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范文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1

1.重视不够。一是认识不够。受传统文化影响，长期以来家庭教育被视为家庭私事，教育孩子是家务事。家庭教育的基础地位和以德育人观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在“学校教育中心论”的主流观念下，家庭教育只是被作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和补充。二是家庭教育问题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目前的《教育法》主要针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制定，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2011）》《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都是部门性质的文件，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条款，更没有落实执行的主体。

2.认识不清。曾几何时，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广告语，让无数家长失去理智，几近“疯狂”。对孩子成长教育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认识，重智轻德、重养轻教，加上受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论的影响，家庭教育最核心和最根本的东西———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文明习惯正处于游离状态。

3.体制不全。一是家庭教育边缘化。家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实质性地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政府管理职能中也缺少家庭教育的成分，家庭教育甚至没有明确的行政主管部门。二是家庭教育工作领导机制不顺，培训、管理无章可循。政府本应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而现实是由妇联牵头，几个社会群团监管，问题重重。三是法律体系不健全。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婚姻法》涉及到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和职责，可是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执行。另外对没有履行监护人责任的家长，缺乏有效制约。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教育立法的价值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台湾早在2003年就通过并实施了《家庭教育法》；日本2006年修订了《教育基本法》，将家庭教育纳入教育系统；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则更早地实施了相关法律，把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建立了完备的家庭教育体系。因此，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有效指导、管理和促进家庭教育不断壮大乃当务之急。为此，建议：

一、提高重视程度，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家庭教育立法上升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政治高度加以重视。从家庭的角度来讲，教育好孩子是家庭幸福工程；从孩子角度来讲，健康成长学本领是将来安身立命的希望工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培养合格公民是社会和谐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讲，是关系到民族兴旺、国家富强接班人的战略工程。

二、加快立法进程，保障家庭教育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充分借鉴先进国家(地区)关于家庭教育的相关法律规定，重点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教育立法工作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家庭教育法》。具体应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确定家庭教育法律地位

家庭教育立法进程中，应重点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将其提升到关乎国家命运、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高度；各级政府要把家庭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地位，把家庭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列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

2.明确政府责任主体及主管机构

当前立法应明确政府是家庭教育管理与实施中的责任主体，通过相关条文的刚性规定，明确家庭教育的各级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职责范围，赋予相应的行政权力，并从物质、资金、制度、人员等方面给予保障。

3.突出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

法律是公民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家庭教育法》的制订，应具有可操作性，以倡导性、鼓励性、奖励性条款为主，从宽到严渐进发展。4.重在服务而非惩戒如何把握好法律介入的“度”，是家庭教育立法能否起到实效的关键。家庭教育立法应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矫正，因此其立法重点不应在惩戒，而应在指导和服务。比如应明确家长、社会和政府责任等问题应有刚性规定。

三、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合力，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1.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引导。要通过各类媒体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观，科学引导各类家长论坛、家长QQ群、微信等家长群体聚集的特殊网络平台，传递正能量。

2.充分发挥社区和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作用。随着家庭教育内涵的拓展、立法的规范与支持，社区和学校势必在家庭教育推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目前在我国，社区（村）家长学校和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是实施家庭教育指导的一个有效的现实渠道和重要特色，社区和家长学校应通过科学调用专业的教育资源，完成对家长家庭教育观念、知识、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再教育，从而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

3.在高校设置家庭教育类专业（课程）。大学生既是家庭教育的接受者，又是未来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一方面，可在师范类高校设置家庭教育专业，培养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推进家庭教育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普通高校开设家庭教育通识类课程，帮助大学生明确自己的教育责任，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尽快实现家庭教育从传统经验、偏听偏信等向科学育人的方向转变，以达到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目的。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2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逐渐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所重视。我国也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而要制定好这一法律，就必须弄清它的宪法基础和行政法背景，制定出一部合乎宪法和保证法制统一前提下的具有合宪性、专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 [关键词]家庭暴力；家暴防治；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宪法与行政法背景 所谓家庭暴力，顾名思义，就是指家庭成员以武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的权利，并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①它是一种古老的，但却一直延续至今的家庭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家庭暴力行为给妇女、儿童、老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受害者在躯体上、精神上遭到摧残与折磨，是一违法犯罪行为。但长期以来，由于男权文化和其他诸多的政治、经济、心理原因，家庭暴力一直被视为私事，受到社会的宽容甚至支持，外力一般不予介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逐渐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所重视。联合国于1967年11月7日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1979年又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把家庭暴力列为12个重点关注问题之一；1999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国际日”。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越来越重视。目前全世界已有马来西亚、奥地利、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4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家暴的专门法律。美国的新泽西州及墨西哥、纳米比亚、南非等地区与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婚内强奸罪”的立法。 在我国，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文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已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截止到2002年5月，全国已有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省一级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另有陕西等5个省也将其纳入了立法计划。此外，还有28个地市制定了相关的文件。 据悉，目前，制定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全国性法律已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而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首先就必须弄清楚现有的宪法基础与行政法背景，保证在合乎宪法和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制定出一部合宪性、专门性、有效性和可操行性强的法律笔者愿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层次上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主要有宪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教育法》等5部宪法性法律。这些法律分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的婚姻家庭权利进行了确立和保护。 （一）宪法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33条至56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赋予了公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和自由、社会经济和文化权、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49条又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四部法律分别对家庭成员中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权利作了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权益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规定。第2条规定：“妇女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利，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和残害妇女。”第七章专章规定了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再次明确重申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了法律保护，其中第二章特别规定了家庭保护。第8条规定：“禁止虐待、遗弃和歧视未成年人。第9条规定了不得侵犯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不得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订立婚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至17条详细规定了在家庭中，老年人享有受赡养的权利。第18条规定了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第19条规定了老年人的继承权不受侵犯。《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家庭中的权利作了特殊保护的规定。第9条规定了残疾人的被抚养权，并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第18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第42条规定了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和获得救助的权利。 《教育法》这部宪法性法律对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权作了特别专门的规定。《教育法》第18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 从上述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层面上对家暴的认识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没有专门明确地提到“家庭暴力”。在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当中，皆没有明确地提到“家庭暴力”，其对“家庭”是通过笼统的规定“婚姻家庭”，如宪法第49条，或具体到个别家庭成员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来界定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对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也没有以“家庭暴力”的名词表现出来，而是以笼统分散的规定具体侵犯家庭成员权益的各种暴力行为来表达的。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规定：“赡养人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力不能及的劳动。” 2.为家暴防治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虽然在宪法层次上，我国宪法典以及宪法性法律没有给家庭暴力以明确界定，但却不等于说没有为制定保护家庭及其成员权利的家暴防治法提供宪法上的依据，只不过较为间接分散罢了。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分别对妇女、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在家庭中的权利作了详尽规定，这就为家暴防治法的制定，提供了宪法的依据。因为家庭暴力防治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性的统一的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的法，是对宪法规定的家庭成员权利的落实和具体化。 （二）宪法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宪法典并未给家庭暴力规定出明确的救济手段，它只是规定家庭成员有申诉、控告、检举、批评和建议等申请救济的权利，同时规定了一些禁止性条款。如第49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宪法性法律为家庭成员的婚姻家庭权利规定了较为具体的救济途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条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应当依据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在第八章法律责任中，第4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妇女组织投诉。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第50条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妇女权益应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情形。 《教育法》对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权利遭受侵犯 也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如第81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宪法层面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分散性。所谓分散性是指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规定在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之中的。 2.混合性。混合性是指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是混合在对家庭成员的社会暴力救济手段之中的，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3.间接性。宪法并未直接为家庭暴力提供具体操作性强的救济手段，大都是指引性规范，分别依据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方可追究具体的法律责任。 4.粗疏性和不全面性。宪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定较为粗疏，往往只规定家庭成员某方面的权利，甚至只规定权益受到侵犯时，受害人有权获得救助，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形作出分门别类的具体细致的规定。如对身体的暴力往往只规定了侵犯生命健康权可获得法律救助。尽管在主体上有所分类，如分为妇女、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但在暴力类型上却未作出身体、精神和性方面的区分而给予不同的救济手段。这给操作带来了认定上的困难。此外，宪法上对家暴的救济手段也是不全面的，突出表现在它忽视了对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救助。宪法对家庭成员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往往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对以辱骂、冷漠、心理折磨等有一定伤害后果但又达不到刑事或行政法律规定的处罚程度的精神暴力没有给予救济的手段。而精神暴力现在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对它进行立法控制。因为它对家庭成员所产生的伤害往往比身体和性方面的暴力伤害更为严重，且其发生较其他暴力方式也更为频繁和隐蔽。在这一方面宪法没有给予关注显然是欠缺的。 二、制定家暴防治法的行政法背景 在行政法层面，涉及家暴的法律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除此之外，截止至2002年5月全国已有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省一级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有一些可以视为行政法渊源的条款。 （一）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对家庭暴力给予明确定义，只是在第22条对家庭成员间可能会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所涉及。第一项规定：“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第二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第三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第四项：“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第五项：“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第六项：“威胁或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第七项：“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大都对家庭暴力有明确定义。如《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第13条：“本次决议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引言部分认为：“家庭暴力行为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强制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法层面上，对家暴的认识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法律层次上无明确定义，法规层次上有定义但极不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无明确界定家庭暴力，只是将其混在社会暴力中予以规定。各法规有定义界定但是极不统一，如湖南省是“其它手段”，四川省是“其它强制手段”；湖南省的界定单列出“性暴力”，而四川省的界定则没有明确列出。 2.家暴界定比较粗疏。除了不统一外，行政法上对家暴的界定也较为粗疏。各法规大都未明确界定家庭 暴力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也未对身体、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作出具体区分和界定。 （二）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适用于家庭暴力是由新婚姻法第43条规定的，即“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救助。实施家庭暴力或者以其它行为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 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大都规定对家暴的投诉应认真接待并调查，应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给予施暴者治安处罚。例如《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暴实施的决议》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对因家庭暴力侵害而投诉的公民应认真对待。施暴人单位应对施暴人进行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应积极进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及时调解家庭纠纷，化解矛盾，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第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投诉者，应当认真接待并对其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行为，应视情节轻重对施暴人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的规定可由公安机关执行，处罚种类及情形明确，也便于实践操作。各省市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具体的负责机关以及对家暴的处理方法。 2.多事后救济，少事前预防。《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的拘留、罚款、警告等处罚虽具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却是发生家暴后才给予的救济。在各省市法规中倒是规定了各国家机关应积极开展预防和制止家暴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增强公民的法律观念，但没有规定具体内容、步骤及相应法律责任，其可操作性较弱。 3.混合性和简单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对家暴和社会暴力作出区别对待，而是混合家暴救济于社会暴力救济中，忽视了家暴救济的特殊要求。此外，也未对身体、精神和性暴力作出区分，救济手段十分单一，仅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根本谈不上依家暴的不同情形给予不同救济，降低了其有效性。 三、对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的宪法基础与行政法背景的思考 （一）关于家庭暴力的认识 目前，在我国宪法与行政法上对家庭暴力并无统一明确的定义，宪法上甚至没有提及家庭暴力，行政法层面法律层次上也没有明确界定家暴。《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家庭中易受暴力侵害的婚姻关系及老人、妇女和儿童都做了保护性规定。但是，仔细思考则不难发现，虽然前面规定家庭受保护，却是针对家庭外而言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父权思想、夫权思想和社会的宽容造成的。长期认为家庭暴力———老子打儿子，男人打老婆属于私事。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国家不应干涉，甚至邻里也不能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偏见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国际组织和40多个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文件控制家庭暴力。根据第四届世妇会的纲领性文件《行动纲领》，中国也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力图制止家暴。于此，笔者建议，在今后修宪时，在宪法第49条第三项“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后，加上“禁止家庭暴力”，以示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也使宪法能更加完整地保护婚姻和家庭关系。 （二）关于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笔者认为，在宪法、行政法上对家暴的救济手段是十分简单、笼统、间接而又不全面的，极缺乏针对性，预防性措施少，可操作性弱，有效性低。要想在宪法、行政法上对未来的家暴防治法作一点完善，只有对其救济手段予以补充和具体化。在合宪的前提下，使之更具有效性、可操作性。如在行政法上可以引入或创设 更为有效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可以尝试强制教育制度，在民政局下设家暴强制教育所，对施暴者进行强制教育，给予心理治疗和指导。可以把西方的庇护所制度和分居制度依中国国情变为行政法上的制度，由公安机关在各村委会、居委会的配合下执行。此外，完善预防措施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家庭暴力重在预防。一定的宣传教育措施和事前救济手段会使整个救济系统更加有效，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利用其信息资源优势和政府权威的影响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进行行政指导。 [ 黄 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上、下）[J].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夏季号。 蓝瑛波。家庭暴力根源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5，（4）：146。 曹世权。中英维护妇女权益，防止家庭暴力研讨会综述[J].法商研究，2000，（5）：62。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3

学校是普法教育的主阵地,青少年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对象。多年来，我校按照上级普法规划的要求，把普法教育纳入工作计划，摆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持不懈地开展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新模式、新路子，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将我校今年以来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做法总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抓好在校学生法制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树立起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意识，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教育强县的顺利实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继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重大问题。

因此，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是一项紧迫的、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求各校要站在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教育强县的宏伟目标，从落实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出发，在总结以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法制教育工作纳入重要工作的议事日程，做好总体规划和分年度计划，合理安排教育内容，做到法制教育始终不断线，抓紧抓好，精心组织实施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定期研究、检查，针对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措施。

二、突出重点，普遍开展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我校紧密结合全县“四五”普法近期目标，把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摆上重要位置，突出“三个”重点，提出“六项要求”，全方位展开工作。

“三个重点”。一是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县有关加强法制建设的指示精神、“四五”普法规划要求，以开展法制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增强青少年法制意识为重点，积极主动的密切配合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和作用，按照《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二是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使学生在校期间懂得并掌握公民应知必会的基本法律常识。 以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中有关法律基本知识为基础，充分利用“四五”普法专用的《中学生法制教育读本》等普法教材，重点普及《宪法》、《国旗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刑法》，侧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交通法规、治安条例、禁毒(烟)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等与青少年学生生活、成长密切相的关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同时，经常开展《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小学生礼仪常规》的行为教育。三是系统内行政干部、教师，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不断增强法制观念，着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治校方式和治教方式的转变，深入学习、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更新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做到灵活自如的学法、用法、教法，自觉维护法制的统一与权威。

“六项要求”。一是各校必须将法制教育课程纳入德育教学和必修课计划，每周必须安排一课时法律专门课，挑选具备较高法律意识和自律品质、有较扎实和较全面的法律知识的教师任课，为确保教材的严肃性、准确性、针对性，还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尽可能征订由教育部负责组织编写的普法专用教材《小学生法制教育读本》、《中学生法制教育读本》，真正做到教学有计划、学习有教材、课时有保证、任课有教师。二是充分发挥思想品德课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不准以思想品德课、政治课取代法律专门课，在相关学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法制教育内容；同时，根据学生的年龄段和知识水平、认知能力、避免成人化和公式化。三是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依托课外活动基地开展法制教育，利用少年法庭、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加强指导与交流。四是在抓好法制教育的基础上认真制定并实施年度依法治理工作计划，落实依法治校、依法治教。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落实责任，实行工作责任制目标管理，围绕普法、教法、执法、用法、法律监督、法律服务等环节逐步实现；依法治教，保证学校有一个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切实把学校工作纳入法治管理轨道；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的各项措施，主动协调有关部门整治学校周边环境，深入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切实保证师生有一个和谐、安全、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五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法制课教师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法制课教师的授课水平。“四五”普法期间我们力争将所有法制课, 思想品德课老师轮训一遍。同时，高度重视整个教师队伍的普法教育，要求广大教职员工认真学习宪法、基本法律知识及教育专业法，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成为学生的榜样，除学校日常法制教育外，各科教师还应结合教学进行相关的辅助教育。并把法制教育作为广大教师培训、进修或继续教育的必修课和考核的主要内容，要使全体教师在学法、守法、用法、教法等各方面都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六是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实施了“一校一个法律明白人计划”。各校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政法机关聘请政治觉悟高、有责任感、业务精、宣讲能力强的政法干部到校兼任法制副校长和“法律明白人”，协助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和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注重方法，讲求实效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青少年；法律意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

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则是向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同时这也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其发展方向应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转变为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在向青少年进行法律素质的培养时，应要求其知法、懂法、守法、护法。青少年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才可能自觉自愿的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和履行应尽的各项义务。

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未来的社会需要具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青少年即将步入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因此培养青少年法律意识是学校的重任。

一、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即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所谓德治，是以道德的教育、倡导、建设为手段来治理国家并达到人民行为举止优良、社会道德昌明、国家安定祥和。而道德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指人们对善恶、美丑、荣辱、正义邪恶、诚实虚伪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道德与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是由国家认可或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或予以确认的习惯加以肯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而道德则是表现为一般社会意志，由人们内心省视、社会舆论和一般社会措施来保证实现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宁、社会进步发展，两者的目的一致，又同时具有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在不同层次上的功能，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在对青少年的教育过程中，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启迪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起正确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观念，才能树立起坚实的遵纪守法的基础，才能“防祸于未萌”；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加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在行为上不突破法律的防线，也才能更进一步提高警惕性，强化道德的良知。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党和国家执政治国的根本方略，因此，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以加强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为中心，努力培育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二、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不仅仅只有国家和社会需要法律制度，法律与公民个人也密切相关。有些青少年由于法律意识淡漠，认为：我不去犯法，法律就跟我没关系，我学法律干什么？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因而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培养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课堂教学是青少年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现今，每所学校均根据学生年龄层次的不同，开设了不同程度的法制教育课程。例如，1986年起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开始开设“法律基础”课。法制教育课程的开设，是当代青少年提高自身素质、维护自身权益的现实需要。

在教学授课过程中，笔者发现青少年反感过于理论式的教学方法，对新鲜有趣的事物却拥有无比的热情与渴望。因此，在宣讲乏味的法条时，穿插很多当今的时事案例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安排专门时间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法制警示的视频，能充分调动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效果明显。这样有助于提高其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从而达到培养青少年法律意识的教育目的。

同时，家庭教育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教育起点，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要素。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可以影响到青少年的成长。一个好的家庭氛围有助于青少年养成优良的品性和遵纪守法的观念。法律意识的培养需要通过具体实践来完成，而家庭成员则必须参与到这一实践过程中。家庭成员必须为子女的发展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进行潜移默化的良性引导，这也必然要求家庭成员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因此，家长应配合学校严格管理子女，引导其多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社会学习或者体育活动。并且家长自己也应不断有意识地提高法律素养，培养高雅的兴趣爱好，注重自身的言传身教，与子女建立平等的关系，尊重子女的隐私权，创建良好的家庭氛围，并与学校保持联系，共同关注子女的成长。只有通过以上方式，家庭才能在树立子女的法律观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青少年能够在法律意识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健康成长。

三、坚持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建设法治国家，发展中国自己的法律文明，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目标。而法律的进步、法制的完善，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在法律进步、法制完善的重要过程中，法律意识的培养无疑为核心且基础的环节。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培养不仅仅是学校和家庭的责任，更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应参与到这一培养过程中。

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里，青少年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各类报刊杂志、电影电视、互联网络，这些传播媒体均大大拓宽了青少年接受外界信息的各种渠道。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对各类外界事物越来越关注，这些传播媒体则应特别重视自己的宣传教育作用，担负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些传播媒体一方面可以广泛拓宽青少年的知识量、信息量，使他们能够更多更快地了解当今世界形势，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反之，各类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如果是一些非健康的信息，则必会使一些法律意识薄弱的青少年误入歧途，在人生关键的成长期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对于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社会应尽量减少传播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作正面宣传，成为有助于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资源之一。例如，通过对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法律案件进行跟踪报道分析，使青少年能够参与讨论，以弥补其自身法律生活的匮乏，并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

同时，青少年应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首先，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校纪校规，注重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其次，青少年应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明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法律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行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也是一个社会、国家的民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范。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法律意识是推进法治进程的先导。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生力军，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适时性，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5

摘 要：当前法庭教育制度存在不足，如尚未重视法庭教育与其他有权机关教育职能之间的衔接、将法庭教育等同于庭审教育、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的某个固定环节等。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促进法庭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实现这一制度的应有成效。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78-04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我国一贯强调“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在教育和惩罚这两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目的中，教育是其首要价值。在实践中，教育的价值目标应贯穿和体现在刑事审判的全过程：审前社会调查，夯实教育基础；开展庭审教育，全方位多层次教育被告人；适用具体刑罚，落实最终教育；判后延伸帮教，巩固教育成果。审判阶段是教育资源最集中，教育内容最丰富，教育时机最有利，教育特征最明显的寓教于审环节，是多层次、全方位感化未成年被告人，抑制其反价值观念，激发其主体性的最佳节点，所以法庭教育就构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之首要或核心制度。然而，多年来我们将法庭教育局限于判后教育。审判教育矫正方式也不完善。因此，需要理性研判当前法庭教育制度的局限与不足，以推动这一重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升教育实效，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

一、法庭教育与其他有权机关教育职能之间的衔接未受重视，对法庭教育在各部门教育功能中的定位缺乏科学系统的考量

首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于2010年8月28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六部门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采取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可见，教育矫正并非审判阶段所特有，而是贯穿于包括侦查、审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程序在内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全过程。但是，与人民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不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承担的是追诉犯罪的司法职能，其教育矫正职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权保障上；［1］而刑罚执行环节的教育矫正则主要反映在对未成年犯的犯罪心理及其具体行为的矫治上，两者与时空上处在“承上启下”位置、资源更为丰富的法庭教育显然存在很大差别。但问题在于各部门之间，不同阶段、不同部门的教育功能之间如何有机衔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法庭教育，如何“瞻前顾后”，实现最佳教育效果。综观目前有关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未见有关四部门教育功能的具体定位、分工与衔接机制问题的具体规定。对法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也通常就事论事，而对如何利用侦查讯问和审查环节教育成效，如何衔接刑罚执行机关的矫治教育未见顾及，总体上忽视了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割裂了相互联系和作为整体的教育环节，不能满足最大程度上促进被告人的再社会化要求。实践中，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规范指引，司法机关也多按照自身的程序开展工作，未能以整全视角实现教育功能的衔接配合，法庭教育的定位也未得到科学界定与凸显。这与《六部门意见》有关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进一步加强公、检、法、司协调配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有关积极建立和完善“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形成有效预防、矫治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合力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将法庭教育等同于庭审教育，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的某个固定环节

庭审教育仅是法庭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法庭教育就是庭审教育”的认识仍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法庭教育具备特定的环境，法庭教育必然是在庄严的法庭上发生的活动”［1］。当前，有关法庭教育的争议大都集中于“法庭教育如何在庭审中设置教育阶段”，这折射出“法庭教育就是庭审教育”这一偏颇认识的流行程度。审判人员不能牢固树立依托庭前准备程序中的审前社会调查、亲情感化、有效沟通和心理辅导等活动为庭审教育奠定基础的司法观念，或对作为审判权衍生性质和法庭教育必要延伸的判后帮教不够重视，均系上述片面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和必然的反映。审判人员在庭审中缺乏教育感化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源支持，法庭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免陷入“表面化”和“剧场化”的泥沼；而忽视延伸帮教工作，则丧失了巩固强化法庭教育既有成效的极佳机会。

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某个固定环节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实践中的庭审教育大都置于法庭辩论后被告人最后陈述前进行。为了使庭审教育不与新法的规定相抵触，排除在宣判前开展法庭教育可能存在的“有罪教育”嫌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将庭审教育阶段设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支持这种做法的代表性观点如“在宣判之后进行教育可以告知被告人犯罪原因以及对社会、家庭和本人造成的伤害，还可以告知被告人被判处特定刑罚的理由以及改造的要求，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2］。实践中也有如上海普陀法院在认定被告人有罪、宣布量刑结果之前进行法庭教育的“三段两议”模式。［3］上述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某个固定环节的认识舍弃了庭审不同阶段具有的独特教育功能及各教育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混淆了合理的庭审教育内容分配及程序安排与“有罪教育”的边界，似有过分夸大有罪宣告前的庭审教育与“有罪推定”关联性之嫌，使得原本应当科学贯穿于庭前准备程序、庭审各个环节并延伸至判后帮教全程的庭审教育碎片化，难以充分实现法庭教育的固有功能。事实上，“有罪教育”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的合理安排加以避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虽然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也参与庭审教育，但这无法推定出只要少年法庭参与教育就是‘有罪教育’的结论。只有法院判决后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审判人员最基本的业务知识。”［4］

三、对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认识还不充分

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观念符合教育学、人格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但此种认识在法庭教育中体现不充分，常见的表现形式如下：其一，教育者和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庭审教育往往成了法官、被告人的法定人、老师、律师的表演场地，被告人只是默默地听，大多数时间都是低着头不作声，或是伤心地哭。被告人经常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至于未成年人本人的想法或者要求，经常被忽略或不曾提起。［5］被告人的陈述也存在被随意打断的现象。其二，教育的组织者没有全面领会法庭教育的涵义，习惯于在被告人面前简单铺陈、堆砌法律知识和社会规则，而非将帮助被告人学会如何正确思考和行动作为工作的重心，法庭教育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其三，法庭教育注重抑制反价值的矫正而忽视积极方面导引的倾向比较明显。其四，关注、尊重、永不放弃，以及真诚、包容和热切期望的对话这些作为教育前提的要素还没有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注意，他们在法庭教育中往往以“专家”而未以鼓励者的姿态出现，忽视了向被告人传递诸如“你很重要，你能做到，我不会放弃你，我永远支持你”［6］等激发被告人主体性的鼓励信号。可见，司法机关就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认识尚存不足，这也制约了法庭教育功能的实现。

四、对法庭教育强制、干预的属性及社会教育的性质认识不足

美国的少年法院和公立学校都是公共机构，都肩负着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未来公民的重要任务，所以，杜威得出了少年法院和公立学校一样可以作为教育机构的结论。［7］台湾学者林纪东则指出，“少年法庭，实以审判机关而兼具教育机关之性质者，毋宁更置重其教育之成分。少年法庭，既具有教育机关之性质，且为特殊之教育机关。”［8］中国大陆学者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主要特征和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9］。可见，少年法庭教育机能之重要地位已经得到普遍确认。然而，我国少年法庭仅以少年司法政策及其理念为支撑，着眼于使未成年人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的发展前景，从而强制干预被告人再社会化的法庭教育之属性尚未得到广泛体认和内化。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审判人员对于法庭教育的责任意识还不够强，还没有将法庭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法定职责、程序来看待；刑事审判中用于法庭教育的时间、精力还相对有限，或认为可长可短；少年法庭疏于引导未成年人体认法庭教育背后深厚的人文关怀要素等。由此，被告人尚不能在审判程序中很好地建构起自觉转变社会态度和重塑法律道德观念的内生动力，影响了法庭教育功能的实现和释放，弱化了社会公众对少年法庭在社会系统中承载教育功能的认知度。

法庭教育属于社会教育范畴，但人们通常不这么认为。当前，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的教育功能结合起来，使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功能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形成有利于提高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社会化的互补联动和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已渐成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渠道。在此现实背景之下，不能正确认识法庭教育的社会教育属性，就不能在审判活动中自觉理性地审视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家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正规教育和完成社会化过程主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以及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支撑的社会教育中出现的异常与症结，就无法以社会教育主体的定位对被告人施以更有针对性的法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家庭和学校都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机构，但是，家庭正变得十分脆弱和不稳定，其社会控制功能和帮助青少年社会化的机能均受到不同的削弱，［10］而受主智主义、能力至上和效率主义的社会倾向影响，学校教育中有关人格发展的教育也已成为一项形式化目标。［11］面对这种现状，如果将法庭教育从社会教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无疑将进一步消解其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有的反馈支持功能，影响法庭教育积极社会效应的显现。

五、审前社会调查、圆桌审判方式、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合适成年人参与等法庭教育配套支持制度尚未全面建立

法庭教育制度并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依赖审前社会调查、圆桌审判、心理辅导、合适成年人参与、庭前亲情感化、适当教育情境营造等教育配套支持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然而，这些制度目前尚未全面建立。首先，《六部门规定》和司法实践已经明确了审前社会调查的责任主体是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考察发达国家的社会调查制度可以看到，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需要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门知识进行工作，对少年的思想、性格、活动、经历及生活环境等进行全面调查后，要向法院提交书面调查报告和结论。［12］但在当前以社区司法矫正人员为核心的调查主体中，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的人员配比还相对不足。人民法院在实践中也发现存在个别社区司法矫正机构的调查人员未经实地调查，仅凭想象或片面听信他人反映，即向法院提供不实信息的情况。也有调查人员考虑到街坊邻居的情面关系，对被告人的问题避重就轻，不向法院作全面客观反映。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审前社会调查主体的责任，优化调查人员结构，规范审前社会调查行为，切实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为法庭教育提供基础性保障。其次，圆桌审判方式尽管已经在《少年法庭工作意见》中予以明确，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适用也不断扩大且有所创新、突破，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圆桌审判的追求，不自觉地陷入单纯的法庭设置的改变，对圆桌审判所蕴涵的司法理念与司法要求关注甚少……圆桌审判的日益推广，已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圆桌所带来的诸如缓和气氛、拉近距离等功能”［13］。如何将圆桌审判方式与法庭教育科学结合，同样面临制度改进和细化的问题。第三，专业的心理辅导、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尚停留在各地零星试点和改革创新阶段，尚未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得到明确细致的规定。心理辅导专家和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组织管理、运作程序、经费支持等缺乏统一标准和常态化的制度保障。第四，庭前亲情感化制度虽然已经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等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但开展亲情感化的具体条件、程序性规范和职权性要求（“可以”而非“应当”）依然缺失，实践中也未得到普遍推广。最后，作为营造适当教育情境的法庭布置、法庭服饰等尚未有制度层面的考量。

“加强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是人民法院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做好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矫正工作是此项工作的重心所在。理性分析和研究法庭教育制度的现状与不足，有助于我们以此为支点，以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为杠杆，撬动热心中国少年司法事业的人们对法庭教育制度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反思，从而促进这一重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升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再社会化的工作成效。

参考文献：

［1］安平章.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的地位、作用和教育方法：兼谈当前少年法庭审理的现状与流弊.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38.

［2］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基于实证和比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8.

［3］戴蔚雯.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兼论未成年人之权利保护［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4-15.

［4］陈建明.“有罪教育”刍议［J］.青少年犯罪问题，1999（6）.

［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基于实证和比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0.

［6］宋莹.“优势视角”理论在“寓教于审”工作中的应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3).

［7］玛格丽特?E，罗森海姆.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96.

［8］林纪东.少年法概论［M］.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137.

［9］田春晖.试析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教育属性［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2).

［10］雍自元.青少年犯罪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75.

［11］郑金洲.教育的意蕴［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67.

［12］卢琦.中外少年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67.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6

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应从五个方面深化认识

一是从有利于推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长远考虑看，因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列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三大支柱，构成了塑造儿童健全人格的完整教育体系，而其中家庭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最基础教育，是伴随着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终身教育，同时也是需要给予支持和指导、加强管理和研究，相对独立的教育领域。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规范行为，予以支撑，切实保障，以提升家庭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生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发挥应有作用。二是从目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新问题看，社会转型、时代进步、教育变革的外部环境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新课题和新挑战，主要是家庭教育在制度上缺乏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家庭教育的政策法规相对缺失，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存在缺位，家庭教育的监督管理不够规范，家庭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比较匮乏，家庭教育的指导、管理、服务等支持系统有待健全。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陈旧落后，家庭教育理念不够科学，家庭教育方法不够正确，家庭教育知识缺乏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和解决。三是从我国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实践看，全国人大对家庭教育立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议案，开展了调研论证。在地方，重庆市已经在2016年率先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山西省、贵州省、辽宁省鞍山市、山东省青岛市已将家庭教育立法纳入了人大立法计划，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启动了立法调研工作。这些都为推进国家家庭教育立法和地方立法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四是从社会大众对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期盼看，据全国妇联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90%的被调查者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度非常高，对家庭教育立法的呼声也很高，足以反映出社会大众对家庭教育立法充满了期待，充分说明了家庭教育立法适应了社会大众的实际需求，顺应了社会大众关切家庭教育立法的民心所向。五是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促进现代家庭教育发展的现实高度看，家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华文化的根本在于重视教育，而重视家风家教也蕴含其中。家风家教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智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华。现代家庭教育需要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和滋养，更需要传承和弘扬以及创新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家庭教育立法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总的来看，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利于构建和完善三位一体立体化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有利于打牢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有利于促进家庭教育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有利于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可以说，我国家庭教育立法势在必行。家庭教育立法是从源头上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已经基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将进一步增强和肩负起在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中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

学会具有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宣传培训、指导服务的4大优势，具有引导性、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智库性的5大特点，特别是汇集了我国家庭教育领域顶尖、知名的专家学者的精英资源，在促进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近年来学会的总体工作中始终坚持了把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作为重要环节，重点开展了《家庭教育立法调研论证》的课题研究，举办了专题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为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做了很多提供参考依据和理论支持等方面的工作，成为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力量，学会理应在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中自觉担当，主动作为，切实发挥助推器作用。

学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继续把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作为重点，注重在四个方面助力推进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7

论文摘要 儿童本应在父母呵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近年来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却频频发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就有二起是明显涉及儿童家庭暴力的案件。虽然儿童家庭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但“饿死女童”、“父亲打死抄作业的女儿”等惨剧却还在上演。本文从多角度分析频繁出现家长虐待儿童的案件的原因，并为今后预防和制止儿童家庭暴力提出建议和参考。

论文关键词 儿童家庭暴力 监护权转移 监督

一、儿童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问题一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对于家庭暴力的解决，过去往往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的角度思考，而缺乏对于家庭暴力的另一主要受害者——儿童的特别重视，即在解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问题上缺乏“儿童视角”。随着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出“饿死女童”、“父亲打死抄作业的女儿”、“继子遭继母虐打”等一系列惨剧，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儿童家庭暴力问题。

但是，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往往是造成严重后果并经媒体报道之后才被关注， 一般的暴力还没有引起重视。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三年期间媒体报道的300个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的调研发现，在300个未成年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造成受暴未成年人死亡的有161件，超过了案件总数的一半。

谈起暴力，总是被理解为对身体的虐待、殴打等伤害行为。但是，近年来，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还存在另一种与暴力同一性质的伤害行为，如遗弃、家庭拐卖、性侵等，这种伤害行为虽然不是直接造成儿童的身体伤害，但造成的后果却更恶劣。

二、儿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儿童家庭暴力案件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某一单一的因素引起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针对造成儿童家庭案件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一）法律层面的原因

1.未明确监护人的职责

《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涉及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责任问题。但这一条文在表述上却很模糊的。“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对监护人承担何种责任以及履行职责不当是否应承担责任却没有清晰的界定。

2.没有设定专门的监督保护机构

依据《民法通则》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法律只是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这是一种模糊的规定，对未成年看似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其实因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的监督主体而缺乏可操作性。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管不问的真空地带。

3.缺乏明确的救助机制

目前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但一般性家暴行为和尚未出现严重后果的案件则比较隐蔽，仍未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和公开讨论。实践中，只有当儿童被虐待至重伤或者死亡等严重后果被外界知道时，司法机关才会介入调查和追究；而更多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由于构不成犯罪或者因为是自诉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对于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儿童家庭暴力案件，应由谁来接替失职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以及受虐儿童的后续治疗和心理辅导等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4.制裁手段单一

针对案件和施暴人的处理方式大多简单，除后果特别严重的实施刑罚外，对一般性案件缺少有效处理方式。在一些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对家长只是进行简单的批评教育。目前我国对父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非刑罚处置方式简单，导致很多施暴者得不到有效教育和处。不予介入，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5.受法定代理人制度和自诉限制，儿童家暴案件往往很难进入司法程序

《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这条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忽视了儿童被监护人侵权的现实情况。倘若儿童遭受父母一方虐待，而另一方不敢或不愿代理孩子起诉，或父母双方都对孩子施暴，儿童自己起诉就会因为诉权难以被法院受理。而且，法律规定虐待案件只有出现严重后果，才能从自诉案件转为公诉案件。因此，在一般儿童家暴案件中，司法机关也很难介入。

（二）社会层面的原因

第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将法律法规的抚养义务当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并不认为儿童也有人权。在暴力发生家庭中，“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等就成了教育子女的信条，认为父母有权力打骂，甚至认为打骂、体罚等如没造成严重伤害都应属于合理范围。

第二，对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社会大众往往采取包容或习以为常的态度，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不便干预，通常不会主动报案。根据广州妇联调研，多数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暴力认识不足，仅37.5%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打孩子属家暴行为。

（三）个人层面的原因

父母对孩子施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关系不和谐或家庭矛盾而拿孩子发泄或报复，错误的管教观念，生活困难、生活压力大或未婚先育没有条件抚养，孩子身体智力有缺陷、残疾，父母有恶习、品行不良和精神心理异常等。

受虐儿童由于年龄小，根据北京青少年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查，受虐儿童多数在十周岁以下，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儿童在体力和智力上都处于明显的弱势，根本无法反抗。在感情上，儿童又对父母所具有的那种亲密依赖又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父母的施暴行为。而且，有些年龄虽大的儿童，由于依法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淡薄或缺失，以及亲情的影响，在家庭暴力发生后，也极少报案。

三、解决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一）加强普法宣传

加强普法教育，尤其是关于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使社会大众普遍意识到儿童也有人权，形成家庭暴力即犯罪行为的观念。学校应积极普及防范儿童家庭暴力教育，提高儿童的法律意识，教育儿童面对家庭暴力应如何保护自己。同时，社区应向通过分发宣传单、开展各种讲座等形式，向家长宣传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矫正家长“因为爱你，所以打你”的错误教育思想，树立正确教育孩子的观念。

（二）设立专门的反儿童家庭暴力的监督保护机构

实践中，一个儿童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会涉及公安、民政、卫生、教育、社区、妇联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很大，无法及时发挥公权力对儿童家庭暴力行为的积极干预的救济功能和约束、监督监护人的行为。因而，需要建立起专业化的儿童保护机构，赋予其负责儿童监护问题的管理、监督、执行的公共职责和权力，代表国家承担监护的实体职责，对于儿童的监护进行动态监督。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后，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可以提供临时安置场所。在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儿童保护机构可以进行事前干预。

（三）建立监护权转移制度

受虐儿童倘若仍由父母担任监护人，呆在原来的生活环境，存在继续遭受家庭暴力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建立监护权转移制度。对于家庭监护失当的，可先送到相关儿童保护中心，通过专业评估机构对其家庭监护状况进行评估，不符合儿童健康成长条件的，启动监护权转移的程序。撤销父母的监护权后，关键应由谁担任受虐儿童的监护人呢？撤销其监护权，由国家进行代为监护。

此外，监护权转移之后，父母确有悔改的，还能否有重新取得监护权呢？诚然，监护权转移制度，只是法律在监护缺失时设立的底线，它的目的并非剥夺亲权。当父母在孩子被转移监护权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在经济条件上也能有所保证，法律应该提供监护权回归的渠道。监护权回归后，必须由专门监督机构进行跟踪监督。

（四）完善对失职监护人的追责制度

目前对于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多数仍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上，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应完善法律法规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干预和救助措施，健全儿童家庭暴力责任追究制度和非刑罚处置方式，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批评教育的非刑罚处置方式。儿童家庭暴力案件因受法定代理人制度和自诉限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对于这种情形，可以由法院在审判时为其制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保障受虐儿童诉权的行使。此外，应明确规定不履行监护职责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界定监护人不当行使监护权的情形，使监护人明确自己的职责，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五）建立强制报告儿童家庭暴力制度

面对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缺少及时发现的渠道的现象，国家应建立强制报告儿童家庭暴力制度，要求学校、医院、社区等与儿童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童遭受家庭暴力时，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报告。强制报告制度应对义务报告人的范围、报告的时间、接受报告的部门、不报告的法律责任等进行规定。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可以逐渐让社会公众和相关责任人员形成家庭暴力即犯罪行为的观念和对任何虐待儿童的行为零度容忍的思想，主动报告。同时，设置相应的奖惩措施配合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促使强制报告制度在预防和解决儿童家庭暴力的行为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建立受虐儿童心理评估及后续辅助治疗制度

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家庭暴力 法律意识 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7-0245-02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阐述

家庭暴力，主要为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在农村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人的态度是沉默、忍让，即使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也不愿用法律等外部手段来解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在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事再大也是自己家的事，“家丑不可外扬”，不可说给外人，连邻居都不能让知道，更何况去国家机关举报？如果有人举报使得家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会被认为是造孽，要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大家普遍的观点是不该告状，自己家的事就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从中调解，但决不能报官。这样的观点根深蒂固，因此很少有人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家庭暴力。二是农村人的法律意识很弱。据了解，除了在学校学习过法律知识的人以外其余的几乎不懂法律，更别提运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认识存在偏颇，他们对法律有种恐惧感，因为人们对法律的了解主要源于刑事案件。对于民事纠纷，人们常常不会用法律来解决，因此，人们感受到的绝大部分是法的强制性而很难感受到法的公平作用，在内心深入人们不愿意遇到问题诉诸法律，法律在人们心中代表了约束、限制和剥夺，而不是对人们权益的规范和保护。传统观念及对法律的偏颇认识，导致家庭暴力事件被当作平常事隐瞒在家庭内部，也使得施暴者越来越张狂。

同样，城市里的家庭暴力问题也很突出。据了解城市里的家庭暴力相比农村要多一些，原因之一可能为城市生活的压力所致。在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方面，城里人更懂一些法律，他的法律意识比农村人稍强，但是实际生活中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权益的并不多。除了上面所讲的传统观念的原因外，顾虑面子也是他们对家暴事件不愿诉诸法律的原因。现在的人都很好强、好撑面子等等原因使得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人寥寥无几。

总之，目前实施家庭暴力还真不少，导致离婚率逐渐增加，虽然有关部门没有实施家庭暴力案件的数据，也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但是现实生活不是没有发生家庭暴力的案件，许多人们不愿意报案，自己内部解决或请一些平时自己村里人都比较尊敬的人来帮他们做比较公平的解决，离婚的也大部分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导致的，有一些家还一直存在家暴事，对她们来说身体的虐待是家常便饭，而且大部分是夫打妻，虐待妻子家庭暴力中已经是常见的。妻打夫的很少，甚至没有。男人们还理直气壮地在外面讲自己打妻子的事，而女性们还在隐瞒自己被丈夫打的事实。这样那些狂风的施暴者们更加变得放任，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在家庭暴力中被施暴者的遭受来看，她们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头发拉掉很多，重者肋骨断裂，耳膜穿孔，乃至有些剥夺性命。

二、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

家庭暴力的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的，受传统的腐败思想观念的影响，生活的压力，施暴者的素质，法律宣传度不够广不够强等等有很多种原因，主要有以下：

1.外界的因素

1.1受传统腐败思想观念的影响

虽然现在都说男女平等，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的在普遍农村家中大事都是男人来决定，女性只能听命与男人做的决定。在家庭中丈夫对妻子有权利，妻子对丈夫有义务。妻被夫打不算多大的事，可是妻对夫打那可是天大的事，那个女的就变成了老百姓心中的魔鬼了，对夫甚至都不能顶嘴。这等的传统习惯势力，它的影响还很深，到现在还是保障不了妇女的权利，仍然有歧视妇女的残疾。这样人们默认了在家男人有权打女性的权利，妇女们被打也算是倒霉，自己上辈子造的孽而这辈子遇到一个这等的丈夫，不能顶嘴、不能反抗、不能报案，只能一忍再忍，这样男人们的权利扩大了，发生家暴必定的。

1.2生活的压力

很多妇女社会经济比较低，甚至没有外来收入，有些家庭中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男方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家里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完全依靠丈夫，丈夫负担太多家里人的责任，在外面工作不顺在家没有一句温暖的话还长跟妻子斗嘴，这时他们尽量压抑情绪，经常控制情绪，而长久克服的情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样的生活压力给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感。克服不了生活带给他们的压力时男人在外面酒瘾或工作狂，在家越来越听不进妻子的唠叨，慢慢丈夫厌倦看不起妻子，酗酒后打妻子发泄工作的压力，而家庭暴力产生后，由于妇女自身心理素质低，对家庭的后顾之忧及过于注重对外界的评价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一味迁就，隐蔽，妥协，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

1.3.法律宣传的削弱

由于我们疏忽了法律宣传的重要性，使有权部门尽管规定了一些惩治犯罪犯子的法条，它也起不了太大的的作用。虽然法律规定了解决家庭暴力的有关规范，但是纸上的知识运用实际里的不多，人们不是不想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或它的权威。

2.立法的不完善

虽然在《婚姻法》中规定了有关家暴的一些法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者提出请求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但是反家暴的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家暴行为，我们的立法未作出有效的针对性防治规定，导致实践中的家暴行为未得到根本的制止 。

3.个人的原因

3.1施暴者素质低下的原因

许多的从小缺乏良好的教育者，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来自你自己的家，因为我们年轻，依靠别人的年，那些养育我们的人，我们决定命运早。如果父母没有教育子女或没有做好榜样，后代将会走上不正确的道路上，缺乏良好的品德，身心素质低下，性格变得孤僻。那些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自认为异于他人，易受他人的愤怒及批评所威胁，在外面受别人的批评到家找人发泄，没有自控能力，心胸狭窄。因为素质低下而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外面没人接近你没人受得了你的臭脾气，在家里你就不喜欢听家人的劝导意见，想法和意见永远和你身边的人不同有异。把人与人的接触不顺服，对健康的，稳定的及真正关心你的人没兴趣，反而伤害她们。有这等坏毛病，素质低下的人容易实施家庭暴力。

3.2受害者的法律意识欠缺

长期以来，许多受害者缺乏维护自己权利意识是促使家暴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老百姓对法律表示模陌生，不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法律知识的欠缺，对法律认识程度不足。由于他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导致对法律很陌生，不懂法、不守法、不信法、不用法。使家暴者法外逍遥，长期存在家暴的问题。

三、预防家庭暴力的措施

1.加强宣传法律知识

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参与社会宣传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关机关部到老百姓中宣传有关的规定，清楚地讲受害者的权利及施暴者受到的制裁，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让老百姓知道法不仅仅是惩治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法也会惩治危害私利的，会保护个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无论谁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你都有权主张让法律来保障你的权益。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教育那些施暴者，让他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不会行得通那些腐败的传统观念，侵犯了别人的权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是公平公正，它具有强制性，只要你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你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这样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同时，应教育那些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这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自尊，自强，独立，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样受害者们不会一忍再忍让那些施暴者逍遥法外。

2.明确规定惩治施暴者的规范

完善现有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和制度。现行的法律中已载入了保障人权的问题。同样婚姻法中也规定家庭暴力的有些法规，但是规定的没有那么详细、明确和具体。《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因家庭暴力，可能引起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对家庭暴力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又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婚姻法》则把家庭暴力列为导致夫妻感情却已破裂的原因之一。《刑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则要追求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虽然家庭暴力的问题载入到民法通则、婚姻法及刑法中，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对施暴者的惩治，也]有界定情节的严重及轻微。是那些受害者也处于举棋不定中，自己的受到的伤害到底算不算严重的，法律会不会管，如果没有触动法律的底线万一法律保障不了自己的权益，那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施暴者觉得自己实施的侵害好像不算太严重的，法律里之规定情节严重的才受到刑法的制裁。这样的观念使那些施暴者没有受到惩治反而越来越放纵他们的行为，持续存在家暴事。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治安的处罚，对保护受暴者i嫌不够。所以应当完善现有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和制度，为依法制裁家庭暴力提供详细的、具体的法律依据是很重要的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权益保障法的具体办法中，应当细化法律关于禁止对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的规定，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3.有关部门机关主动去调查

目前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的问题存在是普遍的，但是运用法律来解决的却很少。由于受害者及旁观者的种种无奈而没有报案，且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被动性而公民的权益很难法律来保障。所以有权管的组织机关主动去调查，村委、居委及公检法若知道存在家暴，不要有不告不理的观念，去主动调查取证，保护弱势群众，惩治那些眼中无法的逍遥者，是实现法的价值。让施暴者感受到法的威慑，会收敛其暴力行为。能减少家庭暴力的案件的发生，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改善，提高婚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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