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翻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根据该 公约规定，“被各个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传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主体和客体，通过语言及非言语行为载体在人类社会代代相传，其文化信息的编码和解码方式均需遵循固定的规律并在这一规律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创新。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大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保持国家统一的精神基础。通过达到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历史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从而对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翻译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加以传播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翻译。良好的译作可以使原作发扬光大、永世流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屡现濒危甚至出现某种文化的彻底失传，正是缺少这样的一种有效途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过程中，佛经的翻译空前绝代。海外受众的欢迎令许多在印度本已失传的佛经在国外得以保存，以至于印度学者在研究本国的佛学史料时反而不得不远渡重洋前往异国他乡去寻求佐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夏王朝的翻译活动保留了大量的汉学经典。这些经典例如吕惠卿注的孝经版本在国内多以失传，但通过西夏译本的保留，汉学家们仍然可以判断早期版本的正误。由此可见， 翻译在其中扮演的文化传播角色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翻译这一传播渠道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积极地宣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译者

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极大丰富。然而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皆具有以下共通的特点：

（一）活态性。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缔造者，因此非物质文化的活态性取决于人。言语、意识、实践等因素在同“人”有效结合后产生了各非物质文化。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构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储存于人的大脑，经由人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换言之，人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缺少不了人的参与。 “人”的思想观点等意识变化以及言行举止的变化随时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的文化体系。这也就为译者作为主体能动地对非物质文化加以灵活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生态性。

正如同中国的海派川菜、京派川菜、粤派川菜一样，文化呈现出了生态的多样性特征。相同的物种会有不同的类型。同一文化原型往往会在不同的民族中流传着不同的文本，反映不同的民族风情。比如梁祝传说就拥有汉、壮、苗、土等多个版本，这表明，非物质文化的创作只要符合不同地域和民族认知上的审美需求，就能够与原作一起相得益彰，发扬光大。 这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充分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传播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就要求译者在对读者的认知审美上有更高的把握。

（三）变异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内容以及其所蕴含的价值都会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突变。世界各个民族在或大或小范围内的迁移都会带来文化的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也会因为不同的传承者与不同受众交流后其意义得到新的阐释。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往往会产生偏差。不同受众会在原型基础上加以改动以适应自己的需求。这些改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的源泉。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偏差以及读者的偏差都不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理论侧重点

文化认知是当前一个鲜有人涉及的领域。但是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层面多元化及认知语言学的崛起。文化认知必将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文化认知的富集对于翻译的一个显著作用就体现在译者身上。好的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积累也颇为丰厚。通过对历代中外经典的诵读，可以使译者熟练掌握其文化的精华所在。富集作用为文化认知的积累提供了丰厚的言语素材。好的译作对文化认知也会产生一种富集作用。它会对文化赋予一种新的认知，开拓心智。历史上亦曾屡次起到过“开民之智”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对其加以认知并付诸翻译成果必然成为开后代之智的作用。这对翻译领域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都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四、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在近年来随着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重视而变得炙手可热。相关领域的翻译问题也随之层出不穷。 翻译能够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能够有效地避免问题的发生。而要做到这些，必须通过理论去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实践。文化认知无疑是有效指导翻译实践的优秀理论之一。值得人们重视和创新。

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gxun-chx2011068

参考文献：

[1]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2

关键词：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062-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某种载体呈现出来的无形性遗产，它与其他文化遗产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无形性。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变得冷淡，很多人只是从娱乐、猎奇的角度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对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有关专家明确指出：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以贵州为例，贵州地处祖国大西南，经济文化落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要低于发达地区。在贵州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彝族的人口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比较多，分布在贵州的大部分地区，以毕节市、六盘水市等为主要聚居区，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特色，不断结合外来文化，融会贯通。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艺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瑰宝。其中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艺术和历史价值较高，但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一、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贵州彝族作为西部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彝族诸多文化中，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珍贵。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丰富多彩，特别是彝族民间口头文学，具有语言细腻、情意委婉、寓言深刻、爱憎分明、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等特点，从各个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和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各个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是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经历代代民间艺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丰富、加工、充实和千锤百炼的结晶，使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日臻完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成就，已成为民间家喻户晓、老孺皆知、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瑰宝，充分显示了彝族人民高度的口头创作才能。彝族民间口头文学种类繁多，有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歌谣等，其中包含不少难得的古代历史资料。这些珍贵的口头民间文学资料，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1]

1.史诗歌谣。贵州彝族歌谣是经彝族人民口头创作，并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凄婉悲哀的婚嫁歌、苦情歌；有委婉缠绵的情歌；有反映古代部落战争的火把歌；有清新质朴的酒歌；还有风趣活泼的儿童歌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彝族先民与自然进行坚忍不拔斗争的英雄风貌，还可以看到古代社会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宗教礼仪、图腾崇拜、部落形成、民族交往、压迫与反抗等，同时看到彝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表现出的民族气质、心理状态、人格品行、处世准则以及审美观点等各个方面。

2.神话传说。在彝族口头民间文学中，神话传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大量的创世神话、历史传说、民族部落传说、地方风物传说、节日习俗及信仰传说、英雄神话传说等。在这些说话传说中，充满着彝族人民战胜自然与邪恶的英雄气概。在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中，闪耀着彝族人民勇敢和智慧的光芒。这些传说，不仅具有较高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彝族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3.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彝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在众多彝族民间民故事中，有的叙述了天地万物的来源；有的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聪明；有的则嘲笑了统治者残暴和愚蠢。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彝族民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大多与史诗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支格阿龙的故事就来源于彝族史诗俄特依。二是历史传说故事。这类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多半实有其人，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和褒贬，往往给他们蒙上了传奇色彩，对于其中的人物甚至加以神化。彝族民间寓言与动物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动物故事往往同时又是寓言。

4.口头文学。彝族口头文学是彝族人民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彝族千百年来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具有非常普遍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彝族人民常将它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作用。因此在贵州彝族地区，遇有婚丧嫁娶、节日聚会、超度祖灵及调解冤家纠纷时，当事人都用口头文学来表达情意。由于它能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真谛，因而对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作风、风俗习惯等影响极深。彝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充满生活情趣、饱含幽默与诙谐的对口词，一般在婚庆场合和逢年过节时表演，由代表主客双方的对手组成对说家，各自用夸张的语言、渊博的知识与对方展开舌战，比智慧、比知识。双方即兴创作，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其语言流畅，比喻生动，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所不谈，既丰富多彩，又富于哲理，在夸张的对话中，用不伤大雅的语言抑制对方，同时显示自己，起到寓教于乐、沟通情感和增加欢乐气氛的作用，是彝族口头文学的一枝奇葩，甚至可以说是彝族古老说唱曲艺的原始雏形。[2]

总之，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彝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例如贵州彝族民歌，它像彝族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彝族社会的历史进程，彝族的《六祖的传说》、《戈阿娄>>和很有历史味、民族味、民俗味的盘县彝族古歌无疑都带有开天创地、迁徙寻地的史诗色彩。彝族民歌的深刻内容不仅映照出彝族历史进程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领域的真实，它还百科全书式地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状况行为、道德社会、伦理为人、处事思想、情感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方面。像彝族民歌中表现人们温馨情感的《哥哥给妹妹买衣裳》、《送郎送到鸡场坪》，体现人性善良孝道的《劝母莫忧愁》、《舅孙论道》、《盘县彝族古歌》等彝族民歌均承载着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3]

二、保护措施

1.建立科学的传承机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过去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要求和结果中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在第一批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例仅为30%左右，在第一批226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总名单中少数民族的比例也只占30%左右。少数民族地区丰厚的非物质文化中有很多潜在的部级甚至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贵州省应该更加关注来自少数民族的项目，对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等各项工作应该给予特别的帮助。这就需要专家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科学研究与认定，然后再保护、传播和发展其中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2.加大抢救力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世纪80年代就逐步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变迁，无形文化比有形文化显得更加脆弱。因此，在1989年通过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案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制定了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强化了对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抢救保护的手段，主要是拉网式普查、搜集、整理，通过文字记录以及录音、录像、拍照和数字化等现代化手段，使其永久保存下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其中之一。贵州省相继编辑出版了彝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抢救保护优秀彝族的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还应当继续深入挖掘贵州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出版散落于民间的文学故事、诗歌等。对于其中收集到的彝文古籍原件、古籍插图、民间绘画、电子数据库、复印件、手抄，可成立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进行收藏，向世人展示彝族古老文化的独特魅力。

3.加强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使之服务于社会，获取效益。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两个效益，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优秀的彝族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能够产生效益，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如大方县的彝族漆器、彝族传统服饰，还有彝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等，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我们可以挖掘出其固有的商品属性，使之产生经济效益。其二是发展彝族文化旅游。大方县的奢香博物馆，通过电视剧的拍摄向国人展示了贵州彝族文化的魅力，成为旅游胜地。利用文化节庆活动，结合商业经济活动，既能促进当地的旅游发展，也能扩大地方影响。贵州彝族的火把节已经入选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大力宣传，吸引省内外游客参加，这样才能够形成产业互动与互补。

参考文献：

[1]安群英.罗新本，等.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利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

[2]贾银忠.彝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4，（3）.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内容;探讨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01-0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

为了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此之前，文化部等有关部门为保护和申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界定上的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才能更好地贯彻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

要科学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概念，首先会碰到对“文化”的认识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文化观：一种是狭义文化观，一种是广义文化观，而以狭义文化观为最流行。一般人大多认为“文化”就是掌握文字的文人所创造的文人书本文化。所以学文化就是读书识字，不识字人人就没有文化，当然更不会创造什么文化。这样，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往往只看到文人文化，而看不到民间文化。

广义的文化观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是19世纪人类学和民俗学所阐发的文化观。按照这种广义文化观，不但要重视文人文化、同时更要重视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广义文化观的具体体现。请看《公约》第二条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这个定义所明确界定的是在民间社区中所运用、传承、创新的活的文化，显然主要是民众所创造、享用的民间文化，当然也包括人民所需要的文人文化，但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当前需要保护的主要对象，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公约》又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这是指民间口头文学――民间歌谣、谚语、神话传说故事、民间曲艺、戏曲（特别是民间小戏）等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口传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也包括表演艺术）。还有语言则指行将消逝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的方言。

2.“表演艺术”――民间歌舞、曲艺、戏曲等。

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这是指民众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包括人民的消费文化――衣、食、住、行，生产文化――农、林、牧、渔、商业以及礼仪、节日庆典等实践活动的经验文化、生活文化成果。中餐、衣饰、民居等民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有许多是需要抢救、调查记录和传承、推广的。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主要指在民间传承的许多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传统民间文化：创世神话、山水传说;民间科技（如水利、天文、医药、卫生……）、民间信仰（如禁忌、风水、巫术、占卜之类）等，其中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人民生活经验的丰富文化内涵，需要调查搜集和研究，这对普及科学知识的宣传也是必要的。

5.“传统手工艺”――各种手工业的技艺经验和各种民间美术、工艺，如民间建筑工艺、木工家具工艺、石雕、木雕、砖雕、年画、剪纸、玩具、风筝……乃至雅雕、骨雕、草编、漆雕、漆画、陶瓷技艺、泥塑、面塑、根雕、内画、刀画、烙画等种种层出不穷的民间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4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先进性”内容

在以物质性音乐文物发现和历史文献记录为依据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久远历史传承过程中，丰富地展现出中华民族音乐生活八千余年可知的一系列音乐历史演进和深厚的非物质性“无形文化”存见事实：所谓远古的“骨管之乐”，“六代之乐”；先秦的“钟磐之乐”，“笙竽之乐”；汉魏的“丝竹之乐”，“鼓吹之乐”；隋唐的“筝琶之乐”，“十部之乐”；宋元以来的“弦索之乐”，“戏曲之乐”，“说唱之乐”，“词曲小唱之乐”，“山歌俚曲之乐”，以及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古琴之乐”、“僧道之乐”……这些独特的音乐形式与内容，无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文明的历史见证和精神文化象征。虽然她们的原生形貌随着历史长河流淌、经无数衍变，至今大多已迷糊不清，但她们通过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方式和手段，将其优秀内容和形式，以基因、血脉的内涵方式，遗传和再生到了当代各民族各种类型的传统音乐类型之中，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所创与其物质财富并行且同等重要的非物质财富，同时也是世界人类所创与物质财富并行且同等重要的非物质财富，甚至还是影响物质财富不断更新创造的具有主导性的潜在因素。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过去，从一个文化类型侧面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先进性；她的血脉遗留和遗传，蕴含着几千年音乐文明的精华，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先进性和未来先进性，奠定了不可缺失的“母源文化”基础和再创造依据。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代表类型和优秀精华，是一种主宰和影响中华民族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以及未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文化魂魄”。那种认为祖先留给后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所谓当代“先进文化”已格格不入，已成为一种历史“负担”和“包袱”，可以漠视其存在的观点和作为，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母源文化”先进内涵的一种肤浅认知和无知抛弃。

二、正确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口头性”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由于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历史演进不尽相同，其文化传统亦不尽相同，他们在音乐文化传播方式上也自然相应有各自的独特选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特别突出的文化事象，总体上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民性和民间性。而人民性和民间性，即决定了她的传播方式要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凡是具备“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都必然会选择与之适应的“口头文化传播”方式，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与相关文化类型对应而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最佳选择。

在有音乐文物发现的我国八千余年的音乐历史传承过程中，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型态，从来就是通过“口传心授”“心领神会”的传习方式来完成薪火传递的；即使是在唐宋之后有了文人音乐家和民间音乐家创造出的诸如“减字谱”、“半字谱”、“工尺谱”、“二四谱”之类乐谱以及其它各种民间乐谱，但这些乐谱依然通通是一些不完全和不细致确定的“框架谱”、“骨干音谱”，它们以其“概括性”形态，潜意识地为广大使用者、传承者留下了很多可以即兴创造和变异求新的艺术发展空间，因而其传播方式的艺术本质，仍然具有明显的“口头文化传播”特征。

在提倡保护和发展我国优秀“口头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今天，结束过去错误地夸大这一传播方式“落后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取而代之将是要进一步充分理解和认识它们过去存在时刻的“先进性”：这是中华民族根据自身久远社会音乐传统和社会生活机制需要而对应产生的一种传播方式，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方式才可能为传播者创造即兴发挥其艺术个性和特色的空间，才能使广大受众群体在千变万化而出的各种传统音乐个体类型面前，尽其所需地满足各自各种不同艺术趣味的需求，同时也才可能形成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类型及种类百花齐放的历史格局和音乐风格多种多样的当代现实。

三、做好认识论方面的普及工作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保护中国传统音乐遗产及其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保护现存所有“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重要。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文化”特征，对其特殊的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种和文化类型，如不进行特殊重点保护和再创造性发扬光大，这部分财富即可能会在我们眼皮下迅速消失，这就像自然生态中物种灭绝一样，将是我国乃至是人类精神文明记录上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失误。对于此点，可能部分文化管理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都早已认识到了，然而我所想要说的是：树立这一种认识，在当下似乎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少数文化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专家学者身上，而应当普及于广大基层群体，因为他们不仅本来就是传统音乐文化的直接缔造者，他们归根结蒂还是“口头文化”最直接的传播者和保护者。

由于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快速化和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共生共存，历来就受都市流行文化和上层文化影响的民间基层传统音乐缔造者，在强大的所谓“现代文化”潮流冲击下，也在身不由已的或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文化的抛弃和新潮式文化的“模仿”，面对“土生土长”的本来是由自己创造的口头文化，反而“自觉形秽”，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和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态意识和倾向，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对当前开展的“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工作的开展，亦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以为认真做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认识论方面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在大众群体中广泛宣传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各种“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母源文化性质，宣传传统优秀文化遗产本身固有的继承性和先进性，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保护“大社会”环境，也许才是持久和长远地保护某种非物质性传统艺术文化的有效方法。

四、强调艺术理论科学的社会考察

当代文化艺术科学理论工作者，担负着时代赋予的发展先进文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崇高使命。从科学理论建设和学术高度来说，我们承担的“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是当代文化艺术理论建设领域中最具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特色的一个项目，而此类项目又因其对象的民间性、民俗性和社会基层性而要求承担具体项目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将“田野作业”（实地调查）、“社会调查”的理论及方法，视为基础的科研工作并将之作为先导去开展工作，即首先将抢救和保护对象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研究作为整个项目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那种长期“不下乡”、“远离老百姓传统音乐生活”的坐在办公室里、呆在都市科研机关里大谈所谓保护、保护方案的做法，或者即便也“下去”走了一趟，但仍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参观感受式”的作法都终因不是广大基层群众艺术心声的切意表达，不是有针对性的某种具体民间音乐生态规律把握，因而并无多少先进性可言。这也是当代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中最不可取的作法之一。

事实上这还不仅仅是“抢救和保护”主题如此，即便是一般传统文化科研项目，这种作法亦因缺少第一手资料发现和掌握，也很难体现出一种创新性精神。因此，对整个文化艺术管理和文化艺术理论研究领域主题而言，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面对实际、进入实际、以实际文化艺术生活环境内容及其体验和观察结果作为政策制定、科研工作的起步，即成为传统文化艺术管理阶层、民间文化艺术理论科研队伍体现其先进性的奠基工程。在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艺术理论建设中，在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管理工作中，是否强调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工作环节的重要性，是否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科学求实作风，当是这一文化艺术保护工程实施者和研究者是否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利益、是否具备“先进文化代表”特征的试金石。

五、实是求是树立先进而严谨的文化生态保护形象

开展和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程，一定要贯彻“十六大”报告中所论科学处理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关系的精神。作为“文化事业”，被保护和被抢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需要相关部门将之作为民族文化事业根基性的重点项目投入相当人力和财力去进行科学维护；作为“文化事业”，被保护和被抢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又因其文化类型和文化内涵方面的独特性和深邃性而可能被作为一种私有的、特殊的文化产业类型，使之作为“品牌”、“商标”来进行虚假设计包装，去直接为个人和小集体获取某些经济效益。例如，众所周知的云南丽江地区个别人物和所建“古乐会”将外地传入由多民族共同保存和发展起来的“洞经音乐”充为某一个民族的所谓“古乐”，明明是地地道道的一种打着“文化”和“学术”招牌来谋取个人私利的炒作行为，还在那里标榜自己在进行所谓“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即属此类典型表现。

因此，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保护和抢救“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一种“文化公益事业”，是一个民族群体自身保护自身所创文化和自身利益的一种公益性、前瞻性行为，这就像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主动、自觉关注自己生活家园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一样，这是一份为人类群体公益事业服务的真诚和真实投入，那种弄虚作假打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幌子以图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犯罪，决不能让其得逞。也只有如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投入才可能投到实处，才可能有实际的社会效果，才可能进入正确的良性循环发展轨道。据此，我们还必须要警觉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国际性的极为严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事业，对这一事业，绝对不可以为之造假和进行欺骗，否则它将会大大损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际社会中初步树立起的科学、严谨的文化生态保护形象，其危害将至深至切！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5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我国人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和思维观念的革新，人们的生活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农耕（游牧）文明逐渐远去，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嬗变，主要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这就使得一些有历史、文化和科研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随着传承人逝去而消亡。

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不仅在201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且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方便人们交流和学习。此外，不少专家和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行了大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不少学校开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邀请民间艺人进入课堂进行授课。上述方面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主动而有效的保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存在于广大农村，需要依靠基层民间艺人进行具体传承，这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其生存的土壤中继续传承，成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被称为“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学者冯骥才认为：“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如何？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教育中的力度，激发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如何更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一些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传承人的重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人的确立意义重大，其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沿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因此，传承人肩负着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担。

杨柳青这一民间年画艺术起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乾隆年间，曾出现“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被推崇为中国木板年画之首，深刻影响了国内近百种年画，过年贴年画由此成为北方地区习俗。然而随着19世纪末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加上战乱不断，传统木版年画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复苏，杨柳青年画市场需求扩大，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又重新回到了百姓的生活中。

杨柳青年画传承人、“年画张”画店创办人张克强认为，杨柳青年画本身就具备很深的文化底蕴，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拥有很完善的绘制过程，品种达到上千个，这些都是先辈们的心血。能够流传至今，足以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要继承、挖掘、发展这门艺术，就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在进行新的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一直从事着美术教学工作，所授弟子数千人，现在多数已成为杨柳青年画业的中坚力量。他认为，杨柳青年画要发展，人才的培养、后备力量的积蓄是不可或缺的。

杨柳青木板年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霍庆顺，出生于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世家，他5岁开始学彩绘，12岁开始学印刷，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用传统的木板来印刷年画，所绘年画色彩鲜艳，笔法细腻。为继承和弘扬天津杨柳青木板彩绘年画艺术，霍庆顺一直刻苦钻研技艺并总结了自己多年作画的经验和老艺人们传授的经验，编写了《杨柳青年画工艺流程》《杨柳青木板彩绘年画的传说》《彩绘工艺色彩用色及制作》，使年画这一木板彩绘艺术形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与其他地方的剪纸相比，烟台剪纸线条似细如发丝、刚劲有力、细腻精致、玲珑剔透等特点著称，是中国剪纸中风格独特的一个组成部分。据了解，2009年，“烟台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录入《人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提到“烟台剪纸”，今年50多岁的传承人李强认为自己有义务将烟台剪纸继续发扬和传承下去。为了宣传烟台剪纸，展示烟台剪纸的历史渊源和艺术魅力，他自费建立了烟台剪纸博物馆，然而由于资金短缺，博物馆被迫关闭。但在博物馆开展的5年多时间里，为了传承这门艺术，李强免费向外人展览剪纸作品，并教授他人剪纸技艺。然而前来学习的多是些退休的老人和中小学生，并且很少有人能坚持学下去。

而如何解决传承的问题，李强毫不避讳地表示“很难”，因为剪纸几乎没有市场，没有人愿意专门从事这个行业。李强统计过，在他培养过的上千人里，最终留下来以剪纸为业的人只有屈指可数的二三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中，明确了传承人的认定条件和义务，并要求相关部门就传承活动给予支持。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尊重，这极大鼓舞了民间艺人的热情。对于传承人，我们不能一味儿地像送进博物馆进行收藏式的保护，而是应鼓励传承人这一活态传承体在继承优秀艺术因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创作，同时，更要鼓励年轻人学习和继承非物质文化，使其传承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的现状

安徽花鼓灯是流传在淮河中游两岸的民间歌舞艺术。花鼓灯在音乐、舞蹈、道具等运用上形式优美而丰富，体现了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主要特点，是最具代表性的汉族民间舞蹈之一。花鼓灯欢乐祥和的舞蹈特征深受人们喜爱，因此，淮河两岸“玩灯”习俗世代相传。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安徽花鼓灯作为汉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被收录其中。

安徽花鼓灯这一汉族的民间舞蹈，诞生于农耕文化之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众多的花鼓灯播布区。花鼓灯的表演不受时节限制，也不受场地的约束，它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舞蹈，以农民自身娱乐为目的，表演形式自由活泼，临场发挥的随即性能及时地把现实生活中舞蹈的素材和其他姐妹艺术杂糅其间，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花鼓灯玩灯的习俗可上溯至上古时期。据闻，大禹曾在当地治水，使淮水流入东海，历代人们视大禹为治水圣人。史载，蚌埠涂山之巅有一座建于汉代的禹王宫，2000年来香火不断，至今在当地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仍然有在禹王宫庙会上跳花鼓灯祭祀大禹的风俗。每年的这一天，涂山可谓人山人海，百班锣鼓、百班花鼓灯，民间艺人身着彩服不辞辛苦，打着锣鼓，从山下舞到山上，唱着灯歌、跳着花鼓灯，沿着崎岖的山路前往山巅，先祭拜大禹，然后下山扎场子玩灯。一年一度的庙会促进了花鼓灯艺术的发展。隶属蚌埠市的怀远县每年在庙会日举办花鼓灯艺术节，庙会变成了花鼓灯的会演、竞赛和评比，使花鼓灯这一民间艺术不断得以流传和发展。

由此看出，安徽花鼓灯艺术属于一种大文化范畴，不同时代背景中的花鼓灯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随着文化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着文化的演变而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花鼓灯艺术受到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呈现出式微的状态，播布区逐渐缩小。在这种日益趋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不得不反思自身本体文化以及如何在一同化的世界中找到本体文化的精神支柱，使得这一精神载体继续传承和延续。由此，我们迫切需要关注以安徽花鼓灯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现状。

家族传承与教育

蚌埠市冯嘴子村是花鼓灯“冯派”艺术大师冯国佩的老家，世代又有玩灯的习俗。迄今为止，冯嘴子村的花鼓灯已经由家族式的口传心授传到了第七代。村里有3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在玩灯，并且组建了冯派花鼓灯艺术团。随着花鼓灯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玩灯的人已经意识到其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自发地努力对花鼓灯艺术进行传承。

冯嘴子村的花鼓灯依旧秉承着传统的教习方式，玩灯人基本上都是本族子弟。由花鼓灯老艺人进行口传心授，从花鼓灯的锣鼓、鼓架子、兰花等角色技艺全方位地对孩子进行培养。关于小演员的来源，花鼓灯传承人冯开皖说，“学灯的都是本家的孩子，不收学费。现在不像以前了，也可以外传，只是我们办的花鼓灯班没有正当的手续，外面的孩子不愿意来。”现在，主要是艺人到村里的小学校对三至五年级的孩子进行选拔，孩子自愿报名，经过教师、家长的同意就可以跟随老艺人进行学习。教授的内容首先是练基本功，花鼓灯的基本功和武术基本功一样，或者说就是按照武术的基本功来训练，压腿、下腰、扎马步是必修课，到了一定阶段后，孩子们才开始分别学习鼓架子的舞蹈或兰花的舞蹈。一般都是周末上两次课，有时傍晚有空，艺人们也会召集孩子们训练。这种教习完全是自发的，不收学费，而且艺术团还出费用给孩子买练功服和鞋子，提高他们学习花鼓灯的兴趣。然而，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学习花鼓灯，第一批招收了60多个孩子，因为身体和悟性的原因，在训练中淘汰了一半，剩下的可以单独上台表演的，流失性也很大，其中有近一半的人不在村里生活了，有的初中毕业外出打工，不到年节不回来，或者有的仅在有重要演出时回来，演完后立即又出去打工。现在，艺术团已经建议村里的小学把花鼓灯作为体育课，普及到小学教育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前老艺人之所取得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创作出自己的风格和动作，这与他们日常的劳作分不开。现在的农村孩子都“城市化”了，缺乏必要的生活劳作体验，无法体会到花鼓灯舞蹈动作中的含义，跳起的花鼓灯既没有学院派规范化的好看，也缺乏亲切自然的乡土气息。

师徒传承与教育

位于怀远县城西南角的常坟镇，在解放前是著名的灯窝子。玩灯的风气曾经在这里非常盛行，但时至今日，常坟镇的灯班子及玩灯人大多已经步入暮年。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花鼓灯“郑派”女传承人常丽华在镇上开办了第一家花鼓灯少儿培训班，主要招收小学生。为了支持常丽华，在县京剧团工作的丈夫和在扬剧团工作的儿媳妇马彩娣都回到家中，帮助常丽华授业。经过20年的发展，常坟镇花鼓灯班慢慢壮大，已经变成了常坟镇的花鼓灯培训中心，培养了2000多名学员，成为当地知名的操灯人。

近年来，培训中心为了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对以往的花鼓灯基本功训练重新进行了调整。每节课的程序为芭蕾集训（土芭蕾）、毯子功、花鼓灯舞蹈排练和锣鼓。每期的学员在30人左右，现在基本稳定，多的时候有过140人同时排练的场景。

记者在对马彩娣的采访中了解到，孩子每天放学后过来排练一个小时，每周末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这样安排主要考虑不耽误孩子上文化课，毕竟学好文化课考大学是很多农家子弟的梦想。来学花鼓灯的不仅有本地孩子，还有周边县城的学生，基本上培训3年左右就能参加正规的演出。学费以前不收，现在象征性地收一些。孩子在培训中心学三四年后，专业水平基本与艺校学生不相上下。马彩娣曾经带着她的学生和艺校的学生一同考兰州军区文工团，她的学生考上了，而艺校的学生落榜了，这对马彩娣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更加坚定了她继续办好花鼓灯培训班的决心。马彩娣的学生有很多都考入了高等艺术院校，有一些考入了部队的文工团，1995年还有一个学生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这些成为马彩娣自豪的成绩。

在采访中，马彩娣感叹，上世纪90年代，培训中心很是红火了一阵子，那时来学花鼓灯的人很多，因为那段时间社会上兴起了民间艺术团，招收能唱能跳的演员，人们都知道会跳花鼓灯就能走出农家门。现在，社会大环境改变了，信息接收渠道多了，外出打工已经成为热潮。马彩娣的花鼓灯培训中心如今与部队文工团建立了联系，根据部队的需求，专门修改了教学和训练计划，各文艺团体来挑选演员，一律让部队优先挑选，并且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参加部队文艺兵的特招，报效祖国，这也对农村孩子来说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常坟镇花鼓灯培训中心作为一个业余的民办学校，一方面对农村的艺术教育起到了自发、积极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使花鼓灯得以薪火相传，为花鼓灯的传承起到无可抹杀的作用。

学院派的传承与教育

学院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教育中的一种次生形态。

作为专业舞蹈艺术教育中的佼佼者，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蹈的花鼓灯不同于田间地头民众自发表演的模式，作为以培养民间舞蹈表演者、编导为主要目的专业舞种，不可避免地带有严格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虽然北京舞蹈学院的花鼓灯教材来自于民间，但已经不是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经过专业舞者的田野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舞蹈原始素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最具代表性和广泛意义的民间舞蹈基因，进行科学的、量化的编排和创作，形成了专业以娱人为目的的学院派舞蹈。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舞蹈学院的彭松、盛婕、李定一等到安徽对花鼓灯做了第一次学术性质的考察，并编写了第一本花鼓灯教材《安徽花鼓》，全方位地对花鼓灯的历史、锣鼓、灯歌、表演程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随后，许淑英、罗雄岩、潘志涛等北京舞蹈学院教师拜访花鼓灯老艺人冯国配、郑九如等，学习原生形态的花鼓灯。由此以来，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的师生深入到田间地头考察，使接地气成为一项传统，不拘于书本教材，尽力使人们从民间舞蹈文化的外延深入到体会民族民间文化品格的内涵中。

然而，在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渠道之一的学院派舞蹈，其表现虽然很优美、很好看，但与田间地头的老艺人比起来，却失去了其民间舞蹈本应具有的神韵，即没有发自内心舞蹈的热情与激情，而要弥补这种不足，就要多让学生学习和了解花鼓灯民俗环境、民俗内涵，到花鼓灯文化环境中寻找其舞蹈本体发生的内涵。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潘丽在《花鼓灯专业化发展的优质基因继承》一文中对此有更加深入探讨，她从专业舞蹈院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视角出发，从采风的再深入、形态特征的完整继承以及原生态与流派特色保护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花鼓灯作为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进行保护，不可能原封不动、一成不变。专业层面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提炼花鼓灯的审美特质，秉承其优秀基因。

记者手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6

要，又能达到一定的审美要求而诞生的一种艺术，它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特点――材料简单、手工生产等。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体现了深蕴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和艺术心智，它是民族文化的真实续存。本文对手工工艺制作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时机、改革与创新以及它对中职教育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工艺美术 民间手工制作 实践 手工生产 创作

1 概述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现代化选择日益普遍，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在此背景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根本变革的社会，与尊重、认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全球民族国家普遍性问题。这一问题深刻地关系到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在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持续维护民族文化特征，持续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民族自尊心等等。

天津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民俗形式和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泥塑、风筝魏制作技艺等都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这些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形式多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然而，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逝，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在减少，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淡漠等现实问题，迫使我们急需思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新途径、新方法。如何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实现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化、立体化的保护，使它们传承和发扬下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目前，每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洽谈会，给各地区的院校提供了展示具有地域特色艺术作品的机会。展洽会将我国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能力、强化学生技能、服务社会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加以展示，进一步推动了职业院校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今年的展洽会共有240多个中高等职业院校及企业教育培训机构参加，选送了约900多个项目，其中多数是中高等职业院校研发设计、生产的技能作品，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技能作品向市场商品转化。同时展洽会还开展了其他形式的洽谈活动，如合作开发、技术转让、作品有偿推介等。

2 当前是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绝佳时机

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使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为社会所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相关方面的研究关注愈来愈多。而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手工工艺是出类拔萃的。

目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和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出游势头的迅猛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示范基地”的形成，使产业发展获得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经过近十几位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的时代背景、宏观政策、市场以及消费群体等的调研、分析与探讨，已经形成了从战略理念、战略定位、运作策略到运营模式等一整套创新的、系统的发展模式，特有的地域性使其具有发展性，因此它有条件成为中国最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示范基地，将其做大做强，可有力推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同时可以使这些濒危遗产得以传承，通过整合现有的制作加工作坊，使艺人们得以创新技术和交流。与此同时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珍惜；有利于活态地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与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水平；有利于提升保护、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全世界的地位；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战略目标，必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3 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目前，我国的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改革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学生的人数也不断地增加，工艺教育方面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同时，由于我国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大，也间接推动了各地域申遗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域的经济水平存在的差距较大，因此各地域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保护也不均衡。如在东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从事民间工艺的人才较多，发展空间较大，而经济落后的西北部，受经济、待遇等因素的影响，从业人员相当少，因此在某些欠发达地区，我国的民间美术工艺未来的发展之路坎坷重重。

近几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手工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拓展了它的产品形式、展示方式及消费市场，还改变了它的传播平台，而这些都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涵。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是指那些利用现代网络数字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卫星等渠道传播到电脑手机等终端的过程，与传统媒体相比，互动性、主动性更强。

4 民间手工制作对中职教育的作用

虽然我们都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随着现代经济的深化，环境的变化，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工作挑战很大。但是我国的教育却越来越重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职教育中的作用。在教学中本专业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工艺术实践和企业生产相结合。下面我们主要了解下民间手工制作艺术对中职教育的作用：

4.1 校企结合促进中职教育发展

目前，展洽会的顺利开展不仅加深了校企之间的沟通，还促进了校企之间的合作。这样就更加突出了展洽会举办的目的，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将院校的研发设计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紧密结合，促进我国的手工工艺的中职教育，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早日与国际接轨。因此展洽会的举办进一步彰显了校企结合的作用。

4.2 艺术教育课程改革

在课程改革之后，美术教学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增加了大量的手工制作内容，一改过去只重视绘画和欣赏的教学思想。在进行手工制作的过程中，由于学生要对作品进行结构的设计、色彩的安排，在制作过程中无形之中就提高了学生的审美与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尽量提供一些可以引起学生兴趣的材料。如在上完“变废为宝”这一课后，我看学生们对课程教学内容很感兴趣，便利用课余时间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时装表演赛，材料则是身边经常见到的“报纸”，学生利用这些废旧报纸来设计服饰，并穿戴自己设计的作品进行表演，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学生们的参与兴趣非常高，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审美能力。而且这样的课堂也使美术教学与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学有所用。

4.3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美术专业课程教学中，让学生运用各种材料进行手工制作，立体作品对于学生的感官体验是非常形象和直接的。因此在中职艺术设计学院，我们要更好地利用教学资源和专业方面的优势，多开展一些传统民间艺术的手工制作活动，如剪纸、木版年画及灯彩。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可以活跃校园文化，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进一步促进民间艺术产品的设计。

这样，既注重在具体的动手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美术研究，2006（01）.

[2]李砚祖.物质与非物质：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J].文艺研究，2006（12）.

[3]梁艳霞.剪纸艺术设计的数字化技术研究[J].包装工程，2010（14）.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7

一、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在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都展出了大量的实物，所以有人就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保护这些实物，把实物收集来就是做好了“非遗”保护工作。同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口头传授的，与物质关系不大。二者都有偏颇。所以必须弄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物质介质来保护和传承的，并非全是通过传承人口头传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护这些物质介质，更要保护传承人，实施活态保护。今年6月6日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命名了一批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6月9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些都是实施活态保护的重要举措。在工作中，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不单一性，防止单纯文化碎片的保护。注重文化整体性理念，不要人为地把它撕裂开来，单独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那样，形式上实现了保护，实际上却破坏了文化固有的整体风貌和遗产的价值。

二、原生态和发展的关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持原生态呢，还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呢?这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现代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是难以阻挡的，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大众传媒带来的通俗文化，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断地改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变，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有了机器纺织的价格便宜的棉布，谁还愿意手工纺纱织布？手工生产的粗棉布，除了用来制作工艺品，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用处？在现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再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方式。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在保护与发展之间需求一种平衡。既要尽可能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又要适时进行改进和发展，因为原生态是相对的，而且原生态未必就比次生态好。《井陉拉花》等民间舞蹈就是在保留传统特点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才更加熠熠生辉的。

三、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被保护的民间传统技艺已脱离了原有的轨道，手工技艺变成了机械生产，工艺品成了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这固然不好。但是，不能利用的保护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未必非搞商业开发，那样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神韵，可以考虑从其创意和思维等方面进行开发利用，如，将非遗项目制成动漫片就是一种很好的开发利用。无极剪纸在保护中研制了许多新产品，制作了精美的外包装，这也是一种开发。因此，无限度的开发利用和过分的强调原生态都是不可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篇8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烟台市从2006年开始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普查到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10个类别的线索资源11716条、项目5902项。在前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评选中,烟台市共有海阳大秧歌、蓝关戏、胶东大鼓、八仙过海传说、长岛渔号、胶东全真道教音乐、八卦鼓舞、螳螂拳、莱州草辫、掖县滑石雕刻、黄金溜槽堆石砌灶冶炼技艺、渔灯节、烟台剪纸等13个项目入选,项目之多居全省前列。另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9个。众多丰富的“非遗”项目,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发展,真实记录了烟台特色的传统文化发展,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地理人文历史。

海阳大秧歌――山东三大秧歌之一,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它以豪放、古朴的表演风格、严谨的表演程式和恢宏的表演气势而著称于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蓝关戏――流传于胶东半岛莱州、招远等地的一个古老的高腔剧种。据记载始于明末,兴于清初。是以“错用乡语”的音调特征沿袭和模仿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的表现形式和吸收了胶东的民间曲调及其他成分长期演变而成的戏曲剧种,“帮、打、唱”三为一体,交映生辉,成为该剧种音乐的三大支柱。胶东大鼓――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沿海各县的一种曲艺形式,在整个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八仙过海传说――源于烟台蓬莱。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泛的道教神话故事,八仙(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以不同身份,手持不同宝器演绎了“八仙过海”的传说,留下广为传颂的俗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长岛渔号――源于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长岛县,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渔民以吆喝、呐喊和领合叫唱为代表形式,号词简单,语调粗犷、豪放、坚定、有力!传达出渔民的生活气息,尽显长岛传统渔民情调。它是渔民长期从事海上劳动创造的歌,是风帆时代海洋文化苑中的一朵奇葩。胶东全真道教音乐――诞生于元朝,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它吸收了古代传统曲目、胶东民歌、地方戏曲与民间音乐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也保存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曲目,对胶东道教音乐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八卦鼓舞――源于烟台栖霞。产生于神秘的道教仪式,将传统的道教斋醮仪式与传统的中华武术相融合,集鼓、舞于一体,是山东省唯一属于道教文化的广场舞蹈表演艺术,是山东民间舞蹈的瑰宝,是中国道教舞蹈中的一朵奇葩。螳螂拳――为明末清初胶东人王朗所创。王朗之后,螳螂拳有史可查,有谱可考的首位传人,便是莱阳小赤山李秉霄。经过三百多年近十代传人的创新、筛选、提炼,已经成为最能体现莱阳传统体育竞技风貌和特点的文化结晶。莱州草辫――源于沙河一带农村,据传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口,是我国最早进入西方市场的商品之一,沙河由此成为全国草编辫生产和出口的中心。技艺高超,产品之精美堪称一绝。掖县滑石雕刻――原产于山东莱州的一个以当地特产“莱州玉”为原料进行手工雕刻的工艺品种。源于宋代,兴于清代,盛于上世纪60-70年代。它技法独特,经过历代艺人的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六大类、八大门派、120多个品种、2000多种花样的滑石雕刻作品。主要以花鸟、鱼虫、动物、山水、人物为创作对象,作品出口西欧、北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年代曾被当作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原生态民间工艺。黄金溜槽堆石砌灶冶炼技艺――来源于具有“中国金都”之称的烟台招远市,是招远人民发明创造并传承使用逾千年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烟台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剪纸艺术中独具特色,久负盛名。烟台是民间剪纸极为普遍的地区,剪纸样式品类丰富,勾绘染色剪纸、窗裙、对联剪纸等均表现出不同的情趣。渔灯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渔民自己特有的传统民俗节日,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沿海渔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发在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午后,从各自家里抬着祭品,打着彩旗,一路放着鞭炮,先到龙王庙或海神娘娘庙送灯,祭神;再到渔船上祭船,祭海;最后,到海边放灯的一种祭祀活动。它改变了渔家文化对农耕文化的依附地位,是渔家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是渔民的一种祭祀祈福活动形式,而且是渔民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的渔家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其他传统民俗文化不能涵盖的。改革开放以来,渔民们大力弘扬渔家文化,渔灯节不断繁荣发展,已成为渔民宣传推介渔家文化的一种有效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百姓

烟台“非遗”作为当地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代表了烟台当地人民的智慧和非凡创造力,展示了烟台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多样性的现代文化内涵,成为烟台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为让烟台百姓了解、认识家乡的传统文化,激发大家参与、支持“非遗”文化建设的热情,增强民众的“非遗”保护意识,烟台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陈列厅,集中展示烟台的非遗文化,每年都会选择重要的时间向社会免费开放。其中胶东饽饽、烟台剪纸、烟台绒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世界都叹为观止。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烟台市会以不同的主题,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组织烟台市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烟台剪纸》《螳螂拳》《烟台面塑》等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普及宣传非遗知识、传授传统制作、表演技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在160平方米的“非遗”陈列厅,展示了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重点项目,陈列珍贵实物200件。作为螳螂拳的故乡,烟台市还于当日邀请到太极螳螂拳传人、部级武术段位制考评员、中国武术六段于永波先生进行了传习讲座,广大螳螂拳爱好者在讲座中进行了互动学习。在烟台每年举办的毓璜顶庙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成为庙会的精髓,海阳大秧歌、胶东大鼓、烟台剪纸、只楚庙鼓、蓬莱大杆号、螳螂拳、吴氏太极拳、芝罘岛秧歌……精彩纷呈的表演让游客看到了真实的烟台民间文化。

烟台“非遗”走进百姓的同时,也惊叹着世人。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中国魅力城市展示盛典上,烟台被授予“最佳中国魅力城市”桂冠。在城市展示现场,胶东艺人表演了胶东大鼓《拉洋片-八仙过海》,匠心独运地以胶东大鼓的形式将“八仙过海”这一神奇传说作为城市瑰宝推出,向世人展示了烟台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垫场表演,海阳大秧歌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赢得现场阵阵喝彩。随后海阳大秧歌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的《舞蹈世界》栏目的节目录制,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近日又入选上海世博会“山东周”巡游演出节目,届时,海阳大秧歌将在世博会上向中外游客一展风采。具有浓郁烟台特色的胶东大鼓、海阳大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传,在记载烟台历史的同时,俨然成为烟台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着一座城市不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风貌、精神象征和人文环境,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非遗”文化正在衰退甚至已经消失,仅存的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当然也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深入挖掘整理。在烟台,像蓝关戏、胶东大鼓等不少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由民众集体创作、在民众中世代传承、为民众所享受的非物质文化,渐渐已后继无人,濒临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