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1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往往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宏观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建构与具体的口头文学研究是学者们的使命和任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文化工程。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存在着由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形成的博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遗产工程”的内容、过程未必会受到遗产学和文学学理的制约，其走向也不一定顺应学者们的学术意愿。明显的事实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民俗、民间文化研究者们对“遗产工程”所造成的“保护中的破坏”等负面作用的质疑和批评。学界的批评话语焦点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问题表述：怎样的遗产？为谁保护？谁来保护？怎样保护？应该说，学界的这种“固执”的发问所表达的批评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以上问题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状况中确实有诸多表征。进而成为民族口头文学传承不得不面对的新的危机。学术界指出的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物质化”，过度“商业化”。不少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想让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进入国家甚至世界“遗产名录”，但是，他们热衷于“申遗”并非为了保护“遗产”，而是把申报“非遗”当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生财之道，看作是开发旅游或者是兴办其他文化产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对一些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过度开发、进行商业化包装、“打造”。因此造成了“遗产”被破坏或被“异化”的种种不良后果。可以说，在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急功近利的思路。以口头文学中的西北民歌“花儿”为例，“花儿”作为多民族民歌，是被甘、青、宁等省列为重点保护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是，正如有文章所总结的：“近几年各地花儿活动实践中所表现的‘六个结合’，实质就是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应及时总结，加强引导。这‘六个结合’是：与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培育地方土特产品、创建地方品牌相结合；与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相结合；与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安定团结相结合；与形成特色农业、创建新型集镇相结合；与提高群众文化水准、活跃城乡文体活动相结合……总趋势是由群众自发的山歌传唱向政府牵头树立文化品牌的理性发展，由单一的局部歌会向大范围多层面的综合性文化活动进展。”使“花儿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化产业”［2］。很显然，在申报遗产的过程中，“花儿”同样被捆绑了种种地方性的重任和使命。一种自身濒危、亟需保护的地方民歌，竟然成了带动地方“全面发展”的火箭推进器，处在各种强势利益格局中的脆弱不堪的“花儿”，会被打造成怎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本？同样，由某些文化部门标榜的“原生态”概念引发的如火如荼的民歌大赛，也使原生态民歌正面临着被商业化开发，舞台化改造、从而丧失其文化内核、迅速被“异化”的趋向。其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的关系倒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常的提法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民众为主体。然而在实际中，政府大包大揽了一切，不仅是保护行动的主导，而且也成了保护行动的主体。于是遗产由民间文化资源，变成了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的工具。固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单独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它总是要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然而，我们更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一遗产的物质层面，而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那一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3］。但是，“在一哄而上的”申遗热中，文化遗产的本义———其杰出价值、濒危性、独特性被忽略了，一些真正需要尽快保护的遗产，因为种种纠缠不断的利益冲突被搁置的现象十分普遍”［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还在于，它是人民大众的生话方式中天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这种生话方式被产业化、商品化以后，它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其后果是“一旦某些遗产申报成功，不仅没有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反而使它们不再发展，而成为脱离生活、展现给他人看的文化僵尸，进一步推动了它的灭亡。这不是对遗产的保护，而是对它的折腾和。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保护”［5］。因此有学者感叹：“说到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想没有哪一个题目会像它这样包含着那么多的悖论。”［6］

二、价值判断：概念的歧义与实践的错位

实际上，以上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是表征，背后的实质及其成因其实远比我们所看到、所指责的更为复杂，例如政府行为背后的体制痼疾，例如贫困地区经济要“发展”与自然、文化生态要“保护”之间的二难困境，例如参与各方认识、立场的不同与利益的复杂博弈等等。但是，如果考察其认识论的根源，会发现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对作为保护对象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某种混乱。人对某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都是以人对该事物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如果判定该事物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就会采取行动努力保护这个事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文学，其受到保护的前提自然是对其价值所形成的判断。首先是对“价值”概念本身的理解，其次是对所保护对象的价值的认识与判断，其次，就是对价值的具体实践。但是，如果在对象的“价值”判断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导致其后的一系列“保护”中的许多误区。而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生，往往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价值”内涵的歧义

“价值”最初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被引用到其它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以后，其涵义变得越来越宽泛而含混。在价值论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对“价值”作出几十种定义。最基本的几种定义是：价值即事物的意义、作用；价值是事物（包括知识、社会意识等）的规定和组成部分，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等。价值按内容或来源可以分为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等方面的价值。按其呈现方式可分为内含价值和外在价值（工具价值）。也可分为抽象价值、具体价值等。抽象的价值是不能测量或计算的价值，例如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等。工具价值、具体价值是指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属性借助于它们满足主体的需要的能力被估价，表现为其可以操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体价值则往往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同一事物既可以有抽象价值，也可以有具体价值。价值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建构，即在某一领域内将某事物的价值的不同向度和类属按照某种统一的逻辑进行整合、运作，使其逐渐被社会所采纳。被建构的可能是该事物的价值复合体，也可能是新生成的价值。那么，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是怎样认定的呢？在一些权威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中，基本一致的认识是民间文学具有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体现在：与民间劳动生活的密切相关、历史记忆与生活知识的传承、对社会权力关系的表述、民间道德教育及娱乐等功能方面（这里的实用价值也可以表述成“使用价值”，但不同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科学价值是指民间文学通常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的功能；艺术价值往往以作家书面文学为参照，强调其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和艺术借鉴价值。这三类价值都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学的属性、功能，这种属性、功能是在与主体的传统规定性关系中被赋与的，是其内在价值，普适性（或一般）价值。口头文学除了具有以上民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之外，因为每一种民间文学都有其独特样式及其表现形式，因而又具有其特殊性（或个别）价值。特殊性价值一般与以下因素相联系：由口头呈现方式决定的独特的场域性、情境性、集体性、变异性等。而这些方面都与特定的文化空间有关，因而其特殊性价值进一步涉及到该口头文学与特定人群的关系。界定特殊性价值，就要深入传唱、演述人群的日常生活的内部，依靠对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场域和唱述情境的田野考察。只有在主、客体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这种特殊性价值。由此来看，民间口头文学的无论普适性价值还是特殊性价值，大都属于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这些都是抽象价值、内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联并不多。普适性价值一般应从文化或文学整体观去体认并赋形。特殊性价值则需要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从具体的学术成果中自然呈现其独特价值的不同方面。普适性价值的体认是以对特殊价值的研究与认识为基础的。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是民族文学的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的表述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普适性价值通常可以用具有高度概括性、普及性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述，也可以用富有文学色彩的、诗意的语言来表述，例如“某某民歌是某民族之魂”等等。特殊性价值则一般以学术文本来呈现，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前者有时容易流于用感性言说代替理性思考，激情充沛而学理不足；后者则容易因追求科学性、学理的内在自足性而缺少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活力和现实关怀。但是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们，在运用“价值”概念对口头文学作出价值判断时，思维却往往习惯性地指向具体价值、工具价值，并将其等同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经济学里所指的交换价值与商品价值。尽管有些口头文学的表演形式在其场域内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例如民间仪式中的展演也产生一部分经济费用，但这已成为该仪式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该口头文学本身是商品。然而，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质化的做法恰好是把口头文学当作了商品，将其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审美的价值等通通置换为可以测量或计算的交换价值。这种置换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价值的一种社会建构。不过被建构的不再是原事物的价值复合体，而是一种新生成的商品价值。而这种价值置换或建构，通常都是巧妙地借用对于民族文学普适性价值的诗意性话语表述而完成的。

（二）“价值”实践的错位

民族口头文学的价值表述往往会被社会文化的相关领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加以利用，进而成为支持对民族口头文学进行某种实践操作的强势话语。最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的操作者出于建构商业价值的需要，有意识地从民族口头文学的普适性或特殊性价值中去选择、强化可以操作的工具性的一面，却忽略或有意遮蔽其抽象价值。这种操作通常采用的逻辑，一种是用本体论取代认识论的思路，或把复杂置换为简单的还原式思维方法，以普适性价值去涵盖特殊性价值，并将普适性价值无限扩大，其实质是导致普适性价值的空洞化和价值虚高，造成了文学本体的缺失。进而使普适性价值变成了一种拼贴在商业活动之上的外在标签；另一种是将价值范畴局限在使用价值的范围之内，用特殊性价值直接代替普适性价值，其实质是特殊性价值被工具化，而其内核则被在该价值标签下伪造出的一个新的对象所暗中置换，由此导致了文学的“异化”。这种操作强调了使用价值，追求的是某种价值的强权、强势地位、强效应，以服务于操作者的需要。而从现代学术史中关于民族口头文学的实践来看，从五四到当代，一部口头文学史，就是一部价值“改写”史。许多“改写”往往是以“挖掘、搜集、整理、抢救、保护”的名义进行的。改写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生成某种新的价值或实体。通常是把一种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转换成使用价值，作用于建构者的需要。这种需要或者是出于政治诉求，或者是出于经济目的。前者几乎贯穿于20世纪的前80多年，后者则发生于80年代以后。前者的改写路径是把口头文学的价值意识形态化，从而建构一种政治话语；后者的路径则是商业化，建构的是经济利益。当代的改写与建构属于后者，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以打造“遗产品牌”或“文化产业”的名义而进行的。

（三）文化产业的功过

在口头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文化产业的职能，就是组织文化产品的商业运作，建构并展开把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7］。文化产业以它的产业逻辑以及流水线式的作业，成功地实现了“非物质”向“物质”的转换。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但毁誉参半的产业。一方面，“随着文化产物的不断商品化，其（艺术）自主性就被破坏了。艺术日益归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逻辑，因而丧失了传统艺术形式无目的性所固有的批判潜能……对艺术品的思考与欣赏被商品交换所取代，其价值首先根据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内在的美学性质。文化产业的致命一击在于把艺术彻底商品化同时把它以非卖品献给消费者……消费者得到与艺术品无中介接触的印象，而文化产业则从一系列在消费者背后进行的交易中获得利润”［8］。“在文化产业以商业运作实现文化产品价值转换的形式背后，其内在核心所展现的是一场争夺符号资源控制权的斗争”［9］。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产业是参与其具体运作过程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客观地说，文化产业在社会文化整体运行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之所以饱受质疑，是由于它一旦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相结合，一旦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政府的政绩捆绑起来，就出现了连它自己的产业逻辑也无能为力的悖论：文化产业已完全蜕变成了经济产业，打着文化的旗号而与文化无涉。这样，文化产业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的始作俑者，又成了地方利益群体的替罪羊。口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在于其中的真、善、美的抽象价值。“真、善、美的价值不同于普通事物的价值，它们是作为目的价值而存在的。真、善、美的价值在于超越一切功利，当用需要衡量真、善、美的价值时，真、善、美就被贬为功利性的手段价值了。真、善、美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一种无需论证的价值，合理性就是它的存在本身”［10］。而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从口头文学到“文化遗产”再到“文化产品”，一种民族民间文学的价值经过了多重置换，已变得面目全非。真、善、美的价值的流失或被遮蔽，将口头文学推到了在文化内核上真正濒危、消亡的境地。而这样的“文学”，正在或将要成为民族文学研究和书写的对象。

三、文学价值建构：复归田野的活态传承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只要文化之根不断，口头文学就会永远传承下去。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的守护，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口头文学中蕴含的人类精神的抽象价值就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口头文学也是如此。那么，它的抽象价值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建构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上的。而口头文学真正的价值的发现，则需要透过被虚化的普世价值的遮蔽，回到对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的考察。那么，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在哪里？正如有人指出的：“民歌离开了能发挥其独特功能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如求爱、劳动、节日、仪式、行走等日常生活状态，民歌就已不是民歌，而是“口头和物质文化遗产”中与音乐有关的部分，更准确地说，被我们采取了保护和拯救措施的民歌充其量也只能是当代“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歌。这无疑是一个无情的悖论：民歌正是在保护和拯救中被改变的。”［11］的确，民歌等口头文学并不靠文本或舞台表演形式而存在。它是一种活态文学，是文学与生活的复合体。它“活”在传唱人群的田野、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所谓的“文化情境、文化场域”之中。所以，就需要穿过舞台上的“表演”以及被制作成“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走向“文本”后面的生活“底本”。去考察口头文学与其所依附的传唱人群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关系之中所呈现的意义世界。并且面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外在形式，对这个意义世界进行维护、保存。这个意义世界就是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所在。这种特殊性价值以及其中蕴涵的普适性价值，就是民族文学的灵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公约中同时倡导对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和传播的环境进行保护。其出发点是把包括口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形态，其中传承主体、主体的生存环境、文化场域、展演情境等都是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在当前的口头文学的“整体性”保护中，既需要政府决策部门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12］。而这些传承人不是简单的一个抽象概念，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不是个别人，而是广大的多民族群体。在确认传承主体的前提下，正视和发挥民间文化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功能，如同在西北花儿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的，“保护‘花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把她‘物归原主’地交给她的民众，使其按原本民间文化规律去回复她生活的本来形态，回归到存活的载体里去”［13］；又需要口头文学研究者们直面“歌要保护与人要发展”的学术伦理困境，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参与意识，“作为专业学者，在呼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深入田野，首先要真正全面地掌握花儿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花儿的民间存活状态”［14］。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与口头诗学的理论素养，通过民族志书写式的田野深描，才能立体地接近口头文学之“魂”，发现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才能为非物质遗产保护和多民族文学史书写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口头文学是多民族文化的宝库，其本原的文化、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文本大多有集歌、舞、乐一体，口头唱述、现场表演、文字书写并重的特点，其作为表演形式的“文本”是显性的，而作为存在场域的日常生活的“底本（或“本文”）”是隐性的。而在历来的由官方或其它外部力量主导的“发掘、保护”中，其表演形式往往被孤立地从存在场域中拔除、移位，从而造成“文本”和“底本”的分离甚至背离，由此导致口头文学显性“文本”的普适性价值的虚化、空洞，特殊性价值的被遮蔽或丧失。而民族口头文学“文本”的脆弱性、易被改变性，又往往被政治力量或经济领域所利用，进行出于某种需要的文本改写和价值改写，由此导致其文学价值的非本原性、不可靠性。这种情况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尤为明显。而未来的多民族文学史将如何界定并描述这样的“文本”？“多民族文学史”是多民族国家文化演进过程中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客观诉求，这一诉求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尤为迫切。同时它也是一个宏观的书写架构。在充分论证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的基础上，关键的是还要探讨“多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及如何使之可能。应该看到，真正使“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变得困难的，不是“多民族文学”的数量和种类之“多”，而是由“多”带来的“多元性”，即文本的多样式多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的特异性。民间口头文学正是如此。换言之，在书写的层面上，难以把握的是支配或决定着“文本”样式背后的民族生活“底本”，因为归根结底，民族文学最终传达的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如何以“底本”的原生观念和形态去呈现“本文”、描述“文本”，并且确保这种呈现和描述成为对该民族文学的真实书写，而不至于在“呈现”和“描述”的过程中，因受那些文学形态与价值已被全面改写的“伪遗产”、“伪文学”的影响而变成“再度改写”？这可能是一个在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中要长期面对和探讨的难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2

总结我国几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现状:全国性的非遗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一个覆盖全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名录体系正在筹划;非遗传承人正在传承学习中;专门的非遗保护区和非遗博物馆，已经被有关方面所重视。我们要利用非遗资源，促进非遗发展。必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交流，扩大非遗影响力。2004年，我国加入《非遗公约》，在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我国民间不少文化艺术种类被忽视，出现消亡现象。但是，最近几年，按照保护和抢救的方针，逐步建立非遗保护体系。2006年，少数民族非遗产保护的活动上，对我非遗学科建设提出了发展日程。将非遗“有形化”和“以人为本”，等十项保护原则，作为非遗保护的具体手法。在具体保护手段的引导下，积极开展非遗文化理论研究，加强非遗宣传教育。

2非遗和音乐课程结合的意义

我国高校对非遗文化的保护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着千万学生成长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艺术是一种文化，艺术教育是人文化艺术传承。优秀艺术作品表现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进步。是人类智慧结晶的沉淀。应该学习和传承的。大学生，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群，在传承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来看，高校地方音乐课程有种子意义。不仅对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着启发作用。当学生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将更加深远因想到本专业课的教学。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具有特殊性。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通过对学生的反复传授，以几何裂变扩散。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此，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设置，应该以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流，在高校的地方音乐教育中，大力推广。激发学生传播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随着工业社会影响，传媒技术迅猛发展。在多元文化并存下，保持民族音乐文化，就成一项严峻的课题。但是，当前的学生音乐课程设置，主要以欧洲音乐文化为重点，古朴的民歌、器乐对学生的影响力较小。非遗中的地方音乐设置更是寥寥无几。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以增强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内聚力，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世界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把本民族音乐放在重要位置。例如，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之上，亲自为孩子们创作具有民族特点的民歌。鼓励学生使用民族器乐。具有浓郁地方音乐课程教学，将民族音乐扎根于心田。开设以非遗题材地方音乐课程，一方面满足了音乐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3进入地方音乐课程途径

加强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地方特色的因为课程为载体，具体的操作途径使什么呢?

3.1重视地方音乐课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最普通的教育手段，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传承效果，可以使学生明白，传统音乐的内涵。当前，大学的专业音乐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理论，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西洋乐课程比较多。对于传统音乐概论课程的开设，可以填补我国在传统音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空白。但是，在这种音乐课程需要逐步扩大推广，如果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那么就远远忽视了这种音乐课程设置对非遗保护作用。应当把它上升为与乐理。成为声乐，钢琴等同等重要必修课。除此之外，还应开设中国传统乐理课程，配合民族乐器的教学，在多个方面，使民族音乐知识在学生中充分掌握，传统音乐欣赏水平得到提高。

3.2主修课程中设置传统音乐欣赏。

如果将这门课程的设置中，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就会在广大学生群体中的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在民族音乐丰富的内容中，通过多彩的形式，感受民族音乐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音乐感受中，培养热爱我们的传统音乐的民族自信心。

3.3开设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每个地区都有传统音乐品种。例如，我国每年的青歌赛中，不少来自我国偏远地府的原生态歌手，进行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演唱，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如果只是政府专门机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这时候，就需要大学研究发挥作用。不少地方大学开始本地音乐研究。但是，大部分只停留在学术层面。如何传承、发展，没有效的办法提出。如果，本地大学拥有本地音乐课程，在全国就形成一个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在传统音乐的保护、研究中意义重大。

3.4传统音乐学习模式的打破。

传统音乐的学习，因为内容上的特殊性，需要学生进行现场观摩，跟随文化的传承人进行传授接受。传统音乐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应该在教师的带领下，走下讲台，走出教室。让学生亲自去发现、整理。美术有写生课，在大自然中去发现美。音乐教学也应该有一种采风的制度，就是收集民歌。每学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去搜集传统音乐资料。组织现场观摩。在剧场，在庙会，在传统音乐品种中传播。通过传统艺人学习。在这样的教学措施下，广泛了解传统音乐的博大精深。实现自觉地保护传统音乐。

3.5发展学生社团，为传承的平台。

大学的社团在大学中普遍寻在，是传播传统音乐的良好舞台。例如，民乐社。、加入社团，就相当于参加票友组织，学生集体感受传统音乐，接受熏陶和训练。发挥学生传统音乐能动性，促使学生去关注音乐，保护推广传统音乐。社团中，专业教师的辅导，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知识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在传统音乐知识传播的时候，能够有序传播。使文化的传承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4结语

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了解先辈们的精神世界，对传统文化智慧进行重新认识和推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实际行动。地方音乐课程的设置就是其中有效的方法。在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中，实现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思考

［中图分类号］G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73-01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进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名词的认知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但是这些认识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事实上，它具有自己的内涵和特点以及保护它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分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被称之为无形文化遗产，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织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概念是什么呢？在联合国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另外公约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1.通过口头流传和表述，这其中包括了用来传播的交流语言；2.各种各样的肢体表演的艺术；3.不同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等；4.通过实践总结出的各种知识，包括自然界和宇宙；5.通过各种活动总结得到的手工艺技能等。而在我国，又在原有公约的基础上，补充上了“文化空间”的概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在学术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理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分类的理解，总结出其具有的以下几个典型的特点。

（一）本土性。所谓的本土指的是生存的空间、根基。从本质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从某一特定空间外传入的，而是在这一空间地域内土生土长的，具有这一地域特点的。它的产生受到该地区历史环境的影响，是本地区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生活习惯形成的，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不同的，就算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可能产生不同。

（二）民族性。人的生存与活动都是一种以历史为前提的实践方式，不同民族人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活动都有着各自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差异。所以作为不同民族创造而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很强的时间和地域的文化差异，即鲜明的民族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整体性。这一点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结构来说的，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包含历史环境、传承载体和精神内涵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缺少任何一种都无法称之为文化遗产，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特定的历史环境、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从而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也是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必须注意的。

（四）传承性。相比较于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正在，而且以后还会继续传承下去的文化遗产，它在特定的群体、时间、地域依然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而这些是物质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在群体中传承并且不断改变着，这里的改变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原有的内在精神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传承中的民族语言、歌曲、舞蹈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遵循的原则

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是如何保护才能达到较好的实际效果呢？通常情况下为了很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生命原则。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存在包含很多条件的存在。所以如果想要不断维持增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必须通过调研等手段，寻找到这一生命的存在根本，把握其精神灵魂。即贯穿其中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凝铸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源头和根本上准确认识，精心保护。

（二）创新原则。从逻辑上说，这是第一项原则的必然延伸。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命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地在与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有正负两个方向：其负向为畸变――走向扭曲变形，导致自身基因谱系的损伤以至断裂；其正向便是创新――它是非物质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同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这种积极创新，促使保护对象得以应时而变，推陈出新，生生不息。

（三）整体原则。有两重意思：一是生态整体――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特征决定的。二是文化整体。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她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虽然在具体内涵、形式、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该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同源共生、声气相通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所要保护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化整体。

总之，如果保护工程能在这样的原则下进行，可以肯定，保护力度越大，就越有益于对象生命力的恢复与发扬，同时避免新的破坏，真正实现“有效保护”。

【参考文献】

[1]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0(9).

[2]王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理论观察,2010(4).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明调；旅游开发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a Case of Kunming Diao

DENG A-lan，ZHAO Hong-mei

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ing paid in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such a background, it is critical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takes Kunming Diao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evaluation,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blem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give some advices for all abov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Kunming Diao；Tourism Development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内涵，表明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视角已从只重视有形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无形文化遗产上来。

而纵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像昆曲、古琴这样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在 “申报热”、“旅游开发热”的背后陷入了窘境：重视申报、开发肤浅、保护滞后，从而空有头衔而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保护名录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传心授” 的特点，其保护更有着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有效开发必然需要建立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就地方而言，如何利用旅游的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得以保护性开发，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2012年, 全省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0项、省级项目217项、市级项目3000余项、县级项目8000余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内容涵盖民俗、手工技艺、美术、曲艺等各方面（见表1）。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级别较高，民族特色鲜明，原生态性强，为云南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云南省开展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旅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迅速发展，成为了云南省以创新思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原则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共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在开发中应特别强调以下原则：

第一，以人为本原则。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最本质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所创造、为人所拥有、以人为载体，其旅游开发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即要注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受益，一方面充分保障传承人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尊重传承人对自身所传承的文化进行灵活运用、适当创新的权利，避免片面、肤浅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化，致使传承人仅成表演的工具。

第二，分类开发原则。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而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不同特色，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原真性原则。原真性（Authenticity）原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

第四，体验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且资源本身具有无形性。旅游者只有置身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才能对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三．个案分析：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昆明调

（一）昆明调的产生与发展

昆明调泛指昆明地区的汉族山歌、小调，民间有调子、民歌等多种称谓。

它流行于昆明市区及呈贡、晋宁等滇池周围的汉族地区，在昆明附近的部分少数民族中亦有传唱。据明杨升庵《观秋千》诗“滇歌焚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诗句及清陈鼎在《滇黔游记》记载，昆明调历史渊源至少应在清以前。

20世纪50年代，经黄虹等艺术家的整理传唱以及现代媒介的传播作用，昆明调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全国流传并走向世界。其中，《猜调》就曾作为中国民歌的代表由宋祖英于2003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目前，昆明调已被列为云南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发展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 名称由来

起初，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拿联合国教科文和我国来说，前者曾称之为“传统与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后者也曾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诸多称谓。这一混乱现象直到2003年10月17日才宣告结束，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英文名为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而在中文本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对译，随着公约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被正式确立。

（2） 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上述的定义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门类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非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它更加注重技艺、经验、精神，是以活态流变为特点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根据非遗所覆盖的对象把非遗分成两种存在形态：一是单一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综合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认定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定，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我国认定非遗的标准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对单一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其所掌握的才艺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品质为第一标准，选择掌握才艺的杰出者；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可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推动力量的关键人物，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人或文化权威。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我国对于非遗保护的有关措施

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对非遗的保护在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积极保护和挖掘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

特别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它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本立法之一。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基本立法方面仅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而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不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关于我国进一步保护非遗的几点意见

1.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周期

200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至今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难免有遗漏、新增和失传，因此有必要制定普查周期。但是因为普查是一件很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所以建议周期时间可以相对较长。在一个周期内所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增和失传可以由各地申报决定，直到又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可以进一步完善。最理想的名录体系应该由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组成，分别由五级文化部门负责名录体系，毕竟乡也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乡级名录的确定可以有助于农村户口的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分担了县级名录的负担。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我国已经从2006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因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太过庞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是后起之秀，所有有必要在“文化遗产日”的基础上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区分两者的推广对象，前者注重于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4.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虽然目前文化部在网上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立体方面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建立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济薄弱地区可以在原有博物馆里开辟非物质文化展厅）有助于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国际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5.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之而奔走疾呼。笔者曾通过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为2009年南京云锦的成功申遗提出来建设性意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根始终是在民间。只有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出路。只有全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乌丙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3]萧放.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生态系统

检 索：.cn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靠个体（传承人）或单个团体（工作坊）传承如此简单，应放在整个地方的地理、空间、文化中思考。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应是地缘下的人文活动与自然规律协作关系的建构。面对一个个子系统（如本土传承人群体、政府管理系统、民间作坊、媒介管理、旅游市场和学校教育系统等）构成的艺术生态建构，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文化风貌与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相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粱平县位于重庆市东部，有“民间艺术之乡”之称，是全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独特的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强县。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主要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主，范围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和传统表演艺术。梁平县现有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和梁平癞子锣鼓5个项目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又有双桂堂、土法造纸技艺、蓝印花布、梁平土陶、梁平竹雕、梁平傩戏、梁平狮舞、梁平孝歌和梁平礼让草把龙等15个市级保护名录，87个县级保护名录。

（二）多文化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梁平地处重庆东部平行岭谷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巴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当地明清时期由著名高僧破山禅师创办的双桂堂被尊称为“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在中国及东南亚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佛教禅宗文化的融入，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

（三）显农耕、神话色彩，祈求平安祥和的文化心理。古代巴文化以梁平为腹地，农业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到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都以农耕文化为母体进行创造，充分反映着当地最朴实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热情。农耕文化注重稳、平安，冒险刺激的因素很少，梁平木板年画、铜梁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蕴含着保平安、驱邪等内容，仍然表现出敬畏神天，以期神天护佑自己。

（四）传统民间艺术具有群体性特征。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都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创作形式。像梁平竹帘画制品，从精心选材到成品包装入库，前后需经过八十余道工序，大致可分为竹丝制作、备丝、竹帘制作三个部分[2]，每一道工艺不仅材料、工具十分考究。铜梁龙分扎骨、裱褙、彩绘、总装四个大步骤，百余道工序。正是竹帘画、铜梁龙这种工艺形态需要多名专业人士分工协调完成，只有依附于集体才得以传承，由此呈现出群体性特征。

二、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现状

（一）单个个体传承现状。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对第一批至第四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78位梁平县传承人整理分析来来看（表1），其年龄阶段多数处于40～74岁之间，而30～40岁仅5人，基本处于壮年、中老年群体。据田野调查访问来看，梁平县儿童基本是在学校略有接触，18～30岁青年接触较少，由此可见非物质为文化研究人员较为短缺，当地传承保护意识较弱，群众参与接触较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出现断层局面。同时，梁平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地分散在民间，处于分散各自管理、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和失传的局面。

（二）群体传承现状。就目前来看，梁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门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分散，尤其是绘画工艺类，即使呈现群体性特征，但工作坊之间、传承人之间尚未形成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技艺、作品等方面的系统规范的整理和统一，基本处于相互学习模仿、各自钻研继承发展的状态。以梁平木板年画为例，现共四位传承人：涂国发（已逝）擅长花纸版/门神版雕刻、徐家辉擅长年画印制、全昌明擅长雕版工艺、刘勇擅长纸张/印刷工艺。在当下传统梁平木板年画生态环境、高标准技术工艺已经无法复原，仅仅依靠4人各自相互学习与模仿维系木板年画系统的传统与发展。

（三）政府对其保护现状。梁平县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由财政拨款300多万元。梁平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主要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开展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设有文化遗产陈列室、梁平木版年画展演作坊、文物保管室，大致从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及作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展示。目前，以建立礼让镇、蟠龙镇、聚奎镇、荫平镇、梁山灯戏剧团等10个传承基地，来宝小学、西苑小学、梁平职中等6个传承实验基地[3]，但其艺术特色挖掘不够，发展模式不突出，尚未形成成熟有序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机制。

（四）民间民俗工艺的保护开发现状。据梁平县负责人张和平介绍，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初步规模。到目前为止，梁平利用‘非遗’项目，已发展起文化企业379家，民间乐队87家，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7亿多元[3]。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在眉睫，如果任由零散发展，忽视其艺术生态的系统性，会导致遗产的传统文化流失，对传承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影响。结合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传承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传承人个人来讲，固步自封是万万不可，不应守着自身传承技艺，需要沟通与联系，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系统整合现有技艺资源，形成系统整套的传承技艺，恢复传统生态环境和高标准技术工艺，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正确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二）系统整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借鉴其他地方民俗村或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构模式，挖掘自身遗产特色，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要既收集完善资料、档案建设的初级静态保护，又要高度重视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外在环境的生态保护。例如四川省绵竹市在孝德镇成立了占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年画商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并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民间工艺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四川省高校调研基地，并在景区内已初步形成较有一定规模的年画生产，景区内有专门民间艺术手工艺者对旅游者、爱好者进行年画培训指导，并成立基地对年画进行大批量生产进行旅游商品销售，已消费的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尽管带有一定经济成分，但这种活态保护未尝不是继承与发展的良好办法，借助民俗村力量扩展了民众艺术视野，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认知和传承保护意识。

（三）对政府而言，加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尽可能的为民间艺人（尤其老艺人、即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保障。同时加强传承人之间联系与学习，深入挖掘传承人技艺、语言、文字和习俗，保护民间老艺人。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通过系列活动展示，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拉近与大众距离，号召年轻人接触、了解传统遗产，为培养继承人打下基础。

（四）借助周围高校及科研机构发展民间艺术精英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主动承担起开发研究责任，使其传承与保护发展更加科学化、学术化。

（五）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在这种大规模旅游、文化活动中避免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既要保持原有传统技艺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及开发部门需要面对考虑的。

小结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着重把握其整体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深入挖掘、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2005〕18号.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2] 赵云雪：《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性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探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7

一、 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生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场所，是人类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是一个从农耕社会逐步发展的国家，广大农村是我国人群主要的聚居地和生产生活的场所。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创造了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只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我国的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存在于乡村民间，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原生地。就以我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台子乡为例，有上亿年的化石文化，有五千年的红山文化，佛教文化，“三燕”文化，更有许多丰富彩的民间文化，如民间剪纸“挂钱儿”、民间舞蹈“九女船”和“背歌”、地方戏曲“皮影”和“二人转”等。这些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遗产，也对这一社区群众的思想、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地特有的人文特质。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很多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格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古城古镇、古村落不断消失。 加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守护精神家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维护国家的重要方面和迫切需要。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刻不容缓。

二、 文化员应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线战斗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守护精神家园人人有关。而文化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作为工作在农村最基层的文化站工作人员，责任重大，使命重大，义不容辞，应当成为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线的战斗员，为守护精神家园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的应有责任

乡镇文化站人员，是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是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者、执行者；是开展文体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辅导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保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全国各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正在兴起，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农村，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艰巨的重任，文化站应当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宣传和动员广大农村群众增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制定保护规划，在新农村建设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上，积极当好参谋，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恪尽职守，不计名利，鞠躬尽瘁，不辱使命。

（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我国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在农村，如面临消失的民俗遗风、老艺人等。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对这些地方最熟悉，又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管理者。搜集、挖掘、培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文化员的份内事。如果乡镇文化员不去组织和参加保护工作，那么这个乡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一事无成。这几年来，我作为乡文化站站长，对全乡的民间文化资源做了深入的搜集、挖掘和培育工作，在朝阳县文化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对搁置了8年的秧歌“九女船”进行了恢复演出，这个乡三岔口村秧歌“九女船”和台村的秧歌“背歌”这两个独特的民间舞蹈形式曾深受人民的喜爱，并对其进行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丰富了当地文化资源。

三、乡镇文化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着力点

无论是从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生地，还是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任务，都说明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的神圣职责。那么，文化员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深入实际，开展普查

要积极贯彻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深入当地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好保护工作。首先要深入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做好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掌握本地现存的资源状况，进行分类建立当地乡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对重要的、有极高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点整理，先报当地政府立为重点保护，然后逐级审报，争取上级文化部门重视。我在文化站工作近15年中，一直注意搜集当地民间故事，共搜集民间故事10多个，民间歌谣20多首，搜集外来移民风俗习惯，以及当地庙会活动资料。

（二）是要积累成果，举行展示

要把普查和挖掘的成果及时进行整理，以保存成果，扩大宣传。这几年来，我们将全乡范围内搜集的民间文学、民间歌谣等进行整理，汇编成书，广泛搜集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等适当时进行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晶莹的瑰宝，是人类的创造力与智慧的生动体现。中国的“非遗”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劳动创造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但是，伴随着文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冲击，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政府和民间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的紧迫的任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的翻译工作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和与之对应的翻译策略，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于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批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而其最中心的理论主张即为目的论。目的论与稍早时期奈达（Nida，E.A.）的“等值论”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保证译文本身的可读性。目的论首先由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H.J.弗米尔（HJ.Vermeer）提出，根据弗米尔的观点有三大原则是所有翻译应该遵循的：1、目的原则（Skopos Rule），即翻译行为的目的了决定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2、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即翻译必须与译文接受者的交际环境保持连贯与一致。3、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即翻译必须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既包含抽象的概念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有形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建筑和艺术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往往是活性的生命形态，是无形的传输介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内容多为动态描述，具有多相性和流动性。如对节庆活动，舞蹈，礼仪，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的描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而延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国务院《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当尽量遵循两条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为取向的原则和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出发点在于传播中华文化，吸引世界更多人的关注，从而达到延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这一点与获取这些信息的译文阅读者的文化探索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尽量保留原文中涉及文化内涵的信息并且可以适当地增添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指的是在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能拘泥于原文，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要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采取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译文接受者轻松地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以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具体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翻译方法来保证该目的的实现。

1 适当增补文化信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脱离了这些文化信息，忽略了译文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一味机械地翻译原文，就会引起误解甚至造成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充分考量英汉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习惯，采用文化信息增译的方法可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语义缺省。例如关于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的资料介绍：“变脸，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观众非常感兴趣，看过之后，无不惊叹，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如果把“变脸”“抹脸”、“吹脸”、“扯脸”等词汇简单的翻译为“face-changing”“face-wiping”“face-blowing”和“face-pulling”对于不了解川剧或从未看过川剧表演的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就必须适当增加文化信息来进行说明。实际上川剧变脸所指的是川剧演员的化妆的脸谱的更换，将“变脸”译为“Facial Makeup changing”并适当增补相关文化信息“a stunt in the art of Sichuan Opera，in which the performers change their facial make-ups in a blink of an eye”就能有效地达到翻译的目的了。

2 删减冗余文化信息，避免过度翻译

中英文语言结构本身的差异造成了在描述相同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和结构却不尽相同。目的论强调疑问接受者对译文的理解而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中要尽量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出发，对汉语的语言形态结构做出调整。例如：

关于蜀绣的宣传介绍中有这样的描述“蜀绣作品在技艺上要求主题鲜明，构图简练，形象生动，意境深邃，秀美高雅，用重彩艳而不俗，施淡彩雅而不薄，给人以柔和的美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的瑰宝，出于文化骄傲的心理，宣传者往往不遗余力地渲染描述甚至略带夸张，因而造成许多宣传资料中充斥着大量华美但又空洞的辞藻堆砌。如果译员不加选择毫无保留地将这类信息翻译成英语，不仅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在中文读者看来非常华丽的词藻对于英文读者而言却含义抽象，无法理解。因此，对于此类冗余的文化信息，译者可以删去。以上文字可译为：“The works of Shu embroidery are unique in its distinct themes，well-constructed composition，vivid images，thoughtful design concept，graceful technique and overall elegance，They are bright in rich colors and elegant in light colors.”

对于类似冗余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应该尊重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加以删减，从而使译文更易被英语读者接受和理解，避免过度翻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