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辽宁省非物质文遗产；声像档案；利用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282-02

一、明确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问题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设备不齐全，存在着“一硬一软”的现象。“一硬”是指声像设备数量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工作需要，各企事业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设备有了很大的改善。“一软”是指声像设备管理软件乱和软件不齐全。在有的企事业单位里，一部分软件没人会用，使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有的设备存放在科室或者个人手中，没有合理利用，有的设备使用人员不明确或频繁变动，设备不能有效的利用。从而形成了“硬件硬，软件软”的现状，而且“软”的方面直接影响了“硬”的方面作用的发挥，最终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效率，使其利用效率不高。

（一）认识不到位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管利用不够重视，可能对于重大公务活动和科学研究过程进行了录像、录音和拍照，但是录完拍完后的资料保管和利用重视不够，有的没有得到及时的归档，导致归档数量不全，利用时找不到齐全的资料。

（二）制度不健全

存在无制度或者不按制度执行的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档案部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规定，但有的单位缺乏自己的管理制度和利用制度，有的单位即使制定了严格的利用制度也不完全执行，没有行之有效的保障，出现自由处理的情况。

（三）管理不规范

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无序的问题。一是没有形成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目录，有的和文字资料一起编目录，没能单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资料单独编排目录；二是编排目录格式不规范；三是编排目录的方式不规范；四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缺乏必要的文字说明，标示不明确，录像带、录音带未加技术编辑处理，未配解说、音乐等，没能形成完整的有保存价值的资料。

（四）使用效率低

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完整收集整理妥善保管重在开发以及利用。有些单位资料保管工作做的尚可，但是开发利用做的不够好，没能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作用。

（五）保管条件差

存在资料受损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资料的保管比文字的保管条件要求严格，有的单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和其他的资料混在一起，使其在利用的时候查找非常麻烦。

二、营造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氛围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护意识

人们逐渐明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知道“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概念，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增强保护的紧迫感。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宣传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宣传，是各立档单位乃至全社会的事。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自身的宣传教育作用。使得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不断提升宣传力度，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有广阔平台，并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宣传手段，也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产的保护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逐渐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爱护并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的社会氛围。

（三）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环境

整合辽宁省文艺、曲艺和工艺等网络资源，建立辽宁省非物质声像档案文化网站。建立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扩大公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通过公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代表作展览等方式，鼓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三、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制度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辽宁省应根据声像档案管理规定，逐步制定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制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管理，制定办法，狠抓制度的落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日常保管、借阅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1.编制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目录、卡片等检索工具。档案馆和各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编制声像档案目录等检索工具，配备相应的设备，为利用提供方便。

2.建立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借阅、利用制度，严格审批手续，根据声像档案的机密程度，确定利用范围。

3.具有专利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外单位利用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已移交档案馆的，所得专利收益，原则上应拨给原移交单位，档案馆收取保管费。

4.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原版一般不得借出档案室之外。外单位借用或复制声像档案，由档案室负责办理，并按有关规定收费，实行有偿服务。如在借用中造成损坏，则由借用单位负责赔偿。

四、确保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可持续发展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规划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工作，必须全盘考虑。要科学确立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制定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远景规划，细化每年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使之有效地指导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

（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效率

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是承载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得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微势头。另一方面，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项目，应走向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建立“政府扶持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传承机制，实施辽宁省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的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广泛征集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实物和资料，组织力量编辑出版《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名录详解》，有计划地出版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丛书。

（三）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利用的手段

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录制模式的最优选择与录制标准的最少变动。档案部门主动加强对声像档案音视频文件摄录标准的质量控制和源头干预，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收集积累工作拓展到对摄录器材以及摄录存储介质的挑选和购买，拓展到对摄录人员进行指导与培训，实现音视频文件录制质量与录制格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顺利做好录音录像档案归档保存和利用工作的首要环节。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制作的技术平台，使其在形成之初就能满足当前标准与最新技术要求，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长期存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是全社会共同的目的。近些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开始重视这些濒临危机的文化遗产，这也给辽宁省乃至全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提供了一个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利用得到提高，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得到实现，从而进一步促进辽宁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刘敏.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以德江傩堂戏为例[J].北京档案，2013，（6）.

[2] 杜芳，王松岩.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培育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

[3] 董励华，郑继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C] //闽学与武夷山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4] 李洪喜.以声像档案管理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J].机电兵船档案，2009，6（1）.

[5] 张丽梅.馆藏档案数字化的技术策略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档案资源 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G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79-01

引言

文化遗产中有实物性质的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各类文化遗产如果加以保护，是促进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载体不全、传承者逐渐减少等现象，从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这对于我国的文化延续、历史发展具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在新时期，必须要注重加强各种遗产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各种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很大机遇，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信息时代各种信息的传递越来越便捷、快速，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更多的关注，而且通过媒体平台的引导，使得人们能够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也能为人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相应的平台和渠道，促使人们相互交流与沟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得到拓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集合，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越来越丰富，但由于传统的管理体制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依旧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管理理念不明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应该要对档案管理理念进行明确，档案管理人员应该要知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新时期，对档案管理工作理念要进行创新。当前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档案理念、管理目标不够明确，因此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开发工作受到影响。

2.信息化水平不高。传统的档案管理采用人工管理模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各种非物质文化z产档案数据进行处理，档案不规范、档案丢失等问题时有发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体系和制度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开发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重要任务，在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要按照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开展工作，但是当前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在档案工作中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标准，使得各种档案资源不够统一，在档案管理过程中也出现较多质量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管理开发策略

1.广泛收集，摸清底细，形成名录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而言，对各种档案进行收集整理是基础性工作环节，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收集整理的时候，必须要广泛收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普查的方式，对具有档案价值的实物、文献、音像资料等进行收集和整理，从而摸清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情况，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形成相关名录，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同时，在普查的过程中还能发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例如一些语言类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通过传承者进行文化传承，在民间普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述者、传承人、表演者，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开发，挖掘出更多有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普查、收集工作十分复杂，而且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必须要长期坚持，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更不能漫无目的地盲目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历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任务进行设计，开展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收集整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工作逐渐深入，再调整方案，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水平。例如可以针对某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综合调查与收集，也可以针对某一类文化艺术形式进行档案收集，针对某种习俗、某类传人的档案资源进行收集，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收集过程中的常见方式。

2.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2.1建立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保存。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发展也越来越深入，而且数字化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防止文化遗产丢失，则必须要加强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资料的保存，借助信息技术，扩充数据库容量，并且在各个地区加强数据库技术的应用，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强对民族文化数据库的完善，对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及时更新，确保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并且能够通过数据网络的传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避免其因传承人死亡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失传，提高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

2.2搭建虚拟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更是对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弘扬的过程，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真正发挥出文化教育、历史文化传承功能。应该要加强对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展示，借助信息化加护可以构建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融合虚拟现实技术、动漫技术、音视频技术等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数据、文字信息，虚拟博物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示更为生动、形象，而且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了对外宣传、展演，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例如当前有的地区已经加强对虚拟博物馆的应用，配备相应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设备，人们只需要通过操作电脑就可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详尽内容，并且可以配合音频、视频解说，各种影像资料的融合可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展示更加详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

3.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体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应该要不断健全、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对各类文化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有更加全面的认知，用现代化管理意识对档案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模式进行规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产生的档案资源越来越多，为了促进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要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形式进行规范，统一档案的格式，从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对各类档案进行分类利用。第二，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要与其他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联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文学教育价值等进行开发和利用，从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能真正发挥作用，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积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推进。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要加强对各类遗产档案的收集、整理，并且要积极加强对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积极推行信息化管理模式，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韩英，章军杰.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J].档案学通讯，2011（05）

[2]赵勇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J].卷宗，2016（01）

[3]何永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的几个问题[J].兰台世界，2008（20）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3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对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42号）和《*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甘政发[*]48号）精神，切实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就加强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有举世闻名的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包括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在内的敦煌艺术；有以瓜州锁阳城、敦煌玉门关、阳关、金塔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为代表的古城遗址；有分布在全市7个县（市、区）的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的200多处4万多座古墓葬。还有遍布于全市各地的古郡重镇、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流沙坠简等文化遗存。全市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28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保护单位60处；全市有馆藏文物41100多件，其中珍贵文物1004件，一级品152件。同时，*有着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宝卷、敦煌小曲子、*民歌、*地蹦子、阿克塞哈萨克阿肯弹唱、夜光杯制作工艺、肃北蒙古族民族服饰、马具制作、乐器首饰加工以及剪纸、刺绣、编织等，其中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3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项。*又是恐龙生存过的地区之一，据考证有十余种不同恐龙化石遗存和百余种动植物化石遗存。这不仅是我市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瑰宝。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整体风貌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等违法犯罪活动还没有完全遏制；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濒临灭绝；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现象仍有发生。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贯彻落实"*"重要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项目管理、建设为载体，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的原则。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行政执法力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到2010年，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成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专门管护机构、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四有"工作；基本建成全市文物资源信息数据库；到2015年，基本消除全市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使全市博物馆文物展示和保存条件有较大改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到2015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符合*市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基本形成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使我市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三、完善保护体制，创新保护机制

(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有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要通过整合资源、优化结构，不断发挥在文物保护中的主体作用，文物遗存较多的县（市、区）要加强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大力鼓励、扶持民营博物馆和专题性博物馆建设，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办馆的格局。

(二)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精品实物和资料的征集、保藏、展示、研究工作。

(三)努力探索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制。各级政府要研究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努力探索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机制，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投资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格局。

四、夯实文物保护基础，不断提高文物保护工作水平

（一）全面掌握文物资源情况。我市是文物资源大市，准确、全面地掌握文物资源家底，有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实现由文物资源大市向文物保护强市转变。在馆藏珍贵文物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基础上，要总结经验，结合即将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逐步组织开展全市馆藏一般文物和野外文物的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建立和完善全市文物资源数据库。制定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二）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保护。各级政府要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的保护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对文物古迹、代表性建筑等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载体进行调查、认定和抢救性保护，特别是在旧城改造拆迁、重大工程建设上要注意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文物古迹、代表性建筑加以保护。要落实和明确所在地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切实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积极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申报工作。

(三)加大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力度。统筹规划，集中资金，抓紧实施一批文物保护重点工程，排除重大文物险情。认真做好濒危珍贵文物抢救、维修工作，对濒危珍贵文物要及时进行抢救和维修，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和处理。有计划、有重点地立项完成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抢救维修任务，使我市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保护。要严格工程管理，把好工程队伍资质关，建立健全各类技术规范，确保文物保护重点工程质量。

(四)完善有我市特色的丝绸之路博物馆体系建设。配合甘肃特色的丝绸之路博物馆体系建设，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原则，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重点扶持建设特色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陈列展览水平和安全防范能力，改善藏品保存环境，真正按照"三贴近"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五)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重大建设工程要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并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落实各项保护措施。文物、建设、规划、交通、水利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和协调，配合做好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如发现文物要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及时报告文物管理部门，并配合开展调查保护工作，待文物得到妥善处理后再进行施工。对不按照要求进行项目审批和在施工中发现文物不及时上报，擅自挖掘造成文物损坏的，要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整顿规范文物流通领域秩序。文化、文物、公安、工商、海关等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协调合作，严厉打击文物走私等犯罪活动，整顿文物流通市场；积极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物流通机制。

（七）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坚持既有利于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防止以开发的名义对文物造成破坏。在开发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时，必须有合理的保护规划和措施，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发利用。

五、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防范工作

积极推进我市文化遗产保护法制进程，制定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各级文化、文物部门要加强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重点追究因而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单位或个人的法律责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文物管理部门要把文物安全防范工作放在首位，层层签定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把文物安全的责任落实到人，对文物安全情况要定期进行检查、登记，尤其是对野外文物保护单位要经常进行检查。公安部门也要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整改，通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采取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消除不安全隐患。

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一)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分级实施。要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和濒危程度，参照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指南》，分级、分类制定普查工作方案，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要运用文字、音像、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分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二)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各县（市、区）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根据《*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抓紧制定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提出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分步实施。

(三)分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严格按照国家和省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标准，经过科学论证和认定，建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筛选，经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部门联席会议审核同意后，由市政府批准、公布。县（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参照市级代表名录论证筛选办法进行确定，由县（市、区）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

(四)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同级政府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传承民间艺术、技艺。对年事已高、生活困难的代表作传承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资助他们开办"讲习所"或授徒，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后继有人。在非物质文化形态保存较为完整、特色鲜明，并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要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变单一保护为全面保护。要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的创建活动和民间艺术大师的评选命名活动。

七、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统一协调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困难和问题。县（市、区）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议事协调机构，统一协调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市上将逐年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各县（市、区）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到位。

（三）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根据我市野外文物众多，文物保护工作量大、面广的实际情况，文物分布多的县（市、区）要成立专门的文物管理和执法机构。对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要成立文管所（站）；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要成立文物保护小组或有专人进行管理。

（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专门人才。进一步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环境，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积极引进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人才。积极拓宽培养渠道，通过派出去、请进来和举办培训班等办法，加大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力度，逐步建立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队伍。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应赋予非遗传承人自愿传承的权利。因为自愿是非遗传承人主观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是其自的基础。只有出于自愿，非遗传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效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此权利，关键是政府，即在实践中政府和其他组织应充分尊重非遗传承人的自愿传承权利，做到是否传承完全出自非遗传承人自主决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其他违法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其保护职责，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这项权利。自主决定传承内容与方式。在自愿传承的基础上，非遗传承人还应享有自主决定传承内容和选择传承方式的权利。非遗传承人可根据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传承哪些内容、不传承哪些内容。对此，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得横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讨、研究等其他辅助方法引导传承人对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删选，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传承内容，保证传承质量。此外，在传承方式上，非遗传承人还享有选择权。非遗传承人可自主选择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可选择现代“培训班”的方式，甚至是“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法律均许可。获得资助权获得资助权是指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励的权利。政府应提供传承活动所需的场所、条件，创设有利于传承活动的环境，给予优秀者精神上的鼓励。为此，非遗法第30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场所、必要经费、支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文化部45号令第12条也出台了相关具体规定。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义务的形式客观上承认了非遗传承人应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实践中，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权已获得了部分落实，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从2011年开始，对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资助从原来的8000元增加到1万元[6]。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权利，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权，而某些传统药物、自然成分及组合也可经过申请获得专利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要义务传承是传承人的权利更是义务。非遗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艺术、历史知识，更是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传承人必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非遗法第3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需承担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四项原则性义务。同时，为督促非遗传承人认真履行义务，该法条第2款还创造性地规定了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或确实无法履行规定义务时，文化主管部门可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其他人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法条改变了原来非遗传承人“终身制”的规定，标志着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重心由“申请阶段”转入到“管理阶段”，是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体现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趋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此，应确立“以政府扶持为基础，以非遗传承人为主导”，充分发挥传承人能动性的“造血型”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这点，我们可考虑引入“利益分享制度”。“利益分享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新经济观基础上的经济管理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构建经济个体与社会整体在利益分配上的比例关系，鼓励每一个经济个体去努力追求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能够持续增长[7]。这种制度承认非遗传承人在发展上的客观物质需要，体现其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合理动机和基本诉求，能从根本上调动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这种制度还可以合理分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不断调整、平衡各方权益，使经济个体在各自适合的位置上“各尽所能”，最终确保非遗传承人既得利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均衡、和谐发展。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唯一合法主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科学认定、确定其法律地位、明确其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仅是法律保护非遗传承人的开始，随着非遗法等专门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法律保护将更加系统、全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5

一、规避非遗的过度产业化是非遗保护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非遗产业化作为非遗保护与发展工作中的一种手段与途径无可非议，它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供给，甚至是提供了一种自我循环、自我发展的良性造血机制。对非遗产业化的简单否定不符合当前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现状、诉求及规律。当期需要规避的是非遗产业化的“越界”问题，即非遗产业化背离了促进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宗旨，走向了单纯发展产业化，以产业经营绩效、产业规模为评价指标的发展歧路，甚至是以稀释、伤害乃至牺牲非遗的物质形态与文化内容来谋取经济利益。比如非遗产业化侵蚀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随意曲解非遗的文化典故、精神意蕴等，对非遗内在文化基因及精神脉流造成伤害；随意对非遗进行现代化改造、复制与规模扩容，造成原始非遗物质形态的破坏，把独占性、特色性的非遗手工艺简单扩充为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借扩大影响之名伤害到非遗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命脉”，忽视现实承载量，不设门槛，盲目扩大参观人流量，造成非遗难以承受人流、物流之重；个别非遗成为部分群体“圈养”的“私家庭院”，成为他们举办私家娱乐活动的场所，满足他们浮夸的文化心理，却从本质上改变和诋毁了非遗的性质及价值。非遗的过度产业化对非遗的物质形态及文化内涵造成了直接的伤害，严重影响到了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这已经成为当前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非遗过度产业化问题的解决思路

非遗的过度产业化问题成因复杂。既有文化市场内在发育、产业竞合格局自我调适、文化市场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相对欠缺问题，也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遗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监管与引导不力的问题，它深刻附着了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追求享受、崇尚金钱、利益至上等多元价值观念交错滋长的烙印，是新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进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前解决非物质遗产过度产业化的问题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凭借市场的力量，通过发挥市场的自我感知、自我调适、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功能，实现正向发展力量对非遗产业化进程中越界、过载行为的扭转与规制，并以市场化的机制与手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比如非遗过度产业化中所呈现的简单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复制特色手工艺产品的问题，虽然在初始阶段可以凭借外在的形式类同获得市场青睐，为机器化生产、规模化发展提供市场空间，但在市场的深度接受过程中，机器化生产过程中所灭失的手工艺技艺对细节的打磨，特殊技法背后所孕育的文化风俗特色因子等越来越会显示出其对非遗产业化的内在支撑力。失去了特殊技艺及文化内涵的“类非遗”“机器化”产品将迅速被市场所排斥。这种市场发展的必然反映及内在规律促使相关企业在非遗产业化进程中更好地注重对非遗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发扬，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行。正向产业的力量，市场的无形的手趋导着非遗产业化的方向、质量、内容与速度等。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的反映及导向规制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市场经营主体发现非遗过度产业化的危害并加以整改时，往往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对有些不可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将面临沉重的代价。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则等仍有待完善，市场作用的彰显仍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在政府行政决策推进非遗产业化的背景下，市场的力量的发挥将受到更大的局限。二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属性，将其从一般的文化资源开发中区隔出来，放弃市场化运行机制与体制，将非遗产业化严格纳入政府决策议题与监控程序。比如对非遗产业化项目的审核、产业化的方式、规模、运行机制、绩效评价等进行严格的行政规制。依托相关非遗专家、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产业化的步骤、细节等进行微观掌控，建立常态化的动态监控系统，将潜在的过度化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优点能够有效掌控非遗产业化的实施路径，深入落实政府对于非遗产业化的政策意图，实现可观、可控、可治，将非遗产业化的风险因素化解到最小。其缺陷是栓塞了市场资源进入非遗产业化的通道，切割了非遗与市场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产业化的实施平台，消减了非遗产业化的内在动力。第三种模式是有限管制与有限市场的结合，实现政府有效指导下的市场运行模式。非遗产业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逻辑应该与公益性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即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要素的引入、市场动能的激发、市场环境的营造、市场空间的拓展，但必须将市场严格纳入到政府调控的范围中，紧紧围绕“有助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议题，隔离反向作用因素，确保所有市场功能的发挥都服从与服务于这个主题。将市场从“主导力”、“指挥棒”的角色转化为“要素与资源的供给平台”，最大化地发挥好“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两种手段的功能与作用。当前，第三种模式是有效规避非遗过度产业化风险，趋利避害，实现非遗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原则及治理机制

一是即行阻隔原则。非遗产业化和其他产业发展一样，经历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具有自我发酵、自我延伸效应，产业发展进程中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有些非遗项目在产业化进程中还涉及到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入，涉及产业整体定位及对外形像建构等。面对非遗产业化进程中的越界行为，不能采取渐进性阻止或者包容性处理的办法，防止越界行为的持续发酵、不良产业效应的持续延伸，甚至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将过度产业化变为合理化、常态化。对非遗过度产业化行为，必须本着社会效益至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至上的原则，立即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措施加以果断制止，不留任何越界行为的后续施展空间。

二是综合处理原则。非遗产业化与区域旅游及文化市场的开发密切相关。非遗开发热，非遗过度产业化同样会累及服务业中介体系建设及配套环境营造、土地供给及文化投融资权益保障乃至基本建设的布局设计等，涉及多种要素、各个环节。所以在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中，必须始终坚持综合处理的原则，着眼全局，有效平衡非遗产业化所涉及的资金投入、土地使用、人员用工等方面的问题，尊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努力形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使问题的解决与各个利益主体人接受度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强调的是，综合处理原则的建立旨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全局层面把握关键与疏通矛盾，形成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它并不排斥在具体工作推进过程中，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建立梯级推进的路线图。

三是区别对待原则。非遗产业化项目存在多种形式，非遗过度产业化危害性质与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于严重损害文化古迹、文化遗存、恶意曲解乃至低俗解读非遗文化内涵的行为，要在立即制止的同时追究有关当事人及领导的责任，并责令其澄清影响，最大限度地恢复原貌，减少损失，要严格禁止出租非遗场所举办会所、从事商业活动行为。对于一些复制非遗历史古迹、借用非遗品牌，机器化、规模化生产“类”非遗产品的企业，则要严格规制其产品宣传界限，向受众讲清其产品性质，避免“类非遗”产品的蜂拥消减非遗的文化内涵、折损非遗的品牌效应。对于一些游离在合理“产业化”与过度“产业化”临界点的经营行为，要积极加以引导与管理，防微杜渐，花最小的代价避免问题的发生。

在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中，要建立相关职能部门联席工作机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或者协办抄告单的方式。由政府文化部门牵头，国土资源、财政、人力资源及劳动保障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协商解决非遗过度产业化所引发的问题，兼顾彼此工作内容与节奏，提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文化部门是治理非遗过度产业化的主体，负责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非遗过度产业化的跟踪、监控、治理及善后各项工作，具体可以责成文化部门某一职能处室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承担该项工作。

要建立健全非遗过度产业化治理制度为契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系统化管理制度。要明确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制度。一是厘清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非遗过度产业化案例的定性依据及标准，通过标准的确立，更好地分析现状、厘清问题性质、增强预警效用。二是建立非遗过度产业化的预警、监控、处罚机制，明确预警的标的物内容及采集方式、监控的手段与方式、处罚的标准及内容等，做到各个环节层次相叠，处罚执法有据。三是明确非遗过度产业化疏导与解决机制。即探讨以怎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过度产业化状况，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最大地消减风险，减少不良影响，更好地趋利避害。在这里，尤其要重点强调前置管理机制的运用，努力将问题解决在“未发”或“萌芽”状态。比如要强化审批环节，对非遗产业化项目实行“一案一审”，尝试发放牌照制度。通过非遗产业化经营主体定期报送经营动态数据及预防过度产业化专项指标内容，文化主管部门不定期走访与抽测、群众及社会监督的方式对非遗产业化进程进行实时监控。根据不同的违规状况及潜在违规风险，予以不同层级的警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6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问题；对策；改革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构成。我国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搞好文化遗产管理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和利用，这是现代文化遗产管理藉以实现其目的——文化遗产价值最大化的两种基本方式。保护，就是要尽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避免或减少主客观因素对文化遗产的损坏以及积极寻求让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行为。利用，是指让社会各方享用文化遗产所内含的教育、学术、休闲等方面的价值。然而，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乱象环生，问题不断，亟需加以研究和解决。

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其一，保护工作远未到位。一是不断有列入保护名录的文化遗产遭到肆意破坏——如浙江镇江拆毁考古意义极大的宋、元时期粮仓和云南大理拆毁州级文物唐代古城墙“龙首关”即是典型。二是文物损失严重。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以来，原登记在册的文物至少已消失30955处，占原登记总数近1/7。相当于每年消失1822处。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文物保护让位于基建。[1]三是存在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或濒临失传的情况。仅就笔者的了解看，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消失得非常快。此外，山东琴书、杭罗织造技艺、富阳竹纸技艺、云南傣族贝叶经制作技艺等，则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其二，利用方面，片面利用和消极利用现象并存。文化遗产的价值本质在于“文化”——可以用来作为教育、学术研究的载体。但在人们日益热衷于“文化旅游”的背景下，文化遗产拉动经济增长的价值空前增大。应该说，在不损及文化遗产传承的前提下，将其经济价值予以开发利用，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应该鼓励。但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所谓利用，过于偏重其经济效益，甚至实际上只追求经济效益。比如，近年来所出现的许多所谓“过度开发”事件，以及时下诸如重申报、轻保护，有利可图就争报乱报（如时下的名人故里之争）、无利可图就不管不报等现象，就都既是片面追求文化遗产经济效益的重要表现，也是其所导致的恶果。消极利用现象则主要是许多地方存在博物馆、文物馆、文物等要么对公众开放不够，要么开放走形式现象。此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尤其是相关管理者的现代文化遗产价值意识欠缺。上述利用方面的问题，造成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很大的浪费和破坏。

二、我国文化遗产管理问题的原因

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一般有三个：管理制度、人和生产力。这是因为：现代管理的基础手段是制度，管理制度是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直接的、关键的原因；任何管理实质都是人管人，并且，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并贯彻的；制度也好，人也好，根本上又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导致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出现上述严重问题的基本原因，同样也是这三个。

（一）制度原因

成功的管理，除了方向、目标正确之外，还要有必要的投入以及对投入的有效使用。不消说，在现代社会，这是经由制度安排来实现的。我国文化遗产制度的建立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到现在，其基本内容是：文化遗产主要属公有，管理经费主要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实行“条块分割”的多重行政型管理体制，即文化遗产既要受到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属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之列的“风景名胜区”与“历史名城”）等的部门管理，还要受到所属地方政府的管理；遗产管理职责基本上就是负责遗产保护；对遗产管理绩效的评估主要以遗产研究成果为标准。这一制度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导致经费非常短缺。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2005年仅不可移动文物的登记数量就达到40万余处。由于近年来文化遗产内涵不断缩小等原因，这个数字到2010年已升到80余万处。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由公共财政承担经费的方式已经陷入困境。这里兹举两例加以说明。之一。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介绍，2006年，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约7.2亿元左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2351处，但7.2亿元仅用来保护修缮其中的长城和大运河这两处就不够。但这还是文化遗产经费连年翻番的结果[2]！再以甘肃省为例。甘肃2010年有文物单位3418处，但每年固定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100万元，平均每单位只有292.5元[3]。经费缺口过大，正是文化遗产管理出现各种问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二是效率低下，即相对于投入的人力、物力而言，文化遗产管理成效偏小。条块分割、多重管理的最大弊端在于常常难以整合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管理目标（前者强调遗产保护、后者关心地方经济利益），从而，既难以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对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往往要么是消极配合，要么是积极从中寻求利益，又会导致文化遗产管理人员的实际工作往往要么两头应付，要么偏向地方当局目标。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地方政府把文化遗产当成经济项目过度开发，以及文化遗产管理人员对工作不负责的现象，很大原因就在这里。三是面向公众的遗产服务(即教育使命)的重要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国际遗产界普遍认为，在文化遗产事业的三大使命（保护、研究和教育）中，“教育应是博物馆的基础和核心的功能，否则它将会在下一世纪失去赖以生存的一席之地”[4]。然而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由于职能定位上一直偏重遗产的保护（近来才认识到应是“传承”），绩效评估方面则偏重遗产研究（看重专家意见），造成文化遗产单位不重视向普通公众开放，不关心文化遗产教育价值的实现。随着现在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享用的要求空前提高，解决这一问题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人的素质方面的原因

很明显，国人价值观上过于功利、思维方式片面，以及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尤其是现代文化遗产意识相当欠缺的问题，也是造成文化遗产管理问题的因素。当然，相对于既成的制度，人的影响是次要的，如制度科学、完善，则人的不足基本可以克服。

（三）生产力原因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种种问题，说到底与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有关。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够，许多地方的人民对于文化遗产的经济动机才这么强烈，同时，也使得国家拿不出足够的管理经费和管理人手。可以说，生产力是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

三、解决我国文化遗产管理问题的基本对策

一般来讲，找到了原因，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如上文所述，那么解决文化遗产管理问题的基本方向、路径就是：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开展科学发展观、法治意识尤其是现代文化遗产意识教育；改革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由于管理制度是影响管理质量、效益的直接、关键的因素，因此本文只着重对我国文化遗产制度改革作些简要分析。

第一，探索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改革，应充分、适当借鉴欧美国家相关成功经验。这是因为，首先，迄今为止，我国文化遗产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欧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了被表征为“私化”(privatization)或“去国家化”(désétat isat ion或denationalization)的文化遗产制度改革——其共同的基本取向就是试图通过将遗产单位改革为非营利机构，并由主要是具现代公民意识的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 PO)参与遗产管理事务，以达到既能确保遗产经营的公益性质，又可确保遗产经营、服务质量[5]。到今天看，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其次，我国既有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如上述）与面临的遗产管理问题，都与欧美传统文化遗产制度基本相似（一是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二是效率都相当低下；三是遗产的公众享用(即遗产服务)的重要性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又一定要看到，欧美与我国国情有诸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己方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其国家财政支持力度较大；己方有我所没有的成熟的非营利制度（一种既能在市场中运作，又是非营利性的介于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制度形式）；己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熟远非我们能及；等等。因此，借鉴西方相关经验，还一定要注意结合我国实际，不能再犯之前医疗改革、房产改革、教育改革中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验盲目套用的错误。

第二、要保证文化遗产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是应坚持文化遗产的公有制。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问题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实行公有为主，其改革虽实行了所谓的“私化”，但主要是经营权和经营制度层面的私化，并没有根本改变文化遗产的公有主体状况。究其原因，一是文化遗产来源具有公共性，只有实行公有制才公平；二是公有制最有利于传承。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更应该坚持文化遗产的公有制度。一是要坚持文化遗产事业的非营利管理。经营管理的非营利性质，是文化遗产公有性质的真正体现。由于经费短缺和利益驱动，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将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大肆牟利的情况。与此相呼应，理论上也有人抛出了将遗产经营权向旅游部门转让的所谓“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在遗产单位实施“一套班子，两种制度”的主张，不难看出这些主张的实质都旨在营利，要坚决予以反对。

第三，我国文化遗产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有充分经费保障的、有较高效率的、能适应当代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的遗产管理制度。如前所述，这一目标既是对我国既有文化遗产管理制度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回应。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经营权、经营制度改革方面做文章和寻找出路。西方各国的经验是：继续保持政府的财政投入，同时部分转让经营权给非营利的公、私方机构以市场方式运营，政府主要只负责总体规划和监管。这样，经费来源除了既有的政府投入渠道外，还有来自社会的注入（作为经营主体的成本注入和捐赠等），此外，由于采用市场方式，经营收入也大有增长。从长远看，这种非营利制度也是我国文化遗产制度改革的核心取向。但现在由于我们的非营利制度、机构以及公民意识、现代文化遗产意识都远不及欧美成熟，因此，这种做法我国目前还不能直接照搬。但目前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变革。一是根据遗产等级和遗产产权性质的不同，适当变革原有的遗产管理模式。即：对于低等级遗产，其管理权和经营权可以向低层政府更加下放；对于高等级遗产，其管理权和经营权则更向上提升和集中；同时，可以尝试在国家遗产系统内部，即本部门内，进行经营权转让、合并、联营等。另外，一个遗产单位的经营权中与遗产无直接关系的部分(即不直接影响遗产原真性的保护和享用的部分)，可采用“特许经营”方式，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转让。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那种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包揽的局面，有利于政府减轻负担。二是大力鼓励志愿者参与。志愿者广泛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经营是西方文化遗产制度改革藉以实现公益性和效率性统一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文化遗产管理领域也有志愿者参加，但远未形成规模和制度化。考虑到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经费、人手特别短缺以及其公益性，我国今后应把协助参与文化遗产管理作为志愿者制度建设和活动组织的中心内容之一。三是要通过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服务意识以及积极创新服务手段、方式等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化遗产服务，以吸引更多公众在价值认可基础上来进行文化遗产消费——这样既可以增加经营所得收入，也更能满足群众对于文化遗产服务的要求。当然，这有基本原则：消费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应是基本免费，对于其他人，定价则要尽量做到所提供的服务物超所值！

参考文献：

[1]刘琼,杨雪梅.普查:3万处在册文物消失 大规模基建是“天敌”[N].人民日报,2009-12-3.

[2]赵晓霞.单霁翔:文化遗产是城市资本而不是包袱[N].北京青年报,2007-3-21.

[3]裴钰.故里经济,最重要的不是名人[J].中国经济周刊,2010(25).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7

吉林省应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改善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国际国内背景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我国于2004年8月成为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

2006年6月1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管理的关系，加快抢救速度，加大保护力度，切实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他还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理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7年6月总理在观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时，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精辟阐述：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句话的理解，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他还说，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

党中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而可持续开发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十报告也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上法制化轨道。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进一步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原则和措施作出明确指示，并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吉林省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与古代关内华夏文明中心区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不同，吉林省主要为阿尔泰语系诸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许多少数民族自古即在此繁衍生息，生产方式以渔猎、采集、狩猎为主，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尽管受农业文明及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但吉林省的社会形态仍以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伴生为主，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以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多种形式得到留存，成为吉林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原生态的满族文化、高句丽文化、萨满文化和渤海文化等在吉林还保留着。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遗存，涵养着大量的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吉林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乃至世界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如满族说部、朝鲜族象帽舞、东北二人转、长白山森林号子、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朝鲜族洞箫音乐、满族珍珠球、东北大鼓、查干淖尔冬捕习俗、放山习俗、长白山满族剪纸、黄龙戏、大泉源制作技艺等，还有环图们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园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部级传承人，第二批象帽舞传承人金明春，乌力格尔传承人包朝格柱，东北二人转传承人王中堂；第三批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传承人金季凤，黄龙戏传承人赵贵君；第四批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伽亻耶 琴艺术传承人金星三，东北二人转传承人董孝芳和韩子平，盘索里传承人姜信子都已成为吉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名片”，对世界文化产生着自己巨大的价值和影响力，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和绚丽的文化光彩。“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和作为“中国剪纸”重要组成部分的“长白山满族剪纸”项目成功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朝鲜族农乐舞”项目也是我国列入该名录的唯一舞蹈类项目。

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吉林省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一是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建设日趋规范和完善。已有2项世界级名录，37项部级名录，293项省级名录，近千项普查后的市、县级名录在册。37项部级名录中，涉猎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9个方面（在10个领域中仅无传统医药），其种类亦占优势（辽宁省、黑龙江省均涉猎8个领域，其中辽宁省无传统医药、杂技与竞技，黑龙江省无传统医药、民间文学）。二是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日益加强。有部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10人，省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57人。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越来越大。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部级非遗展示活动使吉林祥云小屋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原色的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的特色征服了来自世界的人们。四是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工作再获成果，已整理出28部满族传统说部。五是“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丰富活跃。吉林省项目在2009年2月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倍受青睐，九台满族剪纸和延边州朝鲜族乐器制作受到好评。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2009年5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团远赴捷克和匈牙利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交流活动。2011年9月在“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林文化周”期间，4位吉林民间艺人在文化产业推介现场进行剪纸、刀画、微雕、松花砚等制作表演。

然而，从全国比较来看，吉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并不占有优势。迄今为止，只有37个项目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吉林省目前第一批，东北二人转、满族说部、朝鲜族象帽舞、蒙古族乌力格尔、朝鲜族跳板秋千等5项内容在全国的518项中只占0.97%；第二批，长白山森林号子、查干淖尔冬捕、满族剪纸、黄龙戏、珍珠球、朝鲜族乐器制作、大泉源制作技艺等22项内容在全国的657项中只占3.35%；第三批，陶克陶胡、伽亻耶 琴艺术、阿里郎等11项内容在全国的355项中只占3.10%。进入部级名录的，总体数量上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地位。其数量即便在东北三省也仅居中游（辽宁53项，黑龙江27项）。我们还发现，迄今为止在部级名录的1530个项目中，吉林仅占37项，占项目总数的2.42%。其中，满族珍珠球等13项为吉林独有，其余为与其他省共有。而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1986人中，吉林也只有10人，且尚未有传承团体入围，仅占总数的0.50%，与辽宁38人、黑龙江13人相比，吉林更处于明显劣势。应当说，吉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丰富。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状况不能满足保护的需要，且研究与保护、传承、利用严重断链。吉林省高校、科研院所林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深度、广度仍有待加强，且研究并未对保护、传承与利用起到指导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浪潮下，一些单位、民间团体或个人，甚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存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严重失真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文化内涵因功利与现实需要被随意篡改，受到严重歪曲。

第二，东北三省中，惟有吉林省未在省会建立综合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这与吉林作为文化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亦缺少专门保存与查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机构，极大地阻碍了研究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虽存有完整的活态民俗文化村落，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不能满足保护的需要。吉林省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各项宣传活动覆盖面小，宣传手段单一，宣传重点不突出，相关宣传活动安排亦不系统，呈现凌乱的状态，并突出表现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意识淡漠，这极不利于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

四、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对策

第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会，并选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统一规划管理；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来源与管理制度，鼓励多渠道筹措资金及专项资金拨款专用。

第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促进研究与保护、传承、利用的结合。借助大学与科研单位力量，通过设立专项课题等方式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多学科研究。此外，应确立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指导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活动及产业化发展，应以专家的指导、审定为基础，坚持以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核为前提，避免其他文化过度渗入、惟一商业化和过度商业化，确保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殊性及本真文化内涵。

第三，设立专门展示及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及活态民俗文化保护区。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将调查、搜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以影视、图片、文字等形式加以保存，并通过网络技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共享；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管理，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专门收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并定期演示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将能完整展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村落认定为保护区，增加投资，修缮各种物质文化遗存，避免在保护区建立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并鼓励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家传、师传、社会传承等方式，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科学保护与传承。

第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与弘扬。坚持多元宣传方式及重点宣传的原则。一方面，可以通过常规媒体具体形象地宣传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非常规媒体，如艺术品、手工产品、商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将吉林特色推出。此外，还可与兄弟省或其他国家联合举办各种活动，求得公众响应，变自我宣传为相互宣传。通过这种强强联合，发展交流与合作，必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互补、相互支持。

第五，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转移式保护。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艺术品、文化旅游产品的形式得以再现，亦是其在新时期得以存在的有效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之初，应充分发挥本省特色优势，塑造有吉林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具体说来，吉林虽少数民族众多（55个少数民族都有），但尤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特色，保护成果最为显著。因而，吉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为重点进行，并由点及面地引发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关注。

第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依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尽快颁布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做到“有法可依”。要从法律上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救济，构建公众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舆论监督体系。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要从法律上加以保护。

第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我们不仅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我们应积极借鉴韩国等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拾遗补缺，尽快建立起完善的保护和申报制度，为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铺平道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传承并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再创造再加工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体现着文化多样性，还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被誉为“民族的精神植被”，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是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诉求。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较晚，最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是从地方立法开始的。云南省2000年5月26日通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7年全国人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列入立法规划，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获高票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一、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作为东北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地，大连地区有满、回、锡伯、蒙古、朝鲜等45个少数民族，民族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组织下，启动了“民间艺术三套继承工作”，组织人员深入街道、乡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采集，把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学从老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下来。2004年5月，大连市组织人员对全市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共征集了20多个项目，2005年1月，经过辽宁省专家论证，确定大连市的复州皮影戏为省级保护试点项目。2005年5月，大连市出台《大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截止目前，大连市已经先后公布了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申报省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大连复州皮影戏进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吹咔乐进入辽宁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瓦房店皮影戏、大连金州区易县摆字龙灯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市瓦房店笙管乐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连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在为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依然令人担忧，民间文化不断萎缩、民间文艺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的技艺面临灭绝的现状。

二、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七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据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保护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该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是原则性的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如何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大连市政府如何充分合理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构建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模式，是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务之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要充分运用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公法、私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起的作用的争论却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运用私法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但私法手段不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容易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使用。公法保护手段可以有效避免私法保护所存在的不足。但是，由于公法的强制性效力，对其运用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既要发挥公法强制性效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又不能制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指导思想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开发”，首要的任务是保护、抢救，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再去谈开发，应当采用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1.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的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1）运用公法手段，对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原生态环境及其原创性形态予以充分有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为运用文物法和其他相关强行法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据此授权文物主管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等部门，运用现有的文物法等强行法规范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原生态环境予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其价值核心就在于其中的“文化内涵”，可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是凝结在人们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中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我们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及其丰富的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当使用和歪曲使用将损害到整个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的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趋向正好契合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诉求。

公法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维度之中，并保持整体性和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无人传承无人开发或者开发过度失去原真性的两难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创性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不能被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产业化发展并带来经济收益，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转变才能成为文化产品，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往往容易被人为地扭曲变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原住民（权利人）对经济利益过度诉求任意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创性形态消减。通过公法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歪曲使用和过度产业化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为目标，超越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观，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

（2）运用私法手段，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原住民、传承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之源、传承之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绝非是一部法律所能胜任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一个体系性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保护机制。公法保护固然重要，私法保护亦不能忽略。应当看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调动原住民的积极性对于有效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如何才能调动原住居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精神权利的保护固不可少，经济权利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因素私权化，授予原住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私权”，通过行使权利为权利人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激发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住民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积极性。

2.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国的国家符号，对其保护是维护一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保障，政府负有主要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不具有经济利用价值但对其保护却耗资巨大，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权主体而言无利可图的，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能够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带来的远期财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它有能力运用国家权力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运用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政府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未来社会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代表着城市的魅力，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就是让“过去”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财富。大连市政府一向重视城市魅力的塑造，例如由大连市委宣传部主办、大连电视台精心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崛起的海岸》把大连的文化家底统统打捞出来，打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连形象。“它将使大连人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将使整个城市达到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三、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建议

1.尽快制定大连市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地域性和变异性等特征使得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确定原创人和原创群体，使得确定其具体权利主体难以实现，只能概括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该遗产存在地区的原创群体或民族。然而，“原创群体”或“民族”不是法律上能够具体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首要的前提是确定其权利主体。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其纯洁性，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应当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大连市政府应当以《宪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依据，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政府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法律地位，为更好的保护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法律上的支持。

2.健全制度，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实物、资料的流失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要积极搜集并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如实物、资料。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妥善保管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严格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出境，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流失。根据《非物质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充分运用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载体，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3.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明确授予该委员会权利

第一，代表大连市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行使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权利；第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我国民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登记成立民间社团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委员会成立专项基金，接受社会捐助，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促进大连市区域文化保护与大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生态意义上的保护。

5.继续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全面开展普查、搜集、记录、整理工作，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前提。对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对调查、普查获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应分类整理，应用电子技术进行保存管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数据信息库。

6.在继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基础上，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八、十九、二十条的规定，建立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二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传承人各项资助，鼓励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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