”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将得到证明），马克思在这里对“结果”的表述的实质也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它是第一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这表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从时间上看就是《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

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

的形成作为一个认识过程加以研究，这在过去往往被忽视。表现之一是，孤立地考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思想发展的各个方面，没有从总体上把这一时期的思想纳入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加以把握。实际上，《莱茵报》时期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且被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文章主要有：1.《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2.《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3.《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4.《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5.《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6.《论离婚法草案》；7.《“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8.《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法，仔细阅读后发现，国家与法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整个《莱茵报》时期关注的焦点，而第一篇论文（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指出社会利益决定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就表明，国家与法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是国家问题的核心与难点，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苦恼的疑问”。疑问、问题成为马克思努力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真实关系的开端。科学始于问题，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项科学发现也不例外，它在马克思“苦恼的疑问”中得到孕育。

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过程中，另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后，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当这一批判处于高潮之际，即1843年7—8月，马克思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学著作和国家与法的理论著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这内容来看，这五本笔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在笔记中被马克思摘录的主要历史论著有：格·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施米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齐措勒的《论七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盖耶尔的《瑞典史》、蒲菲斯特的《德国史》、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G·朱诺弗的《继承权的原则和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以及美国史等。此外还包括马基雅弗利的《论国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理论著作。马克思写下的“主题索引”表明他曾经专门对笔记进行过整理和思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克罗茨纳赫笔记》不仅从时间上看处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而且从内容上看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相同，其内容是紧紧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批语直接被运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行文中，这些充分说明《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一环。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演进过程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3]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开始诞生的第一原理，它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它规定了马克思在此之后的思想发展方向和研究的重点。既然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的决定性基础，要理解国家就得先了解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就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思想动因。其次，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还以萌芽形态内在地包含了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得到首次充分的阐述和展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段思想历程的根本原因。

二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在他的思想中还占据统治地位，它构成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理论起点。这一理性国家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探索马克思思想历程时首先必须弄明白的。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结论主要是：1.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前提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理性、普遍性、绝对观念是第一性的，由它产生和决定个别和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从属于绝对理念。2.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里的“决定”是逻辑上的，具体到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这种“决定”是由“正反合”的辩证结构来从其理论上得到论证的。黑格尔认为社会伦理理念包含了三个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这里，家庭（正）代表普遍性，是直接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反）则代表特殊性，而国家（合）就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正反合三者中，合是真理，是大全，是根据，所以国家就成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和“最高权力”，是它们的目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达到国家的中介，作为有限性领域，它们是必须被扬弃的。3.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这就是说，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观念、理性等又是和普遍性、整体性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作为国家制度一个方面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为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代表。4.独立的个人利益构成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整体国家观中，个人潜在地是普遍，而国家作为现实的普遍，它是个人的真正的自我的客观化、现实化，个人利益、个人的本质规定都依存于国家并从属于国家，国家是个人追求的普遍目的。而追求私人目的的活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普遍目的的实现。这样，个人利益对国家的服从，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可见，黑格尔的国家观主要是从伦理、法律、逻辑的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而不是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视角出发解释真实的国家，这样难免用主观臆想的联系（在黑格尔这里以客观理念的形式出现）来代替客观真实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阶段中，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由赞同到批判，这一批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这个批判与创建的过程涉及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理论前提与逻辑结论等，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验假设

《莱茵报》时期，国家与法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发现了经验事实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理论上，这时的马克思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对理性国家观是基本肯定的。他在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4](p71)这完全是黑格尔对法律的看法。而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在批判神权政治后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哲学“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4](p129)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和法的认识正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

但马克思在对经验事实的实证分析中，却处处看到了与上述理论认识相反的现象。如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第一篇文章，在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条文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4](p71)这与黑格尔关于法律的本质是自由的观点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立法部门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实际情形又如何呢？马克思以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个案，用长达近46页的篇幅，对在省议会辩论中的诸侯等级代表、贵族代表、城市代表、乡代表、报告人就一些法律条文的争论作了详细的、入木三分的解剖分析，马克思在论文行将结束时写道：“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4](p176)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国家观关于国家与私人利益关系的否定：（1）林木占有者（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以牺牲穷人利益甚至迫害穷人为代价的，它并没有导致普遍利益的增长；（2）国家（指省议会等）并没有成为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成为林木占有者手中的工具。对此马克思写道：自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4](p160)当国家为林木占有者服务时，它对穷人（森林条例违反者）的利益却不闻不问，任其遭受侵害。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了国家不顾贫苦农民（葡萄酒酿造者）利益的事实。这样的国家怎么能说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呢？倒不如说，国家是私人利益的工具。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从经验认识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实际上也表明，物质利益与国家之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经验事实所表明的。但由于马克思这时在理论上依然坚持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对这一事实现象便作出了与其本质相反的解释，认为这一现象是国家理念的异化，是对国家本质的暂时背离，它终究是要回到其真实本质之中的。理论的强大摧毁了正确的经验假设。可见，科学发现仅有经验认识是不够的。

（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论证

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判，没有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就是不完整、不彻底、不成立的。在经验假设阶段，马克思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就是与其未进行理论前提的批判密切相关的。而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把被思辨哲学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而思辨哲学则歪曲了主词（人、存在）与宾词（思维、属性）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5](p102)这就是费尔巴哈在批判思辨哲学时所用的颠倒方法。这一颠倒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4](p255)这就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在黑格尔看来，理念、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绝对精神正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才产生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实际上，观念、理念并不是主体，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现实的、真正的主体的属性、谓语、宾词，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现实的主体，而不是相反。正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起了其理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前提，肯定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错误正在于颠倒了主体与理念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理念发展的产物，是宇宙精神的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观念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这些观念如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实体性等，它们实际上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抽象范畴。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法哲学就只是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在这里正是因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而颠倒现实的国家与国家的理念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现实的国家决定国家的理念，而国家理念是不能决定现实国家的。如此看来，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从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社会伦理理念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达到国家，并在国家理念中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其中有一种家庭向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这种过渡在黑格尔看来是观念运动的结果。但马克思明确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p251)黑格尔在他的正反合的逻辑推演中再一次犯了颠倒现实主体与观念关系的错误，他把具体的现实看作为观念的外化、表现，实际上家庭、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发展不是观念推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运动。

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并不能产生和决定家庭与市民社会，国家观念并不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造主体。“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4](p250-251)从这里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理论论证。

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角度看，这个理论已经获得了一定时空范围的经验的支持，并且被奠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前提之上，但这个哲学前提还主要是在理论体系内部通过理论批判建立起来的。而按照此时马克思思想上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他迫切需要跳出理论的藩篱，走向历史的深处，到客观真实的人类历史经验中去寻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绝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思辨，这正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理论论证的真实与否还有待历史经验的最终检验。

（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验验证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有三大类：所有制及其结果；阶级与阶级特权；国家与法的产生、形成。实际上，这三类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验证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当然

，以上的说明还是非常抽象的。我们还是回到《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具体内容上去，它从三个大的方面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

第一，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在了解各个不同国家——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历史的时候，研究了封建制度的发展。他仔细研究了封建所有制结构以及这些所有制结构对社会结构和政治设施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大量摘记史料说明：土地所有制总是德国自上古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封建制度就是奠定在地产基础上的等级制；“采邑制”是等级制度的根基，它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形式；贵族政权的必要前提是地产和长子继承制；领地的所有者组成统治阶级，财富就是封号，等等。另外，马克思考察了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阶级、阶层和中间阶层的概况。国王是“王国头号地主”。构成贵族等级的“基础……”的是“俸禄或采邑制度”。马克思通过这些摘录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正是那些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即正是地产、采邑、土地所有制决定了政治上的等级制、长子继承权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特权。第二，资产阶级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对林加尔特的书所做的有关英国会议的摘录，几乎全都是关于城市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也根据法国史研究了城市的兴起、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他注意到，城市公社的形成，特别在法国，是资产阶级产生和地位提高的结果。他从施米特的《法国史》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这实际是在探寻国家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地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他摘录了许多有关国家政策是由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所制约的论述：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马克思摘录了达律的《威尼斯共和国史》中谈到城市公社中财富成了参加管理的资格证的那段话。通过对有关著作的摘录和研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是私有财产统治的政治表现。马克思于当年9月写于克罗茨纳赫给让·卢格的信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1.经济因素是引起革命前的冲突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详细地援引了波尔多议会对国王占有加龙河和多多尔涅河河口的冲击土地的决议的抗议书，强调指出下列论据：国王的特殊状违反各种神圣的财产法律……有破坏财产的企图。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斗争是围绕财产问题展开的。2.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财产问题也是斗争的焦点。马克思摘录了有关1789年8月3日夜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废除封建义务的法律，虽然剥夺了封建贵族的资产，但资产阶级自身的财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评论说：“这里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为了一方的被认为不可侵犯的财产，要拿另一方的财产来作牺牲。”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为维护其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3.在有关复辟时期的材料中，马克思摘录了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1789—1793年革命时期，法国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深刻，以致使波旁王朝无法完全恢复旧制度。可见，财产关系的变化对政治设施的影响是巨大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认真摘录分析研究了人类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从空间上说，涉及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在如此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点都得到了检验和证明。从此，这一观点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原理。

三

（一）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交织并存，要高度重视经验知识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中充满了经验认识与理论认识的矛盾斗争，是二者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这里经验知识主要指两方面，一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的社会实践知识，这是直接的经验知识；二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研究世界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这是间接的经验知识。理论知识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其中既有经验与理论的冲突，也有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客观地说，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在这个理论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分伯仲，同等重要的，上文对马克思思想历史的剖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国学术界以前受苏联本世纪30年代马

克思主义形成三阶段论的影响，侧重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知识对唯物史观形成的重大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在此着重论述经验认识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

1.经验知识的直接作用

这个直接作用就是建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说和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得到验证，这已经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了具体的论述。科学哲学认为，经验假设与经验验证在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设，从理论批判的角度看，这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反例，是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突破口；从理论形成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源泉，理论最终根源于现实经验，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今天依然如此。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验证作用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来说则是关键的、根本性的。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虽然经历了经验假设和理论论证两个阶段，但在总体上，这一思想还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次上，依然还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在经过了欧洲主要国家近25个世纪的历史经验验证之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不再只是一种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还是人类历史本身客观真实的必然联系，是一种客观历史规律。正确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的理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由此就成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清楚地表明研究、发现历史规律，离不开对丰富翔实的历史经验本身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也不能用理论思辨来代替。

2.经验知识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思想基础，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

马克思为什么能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直接地看，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所提供的颠倒法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进行颠倒的结果，但这里还是有问题：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接受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方法并用来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进行批判呢？这还得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中寻找答案。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方面其思想理论基础从整体上看是黑格尔主义的，另一方面，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实际社会生活内涵，以及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验知识日益丰富。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唯心主义者的马克思，其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在逐步成长，而且从一开始，马克思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就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如在这一时期早些时候，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国家和法对物质利益的依赖性，而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认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倾向得到了明确的表述[4](p21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反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即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社会现象，而鲜明地主张用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即用社会的客观关系来解释活动，并且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就像自然规律（化学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的萌芽。

正是这种在关注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现象（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哲学与现实的结合）中生长出的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因素，一方面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一内在思想基础，马克思是不会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早在1842年初就已出版，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即肯定之中有否定，接受之中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马克思在自己对社会的研究中也发现，思维、意志等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它们本身是被决定的东西，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当它上升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时就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而社会历史问题正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由于这，马克思又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6](p442-443)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活动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实际进行的，而费尔巴哈的哲学则远离社会现实，这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不满。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强调关于“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认为，把所有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就是“爱”，爱使人类组成一个整体，因而把人提升到类存在物，同时，爱也使

有限的个人具有了无限的意义。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却很少看到“爱”，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林木占有者对捡枯枝者的贫苦人民的迫害，看到的是普鲁士政府对摩塞尔河畔葡萄酒酿造者求助呼声的压制，爱的哲学在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怎能不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抱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呢？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在考察了国家产生发展的真实历史经验后指出：“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7](p368)。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了现实决定观念的唯物主义原则。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是直接奠基于真实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是直接来源于历史经验，而绝不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简单接受。

3.经验知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根据之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批判，但批判黑格尔哲学并非始自马克思，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许多人物，如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曾经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从宗教或哲学体系入手，而是从法哲学入手，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第三章《国家》为直接批判对象的，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批判对象？这在一般的马哲史研究中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值得重视。

对于上述问题的全面回答，也许要追溯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的思想历程，因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并且有过构造法哲学体系的尝试，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本文关注的思想进程中，我认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议会及有关政府机构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他能够展开对国家问题的理论批判的重要认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经验认识作基础，他的理论批判就无法深入下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正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了对现实国家的真切知识并发现了这些知识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矛盾，才使马克思在着手批判黑格尔哲学时选择了法哲学（国家问题）作为批判对象。

如果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有关文章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放在一起比较阅读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在一些具体论题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后者以概念形态出现的、立法权、行政权等，在前者之中都有具体的经验形态的存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根据经验事实得出的一系列经验知识（经验假设），构成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各个环节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依赖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同时也依赖于这些经验知识，后者是批判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根据事实对理论作出的批判更有力。《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的矛盾，这一点本文已在第二部分指出，而他本人主编《莱茵报》的实践以及最后《莱茵报》被查封的事实，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中的国家根本没有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普遍理性的性质，现实中的国家也没有起到社会调节者的作用。正是这种经验知识使马克思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重新理解，并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而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研究的世界历史经验构成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根据，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指出。

（二）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应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有人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作了分析探讨，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是用哲学方法，从哲学领域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逻辑把握。根据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第一原理时所运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偏颇的。还有学者虽然认为实证方法是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共命运的，但却认为唯物史观理论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侧重于依据逻辑方法取得的。也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后，才开始注重实证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鉴于马克思这一时期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已得到普遍认同，而对实证方法的运用则普遍没有得到重视，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指出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分析普

鲁士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国家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中，马克思都是紧密结合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进行的，将他对众多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整个普鲁士国家政治与法的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实证解剖。这种实证解剖虽然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马克思分析问题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还是得出了许多正确的且具有长远影响的结论。马克思曾作为编辑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8](p62)马克思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的。

而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使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感性、经验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普遍的思想原则。可以说，这种把感性和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比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深远，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一奠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实证方法的精髓，马克思才能超出费尔巴哈，在后者很少涉足的社会历史领域开始了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工作，直至在表达成熟形态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方法论的要求，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本文对《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介绍和有关引证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但这种对具体史料的研究又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这表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运用了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历史研究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实证方法有了更加自觉的认识，这就是，辩证方法必须与实证方法相结合。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在其正反合的三一式逻辑结构中是能得到证明的，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却是错误的。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4](p263)黑格尔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某一章的简单运用。黑格尔不能通过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的具体实证材料进行分析而发掘出该领域的特殊辩证法，这正是黑格尔哲学在国家问题上发生谬误的致命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辩证法如果不能和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它所导致的结论将是空洞和荒谬的。因此，研究问题“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求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4](p359)只有将辩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现客观规律。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规律，正是正确运用辩证法与实证方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一兵.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与《克罗茨纳赫笔记》［J］.求是学刊，1999，（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A］.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三、从“既成论”视角向“发生论”视角的转变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宗教批判理论/人的解放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B51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1-0070-04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资源时曾有如下重要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宗教文化在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致马克思断言“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本文拟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一、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前期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基督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的学说和观点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化，在西方，包括马克思的时代，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你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基督教的事件、基督教的语言、基督教的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情感。无论是马克思当时，还是当代世界，宗教观念都不仅是历史性的东西，而且同样是现实性的东西。因此，马克思理论这样一个对改变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不可能回避基督教的影响，相反必然是对宗教的存在做出直接回应、而且是正面开战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具有重要作用，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就是，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前提性存在，所以，宗教思想不仅曾经是西欧封建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某种内在的“宿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经常包含着与宗教有关的内容，其中或是对宗教的肯定或是对宗教的批判；即便是对宗教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上表现出局限。如以反宗教起家的费尔巴哈哲学，最后也以建立某种新宗教为归宿。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在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它们其中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情结，包括其中的反宗教理论进行批判。批判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都必然涉及到他们的宗教观念。马克思在进行他的宗教批判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关系：“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1](P1-2)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P1)，“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1](P2)。这可以表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宗教批判在他的全部理论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之前进行这一批判并获得重大成就的是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彻底。反宗教斗争的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自己完成的。

从《论犹太人问题》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费尔巴哈提纲》，我们可以看到对宗教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为对这个世界的总批判。这个总批判是其他批判的前提和萌芽。马克思的这一总批判，一方面是对作为一般意义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德国曾经经历过深刻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本质是使宗教资产阶级化，完成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历史改装。这一历史改装，并不仅仅是宗教实现“时代化”，同时也是宗教理念的深化和进一步“完善”，使之达到新的“历史水平”，成为更深刻地禁锢人的精神枷锁。“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的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P10)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宗教的联盟的可能，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基础。

对作为一种世界观性质的宗教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而对作为人类幸福和解放虚假关怀的宗教具体内容的批判，结合对资产阶级把人类幸福和解放简单归结为宗教解放的理论的批判，则构成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两方面的批判及其成果之间有着综合的复杂关系，宗教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深层的关联。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鲍威尔在宗教批判中提出，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宗教。所以，犹太人的解放就像基督徒的解放一样，只有通过克服自己的宗教才可能获得。鲍威尔把历史过程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归结于宗教。马克思的批判则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世俗世界。“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所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2](P425)。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在这一批判逻辑中得以孕育和发展。反宗教的批判，激发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形成。通过宗教批判所确立的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向旧世界和旧制度展开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同时，在对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宗教本身的批判。

二、宗教批判的直接成果之一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经过对宗教批判的过渡和推动，在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深刻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可以从其他思想批判的道路上引出。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直接通过对英国的现实社会状况批判形成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感受和与无产阶级的直接接触而形成的。而马克思的道路体现了某种纯粹的德国特色。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2](P576)马克思也看到了通过宗教批判实现向现实批判的转变这一德国特色，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1](P2)。德国的道路就是理论的道路，就是哲学的道路，其中包括宗教批判的道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P10)

人们早已注意到当初莱茵省议会对林木盗窃法辩论中所产生的物质利益问题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推动作用。确实，物质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开始瓦解了马克思当时的充满黑格尔绝对理性的思维。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则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当着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危机之时，即正在开始真正理解物质利益在历史中作用的思想跃迁过程中，反宗教与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完成这一思想跃迁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当黑格尔哲学无力解决马克思在《莱茵报》所遇到的那些物质问题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合理的支柱。”[3](P70-71)这一催化作用以及催化的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总结。《导言》之前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接源于宗教批判的某种完成——实际上源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成果，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理论成果的地位：这一理论成果是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成果。”[4](P32)物质利益问题就是尘世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深层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这一联系的内在逻辑：“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P2)而《导言》再次深化和扩展对宗教批判的成果，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重要结论。同时，还确立另一个成果，即确立现实世界的人的真正地位。“反宗教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P1)“对宗教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9-10)由此，马克思进一步通过对抽象而崇高的人的本性的追问，实现了对这一尘世的批判的新的思想跃迁，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批判的任务，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并且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马克思一开始就在《导言》中宣告，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德国基本完成了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上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1](P1)宗教批判的完成为其他批判创造了条件。所以，马克思开始转向更为深刻和无情的现实批判。“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消灭。”[1](P55)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得到符合人的本质的尊重和实现。马克思提出了这一新的批判的革命性转变的基本要点：第一，把这一批判提到了武器批判的新境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P9)第二，这一新的批判的主体是现代无产阶级，其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P16)第三，这一批判的手段就是否定私有财产，否定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完整形态，因为它已经初步完整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主体、现实途径和理论武器。

这里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在《导言》中基本上是从抽象的人性论角度出发，以“合乎理性”的原则推论出来的。所以，《导言》中的人的解放理论还不是从更为科学的人的本质运动即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得出的。关于人性论问题，以往人们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来看待的，并把这种抽象的人性论与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部分。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看出，抽象的人性论并不等于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抽象的人性论本身可能是中性的，它可以是过渡到科学的人的解放理论的中间环节。作为纯粹抽象的人性论，尚不能对其属性加以确定。如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本身具有抽象的真理性(而且，相比于神学来说，它又有着反宗教的现实真理性)，它必须经过进一步的展开才可能确立它的属性。所以，仅仅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点，还不是真正完成了的人的理论，而是属性待定的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其内在逻辑首先是确立人的存在，其次再把人的存在归结到人的本质运动，即生产方式的运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形成了理论的逻辑张力，要求理论对人的本质做出进一步解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在反宗教意义上是充实的、正确的，而在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揭示这一点上却是空洞的、待定的。费尔巴哈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马克思则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解释，上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从而完成了思想的根本转变。

总之，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的脉络中，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对宗教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他的全部批判的前提，对宗教的批判推动着马克思完成了他的人的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推动着他完成了他的人的解放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2003-10-1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工业和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创意劳动；劳动；创意

一、现实经济对创意劳动提出的理论诉求

伴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工业劳动和生产模式正在转向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劳动。“机器+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依附于机器大工业的产业工人正在被更加智能化的全自动生产线所替代；传统的劳动形式被取代的速度正在加快；旧的劳动岗位正在消失而由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型劳动形态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在这场变革中，以创意劳动和创意产业的出现最具有代表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截至2006年底，全球范围内从事创意劳动的人数在1.5－2亿之间。美国在全球创意阶层人才库中占去了20％－30％的份额。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整合之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创意阶层(从事创意劳动的劳动者阶层)在爱尔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芬兰和冰岛这六个国家中占全国总劳动力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间，从事创意劳动的人数在新西兰、爱尔兰等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十分惊人。而从我国创意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创意产业的出口额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2002年，我国创意产品出口额是52亿美元，而两年后的2004年达到了106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上海、北京、深圳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相继建立起了数十个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产业每年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逐年上升。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在这个由人的智力和创造力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虽然传统产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但是由创意产业为代表的狭义创意劳动和以创造性知识劳动为核心的广义创意劳动正在蔓延至生产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改造着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提出创意劳动不但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更是顺应了现实经济的理论诉求。

二、创意劳动的概念及其结构

(一)创意劳动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创意劳动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劳动方式。它之所以古老是因为自石器时代起，当人类产生了通过创造性劳动改造天然工具并且逐步过渡到创造劳动工具时，抽象意义上的创意劳动就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创意劳动之所以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关键原因就在于：首先，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作为一组术语被固定下来仅有11年的时间，而且迄今为止，关于创意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完整定义；其次，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意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所以，本文按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劳动关系的不同，将创意劳动划分为前创意劳动和现代创意劳动。前创意劳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所有社会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创意劳动。在前创意劳动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关系，或者说，商品货币关系在创意劳动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更多的是一种从属关系，包括原始部落成员对自己部落的从属、奴隶对奴隶主的从属、农民对庄园主或地主的从属等。因此前创意劳动是一种以自然权利作为创意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保障。而在现代创意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商品化的关系，是在创意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环节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创意产品价值的凝聚、流动和分配，作为推动创意劳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本文研究的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劳动。

所谓创意劳动指的是面对新问题，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运用创造性思维，形成事物之间全新结合方式的活动，是艺术化思维加理性化执行的创造性活动。创意劳动的这个界定具体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创意劳动是一个面对新问题，从而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劳动。雇佣工人的劳动、管理劳动、信息劳动、知识劳动等劳动虽然也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提供能够满足人的生存或发展的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是构成最终形态使用价值一部分的劳动。但是，创意劳动与这些劳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创意劳动是发现问题并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劳动，而后者是按照既定思路和程序解决问题的劳动。就是说，创意劳动的出发点不是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寻找题目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劳动十分接近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本真劳动中关于劳动者的描述，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支配者和主导者，而不是“用一定方法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所以，对于创意劳动者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发现问题，因为这是决定创意劳动成果是否具有价值的前提。

第二，创意劳动是在大量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复杂脑力劳动。通常人们提到创意，大多将其理解为“好点子”、“好主意”、“新想法”等灵光一现的词汇。创意作为创意劳动的直接结果，在例如艺术、音乐等领域中看上去的确是创作者在某一时刻“突发奇想”的产物。但是大量脑科学研究和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显示，创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以大量相关资料和知识的积累为前提的。按照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观点，这个阶段被称为图式(schema)的积累阶段。在创意劳动的概念范畴中，图式的积累包括了对两种知识的积累：其一，是与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与搜集工作；其二，是与创意劳动的劳动过程有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方面知识的积累除了包括在创意学上通常被称为“用脑素质”的积累之外，还应当包括创意劳动的劳动者将自己的设想呈现出来的方法，也就是说是将已经产生于创意劳动者大脑之中的设计和没有成形的零乱的概念，按照创意劳动者的设想，以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创意劳动是一种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主导的脑力劳动。所谓创造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超越常规，跳脱出程式化、惯性化、线性化和惰性化思维方式的超越型信息处理方式。创造性思维的运用是创意劳动区别于其它劳动类型的核心要素。出现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新劳动形态例如信息劳动、知识劳动、管理劳动等，从它们的信息处理方式上来看，不外乎数学、逻辑分析、计算机仿真等信息处理方式，而创造性思维则是一种人类大脑特有的超越传统信息处理方式的超越型信息处理方式。

第四，创意劳动是艺术化思维加理性化执行的创造性劳动。创意劳动的这一层涵义为创意劳动的界定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即艺术化和理性化。艺术化思维强调创意劳动是一种生产美的劳动，强调了创意劳动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它决定了创意劳动的内核。而创意劳动者的天马行空一般的思维以怎样合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怎样从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编码或构想变成有形产品，都是由创意劳动的理性化执行过程决定的。执行阶段的创意劳动所要遵循的准则不再单纯的只是以“美”作为标准，而是以产品的结构、功能、外观、产品的成本一收益等原则作为标准。因此，它是“从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观点把一个系统转变为连贯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意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严肃的创造性劳动过程。创意劳动的艺术化要求赋予了创意劳动产品的内核，而创意劳动的理性化要求决定了创意劳动走向现实并且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可以说，创意劳动的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二)创意劳动的特征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劳动方式，创意劳动在劳动者体验、劳动的性质和劳动方式上都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质，具体体现在：

1、创意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一个失去人的本性和失去自由的过程，而是重新在劳动产品中注入劳动自我意志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和实质的揭示，并且提出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了的劳动只有通过摆脱这种劳动关系的束缚才能实现自由，只有在不与劳动发生关系的时候，劳动者才能与自己本身同在，才能够进行自我实现的活动。但是从创意劳动的实质来看，创意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是一种构思和形成创意的活动。正是由于创意劳动是这样一种由创意者在自我构想和原创性设计的推动下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过程，所以，创意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过程。

2、创意劳动是一个严肃的创造性过程。这里所说的严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创意劳动来说，它本身除了强调其劳动产品的新颖性和原创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产品的独特性与产品的功能和结构之间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的提升需要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考虑除艺术性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环境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等。而严肃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相对于一种对于创意劳动是一种“疯狂的、没有逻辑”的误解，创意劳动其实是一种通过严谨的思考和方法的运用，帮助劳动者和消费者实现更多自由的手段。由于创意劳动的原创性构思主要产生于人的大脑，所以创意活动难免会被人们视为一种神秘的过程、一个缺乏逻辑和疯狂的行为。但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逻辑表明，每一个有价值的创意在事后看起来一定是合理的，否则人们便无法了解它的价值而只能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此，可以推论出创意劳动是一种遵循着某种逻辑的创造性活动，而正是由于这种逻辑本身的神秘性，使得创意和创意劳动本身被赋予了“疯狂”的表象，被排除在了理性活动的逻辑之外。而创意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之所以能够被许多人接受、认可甚至喜爱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是遵循着人们的某种逻辑而进行的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意劳动是一种遵循另一种逻辑的严肃的创造性过程。3、从劳动方式上来看，创意劳动与传统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有很大不同。(1)从劳动的场所来看，传统产业工人的劳动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中进行，劳动过程以进入工作场所为始，以离开工作场所为终。创意劳动由于是一种以复杂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所以它的工作场所在信息社会发生了延伸，可以是劳动者所在的任何他能够进行创意活动的地方，工作场所不再固定，劳动者的自由度更大。(2)从劳动时间来看，传统产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同他所处的场所的变更是同步的。而对于创意劳动来说，由于劳动场所的不固定，它的劳动时间就变得更具灵活性。也就是说，创意劳动的劳动时间随时处于可以继起的状态。而传统产业劳动只有进入劳动场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才能够持续。(3)从劳动与自由、闲暇的关系来看，传统工业劳动中在时间的划分上，劳动与自由，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劳动过程的结束意味着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开始；劳动过程的开始，意味着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结束。而在创意劳动这种特殊的劳动方式中，劳动与自由、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再明显。甚至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关系。劳动时间在创意劳动过程中变得更具灵活性，而且随时可以继起。这样就会导致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的划界不再简单地按照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的交替而变更。根据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体现在两种活动之中：一种活动是“用于消费产品”，另一种是“用于从事自由活动”。第二种自由可以理解为，劳动在劳动者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是自由的、在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时是自由的、在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改造主体的活动时是自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按照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创造性活动的创意劳动，它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是自由劳动的一种实现形态。

(三)创意劳动的类型划分与结构分层

从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来看，创意劳动可以分为符号编码型创意劳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型创意劳动和管理创意劳动，按照这样的划分，符号编码型创意劳动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广告创意、服装创意、传媒创意、图书出版创意、电影创意、游戏创意、设计创意、产品创意、工艺品与艺术品创意；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创意劳动则包括了公关创意、数字产业创意、休闲旅游创意、体育创意；而管理型创意劳动则包括了品牌创意、营销创意等。

按照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环节和层次来看，创意劳动可以被分为核心层创意劳动、中间层创意劳动和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这三个层面之间具有这样的逻辑联系。

从总体上看，这三种类型的创意劳动都是复杂脑力劳动，但是由于这三种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和生产环节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提供着不同的劳动产品，所以这三种创意劳动之间存在着如上图所示的圈层关系。

从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处于核心层的原创型创意劳动位于整个生产环节和劳动过程的最高端，代表着一种产品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的劳动。这个阶段的劳动过程的结束并不是以有形产品的产出作为标志，而是以符号性设计成果作为这个层面创意劳动结束的标志。

处于圈层结构中的中间层创意劳动在整个产品由设计一研发一生产成品一产品销售这样几个关键环节中起到的是承上启下和机制设计的作用。就是说，中间层创意劳动的劳动结果既不是符号性的设计成果，也不是有形产品，而是为产品由设计走向有形产品这个关键阶段提供制度上的协调和策划，为产品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提供成本最小一效益最大的机制。中间层创意劳动的实质是管理型创意劳动，而它与普通的管理劳动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型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劳动有所不同。在一个完整的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管理型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是经过原创型创意劳动阶段而形成的具有设计者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符号性创意产品，它除了要完成普通管理劳动的承上启下、相互协调的任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具有独创性的设计与有形产品的标准化产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机制，保证这种独创性设计或全新的编码方式的价值得以在有形产品中实现。

处于整个圈层结构最外层的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其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中间层创意劳动所提供的新的策划和机制，将原创型创意劳动所提供的设计蓝图和编码方式注入到有形的产品中，生产出带有鲜明特征的产品。这个过程是最狭义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生产过程。除此之外，处于产品推广层的创意劳动还体现在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试图使消费者接受凝结了全新功能和符号价值的产品。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的关键在于提品的解码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的创意劳动包括了广告创意劳动和营销策划创意劳动。

上文中所描述的圈层结构以及创意劳动在每一个层面上的存在方式，既可以用来概括某种有形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以被拆分开来，每个层面的创意劳动都可以在目前的创意产业体系中找到它所对应的形式。也就是说，创意劳动既可以通过上图中的圈层结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也可以各自独立，每一圈层中存在的创意劳动都可以脱离圈层结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三、创意劳动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存在逻辑

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及其演化路径来看，创意劳动属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范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这是创意劳动之所以从属于马克思劳动理论概念范畴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这个认识来自于黑格尔哲学体系。黑格尔将劳动的过程理解为，物质资料通过某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之后，物质存在形态或物质本身的性状被劳动者按照劳动之前所制定的计划和方案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物质被否定或消灭。这种对象化活动在创意劳动过程中也同样得到了贯彻和体现。以创意劳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设计活动为例。所谓设计就是人类通过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改变事物原有的形态，使其发生“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无论是现代工业设计还是艺术设计，设计过程的结束都是以形成一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期望或要求的新的使用价值作为标志的。虽然现代设计的标准或尺度是随着时代而不断改变的，但究其根本，无论哪个时代的设计活动，都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

2、“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当代社会发生了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经对物质生产劳动进行过这样的经典界定：“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是一种借助于劳动工具实现计划好的有目的的并且事先对世界的改造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过程最终生产出产品也就是后来说的使用价值，自然物质可以按照人的需要改变其形式。劳动已经在其产品中结合，成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这个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经典界定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生产主义构想。由于马克思在这个定义中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属性，所以在马克思身后，许多的批评也针对于此。但近期一些关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回归。通过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这个线索，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和一些批评家提出的作为马克思生产主义劳动的补充——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质串接起来，扩大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边界，将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理解扩展到当代社会之中。沿着这样一种回归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真正内涵的逻辑来审视创意劳动时，就会发现作为一种“生产观念、符号、编码、文本、语言、想象以及其他类似产品的符号性劳动”，一部分创意劳动没有直接创造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产品，而是十分类似于商业劳动、管理劳动以及服务性劳动。但是从当代哲学界以及自然科学界对物质概念的重新划界来看，马克思所坚持的劳动就是按照人的计划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活动之中就应当包括创意劳动。因为，这种以符号性产品作为主要劳动结果的劳动形态，在其劳动过程中并不仅仅创造一种纯粹主观的、无形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产品，而是通过借助于某种劳动工具，例如设计软件、制图软件、图纸等手段或工具，在图纸上、磁盘上、电脑中以另一种不能被人们所直接感知，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形式(例如设计图中的数据和记号、声波、电子脉冲等)被记录下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劳动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新物质劳动。

3、创意劳动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本真劳动”的一些特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经济学手稿》等著述中对真正的劳动进行过一些设想。马克思沿着劳动从对象化一异化劳动的演化逻辑，设想出一种本真状态的劳动形态。他认为这种本真的劳动应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劳动，不是站在安逸、自由、幸福对立面的活动，而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对“停止安逸”的正常需要。真正的劳动不是在外界的强制下或在虚伪的自由假象的掩盖下进行的活动，而是劳动者个人自我提出的，是劳动者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实在的自由”的活动。

(2)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劳动是一种能够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享受的劳动，是一种能够吸引劳动者的劳动。这种劳动与一般意义上的消遣和娱乐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劳动过程是一件“非常严肃、及其紧张的事情”。它带给劳动者的紧张感觉绝不亚于产业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紧张感。

(3)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中，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支配者和主导者。与奴隶、农奴、雇佣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历史角色不同的是，未来社会的劳动者“不是用一定的方法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4)未来社会的劳动是劳动者创造性地、带有劳动者个性化特征的、在美学意义上进行的劳动。这里的美学意义上的劳动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广义美学的层面上存在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是一种在广义美学层面上的劳动，是因为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享受创造性的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虚无的无限自由，而是一种有限自由，是按照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改造世界的自由。其次，在狭义美学层面上的劳动是一种创造“美”的劳动，即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除了包含了作为产品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包括了产品设计者在产品中所融入的审美符号和美学意义上的编码方式。

(5)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将会在未来社会中消逝，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劳动在自由时间之中具有了它在劳动时间中所具有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是说，当劳动成为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自由自主地劳动时，自由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就不再像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劳动关系那般对立。反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社会中，当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自主地和创造性的活动时，劳动就是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必然王国中劳动本真的实现过程中，尽管物质生产活动仍然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活动，是一种“有外在目的规定所要做的劳动”，但当这种外在目的的规定性并不纯粹的指向劳动产品的“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时，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了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从上文中对创意劳动的特征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本真劳动的设想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的严肃性、劳动方式及其带给劳动者的主观感受等方面已经开始接近马克思所论述的真正劳动的内核。尽管现代创意劳动最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内部，是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物，但是创意劳动的出现决不意味着另一种异化劳动和剥削方式的出现，而是劳动者的自我意志的实现，是伴随科技进步和信息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新联系。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海德格尔 马克思 黑格尔 弗洛伊德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如果要问马尔库塞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答案是多样的,人们给马尔库塞贴上了很多不同的标签,如“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或“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之所以对马尔库塞的思想有如此多样性的判断,是因为他的确曾受到过这些思想倾向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马尔库塞思想发展中有这样一个特点:一贯性和连续性。从时间的维度上看,马尔库塞早期的思想中有很深的海德格尔、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印迹,但其在晚年引进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并没有抛弃之前影响他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把所有思想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人们仍能找到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印迹。

对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无疑是海德格尔的理论。这不仅因为马尔库塞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助手,并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因为马尔库塞学术思想始终未变的中心,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解放,也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角度出发的。马尔库塞学术生涯的开端(1928年――1932年)是在弗莱堡度过的。马尔库塞的第一篇论文《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就是在此间发表的,这篇论文被看作是他最早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文章。与此同期,他在导师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教师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这篇论文带着明显的海德格尔的痕迹,表现出海德格尔自身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特征的关注。此外,在马尔库塞所发表的其余十多篇论文、书评中,海德格尔特有的术语清晰可见。海德格尔的作品追求一种超越笛卡尔而直达古希腊文本的本体论基础,他对希腊思想做出了大胆的再解释,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主题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也可以被找到。而且,马尔库塞给出的不是这些主题的简单的回声,而是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的真正意义和“本真”状态的探讨。也许这种对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研究不再是海德格尔的,但其哲学研究的思路和目的深深地烙上了其导师的印迹。当然,马尔库塞的思想虽然深受其导师思想的影响,但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并没有全盘肯定。其实,在马尔库塞眼中,无论是用海德格尔补充马克思,还是用马克思弥补海德格尔,这两者的学说都需要再向前发展。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反思表明,马尔库塞已经在马克思理论的启发下力图在新视角下审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说,在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考察中加入马克思的社会和阶级理论,使得对人的探讨不再是纯哲学的抽象。马尔库塞的思想从基本本体论走向了历史哲学。

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学术缘分是从他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真正开始的。马尔库塞早在一战以后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他想从马克思理论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在一战期间,马尔库塞已经接触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小册子,而当时的政治状况也促进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既想弄明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想弄清楚左派政党和社会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然而,在遇见《手稿》之前,马克思理论对他而言仍是一个抽象的迷。1932年,马尔库塞应霍克海默之邀,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这一年恰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这给马尔库塞带来极大喜悦,《手稿》让他找到了一直苦苦寻觅的东西,他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对手稿的评论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文章的开篇中,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这篇评论文章可以说是马尔库塞整个世界观和理论基础的一次重大转折,具体到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理论,使马尔库塞找到了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坐标,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一直是以“异化”为武器的;第二,《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因素使马尔库塞把其早期接受的存在主义理论加以“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存在问题变身为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关人性的纯哲学问题;第三,在对未来的憧憬上,社会主义成了马尔库塞的自由、美好社会的典范,在以后其引入弗洛伊德理论时,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的人性和本能得以解放的社会。将马尔库塞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客观的判断。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直伴随其终生。马尔库塞写到,“《手稿》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基础,并进而最终涉及革命的实践,虽然我们也曾一再提醒实践情况恰好相反。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首先找到了出发点才能作出我们的解释,从而认识到哲学批判本身直接成为实践的革命的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认清《手稿》所确立的基本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才能真正领会《手稿》作为革命理论基础的真正价值,所以马尔库塞从马克思关于“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定义中推演出对“对象性”、“实践”、“感性”和“社会性”等一系列对理解人的本质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又为其在之后著作中体现的解放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尔库塞于1932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时,研究所正试图形成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迫切希望对马克思理论有一种符合“时代性”的新解释,以恢复马克思思想对时代的活力,而他们认为只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才能真正为马克思思想找到这样一种合理的理论基础,因此,所有成员包括马尔库塞都展开了对黑格尔的再研究。1941年,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的发表,标志着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理解已基本成型。首先,马尔库塞认为,主客体同一是黑格尔思想的中心。他指出,理性的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理性将在实践中立刻表明它自身的意义是一个不受历史过程支配的原则。”理性的法则不依靠其他任何东西。除非现实变得合乎理性,否则理性就不能主宰现实。因此,“只有通过主体渗入自然和历史的全部容量才能使得理性支配现实得以成为可能。因此,客体的实现也就是主体的实现。这就是黑格尔所总结的命题中的重要一个内容。即存在在本质上是“主体”。这个命题的含义只有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说明才能理解。”而“主体就是客体”的思想可以设想为现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主体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论上的自我和意识,而且意味着一种存在的方式,即意味着处在矛盾过程的一个自我发展的统一体的存在方式。”其次,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黑格尔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而辩证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否定性。他说,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可以肯定,黑格尔的几个基本概念出现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向马克思理论的进步绝不能通过表明就哲学的范畴的演化而实现。总之,在马尔库塞看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辩证法的所有范畴都是放在岁现存秩序的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从黑格尔思想与马尔库塞思想的关系上去看马尔库塞,有两点是明显的:第一,黑格尔思想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提供了理论基础,把否定性、批判性视为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一直影响着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当代工业社会;第二,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就必须理解黑格尔。正是在岁黑格尔思想有了透彻把握的前提下,马尔库塞为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辩护,认为在西方理性主义中,黑格尔哲学主张进步的理念,并精心设计了哲学的历史命运。他的哲学试图在在现代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唤起理性的权威和力量。在其哲学中,尽管存在着一个危险因素,即把理性的准则用于分析国家的形式。但人们千万不要把黑格尔误解成维护现实的保守者,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符合理性时,才赞同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保证实现个体自由和人的社会潜能时,人才支持这个国家。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马尔库塞不仅澄清了一些人把黑格尔思想与法西斯思想联系起来的企图,而且发掘了黑格尔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性因素,为他进一步把辩证法作为其思想的基础作了充分准备。

在对社会的批判中,批判家们越来越感到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已深入到人的内在意识中,法西斯主义、压抑、操纵等现象已在人的“本能”结构中扎根,因此,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把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必须首先唤醒人们的解放和自由意识,就像弗洛伊德治疗精神病一样,首先得解除病人对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压抑,医生才能找到病根。毫无例外,马尔库塞也深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其发表于1955年的《与文明》就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这实际上代表了马尔库塞思想的新的转折: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深度心理学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并以此为人们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解放之路。马尔库塞思想深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概念,如压抑与自由、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等能够很好的说明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弊病。他认为心理分析学不仅仅是心理学、生物学的,它本身就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尔库塞与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不同,他从来都不同意心理分析可以与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对社会政治进行分析,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色基本概念就内在的含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二,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就是实现“解放”的最佳工具。他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具有分析批判的性质,更带有“想象”和“启示”的性质,它揭示了“真正”的人及其“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1966年,他在为《与文明》作的政治序言中说,“《与文明》这个书名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委婉的甚至是积极的思想: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然与压抑之间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就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第三,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于人类解放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中,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只有在心理分析理论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只有受“压迫”和“压抑”的人才有解放的“要求”和“冲动”,解放就是解除“压迫”和“压抑”,使人获得自由。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马尔库塞在这里所指的马克思是他所认为的早期的马克思,也就是1844年稿的马克思。

对马尔库塞多重思想背景的分析并不是要把他渲染得过于复杂和神秘,实际上,它勾勒出一个智者的思想历程:从柏林到弗莱堡,从关注纯粹的哲学理念到关注社会现实。但是不管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关注如何在一个希望几近渺茫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优化”美学“资源配置”论述。这是我对繁荣美学学科的真诚期盼，即希望国内有限的美学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对马克思《手稿》中“美的 规律 ”无休止地翻译、阐释、论辩之中了。正如逻辑先生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 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 发展 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 科学 、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 内容 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著,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 理论 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 历史 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著名论断，“是构筑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 哲学 、 经济 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著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著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 艺术 起源的内涵，是构筑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著、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 影响 。”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 时代 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著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 中国 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著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著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界限。马克思著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马克思主义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畴又大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著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 规律 ”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著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著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 问题 ，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 英文 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 理论 。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 影响 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 哲学 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 社会 科学 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 自然 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著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 经济 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 艺术 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 中国 几乎所有的“ 历史 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 发展 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 现代 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 研究 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 时代 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 ，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19] 参见拙文《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2000年3期。

[20] 同1页注1，第63页。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但其教学效果一直不理想，影响因素包括多方面，如教学内容、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考试方式等，在这所有因素中，笔者认为，第一线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最关键的。作为教学活动的实施者，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的自身素质与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教师只有从自身做起，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与教学水平，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的目的才会实现。

一、理工科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其自身特点

教育教学理念要求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做“因材施教”，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首先应该深入地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学生的健康成才服务，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实施马克思理论教育首先应该了解学生的特点。

1．理工科院校学生与综合院校学生的共同点 目前无论是理工科院校还是综合性院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认识都存有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触到马克思理论课之前，很多学生已经产生了先人为主的抵触情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等同于纯粹的政治说教或空洞理论的述说，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无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竞争，还有一部分学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学生，从实用的立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以后毕业找工作、个人发展关系不大，从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待这门课程，为了在未来的择业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抓得较紧，而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2．理工科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应把握的自身特点 (1)理工科院校学生对马克思理论课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长久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文理严重分科的教育体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设置以理工科为主，相应地，课程设置也以理工科课程为主。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人文修养，虽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艺术门类中开设选修课，但从总体而言学生对人文科学的接触是有限的，选修课的设置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人文教育的需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作为理工科院校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学生会自然而然地会把这门课作为开阔人文视野的窗口，把自己对人文知识的渴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上，希望通过这些课程了解更多的现实与历史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抱着看似矛盾的态度：希望与失望并存，对马克思理论课即抵触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开展人文学科的教学，教学方式有其自身特点。理工科的学生有别于综合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他们往往不能把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加以区别对待。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把大部分的学习时间花费在做题目或做实验上，而做题目或作实验都要求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久而久之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就会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会试图寻求固定答案，用“对”或“错”、“是”或“非”来评价所遇到的问题。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学生就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作出评价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人文学科区别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自然科学的知识教育和技术教育区别对待。教师应该积极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对其进行适时、恰当地引导，把他们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引导出来，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对开阔学生的思路和对他们未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会受益匪浅的。

二、理工科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重在提高学生兴趣

在我国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主要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生硬地把马克思理论课当成“填鸭”式的说教灌输给学生，这势必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法调动起来，就会采取缺课、逃课等方式消极对抗，教师只好用点名、缺勤者给予扣分的方式予以处罚。这种教学方式是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学生头脑目的的，教师只有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的兴趣所在，才能提高马克思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通过教学实践我们得知，几乎没有学生喜欢纯粹理论性的说教，大多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论联系现实，二是要求理论结合历史。

1．课堂中把理论恰当、紧密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理论联系“现实”主要指两方面的现实：社会现实和学生的现实生活。

(1)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学生几乎整天沉迷于题海中，对外面世界和现实社会接触的机会较少，但是大学生主体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学生会强烈地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教师就需要了解学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现实中学生关注的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作出恰当的评述，特别是为学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经验证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果能够这样做，学生是需要的、欢迎的。(2)学生希望通过理论学习来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及他们的未来相关甚密的问题。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价值观普遍迷失的时期，学生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对学习生活和人生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如果能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学生的健康成才服务，而不是去讲空话敷衍了事，学生就不会再说这是一门“没有用”的课程了。事实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存在天然的隔阂，关键在我们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课堂中把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很受学生欢迎 所有重大理论观点、重要论断的产生都要其历史脉络，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相对匮乏，教师应该充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有关内容，使学生知晓思维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讲授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予以把握，这样呈现给学生的就不是一种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另外，教师还应进一步做到史论结合，引导学生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对史实作出分析，对理论形成的历史作出评价，这样不但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还会提高他们对理论本身的兴趣。

3．要做到联系现实和理论并结合史实必然要诉诸于案例 教学目前我国教育界对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还没有形成统一、一致的观点，反对案例教学法的观点认为案例教学法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会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尽管对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存在着异议，但是案例教学法在理工科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师如果一味地给学生灌输纯粹的理论，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感到头痛的，倒不如通过生动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还可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师运用案例教学法并不是为了迎合学生、取悦学生，而是通过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思考。事实上，能否恰当地运用案例、从案例人手解析理论恰恰是一个教师教学能力与自身素质的体现。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开展案例教学的实效性

一名优秀的教师，其基本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教师只有从考察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总结教学的经验和技巧，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学的实效性。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既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又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

1．教师应该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一门全校公共课，其工作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复性。同样一节课要在不同的班级讲，在不同的学年轮番讲，这种授课形式容易使教师产生惰性，把讲课完全当成了一种重复性的简单劳动，有的教师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对每一届学生所讲的内容几乎是大同小异，甚至快退休了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无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1)教师应该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把学生关心、关注的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即时变成案例，成为当时马克恩主义理论课教学内容，这是克服当前大学生马克思理论教育脱离学生思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应对现实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做出反应，编选资料及时运用于当前教学。这样的教学目标本身就对教师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教师努力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去支撑高水平的教学，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学理论去讲解，才能说服学生、打动学生，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理论进学生头脑的目的。(2)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关怀，有针对性的选编案例。在我国，在专才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自身的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单纯科学性与技术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学生形成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而随着科技深深介入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科学本身在这个时代的正当性问题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反思的问题。教师应该联系理论恰当引入案例，引导学生全方位地开展关于科学的反思和理解，使学生更为深入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课堂上，我们节选英国bbc纪录片《爱因斯坦三部曲》给学生放映，并针对片中内容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使他们切身体会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人文关怀，正如爱因斯坦本人在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2．教师应该拓展人文社科知识 在理工科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学。从教学方式上看，文科专业课教学要求“专”而“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适宜“泛”而“博”。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好地运用案例教学法，教师应该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了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发展情况，在理论层面上应该尽可能地“广”，这样在教学中才会有“底气”，才能够提出思想深刻、内容生动的案例。为此，要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应该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历史，就无法洞悉思想的本质，就提不出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当代各种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种学术思想，不能对各种思潮作出评介，就只能是就“书本”，讲“书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单纯的知识传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首先教师应熟悉哲学史的相关内容，把马克思哲学具体原理和哲学史结合起来讲解。比如讲唯物辩证法，可以从介绍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理论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腊的芝诺悖论、智者学派的二难推理“半费之讼”、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等。通过对哲学史的回顾，不但会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会引发他们课外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另外，教师还应加强西方哲学的修养，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加强和西方哲学的“对话”。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可以适当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提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理论甚至对立的观点引发学生的思考，这对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启发学生智慧是有帮助的。有人视对立的理论如洪水猛兽，唯恐对立观点的介绍会引起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叛逆。实际上这样的忧虑大可不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介绍不同的观点，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只要教师能够作出恰当的引导，西方理论的介绍不但不会引起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感，反而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有益的。

3．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自然科学知识素养 理工科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除了拓展自己的社会科学视野外，还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素养。面对受专业知识训练的理工科大学生，教师如果能够把自然科学的知识融人案例教学中，如大家所关注的科学史或者科学思想发展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中的相关内容选编为案便。这样不但会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他们学习本专业的科学理论也是有益的。

选取科学史中的材料作为案例，需要针对不同专业学生，适当调整授课内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同样一节课的内容，不同专业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是不同的，教师应该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对授课内容作适当调整，选取不同的案例，增强与学生专业学习的结合。比如在讲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问题的时候，对生物系的学生，以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生物进化论作为案例；对化学系的学生，以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伦琴偶然发现x射线为案例；对数学系的学生，以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现微积分案例。在教学实践中对于上述教学方式，各系学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取得了较好教学效果。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提高案例教学的时效性要以深厚的理论功底作为基础，教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研究者。科研是教学的基础，教学是科研的展现，科研水平制约着教学水平，而在教学中遇到了新问题又促使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尽管我国高校马克思理论课教师的工作量普遍很高，但是教学与科研在本质上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