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语言文化范文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1

关键词：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语言相对论 军事标语 文化思维差异

1、引言

“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Whorf Hypothesis )[1]的一个重要理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阐述了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语言相对论则认为, 语言差别反映思维差别。 人的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换言之,“语言”之差异, 即“世界”之差异。语言相对论，是初始假说的修正主义，即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中西方军事标语及其反映的民族深层文化差异

2.1中西方军事标语

军事标语[2]是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政党或某一群体的政策、思想或要求。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在部队，军事标语影响了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笔者通过网上和实地观察搜集到一些军事标语来作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也反映出了东西方国家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部队的征兵军事标语：为人民服务；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祖国安宁我光荣，人民富裕我幸福；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一步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西方的军事征兵标语：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Do Something Amazing；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Full Speed Ahead；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Aim High.；Be Part of the Action.。

2.2东方集体主义文化 VS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军事标语映射出东西方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集体主义”，推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国家和集体的“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价值观。推崇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生存的价值、潜能、勇气和自信。

3、中西方军事标语反映的深层文化差异原因探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扎根于文化土壤而开出的花朵。军事标语语言的差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根源，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文化和航海文化。

3.1儒家文化 VS 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教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一个“仁”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关系。中国人按传统的仁义道德至上的思维定式, 主张“中庸”、“和谐”、“和为贵”、这种“和合”文化观念。所谓“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和谐。在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社会，是以集体（整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古代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现代军事标语中，“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等都体现了这种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的“仁”文化观念。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是受宗教影响的。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就是一个个体英雄。西方宗教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意义、个体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来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的潜能、生存的价值。因此，西方强调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的能力的实现，崇拜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从军事标语中可以看出，这种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观念，例如：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 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等。

3.2农耕文化 VS 航海文化

从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态环境来看，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因为特殊的地理心态环境，在古代传统的农业劳动中，会面临着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形成了群居式的生活方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以团结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源。美国的地域环境是三面环海。美国文化本源上，是一种航海文化。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航海文化不需要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以个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西方人主张天人相分，人与自然相分对立，而人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们讲“人的进取”精神。

4、结语

军事标语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殊的域，有其使用的特殊功能目的。从“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 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相对论看，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透射出东西方国家，因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历史实践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通过分析军事标语的语料，体现出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2

[关键词]东西方 语言 文化 人性主体

一、人性主体的合法化诠释构想

东西方语言文化中人性化主体问题，是指人类所有的语言人性主体在客观世界本体上的开端或开启，即人性主体在人类作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物种而存在的这一个语言性基本问题的发掘。这种思想源于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哲学上的焦点性问题阐述，是哲学人性主体及其与他异(otherness)的合法化关系描述。所谓人性主体性，简言之就是人性主体作为行为活动的主要成员所具有的自我性质、功能或状态，理解人性主体与界定人性主体是揭示主体被赋予的意义即主体性的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人性主体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任何关于人性主体的论争都潜在地指向具体的、历史的、或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人。虽然在笛卡儿的公式“我思故我在”中的人性主体主要表现为纯粹之思，但在康德的人性主体概念之下，则变成了实体化或个体化的行为存在模式概念，或者说它只被允许作为思想的功能或形式而存在于客观世界，但无疑这种作为文化或语言思想的人性主体就演变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其次，对于文化与语言物质客体世界而言，人性主体无论是作为认识或行动的主体都只能是主观能动的反映，即在文化与语言认识论上它给予客体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化形式，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它随时感悟和支配着物质化的客体空间。第三，人性主体还表现为对于客体或自然的态度和行动随时可以进行一种类似触目惊心地、血腥的征服，以及加入阴毒的怀柔或貌似合情合理的行为化整合。

显然，这里所体现的人性主体形式就其积极性而言的确推进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西方历史上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因为它通过语言与文化本身赋有的优势激发了人在客体中的英雄主义气概，提升了作为语言文化的个人的个性和尊严，如在鲁滨逊、浮士德、拜伦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文化与语言的个性主体化特征等等。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的人性主体也可能会摧残和毁灭客体、自然或他者的物质存在和谐关系，引发和激化了主客体之间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际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对抗、仇恨和战争，损人祸已，陷全人类于无穷尽的灾难之中。可见，西方现代人性哲学所幻想和崇尚的人性主体性在后现代性的反观下已经日益暴露出其邪恶、狰狞的凶残面目。我们知道，语言人性主体性产生的根本原则是人性主体是脱胎于哲学主体的一客体二分法(dichotomy)，但这一客体二分法的主体永远无法摆脱其依附客体的客观存在性，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主体消失就意味着主体的绝对化死亡。这是西方哲学史公认的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古代哲学转向认识论为中心的现代哲学的合理化演变过程，这目的是在致力于解决主体如何才能与客体同一的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性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可以说着这既是一个纯粹哲学化人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语言与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至日常生活问题。因而当这样的问题在后现代性的强劲探照下被揭露出来并显得愈益成为问题之时，它则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于东方文化的从人性研究的角度而重新予以审视的前沿性问题。

东方语言与文化中人性主体问题是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建构的，中国哲学史家张世英先生在评论孔子思想与人性主体性原则的关系时指出：孔子少言天道，重人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有人认为，孔子的语言人性主体性思想体现为孔子对人的发掘与精神上创造，这种看法未免对孔子人性主体思想估价过高。其实，孔子对人的语言属性理解是较为绝对的，他那轻视自然的思想使他无法分离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他无时无刻不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这使他的人性哲学永远达不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达到人的自由自决和自我觉醒的主体性原则。其次，在儒教看来，人性语言与文化的本质似乎是超手自然或脱离自然，即脱离兽性的。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向我们阐明人性的本质实际上是很微妙的，它自始自终是于“异于禽兽者”的合法化范畴而存在，或者把人的自然人性属性看成客观世界一部分，而非人性内在表现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整个儒教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大力主张人生“生之谓本能属性”及类似观点的论述，当然这里所谓的人的“自然属性”，毫无怀疑是指人与其他生物及自然界其它类属的根本性属，而不是单纯指人的特有的“本质属性”内涵意义，即“本属”或“人性”，或人所特有的、无之则不成其为人的、人与动物及自然界其类属相区别的或不连续的多重属性。最后，以孟子为首的对“生之谓本能属性”及相关的观点的综合评述实际上是指任何人不能以生物学上的即自然的生命来代表人性：“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这说明，犬与牛等哺乳动物也具有“食色”等属性，但它们的本质却不可与人的本质(人性)相提并论。倘若以之为人的本质属性的话，则人将无异于禽兽；倘若“食色”即是人性，那么牛亦有人性，马亦有人性。所以，尽管儒家承认人也具有这些属性，但绝不能说儒家以之为人的本质，否则从汉儒分性为三品到宋儒分性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就毫无意义了。

道家曾极力反对以“仁义礼知”作为语言人性理解的必然空间环节，但也并不象人们一贯提倡的那样以自然属性作为人性语言或人的本质。老子曾以人类语言的“素朴”作为人的最大本性，而庄子解释语言“素朴”的时候曾这样认为：“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就是说，要使得人性语言“无欲”，即脱离纯属自然语言的本性，才会使得语言本性充分体现人性内涵意蕴。道家的这一主张只是想表明对人的语言本性进行人为的改造或扭曲的反对态度，因为道家哲学自始自终都大肆反对“纯任自然”、任情的人模式宣扬，它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分，或把世间万物的一切本性混为一谈。而且，道家不但对万物语言本性的差别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认为任何意义上的任情都是是违反语言人性道德的不合理的行为表象，这恰恰应证了这样的说法：“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这表明，道家并不将语言规范法则与标准人性截然对立，也不反对语言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修养，它甚至还把语言修养视为人类人性达到虽高境界的最佳手段之一。

二、语言文化中的人性主体显示模式分解

语言文化中的人性主体源于人的进化，也就是说，当人类脱离了自身的野蛮兽性之后：人性主体就开始在语言中以合理化的方式表述了，这时的语言与文化自然而然就变 成了一种称为“非生物性、非物质性、非时空性”的人类感性意识了。可以说，此时的人的本质不在其自然属性的根本范畴了，它此时是绝对地至身于与自然界不同的性质空间或自然界所不具备的环境中去了，这便使得语言与文化的人性主体根本性质开始向着自由想象、心智感悟、创造无限进行一种合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指在面临不同语言与文化人性的可能性发生时，而是指在语言行动者的意志通过有意识地改变语言状态或重新组合语言质料，或赋予新的语言文化形式来创造新的事物时。这样的语言心智是指人类具备的良心、道德和善恶是非感悟的必然前提，它具有让人类进行合理化的理性思考、谋划和表达等从事各项较好的理性活动的作用。西方在圣经宗教方面，语言与文化人性或人的本质主体体现在自由联想、心智想象和不完全的创造性思维方面，这是因为人的语言与各种习惯是按上帝的思路编排的，而上帝虽具有无法穷尽的神奇特性指数，但语言人性所具备的那种绝对的自由、无限的心智和完全的创造性，在上帝身上始终是无法体现的。况且，多数的基督教教徒一贯肯定人的精神意志的绝对自由，并以之作为其人性语言文化论的重要核心，这实质上是主张人性语言对上帝的崇拜或语言人性对启示的回应。此外，基督教还认为，上帝赋予人性语言与文化意志自由即选择能力，这才使人成为有道德水准和能自由交流的造物，而不是一个毫无思想意识能动的机器人。由此看来，尽管语言人性的自由意志可能陷入罪恶和不信任的境地，但是上帝还是要不折不扣的赋予人性语言以绝对化的高度自由之感，因为只有让语言人性自由选择了善和信，它才是最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不是有意做的事既不是恶，也不是善，因此，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则将不会有公正的惩罚和奖赏。然而，赏罚的公正来自上帝的善，它必然存在。因此，上帝必然赋予人自由的意志。”而且，灵魂的“背离与皈依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一方面肯定语言人性有心智要求和创造性属性空间范畴，另一方面并未给予这些现象肯定的评价，显然这是由于人性语言的自由意志内在特征造成了它的那种“狂傲”和“虚浮”，这让热爱智慧、注重道德的东方语言文化传统中的很多人看来，是值得质疑的。这表明，西方人们用来共商大事的基本工具即语言，由于上帝的惩罚而混乱难用、错综复杂，它让人的语言创造性若无上帝的维系则表现的何等脆弱不堪I总而言之，探讨语言人性的本质行为或语言的人性的自由度、心智灵感与创造性干预，虽然在圣经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或局限性，但这些人性语言的根本性特征本身则具有肯定的正面价值，而且它们是依赖于上帝即我们所说的世界本源的而存在的。

东方的佛教(或印度教)则主张语言文化人性主体的轮回转世，这事实上是否定了人性语言有自由化存在空间想象的特性，这是因为轮回转世就其本质是以承认人性语言的自由为基本前提的。人性语言的个性或者说每个人语言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性质，是千差万别的，的确，如果语言与文化不是个人的个性体现或具独特性，则我们所说的语言人性，就不会形成语言人性由于的“后天”或“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或就不会因集体而言产生历史经验和自然环境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孔子学说中，也表明语言个性如果以己之意强加于他人，以过度的自我语言主体性而侵凌了他人的语言自主性，那么势必使语言作为自我意识包括自尊的、自由自决的承担而使得其行为结果的个体必然持之以有距离的敬重。扩而大之，在为“仁”之道上即在如何处理自我语言与他人、与整个社会之关系上，例如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5・24)所表明的，把他人语言个性主体当作在“我”之外，但又与“我”相同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即作为主体的个体。孔子的这一语言主体性思想，一言以蔽之曰“恕”；关于“恕”，朱熹解为“推己及物”和“推己之谓”，其所谓“推己”正就是我们所谓的把我们自己不言而喻的语言个性主体性推向为他者的主体性。本来，按我们现在的理解，“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由“恕”所体现的视人和他人的语言个性为主体性个体的思想是孔学核心“仁”的重要内容之一，或者保守言之，是后儒未尽阐发而题中当有之义。

孔子所言的这种语言文化所体现的主体性个体是他者主体而非自我主体，即孔子承认他者语言个性为主体，自我语言为客体，实际上这同时意味着一个平等的语言自我主体的存在。稍昊《论语》知识的人都知道，孔子语言主体个性的学说的目标就在于建构一个伟大的语言主体或人的主体化基本行为模式。但是，语言文化的个性主体性的实现显得格外“任重而道远”，因为不同于西方人那个充满艰险险阻，需要大力宣传的“弘毅”的“天路历程”，“仁”“圣”虽然有时显得望尘莫及，但绝对不是一个存在于语言文化主体之外的本体论目标。假定有人能够最终进入“圣”的语言文化境界中去，按照孔子的阐释，那他不是以主体性语言文化身份踏进这样一个客体境界的，他永远不可能咸为基督教徒心目中的上帝或神，这正是孔子所指示的践仁成圣则标志着一条主体自我完善的道路。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3

【关键词】语言；文化；差异

0 引言

许多人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将语言与文化隔离开来，认为只要掌握了第二语言的语法和发音规则、以及大量的词汇，就可以很好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但事实是，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些不同突出地反映在了语言的表达上，也造就了各个民族语言表达的差异性。因此，掌握语音、词汇和语法只是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基础部分，并不是全部内容，隐藏在语言中的文化才是构成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二语习得与目的语国文化习得是不可分离的，语言表达差异性的产生源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若想用流利的、地道的、正确的二语表达思想、传递感情，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掌握目的语国的文化。

1 语言与文化

1.1 语言

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可以分为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言语语言是以口语和书面语为代表的语言交际活动；而非言语语言是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手势、眼神等为主的非语言交际活动。本文主要探讨的语言为言语语言。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它是思维的载体，人们利用语言中有形的字词句在大脑内进行无声的“内部言语”活动――即思维活动。也就是说，没有语言，人们就失去了思考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语言不仅仅是人们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它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同时，也是社会中文化现象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

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说明，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时刻会受到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语言系统内部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要素会与社会和文化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产生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在二语学习时，只对语言内部的各个要素进行研究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语言学习者应该将语言放入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去进行分析和考察，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语言的内在特点及发展规律，有利于第二语言的掌握和学习。

1.2 文化

由于“文化”涵盖范围的广泛性、涉猎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很难给“文化”总结出一个全面、准确而精炼的概念，目前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已有百余种。考虑到本文我们探讨的是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Brislin（2000）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大多数说同一种语言和居住在一起的人们所分享的价值和观念，这些价值和观念是世代相传的而且为人们提供对日常行为的指导。由此概念可以看出，文化是一种价值和观念，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空观、思维模式等，这属于文化的深层涵义，具有深层次的、内在的、隐含的特点；同时，又对人们的日常行为给予指导，这说明文化也包涵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方式、行为准则等，这属于文化的表层涵义，具有表面的、物化的、外显的特点。

文化的习得具有“无意识性”与“隐蔽性”，大多等硕嘉薹ㄗ既返厮得髯约涸谑裁词焙颉⑹裁辞榭鱿滦纬闪四持钟镅苑绞健⑿形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这些方式和观念正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意识习得而来的，是在特定民族文化熏陶下获得的。人们在无意识的、隐蔽的文化习得中，将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因此，文化也具有“传承性”。文化的传承一般通过两类手段：一是非语言符号，如绘画、建筑、雕塑等语言以外的种种信息表达形式；二是语言符号，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是任何文化代代相传必不可少的媒介。由此看来，语言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中占有关键地位，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形成血肉相依、不可分割的关系。

2 中西方文化差异所映射的英汉语言表达差异

2.1 中西方色彩观差异所映射的英汉颜色词汇差异

每种语言中都有关于颜色的词语，但是，文化不同，颜色词所映射出的深层意义也大有不同。就拿结婚时新娘所穿的衣服颜色来说，中国新娘大多穿红色的新娘礼服，而西方国家则选择白色礼服。在中国，红色代表着吉祥、如意和喜庆，还有驱邪的含义，中国的春节，家家户户会贴上红色的春联和窗花，挂上红色的灯笼，给孩子的“压岁钱”也称为“红包”；在本命年，人们也会穿上红色的内衣，或腰上系上红色的腰带，来保平安；我们国家的国旗是红色的五星红旗，运动员代表我们国家比赛时，也多穿红色的衣服，所以红色在中国是很重要的颜色，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国色。而红色在西方则常与暴力或流血事件联系在一起，如“the red rules of tooth and claw”（残杀和暴力统治）、“see red”（发怒，大怒）。在西方国家，白色表示高尚、纯洁和高雅的意思，如“white hands”（清白无辜）、“white hope”（被寄予厚望的人或事）、“white men”（高尚的、有教养的人）。而在中国白色则大多含有不好的含义，如某人家里有人去世了，就要穿白色的丧服，我们也把“丧事”称为“白事”；在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中，唱白脸的人一般都称为奸臣。

与西方国家的颜色词相比，中国的颜色词由于受到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更具有神秘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含义。例如“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尊贵的颜色，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封建社会，它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皇室专用色彩，皇帝穿的衣服被称为“黄袍”，天子颁发的诏书或告示被称为“黄榜”；同时，对于迷信的人来说，“黄色”也代表了天堂或阴间的神灵，出门办事要看“老黄历”，选“黄道吉日”。

2.2 中西方差异所映射的英汉习语差异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式佛教文化开始兴盛，并全面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消化佛教文化的结果，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佛教强调“轮回转世”，是指个别的自我在老死之后，你今生的某些规定性---包括你的言行及其影响力，并没有随之灰飞烟灭，它们会反过来影响来世自我的形成，也就是说，今生或以前的言行造下的业对来世或将来是有影响的。因此在中国的习语中会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之说。

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基督教是最为重要的宗教之一，西方人信仰上帝和天堂，他们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上帝的监督，每日都会进行祷告，周末还要到教堂礼拜。若有人犯了错，就会到教堂向上帝忏悔，找牧师或神父坦白自己的过错才会安心，并希望自己死后能进入天堂。因此，在西方习语中有很多关于上帝（god）、天堂（heaven）的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 In the Seventh Heaven（极乐世界）、Move Heaven and Earth（竭尽全力、不遗余力）等。

2.3 中西方地理环境差异所映射的英汉习语差异

中国地处亚洲中东部，东临茫茫沧海，西北部为无垠沙漠和隔壁，西南部耸立着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全球最为高峻的青藏高原，大海、沙漠和高原为我国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隔绝屏障和相对独立的、连续的文化发展环境。我国内陆腹地辽阔，以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农耕式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汉语独特的语言特点，充分体现了“靠天吃饭”的传统生活习俗，例如“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夏天不幔五谷不结”等习语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日常农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而发源于地中海海域的西方文化则属于开放性的海洋地理环境，他们土地贫瘠，靠渔业和海洋业为生，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与海洋紧密联系，因此，英语中的许多习语都与海洋、渔业和航海有关。例如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九牛一毛）、all at sea（茫然不知、瞠目结舌）、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错失良机）、big fish（大亨），这些习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西方国家独特的海洋文化，其生存条件和地理环境也在其语言及习语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3 结语

不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渐变的文化现象，它能够代表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也能使本民族的文化更加生动有趣、朴实亲切。因此，语言研究也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文化习得才能使语言习得更加完整和深入。

【参考文献】

[1]李磊伟，李文英.文化与语言习得[J].外国语，1988（4）.

[2]李霖芳.中西方习俗文化对比[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林纪诚，俞青海.语言与文化综述[J].教学研究，1989（3）.

[4]苗宁，孙俊婷.从中西方地理环境探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别及语言差异[J].作家杂志，2013（12）.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4

由于中西方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中西方语言应用和语法的差异也较大。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语言结构、交际模式和修辞原则等，即中西方文化语法具有不同的规律。本文主要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西方文化语法差异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西文化语法表意、结构、思维和表述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以期进一步明确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体现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

关键词：

文化比较；汉语语法；西方语言语法

汉语最初没有所谓的基本框架，直到西方相关语言理论传输到中国后，才逐渐有了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框架。虽然汉语语法是基于西方理论而逐渐形成，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如传达意义、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等，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法特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能够进一步明确中西方文化语法的差异，本文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法差异，以期使人们更进一步明确汉语和西方语言的语言性质，了解两种语言的本质。

1中西文化语法表意差异

世界上很多语言都分有阴性、阳性、中性、单数、复数等，但汉语与这些语言不同，汉语在被创造时，没有固定的语法规则，即对过去式、未来式、单数、复数等规则没有要求，主张对称性和公正性。语言作为人类传达和表达意义的重要方式，汉语和西方语言对形式的依赖方式存在较大的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西方语言具有客观性，主张以客观明确的态度认识世界，因此西方语言表达的意义对形式的依赖程度较为深刻，语法表达也更为精确。而在中国文化中，汉语具有主体性和综合性，主张将主体与世界联合在一起认识世界，更加注重表达个体内心的领悟，因此汉语表达的意义对形式的依赖程度较小。人们可以发现汉语表达常常有很多言外之意，与西方语言明确的表达方式存在不同，汉语语法相对而言更为灵活。我国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曾经表示“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这句话表明西方语法过于注重形式，虽然表达更加精确，但缺乏灵活性，而灵活性则正是汉语的显著特征。汉语由于没有单数、复数的问题，但西方国家语言则存在单数、复数的问题，因此很多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存在很大的困扰。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表示，他在给小说《夜的眼》取名时，更加看重这个名字的神秘感和多层次含义，如表示为夜本身的眼或夜行人的眼等，具有模糊的表意，给读者更加充分的想象，然而这篇小说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翻译工作者更关注的问题时“眼”是单数还是复数。结合小说《夜的眼》所表达的意境可以看出，“眼”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因此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困扰，但这也体现出汉语与西方语言存在的差异。汉语语法没有严格的形态变化，表意也主要是靠语言环境进行理解。西方语言语法的形态变化比较丰富，且表意更加精确。西方语言造句需要利用各种手段将词、分句等连接起来，使语言结构更加完整。如主句和从句会采用who、what、taht等连接起来。在西方语言中，介词是比较重要的词句连接形式，如to、in等，而汉语则可以直接不用介词或省略介词。另外汉语在表达时，更加注重意会，且遵循事物的发展顺序。人们在利用汉语进行表达时，会留给听者一定的想象空间，且因果有序，以还原事物的初始状态为目的。而西方语言在表达时，需要明确主体对事物主次的分析，通过确定重点，再进行表达。

2中西文化语法语境差异

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人们在进行某一句词语、句子的理解时，需要结合该词语、句子与其他词语、句子的关系和语言环境等。汉语思维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等特征，人们难以直接根据语言单位本身明确该语言的意思。在西方语言文化中，每一个语言个体都存在独立性，每一个句子则是由独立的个体连接和叠加后，产生意思，因此西方语言主要是通过个体综合后，理解句子的意思，与语言环境及其他个体的联系并不紧密。汉语主要是通过对整个大环境的理解来分析每个个体的含义，对环境的依赖性较强，而西方语言则主要是通过对个体的理解，来看待整个大环境的表述意义，对环境的依赖性较低。对环境依赖性较强的语言有汉语、日语、韩语等，对环境依赖性较低的语言有英语、德语等。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地区进行交流时，双方信息主要是通过语境进行意思的传达，并注重维护交谈氛围。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区进行交流时，在不同的交谈氛围中有非常明确的语言边界，如工作与私人生活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且交流状态比较直接。在中方文化教育中的人群，会难以适应西方文化教育人群的说话方式，会认为他们说话过于直接，不考虑听者的感受，而西方人则会认为中国人说话模棱两可、难以理解。人们在利用汉语进行表达时，需要听者明确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即听者把握着双方的信息交流，而在西方文化中，交流比较直白，则是由说话者把握着双方的语言交流。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汉语文化更加注重意会，西方语言则更加直白，两种语法在语境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

3中西文化语法思维差异

汉语属于象形语言，西方语言属于有声语言，本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由于汉语是从具象的事物中演变而来，因此汉语思维具有明显的具象性特征，而西方语言不具有形象化特征，因此其主要具有抽象性和概念性等特征。在汉语文化中，人们常常会采用具象且感性的语言描绘事物，形象的传达该事物给人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汉语中关于颜色的词语比西方语言要多，表明汉语对事物的形容更加细致和形象。西方语言文化中，更加倾向抽象的意义表达，如“Shehithimontheface”，该句话是指“她打了他的脸”，具有比较抽象的层次分析特征。在汉语思维中，人们对语言会采用比较感性的思维进行理解，西方语言思维中则更加注重客观的分析，属于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

4中西文化语法表述差异

在汉语环境中，人们需要对所有的词语、句子和语言环境有一定的分析后，才能够对整个表达有更加明确的理解，而且汉语的表达属于先后顺序，具有循序发展的特征。在西方语言环境中，人们通过词语、句子准确的表达和句式的形态等，进行对整个表达的理解。中国人在刚开始接触西方语言时，会难以适应西方语言的语序和结构，如汉语表述“某教师学识渊博、讲课细致，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而换做英语语序则为“学识渊博、讲课细致的某某是一位受到广大学习喜爱的教师”，该句子可以看出汉语格局与西方语言格局存在较大的差别。汉语表述具有时间流淌性特征，而西方语言表述则具有空间静止性特征，因此翻译工作者为了汉语的动态性，在汉译英时，经常会采用动词翻译英语的介词。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习惯整体思维，从大方面逐渐思考到小方面，且小方面之间有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另外人们在汉语思维下，主要是以人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世界，而在西方语言思维下，人们还会从物的角度去认识世界。人们在利用汉语写文章时，文章的形式、结构等都可以以作者的主观意识进行改变，具有比较随意的特性，如作者在表达一件事情时，可以直接采用一句话将该件事表达清楚，对于逗号、句号的要求并不严格。而在西方语言文化中，对句号、逗号的要求比较统一，主要是由核心动词确定句界。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翻译时，需要将原句句式改变为具有动态性质的汉语句式，让汉语思维人群更加容易理解该句子，并增添阅读的流畅感。

5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工作者想要做好翻译工作，需要明确中西方文化语法的差异，如思维差异、表述差异等。中西方语言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对中西方语法差异性的影响较大，其中英语注重语法严谨和逻辑分析，而汉语注重意会表达，差异比较明显。

作者：罗燕 单位：江西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杨晓倩.探索中西文化精神差异在汉西方语言法层面的体现———以形态句法范畴为例[J].青年文学家，2011，23:92-93.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5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文化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语言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之一，两者之间交叉渗透。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交换、情感的表达时，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就在交际的过程中一定、必定会折射和反映其所处环境的社会文化，这便是语言文化的功能和文化的内涵。

《义务教育英语新课程标准》中强调：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开阔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萨皮尔曾经说过的：“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这是文化得以生存的力量。”小学英语教学是语言的教学，同样也必然离不开西方文化的教育。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学中不仅要进行语言教学，还应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树立文化意识。学生只有掌握了语言和文化知识，才能在实际中正确地使用语言，才能在语言交际中游刃有余。那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渗透西方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加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创设环境，营造文化氛围

我们的学生普遍反映英语学习难，但殊不知，世界上最难学的是汉语。那为什么汉语这么难学，我们都会，却被英语困住了呢？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相应语言的语言环境，学生很难形

成用该语言进行思维，言语的习惯，从而严重地阻碍学生的英语学习。而在英语学习中，适当地给学生创设语言环境，便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说英语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利用已学的词

汇、语言和技能，进行口头的或书面的表达，提高语言能力。因此，为学生的英语学习创设良好的内外条件，加强西方文化的渗透是提

高语言水平的必要途径。

1.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可适当的加入西方文化

我们可以在学校的宣传栏上，开辟英语学习园地，介绍一些英语中的日常习惯用语、名言警句等等。一方面可以通过饱含智慧的名言警句，弘扬校园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另外，也可以利用校园广播，进行英语播音，给学生创设浓郁的英语环境。

2.在班级班风建设方面，营造浓郁希望文化氛围

我们可以在班级的黑板报上，开辟英语学习园地。在教室四周围的墙上，张贴西方文化气息招贴画，海报等，如肯德基的广告画，Daily life等。同时，这些画要常换常新，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化概念的理解。此外，在班级中，也可以创设双语班风，让学生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接受无声的熏陶和感染。

3.在教师教学组织方面，呈现缤纷多彩英语世界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尽量多地运用英语来组织教学，可以多给学生播放一些孩子们喜欢的英文歌曲，也可以利用多媒体影像

设备和网络手段，给学生创设模拟英语真实情景的口语活动；还可以引入一些国外孩子常玩的小游戏，例如，填字游戏、猜谜等，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并感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不同的方式，给学生呈现一个多姿多彩的英语世界。让学生在英语的环境中学英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语音和语调，获得用英语进行思维和日常交流的能力。

二、结合教材，渗透文化教育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有效渗透一些有趣的西方文化、风土人情，是最为小学生所接受的。他们就会将对有趣文化的情感迁移到英语学习中，这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和作用。这也就要求教师要结合英语教材，精心设计教学活动，渗透西方文化教育，提高课堂效率。

1.在词汇教学中渗透文化教育

英语的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有计划地给学生介绍一些词汇相关的背景知识，以便学生真正地了解其内涵。例如“黑”，英文中翻译为“black”，但是两者在用法上却存在差异。汉语“红茶”，用英语说是“black tea”而不是“red tea”。在词汇教学中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可以帮助学生逐渐减少受母语影响造成的语言误用。

2.在课文教学中渗透文化教育

小学英语课文中很多内容都是交际活动，这些内容也突出体

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根据课本内容以及小学生好奇、好动、好模仿的心理特点，创设口语表达的相应场景，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在“真实”的环境中应用英语。例如，在教学“Happy Birthday”时，我首先设置了一个购买礼物的场景，学生有的扮演顾客，有点扮演售货员，于是一个购物的场景便出现了：

“Can I help you？”“Yes，I want a cake for my friends. Today is his birthday.”“Do you like this one？”“Good. How much is it？”“Twenty dollars，please.”买好礼物之后，大家一起给同学过生日，互相问候，并一起唱起了英文生日歌。通过这样结合文化方式的情境，可以提高学生使用语言的意识和文化敏感度。

3.在歌曲中渗透文化教育

有很多的英文歌曲都是曲调优美、语言幽默的。它很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因此，教师要精挑细选一些有趣的英文儿歌，让学生能较快地学习语言，感受西方文化，不是很好吗？

三、中西对比，体验文化差异

中西国家之间存在很多文化差异，如中国人问年龄，都会大方地回答，但是在西方，询问年龄，则会认为是侵犯隐私，因为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年龄、收入、去向等等都是隐私的范畴。再如，节日方面，除了新年（New Year’s Day）之外，中国有春节（Spring Festival）、端午节（the Dragon Boat Day）、中秋节（Mid―Autumn Day）等，西方国家则是情人节（Valentine’s Day）、复活节（Easter）、感恩节（Thanks Giving Day）等。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借助节日话题，介绍一些相关的文化背景，帮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这些重要节日的意义以及庆祝方式，让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西方文化。

总之，在小学英语教学中进行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于英语的理解和使用，加强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而且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为语言插上文化的翅膀，飞向更加辽阔的天空。

参考文献：

[1]霍红斌.小学英语的教与学[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7-05.

[2]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06）.

[3]杨平泽.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M].国外外语教学，2009（02）.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6

关键词：陕西方言；普通话；地域文化；“黑撒”乐队

近几年，一种综合了秦腔、说唱、爵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的陕西方言摇滚歌曲在陕西乃至国内广泛传播，不仅成为彰显陕西方言文化的新型文艺作品样式，也成为我国摇滚地域性发展的新标志。“黑撒”歌曲以其独特的歌词和犀利的主题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备受媒体与学界关注，被央视评论员白岩松称为古城西安的又一文化地标。“黑撒”乐队的歌曲主要以陕西方言为主，这给现在单一普通话摇滚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扩大了陕西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传播。

一、“黑撒”现象的解读

黑撒歌词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陕西方言唱腔和关中俗语、俚语的使用，出现了“一河滩”“木乱”“残活”“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50余个关中方言语汇。专集《起的比鸡还早》的歌页上还标有每首歌的方言词汇的意思与发音注解，比如“那个碎娃”指不懂事的小孩，“那”发“wo”；“甭言传”指别吭气、别说话，发音“bao nian chuan”等。这些方言词汇与唱腔极具语言表现张力，与本土听众有着较高的贴近度与亲和度，还利于外地阅听者对陕西方言语汇的理解，不仅拉近了歌曲与阅听者的情感距离，各种音乐混搭又提升了陕西方言听觉的美感，凸显了中国摇滚的陕西地域性特征。

方言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其功能更多是传递其蕴涵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方言有助于保存本地文化的记忆，能促进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黑撒”歌词以叙事为主，尽显摇滚精神，表现了西安民俗、青春生活主题和城市反思主题。单曲《陕西美食》形象地描写了“羊肉泡”、“葫芦头”、“凉皮”、“锅盔”、“钟楼小奶糕”、“冰峰”等接近50种陕西风味小吃、名点与饮料。西安人耳熟能详的街区“小寨”、“八里村”、“长安路”、“东大街”、“城墙”、“钟楼”等地名跳跃在不同的歌曲中，唤起听众对古城西安的美好回忆。如果说老狼的校园民谣曾经关注毕业离别与青春的逝去，“黑撒”则是对校园民谣内容的当下观照。

二、陕西方言与普通话

普通话以其“显性威望”保持着稳定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语体，用于书面语言和正式的场合，如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家庭中孩子的教育等。陕西话作为低层语体，享有社会语言学家所称的“隐性威望”，一般用于人们日常生活沟通，如家庭生活、集贸市场购物等。

陕西方言由关中话、陕北话、陕南话三部分构成。狭义的陕西话仅指关中话。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我们既可以回顾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展望明天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陕西话的发音特点为：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即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通行于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华侨间的共通语言。普通话有以下特点：第一，音系比较简单，音节结构形式较少。第二，音节中元音占优势，清声母多，无长短音区别，所有的韵母都可以延长，听起来感觉清脆、响亮。适于吟诵和演唱；第三，声调系统比较简单，但变化鲜明。四个声调的调值高音成分多，低音成分少，使语音清晰；第四，音节之间区分鲜明，使语音具有节奏感。第五，词汇的双音节化，词的轻重格式的区分以及轻声、儿化的使用使语言表达作用更加准确、丰富，表现力更强。

三、如何提升陕西方言的生存空间

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在口语、文字、广播、印刷等传媒中，电视是为受众们带来信息量最大、最全面地传播方式。影视剧因为贴近百姓，反映特定地域下的小人物生活而越来越受到追捧。因此，影视剧在电视传媒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影视剧有视听合一、形象生动的突出优势。这正为方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支撑。陕西方言在影视剧中传播，以质朴的特点显现出普通话难以堪比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借助先进的科技水平，使受众和荧屏的距离拉近。

方言歌曲的文化内涵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黑撒”现象的出现有其现实合理性，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为方言歌曲可持续发提供了思路。黑撒的流行不仅依赖陕西方言说唱的魅力，更取决于其它极具特色的陕西文化价值。“黑撒”能在西安同类方言乐队中脱颖而出，靠的正是其歌词的文化思考与内涵，这正是方言歌曲和其他方言艺术形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方言保护与传播中个体主体性意识与责任不容忽视。“黑撒”现象说明了保护方言重要的不是扩张其使用领域，而应从维护方言在私人领域的主导地位做起。应努力构建稳定的社会双语环境，通过提升方言区人们使用方言的自觉性，进而发展多元化语言形式共存的社会和谐，达到保护和发展方言的目的。

四、结语

最早提出“保护方言”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先生的原意是：方言迅速变化而向普通话靠拢，要及时调查记录，为后世保存当前方言的实况，以便为汉语史研究提供资料。

“黑撒”现象证明，在积极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地方方言作为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更应以创新的方式继续存在和传播，方言摇滚的流行使人们更加热爱方言、主动地传播方言，这为拓展并保护方言的生存空间提供了可行路径。

此外，陕西话是否能具有活跃、长久的生命力，不在于普通话推广的强度和力度，而在于其自身文化价值及其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因此，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不可忽视西安人对其地域方言的认同感与文化自豪感。

在当今世界中，方言承担着地域文化地位确认和地域文化传播的重大使命，正如海德格尔曾说过的“方言是每个人最后的故乡”。“黑撒”证明了方言传播及其生存空间的提升与地方厚重的文化魅力息息相关，提升了人们对方言摇滚这种区域性音乐文化的认定和价值判断，为方言艺术载体的创新提供了思路。普通话与方言应并存并用、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袁西玲.“黑撒”现象及其方言文化解读[M].西部文化，2011

[2] 贺菊玲.陕西方言中的_僚_蒇_完也_及其文化内涵[M].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

[3] 贺菊玲.贾平凹作品中的方言俗语与想吐叙事[M].小说评论，2011

[4] 沙艺娇.基于科技哲学视角下影视剧中陕西方言的传播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5] 任海棠，杨娜.西安地区普通话与陕西话的社会功能调查与解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6] 袁西玲.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黑撒”方言摇滚阐释[M].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7] 刘黎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方言传播[J].广播影视研究，2006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7

关键词：西北方言；下位变体；藏文对音；回鹘字音；西夏材料

中图分类号：H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100-03

一

在中世纪时期的中国，西北方言被视为组成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族。这种方言在西北地区广泛使用，作为中国和中亚之间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敦煌、吐鲁番及其他中亚等地发现的吐蕃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等古代中亚语言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从中可以看到那些文献一般都表现了西北方言的特点。不过，考虑到说西北方言的地域广大，就可以想象其中一定产生了相当多的变体。遗憾的是，这种变体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对此不够重视的原因是，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缺乏可靠的音韵材料，除了以下少数幸运的之外：

（1）10世纪河西方言（敦煌）： 由于吐蕃文和于阗文中使用了汉语文献，当地人为汉字作了注音，可以据此为这个语音系统溯源[1]。

（2）汉字的回鹘语发音：这广泛使用于9到14世纪的回鹘汗国中。这种回鹘语发音是基于各种西北方言的，但又与河西方言的发音略有不同[2-5]。

（3）12世纪西夏王国里所操的汉语方言：学者们已经尝试用西夏—汉双语字表《蕃汉合时掌中珠》重构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6-9]。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还包括下面的材料：

（4）这种方言反映在823年汉蕃条约碑（即《唐蕃会盟碑》）的转写中。这种转写显示的是长安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可以认为长安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种。

在本文中，笔者旨在指出古代西北方言中存在系统的、重要的变体。

二

那么，古代西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考虑把以下两个作为其中最显著的特点：（1）鼻辅音声母的非鼻音化，m-、n-、η->mb-、nd-、ηg-；（2）鼻韵尾的消失或弱化，-m、-n、-η。像浊音声母的清化、塞音韵尾（如入声韵尾）的消失、一系列音节韵母的合并等变化，和其他的因太细微而没有被认识到的差异，都不能当作是西北方言的特点。因为在其他方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特点。然而，浊音声母的清化值得我们注意。一般来说，所有的北方官话浊音声母的清化模式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平声的浊音声母系列变为送气清塞音，而其他声调（上、去、入声）则变为不送气清塞音。基本规则概括如下：

三

考虑到现代方言的材料，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普遍化的浊音清化模式似乎是有根据的。这种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古代西北方言吗？在试着重构10世纪河西方言的语音系统时，笔者偶然发现有两个独立的材料，他们的模式相互矛盾。第一个是藏文书写的汉语佛教文献《大乘中宗见解》（T），另一个是用于阗文写的汉语佛经《金刚经》（Kbr）。这两个材料都可追溯到10世纪；而且，如果不考虑声调的差异，可以认为他们用不送气清音来表示所有的浊音系列。如前所述，其他所有材料都表现出了正常的清化模式。然而，根据大多数材料中显现的系统来重构河西语音系统似乎是准确无误的。不过，面对这两种文献中发现的反常模式，我们不可避免会对假设在10世纪河西地区存在一种不合规范的方言而犹豫不决。众所周知，客家话是与这一描述拟合的方言之一。据袁家骅的研究，江苏省的一些方言，如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方言中也显示了相似的模式[10]。我们能在山西省闻喜方言的白话层里发现相同的模式[1]73， 这在今天的西北方言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然而，这种相似仅限于声母*b-这一例。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的语音系统。龚煌城、李范文成功地用西夏——汉双语字表《掌中珠》重构了西夏王国所说的汉语方言，表现出与上述完全相同的清化模式。尽管在重构的方言系统方面，龚氏和李氏的研究还存在着差异，但是，就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而言，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12世纪西夏王国所操的这种方言，时间和空间上最接近上文提及的两种材料。虽然我们还不能认为那些材料反映了存在于西夏王国汉语方言的前身，但是我们研究结果的证据，却支持在10世纪河西地区可能存在某一方言。这种方言中四个声调的古代浊塞音和塞擦音全部变成了不送气清音。

四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古代浊音声母因四个声调的不同而分为两部分，这是一个与现代汉语北方话共有的重要特点。然而，这与古代西北方言情况并不相同。古代的方言似乎已经产生了许多变体。而且，以存在像我们见到的那样一个重要变体为理由，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存在统一的古代西北方言。“古代西北方言”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受现代汉语方言分类影响的错误观念。上古和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基于回鹘语发音的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与10世纪河西方言十分相似，但是二者的确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因此，汉语方言可能存在另一种变体，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中国居民们持续不停地使用着这种变体。深入研究该问题所能使用的材料极其有限，这使得我们离全面研究古代西北地区所有方言的距离还很遥远。考虑到这些因素，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相关材料的研究和可靠证据的积累来探讨语言变体。

译者注：本文英文原题为“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刊于波波娃（Irina Popova）、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rch）》，圣彼得堡，2012年，第249-250页。

参考文献：

[1]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M].东京：创文社（东洋学丛书），1988：33.

[2]高田时雄.ウイグル字音考[J].东方学，70，1985：134-150.

[3]高田时雄.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J].东方学报，62，1990：329-343.

[4]吉田丰.ソグド文字てされた汉字音[J].东方学报，66，1994：271-380.

[5]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字音写された汉语佛典断片について—ウイグル汉字音の研究[J].言语学研究，14，1995：65-153.

[6]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问题）[C]//龚煌城著.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北：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研究院，2002：243-28.

[7]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尾问题）[C]//汉藏语研究论文集.2002：282-330.

[8]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母系统的构拟[C]//汉藏语研究论文集.2002：331-377.

[9]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中西方语言文化篇8

关键词：非言语交际；中西文化；差异

一、非言语交际

人们交际时可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除了言语行为，还有内容极为丰富的非言语行为，其形式很多，即使用言语以外的一切方式传递信息，如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空间利用、穿着打扮等，都是非言语交际方式。非言语交际大体可归分成三类：（1）动态无声行为，如点头摇头，招手摇手，凝视或避开目光等等。（2）静态无声行为，如沉默，虽不作任何表示，也反映一种态度。（3）伴随语言出现的含有言外之意的“副语言”。[刘明阁 秦志勇，1999]同一句话，因语调、重音、节奏的不同，表达的意思也有差异甚至相反。由于文化背景和传统的不同，中西方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巨大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的主流价值观差异上。

本文主要是根据莫瑞（Genelle Morian）对非言语交际的划分，将其归为环境语言（Environmental language）、客体语言（Object language）、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三类。具体表现：环境语言表现为不同的文化模式，即不同文化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环境，包括时空、颜色、声音等；客体语言体现为不同的财产所有权，是人们对不同客体、物品的所有权怀抱的不同心理；而身体语言表现出的是对于“自我”的态度，不同的肢体语言展露出不同文化心理。[张旭，2003]

二、非言语交际与文化

非言语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许多非言语行为都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的非言语形成一般受所处文化环境影响。因而理解非言语交际与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有利于解决非言语交际的文化冲突，反映不同文化环境的核心价值。例如“微笑”，做为十分常见的非言语行为，不同文化的人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在中国文化中人，对他人微笑被视为表达礼貌友好；然而，在日本，向陌生人微笑则可能被视为不礼貌的标志；而在阿拉伯地区，一个人若收到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则会怀疑自己穿衣错误，颇为尴尬。可见，非言语行为与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非言语行为内嵌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读解。

三、不同非言语交际行为分析

（一）环境语言

环境语言即文化本身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诸如时间、空间、颜色等。在跨文化交际时，不同交际行为集中展现为两种文化模式。中方群体展露出的是聚合式的文化形态，而西方人呈现的是分散式的文化形态。在对待空间概念上，身处不同文化的人群，对于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处理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及程序。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Hall）把交际空间距离分成四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 距离。西方人划分亲密距离大约从接触到18英寸。个人距离约从18英寸到4英尺。社交距离约从4英尺到10英尺。公共距离在12英尺以上。距离愈远亲密度愈小。[杨自俭，2000]

中国人极享受家人“团聚”的乐趣，即便空间相对狭窄，也愿分享空间；而相同状况下的西方人会选择分开坐。身处西方文化的社会成员，具有保护个人空间的意识，对侵入自己空间的人会做出应激反应。英语国家的人极为重视个人的领属范围，无论从家庭生活到工作环境，都明确划分，并坚决维护自己的领属范围，这就是外国人常说的“私隐”。在中国，熟人在路上相见会互问彼此“吃了没”，朋友间聊天时喜欢分享彼此的工作、家庭生活，而这些在西方人看来，都是属于在安全范围之外的讨论，是不容许轻易触及的。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极重视隐私的国家。对“一米线”的严格遵守已固化为他们日常的行为规范。不仅在银行办理业务，比如在邮局寄信、在饭店登记入住、办理登机，大家都会自觉等到前一个人办完，工作人员招呼“下一个”时才走上前。很少看到一排人在柜台前面你拥我挤的情景。小小“一米线”，作用不小，不可小视。但是，这种尊重他人私隐的意识似乎并未在国人脑中固化下来，在国内，经常能够看到人们超越一米线的情况。

简单归结，不同的文化在感知和运用身体距离方面存在差异，强调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通常比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需要更多的空间。对于空间的运用与价值体系紧密关联。

颜色，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某些场合的错误使用也会导致交际失败，因而运用颜色做为非言语交际的手段也非常值得注意。例如，欧洲人忌讳黄色的花，杜鹃、在他们看来是不吉的象征。在与欧洲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就应避免出现黄色花卉。

（二）客体语言

客体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物体所有权的差异上。在中西饮食文化对比中，中国人的餐桌礼仪是同食同饮碗碟中的食物，而西方则分餐而食。在请客吃饭时，中国人亦没有西方人AA制的习惯，更多的是你谦我让地争先付款，以示谦让；而西方人，好友相邀吃饭，若对方未事先申明承担餐费的话，好友之间还是默认共同承担。在西方的宴会上，就餐的人虽是围坐，但个人的食物也是单独单碟，不固定座位，人可以自由走动。这不仅可以满足各自的需求也有助于社交，情感信息的交流，也能保护到谈话信息不被他人听到。这种分餐饮食的方式体现了西方人对于人性、自我的尊重，强调了个体的独立自主。

这便是不同文化价值投射在餐桌礼仪上的经典写照——中国人在对待物品所有权时倾向与社会共享，天下大同；而西方人民族性格中的独立自主的特质就决定了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三）身体语言

亦称体态语，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人们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信息载体，它常常伴随语言传达信息。体态语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器官，与语言一样，是某一文化内部形成的一整套清晰、明确模式化的符号，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化背景，体态语的表现形式及含义也不同。[龙晓明，2010]

中国文化尚严谨的等级秩序、系统的礼乐教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多谦虚、克制、重礼节、尚伦理，表达含蓄内敛。而西方人尚平等自由，认为个体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交往关系上呈横向结构，即平等而非等级的关系结构。这一文化上的差异体现为中西方人不同的行为举止。在交谈过程中，西方人坐姿相对随意，半倚半靠，翘二郎腿或将腿放在桌上。在西方的大学课堂里，经常能看到教授坐在桌上，学生围坐着听讲。而在中国，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伦理纲常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更注重举手投足的仪态端庄得体。在异往中会遵守“男女授受不清”的社会规范，不会随意碰触他人身体，做出过分亲昵的动作；而在西方，异性间身体亲密接触并不避讳，亲密的拥抱接吻更是视为基本礼节。

综上所述，中西方非言语交际中的行为差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文化、环境等不同差异也赋予非言语行为不同的含义。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不是为了比较孰优孰劣，而是为了更好的解读文化的多元性，促进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实现。（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 刘明阁，秦志勇.非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差异[J].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9，13

[3] 龙晓明.从体态语看中西文化差异[J].贵州师范高等学院学报， 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