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范文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1

关键词：媒介伦理学；拟态环境；人性价值；高校教育

1拟态环境下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传播学当中有一种叫作“拟态环境”的理论，主要是指人们没有对客观环境直接做出行为反应，而是依据媒介机构遴选和的信息形成对事物的脑海影像，从而被动地构建出受媒体“再加工信息”影响的思维意识。李普曼提出这种理论重点是要说明在很多情况下媒介传播对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是非判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媒体人对大众传播的责任之重大。媒体在社会舆论传播中既能起到正面作用，也能带来负面影响。2013年12月轰动国内的“老外撞大妈事件”“2015年十大假新闻事件”等都引起了社会的诸多关注和谴责，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媒体人并没有将事实本身还原给大众，而是让原本客观公正的“镜子式再现”消息变成了虚假谬误的“非真实性存在”。造成这些虚假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机构过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随着传统纸媒的逐渐没落，媒体人受市场利益驱使，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电视、网络和手机公众平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屡禁不止。不少媒介机构时常选择一些粗制滥造和博人眼球的媚俗题材传播给大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媒介传播为了迎合大多数受众的需求，甚至忽略了什么样的题材和内容才是真正有益于受众和整个社会的。因此，当前媒介伦理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应该是如何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做出权衡与取舍。

2人性价值与道德标准

人性价值和道德标准是维护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法则。无论科技如何变革，都不能以侵蚀人类的精神净土为代价。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行业律令和法规可以让媒体更懂得自我约束。在把握媒体职业道德尺度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寻求真相。每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员都该正确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真正优秀的新闻报道应当着眼于实事求是。第二，职业道德不能迁就利润底线。很多人在学校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初都满怀信心，誓愿怀揣公平正义之心。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市场利益的诱惑而逐渐失去媒体道德良知。第三，掌握好艺术和娱乐的伦理尺度。最近还未播出便被迫下线的《太子妃升职记》，就是因为画面和部分情节内容有伤风化，被广电总局勒令整改。所以，视觉滥觞已成为媒体传播的弊病，亟待扶正传播之风。

3媒介伦理学与高校教育

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而现代教育应该融合伦理学知识形成交叉专业学科。关于媒介伦理方面的教科书，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威尔伯•施拉姆在1957年编写的《大众传播的责任》。路易斯•阿尔文•戴在2004年写过一本《媒介传播伦理：案例与争论》。之后，2006年菲利普•帕特森在他自己的专著《媒介伦理学》当中提出了信息伦理学、图片和视频新闻伦理学、媒介经济学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等方面的种种思考。2014年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和马克•法克勒也编写了一本关于媒介传播伦理案例教学的专著。国内相关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2009年郑根成写的一本《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书中论述了传媒伦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有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军编写的《媒介法规与伦理》。该书十分具体地从媒介与国家安全、媒介与社会秩序、媒介与司法程序、媒介实务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媒体行业的职业素养和应该遵从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还有展江和彭桂兵编写的《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等。在卓越亚马逊搜索“媒介伦理”这个关键词，相关著作总数也不过区区十余本。同样在中国知网上按篇名搜索这几个关键字，学术文章总数也只有不到180篇。可见，媒介伦理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专门研究此类专题的相关教科书及论文数量较少，可以说明专门的媒介伦理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十分普及。第二，国内此类专题的研究和普及时间相比于国外较晚，也就仅仅是从最近的五年左右才开始逐步兴起的。同样的，作为教育机构，学校依然未能克服浅表式教学的困境，学科教育仅仅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还无法渗透到品德和操守的专门性、强化性理论。大多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仅有专业及学术知识，没有足够的职业素养教育和培训。所以，弱化功利思想、加强道德教育亟须成为今后高校教学当中的一个侧重点。无论任何学科，大到航空航天领域，小到人文社交范畴，都应该开设针对本专业的相关伦理学课程。尤其是作为对社会舆论影响力最大的传媒专业后备人才，广泛普及媒介伦理学的任务更加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开设媒介伦理学相关课程的主要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大学和苏州大学等。很多大学都未专门开设有关媒介伦理学方面的课程。早在2009年，浙江传媒大学就拟定了媒介伦理学的5个学术方向，具体分为媒介伦理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生命伦理与生命教育研究、思想传播与大众伦理研究以及媒介传播的伦理学批判研究。［1］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牛津大学媒介政策与法研究中心合办的“‘媒介伦理与法治’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2］

4结语

海德格尔指出：只要思想还没有上路，还没有踏上那条由返回步伐指示给它的道路，那么，一个依然到处流传的谬误就还会胡作非为。［3］因此，现代教育不能简单地成为信息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而是应当被唤起它的原始灵魂。这是全球媒介伦理与技术划时代的大挑战。曾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当今媒体人应该肩挑重任的职业信条。只有在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就具备和熟悉媒介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正确地向社会公众传播积极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校级重点学科“伦理学”重点方向“媒介伦理与媒介法”课题招标［DB/OL］.

［2］“媒介伦理与法治”高端论坛在京召开［DB/OL］.

［3］王鉴.教师与教学研究［M］.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302.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2

关键词：新闻人才；伦理教育；信息伦理教育；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传播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04

从自媒体平台出现以后，新闻职业的专业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当“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时，新闻教育如何保证职业新闻人的专业化水平成为新闻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来源。

1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在《教育的专业主义与伦理》一书中，提出专业主义的五个标准范围分别是：（1）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2）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3）有特别的伦理维度，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4）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5）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

而不同的职业领域对专业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比如，东卡罗莱纳大学的医学院认为医学人才的专业主义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含有以下几个特征：（1）团队合作和专业操守；（2）正直与值得信赖；（3）自我关怀与自我成长；（4）对他人尊重并富有同理心；（5）有学识，学习投入；（6）责任感和使命感；（7）主动和可靠的；（8）关心病人福祉。

可知，各个行业的专业主义命题除了强调专业实践能力，其余条款均为与业务相关的伦理判断。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离不开这两个范畴。李金铨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从理论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二是职业的伦理道德。与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由于新闻产品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价值产品，新闻记者秉持客观公正的价值观是其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新闻行业的专业实践能力本质上从属于伦理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层次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或者说，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判断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标准，它是较高的新闻专业化水平的体现，也是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准绳。

在融媒体背景下，伦理价值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更为凸显。首先，尽管普通公民具备新闻事实的能力，但是在深层事实的挖掘上，仍旧需要新闻记者运用专业判断能力发现客观事实之间的联系，对表象事实展开进一步的追踪。其次，技术赋权并不等于权威赋权。普通公民新闻信息的技术门槛降低了，但其新闻产品在公信力上无法与专业记者相比。受众默认作为专业媒体组织职员的新闻记者“有专业知识，有职业团体支持，有成熟的职业伦理规范保证，以及有服务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其生产的新闻作品具有较高的伦理纬度。因此，自媒体不能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职业伦理标准（媒体组织的专业化门槛所在），对媒体组织的生存不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再次，在融媒体时代，专业的新闻记者需要从海量的用户生成信息中提炼和加工符合新闻价值的信息，对专业主义的要求更高。普通公民的信息行为具有随意性和自发性，由于缺乏职业责任的约束，往往出于个人目的而带有不良的价值倾向，有的甚至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网名“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的两人为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非法牟取利益，合力经营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该公司编造和网络谣言以博取粉丝量。两人了“‘7・23’动车事故政府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雷锋生活奢侈”、“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大量网络谣言，其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

综上所述，在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要靠新闻从业者的伦理素养来体现。因此，伦理教育应该与技术教育、理论教育相结合，成为新闻专业人才教育的灵魂。依据伦理规范的三个层面：社会――组织――个人，笔者认为对新闻人才的伦理教育应从信息社会，媒体组织，个人实践三个纬度展开。

2作为培育信息社会公民素养的信息伦理教育

融媒体的社会背景是信息社会的形成。信息社会是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往往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媒介活动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事实上，信息社会是以媒介为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复制，信息产品是信息社会的基本产品，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交生活都离不开信息生产和信息分配。信息生产是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常态。因此，信息伦理教育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接受的基本伦理教育。

其中，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信息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据根据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对“高等教育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定义，信息素养要求个人具备“识别信息需求，并能够找到信息、评价信息和有效使用信息的”一套能力。具备信息素养的人需要具备下列六种能力：能够决定信息需求的程度；有效并高效地获得所需信息；用批判地眼光评价信息及其来源；有选择地将信息内化为个人知识；有效地利用信息达成特定目的；了解与信息使用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能够合法、合乎道德的获取与使用信息。

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能力，它适用于任何学科，任何环境，以及任何阶段的个人进行内容获取和展开深入调查，从而使个人的行为更加自主，更加自控。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素养不仅是衡量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且成为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有学者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三个方面。其中，信息理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和调节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信息行为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公民的信息伦理教育就成为维持和正常发展信息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通过启发式的教学，使学生领悟信息伦理的善恶标准。比如：教师应通过设置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个体或个体之间所面临的道德两难情景，如网络成瘾、计算机犯罪、网络犯、侵犯知识产权、隐私权和权利等问题，使学生经历“认知失调”，在模拟情境下对信息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改观学生的信息伦理判断能力和行为。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正义、平等、责任、合作和自律的信息伦理精神。

3作为培育媒体组织职业精神的职业伦理教育

“新闻职业精神是有关新闻职业之所以为新闻职业的规定性的认识，它以价值观念系统的形式存在……通过职业实践和长期修炼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思想意识，并逐步升华为一种高品位的职业风范和精神境界”。从本源上看，新闻职业精神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新闻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职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而职业伦理更具工具性。

融媒体背景下媒体组织与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外部组织的关系日趋复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日益公开、频繁。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已造成今天的媒体组织角色的多元性及记者职业规范的多重性。罗以澄等学者认为，现代新闻职业伦理的功能和角色不应只是自己一个专业的伦理，而应当受到社会的认可，达成广泛的共识。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人才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从媒体组织的伦理和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两方面入手。其中，对与媒体组织的伦理教育，应搜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实践案例，着重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协调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从业者利益和受众利益。譬如：通过分析新闻集团诉讼案的案例，探讨如何平衡媒体组织的商业利益与受众利益。又或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媒体组织对于同一国际事件的报道文本，向学生讲师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

而对于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除了教导新闻人才如何抵制有偿新闻，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新闻人才如何公正、平衡地进行新闻实践。这就需要与学生的实习指导结合起来。面对具体的新闻事件，如何观察人、事、物，如何判断社会现象，如何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如何做到免于被人利用或避免意识形态的偏执，都需要在指导学生的练习作品中予以规约，培养起新闻人才的职业认知。

4作为培育个体实践者把关人素养的伦理传播实践教育

“把关人”（gatekeeper）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年）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是媒体记者，且鉴于新闻产品的专门化生产而存在。在融媒体背景下，把关人就分解为个体把关人与组织把关人。比如网民拥有信息采集和公共的权利，每一个网民可以充当个体把关人。而新闻工作者则兼具个体把关人和组织把关人的双重身份，两种身份在其个人自媒体中得到统一。

同时，融媒体时代的信息网络特征也改变了把关者的身份性质。在当前扁平化的信息网络中，依靠垂直垄断新闻信息资源而形成的传统把关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平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受众注意力资源多寡而形成的意见领袖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舆论引导力不平衡。记者自媒体由于职业经历的背书往往可以获得超于普通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把关更侧重对于观点的把关。

意见领袖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但却是相对的意见引导者，因而必须提供一种伦理价值的审美标准。孔子编订“诗三百篇”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强调了道德传播的意义：作品端正和引导世风的伦理价值非常重要。尽管信息社会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等普适价值观的追求并未停止。作为意见领袖的新闻记者应通过对新闻事实的评价，传播合乎社会公众期待的伦理规约。正如所说：“人民在哪里，我的正面宣传重点就在哪里，以便掌握舆论斗的主动权。”这就要求新闻记者不仅树立合乎社会公约的伦理观，还积极投身于伦理传播中。通过伦理评价来引导社会的伦理审美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丑恶现象在舆论压力之下销声匿迹。这就是新闻人才伦理观的培养和实践的统一。因此，新闻专业的写作训练应强调作品的伦理审美，并以国内外获奖新闻作品为蓝本向学生讲解伦理传播的技巧。

总之，伦理教育在协调个人在各方面的品性发展中具有灵魂作用。融媒体时代的舆论斗争日趋激烈，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2013年，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上市公司所谓财务作假内幕，向我们展示了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记者在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受众利益等多方价值冲突中所面临的艰难的道德选择。同时，这一案例也启示我们：若没有坚定的伦理信念和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决计当不了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因此，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更要关注学生形成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在伦理教育中通过案例展示、情景设置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须知，知行合一，遵守伦理规范，传播伦理规范的新闻人才才是当下媒体产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1]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

[2]Carr，D.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 in Teaching[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23）.

[3]罗以澄，司景新，黄宣传.现代新闻职业道德的转型、架构与实现[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179.

[4]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38.

[5]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J].新闻记者，2013，（3）：17.

[6]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http：///acrl/standards/informationliteracycompetency，2014116.

[7]刘彦尊.信息视阈中的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3

关于美国新闻伦理教育

新闻教育是培养记者德性伦理的重要途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赵心树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重视”。①

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教育的交流对话日益增多。大卫·卡拉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中，培养强烈的道德观念是最基本的开始”。②黄鹂、吴廷俊在《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一文中指出，“技能训练、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学术性三种因素构成了教育的职业化思想。”③此外，还有张咏华的《面向新世纪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美国两所大学新闻伦理学教学新尝试之启示》等，都对美国新闻伦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闻学院，也是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新闻学院。”李建新的《密苏里新闻伦理教育的内涵及借鉴》（《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在对密苏里新闻教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院新闻伦理教育的诸多问题，并在对比中发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不足，给出了改进的建议。

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界关注美国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炜佳在《浅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视听》，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职业规范，其实质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吴果中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中指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新闻业史的发展及其专业水平、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而发生衍变，并在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等方面渐渐形成悖论，由此体现出西方新闻与政府、大财团及个人利益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④

中国新闻事业在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成分时，必须解决好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府体制的矛盾关系。王学成在《“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独立）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⑤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及其研究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

关于美国新闻界的自律途径

中国学者对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有一定的关注。

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中，以专门的篇幅研究了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肖志峰在《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中，从史学视角总结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新闻自律的途径，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⑥

关岩德在《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中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等，同时指出美国新闻伦理的阶级性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⑦

对典型个案的研究与反思

中国学界对坚守职业理念的美国记者和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对普利策、威廉、李普曼等名人的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

美国典型的职业道德案例是反思的热门话题。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给美国新闻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被认为是美国媒体的灾难性事件。

董芳芳在2006年第8期《新闻知识》撰文《美国媒体如何走出“丧失信誉的一年”——析〈纽约时报〉重振公信力五大举措》，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赢得读者信任的根本保证。

陈俊妮在《理解阿巴斯谴责〈纽约邮报〉——美国学界对〈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死亡摄影作品的讨论》（《新闻记者》，2013年第1期）中，综合分析美国学界针对2012年12月4日《纽约邮报》以头版整版方式刊登一名男子即将被地铁列车碾轧的图片，并配以耸人听闻标题的争议事件，认为媒体应通过全面审视可以利用的可能性选择，以同情和尊重的情感报道，来实现讲述事实与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结果。

考察记者面临的职业伦理冲突

商娜红在2004年第5期《中国传媒报告》上发表《美国新闻的职业危机和新趋向》，聚焦当今美国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并透视了新闻职业发展的新趋向。

黄旦在2000年秋季号《新闻大学》发表《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指出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沈浩在2002年夏季号《新闻大学》发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关注现实对新闻伦理的影响。

刘美君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拿来主义”：浅析美国商业报纸以及探究现实中的新闻理想》中，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美国报纸积极应对挑战的现状，剖析了中国报刊的商业化倾向和记者的社会角色认知。

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面对职业伦理与新闻实践的冲突，美国新闻人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应对新闻界出现的新闻失范问题？潘青山在《中西新闻伦理道德比较》（《声屏世界》，2003年第10期）一文中，比较了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不同表现和相似问题。闫景芹的硕士论文《中美新闻采写的新闻伦理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通过中美对比的方式，探讨记者在新闻采写中所面临的新闻伦理现象及其解决的途径和对策。

陶丽在《中西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之比较》（《新闻世界》，2013年第5期）中，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2009年修订）和《美国职业记者协会道德准则》（1996年修订）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新闻伦理与法规的异同。

此外，还包括张殿元的《透视中西方大众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10期），姜玉华、郎劲松的《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差异表现》（《新闻传播》，2005年第4期）等。

综上所述，对美国新闻伦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连续性和体系性不强，大多集中在个别议题上，因此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赵心树 阴卫芝：《“心中之规”最具道德权威——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答问》，《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12期

②【美】大卫·卡拉特尔著，党芳莉编译：《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③黄鹂 吴廷俊：《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④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⑤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报》，2006年第3期

⑦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4

我国的媒介环境与现状

现代社会媒介环境的特点是遍布全球的传播网络，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建成，把世界变成一个虚拟的社区、一个“地球村”。UGC(User GenerateConcent)是网络用户所产生的内容，UGC是网络WEB2.0时代的核心特征之一。目前，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内容、内容的权利，很多网民采集有价值的资讯(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各种形式)在网上。

新闻伦理是新闻事业整体、新闻媒介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

有部分UGC内容极富传播价值，传统媒体加以采用，既弥补了自身采访不足，又无需支付太大成本，当然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近年来受市场利益的驱动，新闻部门的腐败现象增多，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断发生，同时出现了一种有悖传媒新闻伦理的现象：很多事件首先由网络媒体炒红而成为网络热点，进一步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或电视节目中。传统媒体似乎已经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成为网络的应声虫。

传统媒体“被渠道化”的现象冲击着新闻伦理

当前，网络的普及使得新闻传播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草根性，拥有UGC权利的网络用户分布广泛而又复杂，同时又不顾忌监管，一方面导致了大部分的UGC内容价值不高，另一方面则给别有用心的“网络推手”制造炒作网络热点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其内容生产的目的极为复杂，传统媒体采用网络UGC中的热点事件时，若不加辨别，就会陷入“被渠道化”的陷阱。再加上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媒体活动中暴露出的道德伦理问题日趋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传统媒体对于网络UGC热点盲目追踪，缺乏对新闻真实性的考量

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迅猛发展态势面前严重低估了自己在现阶段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网络传播的东西很有可能是捏造的，而一旦经过传统媒体的证实，可信度便增加。但传统媒体对于网络UGC热点盲目追踪，缺乏对新闻是否真实的考量，这对于受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例如，“凤姐”的走红纯属一场闹剧式的骗局，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高调征婚，其后，江苏卫视《人间》栏目及其他传统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进一步推动了“凤姐”的走红，导致了其身价暴涨。

2、传统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对于网络UGC热点内容娱乐化、庸俗化趋势日益明显

传统媒体拥有网络媒体最为缺乏的公信力，很多网络热点正是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推波助澜之下，才演化为真正的社会热点。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大众传媒领域商业气息渐浓，传媒往往以市场利益为导向来规划媒体的报道方针。广告业务的大量增加，在为传媒业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使新闻传播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团体影响。在媒体新闻稿件的编辑方面，新闻机构为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集团进行着新闻的商业化运作，将公众利益抛之脑外，从而导致了新闻庸俗化倾向。

3、传统媒体在追踪网络UGC热点履行监督权时，存在干预司法公正的倾向

我国宪法规定了司法部门审判的独立性，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表现为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报道与披露。近年来，各种新闻媒体为吸引受众，争相对许多有争议的案子进行全方位报道，这一方面表明对法院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然而，如果在审判前或在审判期间发表有关案件的新闻报道，很有可能影响审判人员的观点和立场。比如，之前网络上的热点话题“我爸是李刚”事件，通过网媒的宣传和传统媒体的争相报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社会的判断与反应。

加强传统媒体新闻伦理道德规范的途径

网络的热点事件如果得不到传统媒体的关注，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后续报道，很多所谓的网络热点也只能在虚拟的空间里掀起浪花，很快就消逝于浩瀚的比特空间了。建树新闻伦理，除了满足媒体的发展目的，更是我国媒体改革的必然。针对出现的问题，在促进新闻道德规范时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真实、独立，客观地报道，树立媒体公信力

保证新闻的真实可靠，是新闻记者需要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客观报道原则，至今依然被世界新闻界所认同和遵循，除了将它作为一种报道原则和报道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将它作为一种新闻理念和职业精神。成熟的媒体要保持公正、独立、客观的立场；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操守，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受到全社会的赞赏，公信力才会被社会所承认。

2、加强媒介自身修养并开展网络道德教育

对媒体人的道德自觉要求可以说是信息时代伦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媒介道德文明和进步的最终意义也在于媒体人道德自觉性的发掘和良心的发现。在强调媒介技能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将网络伦理作为媒介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将信息伦理作为基础教育，或列为媒介德育课的必备内容。还可以将入网规定为一种资格，为获取此资格，行为主体必须将伦理规范和网络技术置于同样的层面加以学习和掌握，培养其公德意识和规则意识。

3、承担社会责任，明确法律界限，保护被报道者的权利

任何国家的新闻媒体，其传播行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媒体必须遵守的准则。同时，新闻媒体有责任维持良性的社会秩序与氛围，使新闻报道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另外，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的立足点在于报道事实，而不是用作攻击的工具。因此，要严格保护被报道者的权益，更要避免新闻报道在揭露事实时伤及无辜。新闻传播机构应加强对信息来源真实性的审查，加大对虚假新闻的责任追究力度。

网络越是发达，信息越是爆炸，意见就越是多元，这样独立而主流的观点反而会成为稀缺之宝。如果传统媒体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地提供足以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那么就能够在网络中寻求生机。虽然新的网络媒介环境大大扩展了新闻传播的空间，也催生了新的运作方式，但是也带来或加剧了一些不健康的新闻传播现象，比如假新闻传播更加频繁等。适应环境，看清问题，准备迎接新的机遇、挑战与竞争，是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无法回避的选择。同时，新闻伦理的完善和提高，更体现了媒体对于受众及社会的人文关怀精神的提高，并将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提高和发展。

注释：

①陈禹安：《UGC语境下传统媒体的被渠道化》，《中国记者》，2010年5月。

②林淼：《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现象的原因分析》，《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3月。

③格广民朱海强：《网络媒体新闻的伦理研究》，《新闻爱好者》，2010年6月。

④靳凤林，邵艳：《网络伦理学的依据、内容与职责》，《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2月。

⑤陆俊，严耕：《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2月。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5

【关键词】企业伦理学MBA 教学模式 教学展望

随着企业界、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诸多伦理道德事件曝光,中西方学者开始对企业伦理问题进行广泛关注。据研究统计,世界前500强中90%的企业制定了伦理守则,30%-40%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伦理强化培训。国内学者认为开展企业伦理学教育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培养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卓越才能的企业领导人的内在需要。我国对于企业伦理学教学的学科体系还不成熟,没有进行很好的吸收同化作用,制约了德行经济实践的展开。因此,加强对该门学科的中外研究与对话,形成一套适合我国企业伦理学教育的教学模式非常重要。

一、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课程设置的特点

一个好的企业伦理学教育需要教师把握本课程的理论基础和课程设置特点,让学生在知识层面、技术层面以及价值观层面进行完善。

1、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外学者对企业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了大量研究:对企业伦理学的研究背景及内容的分析,企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学科的构建等问题的阐述,以及对企业伦理学的发展趋势和热点等进行了大胆的推断和讨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中的科技创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五过程,用经济学和企业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学科理论不断完善。经济学家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他们对斯密难题中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展开研究,形成了各种观点。

2、课程设置的特点

中外对MBA的企业伦理教学使用频率较高的教材有:徐大建的《企业伦理学》、徐金发的《企业伦理学》、约瑟夫・W・韦斯在《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分析与问题管理方法》、(美)O・C・费雷尔、约翰・弗雷德里克和琳达・费雷尔的《商业伦理》。这四本教材基本采用了“4+X”模式。即每本教材的内容都包涵了四部分基本内容: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伦理决策。“X”是指每本教材自己所具有的特色:国内的企业伦理学主要突出企业管理中的信息、知识与公平竞争,国内外的伦理学比较,以及跨国经营中的伦理问题,主要采用“理论+案例”的模式。而国外的企业伦理学的特点在于更注重全球环境中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全球范围内用案例的形式讨论伦理决策等经济大环境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采用“案例+伦理+案例”的教学方式。

二、国外几所著名商学院的《企业伦理学》教学模式选择

1993年,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开设了企业伦理学,与此同时,商业伦理学扩展到整个西方,并兴起一股商业伦理热,欧洲还建立了欧洲企业伦理网络(简称EBEN)。1995年,国外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刊物14种,教材、专著1000多部。在国外,企业伦理学教学体系比较完善的高校有哈佛商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以及沃顿商学院等。

哈佛商学院主要对学生开设与伦理、道德和责任直接相关的课程,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案例中学习理论知识并能灵活应用于其他案例之中。同时,教师与工商界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很好地把握当前工商业活动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趋势,不断地修订已有的案例。从现实案例中培养“经济人”与“道德人”有机统一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才。

斯隆管理学院主要采用理论教学、讨论以及通过故事教学来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问题。教学大纲由经典短片小说,游戏,精选的电影以及其他方式组成。主要内容包括领导与权力、企业社会责任、伦理标准的应用、科学伦理关系问题等。通过对不同的职业与民族文化进行讨论,指导学生培养企业伦理观和德行领导方式。

沃顿商学院主要以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将法律研究融入“伦理与责任教育”中,从而解释商业伦理现象。教师往往在课程中设计伦理冲突,并为这些冲突设计出导致企业成功或失败的合理框架。学生通过参与不同模块来对企业管理和企业伦理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从而提高个人或整个团队的鉴别能力与分析能力,锻炼和开发学生对企业伦理评价视角。

三、对我国MBA企业伦理学教育的展望

国外高校和大量企业伦理专业的学者对企业伦理学教育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这对我国的企业伦理学教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我国在该学科的教学中应注重教育对象的把握,交叉运用多门学科来设置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在宏观环境下协调微观经济中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开发学生的道德情操,为我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培养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卓越才能的企业领导人。

1、教育群体的选择

由于MBA学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有清晰的定位,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主动获取并有效筛选与学习有关的信息。他们深刻体会企业伦理道德对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潜规则拥有自己的看法,能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初步的解决措施。在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前提下,他们主动来高校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对企业的行为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的决策是否符合道德标准非常关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张增田认为,对于MBA学生进行企业伦理学教育能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增强学生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学生的道德反思能力。因此对MBA学生进行伦理决策能力和伦理领导能力的培养,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2、基础理论知识的把握

企业伦理课程要有清晰的目标和内容,只有在正确的纲要指导下,学生才能更好的在企业决策中恰当处理伦理问题,对伦理道德水平进行创新。因此企业伦理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关注伦理学相关背景及理论基础、企业利益相关者基础知识、伦理判断原则、职业道德规范、伦理决策方法与工具等、及全球环境中的事务等等。

教师需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综合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将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进行整合,依据中外宏观社会环境,给MBA学生讲解基础理论知识和学科发展趋势,同时布置理论和案例的阅读材料供学生阅读,让学生认识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为解决实际问题打下理论基础。

3、以案例教学为主,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通过中外研究发现,国外采用的“案例+伦理+案例”的教学方法正适合我国MBA学生的教学要求,学生在对伦理基础的整体把握之前,有一定的实际案例操作的基础,因此他们会采用一定的出发点来考察问题,这样会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理论知识并运用于案例的实际操作中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把握现实问题的主动性,与MBA学生的教学需要相吻合。因此,对MBA企业伦理学教学主要采用案例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

此外,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搜集企业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或激励他们针对现代企业中普遍遇到的伦理的热点问题采用故事讨论、道德讨论等方式进行研究,并就其核心问题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再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在此过程中要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学习中畅所欲言,在业务中掌握企业伦理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了解他人对企业伦理与社会价值的见解,丰富自己的道德观。

教师还应采用管理咨询研究或与公司进行项目合作为实践应用为辅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寻找合作公司进行实习、吸收学生参与教师管理咨询项目、鼓励学生与企业进行伦理项目合作,或者鼓励学生争取在机构中就伦理道德问题申请资金支持,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培养伦理选择能力、伦理判断力、伦理推理能力以及伦理评价能力,并增强对现实伦理问题的敏感性,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案例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将学生引入讨论的重点中来,并最终作出点评。

4、协调经济与伦理的关系

企业处理各种关系,无论就其表面还是其本质来看,都是在扮演特定的角色,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而满足相应的角色期望。因此,在关注企业活动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同时,企业伦理学还得思考和辨析企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包括企业所有者、客户、员工、供应商、媒体、消费者、法院、政府、竞争对手、公众、社会等。分析企业应该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何种伦理决策,为企业今后的伦理问题提供伦理判断原则。

5、道德情操的开发

一旦企业中的领导者实行德行领导,正直廉洁、关心下属成长、遵守社会规范和仁厚诚挚,那么这种领导方式将很明显地提高下属的满意度、下属对领导者的忠诚尽责及敬业度并且产生利他行为等效果。因此,MBA学生应该培养伦理道德能力:知晓如何以一种公开的伦理方式行事,对下属起模范带头作用;知晓如何在组织内有效地设立预警机制和伦理热线;知晓如何为员工建立切实可行的伦理准则;知晓如何开展有效的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能够设立奖惩制度使员工遵从伦理规范;知晓如何有效地向下属灌输商业伦理价值观;认识到管理者在企业中的伦理责任,和对企业及员工伦理的影响,并有意识地进行伦理领导。在今后做一个“经济人”和“道德人”有机统一的德行领导者。

五、结论

根据罗宾斯等人的观点,管理其实就是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企业伦理学就是聚焦于企业如何来做“正确的事”,从企业各种利益关系的维护和发展角度出发,进行价值观的思考、利益取舍的考虑,与利益相关者相互达成一致,最终达到利益平衡。

MBA学生的企业伦理学的教学就是要让MBA学生掌握企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道德职业规范,从而培养自身的伦理意识,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使他们形成从企业伦理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行为习惯;能够正确判断复杂情境中的应然关系,及时响应,以便在工作过程中按伦理行事;正确处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维护各方利益,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背景下采取合适的伦理决策;协调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提高学生的道德反思能力,使他们在遭遇或面对伦理困境和道德悖论时,能够运用伦理价值和原则提出富有创见的应对方案和措施,体现企业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注:本文研究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中外MBA教育比较研究中心2009年度招标课题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欧平、周祖成:全国MBA企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综述[J].伦理学研究,2008(1).

[2] 张志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J].道德与文明,2009(1).

[3] 戚安邦、徐国振、姜卉、李静:中国MBA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1).

[4] 乔佳义:哈佛商学院MBA教育的特点及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1996(4).

[5] 徐荃、甘全球:美国著名商学院MBA课程设置特点及其启示――以哈佛、沃顿与斯隆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2).

[6] 张增田:企业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教学策略[J].教育与现代化,2008(3).

[7] O.C.费雷尔、约翰・弗雷德里克、琳达・费雷尔:商业伦理――伦理决策与案例(第5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6

[摘要]：西方 现代 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理论上讲，无论处于何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东方的，或西方的），在新闻社会控制诸形式中，道德或文化的控制都应该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控制方式。尽管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并不强调 哲学 反思与伦理关怀的社会群体，但借助新闻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论证，新闻道德控制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最终将参与到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这是因为，不同于以事物的性质、 规律 等“实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伦理（ethics）研究的“应然”本就是关于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分析“应当”与“不应当”而实现对至善（the good）的追求。因此，当我们对新闻进行伦理思考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与探索新闻实践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等价值判断的原则与依据，其目标则是建立起某种关于新闻的最高目标或至善的、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或话语，以实践于新闻的道德或文化控制。

但事实上，人们思考新闻伦理的兴味所在似乎总是新闻的道德控制而不是新闻确定的、普遍的道德（morality）与新闻的至善，功利化的道德应用取代了正当性的内在反思与至善的伦理诉求。wWW.133229.Com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新闻道德论证与社会控制过程中四处游荡着相对论、诡辩论的幽灵，新闻伦理往往成了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的流沙之地。显然，新闻伦理还需要一种以新闻的伦理正当性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肃清新闻伦理研究与新闻道德实践中的种种相对主义幽灵，辨识与阐明新闻道德（journalistic morality）与新闻之至善。唯其如此，新闻道德实践才可以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

研究新闻道德与新闻之善的新闻伦理，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去思考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并不是指在具体的新闻伦理思考者那里，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去问具体的研究者、思考者如何判断“新闻伦理成为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具体思考、研究新闻伦理都可能有其真切而现实的动机，这个动机促使新闻伦理在他那里成为“问题”。1888年，当《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a. dana）在威斯康星州主编协会的年会上首倡建立一套指导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规约时，促使其进行新闻伦理思考的动机是“医生们有他们自己的伦理系统……律师也有他自己的道德规约，以及指导他行为的法庭行为条件以及执业条例。但我从未见过一套规约能对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具有完美的普遍指导意义。”为此，达纳写下了“偶然想到”的八条原则（see flint，pp.393-394）。对于达纳和他的同道来说，“新闻伦理成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新闻从职业（trade，craft）提升成为专业（profession）。新闻作为专业，意味着强调新闻从业所需知识的专门性，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新闻的公共责任与公共服务特征，强调新闻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良知，而其核心则是新闻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建设。继达纳的新闻伦理八原则之后，各报纸（如《费城大众纪事报》、《基督教 科学 箴言报》等）、报系（如赫斯特报系）及新闻职业组织如美国各州的主编协会、全美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简称asne）、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简称spj）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一些著名人物如 教育 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乃至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也卷入到这场编写新闻职业规范的热潮之中。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达纳式思考，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新闻伦理研究一开始就与建立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约束新闻从业者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实践走到了一起。包括纳尔逊•克劳福德（nelson crawford）、利昂•弗林特（leon flint）、威廉•吉本斯（william f. gibbons）等在内，几乎所有早期的新闻伦理研究者都把“新闻作为专业”作为其主要思考对象(crawford，chap.2；flint，pp.228-37；gibbons，chap.1)。对于更多的新闻伦理研究者来说，“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直接来自其对新闻媒介现实状况的深切忧虑。如有着多年新闻实践经验的康拉德•芬克（conrad c. fink）所观察到的，水门事件新闻报道以后，美国媒介陷入日益充满敌意的社会、 法律 与 经济 环境之中：民意调查中记者信誉度的降低，诽谤诉讼及败诉案例的增加，赔偿额度的倍增等。芬克认为，媒介与其环境，即政府、公众、受众之间形成了日益加深的“信誉裂痕”（credibility gap）。（fink，pp.13-15）意味深长的是，媒介环境的恶化与美国新闻伦理研究的第二次勃兴（1980年代初至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显然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媒介环境的恶化实际上乃是其“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其实，最初的新闻伦理者所谓新闻专业建构也是基于新闻与媒介社会环境与社会形象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专业建构提升新闻人社会形象，使其能够获得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等所谓专业人士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不同的是，水门事件之后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是如何摆脱敌意的社会环境。新闻伦理研究因此而 发展 出伦理反应论（ethical-reactive journalism）与市场营销的质量控制（quility-control）理论来。

实际上，针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这一命题，还存在着第三种方式的思考，这是在关于新闻与民主、自由与责任等议题展开的媒介批评与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研究依据民主参与的社会功能要求，思考新闻在报道事实与公共辩论等领域的责任承担。研究者往往并不完全把自己归类到新闻伦理研究，但他们思考新闻的社会责任时实际上依然是在思考新闻伦理问题。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在新闻自由理念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现代语境里，新闻伦理相当于新闻责任。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随之被置换成新闻是否具有责任、具有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等具体问题。

但在本文这里，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乃是新闻伦理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味的根本问题，对此，既有的新闻伦理研究往往采取了新闻学而非伦 理学 的方法论思维。实际上，“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指的是新闻伦理基本命题及其阐释、新闻道德控制的实施如何获得伦理学意义上的正当性，也即，新闻伦理如何成为伦理学思考与论证方式下的真正问题。伦理学思考与论证的正当性是通过逻辑推演的完整性实现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认为，要证明一个特殊的判断，只能通过 参考 能够逻辑地衍生出这一特殊判断的某个普遍规则，而要证明这一规则，也只通过将它从某个更一般的规则或原则中推演出来，从而形成一个推理链条。但既然每一个推理的链条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这一个论证推理的过程也必然以断言某个不能给出进一步理由的规则或原理而告终。用理查德德•黑尔（richard m. hare）的话说，那就是，“对某一决定的完整证明，应由对该决定之结果的完整说明和对它所遵守的那些原则的完整说明，以及遵守这些原则之结果——当然，也正是这些结果（实际上遵守这些原则所带来的结果）给这些原则实际内容——的完整说明一道构成。”（hare，p.68）

以隐性报道的道德评价与伦理论证为例。所谓隐性报道，是指记者为获取新闻在采访中隐瞒身份或采访动机，其实质是欺骗了受访人（判断1）。根据一般的诚实性道德判断（原则1），我们知道欺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判断2）。为论证隐性报道中欺骗行为的正当性，我们首先要证明“使用这种欺骗所要获取的新闻是重要的”（判断3），然后需要引用公众知晓权（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理论（原则2）论证“当新闻是重要的、且其它手段无法获得这种重要的新闻时，隐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知晓权的要求，因而是正当的。”（判断4）但公众知晓权并不是自明的公理，因而我们又必须论证公众知晓权的正当性（判断5）。为此，我们又可能要引入民主 政治 理论（原则3）、公共利益理论（原则4）或是社会正义理论（原则5）……但这些原则也未必就是自明的公理，因此也需要进一步论证它们的正当性（判断6、判断7、判断8……），直至无法进行论证的伦理公理。在这个过程中，从引入公众知晓权原则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运用一个伦理论证原则——功利主义目的论，即通过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原则6）。不过，这只是有关隐性报道的一种伦理论证。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康德“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kant，p.31)这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裁定，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即它是否适用于每个人（原则7）。因此，如果新闻伦理论证隐性报道的欺骗是合乎道德的，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欺骗都是合乎道德的（判断9）。显然，康德主义的伦理论证给予了隐性报道否定的道德评价。

然而，元伦理学的论证问题并不终止于这样演示的论证过程，贯穿于全部论证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在关于隐性报道的论证中，这个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动机就是欺骗（判断1）？隐瞒身份和动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欺骗是一个附带着价值评判的判断，如何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原则1所说的一般诚实性道德判断之正当性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是，作为论证可能终端的原则3、4、5以及功利主义目的论、康德绝对律令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探寻这些原则的正当性，我们将遇到伦理学中著名的休谟难题（hume’s problem）。

大卫•休谟（davin hume）在其《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追问伦理论证体系基本判断或原则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他发现，所有的伦理论证体系最终都要面对由“是”或“不是”联系的、关于事实的判断与以“应该”与“不应该”联系的、关于伦理与价值的判断的逻辑联系问题，而关于事实的判断与关于伦理、价值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判断，它们之间是无法进行逻辑论证的。休谟因此认为，关于善恶的判断并不存在于事实，而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之中，“恶和德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hume，p.509)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一步论述道：“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在知识的范围以外，这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可靠的事实。”(russell，p.12)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知觉”或个人感情总是各自不同、相互差别的，如何运用我们这各自不同的“心中的知觉”获得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判断呢？这就是休谟难题揭露出来的伦理论证时必将遇到的尴尬问题，而这也是一切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根源。

如果以伦理学的方法论视角观察新闻伦理学研究，我们可能将如当年的休谟一样“大吃一惊”：新闻伦理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新闻采访与编辑等事实性判断直接纳入伦理论证的逻辑推演链条之中。尽管他们也导入或自己设计了一些伦理推导模式，如克里斯蒂安等人的经典著作《媒介伦理学》（media ethics：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等，但这种改进并没有改变逻辑推演链条不完整的状况。克里斯蒂安等人引入拉尔夫•波特（ralph potter）的伦理推导模式作为所有案例分析的论证基础，但波特的基本论证过程也是从界定事实开始，进而导入适用的价值、原则并选择忠诚对象，完成伦理推导。在克里斯蒂安等人这里，一面是以 自然 主义的态度，把伦理判断与伦理原则的正当性寄托于其正当性自明或宪法的权威性（如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一面是又无视界定事实与引入适宜伦理原则之间致命的逻辑断裂，以这些价值判断与伦理原则直接论证新闻事实判断，而这已经是教学导向的新闻伦理研究中最具伦理学色彩的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新闻伦理研究，我们将发现其中存在着令人忧虑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伦理学冷漠或伦理学蛙跳”。如果无视这种伦理学冷漠，我们将发现，下述关于报纸的相互对立而又未加论证其正当性的论断（其证明涉及到专门的伦理过程）在新闻伦理论证中的逻辑效力是相同的，而现有新闻伦理的实际逻辑论证往往基于这样的论断展开：

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因此，新闻从业人员需要具备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先天而来和后天训练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新闻可能成为 历史 ，同时也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asne，1922）

报纸是一种私人 企业 ，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siebert，p.84）

这样，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去面对道德相对主义对新闻伦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质疑。面对诸如此类对立且不可论证其正当性的伦理论断与推演，作为普通的行为者，我们实际上毫无手段去判断其伦理学价值，因而也无法在这些主张之间进行道德抉择，其结果是，我们只能或是摒弃无效的道德判断而随意地自行其是，或是放弃自己的道德抉择而遵从于某个特定的道德规训，从而走向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所说的道德盲从（moralism）。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供多少案例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克里斯蒂安也注意到，“虽然案例研究能够说明道德推论中的特定概念，但它们在日常政策与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却更多的类似于那种导致无休无止的争论、责备，至多是微小调整的诡辩。”(christians，et al.，1993：p.53)这样，新闻伦理研究就不得不接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道德序论》（a preface of morals）中提出的批评：“道德学家不能教授其所发现，而应该揭示其所能教授，他们必须是洞察而不是说教。伦理学家之所以招人厌恶，其原因实际上是他们未能认清时代要求他们的，并不在于劝导人们如何行善，而在于阐明何谓之善。”(lippmann，1929：p.318)

那么，对于新闻与媒介来说，何谓之善？如何阐明新闻与媒介之善？这正是本文所认定的“新闻伦理成为问题”。这就是说，新闻伦理之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意义就在于对新闻之至善（the good of journalism），或者称为新闻道德（the morality of journalism）的探索与追求。因此，新闻伦理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有关新闻与媒介实践的目的与方式的各种价值判断中，辨识并阐明最具正当性的价值判断，这里称为新闻道德或新闻德性，从而达到对新闻至善的确认。然而，这所谓新闻道德及其阐明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正当性论证也同样会遇到休谟难题的质疑。对新闻道德的辨识与阐释，我们不能求助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也不能求助于康德的绝对律令或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但我们可以求助于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提到的“共感”（sensus communis）。这种共感为我们提供了检验作为价值判断的新闻道德的有效性因而也是确认其正当性的合理途径，那就是诉之于公众的争议和讨论。新闻道德必须是经过公众（包括新闻从业者与媒介管理者在内的公众）的争议和讨论而最终获得确定性的价值判断。

于是，我们可以说，所谓新闻道德，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普遍信仰，一种基于新闻与媒介实践的事实判断而表达出来的、关于新闻与媒介应该具有的形态与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规定，而新闻之至善则是新闻道德的整体和总和。新闻道德不是单个人或一群人的主张或愿望，而是在新闻传播发展历史演进过程中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普遍信仰与共同价值主张；它不是新闻媒介具体实践的细节规定，而是总体观照与描述新闻媒介的基本形态与整体价值追求的信条、规范与原则。因此，新闻道德或新闻之至善应该是新闻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与正当性依据。

实际上，界定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关键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也即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性。新闻道德作为社会事实，或者说它的客观实在性证据必须是，首先它是真实存在并表达出来的愿望或信仰，其次，这种信仰获得了历史性的因而也是不可能逆转的普遍认同，以及第三，这种愿望与信仰是原发性的、独立自足的，无法通过其它愿望或信仰获得论证。强调新闻道德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强调它从新闻实践的事实判断（是），经新闻伦理价值判断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判断（是），而抵达新闻伦理基本原则或新闻道德的价值判断（应该）的逻辑过程，其目的是使其获得正当性。检视西方新闻实践与新闻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们对新闻与媒介存在着一些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兼容的普遍信仰与价值主张，它们各自独立，相互只能阐明而不能相互论证，但在一起就构成了西方现代新闻伦理的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1.新闻应该自由地报道事实、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辩论。

2.新闻应该探索并传播真知真理、事件真相，真实地再现人类行为、感觉和思想。

3.新闻应该揭露权势集团的不义，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声张社会正义。

4.新闻应该尊重受访人、事件相关人、受众与公众，最大可能的避免伤害。

5.媒介有赢利的权利和义务，新闻应该对媒介企业效益负起责任。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闻道德包含了善的追求与恶的规避双重限定，既包括以肯定性的话语表达出来对新闻至善的积极承担（主动追求新闻至善的德性，如，报道真相、社会正义），也包括用否定性话语表述的对新闻至善的消极防护（避免新闻之恶或新闻之无的德性，如毋伤害与媒介效益），新闻自由则被确立为统领这五种价值信仰或者说新闻道德的第一原则。

二、新闻道德的话语阐释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依据何种正当性获得了这五种新闻道德？为什么是这五种新闻道德而不是其它？

新闻道德作为话语，意味着新闻道德乃是一种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是依照由其起源为其规定的独一无二的秩序而被安排的知识。”（foucault，p.111）作为知识或话语，新闻道德同时表现为历史性延承与现时性建构两个过程，其中新的命题产生，既有的话语被颠覆、被置换、被赋予新的意义，话语的稳定性被破坏并不断地被重新整合和秩序化。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对新闻道德进行话语阐释，必将遇到的困难是，如何为这种阐释建立基本座标，即，在新闻道德话语的意义流变过程中，选择何处作为其意义相对固定的参照点。本文认为，唯一适合作这个参照点的，只能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结果——成文的“伦理规范”。尽管不同的媒介和新闻职业组织在规范的表述上并不一致，同一规范往往还出现过多种修订版本，但同一时期不同规范细节上的差别却并不影响其总体精神的一致性。至于同一个规范不同版本修订中表述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专业主义新闻道德的自我反思及其向更具正当性的新闻道德的调整。成文规范总体上记录了新闻道德话语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轨迹，新闻道德话语因此也表现为由前专业主义话语、专业主义话语与后专业主义话语组成的一个话语或知识谱系，新闻至善的五种道德原则是新闻伦理话语在这个谱系中的终端表现。

比起达纳的偶然反思和其它“伦理规范”来，asne的《新闻规约》（cannons of journalism，1922）要晚出多年，但它却是美国新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伦理规范”。因此，本文把《新闻规约》（1922）作为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规范的样本。这一文本的“序言”认为，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同时它“还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就必须具有“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先天而后天训练而获得的极强的观察和推理能力”。为实现序言规定的报纸两大功能，文本进一步列出了“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实、真实、准确”、“不偏不倚”、“公正”和“庄重”等七项条款。

出人意料的是，《规约》（1922）的“责任”条款首先表现出来的，居然是对媒介效益的关心。条款首先指出，“除了对公共福祉的考虑外，报纸吸引和葆有读者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确立了这样的前提，条款才进一步规定以负责的精神利用这种公众注意力。众所周知，在市场化的媒介体制下，报纸和其它媒介的赢利手段主要就是通过吸引受众而吸引广告商，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明示为一种权利，实际上就是认可了媒介效益在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话语中的基础地位。不过，这种对媒介效益的明确关怀出现在新闻“伦理规范”中也就仅此一例，asne和spj后来对其“伦理规范”的修订都取消了类似的表述，甚至媒介的内部伦理政策也往往并不表示这种明确的效益关怀，而是模糊地表述为对媒介组织的忠诚，如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关心和维护新闻和企业的声誉等，并在规定记者和编辑的行为时始终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客观性作为新闻“伦理规范”正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主要特征，而其实质也正是以媒介效益为目标的策略性话语。为此，《规约》（1922）单列出“不偏不倚”的条款，而由媒介所有者组织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anpa）“伦理规范”中，客观性更被奉为神祗：1935年anpa的“伦理规范”称，向大众提供“准确、无偏见的新闻报道”是报纸从业人员的“首要职责”（see hackett，et al. p.24）。究其原因，作为客观性原则对立面的、带有政治派性和偏见的新闻限制了受众的数量，中立而无偏见的纯事实（facts-only）则可以解除这种党派性的干扰，从而在最大数量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尽管客观性作为新闻的道德原则也可能有其它方面的正当性理由，但强调客观性最为明显的效果就是保障媒介效益。随着晚近的新闻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思与批评，新闻从业者组织的职业组织先后在其“伦理规范”中放弃了客观性的要求，如spj《伦理规范》（1996）和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pcc）的《实践规范》（code of practice，2007）等，取而代之的则是“准确”或“解释性的、准确的真相”等形式的话语表述。但这些“伦理规范”并非就不再关心媒介效益，如spj《伦理规范》（1996）强调信守对秘密消息来源的承诺，克里斯蒂安等人就认为，这种承诺很可能使记者在新闻诉讼中陷入违抗法庭命令的境地，此时，记者拒绝公开消息来源和采访记录，其理由并非仅仅是信守承诺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主要根据的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媒体所依赖的消息来源就会枯竭的理论。”（christians，et al.，2000：p.21）显然，媒介效益的考虑已经转化为更为隐密的话语形式之中。

《规约》（1922）第二款、第三款尽管分别被称为“新闻自由”和“独立”，但实际上都是在阐述新闻道德的自由原则。第二款称，新闻自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权，是一种“对 法律 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话题（包括所有限制性法规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讨论”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第三款所谓“独立”则表示新闻除忠于公共利益之外，不应受任何义务的限制（freedom from all obligation），尤其是各种私人目的或党派偏见施加在新闻上的义务和限制。显然，这里的新闻自由依据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在自由主义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概念，即，“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和自由”，也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hobbes，p.97）这种免于（free from）限制和阻碍的自由被 哲学 家伯林（isaiah berlin）称为“消极自由”，新闻获得这种消极自由经历了反对出版许可制度、反对煽动性言论罪等长时间的思想交锋与 政治 斗争。但正如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阐释话语理论时所指出的那样，话语的建构可能是异质和歧义共现的，异质性成份在话语中表现出一种对话性关系（fairclough，p.33）。在新闻道德诸话语中，新闻自由是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也是最难确定其意义的一种话语，完整地阐释新闻自由的内容至少涉及到三个不同的表述：免于事先审查的出版自由，对政府、官员及其它权力进行批评的表达自由，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由。第一种表述依据的是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后两种表述依据的则是积极自由的理念，作为新闻道德话语的新闻自由话语包含着这两种异质性自由理念的建构过程。

不同于消极自由对个人权利的防护，积极自由是个人主动要求的广泛的自由，即“做……自由”（free for）。如果说《新闻规约》（1922）体现了新闻消极自由的权利，anse《原则声明》（1975）和spj的《伦理规范》（1973、1984、1987、1996）等多次修订则进一步主张新闻的积极自由。anse《原则声明》（1975）要求记者必须始终警惕公共事务公开处理，并警惕媒介所有人为自私目的使用媒介；spj《伦理规范》（1973）的“新闻自由”条款则把“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同时表述为新闻的自由的和责任，并要求新闻支持非主流意见的表达权利。spj《伦理规范》（1996）更添加了“勇于讲述人类多样而广泛的经历”、“避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强加于他人”、“支持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表达”、“让无声者发言”等众多责任论伦理主张。从道德是人的自主选择的意义上讲，新闻自由是新闻人进行自主道德选择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新闻人处在外力支配之下，他就难以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只能牺牲自我的诚实、对公共利益的信守和对新闻业的热爱，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行事。同时，新闻自由作为一种道德肯定了人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无限 发展 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人的基本道德选择。

新闻自由话语之所以发生这种意义扩张，其原因就是积极自由理念的引入所带来的新闻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同样受到社会责任理论影响的，还有新闻真实性的理念，即，报道真相的新闻道德。《规约》（1922）涉及真相报道的条款有两项，即第四款“诚实、真实、准确”和第五款“不偏不倚”，真相报道因此体现为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这三条相关的原则。真实即不虚构，指新闻的事实性，意味着新闻内容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或真实存在的思想或意见；准确即不错误，指新闻叙述与新闻事实的一致性，不故意歪曲事件发生的过程、结果及新闻事件相关人姓名、身份，不曲解他的思想和观点。比较起来，客观性原则要复杂的多，它是和主观性相对而立的一条原则，《规约》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明确的分开，新闻报道不应掺杂任何意见或任何一种偏向。”社会责任理论并不否认客观性原则区分事实和意见的合理性，但它认为不能将这一要求绝对化。1947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客观性新闻更适宜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新闻报道的事件往往处于共同体生活经验之内，人们将新闻与其它途径获得的消息作比较，就可以形成对事件的全面理解，但在社会分化日益加深、国际信息传播日益频繁的 现代 情境下，“对一个孤立的事实的报道，无论它本身如何准确，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到头来就是不真实的。”(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p.12)这种客观但不真实的新闻在新闻史并不乏案例，最典型的报道就是麦卡锡参议员所谓共产党渗透的指控，但麦卡锡报道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新闻在关于社会公共事务不同主张的报道中常常热衷于追逐极化观点，经常把把一个公共讨论表现为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的对峙，而忽视更多的并不极端的中间立场。这显然也是一种单独地客观但总体上失真的新闻。因此，新闻自由委员会理论上提出了“事实”与“真相”的区别：“可信的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并向新闻界提出了旨在报道出事实真相的五项建议，其第一条就是，“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这就需要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连续不断地提供信息和解释，从而使读者能够将单个事件放在适当的视角之下予以观察。”(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pp.11-13)然而，委员会的建议很长时间里并未获得新闻界与新闻职业组织的认同，直到委员会的总报告发表五十年后，spj《伦理规范》（1996）才采纳了它的建议，正式取消了客观性的表述，而代之以“探索真相加以报道”。这一规范尤其强调解释性报道的重要意义，其序言把“探索真相并公正而富于理解性的描述事件和议题”表述为新闻实现其“启蒙公众、引导正义”总目标的基本手段。

实际上，《新闻规约》（1922）并未出现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论新闻道德话语表述，倒是达纳的八条“伦理反思”认为，“永远不要攻击弱势群体或无助的人们，无论是通过辩论，还是恶意抨击都不可以”。但紧接着，达纳又奇怪地说，“除非出于绝对的公共利益需要这样做。”（see flint，pp.393-394）很难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公共利益需要去攻击弱势群体。anse和spj系列的“伦理规范”最早表达出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是1973年的spj《伦理规范》，其“新闻自由”条款中的“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的说法继承了争取言论自由的 历史 中以言论自由反抗暴虐腐败政府的传统，体现了新闻追求社会正义的道德主张。不过，新闻的正义论德性并不直接来自任何思想体系的逻辑论证，它更多的是新闻从业者因其道德自觉而主动承担的作为“无声大众的武器”这一行为所形成的职业传统。在美国，这一传统的形成与普立策（joseph pulitzer）、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斯克里普斯（edward w. scripps）等几位著名报人的报业实践与办报主张有着紧密联系。虽然他们的报业生涯最初因黄色新闻而获得成功，但煽情、品味低俗并不是黄色新闻的唯一特征。这些报人反复表达的办报主张其实更是，“服务民众，告知、引导、娱乐，揭露美国生活中所有能发现的贪污和腐败，特别是当它隐匿在权力的保护伞之下时。”（see altschull，p.265）进入20世纪，一批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如《麦克卢尔》、《世界主义者》、《芒西》以及《柯里尔》、《人人》等纷纷揭露垄断 企业 如美孚石油公司、药品食品生产者等的巧取豪夺、各级政府以及议员们的腐败，披露工人与其它弱势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待遇，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揭露与讨伐。这些报纸与杂志和当时社会各界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以改善劳工生活劳动环境、保障其正当权益、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并实现社会正义为主题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社会正义则成为其中的核心价值。

所谓正义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或者说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问题，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来自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的总观念涉及到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的综合考虑，他认为，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应该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rawls，p.62)而将这一总原则应用于更为实在的社会和 经济 利益，罗尔斯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小受惠者的利益”的差别原则(rawls，p.92)。也正是因为同样的考虑，新闻道德的社会正义论话语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权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以确保弱势群体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权益与经济利益。但这种价值追求往往并未充分体现在媒介与新闻职业组织的“伦理规范”中，spj《伦理规范》（1996）也仅仅零星地表示了“让无声者发言”、“不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族群、地域、性取向、残疾、容貌与社会地位持有成见”、“对可问责的有权势者保持警惕和勇气”等内容。

《新闻规约》（1922）最后两款表达了我们所说的新闻道德毋伤害原则。这种伤害既是指错误的事实或评论对新闻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指对隐私及私人与公众情感的伤害。不过，错误的事实和基于错误事实的评论已经有悖于报道真相的道德要求，因此而来的伤害就不仅仅是毋伤害的问题。毋伤害原则主要是隐私、妇女儿童作为新闻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以及新闻品位的问题。《规约》把新闻品位上的庄重看作是一个与人类“普遍善”（general good）有关的严肃问题，热衷于叙述犯罪与恶习的细节在《新闻规约》看来就形成了对公众感情与人类普遍善的伤害。隐私成为基本人权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迟至1890年，隐私权的概念才由美国两位律师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撰文首次提出来，而他们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正是因为媒体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侵扰：报纸充斥着对两性关系细节的详尽描写，充斥着只有侵入家庭生活才能取得的各种流言蜚语式的新闻。两位作者要求制定普通法“确保个人才有权决定可以向别人传播多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情绪。”(warren，et al.，p.198)但这种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却很少获得支持，1931年美国第一例有关隐私侵犯的民事诉讼中，法庭甚至认为，“在新闻和新闻事件的传播中并不存在”隐私权（see zeleny，p.106）。目前的司法实践往往着力于限制获取新闻过程中侵犯私人生活空间的行为，但对于报道、传播从公开场合获得的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司法实践往往并未加以限制。因此，尽管不少人认为侵犯隐私应该是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但实际上隐私问题更多的只能依靠新闻人的良知或者说道德信仰加以调节。

在成文新闻“伦理规范”及在法庭、受众申诉、媒介批评等涉及新闻道德的批判或辩护所使用的话语中，并不仅限于我们认定的这五种新闻德性，其它如客观性原则、公众知晓权、应知需要、公共利益等表述也一度被认为是甚至目前依然被认为是新闻伦理基本原则，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应该被称为我们所界定的新闻道德。客观性实际上仅仅是专业主义新闻理念盛行时代的产物，社会责任论等观念对专业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已经终结了客观性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历史，当代的客观性话语已更多地沦为媒介效益原则的某种策略仪式。公众知晓权及其更精确的表达——知的需要（the need to know），也包括公共利益原则，之所以不能被接受为新闻道德，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具有正当性，或者没有被准确表述出来，而是因为它们实质上并非新闻或新闻媒介的内在价值。伦 理学 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就拒绝把公众知晓权作为可疑行为的伦理论证依据，并将其称为“华丽的废话”（rhetorical nonsense）。她认为，有关公众知晓权的真正伦理问题是论证它何时、如何具有了正当性（bok，1982：p.254）。在一定意义上讲，公众知晓权是新闻或媒介价值主张的诉求对象或论证依据，不管这一对象是否具有独立的论证功能。因此，在知晓权或知的需要与公共利益进行伦理论证的地方，可以说都能用上述五种新闻道德原则加以论证。而且，正如pcc“实践规范”（2007）称“表达自由本身就具有公共利益”时所表现出来的，知晓权或应知需要、公共利益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阐释与论证的表述，对它们进行论证与论证上述五种新闻德性一样，涉及到人的个体性、社会性、人的认知能力与民主政治等更为基础而复杂的话语体系。

（未完）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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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ink,conrad c.（1988）.media ethics：in the newsroom and beyond. new york: mcgraw-hill.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7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査对象

以延边大学临床学院2011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麻醉学、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共305名，男生151名，女生154名；临床医学专业176名，预防医学专业24名，麻醉学专业75名，口腔医学专业30名。共发放问卷305份，收回262份，有效问卷262份，总收回率85.9%，有效率100%。

1.2问卷设计

调査问卷设计参考了潍坊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W的调查问卷，并采用德尔菲法征求专家意见予以修正，最终确定调查问卷。

1.3调查方法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教师发放，学生逐项填写后收回。调査内容统一录人Excel表进行统计。

2.调查结果

2.1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一般性认识

在学习医学伦理学之前，29.0%的学生了解这门课程，71.0%的学生不了解这门课程;对于医学伦理学的开设，72.2%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21.6%的学生认为可开可不开，只有1.2%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还有5.0%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性质，10.5%的学生认为是政治理论课之一，与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的部分内容有重叠，78.4%的学生认为是职业道德课，关注医德医风，提高医学生的道德修养，8.6%的学生认为是一般伦理学理论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2.5%的学生不知道其性质;对于课程开设时间，37.7%的学生认为应在通识教育阶段，30.2%的学生认为应在医学专业基础课阶段，13.0%的学生认为应在临床课阶段，19.1%的学生认为应在临床实习阶段;对于学时,45.7%的学生认为应少于20学时，37.0%的学生认为24学时，9.9%的学生认为36学时，7.4%的学生认为48学时。

2.2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态度

对于医学伦理学，10.5%的学生表示很感兴趣，41.4%的学生表示感兴趣，42.5%的学生认为一般，5.6%的学生认为没兴趣；对于学习内容，23.5%的学生认为很难，28.4%的学生认为较难，33.3%的学生认为有点难，14.8%的学生认为一般；学习主动性上，8.6%的学生十分主动，29.0%的学生比较主动，44.5%的学生一般，17.9%的学生被动；对于课程结束之后会怎样对待医学伦理学，31.5%的学生回答学完考完就行了，6.2%的学生回答学过之后在校期间继续学习，61.1%的学生回答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仍要继续学习，0.6%的学生回答作为自己专业继续学习。

2.3对教学质量的评价

对于教学形式，12.3%的学生认为应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34.0%的学生认为应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35.8%的学生认为应课堂理论讲授与医疗实践教学相结合，17.9%的学生认为应以社会热点伦理难题讨论为主；对于教学的重点，9.9%的学生认为应是理论伦理，75.3%的学生认为应是临床伦理规范，14.8%的学生认为应是生命伦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4.8%的学生认为是教材质量不佳，11.1%的学生认为是教学质量不高，19.8%的学生认为是课程安排不合理，54.3%的学生认为是学生重视不够；对于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5.6%的学生认为完全掌握，24.7%的学生认为大部分掌握，55.5%的学生认为只掌握了一部分，14.2%的学生认为基本没有掌握；对于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84.6%的学生认为教师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14.2%的学生认为部分完成，1.2%的学生认为没有完成。对于教学建议，9.3%的学生认为应加强多媒体教学，84.5%的学生认为应加强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案例的结合，1.9%的学生认为应提高教师专业水平，4.3%的学生认为应改进教学方法。见表1。

2.4对学习医学伦理学作用的认知

关于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德修养的影响，27.8%的学生认为提高作用明显，45.0%的学生认为有较大提高，25.3%的学生认为有一定提高，1.9%的学生认为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德修养没有影响；对于学习医学伦理学的最大收获，16.7%的学生认为是学习了医学伦理学理论，37.6%的学生认为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德修养有帮助，25.3%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医学问题的伦理认知能力，20.4%的学生认为获得了运用医学伦理学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3.讨论

3.1将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生必修课程开设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在校教育重视不足，大部分医学生在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之前不了解这门课程，学习主动性较差，认为课程内容偏难。然而，医学伦理学是以医学道德价值为研究内容，探索医学道德运动规律、阐述医患关系道德、跟踪并探索医学科学发展提出的问题，并提出医学实践活动主体的道德修养途径。在本次调査中，医学生经过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掌握了课程内容，了解了这门课程的性质，认识了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并认为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仍有必要继续学习，其教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医乃仁术”的学科本质、“大医精诚”的职业使命、“具备综合素质”的时代要求，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完善知识结构、成为合格医学人才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程。因此，医学院校应重视医学伦理学课程，将医学伦理学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

3.2合理安排医学伦理学课程

国内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多安排在基础教学阶段，与临床实践脱节，学时偏少，不易达到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影响教学效果。本次调査中，多数学生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开设在临床课阶段之前，学时不多于24学时，教学重点以临床伦理规范为主，教学中应以课堂理论讲授与医疗实践、案例分析相结合，表明医学生具有明显的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掌握临床伦理内容的意愿。延边大学临床学院医学伦理学课程安排在第八学期，为32学时，虽然可以为医学生进人临床实习之前培养处理医疗实践中临床诊疗、医患关系、医际关系等伦理问题的能力，但因学时偏少，虽由具有临床T作经验的专职教师授课，但仍很难推进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案例分析不够深人，不能使医学生真正领会学习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意义，不能真正实现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学目的。

3.3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本课程的教学，大部分学生认为完成了教学目标、掌握了教学内容，对教学质量给予了较好的评价，肯定了本课程的教学，但在教学方式、课堂气氛、使用肢体语言等方面有待于提高。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要根据目前国内使用的教材，制定符合教学目的的教学计划，做到重点突出，学时安排合理。充分应用多媒体技术，提高课件制作水平，使课件的理论描述、抽象概念、历史事件、案例等可视化，克服课件形式单一的缺陷。在授课时，改变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不再由教师机械地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而是尽可能引用案例讲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增加实训内容，如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应用的案例分析、四原则运用中的冲突及调适规则、知情同意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医疗活动中隐私的范围及标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运作规程等，充分调动学生，使其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活跃课堂气氛。

3.4医学伦理学有助于培养医学生医德修养

大学时期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医学教育过程中，重视医德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够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医学人才。本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德修养的提高有影响，认为学习医学伦理学对医德修养有帮助，获得了运用医学伦理学理论分析事物的能力，结果与黄丹华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医学伦理学在医学生良好医德养成、医学伦理决策能力形成方面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

4.结语

医学伦理学是在医学生培养中必不可少的课程，在医学生医德修养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合理的教学安排。通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充分调动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达到医学伦理学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学目的。

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篇8

关键词：新闻伦理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实践

一、新闻伦理不仅存在于新闻采访，同时也存在于报道编排；不仅体现在事故、灾难等事件类新闻，也体现在深度调查类报道、评论、时政报道、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甚至广告等多个领域。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这些行为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为“抢时效”，不做调查核实，跟风报道一些“突发事件”“热点新闻”，结果被证明是虚假新闻，甚至是谣言。如今年6月山东滨州“农民电死外星人事件”，很多媒体的法人微博纷纷转载，但很快被证明是虚假新闻。类似案例比比皆是，中招的不乏一些权威、知名媒体。

二是为“抢镜头”，不顾客观实际，干扰抢险救援等紧急行动。这样的情景在抗震、抗洪等救援一线、煤矿爆炸现场等屡见不鲜。

三是为“抢独家”，不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特殊人群的权益，甚至侵犯公民隐私。今年S月，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件发生后，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有的媒体在报道时不仅不顾及受害人的情绪和隐私，反而下气力挖掘所谓的细节，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精神伤害。

四是为“抢音量”，超越法律法规底线、宣扬偏颇的、错误的观点。在厦门陈水总纵火案、北京首都机场冀中星爆炸案的报道中，有些媒体的评论不够窖观理性公正。有的甚至把矛头、责任完全指向政府。

五是为了“抢眼球”，违背公序良俗，格调低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南方某报不久前刊登的一幅整版以“小三”口吻策划的商业广告，被很多网友斥责为媒体为了赚钱已经变得无节操、无底线。广东省工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七条关于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紧急叫停了这组低俗的系列广告。

如果只从专业角度看，“抢时效”“抢镜头”“抢独家”“抢音量”“抢眼球”无可厚非。然而，从新闻伦理的角度来看，为“抢”而“抢”，往往就会失当，引发不良后果。

二、新闻伦理建设的滞后，反映了业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功利思想，根子在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退位、缺位、不到位。在新媒体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加快转型的语境下，新闻伦理正在成为全行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一些媒体难免“新闻利益第一”，忽略新闻伦理，忽视人性关怀。尤其在新媒体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加快转型的语境下，新闻伦理正在成为全行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2009年，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决抵制格调低俗、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维护采访报道对象的合法权益，尊重采访报道对象的正当要求，不揭个人隐私，不诽谤他人”“维护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注意保护其身心健康”“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等，为我们构建了中国新闻伦理的基本框架。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诞生，也为我们敲响了网络传谣的警钟。今年8月10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网络名人达成共识，提出要共同遵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此后召开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发出倡议，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都应坚守“七条底线”。

三、明确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好比建造一座房屋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本框架之下，不同媒体应该结合各自的新闻理念，制订更加细致丰富的伦理规范细则。把新闻伦理建设贯穿到大学教育和岗位教育，才能为新闻实践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保证。

作为一名长期在新闻报道一线工作的媒体人，笔者感到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至少应包含五个方面：

一是生命至上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人的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佑护生命、抢救生命，无疑是所有行为的伦理准则，新闻工作也概莫能外。实践证明，危难时刻把救助生命放在第一位，能够得到公众的肯定。河南电视台女记者营爱文在采访一起儿童落水事故时，看到救护车还没到现场，就不顾一切给孩子做人工呼吸，这一幕被同行的记者拍了下来，感动了无数人，人们称赞她是“最美女记者”。

二是依法依规原则。新闻采访必须要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条件下进行，不能用窃听、欺骗、引诱等手段获取信息，新闻报道不能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世界新闻报》为了获取新闻，多次采用窃听、私闯民宅等方式，特别是对遇害女孩电话的窃听引发公众愤怒。默多克在公开道歉之后，关闭了这张有168年历史的通俗小报。

三是人文关怀原则。对他人（甚至包括动物）的不幸遭遇、困难处境具有起码的同情、关爱和帮助，是人类的良知所在，也是媒体的道义所在。一家受到广泛欢迎的媒体，必定是具有人文关怀情结的媒体。作为河南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媒体，《大河报》对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始终保持着这一准则。今年4月8日，在一版报道火海救母被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倩玉时，值班编辑不忍心看到她体无完肤的惨状，对图片进行了特殊抠图处理，让她躺在“剪影”里。

四是公序良俗原则。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以其通俗化、大众化而深受市民百姓的欢迎，但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低俗、媚俗。不但媒体自身不能猎奇、猎艳，更要对那些伤风败俗、不讲道德的人和事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